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34：华元——尔虞我诈 -- 桥上
华元，是华父-督的曾孙，华是“氏”，元是“名”。此人长了一部大胡子，眼睛向外鼓，肚子很大，但轻功很好，功夫很深。
公元前七一〇年（鲁桓公二年，周桓王十年，宋殇公十年，齐僖公二十一年，郑庄公三十四年，陈桓公三十五年），在宋国为卿的华父-督杀了国君宋殇公，另立宋庄公为君。当时，有四家诸侯齐僖公、郑庄公、鲁桓公、陈桓公一齐率军队前往宋国，要干涉这一政变，但他们最终还是认下华父-督的执政地位。自此开启了华元他们家在宋国六代、将近二百年的兴盛。
华父-督执政宋国九十年后，公元前六二〇年（鲁文公七年，周襄王三十三年，宋成公十七年），《左传》中提到了华父-督的孙子、华元父亲华御事。当时华御事仅任司寇，虽然也是卿，但在六个卿里排最后。
过了八年，公元前六一二年（鲁文公十五年，周匡王元年，宋昭公八年），华元弟弟华耦已经当上了在六个卿里排第三的司马。但华耦很快去世，司马这个职位没留在华家。
再下一年，公元前六一一年（鲁文公十六年，周匡王二年，宋昭公九年），华元终于在《春秋经》和《左传》中出现，已经是六卿中排首位的右师，当时华耦还在，华家在六卿中占了两席，这很可能是此时华家族长华元起了作用，则他必有过人之处，至少是武功高强。当然，应该也和华耦能干，且此时华家人多势众有关。
华元最后一次出现在《春秋经》和《左传》中是公元前五七一年（鲁襄公二年，周灵王元年，宋平公五年），距他首次出现整四十年，因此他这回首次出现时我估计只有二十五岁左右。
公元前六〇七年（鲁宣公二年，周匡王六年，宋昭公十三年，楚庄王七年，郑穆公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壬子那天（杨注：二月无壬子。），三十岁左右的华元带兵抵御受楚国指使来进攻的郑国部队，在大棘那里开战，结果大败亏输，他自己和二百多人被俘虏，他的副将司寇乐吕和一百多人战死，还被对方缴获了甲车四百六十乘。
其实华元这一仗输得十分冤枉，战前，他杀羊慰劳将要一同出征的那些“士”，却落（là）了为自己驾驶指挥战车的羊斟（叔牂）。于是到开战那天，羊斟把华元的指挥战车直接赶进对方阵中，致使他这个主帅被俘，他手下部队也就一败涂地了。
宋人只好拿出兵车百乘、文马百驷赎华元，东西刚送一半，华元大展武功，自己逃了回来。到宋国城门下，他还严谨地让人向宋昭公（杵臼）请示，得到批准之后才进城。进城后他又严谨地向那个坑他的叔牂（羊斟）当面求证战斗中的状况，那人只好逃走。
回来不久，宋国加筑城墙，由华元负责。他巡视工地时，那些干活的役人在夯筑号子里加上了讽刺他的词：“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瞪着眼，腆着肚，盔甲都不顾。大胡子一部，又来装迷糊。）”，他让为他驂乘的随从回唱：“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皮有的是，犀牛也不少，皮甲不难搞。）”；那些役人又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就算有牛皮，颜色哪去寻？）”，华元只好对自家随从说：“去之！夫其口众我寡。（赶紧走吧！他们这么多张嘴，我们两张嘴唱不过。）”。
当初，二十年前，公元前六一七年（鲁文公十年，周顷王二年，楚穆王九年，宋昭公三年），楚人讨伐宋国，华元父亲华御事提出以服从避免与楚国作战的建议，收到了预期效果。但随后当时的宋国国君宋昭公（杵臼）跟着楚国国君楚穆王去打猎，却受到楚国大夫文之无畏（子舟，申舟）的羞辱。
可过了二十二年，到公元前五九五年（鲁宣公十四年，周定王十二年，宋文公十六年，楚庄王十九年，齐顷公四年），新一任楚国国君楚庄王（楚子-旅）又把这事翻了出来。他派曾经羞辱宋昭公的申舟（文之无畏）出使齐国，但经过宋国时要求申舟闯过去，不寻求宋国批准，再次羞辱宋国。
申舟试图闯过宋国，被宋人抓住，华元发话：“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从咱这儿过也不说一声，是拿咱当他们属下了。咱成他们属下，不就亡国了吗。就算宰了这使者，他们再讨伐咱，最多也不过亡国，反正会亡。）”，于是宋人杀了申舟。
楚子（楚子-旅，楚庄王）得知申舟被杀，马上出发，这年秋九月，率军包围了宋国。下一年，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周定王十三年，宋文公十七年，楚庄王二十年，晋景公六年），宋人向晋国告急，但晋国不敢出兵。
到这年夏五月，已经包围宋国八个月仍没打下来的楚国军队打算退兵回去种庄稼，申舟（文之无畏，毋畏，子舟）儿子申犀拦在楚子马前，趴下磕头，哀求：“毋畏（申舟）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我父亲毋畏明知会被杀，也不敢放弃“王”您交给他的使命，可“王”您现在却要违背当初的承诺了。）”，“王”（楚庄王）无言以对。这时，正替“王”驾车的申叔时发话了：“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只要我们在这里盖房子，只分一部分人回去种庄稼，宋人一定会屈服。）”，那位“王”采纳了申叔时的建议。
宋人探知楚人那些行动，害怕了，就让轻功高手、首席执政大臣华元趁夜晚潜入楚军营内，登上楚国司马子反（公子侧）的床，把他弄醒，对子反说：“寡君（宋文公）使元（华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敝国主上让我“元”来告饶：“就算我们这小地方把小孩子都换着吃，把死者的骨头都挖出来当柴禾烧，就算我们全城人都会死，我们还是不能接受城下之盟，不过要是贵方肯退兵三十里，我们将随时听从贵方要求。”。）”，子反害怕了，就和华元盟誓，并禀告他们“王”（楚庄王）。于是“王”下令退兵三十里，与宋国达成和约，并由华元去楚国当人质。两国盟誓时盟辞为：“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我们不再算计你们，你们也不必一直防着我们。）”。
四十二岁左右的华元凭着一身武功，挽救了宋国。
五年后，公元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二十二年，楚共王二年），宋公-鲍（宋文公）去世了，他和华元可说是一同上位的，二十几年配合默契，于是去楚国当人质已回来的华元就厚葬了他，还受到君子的批评。
又三年后，公元前五八六年（鲁成公五年，周定王二十一年，宋共公三年，楚共王五年），代替华元去楚国当人质的公子围龟回来了，华元准备宴请他。他恨华元，就向宋公（宋公-固，宋共公）提出让自家人马擂鼓大呼出入华家，还说什么这是“演练进攻华家”，宋公杀了他。
