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不同意刘邓倒毛

和我想法差不多，毛的眼界与才能无人能及。不过我不赞成刘等人意图倒毛。注意四清运动，和周恩来的作用。毛发动四清，刘邓不配合才被干倒了

复（四）民主之害

60年前后3年死亡104万人,来自官方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1959-1961年饥荒情况(人)　　

年营养性疾病卖儿送女非正常死亡　　

1959 302万 518 17853　　

1960 474万 10688 374890　　

1961 3039万 666000 647010　　

合计 1039753　　

复看看他

其实这样执中态度的分析文章

比万岁万岁万万岁歌颂或腊肠式的谩骂文章强太多了，至于你说的黑，难道现在充斥网络的轻文软文比之更白吗？我赞成这样不轻薄的治学态度。

复我也想说这个

张国焘《我的回忆》交代的很清楚

1931年4月1日，乘“野鸡船”离开上海。

4月8日，离开汉口，乘公共汽车前往鄂豫皖

4月9日，与独立团回合

4月13日，抵达七里坪，与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周纯全、郭述申、徐立清回合。

复不同意刘邓倒毛

两人倒毛至少是有极大嫌疑。

当年，曾经有人窃听毛泽东谈话和收买毛泽东身边的秘书。

大长老一共七个人，只有那两个人嫌疑最大。

（五）分裂与危机

　　尽管毛泽东企图避免“高者必堕”，然而这个事实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发生了。59年庐山会议是个分水岭，党内高层对毛的崇拜打破了。也许高层们忽然觉得，毛泽东不过如此。。。从此直至62年七千人大会，众高层与毛泽东公开对峙。又至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毛的讲话屡次被少奇同志反驳打断，几乎讲不成篇。。与会的同志们目瞪口呆。。。毛泽东“生了大气”。老头气坏了。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举着《党章》和《宪法》，一开场就说，“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也许少奇同志们早已断定，毛泽东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累赘和绊脚石。毛就象那些啰哩啰嗦的老迈糊涂的长辈一样，很讨厌，但你却拿他没办法。

　　少奇与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在中共长期复杂严酷的内外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是优胜劣汰出来的。这二位的品质与能力，都不是盖的。可以说这二位与毛泽东一样，久经锻炼与考验。以至于毛泽东退居二线，全党对于刘邓二位作为毛的接班人，“代朕临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没有什么异议。公认刘邓完全可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两个人物，不会是斯大林手下那种唯唯诺诺的奴才。他们有自己的主见以及固执。当他们认为毛的观点和思想他们无法理解，或者与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思想相悖的话，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把毛泽东抛到一边，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59年庐山会议以后，也许更早，无论毛泽东再说什么，少奇与小平同志已经根本不愿意听了。他们也有可以不听话的实力。。。

　　毛泽东与刘邓等党内高层的关系，也许可以这么来比喻，毛与其他高层就仿佛一对“没有共同语言”的夫妻，经历了卿卿我我的蜜月，平淡之后逐渐产生分歧，开始吵架，继之大打出手，最后离婚。。。成为两个彼此熟悉的陌生人。。。爱情没有办法保鲜，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党也必然要由团结走向分裂。。。而“飓风起于萍末”，党内最初的分裂的苗头，最早起于1951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我们先不说《武训传》，我们先来回忆一下，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中的著名小品，黄宏、宋丹丹表演的《超生游击队》，就是“海南岛”、“吐鲁番”、“少林寺”那个小品，直到现在，这个小品还在被当做搞笑剧，各电视台时有重播。。。其中的对话说，

　　“。。。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钻那个水泥管子，看到孩子们冻得直哆嗦，我这个心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孩儿他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了村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把家里的东西都罚的差不多了，剩个小四罚啥呀？。。。”

