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因为此前和他打军饷多半是主要由荆州发的,而且还是到位的,不然早散了,打下成都后说分库也分了,当兵的打仗带太多钱并不方便,用军邮送回荆州,用原就有的军饷发放系统,这个对他的入蜀军团还是有信用度的。而收回库的金银在这些人,以及新收的蜀军眼里,也成了新的作战后,可能得到的奖金了。
总的来说,刘入蜀后分空库了,又确实达到了你说的平衡,那只能是依赖荆州的财政,不然他连自个的军团都稳不住 。
我归纳一下您的看法,是刘备用票据回收将士手中的金银,然后将士用票据去荆州兑现。这个兑现来源我看不能是荆州的府库,如果刘备荆州府库里有钱,运过来就是了,他不会着急上火。您开始的回复里提到了,有些在荆州有利益相关的商人可能愿意出这个钱。
所以您的意思,整个流程相当于是刘备以自己的政权信用,财政收入为担保,向荆州商人借贷,这个很先进啊。这么做的前提是有荆州商人愿意借,商人求利,这么做得有利,而有利的事必然让人做了还想做——银行就这么诞生了。
更进一步,如果刘备的信用很好,很多商人都愿意借给他,刘备的票据可以从很多商家处换到东西。如果这样的商家足够多——这票据可以当成纸币使用了。
确实没有逻辑问题,因为这种行为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我们都很习惯。唯一的问题,就是实在太先进了,而且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极为成熟稳定,汉朝到清朝两千多年没有大的变化,很多西方近现代才发展出来的社会理念,我们早就有,唯独金融制度,我们没发展起来。
起点倒不落后,汇票雏形唐朝就有,纸币雏形宋朝就有,都是世界领先,不过都停滞在雏形阶段了。因为我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对皇权或者说政权的限制太小,对第三产业又很歧视。政权有力的时候,从商人处抢钱容易,以致于不必借;政权无力的时候,商人更不敢让他有力了,也不肯借。纸币也是,宋朝已经有了准备金制度,但抵制不住滥发带来的短期利益诱惑,很快就把规则破坏了,元明两朝更是直接就没准备金,以致于到了清朝又退回到金属货币。
直到民国时代,财政部长孔祥熙(一说是先总统空一格蒋公?或者他们俩都是)解决亏空的方法就是印钱,可见中国传统观念是多么不适于现代金融业发展。据说宋子文不同意,宋子文虽然是个香蕉人,但这一点上,香蕉人的背景倒是起了一回正面作用。
当然了,我自己也在说刘备集团重视法制,在传统政权中是异类,只是我没推测到您这一步。我觉得这观点实在太激进了,不太现实,用来架空倒很好,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汉朝有没有盐引之类的东西我倒是不确定,但盐引本身不能算信用交易吧。
盐引的作用原理,是商人向官府购买盐引,凭盐引到盐库中取相应数量的盐转卖。我觉得其中信用交易的成分很小,主要起的还是个专营许可的作用。
和武帝一贯的做法太不一样
也没见董仲舒在武帝朝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很难想象如此革命性的“罢黜百家”,居然留下了这么少的痕迹
现在是纸币时代,大家不还是爱用卡,而且在荆州兑,不一定用现钱,粮食或其它物品都能代兑。
汇票之类,我觉的在中国最早的雏形是盐引之类,商人代运军粮,政府发盐引,给他们相应的盐业经营权。
也就是汉武帝问了几次话,儒家不再鬼都不理了。实际上是问话前后儒家对中央政府的决策都没什么影响,人事上中央政府也没有重要的任用。
儒家写的历史,包括《资治通鉴》,都对自己的学派有吹牛的毛病,甚至为了吹牛不惜歪曲历史。比如著名的《轮台诏》,儒家说是汉武帝晚年悔过,政策向儒家靠拢,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外链出处
当然这也不新鲜,现在为了吹“民主自由”,歪曲,发明的历史也一样。
董仲舒建议汉武帝改革了汉朝原有的管理选拔制度,从此之后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
西汉王朝的官吏选拔制度最初比较“人治”,很多都是从郎官中选拔的。郎,其实就是廊,当时两个字没有分开。郎官,字面意思就是说守在走廊里等待机会遇到主公从而飞黄腾达的人。和“门客”的字面意思差不多。所以,郎官,差不多就是天子门客。
郎官的选拔标准也很有趣。最初,郎官的选拔标准是这样的:任子、赀选。直白的说,就是有爹、有钱。用现在的话说,这个标准,黑得很。
董仲舒对此做了巨大的改变。
董仲舒说: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
