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理解 -- 履虎尾
在商代中期“盘庚迁殷“之前，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部族人民的经常迁徙，这就是《尚书*盘庚》所载的：“不常厥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在建国之前，商人迁徙了八次；建国后，商人又迁徙了六次。
我们先看商朝建国前的情况。
据《史记*殷本纪》所载：“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 《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
这八次迁徙，都是商朝建国之前发生的，但八迁的具体地方，《史记》却语焉不详，从战国时期开始，人们就试图找到这八个地方，直到二十世纪初，大学者王国维才把这八处地方明确下来：
契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
昭明居砥石，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
昭明又由砥石迁于商，是三迁也；
相土又东迁徙泰山下，是四迁也;
相土后复归商邱，是五迁也；
夏帝芬三十三年，商侯某迁于殷，是六迁也；
夏孔甲九年，商侯某复归于商丘，是七迁也；
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
成汤灭夏之后，商人又有六次迁徙。
《史记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
据《史记正义》所载：“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敖，河??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由于《史记*殷本纪》脱漏了祖乙居庇，南庚迁奄两件史实，因而无法凑足五迁之数。
据《竹书纪年》载：“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
王国维认为，祖乙一迁于耿，再迁于庇。
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
又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当时黄河从北河入海，奄在河东，殷在河西，所以，这次迁徙，是涉河西迁。此条史料为地下考古材料所证实。
《史记*殷本纪》所说的“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故居”，是与史实不相符合的。
于是我们知道了，汤至盘庚的六迁乃是：
成汤居亳；
帝仲丁迁于胧（?蹋?，一迁也；
河??甲居相，二迁也；
祖乙居于邢（耿），三迁也；
祖乙再迁于庇，四迁也；
南庚迁与奄，五迁也；
盘庚迁于殷（北蒙），六迁也。
自盘庚迁殷之后，商人不再迁徙。（也有人认为，还有两次迁徙。）
这前后十四次迁徙，具体的地点都不确定。例如，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成汤居亳”，亳究竟在何处，史学界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意见。自东汉以来，各种观点一直在进行着争论。一是北亳说，认为亳在今山东曹县。这是汉书地理志上的说法，王国维就主张此说。二是南亳说，认为亳在今河南商丘，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此说。三是西亳说，认为亳在今河南偃师县的二里头，这也是《汉书*地理志》班固自己注里的说法，王国维对此说曾进行了批驳，认为此地太靠近西方，这一代是夏人的活动范围，而商族是在东方发展起来的。四是郑亳说，认为今日郑州城内的二里岗商城遗址即是成汤所居之亳。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说法，然而，以上几种说法，各有道理，也各有不足之处，均无法取得共识。
盘庚所迁的北蒙，亦即殷，究竟在何处，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直到二十世纪初，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大量商代青铜器的出土，人们才把河南安阳殷墟，明确为盘庚所迁的殷。
所以，商代的这十四次迁徙，除盘庚迁殷外，其他十三次迁徙，具体的地点都无法确定，都有待于地下文物的出土。
长期已来，一个人云亦云的传统意见，就是把殷人的迁徙，等同于后世帝王的迁都。这种意见显然是错误的。殷人在成汤之前，还没有建国，其部落聚居的地方，充其量不过是个小城邑，根本不能看成是国家的首都。迁徙时，要把原来的根据地完全放弃，要把所有的部族成员都带到新的据点，这种情况，与后世的迁都，是完全的不同的。
关于商人迁徙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逃避水患说”。此种说法曾经在很长的时间内兴盛一时，但是，“水患说”经不起考证。据清代学者的研究，黄河自大禹治水以来，直到东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一直没有发生决口事件。还有，成汤以前的八次迁徙，其地点大致上都在今山东境内和河南东部。不仅去河甚远，而且地势较高，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成汤到盘庚的六迁，也不是避河远去，而是在黄河两岸迁来迁去。发生水灾的情况仅出现了一次，见《尚书*咸有一德》篇的注释：“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国为水所毁，于是修德以御之，不复徙也。”祖乙时虽然发生了水灾，但祖乙修德不迁徙，这条史料成为对避水患说的一个有力的驳斥。
