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聪明到颓废：论隋炀帝 -- 林风清逸

无论如何不能作优秀解释吧。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吾生之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短暂，个体渺小，像杨广这样有才华有地位有权利有追求的人，一定是明白生命有限，想要多干一些事情，才大干特干，穷天下之力，毕子孙之功。奈何奈何，欲速则不达，事物总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类似的，阿拉伯的穆圣人，也是想为子孙了毕一切，当时算是暂时成功，不想百代之后反而成为了一个牢笼，一把枷锁。

看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和任务，完成自己应尽的历史任务，就是英雄豪杰，做少了做过了都有可能出问题。

还是感觉有些悲伤。

很多事情，稍微探寻一下规律，就发现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到下一个明显的周期。

可是人生一共才几个二十年啊。

头十年学习生活自理，二十年学习如何进入社会，三十年摸到点社会发展脉络，四十年开始理解社会脉络，五十年扣住社会脉络，六十年就已经步入老境，心力衰退，不复能应对繁杂事务，七十岁才算掌握住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规律。

随便一个二十年期，就是人生的四分之一。

人生苦其短。

而每次掌握一个新的系统，三年是最合理的时间。就是说，即便是二十年一个周期，能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也不过是十七年而已。

这还没算交接班。

急功近利，压根就要不得。

而社会建设这种事情，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年的计划，变数何其多啊。

具体说来就是：

1，科举制限制世家大族豪强自雄的能力。

2，加强禁军，改革军事制度，限制了武人割据。

3，统一漕运，限制了世家豪强和武人发展空间。

4，统一财政，将世家豪强和武人统统圈禁。

宋之后的局面就在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成熟度在北宋已经完成，朝代更替的因素就只剩下2个：外族入侵，农民造反。

而秦之后，宋之前，大一统（准确说是皇权大一统）的主要威胁来自于2个：权臣和武人。从秦到宋就是不断限制权臣和武人的演进过程，也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不断完备成熟的过程。

就以宋来说，“吕端大事不糊涂”立了真宗。但这还不够牛逼，牛逼的是韩琦，好水川全军覆没啥事没有，还“相三朝，立二帝”。自己出身官宦世家，子孙也是高官。直到南渡了还有韩侂胄。

而杀韩侂胄的史弥远更是权臣，杀了韩侂胄不算，甚至有本事矫诏另立皇帝，最后还把原来的太子弄死了。

史弥远之后则有贾似道。

宋朝的确对武人压制。但宋朝所谓的“与士大夫共天下”可不是说说的。没有了武人夺权，士大夫一样夺权。宋朝的皇帝们估计忘了王莽可是个文官。

那么为啥宋朝搞成这么个文官专权的局面？归根到底的原因还是宋朝并没有彻底消灭世家。所谓的科举固然对寒门开放了一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世家把持着。而宋朝当官可不止科举一条路。实际上贵族世家的小孩生出来就有荫庇可以当官。而且这个官一样可以有差遣。

说到底，其实就是阶层固化。由于披了科举的皮，宋的阶层固化不如前朝明显。但宋的两级分化其实比前朝更甚。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抑兼并的王朝。土地兼并的速度比别的朝代更快。结果老百姓破产，政府没钱不得不搞各种专卖刮地皮。别的王朝该兴盛的前一百年，宋朝被辽、西夏打得满地找牙。到了庆历年间就财政捉襟见肘，不得不要改革，然后王安石又改，但是改来改去都改不好。为啥呢？动了大地主的奶酪罢了。王莽改革不成功是因为西汉200年积累下来的豪门。宋朝不到一百年就搞得和西汉二百年差不多了。

中国古代历史走向——宋代（转载老兵帅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72fca00102wwjp.html

例如“北宋时期荫庇入仕与科举出身的比例依然是大致上五百对三百左右。”这说明门阀仍然影响巨大。即使是科举，其实很多也是要照顾豪门的。

中央集权，并不是皇帝集权。只不过是说地方政府的权力相对于中央较小罢了。这和中央政府为门阀所控制并不矛盾。

皇帝要控制政府并没有这篇文章里面说的那么轻松，并不是“把你调开，换个听话的，诏书照发。”就行了。对于门下省的小官或许可以用这种招数，但是对于宰辅就不能这么干了。任何有点政治情商和智商的皇帝都要考虑后果。

皇帝要控制政府，要靠兵权、财权、人事权才能得到最终决定权。兵权这个东西，虚无缥缈。皇帝并不能天天亲自领兵。那么兵权从哪里来？答案是皇帝通过亲信来控制军队。亲信可以是亲手提拔的武将（例如岳飞），也可以是自己兄弟、外戚、太监等等。

宋朝的大多数皇帝们在这一点上基本是不及格的。宋朝即不像汉、唐以外戚、太监掌握军队，又不像明、清以监军或财政后勤来控制军队。对于军队搞出个叠床架屋、兵将分离的指挥系统。以为这样就能控制军队。结果是除了开国皇帝和中兴的高宗，皇帝掌握不了军队。而军队的战斗力也变得极为低下。

宋朝的皇帝也不掌握财权。宋朝设三司度支。理论上来说皇帝应当直管三司。三司的运作大多数皇帝都无法插手，最终权力其实在宰相们手里。到神宗以后宰相权威日重，南宋甚至搞成事实上的宰相掌握全部政府权力，皇帝基本被架空了，所以南宋才出来一代又一代的权相。