再六年后，公元前五八〇年（鲁成公十一年，周简王六年，宋共公九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华元听说楚人已经答应晋国-糴茷带去的讲和请求、让糴茷回国复命，察觉当时两大霸主晋国和楚国已经打累了；又仗着自己和楚国执政的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以及晋国执政的中军元帅栾武子（栾书）关系都很好；于是这年冬天，华元先去楚国，再去晋国，撮合晋、楚两国讲和罢兵。
下一年，公元前五七九年（鲁成公十二年，周简王七年，宋共公十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十七岁左右的华元终于撮合成功，这年夏五月癸亥那天（杨注：癸亥，四日。），晋国派出在卿中间排第三位的上军将士燮（范文子），楚国则派出大夫公子罢和许偃，晋、楚两国在宋国的西门之外举行了盟誓，盟辞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我们晋、楚两国不再互相作战，协调一致，共同救助遇到困难的诸侯。要是谁敢危害楚国，晋国会讨伐他，晋国遇上事，楚国也同样。互相多走动，保证道路畅通，一起处理出现的问题，讨伐不肯顺从的地方。谁要不遵守这个盟约，上天神祗将降下雷电惩罚，让他家出征的军队覆灭，不能延续他的“国”。）”。
可这次盟约很快就失灵了，直到三十三年后，公元前五四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周灵王二十六年，宋平公三十年，晋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齐景公二年，秦景公三十一年），两大霸主才又在宋国再度达成“弭兵”和约，不过那时华元早就去世了。
此次盟会三年后，公元前五七六年（鲁成公十五年，周简王十年，宋共公十三年，晋厉公五年，楚共王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宋共公）去世了。当时，宋国有九位大夫职位最高，其中：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以上九人中：二华，都属于戴族，那个华喜是华老（季老）的孙子、华郑的儿子、华元的堂侄；司城公孙师，属于庄族；其余的六官都属于桓族。
结果在卿之中排第三位、属于桓族的司马荡泽（山，子山）起意削弱公室，杀了宋共公（宋公-固）的大子公子肥，扶持宋平公上位。面对这样的形势，华元说：“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我当着右师，“师”的职责，就是保证君臣各守本分。现在公室被人看轻，又无法改变，我罪过太大了。既然该干的事儿干不好，我还敢仗着国君的偏爱赖在这位子上吗？）”，然后他就自行流亡前往晋国。
这时，华元的副手、也属于桓族的左师鱼石提出要去把华元拦回来，但他的同族，少宰鱼府提出疑问：“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要把右师请回来，他一定会追究犯事儿的人，那我们整个桓族就都完了。）”，鱼石答：“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向戌，庐门合左师）在。桓氏虽亡，必偏。（右师要能回来，就算让他追究，他也必不敢过头。而且他多大功，国人又支持他，如果我们坚持不让他回来，我怕我们整个桓族以后都会在宋国没了香火。再说，就算右师追究，还有“戌”会留下。这样我们桓族虽然败了，总还有支派能延续下去。）”。
然后，鱼石亲自出马在黄河上拦下华元。华元要求追究犯事儿的人，他也答应了，华元这才回去。回去以后华元就指派不属于桓族的华喜和公孙师率领国人攻打荡家，杀掉了子山（荡泽）。
另外那五个属于桓族的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离开宋国在附近的睢水之上扎营，华元派了人去拦他们，他们没答应。到这年冬十月，华元亲自出动去请他们，他们还不答应，华元就回去了。
这时，鱼府发话了：“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华元）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现在我们不听他的，怕就回不去啦。右师眼睛转得非常快，话也说得很急，那是有了二心。他要本不想我们回去，现在会让车子跑起来。）”，他们马上登上高坡去看，华元车子果然跑了起来。他们也赶紧驾车去追，可华元已经把睢水的堤坝挖开放水淹没道路，同时关闭城门、组织人上城防守。
于是左师、二司寇、二宰这些人只好流亡去楚国。华元则让向戌当左师，老佐当司马，乐裔当司寇，以此安定了他们国人。
又三年后，公元前五七三年（鲁成公十八年，周简王十三年，宋平公三年，晋悼公元年，楚共王十八年），当时宋国从属于北方霸主晋国，这年夏六月，流亡在南面霸主楚国那里的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又跟着楚军打了回来，楚军打下宋国的彭城，把他们安置在那里，还留下三百乘规模的部队守城。
这年秋七月，华元派司马老佐和司徒华喜包围了彭城，可老佐忽然死于军中。到这年冬十一月，楚国的令尹子重（公子婴齐）率兵来攻打宋国，以援救彭城。华元亲自前往晋国告急。晋军出动，在靡角之谷赶走了楚军。
下一年，公元前五七二年（鲁襄公元年，周简王十四年，宋平公四年，晋悼公二年，楚共王十九年），春天，以晋国为首的各家诸侯共同包围彭城，彭城向晋人投降，晋人把鱼石他们带回了晋国。
再下一年，公元前五七一年（鲁襄公二年，周灵王元年，宋平公五年，晋悼公三年，楚共王二十年，郑成公十四年），六十五岁左右的华元两次参加以晋人为首在“戚”的会盟，并且和这些诸侯一起，在郑国重镇“虎牢”周边筑了好几个小城，派兵驻守，以此逼迫楚国盟国郑国。这是华元最后一年出现在《春秋经》和《左传》中，距他首次出现已四十年，不久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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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春秋经》和《左传》中的相关段落及我的粗略翻译和一些补充说明（065华元巡功1节、073华元杀山4节、084共姬不妇1节）：
《宣二年经》：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p 0650）（07020001））（065）
《宣二年传》：