商人与周人原是两个不同的部族，不仅在文化上有许多区别，在地理分布上，也有明显的不同。周人的发祥地在西方，而商人的发祥地在东方。王国维先生对此问题曾提出相当深刻的见解。王氏认为：殷以前，帝王宅京，“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见《观堂集林*卷十二*殷周制度论》）从古籍和地下出土文物中，都证明了王国维先生的意见。殷人是兴起于山东滨海地区的一个部族，他们逐渐地西迁，最初活动在鲁南一带，然后向豫东方向发展，最后则定居在大河两岸。（而周人兴起于西部，逐渐向东方发展，遂与商人逐鹿于中原。）从殷墟地下出土的文物来看，除了发现大批的青铜甲骨之外，还有不少的咸水贝和松绿石，以及少量的鲸鱼骨，这些物品，显然都是滨海居民的遗物。这就表明，商人是由东向西，从海边走向内地。他们不是要避河远去，而是越来越接近黄河，接近黄河两岸的黄土平原。
二是“抛荒农业说。这种观点认为，必须把迁徙现象与当时的经济生产挂起钩来。在上古时期，夏商周各部族，主要的产业是农业。当时的农业生产，是一种抛荒农业，游农经济。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主要依靠土地的天然肥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耕耘，土地的天然肥力消失，就要重新去寻找新的土地。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上古时期，各部族对黄土平原的争夺，就是对肥沃土地的争夺。这种说法的缺点，是缺乏史料和考古方面的证明。
三是，有人认为，要从古代的政治方面找原因。从历史材料方面看，从成汤到仲丁，六世十王，约一百多年的时间，政治上相对稳定，因此，在亳居住的时间就长；而从仲丁到盘庚，五世十王，也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商朝内部的政治局势不稳定，发生了王位之争，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外部又有诸夷和方国的威胁，所以，要进行迁徙，以转移矛盾。这种说法有相当的道理，缺点也是缺乏史料和考古方面的证据。
盘庚迁殷不仅是商代前后期的分界，也是中国上古历史的分界。盘庚迁殷以前的历史，基本上还是传说时期，而盘庚迁殷后，历史材料丰富起来了。除了史籍方面的材料外，又有了大量的出土历史文物。盘庚迁殷后，商族就基本上在殷地定居下来。（也有人认为，盘庚以后，商人又迁徙了两次。）
这种经常性的大迁徙，必须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要有大量的荒地；二是，经常大迁徙的部族，其人口数字不可能太大。这两个问题，准备在下一帖中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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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了吧，虎兄对殷人迁徙的解释还没出笼。
听完课后，获得些感想，也产生了疑问，找履老师答疑。
想问一下商人迁徙原因的三种观点。
先跟您问这“抛荒农业说”好吗。觉着那时候种地，就是握着根尖木棍往地上一戳，在戳出的洞里放几粒种子，用脚胡鲁着盖上土，再踩上两下，然后就是烧个乌龟壳或是牛胛骨什么的，就等着从天上往下掉雨点了。等长出来了，也肯定不都是麦子。对人来说，要是没分清是粟子还是萆子，拿错了回家，老婆不给做饭的话，对于地来说，长什么不是长呀，真就到了肥力蓄的赶不上用的那种程度了吗，有那么强的开发能力吗。
再跟您问一下“政治方面”的原因。感觉那是一个生存权为绝对第一人权的时代，人们战天斗地的时间远多于勾心斗角，看到的政治原因往往直接地来源于经济原因。比如稍早些时候的大禹一家两代人的遭遇，更主要是工程方面的原因。再有那些诸夷和方国，大概也是居无定所的偏多，相互间的接触，偶然的遭遇会是远多于有意识地外交。政治因素是否可以独立出来，作为主因来提。
以前学习中知道，老祖宗是崇尚"天人合一"的，说的是人和自然是一个系统。商人的迁徙，直接原因就是在原地活不下去了，这大概是人口、生产能力、气候、土壤及地理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上面说的，从成汤到仲丁，六世十王，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都呆在亳没动窝，而从仲丁到盘庚，五世十王，也是一百多年的时间却搬了六次家，这里面除了土壤和政治原因外，会不会有气候突然变更或是人口局部地区爆炸增长的原因。比如成汤他老人家在安居的前一百年中间，说过什么“人多力量大”之类的，从而导致后一百年出现，相对多的人口及有限的生产能力与资源的现有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可能又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几涝几旱，人们便开始寻求出路，于是几个带头的经历了一番争吵的路线斗争之后，又烧了几块乌龟壳和牛胛骨，继续开始了新的长征。
可能您下边正要讲呢，我这是有点心急了，就算是提前预习，带着问题听课吧。
我自己也解释不了哇。
典籍方面仅有尚书盘庚一篇，还说得不清不楚；而地下出土几乎根本没有，黄河的多次改道，一切遗迹都荡然无存。
请看<商代农业的发展水平>.
