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首都公安英烈祭奠园+“胡乱邦临终忏悔”的真伪 -- 海峰

以前在胡乱邦史料网上，看到过《杨尚昆日记》的一段“胡乱邦临终忏悔”。

2012年前，在网上可以很容易搜到《杨尚昆日记》的PDF版本。所谓真伪，指的都是原先这个PDF版本的真伪。

现在再搜《杨尚昆日记》，首先是一堆否定《杨尚昆日记》的文章。搜到的日记，也都是胡编乱造，加了很多料。比如下面这个：

----------------------

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

---------------

网上临时找到的这篇文章，与我的记忆不符。我印象中，是76年打倒四人帮后，将北京市公安部门侦破76年4.5事件的30多名干警，骗到云南杀害。回忆录中还写到，这些人死后都被追认为烈士。

为什么时间这么关键？

因为76年底的时候，老毛已经去世，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这个杀警的锅，老毛和四人帮背不了。

我当时还写过帖子考证，在这个时间，老邓还没有复出，这个锅老邓也背不了。只有胡乱邦背后的军方黑手，才有机会实施这么一个杀警大案。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禁书，流传出去了，ZF禁止不了。于是就出一堆的伪书，把正版搞乱。以后，这本书就成了伪书。

《杨尚昆日记》也一样，正版出来以后，暴露了胡乱邦的黑历史。于是网上一堆乱七八糟的文章，比如完全模仿《杨尚昆日记》的《邓颖超日记》；以及在网上被改得乱七八糟的《杨尚昆日记》。

《杨尚昆日记》，我觉得有很高的真实性。一般伪造的回忆录，都是XXX说什么什么事情，反正人嘴两张皮，当事人死了，死无对证，怎么胡说八道都可以。

而杨尚昆记录的这起杀警悬案，对应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就是在76年底或之后的一段时间，有大量的北京公安干警在同一个日期大批非正常死亡。

如果这件事情存在，则可以推断，原始版本的《杨尚昆日记》，这段情节是真实的。胡编乱造编不出这样的情节来。这种事情，一般的伪史作者是编不出来的。

--------------------

推理探案跟观点事实的区别，就是推理探案可以找证据，以验证推理的准确性。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突破口：

链接出处

首都公安英烈祭奠园，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虎峪景区，是为祭奠北京市公安系统英烈而建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到2011年该园建成，北京市公安系统共有64人被追认为烈士，241人因公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首都公安英烈祭奠园位于虎峪景区的北京市公安局警察训练总队内，依虎峪山而建，占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由公安英烈墙、忠诚碑、首都警察形象雕塑、英烈祭奠火炬、英雄广场共五个部分组成

公安英烈墙：位于首都公安英烈祭奠园最北端，通体长49米，高4米，厚1米，墙体正面由9行60列共540块红色花岗岩砌成。红色花岗岩象征英烈的鲜血与赤诚之心。墙上分散刻有64位烈士及241位因公牺牲人员的名字和生卒日期。

-----------------

我周末的时候，去昌平区南口的北京警察学院，想去英烈墙找一下线索。英烈墙本身没有特别的保密措施，应该不属于国家机密。

可惜北京警察学院门口有保安站岗，死活不让我进去。我看了一下警察学院的围墙，其实也不是很高。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敢翻墙进去。不知道有没有河友，有机会可以进北京警察学院，帮忙拍一下英烈墙的照片，尤其是相关时间段的名单和死亡日期，以帮忙确认一下这个疑案的真伪。

下面是英烈墙的照片，可惜名字看不见。

https://freewechat.com/a/MzIxNjE4NjAxNQ==/2652018689/1

什么杨尚昆日记，和邓颖超日记一样，都是瞎编出来的，还有什么汪东兴指使人枪杀田家英，估计是由一伙人编出来的。耀邦是突发心梗，后来抢救过来以后又不尊医嘱，根本没有一个长期患病自知时日无多的过程。

