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1959年年末，金终于承认自己无法克服当前环境的限制。他决定亲自动手来巩固已经苦苦挣扎了将近三年的领导大会。这项决定意味着他几乎必然要搬到领导大会总部所在地定居——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门户，几乎一切出入南方的人流与物流都要经由此地，金也不例外。搬到亚特兰大意味着每年能节省好几个月的转机候机时间，用不着在亚特兰大机场里空耗时光。当然，回到亚特兰大也意味着回到以便以谢教会与父亲身边。刚刚步入花甲之年的老金牧师一直不停地敦促儿子回家继承以便以谢的布道坛。自从二十世纪开始以来，这座布道坛一直在家族内部传承，老金牧师实在不想便宜外人。

金很清楚，返回亚特兰大却躲开以便以谢教堂肯定会令父亲伤心欲绝。他也知道这几年以便以谢的会众数量正在减少——他怀疑出现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父亲已经开始厌倦了这份工作，对待会众的态度也不像过去那样走心了。据他所知，父亲现在经常事先不做准备就登坛布道，想起什么说什么。金的弟弟A.D.最近刚刚辞去以便以谢教会助理牧师的工作。此时A.D.的叛逆心态已经收敛了很多，所以他才会子承父业走上事工道路；但A.D.的叛逆心态还没有彻底收敛得一点不剩，因此他依然无法忍受在工作当中接受父亲的全天候监督。金相信自己与弟弟不一样，他可以与父亲达成共生互补的工作关系，与父亲分享教牧权柄与职责：父亲可以继续管理教会事务，他则能够为教会吸引来大量新成员。事实上搬回亚特兰大似乎意味着柯瑞塔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她将不得不与婆婆分享教会第一夫人的地位，在生活上也要依赖曾经强烈反对她与金成婚的金老爹。

临行之前的几个月里，金一直在撺掇阿博纳西跟着他一起前往亚特兰大去担任领导大会的全职执行主管。阿博纳西并不太乐意。他很喜欢在富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浸信会教会任职，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金辞职之后继任蒙改联主席。更重要的是，他无法面对在亚特兰大没有专属布道坛的生活。无论金向他保证多少次他在亚特兰大每周日都能找到客座布道场所——甚至可能赚到比常驻牧师更多的客座费用——阿博纳西还是断言那样的生活肯定与现在不一样。只要有办法让他继续保持教会掌舵人的身份，他就愿意追随金走到天涯海角。

金最终失去了耐心。“赶紧拍板吧，”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可能一直这耗在这里等着你。”

阿博纳西很受伤。“你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对我说过话，迈克。”（阿博纳西和金已经习惯了在谈私事时相互称呼“原名”）阿博纳西抱怨说金现在根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明明正在准备接手以便以谢教会，却指望自己舍弃布道坛。

这番话似乎立刻让金陷入了自责。沉默许久后他说道：“大卫，我告诉过你，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着父亲走长椅的情景。”

“我知道。”阿博纳西平静地回答道。“走长椅”是黑人教会的特色之一。布道期间兴奋欲狂的牧师会突然跳下布道坛，手舞足蹈地冲进听众席，脚踩长椅靠背凌空行走，从兴奋昏厥的会众头顶上迈过去。阿博纳西知道金非常鄙视这种做法，他认为这是自己所继承的教牧遗产当中最粗陋卑下的一部分，简直就像杂耍戏子一样全无体统可言。

“他走过长椅，”金既屈辱又感慨地反复说道。“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养活家人，为了供养孩子们上学受教育。现在轮到我去帮他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我知道，迈克，我知道。”阿博纳西说。他不再反驳，但也没有同意去亚特兰大。两人的情绪都平复下来以后，金留给阿博纳西两周时间做决定。

金本人也是在权衡良久之后才下定了离开蒙哥马利的决心，之后就将该走的过场一丝不苟地走了一遍。首先他打电话请来了六年前引领他走上德克斯特布道坛的教会执事R.D.奈斯比特。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老金牧师家里，当时金正忙着消灭一盘肉排。这一回两人坐在德克斯特牧师住宅的门廊里面再次畅谈了一通。金告奈斯比特，他将于1959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辞职，并于1960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离职。在11月29日这个星期天，金在德克斯特布道坛上宣布了他的决定。他首先试图将声誉与责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负担全都展现在会众面前。过去几年里他一个人承担了“五六个人”的工作量，四处巡游演讲，不仅要为蒙哥马利当地的事情操心，还要满足全国各地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在经受着“盛名之下的压力”。由于总是在“给予、给予、给予，未曾想过退却”，他现在已经沦为了“一堆身心疲惫的残骸”。在这次布道当中金彻底暴露了自己堂皇生猛的自怜心态，摆足了未经雕琢的殉道者的派头。两天后他又在一份滔滔不绝的媒体声明当中展露了他的另外一面。“充分而大胆地推进南方种族平等运动的时代已经到来……我坚信心理层面上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青年与成年领袖掌握通过非暴力抵抗来实现社会改革的技能。我们必须采用带动广大民众的全新斗争方法。”

同样在周二，有记者询问佐治亚州州长欧内斯特.范迪瓦（Ernest Vandiver）如何看待金打算搬回亚特兰大的消息。范迪瓦州长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小马丁.路德.金所到之处，一轮轮犯罪行径总是尾随其后，从持刀伤人到炸弹袭击，从煽动暴乱到教唆破坏等等。出于这些原因，佐治亚州现在并不欢迎他。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种族关系。”

亚特兰大是南方最显眼、最具自我意识的城市。金很担心自己回归亚特兰大在人际社交方面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在所有美国主要城市当中，恐怕只有亚特兰大的开明白人寡头集团会直言不讳且稀松平常地自称为“权力结构”，这里的黑人领袖在自己的圈子里也采取了完全相同的做法。因此金很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监视。《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拉尔夫.麦吉尔认为亚特兰大的白人全都提高了警惕，就像“听说大瘟疫正在逼近的中世纪围城居民一样。”。金要回归的这个城市拥有“甜蜜奥本”大道、黑人银行和舒适的住宅，它们绵延分布在亚特兰大大学建筑群的西区。老金夫妇早已搬到了西区，现在老两口每次前往以便以谢教堂都要长途跋涉穿过整个市区。金则决定在教堂附近租一间不那么气派的居所，在没那么风光的东区住下来。这项决定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另外金的座驾也不是什么好车，而是一辆1954年的老式庞蒂亚克。金的置业选择很快就在亚特兰大的黑人圈子里口耳相传开来。在有些人看来，金夫妇之所以打算在遍布陋居寒舍、毫无体面可言的东城区买房子无非是为了刻意卖弄谦卑姿态。金家夫妇从不参与奢华的娱乐活动，金每年仅从领导大会象征性地支取一美元工资，从以便以谢教会收取六千美元薪金，这个数字在亚特兰大只能算是中游水平。总而言之这些人认为金的生活标准与他享誉世界的地位严重不符。

金告诉黑人记者们，他回到故乡的目的并不是接管黑人领袖的职位，而是尽其所能地为当地黑人社区“提供协助”。他尽量低调地处理了自己的返乡计划，从而安抚当前的亚特兰大黑人领袖，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从小看着金长起来的。金向领导大会的一位同事坦言：“我在这些人身边长大。如果我捅了篓子，他们非得活吃了我不可。”但他对于他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标准十分敏感。当年那个要求大人们“教我几个长单词”的孩子平生最早的记忆就是大萧条时期领取救济面包的漫长队列。金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也因此充满了矛盾——活像是一位低调朴素的贵族。他会在街头驻足与最贫困的穷人亲切交谈，但同时他又会让领导大会发布特别通稿宣布他已经接到了哈佛大学礼拜堂的演讲邀请。虽然柯瑞塔与他政治价值观一致，但她依然从蒙哥马利带来了一位私家厨师，而且她搬到亚特兰大之后立刻充分熟悉了亚特兰大黑人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找一个保姆与差使人，她还拨通了斯佩尔曼学院院长妻子的电话，让对方挑一名合适的学生送过来。

金搬回亚特兰大是五六十年代新旧交替的标志性事件。在纳什维尔，詹姆斯.劳森连续好几个周六都派出十几个最守纪律的甘地主义者学生——其中就包括约翰.刘易斯——一起前往市中心百货商店的种族隔离区域，进去之后就拒绝离开并且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无论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而且其他人也从没见过如此新颖的做法。因此现场气氛从来没有激化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程度，商店方面至多觉得这帮熊孩子们非常烦人而已。随后这些学生则会在劳森的研讨会上点评他们的示范活动。

与此同时，在旧金山的劳联-产联年度大会上，A.菲利普.伦道夫一天内三次在听众席上起身发言，每一次都呼吁工会成员采取反对种族隔离官方政策的切实行动。头两次发言的时候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一直按捺着没有表态，到了第三次他终于忍不住发作了。“谁他妈任命你担当全美国黑人的监护人了？”他在台上咆哮道。公开受辱的伦道夫一气之下在劳联-产联之外又组织了一个黑人劳工联合会，从而给米尼施加压力。

在白宫方面，古巴革命政府采取的财产充公政策以及其他反美行为令艾森豪威尔总统非常焦躁。他气冲冲地对助手说道：“卡斯特罗现在就像个疯子。”他大致同意了通过海上封锁来扼制古巴的计划。与往常一样，艾森豪威尔始终保持着警惕。在过去几年里他凭借着长辈一般的耐心态度与军人特有的稳健作风多次化解了有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现在他也并不打算因为一个弹丸小岛而进退失据。另一方面，尽管他认为有些人正在存心激化局势从而增加武器开支，但是他也并没有针对那些人大发雷霆。他相信这些人之所以要求增加军费主要是因为贪婪和焦虑而不是理性的军事判断，而且他们的要求正在颠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职业操守。许多军官都喜欢通过政客与记者进行游说，求取已经被政府否决的军备开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将此类行径斥责为“近乎叛国”。

离开蒙哥马利之前，金与斯坦利.利维森一起处理了最后一项妨碍他动身的麻烦：国家税务局和阿拉巴马州税务局都在对他进行烦人的税务审计。审计员要求金证明在他的银行账户流水当中超出申报收入额度的钱并不是应缴税收入——这个要求击中了金的软肋。此前所有社会活动的开支以及社会各界的捐款都会流经他的个人账户，现在他却发现几乎不可能证明这些款项可以合法扣税。阿拉巴马州审计员尤为难缠，无论金如何软磨硬泡，他都拒绝把领导大会或者蒙改联收到的捐款归入免税项。金无奈地意识到，直接缴税并且表示抗议要比继续折腾下去容易得多。他向国家税务局补交了将近五百美元税款，给阿拉巴马州留下了一张1667.83美元的支票权当分别纪念品。

