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秘密”—— 民国时期的遗闻佚事之六十 -- 习之
胡适担任北大校长的“秘密”
—— 民国时期的遗闻佚事之六十二
习 之
1945年6月,北大校长蒋梦麟先生应新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邀请,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离开了他服务了20年的北大。于是,号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教育界人士纷纷推测,这北大校长的继任人到底会是谁呢?是傅斯年①?还是汤用彤②?是朱家骅③来兼任呢?还是蒋委员长亲自来兼任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是,事实证明这些推测一个都不对!
1945年9月6日,国民政府正式下达任命令,委任民国时期的学术巨擘胡适先生担任北大校长。考虑到他当时尚在美国之故,在他回国之前暂由傅斯年代理校长。
这时,国内教育界又开始有人开始猜测,这胡适先生是怎样成为北大的校长的呢?这个中是否有什么秘密呢?于是,“第二轮竞猜活动”又开始了!
1946年6月初,胡适忙完在国外事务后,由纽约启程,经过大约一个月行程,抵达上海。直到9月才正式走马上任担当北大校长一职。10月10日,胡适出席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在此之前,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经替他完成了从昆明西南联大回迁北平的艰巨任务。处理了复员工作中的许多棘手的事情,胡适就任时,北大的各项工作也已走上了正轨。直到这时,有关胡适怎样成为北大的校长的谜底也还是没有解开。
据说,这个谜底一直到1947年1月,胡适先生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迎新大会上,才亲口“泄露“出来。
在那个会上,有一个学生直截了当地向胡适校长提出了这个尚未揭晓的问题。胡适先生用十分幽默的口吻告诉他的学生:他能担任北大的校长,全靠他的一篇简短的文章。就是因为这篇文章,他才和北大发生了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
学生们继而追问是他的哪一篇文章。胡适说:“就是他的那篇《诗三百篇言字解》”。
原来,胡适先生的这篇《诗三百篇言字解》是一篇研讨我国最早 的诗歌总集《诗经》的文章。因为在《诗经》中,“言”字一共出现了176次,其中“言”字用作实词有77次,其余近百次皆作虚词,情况较为复杂。1911年,尚在胡适就写了一本《诗三百篇言字解》,将“言”字做了一个很完整的解释,具体到任何一个在不同的环境下它所含有的意义。
1917年初,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④后,向校长蔡元培竭力推荐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新青年》杂志投稿者胡适。蔡元培看了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及以前已发表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后,认为胡适旧学新学皆有所造诣,决定聘请胡适任教授。胡适接到陈独秀的通知,很快回国接受聘任。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年仅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
从此,胡适就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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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 傅斯年 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大
文科研究所所长。
② 汤用彤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
③ 朱家骅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④ 文科学长 北京大学当时有文科、理科、法科三科。
当时北大不设副校长,在北大,文科学长是仅次于校
长的重要职位。
“傅斯年和北大教授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贺麟等皆给胡适去电和写信表示欢迎,并建议胡适在美多聘请优秀学者担任北大教授,充实提高北大的教学队伍。胡适很快回电朱家骅、蒋梦麟、傅斯年表示接受任命,并向在美的饶毓泰、杨联升写信,请他们推荐著名学者到北大教学。饶与杨向胡适提供的名单有著名学者张文裕、彭恒武、马仕俊、张宗燧、汪敬熙、钱学森、马大猷、郭永怀、黄昆等,皆为杰出的中国科学家,特别提出要请钱学森任北大工学院院长,马大猷任电机系主任。胡适非常高兴,很快给钱学森写信聘任他为北大工学院院长。钱回信说:因为与加州理工学院的聘约未满,短期内不能回国就任。胡回信约定,请钱学森过几年回国就任。因为钱学森不能回国,胡适改请马大猷任北大工学院院长。”
“胡适很重视尖端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他积极筹划在北大成立原子物理研究所,曾经开了一个名单,有钱三强、何泽慧、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马仕俊、袁家骝、吴大猷等九人,都是这方面的第一流专家,拟请他们来北大任教。他向国民政府要经费,国民政府不理睬,转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要,该会拨了10万美金。他计划把这笔钱用在原子能研究上,1948年汇给在美的吴大猷、吴健雄两人,请他二人筹购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后因国内形势变化太快,来不及购买,北平就解放了,胡适把这笔钱还给了基金会。”
芳兰生门,不可不除
胡适思想批判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
全八冊
出版时间 1955
