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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毕福剑和政治正确 -- 天王子
刘少奇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就是爱抽烟。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月薪都是15元。而刘少奇常常等不到发薪，烟盒就空了。为了备“烟荒”，他就将平时吸剩的烟头留下来，没烟抽时，就用纸卷着这些剩下的烟屁股抽。
1947年在西柏坡，刘少奇每月的津贴是3元钱，除1元交党费外，所剩2元全部用来买烟，还是要闹“烟荒”。
建国后，实行薪金制，当时行政级别是1-24级。
60年9月，毛泽东建议降薪，党内取消1、2级（党外保留），3级降薪12%，4级降10%，5级降8%，6级降6%，7级降4%，8级降2%，9至17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总司令本来是可以拿军队元帅工资的，比走行政级高一些，总司令没要）等人的工资都是党内行政干部最高的3级，工资404.8。
王光美资历浅工资低，刘家子女多，刘少奇抽烟就只抽“大前门”（当时好像是三毛五一包）。
一次，刘少奇到西花厅找周恩来商谈工作，周恩来把刘少奇让进办公室后，从柜子里拿出一听罐装“大中华”，说：“难得你来一次，破例破例，为你准备着呢!”刘少奇呵呵笑着，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说：“你那高档品留着招待别人，我抽这个习惯了。”
毛泽东也深知刘少奇吸烟节约。一次，刘少奇和毛泽东谈工作，毛泽东请刘少奇品尝云南玉溪烟厂特制的“云烟”，并说明这些烟他已经用稿费付过钱了。谁知刘少奇恭敬地笑着，拿起一支“云烟”闻了闻，赞了声“好烟”，便给毛泽东点上，自己却依然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来吸。当毛泽东问其原因时，刘少奇答：“不是不想抽好烟，是怕自己上瘾，上去容易下来难。我几次想戒，可是一熬夜赶材料、文件，就靠它来提神，欲罢不能了。”
1958年，刘少奇在成都开会，当时烟恰巧抽光了，秘书吴振英便拿了盒云烟。刘少奇吸后觉得还不错，吴振英便说：“那就弄一些来。”刘少奇马上说：“一定要付钱!人家不要钱，我就不吸烟!”烟买来后，刘少奇看了发票才放心地抽起来。无论是召开会议、商谈工作还是接见外宾，刘少奇总是自己带烟。
贺龙算一个，小平算一个，老不厚可能也算一个。
工资高，负担相对少一点。
朱德把老家的小孩弄来了，日子过得也比较紧。
鱼，毛所欲，肉肉，亦毛所欲；不可得兼，毛舍鱼而红烧肉也。那时对植物蛋白没充分认识，否则在毛的晚年，管保健的搞不好连鱼都不给他吃，改吃大豆蛋白了。
人习惯于已己及人，自己成天想着好吃好喝，于是别人也定当是成天想着好吃好喝。思维紊乱而已，不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纯感官用事。
野路子与正路子的区别。野路子惯于断章取义，也可能是眼界的局限。比如主帖的菜谱，再比如攻击毛的那句“感谢日本人”，这些都是眼界或臀部使然。野路子的野，使得他们接触不到史料和人，有时候野人的文章引起轰动，是因为正路子的人借野嘴而已。
中南海里的规矩严，众所周知，家在其中的，吃的都不太好，因为要自掏腰包，没人敢在这揩油。毛从不蹭吃蹭喝，下面的自然无人敢做。这个风气延续至今，在这里，你就是加了一个小菜，喝了一口小酒，也得乖乖的交钱，一分钱都不能少。
在家守规矩，出海后某些人想吃啥就敞开吃，越稀罕的越吃，还往家拿。五六十年代，他们短暂飘过的地界，当地的接待经费就空了，还得欠债。产稀罕物的还得组织人马去打猎，以致出现伤亡。这时的，一般都得交钱，没人敢不交。不排除一百的作价一毛。
七八十年代，在保健大义下，吃用更讲究。有人喜吃鲍鱼，有人喜燕窝。有人吃着吃着就吃腻了，改吃粗茶淡饭；有人虽然吃烦了，但因向往很健康或比较健康，就硬着头皮吃光了半个中国的燕窝。半个中国是特指，如果用市面上售卖的来抬杠，俺就输了。这时的一般不交。
九十年代后花样翻新。层次不够的，打着误餐的幌子，明补几十元几百元。层次够得，直接钓鱼台等地，交上六十元搓一顿，六十元够不够，吃货不管，吃出多大的亏空，吃货也不管。交上的六十元也一般不是出自自家荷包。
所以呀，别提吃，较真的说，领导人该不该吃呢，太应该。但毛确实没被人喷的那般吃。如果真要喷，那就都喷，看谁吃的花活多花费多。还有啊，最重要的是花的谁的钱。俺敢说，毛吃的都是自己的钱，别人俺不敢打包票。但除了毛，其他领导人的菜谱谁敢去喷呢。
圣猫你好。唉，毛稿费收了7000万都有人扯呢。俺们P民虽然说话颠三倒四没啥逻辑性，但实在看不过眼了。
大家都好。七千万你得先除以二，再砍去一个零，这才是毛的稿费。但说这是毛的个人所得，也不属实，因为毛的家人一分钱也没得到，也得不到，因为公家根本不给，归党所有。毛的稿费，署名权算毛，所有权归党，使用权不明。
陈毅体胖，血压高。保健医生要求他戒烟。为了督促陈毅，夫人张茜就掐断供应，家里不买烟了。
陈毅虽然表示接受监督，要戒烟，但他外事活动多，受到的诱惑也大，家里断粮，招待会上有啊！
参加外事活动时，一看茶几上摆着烟，忍不住又抽起来，结果上了新闻纪录片，少不得听张茜的数落。一次，张茜发现他口袋里有一盒烟，一问原来是他接见外宾时顺手牵羊拿的招待烟。
张茜大为生气了：“抽抽招待烟也就罢了，还要拿，堂堂的副总理、外交部长，好意思占公家的便宜。”
张茜只好家里再买烟，限量供应。
不过陈毅烟瘾不算大，过了一段时间真的戒了，全家人皆大欢喜。
陈毅戒了烟后，一次去主席那儿，主席散烟，他说：“戒了!”主席东表扬他说：“好啊!你有志气啊!”
主席烟瘾比陈毅大多了，戒烟说了多次，直到生命最后一两年，才戒掉。
邓小平爱打桥牌，孔丹、孔栋两兄弟还有聂卫平等，都当过他一段时间的牌友。
牌桌上，邓小平烟不离手、痰不离口，特制长过滤嘴熊猫烟和搪瓷痰盂是他两件随身法宝。