　　我这里不是说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意见，那个年代控制人口，是基本国策，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至于如此吗？政策没问题，人民拥护，不反对。但是这个政策的执行有没有问题呢？两口子多生了几个娃，观念上重男轻女，这犯了什么重罪？何至于被迫带着孩子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那么小的孩子，有家不能回，成天钻水泥管子，冻得直哆嗦。孩子们又犯了什么重罪？。。。这个剧放在邓小平时代，就是“搞笑剧”，剧中的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供大家取乐的笑料，是被嘲笑的。那么观众们有没有想过，当你坐在暖气边舒服的沙发里，看着电视，笑的吐沫星子乱飞的时候，笑的花枝乱颤的时候，此时此刻，房子外头的现实中，就有这么一对夫妻，就有那么几个才三、四岁的孩子，因为同样的原因，正躲在水泥管子里冻得直哆嗦呢？。。。我不晓得小平同志在看这个小品的时候有没有笑的很开森，但是以我对毛泽东的粗浅认识，我认为，毛泽东如果看到这个小品，他是笑不出来的。毛泽东甚至也许会把这个搞笑剧看做成悲剧，也许毛泽东会“上纲上线”，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号召人民打倒这样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意识形态无处不在。邓小平时代，堂堂央视能把这么一个悲愤的题材演绎成一幕滑稽剧，而全国观众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就是说，电视机前欢笑的人民，与躲在水泥管子里瑟瑟发抖的人民，已经有了清晰的高低上下的分界。他们不再是一个整体了。

　　对于电影《武训传》以及对于历史上真实的武训这个人物，同样也产生了两派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派是蒋介石、冯玉祥、于右任、陶行知、郭沫若、柳亚子、朱德、周恩来、饶漱石，等等，对武训持肯定态度。另一派就是毛泽东，对武训持否定态度。1951年《人民日报》“5.20社论”，题目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者不知何许人也，这个社论是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其中说，“像武训那样的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武训是晚清时候的一个文盲乞丐，以乞讨来兴办“义学”，是全部《二十五史》中记载的唯一的乞丐。其人其事在清末民国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千古奇丐”。。。我们来剖析这个问题，也许又要谈到佛学。。。武训自己是个文盲，“自恨不识字”，到各地去行乞集资，想尽一切办法，无所不用其极，来祈求施舍。乞讨来的钱，用来办学。“义塾”建起来了，免费招收学生，教书先生“昼寝”，中午睡过了头，武训则“默跪榻前”，使“师觉惊起”。“遇学生游戏，亦如之（也给学生下跪）”。。。现在的说法这叫“冷暴力”。。。。学校开学那天，武训“具盛馔飨师”，自己则“屏立门外，俟宴罢，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清史稿》中的这些记述是很清晰的，写的很清楚。。。武训自己虽然是个乞丐，但是他是瞧不起乞丐的，他用侮辱自己的方式来侮辱乞丐这个阶层。他认为读书人是比乞丐高等的。武训很明确的表现了自己的思想，他希望帮助更多的孩子成为高等人类，用实际行动的自轻自贱，来给孩子们灌输不平等的思想。。。武训不是去质问社会上出现乞丐的原因，不是去怀疑造成乞丐现象的这个社会制度，更没有想着去造这个制度的反，打烂这个制度，而是对制造、维护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们奴颜婢膝，完全接受了“统治者”们的思想，武训认为人分三六九等，有高等人，有下等人，其中乞丐是最低贱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佛陀就是一个乞丐。后来佛学界对此似乎有些忽视。。。全知全能的伟大佛陀，为什么要去做一个乞丐呢？这就是佛陀在身体力行，用实际行为来向世人演示他老人家的平等思想。。。乞丐不是世俗中最低贱的么？那么佛陀就来做乞丐，以这种方式来和平的反对社会现实，来否定现实社会。又企图以这种方式，让所有人都能够以尊重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这些人民不是不聪明，也不是懒惰，而是因为社会问题，造成了他们成为最底层，受尽屈辱奴役。。。六祖慧能出身贫寒，本来就是一介卑微的草根，后来六祖似乎是不要饭的，然而六祖却不识字。我们居然不能因为这个说六祖是“文盲”，谁敢这么说呢？。。六祖他老人家也没有象武训一样，“自恨不识字”，去奴颜婢膝的对待识字的人。