对胡适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思想战线上的一场极为严重的斗争。这门斗争现在已经初步展开了。我们为适应读者的需要,把报纸、刊物上发表的有关的文章陆续编印出版。这第一辑所收集的是一九四五年的文章,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的编排,基本上是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的。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574-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胡思杜曰: (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 "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郭沫若曰: (他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一个月后他又说:“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4页和10页)
解放了。
蒋自己倒是一度心动(反正他委员长当了十几年,不也是国家领袖么?-九一八之后,蒋下野,将国民政府主席让与林森.),胡适甚至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蒋为行政院长掌实权)
再进一步设想,若蒋被上帝提前招走(1946年),以胡适为总统,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真当过),朱家骅为国民党总书记(也差不多当过,朱是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戴季陶给蒋介石出主意,把秘书长提高一级,居于中央各部长之上,其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也是中统名义的头),而以孙立人为国防部长辅之,美帝岂不大乐乎
中央研究院就把国民党政府包了(中央研究院选举院长,翁\朱\胡恰是前三)
胡适自觉地坐到国民党一方,此人有能力(学术方面的眼力尤佳,前面已经举例了),有名望,还有后台(独他能从美国要到不少钱),他给国民党背书,自然是非打倒不可的敌人
平心而论,当时对他的批判很多是故意找茬和抹黑,非认真地学术批判-颠倒是非和牵强附会者甚多
留下来的就三种结局:老舍、沈从文或者郭沫若。
至于胡适玩政治嘛?他过于理想主义,还是“多做点学问,少谈点政治”为好。《凤凰大视野》做过几期《蒋介石与胡适》,很有点意思。
的人还真不多
现在网上最无聊的就是说,胡适说太祖考不上北大,得罪了太祖
既诬蔑了太祖,也诬蔑了胡适
胡适不会那么刻薄,太祖也不会那么小心眼儿
当时真的批评太祖的是张申府,因为太祖写的图书卡片太草,读者看不懂
KMT 曰: 苦撑待变,拉住米帝老大,就得救了
TG 曰: 自力更生,争取SX老大,就成功了
胡适这家伙整天设想第三条道路,所以其实两边都看不上他,因为他真的有点儿实力-瞧瞧他选的人-是不是不少人跑到两弹一星事业里去了?而且这家伙还真能搞到钱,十万美金当时可不少啊,不是说太祖最初给钱三强的才五万么
否则根本没人稀罕理他
当然,不走的话“文化人”也是有用的,他们在76年前死去,就会变成神,或者神棍,然后用以鞭笞毛泽东。
死得早死得好,可以得完身——解放前死,一切都是完美的;解放后改开前死,虽则不够“完”,好在还担个“悲”字,更戏剧化、更莎士比亚了,呵呵。
如果这些“文化人”不幸在死后马上投胎,成为改开后的“文化人”,那么他们就会被鄙视死的——刚刚去世的汪国真,在我年轻时,曾经是不少人的青春偶像,习也曾引用他的诗,这诗写得虽一般,但也比“两个蝴蝶”强多了,不过汪国真的地位无论如何是比不上胡适的,就因为我前面说的法则,汪是在改开后成名的(改开不久),所以他没资格当神。
汪不算最惨的,现在活着的闹着的“文化人”更惨,韩寒被扒皮了,其他人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不仅左不待见,那些志同道合的右右们,也不见得耐烦与其为伍。
呵呵,改开真是个神奇的线,解放则是个更神奇的线。在这俩线之前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老一辈革命家”,都是无错的神(除了文人兼革命家的毛泽东错误多多,其他人都是无错的,都是圣人),他们的自杀都是被迫害的,没有一个是畏罪的。
而解放后特别是改开后的人,无论是文人还是高级干部,都TMD不是东西,哈哈,都是该死的,他们的自杀都是畏罪的,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神奇的时间线啊。
PS:上述言论与老舍之死无关,老舍之死,姓邓的女子似乎不是无辜的。
影响力这个东西,社会地位起更大的作用。汪的地位太低了。胡的儿歌般的诗词,在白化文刚启动的时候有意义和影响力。
胡适更大的贡献在外交和国际政治上。可以参考以下胡在二战和二战结束时候的在外交官杂志上发的文章。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还是很有见地和预见性的。如果有人对胡不留大陆不理解,不妨从他的文章上去找答案。
人的成长么,好比是吃饼子,吃了七个终于饱了。第七个饼子撑饱肚子的,可是总是容易忘记没有第一个,二个等等的,第七个饼子是填不饱肚子的。
胡和徐推销的现代诗词,从发起开始就是在被骂之中成长的。这中结合西文和新样中文的文学形式,到现在网络时代,基本快消亡了吧。
他写文的时候,中国没几个识字的,于是他大师了。他的作为,都是因为他大师了,才有机会去作为的。
胡适还是走的好,他要不离开大陆,就没资格当成“远观的花”,就没资格被神化,呵呵。
至于白话文,胡适也许是旗手,但是他的白话文写得很一般,鲁迅的白话文同样很一般,那个时代白话文写得好的人,我觉得只有两个——其一是深刻影响了大陆文风的毛泽东,甚至毛泽东的某些语病,也成为大陆的语言正确,比如说“在……还没有……之前”的说法,应该是个病句,毛选里很多,不过在现在就是语言正确了:)
其二是被八卦女骂惨了的冰心女士。冰心之文比较浅,但是文笔确实是现在的文笔,是标准的白话文。正因为她的文字如此像现在的文字,加之内容浅显,所以她被鄙视了,哈哈。
简单地理解-他写文的时候,中国没几个识字的,于是他大师了。他们创造了新的文风。那时候识字的人多,写文的人也多。不过是旧的风格罢了。
鲁讯从来都不待见这些新派诗词,于是自己也不写新诗。他唯一写的一首新诗也是挖苦徐志魔的-我的爱在山腰.
