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谁制造了人类史上的千古奇冤 -- hwd99

张钦礼墓地碑林背后的故事

张钦礼先生是河南焦作的干部，曾几次上任县长或县委书记，几次被赶下台，最后一次，在改开后被当作文革分子，抓进了监狱关押起来，判13年徒刑。下面是当地老百姓为张死后所立碑文。

转自：外链出处， 作者 钟永

　　这些碑文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写的，文字算不上很精致，有的还存在错别字。但就是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张钦礼同志的深厚感情。

　　今年是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含冤去世的第11个年头，他墓地上的纪念碑，已经增加到了七十一块。这些石碑中的每一块都包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它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树立在张钦礼墓地上，默默地倾述着人民群众对张钦礼同志的怀念。

　　笔者有幸曾到张钦礼墓地瞻仰，认真地阅读了每一块碑文。这些碑文大部分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写的，文字算不上很精致，有的还存在错别字。但就是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对张钦礼同志的深厚感情。我深深为张钦礼与兰考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而感动和震撼。在张钦礼同志逝世11周年之际，特选录部分碑文以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一、张钦礼坟前的第一座碑

　　公元二零零四年甲申年十月初一，在兰考，在孕育了焦裕禄伟大精神的土地上，有一块石碑，悄然立在了张庄的田野里。在这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日子，在这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家族墓地，在这个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土坟前，因为碑刻上的名字而变得不再普通。它像一把小小的干柴，燃起了万千民众对一个人的炽热情怀;它像一泓清澈的小溪，滋润了兰考人民久涸的心田。今天看来，在几十座高大的碑林里，它显得是那么的不起眼，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石碑，竟开了让全兰考、乃至全国都令人动容的先河------为一个人建立一片碑林，在这几十座墓碑上，都共同刻着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张钦礼!

　　碑文：

　　人民公仆 张钦礼永垂不朽

　　华夏神州丰碑才立唤清官醒来

　　丹青史册墨迹未干写英雄几许

　　德高望重

　　呜呼 钦礼好书记，爱民谁与比。痛煞万民心，饮恨不言屈。

　　哀哉 亲人怕别离，相逢无归期。望断天涯路，何去觅书记。

　　壮哉 清官垂青史，青史血泪滴。民心大天地，谁铸丰碑起?

　　卞秀英 王和平 郑士成 齐二亮 敬立

　　公元二零零四年甲申年十月初一

　　二、一位拾破烂老人为张钦礼立的碑

　　人要报恩

　　张县长，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范玉梅，今年八十一岁了。你去世这两年我天天心如刀割，埋怨苍天咋不让我替你去死。

　　我至今没忘，一九六零年七月，你去看望老军属陈堂的母亲，我和陈堂的其他邻居闻信赶去看你。在互相问候中你得知我丈夫蒙冤被押，五个儿女幼小，不满周岁的小女儿耳朵生病，往外爬蛆，无钱医治，就与陈堂一起赶往我家探视。你拿出几块钱说：“我现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是县长了只管给你写个便信，到粮管所买点小磨油，给孩子耳朵里倒点，就会好的。我带的钱不多，都給你，如果小磨油人家不要钱，就用这点钱给孩子买点吃的。”结果小磨油粮管所没收钱，治好了小女儿的病，你给的钱买成了粮食，一家维持了许多天。这年十月，你又背着上百斤一布袋红萝卜送到我家，全家老小靠这一布袋萝卜补贴活了过来，我和儿女现在提起此事仍然流泪不止。

　　张县长你与我家无亲无故，但你是俺家的恩人，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

　　城关镇东街民妇范玉梅领全体子孙拜上

　　白茅石雕厂听八十一岁的老人讲完张县长的真实事迹后所感动，免费赠石碑一块，雕刻范玉梅老人的叙述。

　　赠送人：丁富友

　　公元二零零六年阴历十月初一

　　三、一些当年的孤儿为张钦礼立的碑

　　1961年，在时任县长的张钦礼提议下，经请示上级批准，组建了兰考县福利院。张钦礼非常重视孤儿的收养，还亲自安排了许多孤儿进了福利院。

　　孤儿郑金城立碑碑文：

　　世代怀念张钦礼书记

　　少小迭遭失亲痛，兄妹伶仃似哀鸿

　　书记泪伸南海手，救我投入党怀中

　　含心养育慈父心，茹苦教诲严师情

　　寸草难报三春晖，世代衔环祭英灵

　　沐恩侄郑金城携全家敬立

　　公元二零零五年五月七日

　　孤儿刘宝之父刘中豫立碑碑文：

　　洪恩百代 大义千秋

　　公元一九八九年。吾自台湾回兰考寻根祭祖，兼与亲子刘宝相会。

　　一九四八年，吾离家之台时，宝儿尚在襁褓。年三岁其母病故。于伶仃无靠之中，得张钦礼先生将其收养至政府所办福利院中，供其吃穿，教其读书，俨然慈父良师。吾四十年后见儿，儿已岿然丈夫，且娶妻生子，机关供职。随谒恩人。深鞠三躬，促膝长话。

　　前年惊闻张公西归，哀痛莫名;奈海峡阻隔，未及亲吊。至愧至憾。今逢清明祭扫，嘱子孙代勒此石，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

　　台省 刘中豫 拜揖

　　二零零七年四月五日

　　孤儿刘贵山兄弟立碑碑文：

　　感恩碑

　　因父母早逝，我和两个弟弟成为三个幼小的孤儿，过着孤苦伶仃的流浪生活。

　　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张钦礼书记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兄弟三人和全县许多孤儿进入兰考社会福利院，过上了吃穿住用有人管，学习文化有人教的幸福生活。张书记十分重视福利院的工作。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他还不避寒暑风雨，多次前往照看，直到我们一个个参加工作，成家立业。

　　如今，张书记已辞世三载，追忆当年，我兄弟三人与众多成长于兰考福利院的孤儿哭释之际，从心底咏唱：党的阳光照我身，党的雨露润我心，世世代代报党恩。

　　刘贵山并胞弟刘四军、刘贵忠叩立

　　公元二零零七年四月五日

　　四、为报救命之恩为张钦礼立的碑

　　永垂不朽

　　生为人民功高四海 死忠祖国名状千秋

　　救命大恩流芳百世

　　一九六零年，我十一岁。这年农历五月初三，我们同村十几个儿童一起到兰商干渠的马店桥东摸鱼，我与同龄人张志江误入水深三米的潭坑之中，苦苦挣扎，难以脱险，其余儿童齐声呼救。但闻声赶来的成年人，见水深坑大，无人敢下。

　　这时，从南岸飞来一人，二话没说跃入潭中，把我从水底托到岸上。听说还有一人他再次潜入水底。三次换气三次潜水，终未找到张志江。极度疲累之中，他又组织岸上从人扎筏，用长杆捞出张志江尸体。当他累昏在地，大家扶他坐起时，认出了他是兰考百姓的父母官—张钦礼县长。

　　数天后，我由父母带领，到位于老君营东北地，兰商干渠南岸的草棚中拜见救命恩人才知道老人家正被带着右倾分子帽子劳改之中。当时他经常挨饿，浑身浮肿，为救我们两个儿童又大病了一场。