北京警察学院里，有首都公安干警英烈墙。如果有人能进北京警察学院，拍一些英烈墙上的名单。

你要否定我的推理，完全可以拿证据说话。英烈墙上是否有我要的证据，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真心希望你能给那照片过来打脸。

正式出版的《杨尚昆日记》记录的是1949年-1965年，哪有杨尚昆80年以后的日记。至于北京公安烈士，到2017年4月为止

从公安英烈墙的全景照片来看

这里是一个不完全的北京公安烈士名单

北京警察博物馆可能也有烈士名录

如果现在这个博物馆还开放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看。

我找时间去北京警察博物馆查一下资料，确认一下证据

公安英烈墙上，有64位烈士及241位因公牺牲人员的名字和生卒日期。确实是300多人的名单。

崽卖爷田心不疼的败家子，彻头彻尾的投机主义者，只追逐自我利益的实现而罔顾天下和后代。别说做总书记，就他妈做个村民小组长都不够格！应该掘墓鞭尸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8ccf9f0102vbph.html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況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囯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亊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亊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北京市公安局8名正副局长先后被捕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邢相生。邢相生之下，有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等。邢相生此前任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是1960年代初，接替已担任副市长的冯基平任局长的。吕展这时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还担任北京市公安总队（即现北京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

然而，这回他们的估计大错特错，工作组不仅夺了他们的手中大权，而且正准备将他们置之死地。整个北京市，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5月14日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后，原北京市委近于瘫痪。市委、市政府各高官、各部门，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但中央没对外宣布改组北京旧市委，建立新市委之前，一切仍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在运作，在进行。

（《吴德囗述 十年风雨纪亊——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仅管如此，吴徳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亊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吳徳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

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

，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

周恩来“文革”初何以要对北京公安局班子“一锅端”？

北京市公安局成为“文革重灾区”

众所周知，“文革”中，公安部门是“重灾区”。其中又以北京市公安局为最。而10年“文革”中，又以1966年至1967年的“文革”早期最烈。

资料显示，仅1967年12月5日，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提交给公安部，题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材料中，就渉及北京市公安局全部正副局长10人（包括已调陕西任省委书记的前局长冯基平），正副处长，分局及县局正副局长117人，被诬为“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另有科及科以下1000余干警受牵连。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全局有1000多坏人”。决定彻底砸烂北京市公安局，全面改组（

见《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第334页，群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京师地位重要。北京是首都，地位在全国举足轻重，治安好坏，关乎首都安全和囯家形象。

其二，公安局性质特殊，掌握有相当实力的半武装警力（包括公安部队即现今武装警察部队的调动使用权），以及技侦、刑侦等特殊手段。极端情況下，甚至可对党、政、军高层领导及家人使用这些手段。比如1967年初，对付主要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联动”（其中不乏党和囯家领导人子女）；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跟踪包括叶帅在内的军方高层的小车，并拍照，记车牌号上报追查等。

不过，对于“文革”时北京市公安局成为“重灾区”的原因，大陆官方（甚至包括非官方）的文献记载和叙述，大都比较笼统地归于林彪、“四人帮”，少数将之归于毛泽东。基本上没提到周恩来在其中起的主导作用和责任。这显然是有违历史亊实的。

近年，笔者研究“首都工作组”这一课题，其中，就渉及当年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的亊实。而当时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其决策者及实际指挥者，正是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才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文革”运动初期，向首都高校、各中学，和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亊，成了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安于其头上最主要的一个“罪名”。

而几乎所有的“文革史”和相关文献都认为，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后，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取代北大党委领导，是“文革”中的“第一个工作组”。

不过，笔者在研讨“首都工作组”及北京市公安局相关课题时，竟然发现，当年经高层指令，由公安部派往北京市公安局夺权的“李钊工作组”，其派出的时间比派往《人民日报》的“陈伯达工作组”要早半个多月。因此，这才是真正悥义上的“文革第一工作组”。