“在……还没有……之前”这些应当是毛的受西洋文化影响的秘书们写的吧。这是标准的英文框架。...not till
毛真正的用词应当非常粗。
现代中文是英文的语法加日本的中文词汇整理出来的。
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不是就标准的英文划分成分的方法么。如果是抄德文,俄文的还要搞出二三四五六格出来。
之前根本就不许读书人自由的考虑问题,民国了-突然出现了言论高度自由(说实话都有点自由过度了,不是因为北洋军阀推崇言论自由,而是大部分军阀根本就不懂这些读书人在扯啥,而且当时的军阀还有点儿带着前清时代对读书人的尊敬),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大部分是从国外抄的来-来做学问,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开创者(原来没有嘛)
官位则不然,胡适得到大使的位置,是由他的影响力而来的(不是由于做了大使才有影响力).论具体的外交细节,胡可能还不及宋子文哩,可是他给美国人的印象是这是个可以交流和信托的人士,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为此日本人十分头痛
到了后期,胡适的学术活动已经基本停止了(专写半部书),但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眼力,却是无人能及,基本上追上了民国学术界第一位带头人蔡元培的地位.我前面列的胡适对北大原子物理和工学院的规划,就是说明,他有心而且关注到了当时中国急需的关键点,而且他还真找到了相关人士并筹到了部分资金.
所以,胡适才是太祖重视的敌人(他才有这个分量!).相比之下,早年挖苦过太祖的张申府(北大高级图书管理员,假期代替李大钊主持馆务),在国民党土崩之际,写文章呼吁"和平",结果被包括自己妻子在内的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批得体无完肤,太祖自己都不稀得出手(张那样的糊涂知识分子,不值得太祖亲自去批判他)
所以新文化运动才能真正推行和落实。否则还是古文当道吧。他们的大师地位来源于勇气和坚持,毕竟现在的文化还是沿袭他们的,不管这么批他们,说他们如何地无能。
胡是个学者,说个说家,不是个做家。他有他的社交圈子。他做美国大使是因为他的人脉。至于他的见解多少地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这个有待考察。不怎么说,最后国民政府站队正确,没有搞中日大东亚共荣。这些少不了他们这些留美派的贡献。
宋子文在做上比胡强多了。
这些文章出处甚早,早到毛泽东不可能有秘书。实际上,我很怀疑毛泽东秘书的作用(也许主要是帮着查资料?),毛泽东喜欢写东西,他的文风不是他秘书能学到的。
现代中文的语法受英日文影响是可能的,但这个影响只关乎学术研究,或者荼毒小孩子,让小孩子考试艰难,而对于语言的说和写影响不大。
不能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创造了新的文风”,实际上《红楼梦》的文笔也是相当白话文的,不过里面的用词造句法和现在有点差距。要说白话程度,《红楼梦》不见得比五四时期白话文旗手差。当然,和毛泽东、冰心比起来,还是艰涩一些。
白话文不过是把平时大家说的话直接写成文,这个也许在辞藻上受了点日本或西方影响,但整体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些旗手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另外,毛泽东用词“粗”指的是什么?啥叫粗啥叫细?谁的用词“细”?你说的粗,是不是像前人评价苏轼用词“粗”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