主题：【原创】上古文明的遗珠——中医（兼常见病中医理论普及） -- 正炁

为什么讲《易经》是门科学？仅就《四库全书》而言，这是中国古代各方面科学技术的总记录，是本大百科全书，此书的首经就是《周易》﹔另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收集了古时候的所有能搜集到的各种图书，其编排的首经仍是《周易》。其次，《十三经注疏》《四书》《五经》的首经都是《易经》，“不研易，不可为良医”，“不研易，不足以言太医”，就是讲不懂得《易经》，就不能成为好的中医大夫，也就不能进太医院为皇家治病。如果说《易经》仅仅是简单算卦的话，那么它如何能够居于各种学科的首位？因此，它是指导古代一切科学技术的一种规律，是指导一切行动的准则，是一种基本理论。这一理论指导着所有科学技术和一切实际行动。这种理论仅存在于我国，国外暂时还没有这种统一的基础理论，而是每一科学领域中有其自己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数学有数学的理论，体育有体育的理论，医学有医学的理论，社会科学有社会科学的理论，社会管理有社会管理的理论，等等。因而到处是理论到处是“真理”。这是因为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是经不起长期考验的。结果形成的仅是特性，不是共性的真理。事物的本质只有一个，不可能那么多。如果世界到处是真理的话，那就不存在真理了，真理只能有一个。

所谓真理那就是事物的本质，本质只能是一个，而且是不会变的。不存在量变到质变的问题。量与质的转变是指两个事物的竞争取代的过程，不是指的一个事物本身的过程，在一种事物中不存在量与质的转变问题。如﹕玉米一粒是玉米，一斤、一吨、一万吨都是玉米，它永远不会变成了菠菜。其本质是不会变的。如果这里的一万吨玉米运走了，而运来一万吨菠菜，这只是一个更替过程，不能说玉米就变成了菠菜了。所以事物的本质是不变的。这是中国古代自古以来抓住的主要思想之一﹕搞了一个最最基础的理论，一切行动都要根据它来进行指导。既然一切都要根据这个理论进行指导，那么它就包括了各个系统的本质，说明了这个系统是非常严格。并不象有人想象的，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朴素的唯物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全世界中许多高度发达国家的科学家，是不会在封建迷信中浪费时间的。事实上，不能不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严格性超过了我们，那么人家为什么要钻研《易经》，钻研老庄哲学？当他们发现他们研究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问题，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以前，已经研究得非常系统，非常清楚。这时才“妙不可言”，“玄极了”。他们认为越是不可能的，往往我们中国的哲学越认为可能。他们认为“一加一等于二”，我们则说“一加一可以等于二，也可以不等于二”。最近二百多年，他们才认识到一加一等于一零（即二进制）。

所以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要求，告诉你一个事情就必须是如此这样的道理﹔就必须是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理论，要求某件事必须如此这般等等。而是告诉大家一个哲理，从来不给大家画框框。老子《道德经》、《内经》、《伤寒》、《易经》、《河图》、《洛书》等都是如此，告诉你大自然的规律性，并不讲非常具体的东西，因此，当你读道家书时，感到莫名其妙，很玄。其实并非如此，它只是讲一个道理，大家只要在这个道理指导下，怎么用都是。所以说，它没有什么框框，充满了生命力。例如﹕西医中的青霉素，是什么病，多少体重、什么具体情况下要用多大量、定得非常死，离开这个范畴就不允许了。而中国医学就综合了各方面的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用药可多、可少、可用、也可不用，这样就灵活多了，境界开放多了，把事物都联系在一起，本质就抓住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充满生命力的原因。

量子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说的是任何物体的一些成对的性质，比如位置和动量（动量是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联合），不可能两者同时精密测定。

量子不确定性的关键特点是它与我们所用仪器进行精密测量的能耐（或无能）毫无关系；它是量子世界的固有性质。这就是一个诸如α粒子的实体在核聚变反应中能够“偷偷越过”电斥力而与核结合的原因。按照粒子和力的经典图像，电势垒将α粒子拒之于强核力作用范围以外。但不确定性意味着α粒子实际上扩展到一个小小的空间体积，而不是集中于一点。α粒子“云”向外扩展的模糊边界可以超越电势垒而深入原子核内部，使得强核力能够抓牢它并把它拉进核内，就像α粒子经由隧道通过势垒一样。