　　事过四十七年，时时刻刻难忘，细想恩人一生，总是心存百姓，自己为轻。

　　子： 张所强

　　兰考县葡萄架乡王庄村农民张立省携 叩立

　　女： 张所萍

　　二零零六年农历十月初一

　　白茅石雕厂铁笔丁富友

　　五、农民安兴才为养父张钦礼立的碑

　　思亲望云

　　养身父张公讳钦礼千古

　　一九五零年春，养父张钦礼、刘秀芝夫妇住小宋搞土改。访贫问苦中，发现我家靠讨饭度日。生母得结核病卧床不起。我仅三个多月，无奶喂养，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养父、养母商定，有口饭与我们同吃，婴儿当亲生抚养。

　　从此，刘秀芝一边工作，一边伺候我母，给我喂奶。当时刘妈亲子不到半岁，也在乳养中。一母两儿，一奶双养：擦屎刮尿，移干就湿。历时八个多月。难以想象，二位老人是如何挣扎过来的。土改结束，他们一家离开小宋时，我家已翻身做主，我也成长为一岁多的健康幼儿。

　　生母在世之日，时常提起：没有张叔叔、刘妈妈搭救，我们早已家破人亡。我本人也早已抛尸荒郊。生身养身恩同重，世代感念救命人。

　　安显华 安桂芝 安风娇

　　小宋集安兴才携妻 王芝兰、子 女 安 平 跪泣

　　安显富 安爱容 安风梅

　　公元二零零七年清明立

　　笔者感言：什么是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张钦礼和群众的关系就是这种联系的典范。

　　六、当年科研兰考泡桐的大学生为张钦礼立的碑

　　兰桐开发奠基人

　　一九六二年我们作为农业技术新兵从南方调到兰考工作。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生活困苦等种种磨难，曾一度使我们处于去留的徘徊之中。是焦裕禄和张钦礼兄长似的关爱，严师般的教诲，让我们扎根兰考，开发出兰考泡桐这一科研成果。焦书记辞世后，张钦礼帮我们对这一成果认真总结，大力推广，使兰考农桐间作面积由不足千亩发展到一九七八年的四十七万亩，桐材蓄积量由几乎为零增至二十三万立米，年生长量八万立米，年采伐量三万立米。

　　上世纪七十年代，兰考农桐间作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成林总面积超过七千万亩。农桐间作林带改变了农田的小气候，仅河南省五千万亩农桐间作麦田，每年就从干热风的灾害中夺回粮食三十多亿斤。这是其他任何工程都无法取代的生态效益。

　　世人认为科研成果是科技人员的心血，科研人员则深知他们的成果来自焦裕禄、张钦礼这些搭建科研平台的幕后英雄。

　　当年科研兰考泡桐的江南大学生

　　魏鉴章(河南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高级工程师)

　　敬立

　　朱礼楚(河南省兰考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

　　(二零零七年四月五日)

　　七、焦裕禄树立的红旗队为张钦礼立的碑

　　焦裕禄生前树立了四面红旗：秦寨、双杨树、韩村、赵垛楼。这四个红旗队都为张钦礼立了碑。这里仅选录了赵垛楼和秦寨立的碑文

　　赵垛楼为张钦礼立的碑

　　红旗队人心中的红旗

　　一九六三年终的全县表模大会上，赵垛楼大队被评为四面红旗队之一。焦裕禄书记亲自命名“赵垛楼的干劲”。

　　从一九六二年上朔至六一年、六零年，赵垛楼连续三年绝收。两千七百人全靠国家救济存活。一九六三年春，焦裕禄、张钦礼二位书记一同来到这里，他们实地勘察，向群众请教，找到了连年受灾的症结是风沙、内涝，拨亮了赵垛楼人心中的一盏灯。

　　治灾决战由张书记指挥打响。他用毛泽东思想为大家鼓劲，用带头苦战为大家添劲，一个春天，我们用三里之外的粘土盖住三个沙丘，动土二十万方，开挖十二条河道。六三年夏秋，雨水比往年还大，赵垛楼却长出压塌地的庄稼，秋后一季翻身。除了人吃马喂还上交八万斤余粮。

　　焦书记逝世后，张书记秉承遗愿，于一九六五年再到赵垛楼蹲点，将全部沙丘贴上膏药扎上针，续挖七条大沟、三十四条小沟，实现了三沟配套。接着将此经验推广全县，带动了全县的除三害工作。

　　榜样的力量无穷，红旗队的经验宝贵，培养红旗队的张书记功高，发现红旗队的焦书记伟大，他们是红旗队人心中永不褪色的红旗。

　　赵垛楼大队全体干部群众扣立

　　公元二零零七年四月五日

　　秦寨为张钦礼立的碑

　　惠泽于民

　　张钦礼书记永垂不朽

　　当思原秦寨大队七个自然村盐碱地的改造，在焦裕禄、张钦礼书记的直接关怀下，历经两个时期，摸索出两种办法，终让不毛之地成为千亩良田。六十年代初，焦裕禄、张钦礼二位书记充分肯定秦寨大队农民以蚕吃桑叶的进度翻淤压碱的决心，县委及时解决生活困难，大力支援生产工具，治碱工程初见成效;七十年代，张钦礼书记在全县实行引黄灌淤，秦寨大队所有碱地普遍覆盖一市尺以上淤土，面貌彻底改变。好书记人虽走远，英明犹在。功德事业永存在我们心中。

　　兰考县堌阳原秦寨大队十六个生产队农民 同叩

　　二零零七年岁次丁亥二月十八日清明立

　　四明堂黄宗麟书刻

　　(题名：共130人;略)

　　八、龙庄村全体群众为张钦礼立的碑

　　改变沙区的领路人张钦礼书记永垂不朽

　　我龙庄共四个自然村，计人口两千二百七十人，耕地两千六百八十亩。其中沙地沙丘近千亩。当年未治理时，，千亩沙地颗粒不收。其余土地因受沙害也所收无几。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张钦礼书记带领我村干部防风固沙丘五百六十六亩，致使全部耕地沙固风息，世代可耕。特此树碑铭功彰显千秋。

　　兰考县小宋乡龙庄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

　　孔令山 龙国旗 张作彬 张东艳 肖建升 孔德林携全体乡亲 同叩

　　公元二零零九年五月七日

　　笔者感言：从上述碑文中可以看出，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种泡桐的感人事迹中，处处都伴随着张钦礼的身影。焦裕禄逝世后，张钦礼又继承焦裕禄的遗愿，呕心沥血地为兰考发展奋斗了十几年，“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这个称号，张钦礼是当之无愧的。

　　九、白茅石雕厂为张钦礼立的碑

　　被(让)我感动的人

　　白茅石雕厂是一个综合现代化、祖传多代的大型企业。从我曾祖父、祖父、还有我父亲，一百多年来曾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从没雕刻过象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钦礼书记的赞碑，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祭念，更没有听说过有数万张书记前来报恩的群众，特立碑纪之。

　　张钦礼爷爷永垂不朽

　　白茅石雕厂丁胜杰

　　二零零七年仲春立

　　十、一些外地群众为张钦礼立的碑

　　张钦礼逝世三周年过后，立碑者仍然络绎不绝，而且从县内扩展到县外，从省内扩展到省外。

　　黑龙江群众为张钦礼立的碑

　　苍天作证

　　清官一去千古叹 百姓鎸留万年碑

　　清明节，慕名至张钦礼墓前拜谒，果然扫墓者人群如潮，络绎不绝。但见浓绿田野碑群林立，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堪称一奇。又读碑文，才知张公原为县长，以民为主，凄苦一生，百姓深爱，终因蒙不白之冤饮恨九泉，此为二奇。再看为张公立碑者，多来自社会基层，农民兄弟，弱势群体，竟然挥泪书碑鎸文，呼唤正义，自发地为张公抱打不平，此乃三奇!我辈后生，甚幸亲临此境，敬观墓碑，一碑一奇;细品碑文，一句三叹;碑碑记载张公亲民功德，字字思念张公爱民情怀。民众自发自立，一碑一事一恩，感天动地，栩栩如生。史书巨著，洋洋万卷无先例。张公碑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乃集人间道义、良知之大成也!叹为观止。特立此碑，致以敬仰!