相关文献有如此记载：

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的谢富治派出了以李钊为首的44人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到6月20日，谢富治先后六次増派人数达313人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28页）。

因此可见，这次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是党内斗争的需要。具体点说，是相当高层的一次政治布局。李钊工作组也好，谢富治也好，不过是充当了一枚棋子。这些举措，主要针对的是彭真及其手下亲信。

5月23日，北京市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扩大会。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的决定。同时宣布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接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宣布对北京市副市长崔月犁、市委常委、市委政法部长（即现今政法委书记）刘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贾星五等5人停职检查。此前被停职检查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已于5月18日自杀身亡。

在这种严酷背景之下，因地位特诛，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很快遭到了灭顶之灾。

吴徳原是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次中央高层对北京市委大改组时，不知什么原因被选中，紧急从吉林召至首都，出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在“文革”后，出版有口述回忆录一册，其中，谈及这段经历：

1966年5月中旬，李富春同志打电话给东北局，传达中共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的决定。我当时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同志打电话通知我，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以及交代我所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在吉林省工作多年，不免有些留恋，同时也知道“京官”难当。我见到宋任穷时，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

我又问：北京的情況怎样？他谈了些，又简单地说：彭真出了问题。（《吴德囗述 十年风雨纪亊——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3页，当代中囯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吳德还说：“我到北京后，先去见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笑着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吴德说：“邓小平要我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北京的情况李雪峰与我谈。”

仅管如此，吴徳还是很快进入了角色。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采取“一锅端”的极端措施，吴德就是主要执行者之一。当然，他不是这一非常亊件的决策者。

6月5日，在首都体育馆，以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名义召开了全市公安干警大会，有五千多人参加。吳徳代表新北京市委，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出席大会。吴德在大会上以北京市委的名义，

宣布新组建李钊为局长的市公安局5人领导班子。相关文章记载说：

６月５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５０００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见蔡明忠《“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中囯历史》2009年4月23日）

按吴德的回忆，当时他在会上宣布的所谓“隔离审查”，“停职检查”等表述，其实是文雅说法，真实事实其实就是逮捕。吴德说，当时，“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5页）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坐在台上主持大会的工作组组长李钊，本来是打算取代邢相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然而后来，这位新局长李钊也被捕了。吳徳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把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长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逮捕了。”吴德还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

不过，这里吴德的记述应是有误。公安部派去北京市公安局先做工作组组长，后来又当了局长的那位李钊，以后确实又被逮捕了。但那是差不多一年以后的亊。据原21军政委，“文革”初奉调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后来兼任部党组成员的施义之回忆，李钊是1967年4月以后，因牵涉原东北公安局“李平生专案－亊”，惹江青发火后，由谢富治授意逮捕的。施义之回忆说：

1967年4月，谢富治在部党组会上要我找几个人成立个专案组，从总参接收一个叫李平生的案子。

谢富治交代我们，不要问他什么，过些日子看他一次，他说什么就记录什么。李平生讲的內容大概有汪金祥同高岗的关系、同苏联顾问的关系，有关毛主席从苏联回来路经沈阳的消息通过逆用电台报台湾的亊，还说到江青有病要烤电，等等。除渉及汪金祥，还渉及公安部的李钊(局长)......