二年春，郑-公子归生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二月壬子，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p 0651）（07020101））（065）
狂狡辂郑人，郑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p 0651）（07020102））（065）
我的粗译：
在我们宣公二年（公元前六〇七年，周匡王六年，宋昭公十三年，楚庄王七年，郑穆公二十一年），春天，郑国大夫公子归生遵照楚人指令去攻打宋国。宋国首席执政大臣（右师）、此时三十岁左右的华元和另一位卿（司寇）乐吕带兵抵抗。这年春王二月壬子那天（杨注：二月无壬子。），两军在“大棘”开战。结果宋军大败亏输，华元被抓，乐吕战死，对方缴获甲车四百六十乘，还抓了二百五十个俘虏，带回一百只左耳朵。
战斗中，宋国的狂狡用战车冲击一个郑人，把那郑人撞进井里。接着，他将自己的戟倒过来递下去，拉那人上来。可那人一上来就用狂狡的戟反过来俘虏了他。于是贵族们都说：“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不守规矩，违反军令，他当然会完蛋了。加入军队，执行命令时一定得表现勇猛坚决的态度，这是军中规矩。杀敌要勇猛，坚决才能勇猛。不这样，就会受惩罚。）”。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二年春王二月”曰：
正月二十三日丙寅冬至，建子。
杨伯峻先生注“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帅师”曰：
全《经》唯此华元、归生及哀二年赵鞅、罕达客主各言帅师。
杨伯峻先生注“宋师败绩，获宋-华元”曰：
《汇纂》曰：“求之全?经?，凡不书败其师而书获其君与将者二，战韩与襄八年郑“获蔡-公子燮”也。先书败其师而后书获其君与将者五，是役与庄十年荆败蔡师，以蔡侯归；僖元年鲁败莒师，获莒挐；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胡子、沈子灭，获陈-夏齧；哀十一年‘齐师败绩，获齐-国书’也。”
杨伯峻先生注“郑-公子归生命于楚伐宋”曰：
“命于楚”各本均作“受命于楚”，唯金泽文库本无“受”字，与《释文》或本合。杜此《注》云：“受楚命也。”臧琳《经义杂记》云：“《传》本无‘受’字，故《注》云‘受楚命’。若《传》本作‘受命于楚’，则文义已明，杜可无庸注矣。”洪亮吉《诂》亦云：“按杜《注》，不当有‘受’字。”刘文淇《疏证》云：“按《宋世家》‘文公四年春，郑命楚伐宋’，亦无‘受’字。”诸说是也。“命”即“受命”之义，十二年《传》“皆命而往” 义即“皆受命而往”，尤可证。今从金泽文库本删正。
杨伯峻先生注“囚华元，获乐吕”曰：
《经》云“获华元”，《传》云“囚华元”，以“囚”释“获”，盖获有生、死之异。僖十五年《经》、《传》“获晋侯”，生获也；宣十二年《传》“皆重获在木下”，“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则俱死获。此以囚释获，谓生获。然则“获乐吕”，分别言之，盖死获可知。故乐吕以后不复见。《经》不书者，非主帅也。
杨伯峻先生注“甲车四百六十乘”曰：
甲车即兵车，以马被甲，故名甲车，说详武亿《义证》。
下面是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马胄马甲复原示意图，出自《荆门包山2号墓部分遗物的清理与复原》：
下面是另一张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马胄马甲复原示意图，出自《包山楚墓马甲复原辨正》，该文指出：“包山楚墓中出土这样完整的战国时期的马甲胄，在我国田野考古中还是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
杨伯峻先生注“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曰：
《大戴礼?四代篇》云：“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爱，宗庙之事昭有义，率礼朝廷昭有五官，无废甲胄之戒（惠栋云，当作戎）昭果毅以听。”足见“戎昭果毅以听之”乃古语。说本惠栋《补注》。杜《注》云：“听谓常存于耳，著于心，想闻其政令。”此句意谓兵戎之事在于表明果毅精神，唯发扬果毅存念于心，行动于外，斯乃谓之礼。
孔《疏》于此“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注云：“致此果敢乃名为毅，言能彊毅以立功。”
杨伯峻先生注“易之，戮也”曰：
易之犹言反之，孔《疏》：“反易此道，则合刑戮也。”讥狂狡救敌人反被擒获。
“宋”——“商丘”（杨注：宋，国名，子姓，成汤之后裔。及周武王灭纣，封其子武庚。武庚企图恢复殷商王室，与管叔、蔡叔联络举兵，而为周公-旦所败，改封纣父帝乙之长子微子启为宋公。或称殷，或称商，皆仍其旧称。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市。传至穆公七年，即鲁隐公元年。昭公-得之元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左传》止于此年。自昭公传六世，一百七十年，据《史记?宋世家》及《汉书?地理志下》，为齐、魏、楚三国所灭。但吴师道注《战国策》曾疑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直云“灭于齐”。#阏伯相传为高辛氏之苗裔，详昭元年《传》并《注》。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有《商丘叔簠》，盖以地名为氏。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有商丘，周三百步，世称阏台。），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郑”（杨注：鄭（郑），国名，姬姓，周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后。卜辞常见奠（鄭）地，有“矦奠”“南奠”“北奠”“多奠”“奠臣”诸词。又有一片云“巳（祀）奠河邑”，则地当在今郑州市南、新郑县北。西周彝器又有奠虢仲鼎、奠虢仲簋等。是则郑地早已有之。桓公初封郑，在今陕西-华县东北。据《郑语》，寄帑于虢、郐之间。武公因取而都之，即今新郑县。春秋后又六世九十一年为韩所灭。近年出土之哀成叔鼎则铸于郑亡后。?史记?有世家。），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大棘”（杨注：大棘，此时为宋地，《方舆纪要》云：“大棘城在归德府-宁陵县西南七十里。”则当在今河南省-睢县南。），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1，北纬33.95（柘城县-安平镇西南一带）。