　　黑龙江省王景生 李志友 杨光纪 顾书珍

　　二零零八年戍子奥运年清明节敬立

　　河南省部分干部群众为张钦礼立的碑

　　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

　　张钦礼同志永垂不朽

　　公元两千零七年岁在丁亥二月十八日立

　　你的最爱是人民，人民最爱的是你。

　　你为人民做了多少好事，人民为你唱了多少颂歌;你为人民洒了多少汗水，人民为你流了多少泪水。你为人民建造了一座现实的丰碑，人民为你铸造了一座历史的丰碑。为历史建造丰碑的是人，为人建造丰碑的是历史。

　　敬民爱民者，才能民敬民爱;念民怀民者，才能民念民怀。人民最无私，历史最公正。

　　活在人民心中，就永远活在历史上。

　　建新 书丹

　　白茅石雕厂丁富有鎸刻

　　(题名共49人略)

　　十一、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风代表252位立碑群众在立碑仪式发言：

　　当年，我爸爸在兰考工作时，作为县委书记的张叔叔，与我爸爸肝胆相照，亲密合作，患难与共，为改变兰考灾区的面貌贡献了自己全部力量。我爸爸病故后，张叔基于对我爸爸的真挚友情和深刻理解，主动向上级党和全社会宣扬、介绍我爸爸的事迹和精神。张叔对兰考人民有着深沉的爱。他艰苦奋斗了一生。七十年代带领全县人民终于治服了沙荒、盐碱、内涝三害，实现了我爸爸的遗愿。现在，兰考乡亲们自发地为他树起一座座丰碑，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好干部的诚挚的热爱和怀念。

　　2006年5月7日

　　十二、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为张钦礼扫墓：

　　张叔，守云给你送钱来了，你该享受享受了。你和俺爸爸关系最好了，恁弟兄俩化吧。……张叔叔是最高风亮节的人了，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2013年清明

这篇文章颇有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的味道 ，部分摘录

这篇文章每次看都非常感动。其实这篇也是以农学，历史和个人记忆以大历史的角度来考证了当年焦裕禄张钦礼在兰考这样地方到底干了什么，而让当地老百姓这么多年念念不忘。

也不过30多年，绝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这个主食变迁。就是经历了那段时间的大多数老人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有这么个食谱变化，更不知道这个变化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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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强国论坛 苏拉密

　　一、道别高粱话沧桑

　　是的，在华北，在东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经消失，高粱作为我国曾经被广泛种植的传统粮食作物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高粱是怎样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草桥关民'发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农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 把高粱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归结于“包产到户、人们追求‘精致生活’，于是高粱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它实质是“政治万能论”的翻版---只要坚持正确的私有化方向，高举个性解放的光辉旗帜,什么高粱谷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进一步溯源，还会发现这个观点渊源高贵，直接传承了“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学说。

　　历史是怎样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桥关民'所津津乐道的“高粱”为脉络，通过对华夏6000年农耕文明生态演变的描述，作出尽可能系统、完整、准确的回答。

　　据考古发现的炭化高粱种子和公元3世纪编著的《博物志》对高粱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中国大面积种植高粱的历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续止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是什么原因让红高粱的“飒飒英姿”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史上占据了长达3000年的时间？而偏偏就是我们这一代有幸和它道别？

　　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高粱的产量并不象‘草桥关民’想象的那样，“个子高，产量就高”；与原产于中国的水稻、谷子，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相比；原产于非洲的高粱在粮食作物中是除粟（谷子）以外单产潜力最低的作物。人们种植高粱绝不是“为了追求产量”。1985年，全世界种植高粱面积5019.1万公顷，总收获7745.2万吨，折算单产仅为不足103公斤/中国亩。中国的情况好于世界，1986年，中国共种植高粱187.55万公顷，总收获为538.4万吨，折算单产为191公斤/亩。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样算法（略），中国的水稻为356.5公斤/亩，小麦为198公斤/亩、玉米为236.4公斤/亩，谷子为101公斤/亩。

　　除了产量，高粱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难吃！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把它列为饲料用粮，这到不是因为高粱所含营养低，它的营养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种皮里含有大量的单宁，含量高达整个种子重量的1.5%。单宁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种东西，它导致高粱味苦涩。单宁的另一个作用是易于和蛋白质结合，生成胶体，胶体极不易消化；这就是吃了高粱面窝头肚子容易发胀的原因。现在虽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识》之类的小册子都劝戒人们：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诱发胆结石。由于胶体沉淀，喝高粱面糊糊是不能动筷子的，稍有搅动面糊就会“泻”---胶体和水分分离；有经验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转动饭碗，直接用嘴“呼噜呼噜”地喝。

　　高粱难吃还在于它和玉米、谷子相比，缺乏必要的谷氨酸、赖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谷氨酸”顾名思义就是“谷子里的氨基酸”。这些谷氨酸有什么作用呢？味精的学名就叫“谷氨酸钠”。缺乏氨基酸的高粱丝毫没有玉米、小米的香适味觉。

　　关于高粱的难吃，我们甚至还可以引用东北、北京一带流传的一句“俏皮话”作为佐证：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样一种既产量低又质量差的粮食在中国的农耕、餐桌、灶头活跃了3000多年。我们不禁要再一次追问：是什么原因支持它从非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是什么原因迫使它依依不舍地离去？

　　从先民的聚落和“洼地”说起。

　　“走过一洼又一洼,洼洼地里好庄稼”

　　这是反映农村巨变、歌颂社会主义集体化的优秀现实主义剧作---《李双双》中丈夫孙喜旺的一句唱词，非常脍炙人口，中原一带家喻户晓。

　　我们注意到的是：这句唱词中连用了四个“洼”字。如果你对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湖北北部等诸多省份的中国北方农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会发现这个“洼”字的使用是极为广泛的，它渗透在农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洼地”，有些超过2000人的较大村庄，甚至有“东洼”、“西洼”、“南洼”、“北洼”的情况。

　　村民们相互打招呼：

　　“去哪里？

　　“南洼割麦子”

　　显然，这里的“洼”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了一个人问路：

　　“去七里营怎么走？

　　“一路向东，

　　“有多远？

　　“两洼地”

　　这里的“洼”又演变成了距离的度量单位。据笔者的经验和调查，1洼的距离约等于1公里。

　　能够演变成度量衡单位的事物，必定是与人们最为密切相关和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复数形式feet）就是一个男人脚丫子的长度；中国的“丈”原义就是一个男人身高的长度，故有“丈夫”之说；据说当时是按大禹的身高为标准确定的。当然，随着历史变迁，中国的“尺”发生了变化，使得10尺（1丈）的长度到今天和一个男人的身高已经大不相符了，但还是留下了“丈夫”这样的词汇。

　　可见，中国北方农民与“洼”的关系和对“洼”的认识程度，相当于英国女士和“男人脚丫子”的关系，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洼”的度量衡化反映了“洼”普遍性，度量单位的大小反映了“洼”的规模----是以公里作为尺度的。