李平生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觉得不可信,对他的品质发生了怀疑。两次派干部去辽宁，吉林了解李平生的情况，走访了40多人，都说李平生在诬告人，许多问题是无中生有。我认为李平生在诬告人，征得李震同意后，写了报告建议拘留李平生以弄清问题。

对于我的报告，李震向我传达谢富治的话，“江青看了报告又发火了，说怎么把揭发问题的人拘留，不管揭发的准不准，从中找线索嘛”。从这批评看，是要利用这些人的无中生有，达到打倒一批老干部的目的。我对搞专案有了疑问。

过了不久，谢富治要我和李震去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到那里看到谢富治、吴法宪和空军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谢要我立即把李平生案子移交给空政保卫部。同时，谢富治要我把北京市公安局长李钊抓起来，我回部后安排別人去执行了。我明白，上面对我处理李平生专案极不满意。（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炎黄春秋》2013年第3期）

可见，李钊后来之被捕，是渉及其他事，而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班子问题。而且时间在1967年4月以后，不是“文革”之初。

老局长冯基平陕西被拘押

其实，当时被关押，以至最后被捕下狱的，不止现任局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已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64年调陕西省任省委常务书记的冯基平，以及长期分管政法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

在《冯基平传》中，详细叙了冯被捕经过。此时，冯基平正在北京治病养病。

1966年5月28日，陝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的秘书从西安打来电话说：“霍书记找冯书记说话。”冯基平赶忙来接电话。霍士廉在电话上说：“老冯，病治疗得怎么样了？澜涛的意见，北京乱哄哄的，是不是请你回来，到临潼去疗养，那里清静些，你看怎么样？省委是不是派人来接你？”

。。。。。。。。。。

冯基平带着秘书5月31日从北京上了火车，6月1日到达西安。6月5日晚上9点多，陕西省委行政科长白泉来到11号院冯的住处，对冯基平说：“霍书记请您去一趟。”冯基平跟白泉走了，来到霍士廉的办公室。这时，西北局书记王林和霍士廉向冯基平宣布：“从今天起，中央决定你停止工作，隔离审查，交待问题。”冯基平一言未发就退出来。接着，省公安厅副厅长鲁夫来了，从秘书手中把冯基平的手枪收去，后又查看了室内的电线，最后对冯基平的秘书们说：“这儿，由我负责，不要你们管啦，冯基平的秘书工作，由西北局派人。”（见《冯基平传》第327至329页）

冯基平被“隔离反省”后，由省公安厅负责关押监管，被当做“敌我性质”对待。一个长期担任京都公安局长的省委常务书记，竟然一夜之间变成“阶下囚”，受到如此对待，实在让人感叹。其实就连陝西省最高层人物，也不知他到底犯何亊。

当时，同为陕西省委书记的章泽，曽悄悄问冯基平的秘书：“老冯是什么问题？”秘书也一脸茫然，回答说：“不知道。”再以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被红卫兵批斗时，红卫兵问他：“冯基平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叛徒问题？”霍士廉也老老实实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我不清楚。”

8月，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根据公安部专案组意图，弄出一份《北京市公安局已成为反党集团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阴谋政变的工具》的材料上报。正式将北京市公安局原班子，定性为“阴谋政变工具”。由此株连的人，数百上千。正式逮捕者，也数以百计。北京市公安局，正如吴德所说，被“一锅端”了。

冯基平后来被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

讽刺的是，这秦城监狱，正是冯基平当时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亲自主持建造的。整个监狱布局和牢房建筑，都是他找人设计的。许多狱中措施和规定，都是他拍的板。比如说，所设置的封闭性单间（隔离间），无窗无灯，一片黑暗，墙的四壁都镶贴了弹性橡胶皮，头撞上去会弹回来，使你无法自杀。建造秦城监狱时，这位大权在握的京都公安机关首恼，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他本人也会被以囚犯身份关到这秦城来，而且“享受”这“单间”待遇。现实的荒谬，何至如此！

冯入狱后，也亲尝了隔离间滋味。同时，因为他坚决不认罪，不肯按专案组意图交待问题，被称态度恶劣。亊情报到了分管专案的康生那里。1967年12月1日，康生提出，要给冯基平加铐子。

到了1968年1月3日，康生在专案组上报的一份材料上写下如此批示：

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这伙反革命敌特分子，出卖党、政、军核心机密，叛党、叛国，罪该万死。对他们不能用对一般犯人的方法对待，要防止他们自杀，打击敌人的顽固态度，将他们铐起来，进行严厉地突击地审问的工作。（转引自《冯基平传》第335页）

