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抗日中流砥柱的潘汉年到底向日本和汪精卫提供了何种情报？ -- 在东方

根据1943年10月7日林蔚(待从室第一处主任，蒋介石军事方面的大管家)给蒋中正的调查报告《呈复奸伪潘汉年与敌伪勾结情形》：“潘汉年在上海曾任十八集团(军)上海办事处主任，上海沦陷后仍潜伏于上海活动，据江苏调流室本年三月十三日报称，南京伪方高级人员传出消息，谓中共曾派潘汉年未宁洽谈一次，内容结果汪精卫密不宣布”1(亦可参看维基百科 潘汉年条目)。由此可推断，潘汉年到南京会见汪精卫的时间一定不迟于1943年3月13日，准确的时间大约在此前一、两天左右，其判定基于如下一则史料：潘汉年作为中共的名人早为各方面的情报人员所熟识，就在他会见汪精卫的时候，奉戴笠密令潜伏在汪伪军政部内的特工鲍文沛(黄埔军校十期生，重庆军统局副处长)与其当场打了个照面。当晚鲍文沛即迫不及待地将电报发往重庆，使蒋介石和戴笠知道了这次汪、潘会见。2

　　国民党方面对于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的情况和他们会谈的目的极为关注。1943年9月5日，毛庆祥(侍从室机要组中将组长，统管党、政、军、特机要工作)呈给蔣中正的报告：“敌方(日本)极力献媚苏俄，企图完成联俄联共政策，尤其希望在中国联络共产军牵制国军作战之兵力，现汪精卫正替日本拉拢八路军毛泽东代表，而潘汉年早与汪伪正式谈判妥协，且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东条认为此举是与东军联俄互相配合之行动，但驻南京之日军总司令长官畑俊六大将则坚持反对联合。3 国民党高层及情报机构对时局和各方的上述判断可能包含极大的主观因素甚至怀有偏见，但是，作为情报机构给最高统帅的综合报告，其基本情况应该不会面壁虚构，“由汪伪介绍潘汉年与日军领袖见面”之事或许不全是捕风捉影。此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公开指责大概围绕此论调的口径。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潘汉年此前作为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在香港的统战领袖，需要经常参加各种公开活动，而上海和香港都是各国情报机构最活跃的地方，不被他们注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潘汉年以这样的身份、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知名度“渗透”或者“打入”日本在上海的情报机关，而又不被日方例如岩井英一这样的中国通察觉，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况且，一些为日本人效劳的汪精卫系统的特工人员此前就是中共情报系统出身，他们就对潘汉年的身份一清二楚。说到底，潘汉年本人恐怕也不会天真到这个程度——幻想日本人会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交托潘汉年如此使命的中央领导更不会这样烂漫天真。

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一万元费用。“梅花堂”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

岩井当即答复“我们欢迎胡先生继续与我们合作。就请胡先生给我们拟一份在上海开展工作的计划，我们仍将在经费上给予必要的支持。”并且，他第二天就以自己的名字在汇中饭店租房供潘专用，还出具了驻上海日本总领馆签发的特别证件，不许日本军、警、宪、特对持证人“有所查询”。如此，中共人员享有特权在敌占区搞情报工作，也算人类情报史上的奇迹。在岩井的引介下，日本驻华特务总头目影佐祯昭中将也在“六三花园”宴请了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