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汉书里面所录的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对话。董仲舒批评汉朝的郎官制度选拔标准太黑,建议改成定期定额推荐贤才。
这个改革一般人不是很注意,大多当作是一个推荐人才的建议。
但是其实这是很大的一个坑。
如果将这个建议转成现代版,那么应该是这样的:
董仲舒喷掉的官员来源途径是:1.从实际工作中提拔优秀人才;2.从大院子弟中选用;3.从有钱人当中选用。
董仲舒没有明确喷、但是提出修改的官员来源途径是:4.不定期面向社会征集。
这4个途径,是改革之前主要的官员来源途径。
董仲舒最终建议的官员来源途径是:1.官员定期定额推荐,并通过一定的考核。
只有这一个途径。
我们现在的公务员选拔制度则主要是:
1.定期集中面向社会公开征集;2.从优秀人才中破格提拔。以第一种为主。
现行制度和董仲舒制度最大的区别就是“推荐上大学”,以及考试重要性不一样。董仲舒制度的考核,一个是察举制本来就有的基础考试,一个是通过工作成绩来判断。最重要的区别是“推荐上大学”。当然,这不是上大学,这是当官。现行制度不是推荐当官,董仲舒的却是推荐当官。
这一个区别是致命的。
董仲舒这个途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容易形成小集团。推荐当官,新官和老官形成利益集团,老官们相互推荐子弟进行利益交换,太正常不过了。这种方式很容易形成病毒式扩散。
而旗号是儒家的。董仲舒讲的都是儒家的,春秋诗经,明堂太学。就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指导思想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操作方法是“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这样,一个儒家主导的、病毒式扩散的官员利益集团,就可以通过董仲舒对汉朝官员选拔机制的改革快速成型。
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只看到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理念很直白,但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通过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实现的。
汉朝原先的官员选拔机制,门路很宽,基本上个人有一些能力,就可以做官。做小官,做得好,有机会升迁;在社会上混得好,也有机会做官;老爹混得非常好(级别很低也是不够资格让孩子做郎官的),小伙也可以做官。往坏处走的时候固然很黑,但是也有一定积极意义:选拔的人都有点实实在在、拿得出手的东西,除了纯粹的拼爹分子、拼钱分子,大多是在实践中混出点名堂、有实践能力的人,对社会是很熟悉的。这个制度,不管你学的是儒家还是法家,是兵家还是农家,什么都不问,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成。典型的“你行你就上”。与之配套的是秦汉时代残酷的法律制度。不好好干,真的会死。秦汉时代,各地计吏是要定期“上计”的,集中到京师核算账目。钱这个事上捞不到好处,动不动就要杀头,动机不纯的做官分子其实早就淘汰一大批了。
到了董仲舒之后的官员选拔机制,门路骤然收窄。按照董仲舒表面上所说的话,收窄门路可以让官员们更加纯洁、更加一条心的听从皇帝的指令。但是实际上,因为指导思想并不是“皇帝至上”,也不是“社稷最重”,实际效果是官员们更加纯洁、更加一条心的打起儒家旗号。
这个纯洁,这个一条心,则建立在结党营私的基础之上。西汉后期迅速走向崩溃,其实就是建立在儒家集团的疯狂扩张基础上。东汉时代这个风气更加达到极致,形成了祸害东汉始终的“学阀”集团,“四世三公”这样的拼爹现象批量出现。董仲舒的选拔制度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比西汉前期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黑的郎官制度黑得多。
从人才培养机制上下手,最终改变了整个社会。
几十年前,国家用这个方法实现了中国社会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几十年来,对中国教育的猛烈抨击和妖魔化无一日不息。这都是有原因的。