由此，冯基平等在狱中上了手铐。刘仁当是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崔月犁是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徐子荣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年罗瑞卿离开公安部时，曾向中央推荐徐接任公安部长，未获毛泽东同意，后调谢富治出任公安部长。徐子荣一直被视为罗瑞卿心腹、“死党”，“文革”开始，徐也随罗遭殃，直到被迫害致死。

冯基平还上的是“背铐”。这种“背铐”非人待遇，他整整上了4年多。据称，最后，是毛泽东听汪东兴关于冯案案情，以及冯狱中不服管教监规的情况汇报。其中提到，冯基平不认罪，不服管教，因此戴了几年“背铐”的情况。毛听后，皱了眉，当场发话说：“把那玩意儿（指背铐）给他摘下来。”专案组及秦城狱方，这才解了冯的“背铐”。

冯妻汪璜，后来亦因冯基平牵连被捕，也关于秦城监狱。

关押甚至逮捕北京市公安局领导成员，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导，应当说，这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措施”。原因只有一个，是中央高层人物，对北京市公安局一帮人不放心。因为担心他们都可能是“彭真的人”。

深层原因是，要保证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顺利向纵深发展；同时，更紧要的是，当时要保证毛泽东在北京的绝对安全，防止倒台的彭真发动“反革命政变”，就不惜采取这种过激的非常措施。

说到底，这就是“政治需要”。管你有罪没罪，无辜还是不无辜，先抓起来再说。政治的残酷性，玩政治者的冷血与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

周恩来及其所主持下的“首都工作组”

前文讲过，吴德说将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8人全部逮捕，一网打尽，其指令，是“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

这个“中央负责同志”，正是指的周恩来。而具体决策和执行依据，则是当时新建立起来其职权跨越党政军警各界，权力极大的一个称为“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当时“首都工作组”一切重大行动和举措，均要周恩来最后拍板。

关于对外界来说，显得很神秘、很不寻常的“首都工作组”，一度曽参与其事的吴德，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叙：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帅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叶帅对我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二是改组北京市委。我来北京前的二十几天，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三是改组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工作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吴德口述》第4至5页）。

关于这个首都工作组成立的具体经过和背景，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5月15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来与叶剑英两人联名给毛泽东

，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报告。该报告提出组建一个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工作”。（《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

至于毛泽东是如何向周恩来下达这个“保卫首都”的相关指示，得指示后，周，叶两人又是如何商议，两人联名写信具体经过等，至今未得其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成立“首都工作组”的想法和最后决定，是由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作出，并遥控在北京的周恩来予以落实执行。

据《周恩来年谱》，拟建的“首都工作组”共有11名成员，他们分别是，组长：叶剑英；副组长：杨成武、谢富治；组员：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首都工作组”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1页）。

从成员名单来看，这个小组的11位成员，都是当时中央党、政、军及负责安全保卫等要害部门关键位置上的关键人物。

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杨成武代表总参谋部，谢富治代表公安部，刘志坚代表总政治部，李雪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代表国务院，郑维山代表北京军区，傅崇碧代表即将扩建的北京卫戍区，万里代表北京市委。就是说，当时中央及北京地区分管一方的实权人物，都进入了这个“首都工作组”。

更重要的是，报告提出，新组建的这个“首都工作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也就是说，这些人可以超越所在机构和部门行事。其处理问题权限和指挥权限，不受原机构或部门的管辖及指挥，“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横跨党政军并超越其上的重要机构。而所谓“只对政治局常委负责”，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际内容就是，只对周恩来一个人负责。而周恩来，只对毛泽东负责。

从此举看，其时，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充分信任的。否则不会将关系着毛自身安全的如此权力，如此重责，放心交付于周。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接连搞的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北京市公安局这三个重大改组行动，体现或执行的正是毛泽东某些意图，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和指挥。

