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苛政猛于虎:环保大跃进+清理低端人口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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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农村的秸秆可是不让烧的

冒烟多,热值低。烧劈材?树枝根本不让砍的,现在树木保护还是很到位的

家园 一点没错,现阶段技术上完全可以达到。

问题在于政治上不够正确。

家园 哪里来的柴?
家园 我国石油进口量超过3亿吨

早已超过国内产量,现在已占消费量60%以上了,而且很快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国。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遭遇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物价飞涨,老百姓都起来反抗,义务兵役制无法执行,只能花钱雇佣人当兵,原因就是中东产油国联合起来,对西方禁运石油,不卖石油给美国和西方。后来美国重新军事上控制了中东,才解决了石油短缺问题。

补充: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用煤量大的发电厂,基本都安装了处理设施,大幅度削减了污染。而在实际治理上,也存在不开动设施偷排现象。在很多城市,污染主要来自汽车。但在民用煤炭使用量大的地方,分散使用的煤炭排出的污染也很大。采用洗煤工艺处理煤炭,可以大幅度减小分散使用煤炭带来的污染,但我国洗煤率,2008年31%,低于2001年35%,远低于发达国家。 参见:

外链出处

家园 这事我来洗个地

这件事说明政府对低端人群关爱有加。

工地上没有取暖设施,政府就派出人民警察将工友们带到有取暖设备的房间里休息几天,包吃包住,仁义!

再过几年,随着厕所革命的深入推进,低端人群不到指定地点放屁也该拘留了吧?

今年最大的失策就是双11的时候没趁便宜买顶小白帽。这样,咱也混入高端人群了啊。

家园 今天才注意到泗上还真拆了

昨天过没注意。今天过,看看布告板后边,还真拆了。古城村还屹立着。

北京市政府这回拆迁得出个上千亿吧。这个得要国开行贷款了,大大不同意才有鬼

家园 听说泗上村的拆迁补偿不高

一平米才4、5千。

家园 不可能,这价格不反了

不是整个包袱,肯定加补偿房了。

说起来南锣鼓巷补偿那才是牛逼。南锣鼓巷搬迁群众绝对是皇上铁票。杠杠的。

家园 只给四五千不可能

我们这十八线城市拆迁还给五千呐。是不是给房子外加四五千。

家园 全天然气取暖也免不了煤烟味

我家小区附近都是天然气分户采暖,早起上班照样煤烟味

当然没有小时候浓,但还是有的

家园 京郊也跟上了,会不会形成全国性驱赶风潮?

九州镇东连廊坊市区,北与万庄镇(西部和北部与北京大兴区接壤)相接,看来京郊对“低端人口”兴趣也不大哈

点看全图

家园 嘿嘿,高污染企业,求之不得啊

现代化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业人口不会自动出现,把农民、牧民变成工业人口,需要的首先就是高污染企业。

而且你用的这个“高污染”,有误导性。并不是说毒性大到一下就死人的程度,水体、空气受点污染,那是必要的代价。

就个人而言,我喜欢灰蒙蒙的城市。青山绿水,亚马逊雨林才是,那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地区了,即使是荒原大漠,也能发展工矿业,亚马逊雨林要发展,首先就是要把青山绿水全毁掉。

家园 这不是作孽吗?

连烧柴、秸秆都想出来了,那何必不让烧煤?这跟李德博古,教条主义有什么区别?

如此下去,岂非就是“用爱发电”了?

家园 老广这个料爆的好,我把全文送上,供河友分享

正好前几天刚看到,来自黄纪苏:中国革命与苏联特色 ——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

据戚本禹的回忆录,江青曾告诉他,反右之后一段时间毛郁郁不乐,心不在焉。我猜想,毛那是头一次面对如此清晰的内心矛盾及身份撕裂。不久,中南海发生所谓“八司马”事件,一些年轻人差点被“贝利亚”(毛的话,指中办的职业官僚)打成“右派”。毛亲临会场,激愤地讲了番让今天的好多“毛派”宁肯灭门也不肯相信的话:替换中国的社会主义搞不好,就会搞成苏联那样的极权统治,或成为德国法西斯,与其那样,还不如英美的民主制度呢。据戚本禹回忆,此话几年后毛又跟他和田家英两人讲过一次(戚多年前曾在美国一家华文报纸的采访中披露。水利史专家兼文革史专家徐海亮先生四五年前告诉我,他刚刚找戚本人核实过。不过去年香港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对此却无提及)。又据浸淫于中国革命浩瀚史料的友人周军(网名“成都双石”)讲,其实邓小平1980年代也转述过毛的这个观点。毛的这段话,特别是其中的最优—次优—最差的排序,对于党国版的社会主义而言,已经不是右派言论而是现行反革命言论,搁别人二话不说就发北大荒了。没有这段话,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还真不太好理解。

