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探讨一下毛主席青年求学之路,看毛主席时代教育歧视 -- mcpssx
镇政府的马甲重新上阵都被华丽地无视了。
这就是一个进步。后来取消农业税,种粮予以补贴,更是一个进步。
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国家予以扶助,指导而不是行政强制命令,就是饿不死人的保障。
要歌功颂德,则好事件件堆砌于一人,坏事件件剥离于一人。
现在是说回复高考是好事,于是有了邓公拍板,三天就恢复高考的事。假如说废除高考是好事,那么估计又会有文章说,邓公当年拍板决策,说要取消高考就取消高考,不用借用推迟的名义。
这种攀龙附凤登龙游术的行为太可恶了。
而且这样乱吹也给人们造成了很恶劣的印象,就是觉得机关运行是一言堂,很多匪气十足的官员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实际上,在正常运行的、纪律严格的机关当中,个人的作用是是受到很大局限的。个人只是机关运行的一个环节,并不是机关的主人。在现在越来越重视民主决策的情况下,甚至于连“一把手”都不能保证机关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运转,而是更多得按照领导班子的意志去运转。
农村基层选举搞成了神马鸟样,城市化外来商业文化冲击较多的华东农村可以这么搞,如果几十年前农业为主的地区这么搞就是倒退如果没有土地集体所有的框子,早就退回到封建社会去了,城市化根本来不及。如今可能会好些,工业能大量吸收农民了,但是目前经济下行又有些不确定了,农村要想好就是工业化转化大部分农民为市民
这些“好处”对农民的实际好处并不明显。因为,到时候农民还得交回来,手段就是摊派、提留、农资涨价。90年代三农问题就是这么来的。现在这个问题没那么显著也是因为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了。也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的典型。代价就是我们的粮食进口连创新高,粮食安全受到影响。
小农散户的生产方式给公共事业带来的破坏、农机水资源等投入的低效浪费、膨胀低效的基层政权机构(现在,村干部都有现金补贴,钱哪里来?当年打白条的事情很普遍),都是副作用。
现在一闹水旱灾,当地一点自救能力都没有。类似的新闻数不胜数,留下的抗灾设施都是毛主席时代修的。新闻里能看到的和水利相关的东西就是越打越深的机井,地下水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吧。
农业税从来就不是农民负担的大头,大头是各级摊派、提留、集资、生产资料价格,光生产资料价格就得多少?!现在种地一年也就挣个几千块钱。要没有打工,农村早就彻底破产了。
用补助吗?补助,涨价,再补助,再涨价,反反复复到无穷,最终国家承受不了,还是要转嫁到每个消费者头上。现在不要说蒜你狠,豆你玩了,就是蔬菜也涨了10几倍了。要是国家真的彻底放手,就等着主粮也这么涨吧。
你所说的进步,不过是在倒退之后的些许补偿,而且还是在小农散户基础上的进步,这种“仁政”每朝每代都做过,没用的。谷贱伤农的事情在现在是一点也不罕见。
只有集体化、集约化才是质的进步。现在看CCTV农业频道里面的典型,都在重新搞合作化。事后来看,当年管得死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背景,但是方向没错,恰恰是改开三十年农业上走了一条十足的弯路。
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建议不要人云亦云,河里有老老狐狸的《新中国粮食生产》,希望能好好看一下,https://www.ccthere.com/article/3987032
人均2亩地的情况下,集约化可能做不到,尤其是大宗粮食生产。
合作化没有经济制度保证不行,这个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公司制度是工业化的特点,标志就是股份制。合作化没有实行股份制,农民不是股民,是替合作社领导(政府行政官僚/新型地主)打工的打工仔/佃农,所以没有积极性。
未来的中国集约化农合组织应该是股份制,农民加入拥有股份,拥有投票权,罢免权,集体谈判权,分红分配自主。
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的错误在于没有保留公社的机构壳子,和将公社的所有权转换为股份制,给予社员的股权转换成投票权来决定公司和各部门的领导权决策权。农民可以拥有土地,但是关系到水利设施部分应该由政府管理干涉。
美国的大型流域水利枢纽设施由美国垦务局/陆军工兵密西西比河军团/田纳西管理局/大古力流域管理局等国家机构管理,具体农田水利设施由各自农庄主/各当地政府协调组织建造。由于美国农庄主平均管理1600英亩土地,在政府指导下自己规划这么大一块农田的水利灌溉应该会理性化,不会造成支离破碎的碎片化浇灌体系。
因为在工业时代时期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业人口下降至占人口的2%是工业化完成的指标,在这种农业人口的结构下,合作化只是一种行业同盟了(主要形成集体谈判优势,防止农民在市场上被各个击破)。单个农庄主家庭是农业大机器生产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一家人管理4000英亩土地,要是按中国一个自然村落集中居住100户人家,就要管理一个到几个公社的土地,要上高速公路去种地了,大型农业机械怎么跑的起来?)。
一群农民一起下地干活在集约化条件下变成没有必要。
如同大货柜运输汽车司机开1辆车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没有必要成群结队“集体化”跑运输了。
所以本届政府千方百计想让农民进城,把农业人口比例降下来,让无人村由新“拓荒者”去做集约式开发。想法很好,相当于圈地运动,人家英国有成功的经验。
没有可实行的原因是短时期内,中国工业没有创新能力,无法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吸收进城的农业劳动力。进城的农业劳动力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国民待遇,形成两极分化。
所以中国的前途是让人口按自然规律慢慢减少,等到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出现后,积累的科技教育沉淀成熟,自然而然会完成工业化。
即使是农业集约化,中国粮食还是不会自给,缺口靠进口,因此在人口没有下降到粮食可以自给以前,不能打仗,要和平崛起。
在这段时间内,国家的国策就是维稳,去折腾什么大跃进必然出大灾难。而打造大型军事实力其实是让少壮派/铁血愤青感到心满意足扬眉吐气即可,真的要出去打家劫舍就是军事大跃进,非要出篓子不可的。
我妈的学历是大学,我的舅舅和姨妈全部上学了!当然,我外婆外公只有三个子女。
万一人民公社产量大幅提高,导致农民失业真么办?