不管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其着眼点，最主要的，还是“防政变”。周恩耒之所以坚决彻底地对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恐怕原因正在这里。毕竟，彭真在北京市经营已久，威信和影响巨大。而北京市公安局掌握着相当警力（包括北京公安总队），以及一些特殊手段。现在搞掉彭真，怕出意外，所以干脆来个“－锅端”。

走向军管、刘传新结局及其他

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被搞掉后，由公安部工作组代掌其权的局面大致维持了半年左右。随着“文革”局势的发展，尤其是，全囯范围内，对运动初期“工作组”问题的否定批判不断升级，“工作组”，已成了“镇压群众”，“破坏文革运动”的代名词。在此大背景下，，公安部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组”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起来。

到1966年年底，在公安系统内部造反派，和首都政法系统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双重夹击下，北京市公安局这个由公安部工作组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不单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说话没人听不说，自身地位也芨芨可危。

1967年1月，在“一月风暴”影响下，北京市公安局也被“夺权”。关于这次夺权经过，带官方性质的正统著述，有如下记载：

阴谋家谢富治，依据形势的发展，认为公安部的“工作组”不能尽快砸烂公安局，于1967年1月17日，鼓动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造反派的头斗陈荣金、徐贵春与公安局“公安公社”造反派的头头王应凯，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冯基平传》第333页）

这种叙述，显然与事实真相有较大出入。真实内幕是，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并接管北京市公安局，是经周恩来同意并亲自下的指示，得中央最高领导层批准才行动的。责任根本不在谢富治身上。

知晓内情的公安部前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施义之，对此记叙说：

公安部派局级干部李钊、刘坚夫、程诚等一批干部去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接管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他们都要求回原单位。中央决定从军队抽调干部去实行军管。正在这时，以政法学院学生为主的群众组织“政法公社”要求接管公安局，周恩来总理同意让他们试试。“政法公社”接管公安局后镇压了四季青公社的一派群众组织，对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打人、武斗等亊件，他们无力处理。为此，公安部还专派一些局、处和一般干部协助他们处理。鉴于这种请况，周总理又给“政法公社”的群众做工作，说你们能力不行，公安局应该由军队接管，要“政法公社”撤出北京市公安局。（施义之：《文革初期我在公安部》）

可见，这次北京政法学院学生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并夺权，既非造反派野心，更非林彪、“四人帮”甚至谢富治“阴谋”。而且，笔者认为，如此重大并且出格的事情，如果不是毛泽东发过话或点头首肯的话，起码也是周恩来摸准了毛泽东的心思，才指示让红卫兵接管首都公安机关的。有相关文献为证。

据《周恩来年谱》，此前一天的1月16日，周恩来当天的活动有如下记载：“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13页）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原来打算实行军管的北京市公安局，突然改由学生接管夺权，其指令来自中央最高层。

不过，这种带有胡闹性质的，由政法学生接管首都公安局的尝试没持续多久。仅仅过了20多天，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就实行了军管，正式建立了“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后更名为“中囯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最初的领导班子，中央作如下安排：军管会主任牟立善，军管会政委范普权，副主任：刘传新，王更印。这几人均是从各军区抽调的现役军以上干部。后来，牟立善、范普权因故未能到职。真正到任的是两位副主任，刘传新和王更印。

由于刘传新排名在前，又更善于揣摩及迎合上面的意图，刘传新大受高层赏识重用。这里所说的高层，既包括北京市委和公安部主要领导谢富治、吴徳这些人，也包括周恩来，还有江青，甚至包括后来进入中央大权在握的王洪文、张春桥、华囯锋等。由此刘传新统治北京市公安局差不多整整十年，开启了首都公安机关的“刘传新时代”。刘传新后来官至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局党委书记等，成京城权贵之一，风光无限。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的副政委，被称为“能文能武”，颇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赏识。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时，拟抽一千多军官进驻。南京军区名额中指定要军职干部一名任市局主要负责人之一。南京军区杜平政委、鲍先志副政委等几人找许世友汇报研议时，许世友发话说：“叫刘传新去！”一锤定音。该军前身即华野X纵，该纵队是许世友的基本部队，许世友熟悉刘传新。