皇帝的人事权是皇帝对付臣子的一大法宝。但是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想用谁就用谁。最明显的就是新旧党争。表面上看，皇帝支持一派，贬斥另一派。实际上确是得势的一党在排斥另一派。皇帝本人往往不能作出决定。例如宋神宗想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搞人事平衡。但司马光力辞。并不是司马光不想干，而是当时的政治氛围内新党不会容许司马光占据这个高位，司马光不得不去修书坐冷板凳。反过来说，等司马光上位了也立刻就把新党全部赶出去报复。

如果这三项皇帝都没有，那么皇帝本身至少要掌握一定的直属力量才有可能翻盘。例如明朝的锦衣卫、东厂都是皇帝直接掌握的特务力量。宋朝的“皇城司”虽然在宿卫仪仗等等功能上类似锦衣卫，但在特务行动方面比锦衣卫差得太远。现在的一大票穿越小说把它说成是宋朝的锦衣卫也就是小说家言罢了。

所以宋朝的皇帝其实是很憋屈的。

在中国，是以军队为原始资本金的一股独大的超大型私企，军队的拥有者就是那个唯一的原始股东。

而西方，则是一堆势均力敌的股东成立的股份制公司。

因此，在中国，公司章程就只能是摆设，是原始股东的玩物，皇权政治和权力关系社会就是必然；在西方，公司章程就是玩真格的至上宪法，谁要揿桌子，就得天下共讨之，因此，法治就是必然。

而你上面几篇论述主要 就在于混淆了股东与打工者的区别。你在私企上班，老板也不是想炒你就炒你。要想企业获得稳定发展，天天就干炒人的生意，还能干点正事么？那些打工仔就不会给他整点幺蛾子？

如果你以此认为你在与私企老板共治企业，共同享有这个企业的产权，那就真图样图森破了——到时一句“fire"你就明白什么叫共治了？

老兵帅客这种观点就是典型的书生之见。至上宪法云云是资产阶级革命后杀得人头滚滚后大家搞出来的东西。美国的宪法、法国的拿破仑法典都是这种妥协的结果。英国搞的是习惯法，那也是英国革命砍了国王脑袋，克伦威尔篡位后才又捡起大宪章搞了一堆限制国王权力的东西出来。

西方中世纪啥时候就有过“法治”这个东西了？西方中世纪根本就是一堆藩镇割据好不好？领主能直接控制的范围内就是领主专制。封臣对上级领主有义务，但只是习惯法。封臣叛领主，领主灭封臣的不要太多。大家都是靠武力说话。

至于英国的所谓“大宪章”，我就真的只好呵呵了。这东西现在被捧为第一部“宪法”。其实呢，就是当时约翰无地王在劣势下签的一个城下之盟。从来就没比擦屁股纸好多少。距离签订大宪章还不足三个月，国王和保皇派贵族就拒绝承认大宪章，第一次诸侯战争爆发。最终结果是双方讲和，第一版的大宪章被废除。而此后整个中世纪英国国王的王权有增无减，最终在亨利八世时期形成国王专制的中央集权体系。而整个中世纪，英国王室发布了30个版本的大宪章。这算什么法治？即使是今天，英国仍然没有成文宪法，搞的是习惯法。理论上来说，女王随时都可以发布任何诏令，废除或新增任何法令。

任何政权其实都是各种势力博弈的结果。那种以为皇家一股独大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任何足够大的组织到最后都会产生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对管理权的掌握才是真正对政权的掌握。任何成功的政权最终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以为靠一堆规章制度就能长治久安的，无不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楼主是南方人，觉得按按桌子就已经是很严重的举动了？

1，关于法治。

你把法治理解成学术意义上严格地照章办事。事实上，在现代西方，法治和宪政治理的本质是势均力敌的豪强（或者叫地方势力，在中国对应于诸侯）和平共处的基本准则和分赃协议，而不是动不动拔刀子，否定现存体制，或者，以军权威胁换取政治利益（而在中国，军权的转移意味着改朝换代）。任何一个势力要想获得某些利益，都必需以立法的形式拿到股东大会上去讨论，博弈，形成法案之后才能落实成法律和实际的利益。形成法案就代表其他股东认可你获得这个利益，盖章通过。

2，王权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古代西方，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与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面临的相同问题：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中国成功地走上了中央集权之路，并且是体系完备，技术成熟，最为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模式。

而西方则分裂成一堆中等规模的小国，菜鸡互啄。但在各国内部，却在不同程度地走向中央集权，只是因为受制于各领主贵族（对应于中国的地方豪强和军阀割据）的势力过于强大，在中国人看来，西方的集权就是个笑话。

不过，你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说法是对的。事实上，任何一个私企，他的管理权从来没有旁落过，这就是朱元璋废了丞相体制自兼总理这一做法被后来者继承的原因。而你提到的这一命题，在西方应该这样表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与职业经理人分离。

你不会认为职业经理人是与私企股东共享企业产权，也拥有平等的治理权吧？你首先得搞清楚职业经理人的权力来源吧。而这一点，只要看看黄光裕与陈晓的股权大战就足够明确了。陈晓以为有管理层（管理权）就可以挑战所有权，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