要看统计数据就要全局地看,历史地看。框定汉阳一中5%的高中入学率,是湖北一地的做法,还是全国的做法?农村5%的高中入学率,比之前是变高了,还是变低了?解放前的农民高中入学率是多少?
不能解放前用个案,解放后用一地一时的数据。如果说个案,本人家里长辈、本人身边满满的在解放后十七年从农村考入大学进入城市的例子。
程家福等人的《农民子女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问题历史研究》指出;
而董美英通过对建国后上海某重点大学学生来源状况进行研究发现:
2.在社会各阶层中,在各个历史时期,干部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一直是最多的,农民子女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一直是较少的。
而对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情况,王慧等人的《“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认识》则有更全面详尽的叙述:
农村初中数量、规模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
1974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1974年教育事业计划(草案)的通知》,提出“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在全国掀起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小学附设初中班的热潮,原有的农业中学几乎全部变成普通中学。1965年全国农村初中有10 906所,学生占全国初中学生总数的57.9%,1971年猛增至75 720所,学生比例增加到81%。到1976年,农村初中的数量是1965年的11.9倍,在校生总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总数的84.4%。1971—1976年农村初中的发展的具体情况详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相关年份统计数据。
(二)农村普及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大大方便了学生入学,“广大农村已经基本普及的5年制小学教育,不少地区已经普及7年(初中)教育,有的还普及了9年(高中)教育”[2]。。。
从各方研究来看,建国后的工农教育情况(以及工农占有教育资源)相比于解放前是有着质的提高,而文革中的农村教育普及情况也进一步大发展,城乡教育差别也在缩小,但另一方面,文革的教育革命也有矫枉过正的一面,(城市)中学教学质量受冲击还是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也是说起来话长。
所以,吐槽毛时代的农民受到教育歧视,完全是找错了槽点,颠倒黑白。
关于教育,多啰嗦几句。客观地说,教育公平问题以及教育质量问题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价值导向,也会有不同的做法和评判标准,完全公正完美的教育体系大概是不存在的。从本质上说,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统治阶级培养和提供人才的,建国前30年,工农阶层是统治阶级的基础,所以教育资源向工农阶层、向农村倾斜,八十年代曾觉得文革的大学生的选拔方法荒谬透顶,但看了藤校的做法,发现那种选拔方法自有它的逻辑,就是过于极端了。改开后以高考作为教育导向和选拔标准,形式上是公平的,但由于占有教育资源的不同,实际上还是有利于某部分、某阶层人群,而不利于另外的部分、另外的阶层的人群。总的来说,建国前30年,教育资源倾向于千百年来的教育弱势阶层而且是占人口大多数的阶层,有利于工农阶层人口向社会统治、管理、骨干阶层迁移,而改开后的高考政策,是对前30年的一种纠偏,虽然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强化阶层固化的趋势,但在目前情形下,仍是相对较好、较为公平的制度。作为平民,要警惕以素质教育为借口绕开高考的趋势,避免教育资源进一步向有权、有钱阶层倾斜。
干部、知识分子、有钱、城市阶层总是更占有教育优势,这大概是现实的人类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我们可以缓解,但不大可能彻底消除(毛时代大概是有点逆天的,但也不能完全解决干部阶层的优势问题),而且彻底消除也未必是合理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可能在于大大增加教育资源,比如扩招。但现在的问题是仅仅是增加普通教育资源,而优质教育资源增加较少,反映在扩招上,就是普通学校、高校扩招,但顶级中学、高校扩招很少,而且人为地将很多教育资源向他们过分集中,这就造成了新的教育不公平。未来应该减少打造“窗口明星”的做法,减少超级中学,让普通中学也有较好的教育资源,也有能考上最好大学的学生,在高校,不要把资源过分集中给Top2,Top9,而Top2,Top9又扩招很少,如果中国的Top2能变成Top10,Top9能变成Top30,那中国的教育公平情况应该能大为改善。
去长沙上的中专,可以看看当时定的农村录取比例
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但他们都有大学学历。且是50年代的大学学历。不过出身确实有影响,我父亲报考北大地质专业,考上后得到通知,被调剂到二类学校,北大是一类。我母亲考前得到通知,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
最神奇的是,我母亲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检察院,光荣的混进国家暴力机器机构里,从被专政的对象摇身一变变成。。。
九品中正制之所以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就在于它将血缘和阶层等与当事人能力无关的先天性因素纳入到人才选拔过程之中,极大扭曲了社会竞争制度的公平性。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任何一项不公平的政策都不会得到广大老百姓的支持,这就是九品中正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科举制度就算有千般不是,但他保障了起码的公平性,这正是科举能在中国王朝更替的冲刷下屹立两千多年而不倒的根基所在。
而工农兵大学生制度,相对于只看考试成绩的高考制度,更多考量当事人的背景出身与阶级成分,这岂不是变相地复原了九品中正制?
更加不提所谓的“群众推荐”环节(举孝廉?)给各路钻营者留下的巨大可操作空间和利益交换渠道。
评价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只看初衷,而要看政策落地后的实际效果。可能我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我坚持认为,一切不以成绩说话的选拔制度都是在耍流氓。
与之类似,今日的自主招生制度也在挖高考的墙角,开历史的倒车。这说明,尽管时代在前进,但九品中正制的幽灵一直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