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江青九大进入政治局 -- 老老狐狸
上海发表海瑞罢官后，解放军报观望过一段时间，虽然和北京市委死顶不同，也让主席起了疑心，认为罗首鼠两端，已经不可靠了
你拿这个来论邓的必要性，是逻辑问题。
出现58-60年间的事儿，几乎也是必然的。
唯一可能变化的，是具体出现的时间。
北京顶一阵子能理解。解放军报也抵抗，即使不那么坚决，除了立场问题真没其他能解释的。
凭啥说没邓就没89？
你看，你们说四人帮上台之后也会改革开放，那还非把89和邓绑那么紧干嘛,难道没邓就没有和平演变了不成，须知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可是几十年不变的。啥时候不变了，那是帝国主义已经灭亡了
角格局成型了。
经济重点转向民生，三线优先转向农轻重排序是必然的。
和西方开展经济合作，打开大门，苍蝇蚊子肯定一起进来，利润优先、效益挂帅、奖金开路，这些问题，谁在台上都会碰到，毕竟，无论谁上台，制定政策细则、负责执行的中层团队，大部分还是那些人，碰到问题的反应，大体也差不离。
军报不登不太好说。毕竟，这文章背景罗并不知道，内容也专业性强，和部队关系不大。
文革期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全国造反派中间抓出反革命分子一千多万人，这是文革期间最大的冤案，受残害的无辜者数量惊人，占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吴德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把持中央专案组，胡耀邦等人在甄别冤案时对此也不闻不问。今天国史党史研究中间，对五一六冤案问题还设置禁区，很多关键问题仍然是云遮雾障。
根据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回忆，五一六专案材料在七八年后移交给中组部处理了，而且相关专案（包括审查干部的专案）不存在四人帮插手的问题。“我刚到中组部时，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上，首先遇到的是接收并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移交给中组部的大量案件。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本来党中央在1978年6月就曾确定把原中央专案材料全部移交中组部，但专案办的主要负责人把着不交，说什么：专案办没有‘四人帮’干扰。”“1978年12月19日，由原中央专案负责人汪东兴和纪登奎、吴德召集中央专案组和中组部的同志讨论交接工作。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同志和3个专案办以及中组部干审局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8，第77－78页）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但对于涉及大量群众受残害的五一六冤案，即便是掌握了大量专案材料，且明知是重大冤案，却不闻不问。更为奇特的是，武汉文革期间制造的五一六冤案涉及到六十多万人，胡耀邦单单为宋洛一个人作了平反处理（有人说这是因为宋洛有一个亲戚在中组部工作，跟胡耀邦讲得上话），胡耀邦甚至让中组部违反组织原则单独下文件为宋平反（宋洛本不是中组部管理的干部），而对于武汉存在的数十万件五一六冤案，则听之任之。中央五一六专案小组的组长，六八年是陈伯达担任，七○年陈倒台之后由吴德接任。五一六冤案的扩大化，正是从七○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升级和全面铺开的，吴德还说他借着周总理“批极左”的指示，也作了很多的努力。
前北京市高官吴德的回忆录对此也有涉及，从而对于我们了解五一六冤案内幕有所帮助。在吴德的视野里面，之所以要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北京市革委会的成员很多是“戚本禹的人”，他还借周总理之口说这些不清理就“稳定不了、工作不了”，抓反革命分子的第一个理由是要解决革委会内部的权力份额分配问题，把掌握在造反派手里的权力夺回来，经过吴德的努力之后，实际上“等于”改组了北京市革委会，调回了“大多数不是造反派”“没有什么派性”的干部重组了革委会，最后通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达到了把“五大领袖”拿下的目的，这五个人在北京市革委会里头分别担任了副主任和常委。第二个原因是吴德反复强调的，他罗里罗嗦说了一大通，其实就是找一个当权派清理五一六的“道义借口”，吴德说彭德怀挨打和朱德、陈毅等人被人贴大字报，并提出口号“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还说这些都是戚本禹等人驱使造反派干的，翻译成为民间的通俗语言，就是你们这些造反派反对当权派在先，所以现在要进行报复，至于吴德是否特别关心那些被触及的老干部如张霖之等，则大有疑问，在这个意义上吴德是把当权派（老干部）和造反派作为对垒的两个不同阵营来看待的，造反派攻击在先，吴德们反击在后，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可言，清理五一六只是一派对另外一派的问题。第三个理由是很现实的，就是要建立起革委会的合法性和威信，并且以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只要是反对革委会的，就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论处，按照吴德的说法是定性扩大，反总理固然“好像”是五一六，揪军内一小撮也是五一六，把矛头指向新生革委会的也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吴德自己也说“‘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按照吴德先生的看法，不管用什么手段打击“造反上来的坏人”都是应该的，就算是用他在“批清”运动中间发明并实施的各种法西斯手段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报复造反派群众对于当权派的冲击，要夺回造反派在革委会中间的代表地位，要永远地“根绝造反行为”，确实需要把一切对于当权派的不满都作为反革命处理，以儆效尤。这就不可能不处理非常多的人，总而言之，要达成这吴德那三个代表当权派的心愿，全国不抓出来上千万反革命分子，肯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而且，如果处分的人数太少，肯定对老百姓就缺乏威慑力量，所以对于吴德来说，抓反革命是越多越好，处理手段越残酷越好，毛泽东破口大骂的各种法西斯手段吴德们就是要用在逼供信中间去。
吴德作为五一六专案的高层负责人士，他非常清楚这个案子是彻头彻尾的冤案：“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看一看吴德的推理逻辑，就非常奇妙，明明知道不存在五一六组织，但是还要抓，组织不存在了，就继续按照“事件”去抓，围困中南海明明是针对刘少奇的，但是被他说成是针对周总理的，而且目的定位成要把周总理赶出中南海。不过有一点倒是很清楚，吴德清理五一六反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针对多数响应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群众的，按照吴德这种奇妙的推理，清查“事实”都找那些参与人数特别多的事件，清查五一六运动就不可能不扩大化和涉及到数十万人了，如果把吴德说的这三件事都作为反革命事件对待，北京的造反派多数都要落入吴德的“反革命搜捕”大网了。
吴德对于清查五一六的成就，还是很满意的，因为很难查到五大学生领袖有什么反总理的罪行，恰恰相反，他们造反多数时候都是总理亲自支持和指导的，例如为蒯大富平反、清华批判王光美大会都是总理亲自办理和批准的，但是吴德还是很有办法的人，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吴德领导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作用大得海了去了，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期间，还继续运用他们当年清查时期的逼供信材料。
因为自己残害的老百姓数目太多，所以总是存在一个为自己开脱罪责的必要，大概也为了在政治上分化毛泽东和响应毛泽东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吴德轻飘飘把清查五一六的责任转嫁到毛泽东身上去了，他说清查五一六不仅有毛泽东的批示，而是还是江青和谢富治开了动员会的结果，似乎吴德先生多么真诚地执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似的。根据吴德的回忆，周总理在落实毛泽东批示的时候，非常明确，就是针对外国语学院的情况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但吴德不是这样，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针对外国语学院、北师大等几个具体单位的，吴德先生接过这一“指示”之后，就进行广泛延伸，无限扩大，来落实自己的意愿，实现他的三大目标；等到毛泽东进行批评的时候，吴德先生又极端精明地大事化小了，甚至以“抓也抓不到”为依据，以没有事实为依据，拒绝制订具体的政策进行甄别落实，甚至连向上级写报告都免了。按照吴德自己的说法，他本人不是决策抓五一六分子的人，但是这个执行者是多么高明，真值得一切政客和阴谋家学习，以便提高“阳奉阴违”水平。对照一下周总理的执行方法与吴德先生执行方法的不同，可以看到吴德先生的高明和创意。