　　“洼”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我给出“洼”的定义：“洼”是中国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连片、季节性湿地。“洼”与聚落地、旱地、水源、气候等要素一起构成了传统中国农业的生态元。这种生态元亘贯了中国6000年农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态元取代。所谓“生态元”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构成大生态的基本单元”。

　　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华夏祖先即将进入农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现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尚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后来,由于气候的变迁,林木渐渐稀疏,湿地逐步演变为“季节性湿地”；所谓“季节性湿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节或年份表面积水，在降雨量小的季节或年份积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这个时期，华夏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急剧繁衍起来了,中国农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个个农耕聚落出现在辽阔的东亚内陆。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生态变迁，相对于人类文明史来说是极其缓慢的，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为度量的时间段里，华夏的农耕文明必须与“季节性湿地”所构成的“生态元”结伴而行，若没有强大的力量介入，这种状态就依然缓缓延续。“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是《诗经.卫风.氓》所描绘的、今京广铁路新乡---安阳沿线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态景观；这个“隰（xi）”就是低洼积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虽早已不见了大象的踪影，但在京畿大型鳄鱼还时有活动（何新考）。可见前、后生态之稳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们是怎样选择、安排他们的聚落呢？首先必须面对人类不是“两栖”动物的现实，选择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带作为聚落地；其次周围还要有相当面积的常年旱地用于耕种，用于种谷子。这部分旱地史称“桑田”、“桑榆之地”或“永业田”---这些都是从西周就有的称谓。

　　何谓“桑田”？棉花引入中国很晚，古称“木棉”。直到唐宋能够拥有一件出产于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围绕着这种宝贝，经常有很多血雨腥风的传奇发生。中国古代的纺织品主要依赖于丝、麻，在村边旱地的田边地头栽种桑树是西周就已经非常普及了的传统和习惯。据说，这是轩辕黄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亲自倡导的。

　　何谓“永业”？故名思义，就是不动产。在征服或开发而形成一个聚落的早期，这种田地往往是参加战争和开发的聚落成员按人头可以分得的，并可以传之后代。这些田地官府造册登记、岁亩征赋。为了宣誓产权，居民常会在田地之间埋下石头或石灰坑作为界标；20世纪曾经活跃于中国政坛的“蒋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于此。

　　“榆”即榆树。榆树耐旱不耐涝，虽成材周期长，但主干发达，材质坚实，是典型的栋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种榆树表达了先民们对占有这份不动产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有所设想。

　　关于洼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规模存在，我可以说一说北京，因为大家对北京相对了解的多一些，我单说我这里大家不知道。北京亚运村附近有一个地名叫“马甸”，首钢的新厂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经纬度是北纬40度/东经116度(N40/E116)，正好处于这个整经纬度坐标点上的村子叫“下苇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庙会叫“厂甸庙会”... ...以“甸”为后缀的地名，用北京话讲，那是“多了去了”。

　　这个“甸”就是大片的洼地。《礼记.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四丘为甸”，意思是：由四个高地围起来的那片洼地就是一甸。经史学家郑玄进一步注释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见方。可见“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带的“洼”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区仍沿用“甸”作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农业开发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间距大的历史状况。50岁的老北京人都还记得海淀（也作海甸）区西北郊区大片的低洼积水。上面说到的“厂甸庙会”就有《竹枝词.厂甸正月》云:“雪晴满路是泥塘”；“下苇甸”之“芦苇”也是和低洼积水有明显联系的。

　　从洼地积水和“盐碱化”说起

　　和“桑田”相对，距离聚落较远的就是“洼地”，那里是不适合人类栖息的地方。由于地势低洼，往往秋季积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积水不退。如果有读者要把这些和“水草涟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词汇连接起来，实际的情况一定会让你大失所望。和恒久湿地的生机昂然不同，与“季节性湿地”带来的是“盐碱化”，古文献称之为“斥卤”。

　　洼地“盐碱化”的生成机理

　　秋季，雨水从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盐分，从四面的台地涌来，将所有的可溶性盐分搬运到洼地，在洼地形成齐腰深的积水，水面上漂浮着从聚落冲来的生活垃圾死鸡烂鸭；由于没有河道排出，积水只能有两条出路：下渗和蒸发。蒸发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富积过程，下渗的过程就是盐分的储存过程；年复一年，洼地的浅层水盐分逐步累积。我们把以上的溶解---搬运---富积---储存---累积的过程称之为盐碱生成的“宏观机理”。

　　除了宏观机理，盐碱化的过程还有一个“微观机理”：初冬，来自西伯利亚的干燥风吹过洼地，在阳光辐射的帮助下，将表层土壤的水份带走，本来含盐量已经很大的地表水进一步浓缩，盐的白色晶体终于析出了。要命的是随着水分的蒸发，土壤打开它们的毛细管，源源不断地地将含盐浅层水“泵”到土壤表层进行补充；继续重复蒸发脱水、析出晶体、再次补充的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把晶体盐累积在土壤表层。整个洼地，在冰封来临之前完全变成了一个专业的“晒盐场”。盐层的堆积厚度可达10cm以上。

　　洼地、盐碱地的耕作价值与“桑田”不可同日而语

　　极度或高度盐碱化的土地，基本不适宜农业耕种，始终处于荒芜状态。那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几种杂草可以生存，最常见的是“莎草”（音“蓑草”）。对人类文明史有过一些了解的网友，往往会联想起茂盛的“尼罗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类最早的植物书写材料---“莎草纸”（顺便说明：“莎草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蔡伦纸”，它的性质和桦树皮经过柔化加工可以作为书写材料相同）。尼罗河莎草高达1米至数米、亭亭玉立，在中国是可以当做“观赏植物”的，中国北方的莎草就没有这个幸运。在土壤、水源条件良好的环境下它可以长到30cm高，在高度盐碱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过10cm。其根茎可入药，药名“香附子”。

　　“呼啸的西北风掠过旷野洼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残败的枝叶被白色的盐层覆盖”---这就是初冬洼地的一派萧杀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来白茫茫”，农民对洼地与盐碱化做出了最洗练的描述。

　　盐碱的肆虐虽严重制约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进程，却在另一个方面给整个人类带来了惊喜。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和被称为“第五大发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于对盐碱的认识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盐层用水溶解，过滤出清洁的液体，然后加温蒸发，不久就会析出晶体，这就是硝酸钾（俗称火硝），是配制火药的主要原料。剩余的液体称作卤水（以氯化钙为主的二价盐）是制作豆腐的沉淀剂。火药、豆腐在中国盐碱分布最广的黄河、淮河流域首先被发明出来，也许是上天为了怜悯华夏子孙们抗争盐碱的一次次失败所给予的安慰与补偿吧。（注：豆腐的发明者汉.淮南王刘安主要活动在淮河流域；火药配方的最早记录者唐.孙思邈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

　　洼地里几乎不存在轻度的盐碱化，洼地的可耕地大多处于中度以上的盐碱化状态。“可耕”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耕种，即便是“勉强”也必须找到一种顽强的作物。

　　谷子是华夏先民最早驯化的农业作物，它的野生种即使是在现在的大都市都随处可见---就是“狗尾巴草”。据说炎帝神农氏当时找来了很多种“狗尾巴草”试种，从中选拔出了谷子。在小麦、高粱、玉米传入中国之前，谷子和稷子全面承担着养育华夏北方子孙的任务，即使是后来它们也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还依然被作为主粮种植。但谷子的特点是“耐干旱瘠薄，不耐水涝”。它适应于山区坡地和黄土高原的水土条件，平原只能种植在“桑田”旱地，洼地不可种植。