中央当年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带有对全市各级机构和人员从上至下全面改组，彻底铲除彭真旧有影响和势力的意图，因此组建的军管阵容非常厐大。共抽调有各级军官1400余名，名单报上来，人员在北京集中后，由公安部进行政审。施义之就是当年负责审查接送这1000多军管干部的主要负责人。

施义之回忆说：“到公安部后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带政治部的十多位干部审查从大军区调来、准备到北京市公安局执行军管任务的1400余名军、师、团、營、连干部。”又说，“政法公社撤出，1400名军队干部开进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前在北京饭店开了动员大会，有谢富治、李震、杨奇凊、吴德等人参加。谢富治、吴德讲了话。”“其中军级干部任市局领导，师级干部到各区分局任领导，团、营干部为处、科领导，连级干部到各派出所。”

刘传新接任后，对高层要彻底清算改组首都公安机关的意图大概心领神会，而且跟得很紧，开始了一系列动作。３月２４日，军管仅一个月左右，刘传新就对北京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几个月以后，刘传新主持下，军管会先后弄出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１０名正副局长、１１７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１０００多坏人”。

不仅如此，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

由此，刘传新为中央高层当年将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一锅端”，找到了依据和“罪证”。

正如康生在刘传新的汇报材料上所批示的：“这对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刘仁、冯基平等人的反革命活动是有力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的态度。对这些人他应该说是相当熟悉的，有些人他可谓了若指掌。可是，对这些明显的诬陷不实材料，他不提任何反对意见，而是批示照送毛泽东不误，坐等毛泽东发话。

倒是毛泽东自已，看出了其中的荒谬和不可信。１９６７年１２月，毛泽东对刘传新上报的材料，提出了质疑：“１０个局长都是坏的？处长都是坏的？１０００多人都是坏的？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能蹲得住吗？”

不过，仅管毛泽东发了话，一直到文革结束，冯基平、邢相生等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班子成员的“罪名”及处境，也无根本性改变。

世人对刘传新非议责难较多的，还有就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亊件”中的表现。尽管他是当年周恩来信任并委以重任，歩歩高升起来的，但在周与江青、张春桥等“四人邦”的矛盾激化并公开化后，他站到了后者一边。

1976年淸明前后，因悼念周恩来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中，刘传新不仅组织全部警力，卖力镇压广场民众，而且动用技侦手段，追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方将帅头上。据说渉及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邓颖超、胡耀邦等30余人。刘传新这是把绳索往自已脖子上套，他最后的下场已经注定了。

1977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文革军管”，才正式划上句号。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angshangziyouxingsite/b/17

清算文革血债　北京秘密枪决17公安警员

清算文革血债　北京秘密枪决17公安警员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殉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脱惩罚。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

（《孙维世之死》摘抄）

------------------

文革黑暗历史，66年5月1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成立首都工作组，劫持了北京市公安局，至66年8月初，在北京公安系统大规模逮捕1000多人。

然后京西大院的高干子弟，在改开派万里的带路下，在北京市大肆抄家杀人，根据炎黄春秋的文章，66年8月底在北京打死1772人。

北京市公安局1967年1月军管，逮捕了70多名66年8月底打死人的高干子弟。1977年，以清查迫害老干部的名义，将17名管教公安杀害。

1976年4.5时期，调查天安门事件的公安局军管干部，也有一批军人被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

---------------

孤证不立，原先胡耀邦史料网里的看到的资料，和其它证据可以相互验证。1977年在云南被处死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而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