　　电影《武训传》，以及武训这个人，对毛泽东的直接刺激，因为红军中就有很多乞丐。八路军、解放军中仍然有很多乞丐。彭德怀就是叫花子出身。红军时期，长征中，以及后来的战争时期，毛泽东什么都没有，什么也给不了他的兵，很多时候让这些兵吃顿饱饭都很困难，毛泽东也没有条件给这些兵任何许诺。。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仍然可以发展和团结相当数量的军队，这些年轻的士兵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不管前途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这么一路走下来，始终不离不弃。。。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在这支部队里，这些曾经的乞丐、这些贫农和奴隶，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能被包括最高领袖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平等对待，他们在这支部队里收获了尊严。。。也许毛泽东不止一次亲眼目睹那些才十几岁的小乞丐，那些赤贫出身的红小鬼，为了跟着他毛泽东，被打死在枪炮下，冻死在雪山上，饿死在草地里。还有象张思德那样，死的悄无声息。所以，毛泽东怎么可能容忍武训的自轻自贱，以及武训对乞丐这个阶层的侮辱和糟蹋呢？

　　1951年“5.20社论”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武训）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基于不同的哲学立场，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待普通人民的截然相反的态度，最终导致了毛泽东与其他党内高层的分裂。在具体的事务及政策上，党内亦产生了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分歧。比如关于计划生育，1957年2月14日，毛泽东说，“。。。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说，“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1958年1月，毛泽东说，“。。。很难叫农民节育。。。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毛泽东时代，国家也断断续续的推进计划生育，那么当初为什么批判马寅初呢？。。。这件事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1957年3月1日，毛泽东还说，“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好”。连人名字都没搞清楚。估计毛泽东也没看过什么《新人口论》。。。对马寅初的批判，最初在大跃进期间的北京大学，贴了大字报。后来一度风靡媒体。《新人口论》中建议施行计划生育的办法，其中一条就是“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马寅初说，“我还主张（生）两个有奖，三个有税（就是罚款），以税作奖，不会加重国家负担。。。”这个建议就是一大罪状，批判方据此认为，马寅初“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

　　。。。。。。

　　虽然文革期间（1967年），毛泽东曾对外国人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然而，平心而论，说少奇与小平同志，在文革之前，曾经象对待敌人那样，企图有预谋、有计划的推翻毛泽东，阴谋搞政变，这是不客观的，这不是事实。就象说彭德怀“里通外国”一样，没有人相信。。。刘邓们也许仅仅想让毛泽东闭嘴，走开。站的远远的，别碍事。。。但是无论如何，少奇与小平同志在无意识的加速扩大党的分裂，他们对党的分裂无动于衷，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几乎都在反对毛泽东。刘邓们的确没有倒毛的心，却在不停的做着倒毛的事情。。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那个时候（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与党，这对夫妻就开始了冷战。团结与和睦一去不返。冷战之余，双方除了各行其是，就是摔锅砸碗的争吵。。。事物总要起变化的，双方最终彻底决裂，这个摊牌的危机时刻在渐渐逼近，少奇小平等同志对此却很迷茫。。。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主观意愿推翻毛泽东。也许他们只是在无可奈何的等待，隐隐约约的盼着自然规律的发生，盼着毛泽东自然死亡。。。而作为刘邓的反对派，在长达7年的分歧与争执之后，毛泽东断定“修正主义”已经篡夺了革命政权，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实际上却在施行资产阶级甚至是法西斯式的统治。毛泽东也许有判断，认为修正主义者们存在阴谋发动政变的可能，也许他们甚至正在无声无息的酝酿政变。。