　　于是，高粱走进了华夏农耕文明的视野。

　　从高粱的植物学、农学属性说起

　　高粱，原产于非洲，虽然中国也有野生高粱发现，但正统的农业史观点依然认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以前通过埃及---印度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华夏先民为什么看中了高粱呢？这是由高粱的生物学、农学和洼地的土壤学属性决定的。

　　高粱非常耐干旱

　　这对于适应中国北方夏季的高温干旱是必要的。为了说明高粱的耐旱，这里我们引入一个简单的农学专用名词：蒸腾系数(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腾系数亦称需水量。高粱的蒸腾系数是320，也就是说高粱每生成1克干物质须消耗水分320克；谷子为250，而玉米为370，小麦为520，水稻为680。

　　在不同的生长发育期和不同的水、气环境中，植物的蒸腾系数会随之改变，因涉及过于专业的知识，不宜深入讨论。

　　除了蒸腾系数，“植物形态学”也能说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极为发达，有利于吸收深层水分，在秋季狂风暴雨后常常会看到玉米倒伏，这种现象在高粱就很少见，这就是庞大根系的锚固作用。高粱的茎、叶光滑坚实，表层充满蜡质，有利于保护水分（高粱茎干光滑坚实的这个特点，使它担当了竹子、苇子、藤类的部分功能，成为“泛编织”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长，使它广泛被用于扎制扫帚、炊帚等。这些就是‘草桥关民’“精致生活选择论”的全部理论依据）。在干旱过度的情况下，高粱的叶片可以纵向向内卷曲，尽力减少暴露面积；如果干旱进一步扩大，高粱敏感的气孔会即时调节整个株体进入休眠状况，一旦遇水立即恢复生长发育。关于叶子卷曲，有很多网友通过电视报道，看到了重庆大旱玉米叶卷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叶子可以比玉米叶卷得更结实。

　　高粱极耐水涝

　　特别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于气空发育完整，即使被水长期浸泡也不影响正常生长，而玉米当土壤水份超过85%时就不能正常生长，一旦被明水浸泡，玉米就会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洼地的积水期。“漂着盆子收高粱”是北方农村的一大景观。

　　这里我有一个家族故事讲给大家：这是我奶奶讲的。据说民国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个妯娌，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家里断粮已经多日。这一家春天刚丧了男人，留下20多岁的寡妇带着一个刚刚7、8个月的男孩“熬寡”。这一天大雨刚刚有点止住，看着饿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经干涸了，想到北洼地还有一小块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点回来给孩子打“糊糊”吃。她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洼。

　　“大盆”是北方一带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100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齐腰深的水里推着盆前进，把用镰刀砍下来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为舟”，这不能不说是北方农民无奈中的创举。

　　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这位本家奶奶没有回来。第二天，人们找到洼地，她已经死了。是被驻扎在临近村庄的鬼子在村头炮楼上用枪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没有枪伤，是子弹把大盆打了一个洞,沉“船”淹死的；她当时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装在“船”上。我们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这样完了。

　　高粱极耐盐碱

　　先说酸碱度，就是PH值。玉米适合生长的酸碱度为PH5-8；高粱为PH5-8.8。这个看上去差别似乎并不大，但在耐盐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间的差别就变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盐量高达5/1000的水环境中生长发育，5/1000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个接近海水级别的概念。大连近海的含盐量为30/1000，远海的含盐量为31.3/1000。玉米在含盐量超过2/1000时就会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面积种植高粱是由中国北方的农业生态决定的。这里没有选择，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种粮食作物能够在洼地种植；至少，中国的先民没有找到。按照生长发育所需的温度、日照条件类比，很晚才传入的玉米比起谷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洼地的积水和盐碱是玉米的种植禁区。

　　怎样才能在中国北方的洼地种植谷子、玉米甚至水稻呢？

　　中国的先民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二、斥卤生粱说轮回

　　从洼地开发的轮回说起

　　在中国历史上，洼地的开垦与耕种一直是处于周期性轮回状态的。伴随着战乱、灾荒的发生和止息，时而中断，时而荒废，时而又起。

　　当一个时期处于天下安定，人口增长的时代，洼地的一个开发周期就来临了。通常是以聚落或家族为单位和其他聚落、家族争夺开垦权，争夺激烈就械斗解决。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布极不对称的原因，常常是一个村子的耕地在一个方向上延伸几里甚至十几里，而在另一个方向却被其他村子占领到村边。

　　在归属划定后，理论上讲，参与争夺的成员都享有平等的开垦权，但实际上经济能力低的家庭所能开垦的土地要比大户小许多。有没有牲口？有没有农器具？有没有种子播种？这些都会成为制约开垦能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是撅头刨，一个是3头骡子双铧犁，二者的效率是不可相比的。大户也会雇佣人力、畜力来开垦。

　　洼地即便被开垦出来也不意味着具有了“永业田”的意义。洼地的耕作风险很大，如果这年雨季前提，在高粱的幼、壮苗期洼地就开始积水，即使是高粱也照样会颗粒无收。洼地距离村子都较远，看护困难，成熟的庄稼被其他村子“盗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当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为了降低渡荒风险,通常会放弃洼地的耕种，“搁荒”久了就会被他人重新开垦。一些经济薄弱的小户，即便是生、老、病、死、婚、嫁的正常变故，也会以极低的代价将洼地转让他人，他们宁愿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边的田里。土改分地时，我们这里是按5亩洼地顶1亩桑田来计算的，就这多数人还不愿要。相比较而言，经济雄厚的大户更喜欢整块的洼地：一是类似于保险业遵循的规律，大户可以通过“大数效应”来规避风险；二是适合大骡子大马的连片耕作。这些原因使洼地成为最容易被兼并的土地。

　　永业田里经常可以看到的坟岗、墓碑、柏树这些象征历史传承的标志在洼地是看不到的，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将来很有可能不属于自己的水坑里浸泡。榆树也没有，有的就是柳树。柳树主干低矮不堪大才，但极耐水涝，插枝成林，冠枝发达、生长迅速。很容易让栽种者在3、5年内收获“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适合洼地的积水和所有权不稳定的状况。是不是可以把洼地称作“柳田”呢？古文献未见有此说法，姑且作为笔者的“发明”吧。

　　每当大规模的战乱、自然灾害发生，整个洼地的开垦耕作就会完全停止，重新进入荒芜状态。洼地一经进入荒芜周期，其时间多以百年为单位。比如，以大家都知道的小岗村为例，１１９４－１８５５黄河南下夺淮，然后北归，在小岗附近形成了大片大片的无人洼地，仅燃灯寺一片就有近20万亩；直到上世纪50年代末才再度进入开发周期。

　　从聚落的“繁殖”说起

　　以大的时间段作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跨度内，洼地开发在总体上陷于周期性的重复轮回，能够巩固下来的开发成果十分有限，能够延续的开发进程也非常缓慢。这些可以在地名的历史沿革与聚落的“繁殖”中窥见蛛丝马迹。

　　“村”是最常见的通用地名，是先民较早建立的一批聚落。在汉之前聚落连同它周围的“桑田”“洼地”一起被称作“野”，“野”反映了当时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面，笔者谈到了洼地的兼并，在兼并达到一定规模后，为了节省往来时间和庄稼看护，大户就会在洼地里或洼地边沿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长工、养牲口、打晒庄稼、收晾粮食---形成是所谓的“庄院”。长工也要娶妻生子，庄主也会有失地的三亲六戚来投靠---这就是所谓的“庄户”。如果老天开眼能让他们在高地附近打出可饮用的“甜水”，一个新的“桑榆之地”就会渐渐形成。这类被“繁殖”出来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个通用地名---“庄”。