测不准原理也适用于能量和时间，它也是粒子对（如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能够短暂地从完全空无一物之中产生的原因。宇宙本身在足够短的时间尺度上也不能确定到底拥有多少能量，这就为按照爱因斯坦著名公式 E=mc2用能量制造短寿命粒子留下了余地。

关于宇宙可能产生于完全空无一物且总能量为零的一种概念，其名称源于艾伦古斯“最后的免费午餐”一语。这一概念由1971年的一期《自然》杂志中一条未署名的评注（约翰格里宾撰写）发展而来，该评注认为宇宙可描述成一个黑洞的内部。后来，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的派思利亚（R.K.Pathria）和纽约市立大学的爱德华特里昂（Edward Tryon）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加以发展，后者认为这个黑洞宇宙可能是从虚无中浮现出来的，这是量子理论所允许的，叫做真空涨落。量子测不准原理允许从虚无中暂时创造出能量泡或粒子对（如电子－正电子对），条件是它们要很快消失。所涉及的能量越小，泡存在的时间越长。奇妙的是，引力场中的能量是负的，锁定在物质中的能量是正的。如果宇宙是真正平坦的，那么，如特里昂指出的，正负能量抵消，宇宙的总能量便准确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量子规则允许宇宙永远存在下去。遗憾的是，如果一个含有宇宙（或者一颗恒星）全部质量能的量子泡（大小与普朗克长度相仿）真的从虚无中产生，它那强大的引力场会（除非有其他什么东西干预）把它压成一个奇点而立即将它消灭。

测不准原理对大物体的影响不明显，因为不确定性的量由数值等于 6.6x10-34焦耳秒的普朗克常数决定；它对质量仅 9x10-28克的电子之类的粒子才效果显著。对于任何物体，位置不确定性的量反比于质量，所以对于任何比一个原子大得多的东西，其位置不确定性确实很小，尽管原理上它仍然存在。

内经:何谓脉？岐伯曰：壅遏营气,令无所避,是谓脉。又曰:脉者血之府。隋楊上善注:谷入于胃化而为血,行于经脉,以奉生身,故经脉以为血之府也。 先把古人的话读懂了再扯。哪有那么玄?

　在号称所谓“知识爆炸”的当今，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还多少存在一些旧的习惯：即习惯于采用现成的理论、学说、概念和常规的工作方法；习惯于根据文献、资料作些逻辑推理，而往往缺少深一层的科学反思和独创精神。一些条件优越、本身基础好又好的科技人员长期出不了成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思想有问题。中外科学史一再証明，科学家最重要的素质是科学的思索。没有这种思索和继承，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更谈不上发明创造。

必须懂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继承和综合性的。继承性，使人类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进行科学技术的储备。综合性，又使科学技术有可能更迅速地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没有继承和借鉴，就没有新的发展；没有交流和综合，也不会有大的提高；没有继承和综合，也就不会有伟大的发明和发现。这是科学技术进展的普遍规律。

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移花接木是我经常的习惯。几十年科技工作的实践使我体会到，资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我们一方面要善于搜集、分析国外资料，另一方面要灵活掌握和运用国内资料，并把这两种资料有机地揉和在一起，融汇贯通，加上科学的思索，变成为新的东西。

“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发明创造过程中要注重新颖性、独创性和实用性，使发明项目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并能为国家创造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张协和同志，已故，原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著名学者张延生之父。他是党内为数不多的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教授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是有突出贡献的机械工程与管理专家、材料科学和建筑工程专家、教育家与医学专家（中国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进行中医与经络学研究的创始人），是我党复合型的优秀领导干部。

张协和，原名蒋孝传，1920年3月20日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父亲蒋自明烈士赴法归来后，在徐州、西安经营西式食品、餐饮业，以掩护中共地下工作，并负责党的情报联络和物资供应等工作。张协和同志1937年从山东高工毕业，即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参加革命工作，以文艺方式宣传抗日和协助父亲掩护地下党的活动。1939年冬，赴延安参加经济建设。为防止暴露其父身份，将姓名改为张协和。