1960年1月底，金夫妇回到蒙哥马利参加了金在德克斯特教会主持的最后一场礼拜仪式。夫妻二人从德克斯特会众手中接过了一套雕花银质茶具，也从他们口中听到了无数依依不舍的道别。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1日星期一晚上，阿博纳西主持了一场场面更加华丽的“爱与忠诚见证大会”，两极分化的谦卑与庄严情感交相辉映，将大会现场淹没在一片几乎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场所的温暖和谐当中。当阿博纳西讲到蒙哥马利的黑人依然还在遭受心理遇政治两方面的压迫时，拥挤的听众席上传来了一片震耳欲聋的“阿门”——即便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依然有太多黑人一上车就被打发到车厢后半部分；公交车上依然看不到黑人司机；街头看不到哪怕一个黑人警察“在学校门前护送我们的孩子横穿街道，就像白人孩子得到护送那样”；拥有投票权的听众依旧寥寥无几；甚至就连金本人也没能在公共场所的入口处移除“白人”与“有色”的标牌。这些悲叹进一步反衬了听众们对于金的崇拜之情。就像耶稣一样，金也被人们颂扬成为了一名谦谦和和骑着驴驹的救主。至少由九家教会唱诗班组成的合唱团在仪式开始前演唱了一首名为《融合之歌》的进堂诗，歌中把传统的浸信会叠句“当我们全都去了天堂”改为“当我们全都知晓了正义”。

在仪式进程中还有另外五个唱诗班向金表达了敬意。在金将蒙改联的议事槌正式移交给阿博纳西之前，蒙哥马利各大黑人行业协会与社团的代表们——其中包括理发师、商人、美容师、医生、牧师以及其他群体——都纷纷走上前来向金致敬并献上礼物。最后登场的是搬运工协会，他们的赠礼是一个装满现金的木头箱子。箱子的宽度与金的双肩齐平，深度从金的下巴直到胸腹交界之处。金像国王一样接受了所有的礼物，但是接下来他立刻表示最后这口箱子里的钱要平均分配给蒙改联与领导大会，这一姿态令很多人都摇头称奇。“我是说一分钱都不能留，”他打趣说道。这句俏皮话不动声色地挖苦了神职人员惯于账目作假损公肥私的名声。接下来他又非常认真地补充道，“这么重的礼物我可配不上。”然后全体人员一起唱起了《以爱相连》这首歌并且接受了祝福。

这场欢送会标志着金切断了他和蒙哥马利之间最后的羁绊，也标志着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就此告终。在许多方面这一阶段都为他带来了多年的挫折。即使是出国旅行与白宫谒见这样看似风光的活动也令他遭受了难以言说的烦恼。在职业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候，他满心以为可以通过政治福音来实现更为宏大的目标，因此他才会毫不吝惜地将大量精力投入上千场演讲中，但是事实却证明他寄托在政治福音身上的希望只是水中捞月而已。这些挫折对于金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尽管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猜不到他究竟多么郁闷。但是这一阶段同样给他带来了许多此刻他还意识不到的好处。金很早就厌倦了荣誉，因此也就摆脱了声名鹊起带来的头脑发热与自以为是。盛誉加身的锤炼进一步强化了他身上原本就已经相当可观的沉稳气质。雄辩家的形像使他迅速蜚声全国，以至于他在短短几年里就积累了足够毕生受用的人脉，其中不乏青史留名的重要人物。金还通过一场场演讲学会了辨识各种听众群体的情绪与反应，更重要的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演讲天赋并不足以包打天下，必须得到其他手段的补充。

正当“爱与忠诚见证大会”进行得热火朝天之际，命运设计了一系列妙到毫巅的事件，为金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找到了用武之地。就在举行大会的同一个晚上，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周边几所黑人院校的学生们纷纷激动起来，因为他们听说了四位大一男生当天白天的所作所为。这四位年轻人的举动已经成为了传说，甚至就连他们在动手之前的言论都成为了传说的一部分。在一次闲谈中有人说：“我们还不如现在就去。”另一个人回答说：“你说真的？”第一个人说：“当然说真的。”然后四个人就去了市中心的伍尔沃斯百货店并且溜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白人用餐专区就座。黑人女服务员对他们说：“都是你们这样的家伙给我们的种族抹黑。”并且拒绝为他们服务。但四位学生不仅整个下午都泰然自若地坐在原地，还许诺第二天早上十点钟还要回来继续他们所谓的“静坐抗议”。那天晚上，四位陡然成名的学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校园里与当选学生领袖们碰了头，更有传闻声称其他志愿者也打算第二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去。随着校区间的电话通信越发频繁，这则消息也越传越广递，甚至有小道消息声称格林斯博罗学院的一些白人学生也想参加本次抗议。学生领袖安排了明天的行动日程，以便学生们可以轮流参与同时避免缺课。到了周二，十九名学生和昨天的四名新生一起来到伍尔沃斯坐了下来。到了周三“静坐抗议”蔓延开来时，参与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了八十五名。

当时谁也没工夫细想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与以往的示威活动有什么不同。在过去三年里，至少十六个城市里都发生过类似活动，而且全都只是一阵风而已。得到新闻报道的示威活动少之又少，而且所有此类活动全都迅速消失在了公众视线之外，对于其他地方的民权运动形势没有起到一丝一毫的催化作用。相比之下，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却成为了整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大潮的标志性事件。几乎可以肯定，示威初始阶段的欣欣然氛围是缺乏规划的结果。四名伍尔沃斯的学生一开始并没有自我设限，没有明确的战术目标，事先没有接受训练或者进行演习，更没想过自己将会面临多少反对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料到伍尔沃斯百货店的白人经理非但没有威胁要叫警察来把他们抓走，反而手足无措满面羞赧。学生们惊讶地发现，奉行种族隔离的白人世界居然在他们面前采取了守势。他们心中原本的恐惧随即变成了兴高采烈。

第一天的格林斯博罗静坐示威完全是一场随心所至的活动，这场活动的欢脱特质很快就在民权活动家的人际网络当中传播开来。这些活动家们全都正在朝着相同的目标摸索前进，这次事件自然令他们颇感兴趣。示威第一天晚上，第一批四名抗议者自行联系了弗洛伊德.麦基希克（Floyd McKissick）——一位特立独行的律师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青年委员会的领导人。麦基希克曾参与道格拉斯.穆尔牧师的达勒姆冰淇淋店诉讼以及其他小型静坐活动。这次得到通知后，麦基希克与穆尔随即赶到了就在达勒姆附近的格林斯博罗。与此同时这个消息也在各种相互平行的信息渠道上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2月2日事发第二天，早在公共媒体刊登出关于本次静坐示威的任何消息之前，白人占大多数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名副会长也赶到了格林斯博罗。

到了第三天，示威人数超过了八十人。道格拉斯.穆尔向身在纳什维尔的詹姆斯.劳森电话通报了一连串的新闻简讯。他认为这次抗议活动的规模将会持续扩大。许多成年人已经到达当地从事幕后组织协调工作，而且热情的学生志愿者们全都非常乐意接受这些成年人提出的组织原则。静坐示威的指挥中心设在了北卡罗莱纳农工州立大学。中心的运作简单干脆，就像军队一样高效——主要工作包括向新加入的抗议者就非暴力运动的注意要点进行指导，平息谣言，根据需要派遣精力充沛的新人来取代现场抗议人员。穆尔还报告称，最重要的是达勒姆、来罗利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其他城市即将各自发动静坐示威，从而声援格林斯博罗。穆尔知道劳森此前一直在纳什维尔筹备一场全新的抗议活动，于是他敦促劳森加快工作进度，促使运动扩展到其他州。劳森答应尽力而为。随后穆尔又打电话通知了其他人，包括和解团契的格伦.斯迈利。麦基希克则打电话通知了平等大会的高级职员戈登.凯利（Gordon Carey）——他曾经在去年为怀亚特.沃克（Wyatt Walker）的里士满游行和迈阿密静坐活动工作过。静坐第一周的周末凯利就从纽约飞到了达勒姆。周六这天，四百余名学生参加了格林斯博罗的静坐活动，城里另一家大型廉价商场克雷斯也被添加到了示威场所的名单上。一条炸弹恐吓中断了当天的示威游行，接下来三K党徒和青年帮派成员也挤进商店里恐吓示威者，整个星期都在拼命保持礼貌的商店经理们则威胁要采取法律手段。

如此严重的报复还没来得及降临在格林斯博罗，第二周周一在罗利、达勒姆和温斯顿-塞勒姆等等好几个北卡罗来纳州城市都爆发了全新的静坐活动。三天后，在动身前往市中心的种族隔离快餐厅之前，学生们聚集在格林斯博罗附近的海波因特的一座教堂里，当时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正在为该教堂的牧师进行周中布道，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以外南方腹地的静坐运动目击者。他看到衣冠整洁的学生们井然有序地走出教堂，就像在一场民心所向的战争初期阶奔赴前线的士兵那样士气高昂。他听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其他城镇也正在发生同样的情形——只不过规模更大。夏特沃斯立刻打电话通知了亚特兰大领导大会办公室的艾拉.贝克。他不是第一个向她汇报静坐活动的人，但他是领导大会布道人内层圈子里第一个发出声音的权威人物。他如此这般地告诉贝克：“你必须告诉马丁，这次的事情我们必须跟进。”他还补充道，这次静坐将会“震撼世界”。

在海波因特静坐后的第二天，这一轮示威运动首次跨越了州界。一位领导大会的布道人在南卡罗来纳州石山市打电话向麦基希克报告说，他这边的示威者们已经“蓄势待发了”。示威者在周五从他的教会出发前往快餐厅，这一天罗利警方逮捕了坐在格林斯博罗市伍尔沃斯百货店的四十一名学生。戴着手铐、双目紧闭、心跳怦然的学生们拖着脚步跨过了监狱的门槛，但是就像四年前的公交抵制者们一样，他们很快就被保释出狱了。他们发现自己的身份并没有因为入狱而被碾碎。他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并不觉得自己已经沦为了社会渣滓。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随即托举起了他们的情绪。

在周五晚上的纳什维尔，劳森主持了静坐示威开始以来的第一场弥撒大会。大约有五百名新加入的志愿者与七十五名非暴力讨论会的资深参与者挤进了第一浸信会教堂。考虑到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接受过培训，劳森和其他成年人主张推迟这次示威。非暴力运动不是儿戏，这个城市早晚会把示威者关进监狱，而他们的组织——纳什维尔基督教领导大会，也就是金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的当地分支机构——连一百美元的准备金都没有，他们需要时间来筹集保释金。然而成年人的谨慎告诫到底没能拗过学生们的高涨情绪。于是劳森亲自在弥撒大会现场主持了一期非暴力速成班，一直说到了深夜。他列举出了百余种可能的突发事件并且告诉大家应该如何应对：如何避免违反《游荡法》，如何有序地在餐台边上轮班静坐，某位静坐者上厕所的时候其他人如何占住空位。甚至就连服饰打扮都要统一要求：女生一律穿丝袜蹬高跟鞋，男生一律穿正装打领带。劳森还强调，如果新人们遇到拿不准的情况，应该效仿曾经做过示范的研讨会成员的行为方式。

到了午夜时分，示威参与者们在紧张不安的祈祷声与“祝你好运”的低声祝福声中分头散去。劳森的后勤计划在第二天早上执行得很顺利。教会的汽车从第一浸信会教堂出发，途经纳什维尔四个黑人学院（菲斯克大学、田纳西州立学院、梅哈里医学院和浸信会神学院）附近的指定接载点跑了一圈。当所有人都聚集在第一浸信会集结区之后，劳森带领着五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纳什维尔曾在南北战争期间反复易手十几次之多。这天早上，当衣着整齐的黑人大学生们鱼贯进入市中心的餐厅里等待上菜的时候，城里的白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再次迎来了一支闻所未闻的攻城大军。