　　一个新聚落的诞生并不代表和这个聚落相关的洼地被改造成了“桑榆之地”。洼地是广大的，若把洼地比作大海，聚落与“桑榆之地”不过就象一座座岛屿；一个新聚落的出现，不过就是一个“无人岛”转化成了“有人岛”而已。

　　洼地依然还是洼地，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人们就只能面对“海”一样的洼地不断感叹。

　　“庄”的形成是先民们靠民间力量对洼地自发开发的标志性成就，也是靠民间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大成就。一个“庄”的诞生过程是十分曲折、漫长的。一方面，它需要诸如：有没有和平环境保证兼并达到规模？洼地里有没有象样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等诸多苛刻条件；另一方面，它在形成之初的100---300年内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因为在这段时间内，“庄户”成员大多都和“母聚落”保持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和宗法（家族、祠堂、祖坟、社团等）联系；一旦遭遇比如水灾过大新聚落高地被积水淹没，战乱期因庄户成员过少难以抵御匪盗，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等情况；“庄”就会随时瓦解，成员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说来，一个“庄”能够作为稳定的聚落传衍需历经300---500年。

　　除了民间自发进行的开发，国家也会对洼地投入开发力量。在大规模的战争、自然灾害、瘟疫过去后，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为了调整人口的失衡，会强制性或政策性移民。距我们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洪桐移民”，据考证就有数百万的山地居民被驱赶到大平原安家落户。然而，数百万人对于广褒的大平原、对于大片的洼地只不过是“沧海一栗”耳！据“地方志”、“地名志”记载的史料，这些移民大多补充、并入了现成的聚落，他们只需和战后遗存的原居民共同复垦荒芜了的“桑榆之地”，并不会对洼地开发造成根本的改变。正是这种和原居民的混杂、同化才制造了“洪桐移民”被无限夸大的“野史”。

　　国家有时候会将退伍的军人，俘虏的敌人，收编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编制开赴洼地垦荒，这就是所谓的“屯田”。和“庄”的产生过程类似，“屯田”也会产生新的聚落，由此产生的新聚落通用地名就是---“屯”。

　　“屯”和“庄”的产生记录了北方先民征服洼地的艰辛足迹。一次次的开荒、种地，一次次荒芜、湮没；一次次的再开荒、再种地，在无数次的重复轮回中才能有极少数的“庄”、“屯”存留、延续下来。步履何其缓慢？道路何其曲折？

　　笔者查阅了当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发现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庄”和“屯”产生，出现的几个新聚落都和洼地开发没有直接关系，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庙等宗教产物。所能查明历史的庄和屯均为明朝以前。是当地已没有荒地、洼地了吗？不是。直到1958年，“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就是***任副主任的“一机部干校”所在农场）还跨越县境、跨越丹河到距我们村子仅2公里的地方开垦了1000多亩的洼地，可见洼地之广。是当地的人口密度不够吗？不是。所处焦作地区一直是有信史以来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没有开发所必须的和平环境吗？不是。清王朝历时270年，其中就有连续的100多年号称“康乾盛世”。

　　是什么原因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我们不惜再重复一次：洼地的本质是“积水”和“水机制”造成的“盐碱化”。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洼地就永远是洼地。先民们进行的所谓“开发”实际上就是“开荒种地的周期轮回”，根本不涉及洼地的本质。这种停留在最浅层意义上的开发，势必决定它的成果少而又少，进程慢而又慢，270年停留在原地踏步不仅是非常正常的结果，而且就是必然的结局。

　　那么，怎样才能把洼地彻底开发出来，使它成为万顷“桑田”、成为“永业”传世于万代子孙呢？方法很简单，历史上也不乏个别的成功先例：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位邺令，不知是西门豹还是史起组织百姓凿沟渠，引漳之水溉邺之地，人民歌颂曰：“终古斥卤生稻粱”。“斥卤”就是盐碱，这里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谷子；何止是谷子，只要引来活水连水稻都可以种植。

　　（注解：《史记•河渠书》曾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说：“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吕氏春秋•乐成篇》则说这个工程是魏襄王时邺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后，“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 ）

　　他们总结的经验是：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灌溉的“溉”古义即为“洗涤”）

　　“洗盐碱”就是通过沟渠将洼地里的含盐积水排去，再引软水灌入，当水溶解了土壤里的盐碱后再排去，再灌入软水...通过反复排洗，土壤就会脱去盐碱。“洗盐碱”并不需要停止种植专门排洗，只要保证排水渠道畅通，积水就不会停留在洼地“晒盐”，地表水位也会下降数米，这时只要引水灌溉，软水、雨水下渗会将盐份带入深层。水分下渗的脱盐机制我们称之为“压盐”。一般说来，整个脱盐过程需要3年左右。田地脱盐后，如果排、灌系统遭到破坏，田地就会再度盐碱化，我们称之为“返盐”。

　　“挖河、排涝、引水、洗盐碱”说着简单做起难。

　　“涝”往哪里排？

　　往低处排。

　　哪里低？

　　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里排，大河往黄河里排，黄河往大海里排。

　　没有小河不能排，没有大河也不能排，挖了小河、大河还是不能排。

　　哦？

　　黄河河底比平原高你怎么排？

　　“谁来挖小河？谁来挖大河？谁来挖黄河？”

　　先民们屡屡向苍天发问、祈求；

　　苍天，没有回答。

　　三、万流归海见桑田

　　晋.葛洪在《神仙传.王远》里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王远路遇仙女麻姑，询问麻姑的年龄，麻姑回答：自成仙以来，已经三次看到东海变成了桑田，于是我们有了“沧海桑田”的成语典故来形容巨大的变化。我们不是神仙，自然没有麻姑的造化，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经历了一次“洼地变桑田”的巨变；这里没有“形容”，没有“比喻”，没有“夸张”；这是一代人确确实实的亲身经历，整个过程历历在目。

　　1952年，朝鲜尚在热战之中，就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毛泽 东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从此，每当冬季农闲，大河两岸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在20多年里总共使用了7.7亿立方米的泥土和1400千万立方米的石头把黄河牢牢地夹在原地。在这之前它是年年决口，岁岁漫堤。7.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高1米厚1米的围墙绕赤道20圈，相当于修筑4条万里长城。

　　与此同时，“根治海河”、“修好淮河”两面拉开，使这两条水系的总排海能力扩大了4倍。从1949年的1.03万立方米/秒扩大到1976年的4.3万立方米/秒。

　　顿时，涛声止息，幅原千里的黄淮海大平原水落田出。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总共有3亿多亩的低洼易涝土地露出了芬芳的土壤，仅此一项就是埃及所有耕地的10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华夏大地何时发生过如此剧烈的变化？

　　然后就是筑大坝筑水库、修河渠修堤堰、引黄灌溉、引淮灌溉.....