不管大家是否同意,邓在理解主席上是二代里面最深的,只不过主席理想,而邓更现实些。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引用过主席另外一句话: 如果我党领导干部中有一百个到二百个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的同志,中国革命的事情就好办了。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能把前后三十年的事情看的更清楚。特别是关于文革的原因和失败,我觉得黄纪苏说的比较深入的。

文革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每次我看印象派画那仿佛着火一样的天空,便会联想到文革。文革爆发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文革话题还是那么易燃易爆,控诉会和颂歌赛在民间社会各个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偶一相交就可能以舌剑唇枪开始,以拳打脚踢结束。我以往不大谈文革,固然是怕两头挨打,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基于对文革两个基本特性的认识。什么特性呢?一个是文革发动的偶然性,一个是文革失败的必然性,有这二“性”,未来就不太可能再发生文革。未来不太会发生的事,咱一天到晚争它干嘛呢?

  先说发动的偶然性。先锋队坐了天下,如何不蜕化不变质,谁来有效监督他们?马克思能想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不虚此生了,后面的事不归他想。列宁死的早,如果再能精精神神活上一二十年,估计他会想这个问题,但怎么想、尤其是怎么办,真还是个谜。斯大林不太想这个。托洛斯基在朝一想法,在野一想法。放眼望去,在建立了党国社会主义的各国中,像毛那样把这个问题同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做了绑定的领导人好像就他一个。而毛调动其雄厚的资源,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反派,对党国体制实施文革那样的休克疗法,更属千载难逢。

  再说失败的必然性。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国体制是不知用多少硝烟熏成、战火烤成、鲜血凝成的,利弊得失几乎长在一块,要这个不要那个几乎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中开出“社会主义民主”之道,其难度不是换肝换肾可以比的——换头还差不多。这个“理”也许做不得数,那就再看看“事”,是不是这个理。文革运动包括其破产,其实当年的鸣放/反右已经彩排了一遍。前后当然有区别,比如说,前一次毛对先锋队的认识还比较模糊,而到64年,他已说出“官僚主义者阶级是工人农民阶级的敌人”这样的重话。再比如说,56年毛是利用民国时代议会民主的遗老遗少(毛对这些人既欣赏又鄙视)担纲大鸣大放,结果被先锋队顶了回去。据戚本禹回忆录,鸣放期间,高干们听了毛的讲话散会出来,不满之色溢于言表,有的甚至说毛“乱讲话”。结果是毛出尔反尔、两头皆失。文革他发动“广大群众”造“先锋队”“旧政府”的反,结果又落了个全面军管,九大会场一片军绿,弄的全国跟兵营似的。文革起笔超迈,运笔飘忽,收笔仓皇,跟56、57年一个版型、两个号码。

  文革提出的是真问题,拿出的却不是好办法。“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说着轻巧,其背后是多少社会的不公,多少生民的苦难啊。早已被打倒在地并踩成地板革的“黑五类”就不提了,就说红色政权大大小小的干部吧,他们确有官僚主义的问题,也确有蜕化变质的苗头,但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整体上还是相当清廉的。而不问青红皂白人人低头、个个游街、甚至打残打死,搁毛自己恐怕也很难“正确对待”吧?毛大概也知道文革不是个多理想的办法,于是定了个“七八年来一次”的节奏。到文革第十个年头,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再一次造反。关于这一次造反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按我自己的理解,它既造了文革路线的反,也造了党国体制的反,因为到文革后半段,文革新贵跟党国老人实已看不出多大差别,基本上融为一体了。如今很多人爱说文革是党国体制的紧箍咒,但我更觉得党国体制的负面因文革而变本加厉。最近读香港出版的《张春桥传》,更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毛批准将文革这最后一次造反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据说,他当时面色苍白,心神恍惚。等待他的是人亡政息。毛是党国体制的最大造反派,也是最大当权派;是这个体制的异数,也是这个体制的常数。他矛盾的价值、冲突的身份和悲剧的收场,体现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

不承认文革失败的必然性,那真不是实事求是。许多老人还在呢,问问大家文革经历就知道了,其中苦难不比改开中少。而且,如今河里许多人对邓的摸着石头过河大加讽刺,可是主席搞文革不同样是跟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吗?放开情绪,不搞双标,那就要承认,这都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探索和曲折经历”的体现。好在我们终于走过来了,而且,未来如何,在人民的努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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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烧柴其实雾霾要多得多

所谓炊烟袅袅,墟里上炊烟,故乡的炊烟,其实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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