有一天打牌，孔丹兄弟俩都没带烟，孔丹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
小平听到了，对警卫说，“去拿烟么。”
“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警卫说。
“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老爷子说。
戒烟这东西要看人体的平衡状态。有时候戒烟了反而打破了平衡。我见过好几个戒烟的老兄，没戒烟之前人精瘦，一旦戒烟了人立马就胖了，接下去啥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都来了。
要说给毛家人，也不合适。怎么处理着实为难。
不过，自80后，一切规距从头起，大家都有稿费了。
我个人观点，凡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发表的讲话，文稿，指示等集结出版的稿费归党组织，比如文选，选集，重要讲话等。
在政治范围以外的所得归个人，比如毛主席发表诗词的稿费。
不过，貌似现在都归个人腰包，也难怪大家为毛主席鸣不平。
摘自王凡、东平合著的《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作家出版社）
1960年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少奇同志的工资后，就和大家议论起少奇同志的生活问题，“别看他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应该是9口，笔者注）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最清楚这些。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郝苗的话是很有分量的。
另一位同志有点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未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像这些的生活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补助点吧。”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不要向他们汇报了。后来经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狐狸注：办法总比困难多
）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到这件事。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就问光美同志:“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我不知道。”光美同志惊讶地答道。“你去查一查看。”少奇同志又补充了一句。
光美同志立即来到卫士组问大家，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卫士还想讲些理由，但光美同志已经清楚了，“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她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马上把我和卫士长叫去，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我感到了他的气愤不平。
停了一会儿，他又追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少奇同志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又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光美同志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系到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我们算了一下，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不知道这书可信度如何，场景挺栩栩如生的。
好像聂卫平就说过毛毛，让老爷子戒烟太急。
看凳公年谱，感觉94年后没啥实在的记录了。
个人认为，全部作为特别党费最好，一方面，当年出版整理毛选，成立了专门班子，另一方面，主席后辈在不同程度上也得到过关照。改开30多年，主席结存的稿费早就被CPI远远地抛在侏罗纪公园了，现在的百万，在北京连个小户型都勉强，想必主席后辈不会为争这个发飙。
这样的话，一次性把账目公布，也免得谣言满天飞。
这些年，瞎话三四的“亿元稿酬”、“只一人领稿费”……四处乱传，辟谣文章没人看。
主席稿费确实不少，但这个“不少”只是相对于当年普通人的收入来说的，那个时候的百万，确实是普通人眼里的天文数字。
但是相对于当年那些挣稿酬的文人来讲，真是很正常。当时的作家，是又有名又有利，是真富！
《巴金文集》稿酬近23万元，相当于一位一级教授50多年的收入（邓稼先是三级教授，每月工资230左右），或者是城镇普通职工480年的收入。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貌似50多万（30多万字，54年初版即近百万印数，56年出第二版）。
刘绍棠在自传《我是刘绍棠》里回忆很详细：