　　毛泽东从来不为了做什么而做什么。因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鼠目寸光的人。。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中共被合法政府打的满地找牙，红军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死时刻，毛泽东却出人意料的提出口号，“北上抗日”。。这在当时几乎是匪夷所思的。。。而后来的事实是，日本在东方，红军却不停的往西跑。。。中共在1934年7月15日，由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提出“北上抗日”的号召，第一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完全失败的背景下，中共向合法政府婉转表达妥协意愿，试探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就是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第三，“北上抗日”后来的确成为中共在逃跑（长征）时期的精神支柱。那个时候再对红军士兵们鼓吹共产主义无异于扯蛋。。。“北上抗日”的口号使红军摆脱了大逃亡的消极感。红军并不是为了逃跑而逃跑，合法政府对其赶尽杀绝，就是在阻挠红军抗日，这样就更易激起红军的义愤和斗志。“北上抗日”的口号如此成功，不但使红军的逃跑立刻转型为进军，更以至于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切都显的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所以在文革爆发以前，毛泽东面对党内分裂至即将摊牌的危机时刻，面对反对方发动阴谋政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毛泽东的对策同样出人意料。。。毛泽东要先发制人，发动“第二次革命”。而这次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某些人，甚至也不是为了打倒某个具体的阶级，毛泽东的目的，是要打倒一种思想。。。继而扭转整个人类几千年来累积形成的某种坚不可摧的观念。。这次革命在一开始就是哲学层面的，属于人类历史中最深层次的变革之一。正因为如此，这次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它也触及到当时以及现在的社会，所有阶级中每个人的灵魂。。。

　　子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政治也是自然现象，符合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说，“。。。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这就是辩证法。立春以后第一个温暖的天气，并不意味着冬天已经远去。寒冷力量势必还会反抗挣扎，这就是自然界中所谓的“倒春寒”。。。那么大乱之后初来乍到的和平，也并不意味着幸福已经降临。在真正的春天来到之前，还会有“倒春寒”，还会有饥荒与动荡。。。而历代开国后的政变，都是常规的，都是些一般的权谋之争。就象开篇谈到的，1964年12月，毛泽东生气之余，对少奇同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打倒一个刘少奇，或者象斯大林那样，动用军队以及秘密警察，来清洗政权内的异己分子，毛泽东不屑去做。那不是毛泽东的目的。。毛泽东十分清楚，对于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人民来说，真正的敌人究竟是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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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错了

知识越多越反动，就如好人好心办坏事一样，越是好人，越是好事，造成的后果越严重。事后还以好人好心被原谅，批判好人好心做成事的反而被求全责备、甚至是批判。

至今，中共党内只有毛犯过错误，其他人都是正确的，一贯正确的。就毛错了，你们怎么还要仅仅团结在毛的旗帜下，一个三七开怎么能解释的清楚。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也是中共现在被人诟病、质疑的原因。

两件事

毛主席把他的一生总结为两件事，说法很长。我简单概括一下：一件事是创业，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很少；一件事是守业，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虽然大家都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中国社会一轮一轮的更换着统治阶层。但都不赞成毛主席的守业方法。

讲马寅老可不是名字没搞清楚，

我印象是当时的习见尊称。

毛时代带给中国社会的融合例子

昨天几家朋友家在一起吃饭，其中有一位夫人家是回民，说她父母从不上他们家吃饭，原因是不能忍受他们家锅里的猪油味。就说起回民老一辈坚守回民的清规戒律，而年轻一辈，五六十年代及以后出生回民，就不太当回事了。

另请教出处“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

关于马寅初

传统中好像有为尊敬某人不说对方全名的做法。主席不至于不知道马。另外，马当时除了有妻子外，还有小老婆。新婚姻法50年颁布后，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因为年纪大作为特例法外开恩。