“楚”——“蓝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40，北纬31.30（古编县（胡集）东南汉水西岸，当地有浰河口。文十四至宣三）。
下面是春秋时期宋国与郑国之间发生战斗的一些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图中和地名标在一起的是战斗发生的年份，其中深色（黑色）的表示该年宋、郑两国之间直接发生了战斗，浅色（偏蓝）的表示该年宋、郑两国至少一方在霸主率领下与另一方进行了战斗：
从上图中可见，大体上从公元前六三三年（BC633，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崭露头角，晋、楚开始争霸起，宋、郑两国之间发生的战斗就大都至少有一方是在霸主率领下与另一方进行战斗了。这样一直到了公元前五六二年（BC562，鲁襄公十一年），那以后在公元前五四六年（BC546，鲁襄公二十七年）晋、楚两国以及各家诸侯在“宋”盟誓，达成了“弭兵”的和约，于是就消停了几十年。再以后，到公元前四九五年（BC495，鲁定公十五年），宋、郑两国继续开打，但已经和霸主没啥关系了。
《宣二年传》：
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zhēn)不与。及战，曰：“畴(chóu)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tiǎn)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p 0652）（07020103））（065）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半入，华元逃归。立于门外，告而入。见叔牂(zāng)，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既合而来奔。（（p 0652）（07020104））（065）
我的粗译：
战前，华元杀羊慰劳将一同出征的那些“士”，却落（là）了为自己驾驶指挥战车的羊斟（叔牂）。结果开战那天，羊斟说：“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那天那羊，大人做主；今日之事，该我做主了。）”，于是他把指挥战车连同华元直接赶进郑军阵中，致使宋军大败。
贵族们都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根本不能算人，因为他的私怨，就损害他们“国”，残害那些“民”，还能有什么罪行比这更大呢？《诗》里说的“人之无良”，不就是说的羊斟这种人吗！为实现自己意愿而伤害“民”。）”。
宋人只好拿出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准备从郑国赎回华元，东西刚送了一半，华元自己逃回来了。他站在宋国城门外，让人向宋昭公（杵臼）禀报之后才进城。
华元见到叔牂（羊斟）之后就问他：“子之马然也？（是大人的马出问题了吗？）”，回答：“非马也，其人也。（不是马，是我这个人。）”，说完他就逃来我们这里。
一些补充：
此时的华元是很严谨的。
杨伯峻先生注“其御羊斟不与”曰：
羊斟，《宋世家》作羊羹。肉汁谓之羹，亦谓之斟，故羊羹即羊斟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据《淮南子?缪称篇》“鲁酒薄而邯郸围，羊羹不斟而宋国危”之文，谓此“斟”亦为动词，非人名。其说殊不足据，说详王引之《述闻》。
杨伯峻先生注“畴昔之羊，子为政”曰：
《礼记?檀弓上》云：“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郑《注》云：“畴昔犹前日也。”亦作“谁昔”，《诗?陈风?墓门》“知而不已，谁昔然矣”，郑玄《笺》云：“谁昔，昔也。”
杨伯峻先生注“今日之事，我为政”曰：
《吕氏春秋?察微篇》作“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政作制者，陈树华《春秋内传考证》及洪亮吉《诂》均谓因秦始皇名改，或然。
杨伯峻先生注“人之无良”曰：
人之无良，今《诗?小雅?角弓》作“民之无良”。
《诗?小雅?鱼藻之什?角弓?四章（共八章）》：“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50））。
杨伯峻先生注“文马百驷”曰：
文马古有两义，一谓马之毛色有文彩者，一谓画马为文。按之《周本纪》“求骊戎之文马”、《尚书?大传》“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马駮身朱鬣鸡目者”，自以前说为是。说参沈钦韩《补注》并章炳麟《读》。文马百驷，《宋世家》译作“文马四百匹”。
杜预《注》“立于门外，告而入”云：“告宋城门而后入，言不苟。”
杨伯峻先生注“见叔牂”曰：
杜《注》：“叔牂，羊斟也。卑贱得先归。”孔《疏》引贾逵说，云“叔牂，宋守门大夫”，则以叔牂与羊斟为两人，按之上下文义，不可通。杜《注》谓叔牂因卑贱得先归，亦无据。阮芝生《拾遗》云“疑其陷元于敌，即脱身而逃，不与元同获”，较近情理。
杨伯峻先生注“子之马然也？”曰：
此系华元之语，有以为叔牂之语者，于文于理俱不合，不可信。也读为邪，问词。盖华元知羊斟卖己，故婉其辞以诘之，谓“子之驰入郑师者，子之马然邪？”杜《注》云“华元见而慰之”，则以此句为直陈语，误。说详杨树达先生《读左传》。
杜《注》“既合而来奔”云：“叔牂言毕，遂奔鲁。合犹答也。”
《宣二年传》：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ōu)曰：“睅(hàn)其目，皤(pó)其腹，弃甲而复。于思(yú sāi)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驂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sì)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zòng)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p 0653）（07020105））（065）
我的粗译：