1956年3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 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竟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年“反右”前，小说稿酬每1000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12 元，我的小说1000字18元。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4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 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 万册，三个定额，每 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 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入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
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 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收入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 版，可得稿费3.5万元。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
作家的稿酬要高些，译著的稿酬要低些，绝大部分是每千字九元，傅雷等名家是每千字十一元（傅雷1956年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函）。
1957年“反右”之后，“印数稿酬”被取消。自1966年6月起，发表和出版不再付酬，稿酬制度实际上已被废止。
主席的稿酬，主要来源于1957年“反右”之前，还有就是国外翻译出版支付的稿酬（阿尔巴尼亚、朝鲜等国家寄来的稿费，主席让退回）。51年，毛选第一卷出版，25万字左右，初排本印量就超过150万，各地供不应求，当年重新排版（重排本）加印。第二卷52年出版，第三卷53年出版，第四卷60年出版。
这些加起来，上百万轻而易举。按吴连登说法，76年主席去世时，中办特会室报盘，稿费还余124万。80年代中期，特会室管账的退休，报盘是157万，多了几十万的利息。
身体细胞已经习惯在某种浓度的尼古丁刺激下运转了，跟酒精依赖综合症基本类似。
莫回我的帖子，最好也别看。
因为我看到你的帖子都绕着走，不小心点别人的回复踩上也从不敢细瞧
大到文明，小到企业或个人，进步只能是一种应对主客观环境的挑战的应变。文明从一开始应对自然挑战为主，到自然的挑战已经不够给力以后逐步让位于人类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挑战为主。担心人类用核武器自我毁灭不过是挑战与应对这对矛盾循环中的一次罢了，正确的方法不是去把矛砸断，而是开发更厚的盾。比如如果能进行星系殖民，有了其他立足点之后用核武毁灭地球就没问题了。
真的思考过所谓的自发发展就会知道在逻辑上是迈不过去的，比如这个自发到底还要不要依靠人类自身，如果不需要的话那不就是成了matrix了，人类更应该灭亡了。如果还需要人类自身，那么靠什么力量去督促人类去自觉自愿的远离享乐，用短暂的生命去做那些无聊甚至无用但长期看是有意义的事，难道得等人出车祸高位截瘫像霍金那样嘛。又或者撇开这些就从实现了物质丰富极大化来说，老马和相信它的人一般都以为这是个未来的概念，但实际上这是个现实的东西，只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机会去体验而已。我认识的一个富二代女孩每年米兰伦敦巴黎纽约时装周一个不落，只穿定制杜绝成衣，花的钱也不多，千万级吧。现在她的父母担心的不是她花的钱是多少，而是觉得她才这点年纪要获得满足感已经这么难了，怕她接下来要去吸毒才能有快感了。在阶级社会的环境下都说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宰。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大家堕落是会更快呢还是更快呢？别忘记第一个matrix是怎么完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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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有闲有钱阶层开始大量信佛，就是基本需求大致满足后，如何寻求人生动力的一种积极求变。早年和富二代圈子接触过后，一种直观感受就是，如果你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吸毒，那么十有八九等你有钱后，你就会去吸毒。
当中国用白菜价把各种文明前端生活需求向中下层扩散后，生存意义的考验会很快降临。曾经有个比较“成功”的好友就说，看那些还在为房子孩子拼命奋斗的人，有时感觉他们才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用考虑颓废的问题，也不会为失去人生动力而恐慌。
中国现在大多数人寄望得到的物资刺激，其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贫乏。我们今天知道一个词：中等收入陷阱。说的就是，如果物资刺激被大规模抹平后，勤奋基因是否也就在民族层面被去除了呢？历史上有大量民族都被冠以勤奋的标签，现在却都开始混吃等死，均贫富有时更象是一剂国家的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