《尚书?商书》中为迁徙而作的几篇，《尚书序》称：“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甲居相，作《河??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但都已散佚，现存的只有《盘庚》三篇。在专为盘庚迁殷而作的这三次长篇讲话中，并没有一字谈到迁都的原因。因此，汉代学者以为盘庚迁殷是为了所谓“去奢行俭”（《后汉书?杜笃传》引《奏论都赋》），近世学者又主张是由于“避河患”。近来有人又说：盘庚迁殷“是为了对付北方的强大敌人”；也有人主张是由于“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生产力便逐渐衰退，收获年复一年地递减”；更有人认为这是围绕迁都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贵族和平民的矛盾斗争。这些说法，似乎都难成立，所谓“奢侈”本是剥削阶级的本性，不是迁都就能改变的；盘庚自奄西迁北蒙本系渡河远迁，根本与河患无关；商之威胁来自鬼方、■方和土方，乃是商代中叶以后事，不能构成盘庚迁殷的原因；所谓土地生产力的减退，是商周时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当时一直采取土地轮作方法加以解决，也不需要迁都。至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即使表现得非常激烈的时期，也不是迁都就可以解决的。
那么，盘庚究竟为什么要迁都呢？
成汤时期的国家权力已经初步确立，奴隶制的社会秩序亦已稳固。但是，成汤死后，却发生了“伊尹放之（太甲）于桐”（《孟子?万章下》）的王室内部斗争。我们知道，商王国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原则，太丁既然早死，王位则应当由太丁弟外丙继承。但是，太甲却没有遵照这个原则，自立为王，这自然是个严重“不遵汤法”（《史记?殷本纪》）的行为。所以作为一个以庖人出身，媵有莘氏之妇，而力成汤的“小臣”或“小臣令”地位，辅助成汤灭夏而王中国的伊尹，便不能不起而维护“汤法”把他“放之于桐”了。不过，太甲虽曾一度被逐，后来由于他能“悔过自贡，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殷本纪》）。太甲重新复位，并且有所作为，获得了“太宗”圣君的称号。由此可见，商王国建立伊始，王室内部的斗争就是如此尖锐和剧烈。仲丁以后，《史记?殷本纪》载，在仲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呷、祖丁、南庚以至阳甲之间，一直闹着“（诸）弟于或争相代立”，形成了“九世乱”。按照商代继承制度，仲丁为大戊长子，其子祖乙本无继承权，王位应当传给河直甲子，但是仲丁子祖乙却用非法手段夺去了河??甲子的合法继承权。特别是祖辛、祖丁、阳甲三代，王位争夺尤为剧烈。按照当时的继承制度，祖辛传位于弟沃甲后，再传下一代时，王位本应由沃甲子南庚继位，但却被祖辛子祖丁夺去了。祖丁死后，沃甲于南庚又重新夺回王权。南庚夺回王权后，按理祖丁家系本应永远失去继承王位的权力，但其于阳甲又再次夺得了王权。由于当时王位不能按照规定秩序继承，因而也就造成了王室内乱，削弱了商王国的统治力量，出现了“隋侯莫朝”（均见《史记?殷本纪》）的政治局面。这就是盘庚迁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盘庚即位后所以那般极力主张迁都，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王位争夺而产主的王室内部的纠纷。
《尚书?盘庚》三篇，是对“众感”、“众”、“百姓”和所谓“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的训话。当时因为人民不愿迁徙，反对盘庚的迁都计划，他才集合人民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用花言巧语安慰池们，时而以严刑峻法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恐吓他们。例如盘庚对商王族“在位共政”的“众感”们说：
迁都的计划遭到了反对，是由于你们贵族当政者对公社农民众人的煽动。我向你们表明，我要迁都是继承先王的基业，以平定四方（“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我将仍象先王一样任用旧人共事（“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同时，我还劝告你们不要欺负老成人，也不要欺侮弱小孤苦的幼年人（“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我警告你们，以后要做好分内的事，不要再散布流言，否则将不客气地处罚你们，侮而不及（“罚及尔身，弗可侮”）。他对“众”即公社农民则说：