华元回来不久，宋国加筑城墙，由他负责。他巡视工地时，那些筑城的役人在夯筑号子里唱道：“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瞪着眼，腆着肚，盔甲都不顾。大胡子一部，又来装迷糊。）”，他让为他驂乘的随从回唱：“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牛皮有的是，犀牛也不少，皮甲不难搞。）”；那些役人又唱：“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就算有牛皮，颜色哪去寻？）”，华元只好对自家随从说：“去之！夫其口众我寡。（赶紧走吧！他们这么多张嘴，我们两张嘴唱不过。）”。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城，华元为植，巡功”曰：
植古有两义，杜《注》云：“植，将主也。”《周礼?大司马》云：“大役，属其植。”郑众《注》云：“植谓部曲将吏。”孙诒让《正义》云：“大役人徒众多，略依军法部署，故亦有将吏。先郑盖以植为部曲群聚之名，《庄子?田子方篇》云‘列士坏植散群’。即其义也。部曲群聚谓之植，因以为帅领将吏之称。《周书?大匡篇》云‘伍有植’是也。”此一义也。郑玄则以《大司马》之植为“筑城楨”。盖古人筑墙有楨有榦。当墙两端树立两木曰楨，当墙两边树版以障土者曰榦。《尚书?费誓》“峙乃楨榦”是也。此又一义也。《周礼》“属其植”之“植”，或宜用郑玄“筑城楨”之义；至此文之植，当以杜《注》为长。此言华元为筑城之主持者，巡行检查工作。
杨伯峻先生注“睅其目”曰：
睅音旱，《说文》云：“大目也。”杜《注》：“出目。”盖目大则多出，今谓之鼓。两义可以相通。
杨伯峻先生注“皤其腹”曰：
皤音婆。杜《注》：“大腹。”
杨伯峻先生于“弃甲而复”之后注云：
目、腹、复古音同在觉部，为韵。睅其目两句状华元之形貌。弃甲指其战败，复指其逃归。
杨伯峻先生注“于思于思”曰：
《诗?齐风?卢令》云：“其人美且偲。”《释文》云：“偲，多须貌。”此思与偲同。于为助语词，无义。杜《注》云：“于思，多须之貌。”“于思”连文立训，似未达一间。说见杨树达先生《读左传》。孔《疏》引贾逵说，以“于思”为白头貌，不如杜义之确。
杨伯峻先生于“弃甲复来”之后注云：
思、来古音同在咍部，为韵。复来指其巡功。
杨伯峻先生注“牛则有皮，犀兕尚多”曰：
犀皮皱襞极坚厚。兕，如野牛而青。（兕为犀之雌者。）古人制甲之材料有三种，即牛革、犀革、兕革，《荀子?儒效篇》所谓“定三革”者是也。兕甲、犀甲较坚，《周礼?考工记?函人》所谓“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孔《疏》云：“遍检书传，犀、兕二兽并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国，必不能多。言‘尚多’者，苟以答讴者耳。”武亿《义证》云：“兕亦不尽出南方。《诗?小雅?吉日》‘殪此大兕’、汲冢《古文》‘夷王六年，王猎于社林，获犀牛一以归’，则东周畿内有之。《国语》‘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则晋地有之。《管子?小匡篇》‘入以兵甲犀脅二戟’，《盐铁论》‘强齐劲郑有犀、兕之甲’，是齐与郑又并有此。犀多产于南，而皮自可贸易他方。物之所聚，宋亦得言多也。”
杨伯峻先生于“弃甲则那？”之后注云：
那，奈何之合音，顾炎武《日知录》三十二云：“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皮、多、那古音同在歌部为韵。
关于“从其有皮，丹漆若何？”，或可参见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21号车围板彩绘皱褶的图片，图片出自《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2期：
上述《简报》中提到：“（21号车）舆外三面围板（包括门）外面都布满彩绘，褐色地上用红、黑、绿三色绘制图案（图三〇、三一）。围板内面应也有彩绘，从右侧围板的情况看，可能是大面积涂红，无复杂纹样（图三二），围板的质地是皮革、木板还是编织物尚难判断， 由于彩绘表面有皱褶（图三三——桥：即上图），推测其质地为皮革的可能性较大。”。
杨伯峻先生注“去之！夫其口众我寡”曰：
此句旧有三读，林尧叟《句解》、胡鸣玉《订譌杂录》俱以“去之夫”三字为句，并谓为“去此役夫”之意。陈树华《考证》亦以“去之夫”三字为句，但谓“夫作助语词为允”。此一读而二解也。章炳麟《读》谓当以一“夫”字为句，此又一读也。今俱不从。阮元《校勘记》及陶鸿庆《别疏》则以“夫其口众我寡”六字为句，今从之。两说俱以夫为代词，彼也。“夫其口众”者，彼之口众也。但若以夫为语首词，亦未尝不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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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郑两家诸侯是世仇，整个春秋时期他们都在打来打去。但再怎么打，也还是不为已甚，还容许把华元赎回去，只不过郑人没想到华元虽然肚子大，却是个武功高手，居然给他逃了回去，“兵车百乘、文马百驷”少了一半。要是华元有南宫万那样的名声，被用犀牛皮包住，不知还能不能挣开。
《成四年经》：
四年春，宋公使华元来聘。（（p 0817）（08040001））（073）
《成四年传》：
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p 0818）（08040101））（073）
《成五年经》：
仲孙蔑如宋。（（p 0820）（08050002））（073）
《成五年传》：
孟献子如宋，报华元也。（（p 0822）（08050201））（073）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四年（公元前五八七年，周定王二十年，宋共公二年），春天，宋国首席执政大臣华元来我们这里正式访问，是替他们刚上位的国君（宋共公，宋公-固）打招呼。
下一年，成公五年（公元前五八六年，周定王二十一年，宋共公三年），我们一位卿孟献子（仲孙蔑）前往宋国，则是对华元的回访。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曰：
二月初四辛亥冬至，实建亥。有闰。
杨伯峻先生注“四年春，宋-华元来聘，通嗣君也”曰：
嗣君指宋共公。据文元年《传》“凡君即位，卿出并聘”之文，则此为宋共公始聘于鲁，又据《经》、《传》所载，在此以前未见宋来聘。鲁文十一年，公子遂去宋，不载宋国报聘。此以后，亦仅有八年华元来、襄十五年向戌来及昭十二年华定来三次。总计春秋二百四、五十年间，鲁、宋两国往来通好，若是其少，未必合于情理，当是记载有阙。