以上记忆不知准确否。

恭喜：你意外获得 8 铢钱。1通宝=16铢

作者，声望:3；铢钱:4。你，乐善:4；铢钱:-24。本帖花:3

刚看到一篇写得不错的文章，转来给老兄添添彩吧

只有一种“晚年错误思想”有预见性

作者：老田

如果要说毛泽东有什么特殊的话，显然，毛泽东始终站在这个多数官员愿望的对立面上，这是他独立于历史并特行于官场的标志。

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变局时期，西方学界还有反思能力的教授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反躬自问：为什么在苏东波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预料到事情会演变成这个样子?深入追问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作用，上百年的学术精英前赴后继、上百年的积累和进步，真的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就那么浅薄?不能够一丝一毫地有益于预见未来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这么一问之后，问题就来了，到底社会科学还有没有“科学性”可言?

一、毛泽东错误思想的预见性

如果硬要找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被他的同僚们定义为“晚年错误思想”的毛泽东，有且只有这么一个人，曾经事先准确地预料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复辟取向和复辟势力。还曾经于1963-1964年领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复辟话题，讨论的结果最后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公开发表了“九评苏共公开信”。在这九篇文章中间，中共不仅表达了与苏共的不同政见，反驳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错误认识，还剖析了苏共官僚阶层业已成为背弃人民利益、仅仅只是挂着“共产党”羊头的异己势力，预言在公有制不变的情况下，苏共与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对立加深的趋势，最终将会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复辟。在共产党党内，与毛主席的不同政见大把大把，刘少奇在1960年代就认为国内没有反修任务，言下之意苏联变修问题仅仅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性的结构走向，中共不存在变修问题;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以当初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领导者和亲历者身份称“当初双方都说了很多空话”，这种自我批评的高风亮节看起来很值得称道，但言犹在耳，苏东就轰然崩塌，“空话”瞬间就印证成为历史现实。

在这九篇文章中间，还对发达国家共产党(主要是针对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解剖，声言他们最后将走向与既存的资本主义结构完全同流合污的道路，完全背弃劳动人民利益和立场。二十世纪后半期发达国家左翼党团的根本性蜕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代表多数人利益发言的声音，都已经很难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间占据一席之地。美国提出的所谓“反恐”政治表述的普遍化，为所有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抄袭沿用，这不仅体现出统治者对各种异议和反抗力量不兼容程度的加深，同时，被统治者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空间和形式选择更为狭窄，被统治者的反抗也不得不被动实现“向非制度化反抗”的转型，一句话，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调整了自己的发言方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话方式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汪晖教授提出“去政治化的政治”概念，看到了“代表性断裂”的事实，这是着眼于现存政治结构业已不能够兼容各种异议的声音和别种利益代表性的现实，这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当初的预言。当然，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政治结构过时了，不能够体现真正的代表性，更有可能的是：结构力量对比的严重失衡导致强势一方采取压迫和攻势战略，使得弱势一方的博弈者出局——不能够在既存的政治结构中间体现出其代表性，就只能选择体制外的反抗样式了，这也可能提示出：结构分析比制度分析能够更好地提炼政治现实的变化。

弱势一方的出局和强势一方的更强势化，意味着双方博弈力量的进退，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流行，对于利润语言的绝对肯定，本身就足以改写双方的力量对比——这其实也是意识形态语言的畸轻畸重变化。当然，还有就是政治认识中间绝对强调选举民主政体，否定和漠视生产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并体现出政治化和平等特点(这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提升其政治经济地位的关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领域是私人领域)——即所谓的人民民主制度的现实依托，并通过获得绝对优势话语权，把生产领域的公共化取向定名为“专制”“人治”而予以彻底否定，正是在这个所谓的“人治”“专制”的生产领域，普通劳动者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解放和抬头。丧失了生产领域的公共化，很多共产党意识形态机构，业已无法进行自我辩护了，不仅不能够肯定自己建政和历史的人民性，也无法面对现实去争取底层民众的自发拥戴，往往在还拥有执政地位的条件下就陷入“地下党”状态——丧失了大部分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把自身置于西方强势民主语言的无遮蔽攻击之下。