纳什维尔的学生注定要将自己打造成为南方非暴力运动领域规模最大、纪律性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团体。他们把静坐运动扩展到了第三个州。他们的成功强化了民权运动学生团体的运作模式——从校园里招募人手，在教堂里整顿兵马，由布道人出谋划策。静坐运动的初期成果令人鼓舞。劳森一直与金、艾拉.贝克、道格拉斯.穆尔以及许多其他人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这些人又会打电话联络那些可能有助于开辟其他战线的熟人。截至2月底，静坐运动已经遍及了南方八州三十一个城市。但是大部分白人与黑人媒体对于静坐运动的新闻依然鲜有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觉得学生的古怪行径无非是一时兴起的玩闹之举。穆尔预测接下来的静坐运动很快就会捅破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他告诉记者，“如果伍尔沃斯和其他商店认为这次的事情就像大学男生闯进女生宿舍抢内裤一样不值得认真对待，那么他们最近显然并没有咨询社会学家的意见。”

最初一波学生抗议活动持续了两周时间，这段时间恰好是在金成为以便以谢教会新任联合牧师并且发表最初两场布道之前。当然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巧合而已。对于金来说，此时发生的另一项巧合则要凶险得多。正当这一轮抗议活动开始时，一条相当阴毒的谣言也传到了他耳中：阿拉巴马州的官员们在1月18日从他身上榨取了一笔退缴税金之后依然不满意，还想进一步收拾他。从法院大楼内流传出来的闲言碎语声称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律师们正在把金的名字置于大陪审团的审视之下，并且打算给他安上足以导致数十年牢狱之灾的罪名。甚嚣尘上的谣言使金警觉起来，于是他开始提前下手寻求法律与财务援助。他向哈里.贝拉方特和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发去紧急电报，同时请求罗伊.威尔金斯为他介绍全美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威尔金斯推荐了两位协进会委员会成员。这两人当中有一位在纽约任职的休伯特.T.德兰尼法官（Hubert T. Delaney）。金言辞谨慎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接待自己的“特别助理”贝亚德.拉斯廷并且听取拉斯廷关于案情机密的汇报。随着静坐活动进入第三个星期，金本人也赶赴纽约向他的潜在辩护人说明了情况。

从纽约返回亚特兰大的路上，金中途在北卡罗来纳州停了一站去拜访道格拉斯.穆尔，还在刚刚从蒙哥马利赶来的阿博纳西的陪同下参观了达勒姆市中心F.W.伍尔沃斯百货店的快餐厅。他到场的时候柜台已经歇业了，因为商场主管们徒劳地希望延期营业能让学生们忘却抗议。当晚金在当地的一场集会上发言声援北卡罗来纳州中部各个城市继续推进静坐运动。“早晚会有这样一天，遭受压迫铁足无情践踏的人们将会感到忍无可忍。”他重复了自己在公共汽车抵制运动刚开始时的煽动性台词。“种族隔离所体现的价值体系与民主观念以及基督教教义截然相反，全世界所有逻辑学家的逻辑论证都无法让双方同床共枕。”

这些都是金的演说当中的常见主题。这一次的演说与平时的明显不同在于他很早就明确支持这场抗议运动。他这样描述道：“（本次运动）注定会成为当前时代彪炳史册的事件之一。”在黑白双方的民权领袖当中唯有他将学生们视为成人政治当中的成熟力量并且不吝溢美之词：“你们这场斗争的新颖之处在于它完全由学生发起、领导与维持。美国学生正是通过这样的新型斗争走向了成熟。现在你们在全世界争取自由的斗争当中也占有了光荣的一席之地。”这段发言透露出来的尊敬语气在当时十分不同寻常，当时的公众往往认为无论学生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们依然不堪大任，只能在社会活动中担当配角。而静坐这种新颖且法无明文的抗议方法此时尚未赢得主流民意的支持，仅仅招致了困惑的审视与广泛的猜疑。在这一阶段，就连主流黑人报纸在报道静坐运动时的口径也同样谨小慎微，将其视为青少年追逐新潮的玩闹之举，尽管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还算值得称道。学生们没有得到成人民权组织的控制或者批准，因而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基金会也没有为遭到拘捕的首批学生进行辩护。

过去三年里金一直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就是寻找一种对抗种族隔离法律的非暴力斗争方法。今天的学生们恰恰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因此他才会对学生们大加赞扬。金曾经绕行半个地球，只为努力克服晦涩的甘地主义难题。他无数次宣称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为信念而牺牲，但却一直不太愿意在相对安全的演讲台之外实践自己的想法。他在理论深厚的非暴力讲习所里面费劲心思想要解开一堆纠缠不清的死结，可是单纯天真的学生们面对同一堆死结却来了个快刀斩乱麻。金的宽厚品性使他能够毫不费力地给予学生们应得的赞扬，至于萦绕在他心中的顾虑则无疑加深了他对学生的钦佩之情。即便是现在金也没有准备好与学生们一起静坐，没有准备好亲身触犯种族隔离法律。他在达勒姆并没有承诺这样做，但这一做法的吸引力还是促使他向学生们说出了肺腑之言：“不要害怕坐牢。如果政府官员因为我们打算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威胁要逮捕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回答：‘我们情愿填满南方各州的每一座监狱，并且已经做好了准备。’因此我恳请你们继续斗争下去。”“填满监狱”成为了金的全新战斗口号，根据黑白双方的标准来看都极具煽动性。

就在金刚刚开始热情地鼓励学生们的抗议活动时，他自己的危机预感也在另一处地区得到了应验。就在达勒姆演说之后的第二天，两名佐治亚州治安官带着阿拉巴马州签发的逮捕令来到以便以谢教堂办公室抓走了金，罪名是作伪证。金没有反抗并且随即被关进了县法院。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充满震惊的小道消息立刻从奥本大街迅速蔓延到了西区。金老爹立刻率领一大帮律师以及其他好几名素有名望的黑人冲进法院，想要尽快摸清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一开始他们听说金犯了重罪的时候还不敢相信，随后法院进行了确认，最终他们只得接受了这一令人揪心的事实。然而进一步消息却表示金的罪名源于阿拉巴马的税收问题，律师们先是感到大惑不解，然后纷纷气得火冒三丈。他们当中有好些人都很清楚金已经缴纳了有争议年份的退缴税。一名接受并缴纳了州定税额的纳税人遭到起诉并沦为罪犯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奇闻。退一万步说，正常的诉讼程序也应该是由州政府指控逃税，而逃税只是轻罪。在阿拉巴马州的历史上，金是第一位因为逃税重罪而遭到起诉的公民，指控的具体内容是伪造1956年与1958年的纳税申报单并签名。人们纷纷猜测阿拉巴马政府之所以起诉金是为了在政治层面杀一儆百，就算将州政府的权力推向极限也在所不惜。当年担任总检察长时曾经领导镇压公交车抵制运动与协进会地方分会的现任州长约翰.帕特森丝毫不打算否认这种猜测。当他签署将金从佐治亚州引渡回来的文件时曾经愉快地当众讽刺道：“想要跳舞却不给乐师付钱怎么能行呢？”

静坐运动偏赶上伪证指控，这两者的相互交织对于金来说真是充满讽刺的残忍一击。就在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动员理想主义青年抗议者们填满监狱时，阿拉巴马州政府却精准地击中了他的软肋。一旦逃税罪名成立，即使是被白人法院定罪，金的公众形象也依然将会蒙上一层阴影。锒铛入狱的他将不会被人们视作种族迫害的殉道者，而是会被他们当成一名言清行浊铜臭熏心的神棍。自从踏上事工道路那天起，金就下定决心不能成为这种人，并且一直竭尽全力在自己的教会里扭转此类歪风邪气。在金看来，很有一些布道人惯于散播看似有理实则充斥着犬儒主义的教诲，并且将原教旨主义教条当成剥削信众的工具。作为一名布道人，他的毕生抗争都源于针对此类作风的反叛与抵制。帕特森州长的行径却毫不留情地嘲讽了他的奋斗目标。万一州长的意图得逞，不仅会毁灭金的自我认同，还会破坏他的信仰基础。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前路渺茫。被捕当天经受传讯过后，他一回到家里就取消了几天后前往芝加哥与加利福尼亚演讲的行程安排。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观众，无法昂首挺胸，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勇气。不过很快他就想通了：如果他一味患得患失，不能继续前行，那么他还没上阵就已经输了。一鼓作气的金重新预约了演讲安排，并在当天下午乘坐随后的一班飞机飞到了芝加哥。

尽管针对金的逃税指控并没有登上美国主流报纸的头版，但相关消息依然在民权团体之间迅速扩散了出去。罗伊.威尔金斯立刻宣布协进会将要竭尽所能地为金提供辩护。各家黑人报纸纷纷公开指责这一指控带有政治色彩。尽管源源不断的支持为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但他依然意识到了外界支持的局限性。即便是那些交口赞美他品格高尚的人们也不会一口咬定他清白无辜。假如遭到逼问，他们只会岔开话题：就算金在纳税的时候犯了一点小小疏漏，但他遭到迫害的原因依然是身为黑人领袖为族群谋福利。换句话说他们的心中总还是存在着一丝怀疑。如果金最终遭到定罪收监，那么他可就真要掉进沟里爬不出来了。走投无路的金试图先发制人，另行组建一个审理委员会从而对抗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审判。他试图召集最有声望的白人领袖——哈佛法律学院域神学院的院长、全国基督教促进会会长、南部浸信会主席——组成第一流的委员会来审查自己的税务记录，但这项努力没有成功。

亚特兰大市最有名望的黑人教士们高调聚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份声明以谴责针对金的指控——这条新闻已经占据了各大黑人报纸的头版头条——也就在这一天，城里的另一群领导人低调碰面，旨在化解亚特兰大学静坐运动的威胁。塞缪尔.威廉姆斯博士——金在摩豪斯的哲学教授、浸信会牧师以及领导大会当地分支机构负责人——与亚特兰大大学所有六所学院的院长们一起出席了后一场会议。摩豪斯院长本杰明.梅斯告诫学生们，在亚特兰夫发生的任何“激烈事件”都会被归罪于金，因此眼下这个当口他们千万不能为金添乱。最终学生们同意暂时先不参与静坐运动，转而仿照《独立宣言》的文风起草了一份申诉声明。亚特兰大的具体情况与其他城市不同，因此在这里的斗争手法也要因地制宜。学生们做出妥协的同时并没有说明这份宣言是不是下一步发动静坐运动的序曲。摩豪斯学院的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起草了声明的大部分内容并将其呈交给了各位学院院长。邦德的父亲是亚特兰大大学的系主任以及两所黑人学院的前任院长，他小时候由W.E.B.杜博斯亲自开蒙，还旁听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课程。

