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 （前传）建国后的林总之开国政坛架构A -- 史文恭
整个分析是按照建国初毛刘存在严重分歧的判断来架构的，结果那几年的历史，尤其是高饶事件被解读成一片迷雾，让人昭昭复昏昏。
这种分析思路倒不是小史的个人创造，而是最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看法，特别也是一些左派和右派很少有的一个共识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恰当——建国初毛刘之间的意见差异，只是同事之间的正常工作分歧，这种分歧并没有成为影响毛政治权力安排的重要因素，更没有到了毛要重新考虑接班人的地步。
略举几个证据。
一、毛刘关于剥削有功的分歧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重要。
文革中曾大批刘解放初的剥削有功论，给人感觉毛刘一建国就分道扬镳了。但实际上刘在天津的这番讲话，是根据自己对毛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解而作出的，在他本人来说是紧跟毛思想的。在毛后来谈要限制私人资本搞社会主义后，刘就立即领会并改口，跟上了毛的新思路。这只是认识上的时间差别，并不是毛刘要各走各路。
刘改口很快，所以刘这段讲话在党内没有什么大影响。但高岗在得到了刘天津讲话的油印件后，如获至宝，贴身放着，一有机会就掏给别的领导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党内其他高级领导多不知道刘曾经有过这个讲话，也可以推测毛对刘的天津讲话并不特别在意——如果特别重视此问题，毛必定要在党内高干中敲打的。
二、毛53年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在满洲被捕的档案以抓把柄之事应该并不存在。
高的秘书和时任东北局秘书长张秀山是此说的主要源头，但高的秘书当时并不知情，只是后来有所耳闻，而张则是当事人。张秀山说他得到高指示后决定采用全面清查敌伪档案的方法以避嫌而暗中调查刘少奇被捕情况，但据当时负责查档案的组织部长郭峰回忆，东北清查敌伪档案是因为驻苏参赞叛逃而从52年中就已经开始，并不是53年开始的。他本人从未得到过调查刘少奇的指示，另外，他作为直接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不可能存在瞒过他而另搞暗中调查的可能。顺便说一下，张秀山的说法来自张去世后的家属整理稿，郭峰表示了强烈不满，因为张去世前给郭峰看过的回忆原稿并无相关内容。在郭峰的反对下，张的家属把原文中的“郭峰知情”改为了“郭峰不知情”。
不过查档过程跟刘少奇倒是确实发生了关系。查档中发现了一份揭发30年代满洲省委书记刘少X问题的材料，基层审档人员认为此刘是刘少奇，事关重大要求向上汇报，被郭峰否定。此人于是越级上报材料给东北局。后经查明，此刘并非刘少奇，只是名字近似而且正好在刘少奇之后继任满洲省委书记。材料所涉之事也只是一般工作问题，与叛变无干。其实，刘少奇任满洲书记时用的不是“刘少奇”之名，而是赵之启，基层审查者纯属误打误撞。
我推测，很可能是东北局接到基层审档人员的汇报后上报了毛（高岗肯定很乐意汇报这个情况），毛指示查清楚情况，后来被讹传为毛让高岗秘密调查刘被捕情况。
三、最根本否定毛刘建国初存在严重矛盾的是毛自己的言行。
毛退二线是自己的个人决定，受到了党内外的集体反对，毛如果在此之前就对刘有戒心，何必提出退二线之论，又何必放弃国家主席职务，让聚光灯打在刘身上？对照下一个接班人林彪，就更清楚了。毛在对林彪产生疑虑后，立即对林提出的军队“缔造”和“指挥”二分论大为不满，并且为了防止林彪得到国家主席职务，坚持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职位——防范多严密。
我的看法是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产生重大分歧，四清时彻底决裂。建国初的不同看法和意见不能作为毛刘矛盾的依据，更不能以此为出发点解读建国初的历史事件。
而高岗的问题就在于他跟小史一样夸大了毛刘这时期的分歧，试图借此在党内重新分配权力，触怒了包括毛在内高层多数人，因此而倒霉。这样看待高饶事件，就发现所谓高饶事件的迷雾并不存在。
黑毛30年，邓被捧的高大上。
现信息时代，真相渐浮，立刻变脸，拿毛替邓挡箭，说邓即使抢功推过，也是毛主席喜欢的，不能反，反邓就是反毛。
口传耳食的二手孤证使用更要慎重。
如果已有当事人明确否认了的二手孤证，那就更不能用了！
考虑到刘在北方局、华中局的工作业绩和资历，再考虑41-43年整风期间中央人事格局，有留苏和湘区工作经历的刘卫黄同学进入中枢，可以说是唯一选择。
换一句话，是历史选择了刘，而不简单是毛的提拔or刘拍马屁。
后人读史，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材料提供者视角的影响。
高岗倒台，最主要原因，是失去了主席的信任，而不是受到刘，周公的反击才倒台的。主要问题在高政治上极不成熟。
第二个举动就是削了刘少奇的权。因为刘少奇在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有些报告电文没经过毛泽东看就批发了。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发了大火，认为这是瞒着他。实际上我现在忖度刘少奇的做法，也许他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会觉得很具体的份内工作就按照正常的程序走就是了，不一定非得经过主席再审定。应该说，从各司其职的角度上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体现分工负责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就认为这是在架空他，所以发了大火，指示刘少奇和杨尚昆做检讨，要求他们把去年三月份以来所有的电文都给他看，以后凡是没有经过他的文件都不作数。这样，就把刘少奇的权也给收了。
在毛分割刘、周权力的时候，高岗成了分权的一个棋子。分周恩来的权的时候，把政务院工业方面的八个部都划出来了，划给高岗，由高岗的国家计委管这八个工业部。毛泽东把大区书记调到中央来以后，用他们分割了原来刘、周的权力，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到了1953年的时候，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格局——在毛泽东之下，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刘少奇负责党务，周恩来负责政府工作，高岗负责经济。