桥：我意《左传》是借助《春秋经》进行时政讲解的教材，而现存《春秋经》是随《左传》传下来的，则与时政讲解无关的《春秋经》条目大都散佚了。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成五年传》：
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请鼓噪以出，鼓噪以复入，曰：“习攻华氏。”宋公杀之。（（p 0824）（08050601））（073）
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p 0824）（08050702））（073）
我的粗译：
也在我们成公五年（公元前五八六年，周定王二十一年，宋共公三年，楚共王五年），宋国一位大夫公子围龟（子灵）在楚国为质之后回来了，他是接替他们右师华元去的楚国，华元要设宴招待他。他却要求带人擂鼓大呼从华家出去，再擂鼓大呼进入华家，说是：“习攻华氏。（演练攻打华家。）”，宋公（宋公-固，宋共公）杀了他。
当时各家诸侯正商议要再次集会，宋公就派大夫向为人以子灵（公子围龟）作乱为由推辞了。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华元享之”曰：
宣十五年华元去楚为质，成二年以前便返回宋国。此时围龟从楚国为质回来，杜《注》因此认为围龟之为质，乃代华元。
杨伯峻先生注“诸侯谋复会，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曰：
宋共公不拟与会，以围龟欲攻华氏而被杀事辞之。据十五年《传》孔《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盻”云云，向为人或是宋桓公后裔。
“楚”——“郢”——“为郢”（杨注：楚亦名荆，详庄十年《经?注》。初都丹阳，据《史记?楚世家?集解》及《正义》当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水经注》谓在今秭归县一带，难信。武王迁郢，今江陵县北十里之纪南城。定公六年，楚昭王因畏吴而迁鄀，旋后还郢，证之楚王盦章钟铭，可信。武王十九年入春秋。楚王-负芻五年，灭于秦。楚器传世及出土者多见。#郢，楚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详桓二年《传?注》）。黄在今河南省-潢川县（，见桓八年《传?注》）。自江陵至潢川今约七百里，古里较（今里）短，今之七百里当古之九百里，亦犹今自苏州至山东省-邹县约一千五百里，而哀七年《传》邾子谓“吴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也。说参阎若璩《四书释地》。），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成六年经》：
卫-孙良夫帅师侵宋。（（p 0825）（08060004））（073）
秋，仲孙蔑、叔孙侨如帅师侵宋。（（p 0825）（08060008））（073）
《成六年传》：
秋，孟献子、叔孙宣伯侵宋，晋命也。（（p 0829）（08060801））（07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成公六年（公元前五八五年，周简王元年，宋共公四年，晋景公十五年，楚共王六年，卫定公四年），秋天，我们两位卿孟献子（仲孙蔑）和叔孙宣伯（叔孙侨如）率兵攻打了宋国，这是晋国要求的。
一些补充：
据上面第一条《春秋经》，这年早些时候，卫国的卿孙良夫（孙桓子）同样奉晋国之命率兵攻打了宋国。
“卫”——“帝丘”（杨注：卫，国名，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后。传世有康叔丰鼎，丰即封。“卫”字卜辞多见，足见其地名早已有之，金文亦有，字形不一。此时卫国都朝歌，即今河南省-淇县治。戴公庐曹，今河南旧滑县治（新治已移至道口镇）；文公迁楚丘，今滑县东六十余里；成公迁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于春秋后十三世二百五十八年，为秦二世所灭。#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明一统志》又有帝丘城，云在滑县（此指旧治，今已移治于其西之道口镇）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则卫自楚丘迁帝丘，两地相距不远。#卫自成公已迁都帝丘，即今濮阳县西南二十许里之颛顼城。），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5（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晋”——“绛”——“故绛”（杨注：晋国事始见于此，而《春秋经》不书，盖以晋五世有内乱，不及来告之故。晋国，武王子唐叔虞之后。成王灭唐而封叔虞。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传世有晋公????[奠/皿]，据唐兰《晋公午????[奠/皿]考释》，定为晋定公所作。铭文“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云云，与《逸周书?王会篇》所言“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之意相适应，加以《晋语》引叔向之言，唐叔以武力封，足证《吕览?重言》、《说苑?君道》所传桐叶封弟之不可信。唐叔之子燮父改唐为晋，即今之太原市。（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谓唐叔之封在翼，黄汝成《集释》引全祖望说辨其在今太原。）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又五世至穆侯，复迁于绛，绛即翼。鲁成公六年，晋景公迁都新田，此后命新田为绛，新田即今山西-侯马市，而以旧都为故绛。自春秋后出公以下五世六十五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地，迁靖公为庶民，晋亡。曲沃庄伯及翼本末，详桓公二年?传?。曲沃在今山西省-闻喜县东二十里。曲沃去翼一百余里。#绛本晋国都城，在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详隐五年《传?注》，而《年表》云：“晋献公九年，始城绛都。”似绛都本无城郭者，恐太史公误会《传》意。《传》意仅谓士蒍为高其宫而城绛，则所谓城者，加高加大而已。自成六年徙新田后，谓之故绛。），推测位置为：东经111.55，北纬35.73（曲村，成六年迁新田）。