最后那句箴言，真的太准确了。祝一切安好无恙。

2月26日星期五，劳森讲习会的学生们在纳什维尔发动的每日静坐运动已经进入了第二周。这一天警察局长宣布当局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警告称，如果学生们继续在市中心的商店里示威，那么店家就会要求警方以非法入侵或者以扰乱治安的罪名逮捕他们。学生们已经做好了闯过这一关的准备。约翰.刘易斯连夜制定了一套非暴力行为规范，引导学生克服对于被捕的恐惧。神学院院长秘书将规范内容敲在打字机蜡纸上，结尾还添加了来自刘易斯的诚挚的诫：“要记住耶稣、甘地、梭罗以及小马丁.路德.金的教诲。”

第二天，示威队伍默默行进到市中心并且抵达了原定的店铺，每个学生都拿着一张油印单。充满敌意的白人青少年冲着他们大声叫嚣“胆小鬼”和“黑鬼”。一部分白人用石头、拳头和点燃的烟头袭击劳森手下毫不反抗的队伍，警方对此视而不见。当场共有七十七名黑人示威者与五名白人同情者遭到逮捕，上百名白人围观者纷纷鼓掌喝彩。当警察告诉约翰.刘易斯“你被捕了”的时候，这位一生都在致力于避免任何违法行为的人陷入了恐慌。首先他遭到搜身，然后被扣上了手铐，接着就被塞进了囚车。此时的他试图在脑海里屏蔽一切杂念，心里只想着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等到囚车载着他和其他人驶向监狱的时候，刘易斯已经不再恐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从未体验过的兴奋之情。他相信他们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就算以最严格的标准来看，正义也无疑站在他们这边。他们的热情随即高涨起来，以至于刘易斯与其他几名资深讲习会参与人员约定要推动他们的甘地主义见证运动更上一层楼。

2月29日星期一是刘易斯他们出庭受审的日子。正当法官毫无抑扬顿挫地宣读各位被告的有罪判决与罚款金额时，劳森讲习会指定的发言人突然站起来打断了法官的念诵。这位黛安.纳什（Diane Nash）是芝加哥本地人，和刘易斯一样专注于民权运动，不过口才更好。她告诉法官，几位被告人都决定宁愿坐牢也不缴纳罚金。她紧张地宣布：“遭到逮捕与定罪的各位被告都是不公正与不道德行径的受害者。如果我们缴纳罚金，那就等于助长与支持了此类行径。”纳什、刘易斯以及其他十四人随即被带进了监狱，实现了一年半以前金本人在蒙哥马利没能成功做出的甘地主义姿态。他们所树立的榜样立刻就显现出了极其动人的情感力量。同一批被告人当中有六十多人改变了主意，将准备好的罚金重新装回了口袋里，与纳什和刘易斯他们一起走进了监狱。这项判决结果令法庭外面的许多黑人大为震惊：一边是本地最为品学兼优的学生，另一边是暴力袭击他们的白人暴徒，事到临头之际他们的城市居然选择了将前者投入监狱。也有些人感到自惭形秽，因为非暴力学生遭受迫害的同时自己却选择了独善其身。詹姆斯.贝弗尔便是这批人当中受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不再躲在厕所自言自语，而是领导了新一轮示威。然后他就追寻着刘易斯的足迹一路来到了监狱，并且得到了刘易斯的热烈欢迎。

静坐活动的壮观景象对于贝弗尔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类似的转变也正在情绪激动的黑人群体当中快速蔓延了开来，以至于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不得不出面调停。为了换取示威活动的暂停，他表示愿意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成立由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委员会，从而对市中心商店里的种族隔离问题提出解决建议。于是纳什、刘易斯、贝弗尔以及其他学生们就昂首挺胸地走出了监狱。老资格民权组织长期以来与南方各地政府之间的较量始终徒劳无功，他们的众多要求一直都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而学生们初次上阵就成功地迫使一个南方城市认可了其中的一项要求。不过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消散，紧接着便传来了坏消息：范德堡大学的受托人既没有召开听证会也未经学院批准就将詹姆斯.劳森从神学院开除了。这条消息随即占据了《纽约时报》的头条，随后全国报刊都开始报道范德堡大学与全体教员之间激烈的冲突。大约四百名范德堡教师选择辞职以示抗议并最终成功地恢复了劳森的职务。与此同时，勇敢无畏的黛安.纳什带领一批抗议者来到了位于灰狗巴士总站的午餐中心——抗议者与市长签订的停战协定并不包括这里。让整个城市吃惊的是，这里的管理人员若无其事地满足了学生们的午餐要求，一点乱子都没出。正当范德堡大学的受托人对劳森展开打击报复的同时，种族隔离的藩篱却在灰狗巴士车站被人推得东倒西歪。早期静坐活动的模式就这样得到了确定：不断的奇袭与彻夜的会议，接踵而至的胜利与挫折，以及在黑白双方年青人的挑战面前往往采取守势的老一辈们。

2月25日，蒙哥马利的阿博纳西家中举行了一场计划会议。会议结束后，三十五名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学生走进州议会大厦地下室的自助餐厅要求用餐并且毫不意外地遭到了拒绝，然后他们就起身走了出去。这场表面上波澜不兴的事件随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是彰显了蒙哥马利和纳什维尔之间的区别——以阿拉巴马州的标准来看，纳什维尔堪称大城市，而且还具有南北边境城市所特有的灵活属性。学生前脚刚刚离开州议会大厦，帕特森州长紧接着就召见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院长H.康瑟尔.特伦霍姆博士——这位黑人群体的支柱多年以前曾经遭到弗农.约翰斯的公然嘲讽，说他是“半年才来访问一次教堂的稀客”。州长开门见山地命令特伦霍姆辨认出所有要求在白人餐厅用餐的黑人学生并将他们开除。帕特森并不担心他会像范德堡大学的劳森事件那样触动全国对于学术自由的敏感神经。事实上他还专门叫来了记者报道宣传他发号施令的场面从而彰显自己的强硬路线。日后他这样复述了自己与特伦霍姆的对话：“阿拉巴马州的公民们不愿意浪费纳税人的钱来教育违法份子与种族煽动家，如果你坐视不管，那么你们的学校休想再从政府拨款当中拿到一分钱。”管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五十多年的特伦霍姆只回应了记者一句话：“除了顺从我别无选择。”第二天怒火难平的学生领袖们公开抗议了州长羞辱学院院长的行径，并且强调他们只不过是要求在公共建筑内用餐而已。从伯明翰赶来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声称帕特森对特伦霍姆的恐吓“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体现。”

这一周周五夜晚，大约四千名黑人——其中包括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在哈金森大街浸信会教堂举行了集会。这也是自从公交车抵制运动以来蒙哥马利举行的人数最多的集会。学生领袖伯纳德.李（Bernard Lee）发现自己一不小心居然与好几位大人物站在了同一座讲台上，包括夏特沃斯、阿博纳西以及刚从亚特兰大回到蒙哥马利接受伪证指控的马丁.路德.金，而且他得到的热烈掌声丝毫不亚于后面这三位阿拉巴马最著名的黑人领袖。突如其来的地位提升使得沐浴在群口赞美当中的李忍不住飘飘然起来——一周之前他还只是一个社区大学的学生，拉扯着三个孩子的已婚父亲，以及蒙大拿州战略空军指挥基地的老兵，职责是看守核武器。他经常夸口声称自己负责照管的核武器威力如此巨大，足以让整场二战相形见绌，沦为“轻松愉快的野餐”。李的外号是“果冻”，因为他最爱吃果冻。李的这些举动以及在社会上的见识促使他在过去两年间成为了校园餐厅抗议活动的领袖。这段经历带来的历练又在两天前把他推到了州议会大厦抗议活动的第一线。如今正是李发起集体签名反对帕特森州长，他的大名也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赞扬。在集会上大家对李的发言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他也被推上了新一轮运动的舞台。金笑着对李说：“好家伙，这里的人还真爱戴你啊，不是吗？”

当晚散会之后，参与抗议的三位牧师来到阿博纳西家聚餐并且邀请了李。这顿饭同样给李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见识到布道人政治圈子里的惯常做法。讲台之下三位布道人讨论得热火朝天，话题从《圣经》跳到了布道坛上的笑话，又跳到了高深的非暴力运动策略。更令李大开眼界的是，这三人在谈笑间就轻松消灭了一大堆炸鸡。这天晚上的经历与见闻对于李产生了脱胎换骨的影响。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也完全可以成为一名牧师。过去四年里他的奋斗目标一直是拿下会计学位，现在这个目标与曾经的人生规划以及对于妻子家人的牵挂全都被他抛到了脑后。如今他开始向着一个崭新的目标进发——也就是成为金的贴身侍卫。他如此投入这个全新的身份，以至于日后曾经夸口声称自己的情绪、冲动乃至健康周期都完全与金步调一致。

纳什维尔第一次大规模逮捕抗议学生的当天，蒙哥马利各方情绪高涨，全市到处流传着学生要在市区快餐厅静坐的消息。这条传言引起了几支自发组成的愤怒白人巡查队的注意——队员们全都配备了棒球棍。蒙哥马利还没有开始静坐行动，但在白人义警与普通黑人顾客之间偶尔也会闪出暴力的火花。到了周六，一名白人男子与黑人妇女在人行道上扭打了起来，白人男子的同伴趁黑人妇女不备一棍抽在了她的后脑勺上。这场冲突的性质或者涉事人员的姓名全都确凿无疑，因为周日出版的《广告报》刊登了冲突现场的照片，还在说明文字当中提到了袭击者的姓名。在场的白人摄影师和记者都表示，冲突现场旁边的警察始终在袖手旁观，敲打在黑人妇女头上的球棒断裂声隔着半个街区都能听到。帕特森州长宣布将本次事件的调查工作交给地方官员，他本人并不打算过问这件事。在公交车抵制运动后接替克莱德.塞勒斯担任警务专员的L.B.苏利文（L. B. Sullivan）随即指责黑人学生们才是本次事件的根源，他还指责《广告报》不该刊登冲突现场的照片。《广告报》报社编辑小格罗夫.霍尔一方面认为造成当前局势的主要责任并不在黑人学生身上，而是要归咎于“莽撞且遭到误导的黑人青年”与“白人暴徒”，另一方面又为自家报纸出言辩护并且还击了治安官的指责。“苏利文的问题并不在于端着相机的摄影师，苏利文的问题在于挥舞棒球棍的白人。”

袭击发生后的次周周一，金在蒙哥马利法院大楼接受了偷逃所得税的指控。他完成了讯问笔录，按压了指纹，并在缴纳四千美元保证金之后得到释放。随后他穿过繁华的购物区步行了六个街区，途中经过了黑人妇女上周六遭遇袭击的地点。他告诉跟着他的一小群黑人，他要立即向世人表明重新致力于非暴力运动的决心，他坚信黑人们绝不能听任自己被逆境吓倒。之后金回到阿博纳西家参加了一场热烈的战略会议。学生们希望效仿南方其他地区的同龄人在蒙哥马利也举行静坐活动，但大多数成年黑人更担心阿拉巴马州立学院还能不能办下去。特伦霍姆院长一边竭力争取州政府的支持，另一边又不愿辜负学生们对他的尊敬，内外夹攻的压力令他几近崩溃。最后还是学生们做出了让步，同意将静坐运动改为在州议会大楼前的台阶上举行祈祷仪式。