你们不应该不体谅我（“汝不忧朕心之攸困”），而听信坏人的话（“恐人倚乃身，遇乃心”）；在我的朝廷中有了乱政的人，贪图横财（“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而我所以迁都正是为要使得你们的生活安固，并不是为了你们有罪，要罚你们这般（“承汝傅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他威胁那些敢于再反抗的民众说：
我将要把你们杀戮了，绝灭了，不使得你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中（“我乃劓珍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最后，他号召民众说：
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久安定你们的家（“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对异性贵族和地方官长又说：现在我来宣布诚心，明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我并不是把罪过加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共同对我忿怒（“尔无共怒”），互相联合在一起来毁谤我个人（“协比谗言予一人”）。我所以要迂徙是上帝恢复我们祖先的行为（“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安定我们的国家。我将努力地提拔你们作助手，你们要怜悯我们的民众（“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我不会任用爱财的人，你们若能共同谋生，能养护人民，能图谋人民的安居，我就铨叙你们的官爵，以示嘉奖（“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现在已将我的意见告诉了你们，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不要有一个人不服从我（“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从这些讲话中，更可进一步证明，盘庚的迁都，完全与奢侈、河患、外寇、地力衰退和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无关，也实在找不出这方面的痕迹来。如果真是有这类事情降临，当时人民本能容易觉察，必然是逃之不暇，那里还能起来反对呢？其实，探索这个原因，也并非绝对不可能，只要联系盘庚迁殷前的社会矛盾，只要细绎盘庚三篇的含义，还是可以找出线索的。例如，盘庚在讲话中说到：“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来迁都呢？”我告诉你们，这是因为我看到上帝要恢复我们祖先的德政，重治我们的国家。所以我必须汲汲地向着忠厚谨慎的目标前进，老老实实地建立新的秩序。他又说，这次迁都的目的是“绍复先王大业，底绥四方”，就是说，是要继承并恢复先王的伟大事业，使天下安定。在这里盘庚把迁都的原因托词于“恭承民命”，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但是结合盘庚以前的“九世之乱”看来，他要重新建立奴隶主商王朝的新秩序倒是他的真正目的。此时盘庚已经看到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已经到了“不能胥匡以生”，即不能互相协助着生活的程度，而且他还看出这一斗争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导致“殷降大虐”，即这个殷王国的统治颇有复灭的可能。盘庚所以如此力主迁都，主要是想通过迁徙，削弱那些具有争夺王位的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地位和统治力量进而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历史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盘庚迁殷后，结束了“九世之乱”一类的事情重新发生，保证了王位由一个家族的父子世袭，因而一直到商未，从未出现过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斗争。正是由于王室内部的政治纠纷的解决，商王能够加强其内政武功方面的统冶，社会生产有了显著的发展，盘庚以后的商王国也就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也就是“百姓思盘庚”（《史记?殷本纪》）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