总而言之，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二十世纪后半期重大历史演变中间唯一一个有预见性的思想，在苏东波之前的二十年，就准确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走向，堪称一个“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奇迹。在整个的社会科学还有多少科学性的疑惑当中，还给人们一点点信心：我们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能预见未来，真正认识我们身处的人类社会，再进一步就给人们一点点信念：我们也许还能够认识社会同时增加那么一点点掌控自己命运的信心。没有对未来的预见，人们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够像动物那样随遇而安，或者锻炼出强大的体魄在生存竞争中间领先一切竞争者，把整个的人生目标降低到争取生存机会获取最大生存资源的狭隘眼界之中，为此就只能非自愿地支持对一切同类和异类应用各种有规制的丛林法则，这就使得我们不仅身处牢笼之中而且永不指望脱出牢笼之外。人们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走出这个困境，将有待于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社会，一句话，认识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是人类解放事业所绝对必须的。

正是因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预见性，以及由预见性所检验出来的科学性，导致中国的“非毛化事业”陷入穷途末路，长期走不出人身攻击和私生活造谣的境地。由于造谣资源的缺乏，辛子陵不得不牺牲脸面，以写小说的方式来造谣，以文学的方式来进行历史政治表达，而茅于轼则竭力传播谣言并别出新章，权势人物则站在辛子陵和茅于轼的背后，竭力保护他们的“造谣权”，没有谣言就没有一切，不保护谣言就搞不了“非毛化”。就这样，最具有牺牲脸面精神的辛子陵和茅于轼等人站在前台造谣，而相对比较要脸面的权势人物站在幕后，这种以谣言从事政治的套路，在亲历过文革的国民中间都很熟悉：这难道不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之一《五一六通知》中间所说的“党阀”和“学阀”相结合吗?

二、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努力方向——毛泽东思想就是站在官场多数愿望的对立面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文革期间这个说法被以极高频次到处引用。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精辟地指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真正地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实现放在第一位，永远承诺不以自身的优势地位去谋求个人利益的优先实现，在大多数国民还处于穷困情况下，永远不以权力地位的优势谋求自身的先富先贵地位。这个努力方向，同时也与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主观世界相互贯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努力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还与马克思所强调的：要在实现了与私有制的决裂之后继续实现与私有观念的决裂。而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代表了那种：要求共产党人更为彻底和全面地改造主观世界的努力方向。

而毛泽东从革命到建设年代都十分强调路线斗争，他临终之前还说有斗争才有进步，所谓路线斗争，无非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当权派都不能自觉自愿地做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符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低要求，必须依靠外力的驱赶或者挤压之后，才能够逼迫多数干部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满足最低要求。共产党高层许多不同政见，都以恢复常规管理要求来表述自己的看法，毋庸讳言，恢复了常规管理模式之后，大多数干部的权力和利益就会从毛氏管理法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提升，因此，第一步的“变修”思想总是把常规管理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常规管理作为典范(所谓引进先进管理经验)，或者把封建主义的常规经验作为标准来应用(所谓优秀传统文化)，这不过是官场“右翼激进主义”的第一步要求而已。