第二天，超过一半的阿拉巴马州立学院学生走上了市区街头。伯纳德.李做了简短发言。一位女生演唱了高音版《主祷文》。这名女生的声乐老师，也是金的老朋友罗伯特.威廉姆斯被这段演唱深深打动，以至于当场表示她已经提前通过了本学期的乐理课考试。接下来全体学生齐唱《星条旗永不落》并步行返回了学校。第二天，尽管特伦霍姆院长苦苦哀求，希望对涉事学生仅仅给予留校察看的处罚，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董事会仍然开除了伯纳德.李以及其他八名“元凶”。从街头进军到开除学籍，学生们面临的挑战正在加速升级。

金回到亚特兰大为出庭受审做准备，但来自纳什维尔、蒙哥马利以及南方各地沸腾校园的快讯就像炸弹一样向他砸了过来。蒙哥马利举行祈祷仪式的同一天，在南卡罗来纳州奥兰治堡县，四百多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克拉福林学院的学生前往市区游行并且来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快餐厅静坐。提前得到消息的警察与州政府派遣的特勤小组集中部署兵力拦截学生示威者，并且使用了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最后有388名学生被捕。浑身湿透、几乎窒息的学生们被赶进封闭的公园里，警方的凶狠手段以及他们自身的沉着冷静都令他们感到颇为意外。查尔斯.麦克杜（Charles McDew）是奥兰治堡游行示威的领导者，他在混战中被警方押上警车之后看到一位女生因为被高压水枪击倒而摔伤了腿，体格庞大的当地橄榄球明星大卫.迪肯.琼斯（David "Deacon” Jones）把她搀扶了起来。琼斯脸上见不到一丝怒火，只有平静的悲伤。日后这一幕时常在麦克杜的眼前浮现，尽管他并不特别认同非暴力精神甚至基督教，但他依然坚信，宣扬温顺与人性的教义当中潜藏着无法回避的力量。

奥兰治堡是3月份第一个举行游行示威的城市，接下来又有四十多座城市爆发了学生示威活动。此时静坐运动已蔓延到了佐治亚州、西弗吉尼亚州、得克萨斯州以及阿肯色州。在蒙哥马利，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学生在群众大会上发誓，假如此前被开除的九名同学不能复学，今年春天他们就拒绝注册入学。而校方则在州政府的持续重压下决定禁止未注册的学生去餐厅就餐。对此，阿博纳西承诺将领导一场从城市各个黑人教堂出发的祈祷行军从而支持学生。苏利文专员则公开警告，“如果这些黑人坚持在州议会大厦跟前聚众闹事，公然炫耀他们的傲慢与嚣张气焰”，那么警方必将展开报复行动。当阿博纳西带领行军队伍走出德克斯特教堂，正试图向不远处的议会大楼进发的时候，他发现警察、消防车和大群来自附近区县的武装暴徒挡住了去路，他只好折返了回去。第二天，学生们试图重振抗议运动的势头，打算就在小区内部举着标语牌游行一番。这样一来学校的管理层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的雇主一再向他们施压，公交车抵制运动的记忆也灼烧得他们越发难受。为了保护学校，他们将示威学生赶出了校区。学生们刚刚走出校门，大批警察立刻蜂拥而至，以免学生们下一步进城示威。随后赶来的增援警力带来了催泪瓦斯与卡宾枪，甚至还有几挺冲锋枪。学生们被困在了学校院墙外的街道上，只能漫无目的地乱转。这是静坐示威以来蒙哥马利首次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共有三十五名学生被警察拖走。眼看着此情此景，一位女教授陷入了焦虑与挣扎，实在不知道警方与学生谁更不像话。万分憋屈的她向几位女学生发起了脾气。她冲着五名被赶进巡逻车后座的女生叫道：“你们非得挤在一起干什么？就不会让他们再调一辆车来？”结果警察立刻把她也抓了起来，罪名是干扰执法。

眼看着蒙哥马利学生运动遭到打压，白人当局的力量也完全调动了起来，阿博纳西发现自己遭到了黑人领导层的孤立。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要召集各位领导人团结一致，但就连他本人担任一把手的蒙改联理事会都拒绝批准任何支持学生的声明或者弥撒大会。不同于公交车抵制运动，学生静坐运动遭到了公然的暴力镇压，并且对阿拉巴马州黑人社区经济中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压力之下每个人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夏特沃斯私下批评阿博纳西，说他接替金执掌蒙改联才过了五周就已经无法控制理事会了。阿博纳西厉声呵斥道：“弗雷德，听好了，我可不是独裁者！”他还毫不客气地指出，夏特沃斯自己也没能在伯明翰的静坐运动当中为学生们争取到更多来自成年人的支持。*

伯明翰警务专员尤金.“公牛”.康纳之前已经镇压了一场试探性质的学生示威。当时有十几名黑人大学生举着写有宗教口号的标语牌趁夜色走进了伯明翰城里某公园的黑人活动区，警方立刻将他们悉数逮捕，按指纹，拍照片，声色俱厉地恐吓了一通之后才将他们释放，放人之前还威胁他们：“以后不要惹事。” 接下来康纳又召开记者会宣称自己绝不容忍一切示威活动。他很自信本地学生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只担心夏特沃斯以及来自外地的黑人领袖有什么动作。他给自己手下的探长写道：“要密切注意这个名叫劳森的黑人，他刚刚被踢出范德堡大学，据我所知他是伯明翰或者阿拉巴马的黑人。（康纳的情报有误，因为劳森从未在阿拉巴马居住过。）他很可能过来搞事。如果他真有什么异动，你知道该怎么收拾他。”

南方各个城市的静坐运动可谓各具特色，各地打压静坐运动的氛围与手段同样差别显著。这一轮示威彰显了黑人内部以及种族之间的分歧。一边是学生抗议活动如火如荼，另一边是最具影响力的黑人领袖们固执地踌躇不前，并不只有阿博纳西一个人面对着两头为难的局面，金同样不能幸免。此刻他仍然还在四处奔波，与此同时黑人群体内部的对立双方也都在向他不断施压。但是他眼下最要命的麻烦还是即将到来的阿拉巴马州刑事审判，这场审判不仅加重了他肩上的负担，还影响了他的立场。为了打赢这场官司，他急需金钱、律师和会计。这三项事物主要由保守的上一代人所把持，学生们则基本与其不沾边。

金打算借助自己发明的办法同时拉拢两边的人马。3月5日，他将艾拉.贝克在在领导大会担任的代理职位正式交给了怀亚特.蒂.沃克。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打算继续等待阿博纳西。同时也是为了迎合领导大会理事会当中各位布道人的意见，其中有许多人从来都只把贝克当成照顾各位神职人员的看护员*。但是金坚持要求出任这个职位的人必须持有与贝克一致的活动家观点，同时还必须是自己的同辈。沃克是个火爆脾气，他在四十年代的新泽西上中学时曾经听到保罗.罗伯逊宣称，假如争取自由平等意味着成为赤化分子，那么他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赤化分子。在前辈榜样的激励下，沃克很快就加入了美国共青团。他在学校里写过一篇长达五页的论文，内容是如何在美国实行苏联经济模式。他还梦想过要对种族隔离主义的主要领袖们执行天衣无缝的暗杀。进入大学以后，他购买了一副深色边框眼镜整天戴着，看上去酷似沉思当中的托洛茨基。然而他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因为他还想成为最富有的实业家、最优秀的画家以及最激进的革命家。他惯于向朋友们吹牛：无论他选择什么事业，都能在干事业的同时顺便搞到一百万美元。

沃克的大学导师引领他走上了布道讲坛，天赋又把他送进了弗吉尼亚州匹兹堡市历史悠久的吉尔菲尔德浸信会（Gillfield Baptist Church）。就像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教会一样，组建于1797年的吉尔菲尔德教会是当地黑人上层阶级的聚会中心。在沃克于1952年来到此地执掌布道坛之前，会众们还会按照肤色彼此隔开，浅肤色的黑人坐在一边，深肤色的坐在另一边。此时职场失意的弗农.约翰斯刚刚离开蒙哥马利流浪到了匹兹堡，得到消息的沃克立刻登门请教约翰斯，请求这位业界名宿帮他构思几篇抨击阶级鸿沟的布道词。沃克十分崇拜约翰斯，他刻意模仿了约翰斯的布道风格，向对方借阅了很多书籍，甚至还自告奋勇地为约翰斯兴办的农场合作社卖鸡蛋。一天沃克开车送约翰斯去参加合作社会议，行至半途车上的收音机突然传出了布朗案的判决新闻，于是两位布道人停车靠边，在弗吉尼亚州460号公路的路肩上跪下来做了感恩祷告。

六年后，沃克通过自愿坐牢证明了自己对于静坐运动的狂热支持，而此时金提供给他的工作邀请还没到达匹兹堡。他很不乐意仅仅在运动当中担任一名监督者，而是打算赶赴第一线。于是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几位同工与若干名学生一起来到了专门面向白人的匹兹堡公共图书馆。当时他刚刚开始意识到媒体宣传的重要性，于是平生第一次特意戴上了牧师的硬领。出于他对弗农.约翰斯的炽烈崇拜，他做出了一项违反种族隔离法令的古怪举动：在聚集的警察和记者面前，沃克请求图书管理员为他找出道格拉斯.索萨尔.弗里曼创作的罗伯特.爱德华.李传记。约翰斯一方面鄙视李所为之付出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很佩服李的人品。每当他讨论内战话题时常常引用弗里曼书中的内容。于是沃克忍不住想到，如果他在白人图书馆里借阅关于南方白人最珍爱的英雄的图书，白人们是否会逮捕他呢？果不其然。匹兹堡警察局局长礼貌地走上前表示，他可以在图书馆里就为沃克与其他人垫付保释金，从而让他们免去牢狱之灾，但沃克要求警方一视同仁地对待对他与其他普通囚犯。于是所有人在牢里待了三天才最终接受保释

由于考虑到薪资和布道坛安排的复杂因素，沃克整整拖延了好几个月一直没有答复领导大会的来信。但他的被捕入狱却进一步强化了金聘请他的愿望。他向沃克与狱友们发了一封电报以示支持。不久之后，他又给刚刚在伯明翰被捕的弗雷德.夏特沃斯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他还很欢迎学生们在3月中旬不断升级的“入狱”运动中借用他的名字。有一位帕特.史蒂芬斯（Pat Stephens）因为领导了一千名学生参加的游行活动而被捕入狱，她在塔拉哈西市监狱的囚笼里发表声明：“我们可以选择上诉并且出狱，但我们坚信马丁.路德.金是对的：‘为了赢得平等的权利，我们必须填满监狱。’”史蒂芬斯和其他四名学生是第一批将刑期服满的抗议者，总计在监狱里蹲了六十天。金称赞他们说，“没有什么行为”能比为了正义事业而甘愿受苦受难“更加宏伟壮丽”。