中央财经会议本来是个经济工作会议，也就是说是一个具体的工作会议。但是在这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六月份向政治局提出的，批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提法，于是就把财经会议开成了一个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在会议上，群起大批薄一波，实际上也有影射刘少奇的问题。所以这个会议就开得很长，开了两个月。批薄一波，面上的理由就是新税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有些话说的很重，说薄一波是走到资产阶级那里去了，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大家也看出了毛主席的意图，批薄一波批得很厉害。有的说薄是季诺维耶夫，有的说是布哈林，把薄一波批得一塌糊涂。薄一波接连做了两次检讨都没能过关。高岗在批薄一波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跳得高的也不只是高岗，谭震林，李富春等人都批得很厉害。此次会议之后，就把薄一波的财政部长给罢免了，由邓小平兼任。因为高岗在这个会上讲话讲得很重，说薄是资产阶级代理人，薄一波觉得这个线上升得太高，接受不了。高岗就把他的发言稿拿出来，说你看这不是我说的，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在总结时还说：资产阶级“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这话够重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上就有这篇文章。
批薄一波这件事情，让这些各大区的外来干部占了上风。在这个会议上，开创了以大批判作为落实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这么一个方式。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也做了检讨。他检讨了关于在天津讲话的问题，关于在合作化问题上右倾保守的问题，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还检讨了在抗战胜利以后，关于要建立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
在组织工作会议中，应该说是吵的某一方面是更深了，但是乱的程度可能不如财经会议。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张秀山在发言中间讲的五条中，有一条是党组织要进一步纯洁，过去投敌的，叛变的，自首的这些人，要从党内清理出去。这个意见一发表就使得华北山头很紧张。因为就是刘少奇在抗战前夕，从草岚子监狱中间救出了一批干部，让他们履行了一个自首出狱手续，其中包括薄一波在内。这就是“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事。所以他们对此这个反应强烈，这等于要他们的政治生命。所以这次组织会议开得效果很不好。对此次会议具体有两个评价：饶漱石就认为这次会议比财经工作会议还有章法，大家说的意见都是有理有据的。但是另有材料就说是恰恰相反，这个组织会议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实际上会议开不下去了。这是两个说法。
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转轨的过程中，党内发生了冲突。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中间也做了检查。两次做检讨，表示完全服从了毛泽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所以
这个说法是欠妥当的，两次检讨说明了刘那时候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根本没有和主席对抗的意愿和实力。
只做事情不做人还是不行啊。。。。。
政治斗争很多种，你要说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主席可能不够漂亮，但是路线斗争，无出其右者。
主席把中国人民都组织起来了，反倒是党的组织路线破坏了，那也太搞笑了。主席的组织性，纪律性，原则性是大佬里面最强的，没有之一。
认识跟不上，动作上就吃力，表现就是忽左忽右举止失据，到大会，那就是放弃了，不跟了
林也如此，宁可跳车，也不跟了
高，是毛暂时不让跟了
君不见今日既得利益阶层哪个不把矮凳看成大救星。cchere里吹凳的假人民更是亲得不得了，可见矮凳团结的都是谁。他笑到最后就是新权贵笑到最后。
要脚踏实地才能做好的事，他必不耐烦。。。因为他全部的智慧，天然地不在解决很严肃很复杂的脚踏实地的事上面。。。
他喜欢赶紧出成绩。。。。如果出了麻烦，就你们去搞定，不要来烦我连累我。
我只是对你的说法表示怀疑。嗯，一个领导层人人做事极其认真，经过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艰苦斗争建立政权的党，会让一个靠抢功推过，踩别人往上爬的人进入核心决策层，成为七大领袖之一？你这是黑邓还是黑共产党呢？
对邓有看法，对他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批评，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对一个人的政策有看法，否定其能力和贡献，或者直接否定人品，这实在算不上有力的批评。说的重一点，跟有些人说主席私德有亏所以不配领导国家是一个路数和水平。
主席和卫黄的分歧一直存在，主席对此性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但主席还是把握的很重要的几点：
1、1945年9月，在刘系干部大量进入东北后，从重庆直接指派林彪去东北挂帅。
2、虽然刘、邓的夫人都是搞核物理出身的，但搞核弹始终没有让她们接触。
按主席自己的说法，是到了七千人大会时，才最终认清了他和刘集团的分歧的性质，而不是那时才“产生了重大分歧”。
只能说邓公做了他应该做的，而主席做得比他应该做的要多那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