1940年夏，被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为甲级工程师，年仅21岁就成为延安时期我党中、外十几位高级技术专家之一。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美坚木作业工厂和新中国工具制造厂，创造性的就地取材，使用蚕粪、芒硝等简单原料，研制成不掉色的军装染色用硫化染料﹔设计和监制了数千台单头毛纺机、18头脚踏纺纱机和织布机﹔研制并生产了数万件农用工具和运输、水力机械等，为大生产运动开展立了功。

1943年后，他参与设计和指导施工建成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边区参议会大礼堂，独立设计和指导施工建成延安枣园中共中央首长办公室、宿舍和延安中央医院阿洛夫大型手术室、南泥湾高干疗养院、陕甘宁边区妇女合作社楼房等建筑工程，并完成室内装饰及设施用具的配备工作。他为残疾军人研制成既能走路、又能骑马的假肢，开创了延安的假肢业。他还提出由“半工半料成本经济核算制”、“奖惩制度”和“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三方面组成，以责任制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模式，坚持职工培训制度，使工厂对生产技术精益求精，生产出数千件美观、坚固的家居用具，至今仍令各界参观者赞叹不已。当时，就连美国驻华机构也来订货。张协和同志“多才多艺”，他为边区发展倾尽所能、出谋划策，不仅在延安女大、中央文化补校、中直机关修建训练班等多处自编教材教授农业种植、土木建筑、木器木艺、车辆制造、食品烹饪等课程，还出版与发表了《种菜常识》、《怎样烧木炭》、《运输工作须知》、《大灶菜烹饪法》及《改良小农具》、《改进修建技术》、《怎样养畜禽》等十余部科普读物与文章，并给延安评剧院做道具和行头，他的多才甚至让来延安访问的马歇尔将军也为在边区窑洞中能尝到正宗的法式大菜而惊叹。由于张协和同志对工农业、纺织业、运输业、应用化学、建筑工程、办公用具、医疗器械、大型光学制版印刷、边区财政、文化艺术及培训革命技术队伍等众多领域作出创造性贡献和发扬了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精神，1943年被中共中央管理局授予“劳动模范”称号。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1956年，他被调到华东局和山东省工作，曾参加和组织了潍坊、济南、青岛等城市接管、物资处理、兵站运输、培训干部、创办教育、国防施工、城市建设等工作。作为山东工学院（现山东工业大学）的开创者，他紧紧抓住新旧教育的本质区别，改革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注重培养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品德和创业精神，并带领学生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新中国急需的专门人才，为中国的新型高等工程教育事业和山东的经济建设及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10月因朝鲜战局紧张，张协和同志接受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紧急国防设计、施工任务，出任山东建工局设计室主任，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采用独创工艺，以超常速度保质保量完成了工程建设，为此他积劳成疾，患了器质性心脏病。此外，他还参加了济南、徐州、临沂、烟台、青岛五地的烈士纪念塔、纪念堂、烈士陵园的设计和建设。

1956年5月在帅孟奇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他被调到北京任一机部设计总局副局长，为苏联援建156项重大工程实施作出贡献。在任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期间，主持研究并取得了1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8项获国家级奖励，发表论著100余篇。

1964年机械院成立了张协和同志直属研究室，专门进行中央军委与国防工办直接下达的国防尖端项目的试验研究和常规武器及配套的生产设备、测试仪器的研制，以及其他民用科研项目的技术研究。1963～1964年，他作为技术负责人以独创性的发明，组织完成了“708”工程关键部件和不锈钢冷加工及其深孔套料成套工艺关键技术的攻关，为我国潜艇与原子能加工技术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1964年，他根据中国传统加工方法，结合现代材料特点，主持“947”工程研究取得成功，提高了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冷却器的加工质量及速度。1965年他主持承担提供两弹试验用大型离心机极其大蒙皮的研制工作取得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水平。1966年他根据中国古代曲拐的机械传动原理，主持研制曲拐传动半自动多头钻床获得成功，为我国原子能工业提供了重要的机械加工设备，其设计思想现已被多种行业所运用。同期，他还主持与五机部合作完成了多种援越军械装备的研制及钛合金冷加工工艺的研究，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我国钛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作出贡献。他在心脏病加重的情况下，仍坚持领导组织并亲自制定设计方案，突破技术难关，承担并完成了中央军委下达的跨越音速柔壁喷管的研制任务，只用了500万元人民币（贷款），不仅全部实现了国有化，节约了1300万美元的外汇，而且填补了我国风洞技术的空白。