只有在亚特兰大金才会绝口不提对于静坐运动的称赞。3月9日，亚特兰大学生们汇编发行了《为人权呼吁》（An Appeal for Human Rights）。也是在这一天，金给艾森豪威尔发电报抗议蒙哥马利的“恐怖统治”，但却只字未提学生们的刊物。六天后，当学生们不顾校方忠告发起静坐示威时，他也没有予以评论。学生、警察乃至目瞪口呆的旁观者们全都近乎一致地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克制。比方说警方并没有强行押送参与示威的斯佩尔曼学院女生去警局做笔录，而是允许她们穿长袜戴手套骑自行车主动来到警察局自首。这一天警方总共逮捕了七十七名学生，不过并没有要求绝大多数学生登记个人姓名，仅仅记下了他们所属院校的名字。

亚特兰大黑白双方的权力结构都在呼吁理性与协商，于是当地的学生抗议活动仅仅持续了一天就被捂死了。有些学生领袖尖刻地抱怨上一辈人贪慕虚荣，蓄意阻挠学生们的正义之举。《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编辑C.A.斯科特也遭到了学生们的抨击，因为他要求学生们支付在报纸上刊登宣言的广告费用。学生们认为他的要求要么出于贪婪，要么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他害怕白人指控他支持抗议活动。学生们尤其痛恨斯科特撰写的居高临下的社论，他在文中赞扬学生目标远大，但又不断敦促他们停止制造麻烦，把问题留给更加沉稳的成年人去解决。

这场争执尤其让金感到难受，因为C.A.斯科特不仅是金老爹的老朋友，还是以便以谢教会的受托人，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他也是金的老板。此外作为南部唯一一份黑人日报的编辑和运营伙伴，斯科特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金在广大南方黑人眼中的个人形象。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要求他透过斯科特这样的权势人物的视角来看世界，他也实事求是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这些人的依赖。以便以谢教会的另一根支柱杰西.布莱顿（Jesse Blayton）对于金所处的困境提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暗示。过去几年间，担任公民银行总裁的布莱顿还在主业之外建立了隶属于个人名下的会计事务所，金老爹还是事务所的受托人之一。自从金在阿拉巴马遭到指控，布莱顿就一直在仔细检查他的财务记录，希望能帮他准备一份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的账单。让金感到很不舒服的是，布菜顿对待他的态度或多或少就像斯科特对待学生刊登宣言的态度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布莱顿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向金收取了一千美金，理由是他“花了两周时间研究案件资料，从而决定工作文件流程的模式”。他总共为金审查了两份税单，在查账快结束时收取的费用甚至超过了金在以便以谢的年薪。

就连律师们都认为布莱顿这是在趁火打劫——既然他是金家的老朋友，这么宰人实在不太厚道。然而律师们的感慨并不能为金带来多少安慰，尤其是还要考虑到他本来就与各位律师们在财务上纠缠不清。金的律师团队共有五名成员，牵头的是两位威尔金斯推荐的协进会会员。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William Ming）以及纽约的休伯特.T.德兰尼法官分别是享有盛名的法庭律师与上诉专家。其余三名律师都来自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亚瑟.D.肖尔斯（Arthur D. Shores）是其中较年长的一位，在1956年协进会在阿拉巴马州遭遇禁令以前——此时禁令依然有效——他曾是协进会在当地的主要律师。另外两位律师则是金的熟人，一位是弗雷德.格雷，另一位是S.S西伊牧师的儿子小西伊。这两位资历较浅的年轻律师要负责开庭之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律师团当中每一位成员都具有在法律或者政治层面上不可或缺的特质，但是这个团队并不算十分灵活。几位律师此前互不相识，分别来自三个州四个城市的五家律所。他们经常重复进行别人已经完成的调查工作，并且对责任划分争论不休，与此同时金还得为这些无用功支付律师费。更糟的是，律师们还会因为收费问题发生口角。北方律师抱怨南方律师收费过高，配不上他们的实际能力；南方律师则抱怨北方律师虽然能力强，但却不愿透露自己的收费标准，就算面对合伙律师都不肯透底。全体律师意见一致的时候少之又少，不过他们确实全都认为金几乎不可能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陪审团面前赢下这场税务诉讼。假如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布莱顿的账目审查无论揭示了怎样对金有利的事实都没什么卵用，而他那高得离谱的收费标准自然也就更加扯淡了。律师们的辩护策略是凭空制造法律问题，诱使上诉法庭推翻依据税法判定的伪证罪。

金发现自己正在向任何可以为他带来希望的专家寻求鼓励，不论这份希望有多牵强或者专家有多昂贵。形势严峻的案情将他的顺从天性压榨到了极致，到最后只要他觉得某人有可能帮助自己就拉不下脸来与对方交恶。他发现虽然他所支付的费用比他的合理预期要高，但却比最大牌的律师们为最重大案件提供辩护时自认为有资格收取的费用更低。因此金的心态也很纠结，一方面觉得自己沦为了听任各位律师放血的冤大头，同时又非常感激各位律师的辛劳与付出；一方面觉得自己软弱无助，同时又坚信自己一定能逢凶化吉。金并不像斯坦利.利维森那样充满自信且惯于直言不讳——他的遭遇气坏了利维森，以至于后者当面将各位律师呵斥了一顿，骂他们眼里只有律师费，却顾不上金的反迫害辩护，因此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在所有全心全意帮助金的专业人士当中，最坚定且最无私的就是利维森。正是这份榜样的力量才使得他在默默坚持游说各方的时候没有遭到反感。利维森之所以得到了金的爱戴正是因为他惯于有话直说。不过金太害羞，不敢直接向其他民权领袖们求助，也不好意思将自己的个人利益与民权运动的集体利益划上等号。恰恰相反，他一直在试图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他曾经不厌其烦地与利维森以及哈里.贝拉方特等人讨论过个人责任与政治责任之间的哲学区别，并且表明了令对方大感惊讶的态度。金坚持认为他绝不能动用一分钱的“运动资金”来支付自己的私人开支，为此他还试图制定一套无懈可击的指导方针。交通罚单很显然是个人的责任，那么所得税指控书呢？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其成为政治责任呢？他如何才能心安理得地动用运动资金来为自己辩护昵？贝拉方特与利维森都没有闲情逸致陪着金浪费唾沫。在他们看来，仅仅凭借帕特森州长幸灾乐祸的声明，这次的税务指控就无疑属于政治责任。

在纽约，贝亚德.拉斯廷成为了马丁.路德.金辩护委员会与“为南方自由而战”组织的执行董事。这两个组织已于3月底之前在纽约筹集了足够在《纽约时报》购买一整版广告页面的经费。筹措资金的呼吁启事由拉斯廷和贝拉方特共同起草。广告以“倾听他们日渐高涨的呼声”为题*，简要介绍了官方对静坐运动的反应以及对金提起公诉并且加以威胁的经过。文中写道：“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学生们在州议会大楼门前的台阶上高唱《一曲我的国家属于你》之后，他们的领袖就遭到了学校的开除，好几卡车警察手持霰弹猎枪和催泪瓦斯环绕了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广告继续写道，针对金的伪证指控是南方政府采取的反民权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针对这场平权运动实施斩首行动，从而打击非裔美国人的士气并且削弱他们的斗争的意志。”

3月29日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则呼吁，随后各界捐款纷纷涌向了金的辩护委员会，达到了广告费用的好几倍。一周后，阿拉巴马州总检察长宣布，帕特森州长命令他着手起诉《纽约时报》以及广告刊登者，罪名是诽谤阿拉巴马州政府的官方代表。4月8日，蒙哥马利治安专员苏利文写了四封一模一样的信，分别寄给了广告署名支持者名单上的四位阿拉巴马牧师——阿博纳西、夏特沃斯、莫堡的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以及S.S.西伊，信中要求他们“充分且公正地撤回这条充满虚假与诽谤的广告”。收到通知的四位牧师全都吓了一跳，因为事先全都不知道这则广告的存在，更不知道别人用了自己的名字。

表达恐惧与甩脱嫌疑的电话立即将金家的电话线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四位牧师痛苦地向金抱怨，他们并没有允许拉斯廷使用他们的名字。他们还担忧地指出了广告文本当中的细节错误：蒙哥马利的学生们所演唱的不是《我的祖国属于你》而是《星条旗永不落》，警察也从未“环绕”阿拉巴马州立学院的校园，“环绕”这个词就好像警察把学校包围了一样。事实上警察全都集结在了校园的一侧。压力很快就被转嫁给了拉斯廷，他只是简单地告诉金，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肯定够不上中伤的标准。此外拉斯廷还提醒金，这四位牧师全都是领导大会理事会成员。别看现在他们抱怨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可要是报纸没有刊登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也没有收到威胁信，那么他们肯定还会抬出自己身为领导大会负责人的身份更大声地抱怨自己受到了冷落。在双方彼此咆哮相互拌嘴的初始阶段，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看上去并不太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受理的里程碑式案件。对于金来说，这场纠纷最让他沮丧的一点在于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定式当中：只要他呼吁求助，就总会陷入更深的困境，致使进一步求助变得更加困难。

怀亚特.蒂.沃克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一直坚称自己的前任是约翰.蒂利而不是贝克。

这个标题节选自1960年3月19日《时代周刊》发表的社论。社论支持静坐示威并将其称作“在南方前所未有的活动，以及完全可以理解的活动。”

在高地人民俗学校那边，自从去年夏天以来，迈尔斯.霍顿也在进行着一场令人绝望的法律战。当时田纳西州的一名检察官率领一路人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赛提玛.克拉克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带走了二十名囚犯和一卡车证物，包括一个装满冰块的洗衣盆、软饮料、啤酒以及一罐硬币。这位名叫艾布.斯隆（Ab Sloan）的检察官原本打算将克拉克这帮人全都打成意欲颠覆国家的美共余孽，可惜无论是《宪法》还是现场物证都不支持他的盘算。于是斯隆只得退而求其次，利用洗衣盆和硬币罐设计了一个法律圈套。对于学校里的人们来说，这两件物品的用途无非是鼓励校外访客不要在研讨会上白喝酒水，而是多少应当表示一下。但对于田纳西州政府来说，这两件物品却是该校无证销售酒精饮料的关键证据。斯隆认为这两项证据表明应该取缔高地人学校的非营利组织执照。霍顿当初仅仅以个人身份申请了执照，并没有股东参与。因此根据田纳西州的法律，一旦执照失效，那么高地人学校的一切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甚至图书馆——都将被州政府没收。就算是罗宾汉的老对头、素来惯于巧取豪夺的诺丁汉郡长见到这番手段也肯定会忍不住击节叫好。在法庭上，斯隆更是抛开了公事公办的伪装，直截了当地将高地人学校称作“种族杂交的妓院”。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彻底废掉了这所学校*。此外他还依据禁止私人酿酒的法律将滴酒不沾的克拉克判定成为了刑事罪犯。

由于高地人学校提起了上诉，如此惨淡的判决结果暂时还不会转化为现实。于是克拉克抓紧时间召集参与静坐运动的学生举行了第一次地区会议。大约四百名来自十九个州的学生在汉兰达度过了4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互留电话，探讨哲学，交换示威心得与注意事项。由詹姆斯.贝弗尔带领的四重唱小组演唱了《最好把隔离丢开》（You Better Leave Segregation Alone）以及其他原创和声歌曲，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学生们热情洋溢，他们毫不掩饰对于彼此以及高地人学校的惊讶。盖.卡拉旺（Guy Carawan）是高地人的住校民歌手，他向学生们传授了好几首在学校里充当保留节目的老歌。这些歌曲的前身都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劳工运动歌曲演变而来：《我们不会动摇》（We Shall Not Be Moved）、《紧盯目标》（Keep Your Eyes on the Prize）、《我的一点光》（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我将在前台坐下》（I'm Gonna Sit at the Welcome Table）和《我们必胜》（We Shall Overcome）。