正是因为毛泽东所强调和重视的路线斗争，准确针对了官场中间普遍性的“不愿意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因此，长期脱离党内大多数人的意愿。因此，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晚年思想，长期是站在党内多数的对立面的。1929年红四军党代会上，陈毅跳起来说“留朱不留毛、留毛不留朱”，调动不同山头内部的宗派情绪、裹挟了一部分选票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1967年2月陈毅在怀仁堂会议中间严厉抨击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实践。这两件事不是偶然的，在1929年反对毛泽东的官场多数，到了1967年还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官场多数，内在的原因是一样的：毛泽东不愿意按照陈毅所建议的“当四面美人八方讨好”，始终站在当权派大多数的对立面位置上，从1929年到1967年毛泽东是从不改悔的——他始终要组织各种批评力量敦促当权派实现“非自愿”的主观世界改造。为此，古田会议决议之后，1930年毛泽东就在红军连队里发动“整风”，所谓整风就是强行赋予被管理者以发言权，让群众批评干部据以形成舆论压力;到了1966年毛泽东全力支持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批判官场的权力异化，因此，毛泽东就在官场中间长期面临着“贵族造反”的压力，而陈毅这样的人就长期有着党内多数的支持，去一再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解放前)或者错误思想(建国后)。

无论如何，毛泽东思想无论是正确时期还是错误时期，都代表了真正共产党人的要求：深刻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个要求的严苛程度大大高于官场多数愿意接受的最上限，因此，无论是解放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思想始终在党内是面临着“贵族造反”的反抗能量的。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党内反对意见多数被强敌从外部打垮，而解放后毛泽东不得不寻求群众的组织和力量来进行内部纠偏，敦促那些怀有强烈贵族造反情绪的官员们接受非自愿的主观世界改造目标。

顺便说一下，蒋介石委员长乃是在共产党内部推销毛泽东思想和毛氏管理法的大功臣，根据目前看到的文献，蒋委员长至少三次从外部强烈干预过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政见表达，提升了毛泽东的话语权。第一次是1929年毛泽东离任前委书记之后，红军出击闽中和东江，结果力量损失了三分之一，党内不同政见的话语权极大地下降了，然后才有了古田会议决议;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的长征途中，巨大的军事失败，也部分地恢复了毛泽东的发言权;第三次是1939年何应钦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阎锡山策划了“十二月事变”，毛泽东趁机在党内大规模推广群众路线、干部下乡、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解放前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判定为“正确”，原因无非是外部强敌所施加的生存威胁是切实存在的，为此，党内多数官员不得不偶尔检点自己的言行思想，使之部分地吻合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同路人”也能够找到“自愿改造”理由的时期;而建国后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被判别为“错误”，无非是来自外部强敌的威胁业已彻底解除了，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度又大于多数官员自愿接受的上限，毛泽东就这样逐步脱离并远离了官场多数，成为“带着一把破伞去云游四海的孤僧”。

随后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毛泽东借着外部压力的东风，在内部推销毛氏管理法，毛本人则称之为群众路线。从汉语字面意思看，群众路线始终是精英路线的对立面，而建国后党内不同政见始终以恢复常规管理模式为面目出现，这只是精英路线复辟的第一步。不过从群众路线向精英路线的任何程度的回归，都将增加当权派的权力和利益，这才是真正体现党内高层集体智慧或者集体要求的执政方向。如果要说毛泽东有什么特殊的话，显然，毛泽东始终站在这个多数官员愿望的对立面上，这是他独立于历史并特行于官场的标志，我今天还能够记起毛泽东，仅仅是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识相人：即便有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作对他依然奋然前行，用文言文的表达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以此而论，毛泽东思想不是任何形式的集体智慧结晶，恰恰相反，毛泽东思想的内核特别是其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内容，始终是官场大多数试图反对和消解的内容。这一点，毛泽东事先就预料到了：各路人马试图利用他的一些讲法“企图永远高举黑旗”。不过，三十多年过去了，利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去支持黑旗的成就，始终有限，不管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怎样挖空心思去挑挑拣拣、删删改改，始终找不出像样的东西来支持他们高举黑旗。我们不得不佩服毛主席那种坚定的偏向性：他的思想真的是只适用于人民而不适用于贵族复辟，为此，需要永远地纪念他并学习他的思想。

http://news.ifeng.com/a/20141229/42820674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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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张国焘如果真说过这话

应该是真说过这话我搜索了以下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革”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做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革”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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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 1-3 HK/Ea/IVR 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