史家的通说,是汉初奉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因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提到文景之治,不能不说文帝窦皇后,后来的窦太后、窦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实际是文帝死后汉朝的当家人,她是黄老之术忠实拥护者,极为反感儒生。可以讲个故事说明一下:
景帝时窦太后召见儒生辕固,一言不合就让辕固去杀猪。辕固在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九十余岁,汉景帝在位十六年,也就是说,辕固当时至少年过古稀,很可能八十上下了。现在猪这个东西一般人单枪匹马都搞不定,汉朝的猪野性很可能更强,这其实不是让他杀猪,是让猪杀他。汉景帝可怜辕固,给了他一把快刀,他运气又不错,一刀穿心,侥幸捞回一命。景帝不敢让他在朝廷待了,很快外派当清河王太傅。
然后这个窦太后还有老太太很常见的毛病:偏爱小儿子,偏到了她想让自己小儿子梁王刘武继景帝当皇帝,而且进入了操作阶段。可想而知汉武帝对他这个奶奶怀有一种怎样的感情,而且,武帝继位初年,还得听奶奶的,对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这恐怕更难以忍受。
武帝即位元年,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建议以古礼改革制度。其实改革制度是个幌子,其要害在借着改革制度,“请无奏事太皇太后”。武帝照准,窦太皇太后派人搜集了二人罪状,逮捕法办,二人自杀,制度改革废止。这场政治斗争,应该说武帝败得很惨,可见当时他根本无力与祖母对抗。
但时间替武帝消灭了障碍,武帝即位第六年,窦太皇太后死去,第二年,武帝再次“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这一次,其中就有董仲舒。其实,武帝只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清洗了朝廷官僚,这种清洗,原因是很明显的,并不涉及意识形态改革。但这次清洗影响深远,儒家自此逐步控制官僚选拔系统,最终达成了意识形态的独霸。
董仲舒在这次清洗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他也没有被武帝重用,之所以后来他作为独尊儒术的代表,其实只是因为恰巧他和武帝奏对中,说了一些后世儒生可以利用的狠话。成书于西汉的史记中,完全看不出董仲舒是重要人物,而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董仲舒就已经被捧起来了。
顺带一提,“黄老之术”,表面看是道家思想,实则未必那么简单。史记有一篇叫老子韩非列传,道家和法家是同传的。法家的代表申韩二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文景之治中,“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文景时代对儒家的压制,以及武帝时儒家的反攻倒算,这种斗争追本溯源,早在焚书坑儒之前就开始了。
尽管在西汉根本没冒什么泡。因为他提出了“天道”的概念,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历代儒家逐步发展延伸,最后进化为儒家是天道的执行者。什么都可以变,皇帝,武将,百姓都可以变,但天道不变,因此天道的守护和执行者儒家也不变。
这个天道传承体系是独立于法统的,跟换了谁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儒家文官集团,就是尊重这个道统。道统从法统分离了出来。
到了明朝后期,儒家已经正式发展成为“儒教”,到达其顶峰后,开始走向腐朽没落,当时嘲笑儒家的人就很多,批儒教为“道学家”,这个词现在也还是个贬义词。如果没有满清,我估计儒家在替代明朝的下一个朝代就会遭到清算,而不用等到五四运动。但是满清部落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各方面全面落后,还要面对统治庞大人口的恐惧,至于意识形态更加也搞不懂怎么回事,必须借重投降满清的儒家,于是儒家又借满清延寿几百年,中华文明进入黑暗时代。直到“五四”运动儒家才开始被全面否定。
如果这种精神可以传承给刘备,那倒也可以理解。不过东汉不乏被儒家忽悠残了的
道家和法家是一致的,只是法家在方法论上有特定的侧重
不过这个比较早
结合前后历史,简直莫名其妙
突然脑洞大开,荆州兑付,加上很多军队成员是荆州人,会不会也是刘备在关羽死后不顾众多劝阻执意要打回荆州去的原因呢?214年夺益州,219年失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