所有这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参加会议的学生们探索精神高涨，以至于会议结束不到两周之内，许多学生又赶到北卡罗来纳州参加了由艾拉.贝克组织的第二次会议。尽管领导大会的资金因为金即将到来的刑事审判而几近枯竭，艾拉.贝克还是说服金为会议提供了八百美元资金*。贝克与格伦.斯迈利以及道格拉斯.穆尔一起在自己的母校——位于雷利市的萧尔大学——为会议做准备工作。三人同意让詹姆斯.劳森以“学院院长”的身份参与会议，让穆尔担任院长助理。

4月15日，来自九个州的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涌入了北卡罗来纳州，也就是十周前第一次静坐运动的爆发地点。听说过劳森的学生并不太多，但他当晚发表的主题演讲立刻为自己吸引来了众多拥护者。他的演讲就像金一样充满了理想主义与渊博学识：“爱是非暴力运动的核心，爱是上帝将世人靠拢在自己身边的力量，也是上帝用来凝聚世人的力量。这种爱总会走向极致，即便身处敌意环伺当中仍然充满温柔与宽恕。这种爱能容纳邪恶造成的痛苦，同时还拥有更持久的吸收邪恶的能力，并由始至终坚持爱的立场。”然而在同一篇演讲当中劳森又用尖锐的现实主义评论制衡了如此崇高的抒情论述。“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有熬到身为祖父母那天才有机会体验到正常的人生。”他还针对协进会发动了令人难堪的批评，认为这一机构“太过保守”，至于杜博斯主办的协进会刊物《危机》不过是“黑人小资产阶级的自说自话”。劳森谴责协进会只顾得筹集资金以及打官司，却无心参与社会运动。劳森坚持认为种族歧视从根本上是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如今协进会却将大量旨在追求种族平等的任务堆积在法庭上，致使法院往往因为不能合理宣判而颜面扫地。这样的斗争策略既不厚道也不明智。他抨击协进会只会在当局面前摇尾乞怜，没能培养出他所谓的“我们最伟大的资源：一个不再沦为种族恶意的受害者的族群，一个能够有理有节地运用宪法的群体。”

这番话的内容相当强硬。目前为止金至多只会夸赞学生们“摆脱了仅仅适用于渐进式长期变革的策略”，而劳森比他更直接地打破了批评协进会的禁忌。像劳森一样，金的演讲也征服了所有学生，他仍然是这次会议上的名人。但相比之下，劳森的坦诚却具有揭露秘密的吸引力。许多学生都认为这次参会的最大收获就是认识了劳森。总体来说，两位领袖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非暴力激进主义热情。会场上的每一位学生心里都充盈着斩钉截铁并且生气勃勃的热情，于是他们欣然将“非暴力”一词加入了他们为自己的组织所取的名字当：非暴力学生协调委员会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这也是第一个公然以非暴力自诩的民权组织。

宗教一般的热情伴随着喧闹的学生政治。刚刚成立的非学委立刻面临着争夺主席职位的激烈角逐，竞争者包括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摩豪斯学生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怀亚特.泰.沃克的门徒，但最终胜出者是一位马里昂.巴里（Marion Barry）。巴里是劳森派遣的纳什维尔代表团当中最有政治技巧的人*。那年夏天，非学委计划派代表分头参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代表大会，这一决定引发了进一步的内斗。艾拉.贝克与金就学生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以及前往洛杉矶参加民主党党代会的具体方式发生了短暂的争论。实际上，贝克和金之间暗中闹别扭的情况早就在萧尔大学传扬开来了。许多学生都惊讶于一名妇女居然敢与金这样地位的男性产生矛盾。贝克的性格本身就反映了不同团体之间的文化差异。两年多来，贝克受够了领导大会当中发号施令的各位布道人们，受够了他们的冷漠与纡尊降贵。现在即将正式离开领导大会的贝克就像脱离苦海的被害人一样热情投入了静坐运动。她开始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学生事业，鼓励他们独立自主，提醒他们注意礼节，告诉他们长辈也有缺点。

多年以后有一位研究非学委的史学家在著作中写道，贝克“粉碎了”金试图在萧尔会议上主导学生的计划。如此咋咋呼呼的看法严重夸大了当时民权阵营内部的派系分裂。学生提交给两大主流政党政纲委员会的证词出自贝克而不是金的笔下，同样也是贝克试图缓和劳森针对协进会的批评。“这里并没有冲突，”她不容置疑地告诉记者。协进会、领导大会与学生运动的区别仅仅在于“工作重点不同”。在领导理论方面，贝克更接近金而不是劳森点。劳森强烈反对在民权运动当中体现任何形式的身份地位区别，甚至还反对选举。他是一位极端社群主义者，认为领导等级制度在本质上与民权人士极力反抗的种族等级制度并无差异——只能导致分裂。在他的影响下，纳什维尔的学生运动采用了独具一格的组织结构，发言人的岗位由任何有意愿的学生轮替担任。

萧尔大学里的最主流精神力量与其说加剧了民权领袖之间的分歧，倒不如说是消融了分歧。演讲结束后，金准备离开雷利前往华盛顿参加《与媒体见面》电视节目的录制并且在镜头前为静坐运动辩护。在他动身之前，劳森与穆尔把他叫到了萧尔大学体育馆的露天看台上进行密谈。劳森压低声音告诉金，如果金依然像几年前一样有心聘任他们，那么他和穆尔愿意舍弃一切成为领导大会的全职员工。

闻听此言的金激动得难以自已。“那当然了！”他惊叹道：“这是我所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了！”他很清楚这两位朋友的决定意味着何等巨大的牺牲。他们不仅要离开各自己的布道坛，还要为身为同辈的金打工，而且金身为非暴力主义者的资历远比他们要浅得多。

劳森知道怀亚特.沃克正在与金讨论接替艾拉.贝克职位的具体安排。当他问起这方面的情况时，金回答说这种事无关紧要。目前劳森和穆尔的最重要任务是在南方向所有新近加入静坐运动的学生们宣传非暴力思想。他表示将想办法募集资金。劳森和穆尔将前往新的城市培训非暴力队伍以及举行示威活动。金可以负责召集支持的力量。也许他们三个可以一次再攻陷两个城市。他们三个畅想了好半天，穆尔才提出更实际的问题来撩拨金：领导大会理事会的态度会怎样呢？那些浸信会信徒当真愿意将两个惹是生非的卫理会信徒的名字加入工资单吗？穆尔讽刺道，尽管浸信会信徒很懂得乾纲独断的妙处，但是只有冷静的卫理会信徒才能建立完善的国家政体。信心满满的金随即动身前往华盛顿，临行前向两位朋友许诺要在两周之内将他们的入职手续安排妥当。

1959年9月26日，C.C.查丁法官（C. C. Chattin）根据非法售卖啤酒的罪名下令锁上了高地人学校的校门。校方上诉后挂锁被摘除，然后查丁法官又在1960年2月16日吊销了高地人学校的经营执照。最高法院拒绝干涉此案，于是高地人学校的全部财产就在1961年12月16日遭到了拍卖，拍卖所得归州政府所有。

4月初的时候，金采取了一项异乎寻常的举措：他自掏腰包向领导大会捐献了六百美元——相当于以便以谢教会年薪的十分之一——并且邀请领导大会的其他领导人效仿他的做法。

十八年后巴里将会当选成为华盛顿特区市长。

回到亚特兰大，金的五位律师私下里全都非常悲观。在他们看来，金在牢门之外度过六十年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直到此时他们依然未能就辩护策略达成一致。更糟糕的是，尽管这五个人彼此已经相互磨合的差不多了，并且也逐渐摸清了案情，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拍着胸口拿出一份最佳辩护论据。他们目前的处境很棘手。协进会律师们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民权案件，主攻方向是宪法。他们的从业经验并不适用于涉及税法的刑事案件。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金的收入是否超过他在纳税申报表上所填数额——律师们估计无论他们说什么陪审团都肯定不信。他们还一致认为上诉法庭驳回陪审团裁决从而为金脱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便是律师们脑海中的凄凉景象。

来自芝加哥的威廉.明是一位著名的庭审律师*，他为辩护团队承担了一项微妙的使命。律师们急切地想要知道情况有多糟糕，金到底有多少未申报的实际收入，但是布莱顿的表现却令他们绝望——这个人似乎只要泡在支票存根和银行对账单里面就很快乐了。明私底下将一位名叫昌西.艾斯克里奇（Chauncey Eskridge）的年轻律师介绍给了金，此人是他在律所里亲手培养出来的后辈。明介绍说，艾斯克里奇是一位接受过会计训练的税务专家，并且要求金帮忙劝说布莱顿接受艾斯克里奇的帮助。为了促使自己的客户接受这项要求，明动用了他在法庭上锻炼出来的一切手段：他不仅要求金承担第二位会计的费用，还要求金抛开父亲的朋友与施主杰西.布莱顿——布莱顿是个很敏感的人，一定很反感外人的插足。律师们已经开始烦恼不安，担心布莱顿出庭作证的时候因为愤恨难平而对他们不利。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敏感态度也致使明的要求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他这是在迫使金自证清白。即使在与律师私密协商的时候，金也仍然坚持声称自己尽管每年经手成千上万美元的资金，但却从未挪用过一分钱。不过他曾对新闻记者坦诚，“税表上有可能存在一点无意之失。”

当金向艾斯克里奇声称自己无罪的时候，律师当中有人偷偷笑出了声，艾斯克里奇听得一清二楚。随后他与自己的新客户单独留在了以便以谢教堂的书房里。当他询问金如何填写税表时，金不大好意思地答道他几乎完全依赖日记。在艾斯克里奇的追问之下，金解释说他总是将自己的日常收支写进记录日程安排的袖珍日记本里，但布莱顿曾说过他对日记不感兴趣，因为日记不能充当财务记录。闻听此言艾斯克里奇立刻振作了起来。他表示日记完全可以充当税务证明——尽管很少有被告会主动呈交日记，因为这样做往往会造成自证其罪的效果。但对金来说这却是个好消息。艾斯克里奇赶紧问他日记在哪里，金回答说他想不起来了，但是柯瑞塔也许知道。于是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柯瑞塔说日记应该塞在一个旧行李箱里了。随后金向柯瑞塔传达了艾斯克里奇的要求，让她立刻找出日记并送到教堂来。