　　随着水利设施的兴建，大片大片的洼地得到了彻底的改造。靠积水、盐碱才神气奕奕的高粱渐渐远去。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喝高粱糊涂是小学三年级，推算来应该是1972年。以后还喝过几次，不过不是在家里，是在生产队的“忆苦饭”上。

　　低产、难吃的高粱退伍了，取而代之的也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谷子；是玉米、是水稻。水库碧波荡漾，河渠哗哗奔流，田头水泵轰鸣，靠耐干旱耐贫瘠而倍受喜欢的谷子也风采不再。（小米很香甜但产量太低还需要“歇年”---今年种了谷子的地，来年就不能再种谷子，否则容易“野化”）

　　黄河两岸第一次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田，浓厚的黄河水哺育出了优质的“黄河大米”，最著名的当数“原阳大米”---这是由1958年兴建的“人民胜利渠”浇灌出来的；黄河母亲面对伟大的儿子毫不吝啬地淌出她金色的乳汁。

　　那个时代到底兴建了多少水利工程？大大小小多如牛毛，如果一一统计、一一介绍写成文字将汗牛充栋。但是有几个数字的对比可以让我们一览梗略：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其中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7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7.1亿亩，其中黄淮海平原地带占1.8亿亩。

　　说说“淠史杭”

　　说到农业水利工程，读者大多会想起“红旗渠”和古代的“都江堰”，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1958年---1976年中国有一个工程比“都江堰”更激越，比“红旗渠”更磅礴，它就是“淠史杭灌溉枢纽工程”

　　“淠史杭灌区”坐落在大别山麓，构架在山峦起伏的皖豫丘陵大地上,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水系，是目前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人工灌溉工程。

　　到底有多大？灌区内包括有5座大型水库、23座中型水库、1043座小型水库、21万处塘坝、总库容86亿立方米，灌溉引水能力为年200亿立方米；大型河渠总延长2.5万公里，可通航河道总延长1100公里；设计灌溉面积1023万亩，1979年完成灌溉面积800多万亩，80%属于高渠自流灌溉。

　　以上数字意味着什么？先说它的库容，86亿立方米，这个数字基本是1949年中国所有水库容量总和的2倍。三峡的防洪库容也只有221.5亿立方米，三峡的水是不能用于灌溉的，假如要把三峡的水通过沟渠网络用于灌溉，工程将扩大数倍。

　　再说它的面积1023万亩，著名的“都江堰”是平原灌区，经过2200多年历代王朝的扩建，到1950年它的灌溉面积只有288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1000万亩。另一处著名灌区“河套灌区”，1950年的灌溉面积是290万亩，经扩建到1979年灌溉面积为700万亩。可以这么说：在“都江堰”这些工程里，现代成分已经大大超过了古代成分。和“红旗渠”怎么比呢？“淠史杭”1天的水流量比“红旗渠”1年的水流量还大。

　　再和外国对比：

　　世界上最著名的尼罗河灌区，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总面积为3000万中国亩，这是埃及的全部耕地，这里孕育了最古老的文明。它靠的是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峰漫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筑渠引阿斯旺高坝水灌溉。

　　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因皮里尔”灌区，年引水量为35亿立方米，灌溉面积为300万中国亩。始建于1901年，经过100多年的不断改造，目前还未找到理想的灌溉模式。

　　说说我家乡

　　数字是枯燥的，还是让我从一个“生态元”的变化说起。

　　我们村土地改革时期的人口是600人左右，拥有“桑田”旱地400亩，分布在村子周围。另有洼地1000亩。村子南面紧靠沁河，也有一些滩地，随主河道变化，面积很不确定。

　　沁河大堤自古就有，据老年人讲以前的堤豁口很多，一遇大水就会在村上游不远的地方漫堤，几乎每3--5年就会出现一次。1954---1957年，作为治理黄河的一部分对大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修。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1982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峰，发生了一次漫堤。

　　村北不到1公里处，有一条季节河，平时涓涓细流，汛期奔腾咆哮，由于没有提防，洪水四溢，经常漫进村子，为了抵挡它和沁河上游漫堤的水害，清朝时期也许是民国早期，人们又在村边修了一道围堰，和沁河大堤组成半月形，村子就坐落在里面。1958年，刚刚建立人民公社，上、下游2个公社的农民为这条河修筑了提防，集体力量第一次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了显现。从此这条河的水患得到了治理。

　　趟过这条河就是洼地。洼地很大，周边有十几个村子和这片洼地相关。属于我们村的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

　　解放初期村子里有砖井4眼为饮用水，由于水层很浅，根本不需要什么辘轳，有时候人可以趴那直接用桶提水；村外有土井几眼靠人力杠杆汲水浇菜园用。还有2眼不知建于何年的水车大井，村民习惯称为“大洋井”，也称水车为“洋水车”，用牛拉水，水很小，也是用来浇园子的。这两个大井一直使用到1971年被机井取代。

　　以上是我村解放初期的基本人文、水文状况和所有水利设施。

　　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推动下，开始了对洼地的改造，在东西宽1公里，南北长1.5公里的矩形地带，开挖3条南北走向，2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河，群众称之为“小涝河”。“小涝河”是相对于县里组织的排涝干渠“大涝河”来说的，“大涝河”从洼地南端穿过，把“小涝河”排出的水带走，到下游进入沁河。“大涝河”每段由所在地段以大队为单位组织开挖，大队之间由公社协调，县里只负责规划组织、测量划线。大、小工程历时3年，正好是三年灾害时期。村史资料记载我村共开挖土方12万立方米，全村青壮劳力每人平均近千立方米。从此洼地变成了旱地。

　　据参加过“大涝河”会战的老干部回忆，寒冻腊月里打破冰凌茬下水挖泥，全线展开竞赛，进度快的插红旗，最慢的插黑旗。工程刚开始后，据说国家领导人刘少奇要来视察，省长吴芝圃亲自坐阵指挥，看工地人员太少，要求老人、妇女齐上阵。工地上拉着大标语“老人赛似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还要把剧团里的行头借来穿上，还要化装，老年人化个大黄脸（黄忠），妇女化个大红脸（穆桂英）。几分诙谐，几分壮烈。

　　很难想象，假如没有人民公社，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这样的工程怎么完成。

　　1969年，为了响应“农业学大寨”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再次对整个工程进行改造，干渠源头筑坝引水，沿途加高河堤，建桥筑闸，变单一的排涝工程为排、引一体工程。工程完成后，洼地变成了良田。

　　这个时候不但高粱被玉米取代，而且具备了向水田演化的条件。1972年我父亲因为是右派，因为戴着眼镜；于是就很有学问，于是就受命带领7名社员试种水稻（突破生产队，以大队为单位）。父亲一时间热情焕发，什么“水稻育秧法”“波尔多液的配制与应用”等农技书籍堆满桌子、床头。最后改造出了70亩水田，全村人口每人每年可分得净米40斤。那个时候的政策鼓励创新，改造田3年不用交公粮。为了蓄水应急，还开挖了2亩大的水塘，鱼和莲藕混养，往日的洼地变成了江南水乡。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篇课文：

　　小河流过我门前,

　　我留小河玩一玩；

　　小河摇头不答应,

　　急急忙忙去浇田。

　　这确实是我们家乡的真实写照，村前河渠环绕，大地稻谷飘香。

　　前文里笔者说过：新聚落的出现，是人们开发洼地的标志性成就，本县在大清朝的270年历史中竟没有一个和农业开发有直接关系的新聚落出现。1949后情况怎样呢？

　　1958---1976年，仅在这个和我们村相关的大洼地里就有4个具有聚落性质的新据点出现，当然能不能稳定下来还要看历史的演变进程。

　　据点1：地方国营博爱农场分场（现存）

　　据点2：县苗木林场/种畜场（现存）

　　据点3：社办工厂/公社小农场（现为乡镇企业园区）

　　据点4：青年队/新农村示范点（后被政策性撤消，现被一个从无水山区迁移下来的小村子沿用）

　　以上4个聚落目前均正常存在，人口有增加趋势。这个指标佐证了那个时代农业开发规模及水平的异峰突起。

　　一个个类似于我老家的变化，一个个“生态元”的改变，使中国农业的大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缓缓延续了6000年的华夏农耕文明，在1958---1976年间突然展开了翅膀，飞跃般地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期间，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谱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焦育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斗盐碱，“贴上膏药扎上针，开沟排水冲卤灰”（注：“贴上膏药”，用黏土覆盖沙丘；“扎上针”种上柳树、泡桐和植被；“卤灰”，盐碱）

　　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民劈山造田，使“沟坡变梯田，荒山变粮川”

　　... ...