吴德对待毛泽东批评的手腕之高明，也是非同小可的：“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吴德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还时刻不忘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周总理也成为他推卸罪责的合理对象。
二○○七年一月十三日
附录：朱元石记录整理的《风雨十年记事》（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物）
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年12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1966年11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1967年2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年3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年4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年5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1932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1967年7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1968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
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6月2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1967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1970年3月27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1970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10个；待批的有22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14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46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43人；犯有严重错误的608人，其中有200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1973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40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罗主要还是因为反对“最高最活”，“天才论”获罪于林。
不过，罗的人缘也是真够差的……雷英夫整罗的黑材料，里边那话说的。。。
毛的追悼大会上直接哭到心脏病发作。
老狐狸引用的“吴德与清理516”， 再次证明了，吴德、胡乱邦及其背后的派系，才是文革大量惨案的幕后真凶。
北京文革的多起惨案，包括卞仲耘，包括大兴惨案，包括66年恐怖的红八月，包括遇罗克的冤死，顺藤摸瓜，总会摸到吴德、胡乱邦及其背后的派系上面。，
精辟
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
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支持总理的一方立马把“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
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3月31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
5月，香港“六七暴动”，由工人罢工逐渐发展到、游行示威、港英当局动用武力镇压，左派还以炸弹、暴动，港英当局为此动用访港英军直升机突击，内地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支持香港工人。
5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
5月16日，周恩来命令解放军部队进驻外交部，加强门卫，保证外交部工作正常有序进行。此时陈毅已无法再领导外交部的工作，所以周恩来就直接领导外交部的业务和运动。
5月16日后，外事口一些院校的激进红卫兵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5月下旬，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
5月29日，毛泽东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6月，张建旗、刘令凯（北京外语学院六一六兵团头头）等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个跨校组织人数不多、规模有限，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大字报。
虽然受到“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6月－7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
武汉7.20事件后，毛泽东前往上海。7月22日，周恩来和谢富治、王力一起回到北京。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8月8日，按总理要求，谢富治、戚本禹对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教育后释放。
8月初，两报一刊社论均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8月12日， 毛泽东批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不策略”传到北京，8月中旬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在宣传口径上消失了。
8月7日，外交部批斗陈毅，王力和外交口造反派谈话，传出后被称为“八七讲话”，8月中旬，造反派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年9月5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语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
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以“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为由，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了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事件发生后，英国民众到中国驻伦敦的代办处外抗议。中方人员与民众及英国警察发生冲突，多人受伤。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8月25日凌晨，周恩来召见杨成武：这样下去如何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即回上海向主席汇报，并让杨将王力的“八七讲话”等材料带给毛泽东看。当天上午，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听完汇报，看了材料，长考一日，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要杨成武只向总理一人汇报，要总理负责处理。26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
8月底，周恩来按毛泽东指示：隔离王力关锋，让其请假检讨；戚本禹请假写检查。
68年1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从时间看，67.8.11，“王关戚垮台”一事还未发生，康、陈、江对“5.16”定性和“炮打周恩来”的表态，应当是中央文革当时的真实态度，总理8.23所讲的：“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是有理由的。
至于吴德所言“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1968年1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
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吴德这份回忆，逻辑硬伤实在太多。
下，逻辑关系很容易搅浑。
文中提到：
查了一下，总理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强调批左的事儿，是72年8月1日。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先是“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上面一批极左，吴德他们立马就抓住机会扩大化，主席批评后，才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