“晋”——“新田”——“绛”——“绛县”（杨注：晋从此后迁都新田，亦称新田为绛，因称故都绛为故绛。#若不以唐叔所封为太原市，则晋前后四次迁都，均在平阳（今临汾县西南）四周一百五十里之内：翼在今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在闻喜县东北，距翼约一百五十里。故绛在今汾城南，新绛北，东距翼约一百里。新田即今侯马市，去翼仅数十里耳。#绛，晋都，今山西-侯马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成十五年经》：
夏六月，宋公-固卒。（（p 0871）（08150005））（073）
《成十五年传》：
夏六月，宋共公卒。（（p 0873）（08150201））（073）
《成十五年经》：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p 0871）（08150007））（073）
宋-华元出奔晋。（（p 0872）（08150008））（073）
《成十五年传》：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p 0874）（08150401））（073）
我的粗译：
九年后，我们的成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七六年，周简王十年，宋共公十三年，晋厉公五年，楚共王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宋公-固）去世了。这年秋八月庚辰那天（杨注：庚辰，十日。），为宋共公下葬。
当时，宋国有九位大夫职位最高，其中：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
结果在卿之中排第三位、属于桓族的司马荡泽（山，子山）起意削弱公室，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面对这样的形势，此时六十岁左右的华元说：“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我担任着右师，“师”的职责，就是保证君臣各守本分。现在公室被人看轻，却无法改变，我的罪过太大了。既然我无法完成职责，还敢仗着国君的偏爱赖在这位子上吗？）”，然后，他就自行流亡前往晋国。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鱼石为左师”曰：
鱼石，据杜《注》，为公子目夷之曾孙。
杨伯峻先生注“荡泽为司马”曰：
孔《疏》引《世本》云：“公孙寿生大司马虺、虺生司马泽。”故杜《注》云“荡泽，公孙寿之孙”。其人名山，《宋世家》作“唐山”，“唐”“荡”音近通假。
杨伯峻先生注“华喜为司徒”曰：
孔《疏》引《世本》，“华父?督生世子家，家生季老，老生司徒郑，郑生司徒喜”，故杜《注》云“华父?督之玄孙”。
杨伯峻先生注“公孙师为司城”曰：
孔《疏》引《世本》，“庄公生右师戊，戊生司城师”，故杜《注》云“庄公孙”。
杨伯峻先生注“鳞朱为少司寇”曰：
孔《疏》引《世本》，“桓公生公子麟，麟生东乡?矔，矔生司徒文，文生大司寇子奏，奏生小司寇朱”，杜《注》谓麟朱“麟瓘孙”，与《世本》不合。
杨伯峻先生注“荡泽弱公室，杀公子肥”曰：
荡泽欲削弱公室，杀公子肥。《宋世家》作“杀太子肥”，似肥为宋共公太子，应嗣位而尚未即位。
杨伯峻先生注“不能治官，敢赖宠乎？”曰：
官即《孟子?公孙丑下》“官守”之义。不能治官，今言不能尽职。赖，利也。以得宠为利。
杨伯峻先生于“乃出奔晋”之后引《宋世家》云：“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下面华元与鱼石出奔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成十五年经》：
宋-华元自晋归于宋。（（p 0872）（08150009））（073）
宋杀其大夫山。（（p 0872）（08150010））（073）
《成十五年传》：
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鱼石将止华元。鱼府曰：“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鱼石曰：“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xū)在。桓氏虽亡，必偏。”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请讨，许之，乃反。使华喜、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杀子山。书曰“宋杀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p 0874）（08150402））（073）
我的粗译：
上面提到的宋国九位职位最高的大夫之中：二华，都属于戴族，那个华喜是华老（季老）的孙子、华郑的儿子、华元的堂侄；司城公孙师，属于庄族；其余的六官都属于桓族。这时，华元的副手，在卿之中排第二位、也属于桓族的左师鱼石提出要去把华元拦回来，但他的同族，少宰鱼府就提出疑问：“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右师要回来，一定会追究犯事的人，那我们整个桓族就都完了。）”，鱼石告诉他：“右师苟获反，虽许之讨，必不敢。且多大功，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右师讨，犹有戌（向戌，庐门合左师）在。桓氏虽亡，必偏。（右师要能回来，就算让他追究，他也必不敢过头。再说，他有很多大功，国人又支持他，要坚持不让他回来，我怕我们整个桓族以后在宋国都没了香火。而且，即使右师追究，还有“戌”会留下。这样我们桓族虽然败了，总还有支派能延续下去。）”。
然后，鱼石亲自出动，在黄河上拦下华元。华元要求追究犯事的人，他也答应了，华元这才回去。回去后，华元就指派不属于桓族的华喜和公孙师率领国人攻打荡家，杀掉了子山（山，荡泽）。《春秋经》上写“宋杀其大夫山”，意思是此人违反了所在“族”的意志。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二华，戴族也”曰：