很快艾斯克里奇就拿到了进度日记本并且翻阅起来。每一页日记上都有金的手写注解，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旅行开支、捐款和演讲费用。每次收到捐款支票的时候，金都会记下他打算分配给领导大会、蒙改联与德克斯特教会的捐款数额各自是多少，以及他打算为自己留下多少捐款（假如他当真这样打算的话）。这本日记着实让艾斯克里奇啧啧称奇：一个银行记录混乱不堪的人却有一本如此精确的日记。金解释说，写日记是父亲从他小时候代就开始培养的习惯。按照金老爹的教诲，保持节俭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制定精确到分的预算。金爽快地允许艾斯克里奇研究自己的日记。当五位主要律师和金聚在一起召开马拉松式案情协商会议时，这位年轻的税务律师回到酒店面对日记、计算器与表格度过了紧张而又漫长的一天。

一系列来自纳什维尔和蒙哥马利的新闻快讯打断了了令金与律师们心力交瘁的协商会。第一条消息是纳什维尔检察官亚历山大.卢比（Alexander Looby）的住宅被炸弹夷为平地，两栋毗邻房屋受到损坏，附近梅哈里医学院足有147扇窗户被震得粉碎。万幸的是，正在房屋后间睡觉的卢比和妻子并无大碍，仅仅受了点皮肉伤。纳什维尔警长将此次袭击称作谋杀：“这么大量的炸药肯定不仅仅是用来吓唬人的。”本次爆炸袭击的凶残性质促使创痛过后的纳什维尔团结在了一起。事发当日清晨，三千多人（其中包括许多白人）在市区游行了十英里。

纳什维尔市长本.韦斯特（Ben West）在市政厅门前接见了庞大的示威人群。他发誓秉公执法，尽全力缉拿投弹者。为了在静坐危机当中维护自己的领导权威，他辩称自己并没有权力命令店主们该怎么做。“我们都是基督徒，”他最后说道，“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此言一出，人群当有有个学生立刻高声喊道：“那我们能一起吃饭吗？”祈祷结束后，戴安.纳什挤过人群来到话筒前询问市长是否愿意呼吁全体市民抵制种族歧视。“我呼吁所有市民结束歧视，放下偏见，并且摒弃憎恨，”韦斯特回答道。

“您的意思是快餐厅也应当这么做吗？”纳什紧接着追问道。她与市长当面对峙丝毫不虚的姿态让人群沉默了下来。

“小姑娘，”韦斯特努力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七年前我刚刚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在本市机场停终止了种族隔离政策，从那以后大家一直相安无事。”

纳什不依不饶地追问道：“那么请问市长，您会建议快餐厅也取消隔离吗？”

身为温和白人政客的韦斯特在群情激动的示威者面前被挤兑得几乎下不来台。面对着直指要害的提问，他仅仅回答了一个字：“会。”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市长拼命想要将自己的回答往回找补一下，他反复提醒大家最终决定权依然掌握在店方手里。但纳什对此毫不关心，她已经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了。

同一天下午，刚刚收到纳什维尔新闻通讯的金又获悉蒙哥马利警务专员L.B.苏利文以诽谤罪起诉了《纽约时报》以及名字出现在拉斯廷撰写的广告上的四名阿拉巴马州领导大会牧师。苏利文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据称帕特森州长、詹姆斯市长以及前任警务专员克莱德.塞勒斯都将提出类似诉讼来支持苏利文。这些案件着实很离奇——《纽约时报》的广告中并未提及上述任何一位原告的名字，所谓的诽谤只不过是广告文本叙述内容上的细节错误。尽管如此这几个人还是被拉斯廷的广告气得火冒三丈，声称其中的影射内容损害了他们的名誉。诽谤指控的主要依据是拉斯廷在广告当中的依据概括性描述：他将镇压静坐运动的南方执法人员统称为“违宪者”。

苏利文诉《纽约时报》案件从一开始就将一场微妙的政治困局堵在了美国法院系统面前。种族政治令人难以承受的敏感性将法官推向了几乎有些超现实的极端讽刺境地。最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为了回避了本案案情涉及种族问题的事实而创造了一项全新的法律规范。本案的涉案文章是一篇没有提及原告名字的付费广告，并非出自记者之手，也未曾经受编辑室的审阅。为了审理这起案件，大法官们重新定义了诽谤的法律概念，并且将涉案的付费广告当成了可接受新闻报道的标准。如此大动干戈都是源自一场为金的税务案件而举行的筹款活动。不过金此时根本笑不出来，因为他正面对着更残酷、更直接的讽刺。正当他与一帮本来就不怎么相信他的律师们会面，而且律师们甚至都不确定他们是否能收到律师费用的时候，又传来了一条消息：致使金在税务案后再次卷入另一场诉讼的阿拉巴马州官员现在正在针对那些想要分担金的辩护费用的人们申请惩罚性赔偿。这场诽谤官司在当下的最直接效果就是极大增强了金筹措经费的难度。随后阿拉巴马州白人当局又发出通知宣称，任何愿意为金刊登有偿消息的报纸都将面临阿拉巴马州政府的起诉。对于律师们来说，这条令人沮丧的消息意味着在他们为第一场官司制定好辩护策略之前就要面临第二场同样烦人并且将会拖上好几年的官司。此外他们在两场官司当中拿到律师费的可能性又减小了。

尽管经历了如此折腾的一天，但是金与各位律师们依然像是凭借赌命来糊口的专业赌徒一样硬挺着男子汉气概不肯动摇。一帮人在晚餐时分放开肚量大吃了一顿，还说了一两个关于当天灾难的笑话。第二天一早，疲倦但满脸意外的昌西.艾斯克里奇把几个律师叫到了自己下榻的沃勒瓦吉酒店。“伙计们，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他拿着计算表宣布，“金博士没有挪用一分钱。”

这条消息让明惊讶得屏住了呼吸。他无法相信某个刑事被告人的罪行居然不如他已经向报纸承认的那样严重。艾斯克里奇解释道，他把金的1956年日记上的所有数额都整理了一遍，计算结果仅仅比他在纳税申报表上申报的数额多出了微不足道的368美元，而这点出入也很可能是因为记账误差。艾斯克里奇告诉同事们，尽管接下来他们还需要花费很多工夫来证明金的确按照日记上记录的用途花费了捐款，但就他个人来，他完全相信金的日记上的一切内容全都属实。实际上他坚信金将会是他这辈子遇见的最诚实的人。

刚刚拜服在金的足下的艾斯克里奇将目瞪口呆的律师们留在沃勒瓦吉饭店里重新评估辩护策略，他本人则带着这条振奋人心的消息火速赶到以便以谢教堂向金报喜。金矜持地阅读艾斯克里奇的研究报告，直到他确定自己完全搞清楚了这份报告的意义之后才突然冲过书房，就像遇到久未谋面的亲人那样一把抱住了艾斯克里奇。这位来自芝加哥的税务律师日后声称自己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对政治工作产生了兴趣。艾斯克里奇对金越发忠心耿耿，甚至不惜疏远家人，将全副身心投入了民权运动当中。日后当金在孟菲斯市遇刺身亡的那一刻，他就站在金倒下的那个阳台下方。

到了正午，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金离开亚特兰大乘飞机赶到了纳什维尔。当天晚上他在菲斯克大学体育馆内的大型集会现场发表了演讲。听众当中很有几位白人，虽然不算多数，但是依然相当可观。演讲还没开始主办方就收到了炸弹威胁，不得不中断了集会。警察疏散了体育馆里的人群并且开展了搜查行动。这样一来集会开始时间就被耽误了好几个小时。任何常规的集会都会因此而遭到取消，然而自从卢比爆炸案后学生们的情绪就极其高涨，根本没有四散而去的意思。为了让站在体育馆外的学生们也能够听到里面的声音，主办方在外面架起了扩音器。当听见金称赞劳森带领的队伍是“南方最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时，人群沸腾了起来。金宣称，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恶意针对他们的投弹手与种族隔离法律都更强大。他坚信种族隔离终将完结，尽管他还不能确切肯定要等到什么时候。（仅仅二十天之后，纳什维尔的静坐运动便打破了市区六家主要快餐厅的种族隔离。）“谎言不能永存，我们不会绝望。宇宙与我们同在。一起努力吧，孩子们。不要厌战。”

幸运的是，金已经习惯了不要信任高潮时刻，就好像他在遭遇低潮时也不肯屈服一样。他刚刚带着纳什维尔的乐观情绪回到家里还没坐稳，民权阵营就在其他方向上爆发了内讧。第一炮攻击来自罗伊.威尔金斯，他给金发来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件，一开头就写道：“对于詹姆斯.劳森牧师在罗利会议上对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所做的批评，我们感到非常困惑与痛心。”威尔金斯着重指出，“如此毫无道理的攻击令我们感到非常委屈。”他威胁金要谨慎从事，否则导致民权阵营分裂的历史责任就要由他来承担。“我知道你与我都有决心避免两家团体之间的分裂，”威尔金斯不动声色地警告道。“我们寻求着相同的目标，对抗着相同的敌人。如果我们之间的裂痕继续扩大，那么敌人们肯定会比过去四十年间的任何时候都要更高兴。”在信件结尾威尔金斯要求金将功补过，并且表示目前“大局当中还存在其他干扰因素”，必须与金私下面谈。在金看来，所谓的“其他干扰因素”应该指的就是他聘请劳森与穆尔加入领导大会的计划。

劳森也遭到了间接的打击。就在他纳闷金为什么迟迟不给他加入领导大会的进一步通知时，他接到了来自和解团契的A.J.马斯特打来的神秘电话。饱受尊敬的马斯特要求劳森去波士顿罗根机场见他，因为有些话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在机场碰头之后，马斯特告诉劳森最近他频繁接触马丁.路德.金，二人就非洲种族斗争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磋商*。他还说金恳请他转达一条最令人不快的消息：罗伊.威尔金斯不同意劳森加入领导大会。金表示，如果他同意劳森或穆尔加入领导大会，那么协进会“将和领导大会一刀两断，永远不再来往。”

劳森难以相信这条消息。在他看来，威尔金斯居然会因为一次学生集会上的讲话而动怒实在是无事生非并且见事不明。气愤、颓然而又悲伤的劳森质问马斯特，凭什么认为金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听任威尔金斯这个外人来决定领导大会的聘用政策。他愠怒地说道，如果威尔金斯当真因为他的组织遭受了小资作风与懦弱怕事的指责而坐立不安，那么他就应该做出改变。但是他的做法却恰恰相反，竟然逼迫金将领导大会改造得更像协进会。马斯特回答道，他只能从金说话的语气和神态猜测，金并不认为威尔金斯是在虚张声势。马斯特推测，这可能是因为金的理事会里有太多协进会的杰出人士，又或者金考虑到自己即将面临两场昂贵且很有可能打到最高法院的官司，因此不想舍弃协进会的善意。

“我想马丁低估了他的力量。”劳森疲倦地说。最终他和马斯特一致认为目前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继续纠缠这件事。劳森对马斯特表示感谢并且表示他一向尊敬马斯特，他很清楚金专门请来马斯特向他传达消息是多么体贴的善意姿态，而对于金本人来说做出这样的姿态又是多么痛苦的折磨。他决定在金面前绝口不提此事。然而这番激烈指责的结果却促使劳森更加独来独往，与民权阵营里的其他人都拉开了距离。至于道格拉斯.穆尔则从金口中直接得到了消息。金悲伤地反复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心灰意冷的穆尔与奇迹般爆发的静坐运动渐行渐远。第二年他就离开美国前往比属刚果传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