从1954年开始，张协和同志就利用电子技术进行中医经络研究，独立发明了填补国内外空白的经络测定仪，証明了人体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在国内外引起轰动。1958年在《健康报》、《中医杂志》全文发表并出版了《经络测定的疹病原理与使用方法》、《京Ｉ型经络测定仪使用方法与构造》等专著，并由一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组织仪器生产与推广。当时，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和卫生部长李德全等领导同志都亲自作为试验对象，他们为挖掘祖国中医宝库和大力支持医学科研事业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张协和同志，使他在经络学研究及其应用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受卫生部委托，在苏联、朝鲜、蒙古和国内培训了大量主治医师，为中医临床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他还主编了国内第一部经络研究专集《经络测定仪（之一）》，他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组织此项研究的试验成果和论著至今仍保持着世界先进水平。

他精于中医，有不少研究成果及专著，十几岁即学习中医为人看病，后结合西医知识，坚持业余时间义务行医。他曾经周恩来总理推荐，兼任中央保健局医疗顾问，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许多领导同志及国内外十几万患者义务诊治。由于他在中医临床与疑难病治疗方面的医术高超，虽非专业医生却享有“半个御医”之美称。他提出了“以西医现代诊断结果及世界统一病名分类为基础，配合中医对症进行全面治疗”的中医诊治方法，并大力支持中药西制及单位中药主要成分药理研究等现代方式的中药学研究与成果推广，还将自己与同行的大量验方提供于世。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的当面指示，坚持利用经络原理对肿瘤的预测进行科学研究，并自费研制成测肿瘤等疾病的仪器，还编写了有关医学论著。为了给缺医少药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培训基层中医药人才，1984年，张协和同志参与创建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同时义务兼任副校长。多年来，他为创立中西医结合的新中医而潜心研究，提出了二十一世纪中西医研究人体科学的新思想。他撰文说﹕“二十一世纪是研究人体科学的世纪。该世纪的医疗技术，一是世界医疗技术比较研究，二是中医整体诊疗观察与西医局部诊疗观察的对话与结合，将这两种体系的优点融合起来，医学将有可能取得飞跃发展，并产生新医学。因此，中西医医疗技术将得到适当转移。”

怀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热忱，他广泛结交戏剧、曲艺、电影、文学、美术等各界朋友，积极参与多种文化活动。1958年他成功地为人民大会堂的陕西厅和山东厅进行了全面装饰设计。1964～1966年，他还兼任中央工艺美院《装饰》杂志编委工作。他在考古、文物、古代建筑、古代科学技术史等知识领域均有造诣，并收藏了大量文献资料与实物。1982年，他提出了“工业美术设计的十大要素”，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6年，在中日北京技术文明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重要科学论文《技术文明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合著），科学地阐述了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等科技政策和有关概念体系，该文被多种报刊转载、引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益。1987年，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失效工作委员会根据他在全国机械装备失效及预防工作中所作贡献，授予他特殊贡献奖。他还研究了多个领域的重大问题。如合作提出《采取措施防止家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严重质量问题可能造成爆炸危险的报告》，获中国科协首届优秀建议奖。1988年，面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多次指出﹕“从历史上看，抛弃祖国传统文化，而一味主张所谓‘全盘西化’是不得人心的，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象破布一样扔掉。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能是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中国的西化”。他还针对企图只靠引进技术买来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和盲目进口“买洋货、上洋当、受洋罪、出洋相”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为了更好地教育下一代，他向多处纪念馆、博物馆和有关部门提供、捐赠自己收集保存的历史资料和实物，并于1992年，根据详实的史料合作主编了《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出版），为研究杨虎城将军及“西安事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同时，他还积极联络亲朋好友，为海峡两岸统一尽绵薄之力。