埃及有句谚语：“时间战胜一切，金字塔战胜时间”。时间是无限的，历史是不朽的；但总有一些人和事使历史显得渺小，使时间变得短促。毛泽 东作为华夏5000年农耕文明最后的巨人，他伸出硕长的手臂穿越4000年、5000年的时空和大禹、神农相握；时间仿佛凝固在一瞬。作为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位巨人，他转过身来，把另一只手伸向未来，等待有出息的子孙；但愿不要漫长。

且不论美元计价的GDP来衡量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是不是削足适履。

2014-05-30 11:23:19

继上周意大利宣布今年GDP统计将计入毒品和卖淫交易额后，英国29日也表示，今年9月将史上首次在统计全国GDP时纳入卖淫与贩毒交易。预计英国年度GDP将因此增长5%，约合100亿英镑(约合170亿美元)。据悉，这项行动满足欧盟核算GDP相关法规，爱沙尼亚、奥地利、斯洛文尼亚、芬兰、瑞典和挪威都将把卖淫与非法毒品交易活动计入本国GDP。

河里贴过当年进联合国的支持国家的名单，我们被第三世界抬进去绝对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能够以绝对多数票数重返联合国，出乎美国意料，连主席都没想到能那么快。至于输出革命的效果，在非洲还是取得不小的成就的。今天中国在非洲的声誉就是60－70年代坦赞铁路、援外卫生队、军事援外撑起来的。

多余，没必要，你也配！！

受罪不是因为美国和民主，而是独裁者的余毒，独裁者豢养的走狗太多，这种走狗是不配过好日子，也不会过好日子的。

等到那些独裁者的走狗都死绝了，这些国家就有希望了。前清也是一样，没了皇上，多少人如丧考妣。

麻雀们冤枉呀。。。。

不招大学生了，那是原子弹有了，就不用再发展科学了，够用了。。。

只不过你对于前三十年的成就看的不高，认为不如后三十年而已。而在很多人包括我个人，则认为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实际上远远超过后三十年。

历史不能重来，所以没人能够假设如果会怎么样。但至少有一点，前三十年的成就，没有任何国家曾经做到过。而后三十年，最多不过是重复了资本主义的老路，而且这条老路还是建立在前三十年奋斗所得到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之上才有可能。

难道是自由民主太多闹得？

先锋队到精英这个逻辑怎么来的，我实在没看懂。至少从主席的所有政策的一贯态度来看，他是不承认精英阶层通知这个理念的，否则也就不会有文革了。主席估计比任何人都相信人民的力量，只是他要带领人民把属于人民的机会从精英手里夺回来

所谓的毛左干的就是歪曲而已。

“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惟其先进，才称得上先锋队。所以先进性是基本要求。无论是其整体，还是成员，在自身素质、思想觉悟、政治行为等等方面，都应该具有先进性，始终走在前列，充分发挥其先导、先锋、模范和榜样的作用。

GCD不是工党，不是是个工人就能当的，必须要求其先进性。因为其先进性，只能是少数人才能成为先锋队。而任何社会最终的领导和执政只能是少数人，否则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把这种少数人营造成“精英阶层”，把先锋队等同于他们所臆想的充满了通天阴谋的精英，加以批判以美化文革，为文革寻找合法性其实都是把毛的思想推向死路，是真正的凿船党。

人民群众拿到政权，谁来执政，大家都执政？红军换了毛还要搞个三人团，大家都执政结果会如何？大家集资建立一个公司还得找个懂业务的人经营呢。文革的历史其实很清楚了。保证人民执政只能是人民群众推选他们的精英也就是他们的先锋队来执政。为了保证这是人民推选的，必须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

毛认为他那个时候的这个先锋队开始变质了，他要保证阶级属性，于是开始了文革。对此的评价党的历史决议里面有很充分的阐述。

从前三十年的宣传路线上就能够看出，所有电影电视的主角，广泛宣传的先进人物形象，几乎从来都不是执政者或者领导者，我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宣传手段，而是真的让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才是历史的推动者。这种先锋力量不在于领导别人，而是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做出功绩。当然有一些先进者是在领导岗位上做出成绩，有些人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并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必然属性。这里面刘少奇所说的国家主席和掏粪工只是分工不同的理念是一种终极表现。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根子上不是因为几个领袖是如何的高瞻远瞩，而是在于中国共产党敢于发动群众，敢于相信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们才能够做出其他人所不敢做的决策，才敢于走其他人走不通的道路。

文革也不过是这种理念的一种表现。正因为文革，所以中国人从来不相信任何的执政的必然性，任何先锋的必然性，敢于挑战任何权威，这种信念可以作为任何制度的正面的破坏作用，保持其生命力。这种破坏力量才是真正的精英统治的制衡。这不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主席会说文革要变成常态，就是因为制度中的破坏作用是制度保持生命力所不可或缺的。他的思维从来不是围绕着执政者这个小团体展开的。

一个是穷朋友们提的，兔进秃出方案。另外两个都是白头鹰提的，一个是针对穷朋友的秃出方案，白头鹰嚷嚷应该有2/3同意，一个是瞎编的兔进秃不出方案。结果是白头鹰被否了，穷朋友就载歌载舞。

这个很明显了吧。白头鹰压根没有嚷嚷反对兔进，争夺的焦点不是兔进不进，而是兔进的细节，到底是秃出还是不出，到底是2/3还是不需要2/3。较劲全然表面功夫，根本不在痛点上。这个是白头鹰一贯的嘴脸，咬牙切齿气急败坏地投完票，然后一脸无辜无奈一摊手，看，秃子，我尽力了，老大不好当啊。。。。回头就吃烤鸭去了

你说的绝对多数，是第二轮针对穷朋友提案，是对的，但不够完全，其实否决白头鹰提案是在第一轮投票，白头鹰只差4票。以白头鹰的能耐全力争取，会连4票都搞不来么？显然不是啊。第二轮英法意，加拿大，北欧啥的，全投赞成来着。白头鹰那票反对，明摆着是在玩儿人呢。

你还在自己去玩勺子把去吧。顶烦捏造别人意见的套路。

你的话自己都不能自洽，典型的自娱自乐，沉浸在自己营造的话语体系中。说的就是你。

至于拿票数说话，这个是倒果为因了。我们当年也做好71年不回联合国的准备，和基辛格也说得很明白，两个中国决定不接受，不在乎多等一年。71年就能重返联合国也是超过了我们的预计，是意外之喜。再说，1971年7月，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美国人到10月再想全力反对，其他国家也不是傻瓜。我们在越南，老挝的投入是主要原因，没有美国人深陷越南，他们也不会来搞缓和。重返联合国确实可以看作是输出革命的成果。看看现在日本为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投了多少钱，就可以比较出当年顺着解放第三世界，殖民地独立的浪潮抢着把回联合国这事做好，不留后遗症是多么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