张协和同志担任了机械部、机械院和多项全国性一、二级学会、学术团体领导职务和高等院校客座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级经济、管理和科技骨干人才。半个世纪以来，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广泛的发明创造活动和有关管理工作，并积极投身于培养“四有”新人的高等教育事业。他从不计个人名利、努力拼搏，为我国的机械工业科研设计及管理与制造、军工科研、建筑、教育、中医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我国机械行业的科技进步和科研事业的振兴，为我国经济发展和四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那时，他接受了一项重托：某种尖端试验产品上有一个部件，是一块粘有极薄的铜板的特殊玻璃，铜板要粘上去，国外的同类产品就是这么做的，而我国没有这种粘合剂，国际市场上亦对我封锁。这个问题很棘手，而研制的期限又不容拖，但还是按时并保质保量地被拿下来了。这里又有何等诀窍？其中的道道却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仍是从走街串巷的锯盆锯碗匠的传统手法上得到启发，那块铜片是被“锯”到那块特殊玻璃上的。

“锯盆的我有——”苍凉嘎哑的声音在我国的城镇乡村回荡了千百年，又有谁能想到这种不人眼的小把式能和大鼻子洋人的奇巧玩艺儿相结合而放出奇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毕斯耶在里昂的发电机铸件上应用了它，半个世纪后，张协和又在要进入太空的尖端产品上应用了它。联系这二者的机制是什么？倒不能归结到父子间的遗传基因上，而是一种相信我们民族的古老文化中深蕴着宝藏的信念，是一种欲得古人正脉的苦苦追求，同时也是一种主义，是一种欲得将西方的、东方的有价值的技艺统统拿来为我所用的主义。

就这么着，父亲口传心授，儿子心领神会，力求按着医圣的正宗学下来，居然学成了个不错的大夫。

医圣是河南人，相传他有句透着河南土腔的话：“药过十三，任嘛不拈。”是说一个方子中超过了十三味药，就什么病也治不好了，强调要针对病根下药，几味几副，药到病除。张延生跟着他的父亲，苦学的正是这一手。

一方面是飞机发动机，另一面是东汉的三百七十五副经方，张延生从中深切体会到了东方和西方思维方式的各自高明之处，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之处以及人类面对同一个自然界所呈现的智慧的相通之处。有一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还是在六十年代，上级交给他父亲一项科研任务：解决原子能反应堆中的冷却板的加工问题。在那个时期，我们国家刚刚掌握了核武器技术。举国上下对这个领域有一种神秘感，解决这方面的相关技术问题那时可是件大事。这种冷却板的同心度要求很高。每块板有一千多个孔，要保证同心度，就必须严格掌握这一千多个孔的孔距，如果哪个孔距出现了相当于二分之一头发丝截面长度的误差，整块板就报废了。怎样从机加工上保证这种冷却板的同心度？张延生的父亲冥思苦想，几个方案终不尽如人意。张延生本人是学工艺的，也为其父暗暗焦急，当然，当时他那点水儿还太嫩，帮不上忙，只能在一侧焦急而已。

一日，其父吃罢饭后到外面蹓弯，在景山公园后的一条街内见到一个麻绳铺的人在打麻绳。为了提高效率，那人采用了一种民间的方法，即在一条长长的板上拴了七八股麻，用一个偏心轮驱动，偏心轮斜着摇，七八股麻同步拧到一起。这位高级工程师见状略有所思，在一侧蹲下，看了半晌，猛地一拍脑门站起来，心里有了初案。他回家后，卸了块床板,做了个小试验。成功。至此，伏案数日，拿出个方案，拿到单位论证，初步通过后，又在试验中加以改进，很快，一个利用偏心轮原理带动若干钻头同时给冷却板打眼的工艺流程出来了。用此方法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而且保证了这种板的同心度。事后，这个项目拿了国家级的科研一等奖。

这从麻绳中“拧”出来的一等奖，给张协和同志一大启发。饭后茶余，他总对研究西方航空工艺的儿子说；西方的机械工艺，主

要是靠齿轮传动，但齿轮不仅误差不易解决，而且很笨重。中国自古以来不用齿轮咬合的传动系统，而是用“拐子”一类，煽粮食的风车、打水的轱辘，都是直来直去的，没有中间传动部分。火车是西方搞出来的，这么大的家伙，如果用齿轮传动，齿轮咬碎了也带不起来，所以在主动轮上采用了曲柄连杆。而曲柄连杆说到底，就是中国传统机械中的“拐子”。加工冷却板也是这样，如果循着齿轮传动的路子去找方案，怎么也难以走出死胡同，但把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技术套过来一点，出奇制胜，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所谓“土”，并不全是土头土脑的，会有高精尖的东西，渗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识，只要开发出来，就是领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