华元、华喜皆宋戴公之后，故谓之戴族，族有两义，一为宗族之族，一为氏族之族。此氏族之族，与僖七年《传》“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之“族”义同。说详沈彤《小疏》。
桥案：此之族与一般冠于宗族之上之族不同，范围较大，应包括某一代诸侯——此处是戴公——的所有子孙（但继承君位的嫡子及其子孙除外），也许会“五世而斩”，斩后即不再属于公族，为斩计，故以戴称，应该是聚而居，故亦以族称。以下庄族、桓族皆此类。虽然会斩，但应也会按需要及情势而定，例如此戴，即远不止五世。
此时是公元前五七六年，宋国在位的国君是宋共公（宋公-固），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十位国君。而宋戴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第一位国君宋穆公的祖父，公元前七九九年到公元前七六六年在位；而宋庄公是春秋时期宋国第三位国君，公元前七〇九年到公元前六九二年在位；宋桓公则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第五位国君，公元前六八一年到公元前六五一年在位。
下面是宋国国君的继承顺序：宋戴公、宋武公、宋穆公、宋殇公、宋庄公、宋闵公、宋桓公、宋襄公、宋成公、宋昭公、宋文公、宋共公、宋平公、宋元公、宋景公、宋昭公。
杨伯峻先生注“六官者皆桓族也”曰：
鱼石、荡泽、向为人、麟朱、向带、鱼府皆出自宋桓公。
杨伯峻先生注“右师反，必讨，是无桓氏也”曰：
桓氏与桓族同义。恐华元因讨伐荡泽，并连及桓氏。
杨伯峻先生注“且多大功”曰：
杜《注》以为华元大功，在乎宣十五年之劫子反以解宋围与成十二年之谋求晋、楚之成。实则华元自文十六年为右师执政以来，已三十余年，鱼石云“多大功”，或不止此，《左传》未尽记载而已。
杨伯峻先生注“国人与之，不反，惧桓氏之无祀于宋也”曰：
不使华元回国，恐国人群起而攻以致消灭桓族。
杨伯峻先生注“右师讨，犹有戌在”曰：
戌，向戌。孔《疏》引《世本》：“桓公生向父盻，盻生司城訾守，守生小司寇鳣及合左师。”合左师即向戌。向戌亦桓族。鱼石估计华元纵讨伐荡泽以及其他桓族，必不连及向戌。或向戌是华元党羽，故事后华元使之为左师。
杨伯峻先生注“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曰：
据此，华元仅及黄河边而返。但《经》、《传》皆云“出奔晋”，《经》尚书“自晋归于宋”，因之或谓盖从其动机与政治靠山而立言，或又谓华元虽仅至黄河边，已入晋国境，故书“奔晋”、“自晋”。两说未详孰是。——桥：河上或可为黄河另一边。
杨伯峻先生注“言背其族也”曰：
据杜《注》，荡氏本宋公族，反欲削弱、危害公室，故书其名，不书其氏，以示其罪。则“背其族”之“族”乃“宗族”之义。
《成十五年经》：
宋-鱼石出奔楚。（（p 0872）（08150011））（073）
《成十五年传》：
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舍于睢上，华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华元使向戌(xū)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靖国人。（（p 0875）（08150403））（073）
我的粗译：
没被杀的那五个属于桓族的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离开“宋”那个“国”，到附近睢水之上扎营，华元派人请他们回去，他们不答应。到这年冬十月，华元亲自出动去请，他们还不答应，华元就走了。
华元一走，鱼府发话了：“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现在我们不听他的，怕就回不去了。右师眼睛转来转去，话说得也很急，那是有二心了。要是他本就不准备让我们回去，现在该让车子跑起来了。）”，他们马上登上高坡去看，华元的车子果然跑起来了。他们也赶紧驾车去追，可华元已经让人把睢水的堤坝挖开放水淹没了道路，同时关闭城门、组织人上城防守。
于是左师、二司寇、二宰这些人只好流亡去楚国。华元则让向戌当左师，老佐当司马，乐裔当司寇，以此安定了他们国人。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曰：
睢澨，睢水堤防。华元使人决开其口，用水阻止对方。闭门登陴，亦防禦五人以武力进攻。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睢”（杨注：睢音雖（虽）。睢水本蒗荡渠支津，旧自河南-杞县流经睢县北，又东流经宁陵与商丘市南，又东经夏邑县北，然后东南流。今上游仅睢县附近有一支入惠济河，余皆湮塞。睢上，当是离宋都不远之睢河边。#睢水本旧蒗荡渠支津，旧自河南-杞县流经睢县北，东逕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及安徽之萧县、宿县、灵璧，入江苏境，至宿迁县南入泗水。今仅存惠济河一段，余俱堙。此睢上当在商丘县境。），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5，北纬34.33（商丘-路河乡）。
《成十八年经》：
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p 0905）（08180005））（073）
《成十八年传》：
夏六月，郑伯侵宋，及曹门外。遂会楚子伐宋，取朝郏。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shèng)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p 0911）（08180501））（073）
七月，宋-老佐、华喜围彭城，老佐卒焉。（（p 0913）（08180801））（073）
我的粗译：
又三年后，我们成公十八年（公元前五七三年，周简王十三年，宋平公三年，晋悼公元年，楚共王十八年，郑成公十二年），夏六月，郑伯（郑成公）进犯宋国，攻到“宋”曹门外。接着，郑伯会合了楚子（楚共王），又一起进攻宋国，打下“朝郏”。同时，楚国司马子辛（公子壬夫）和郑国大夫皇辰一起进犯“城郜”，随即打下“幽丘”。两路部队再一同攻打下宋国“彭城”，把流亡楚国的宋国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安置在那里，还留下三百乘部队守城，这才撤军。
《春秋经》上写的是“复入”。凡离开自己“国”，那“国”又将其迎回去，立为族长的，《春秋经》写“入”；若恢复了其职位，《春秋经》写“复归”；由别的诸侯送回去的，《春秋经》写“归”；用不好的手段回去的，《春秋经》才写“复入”。
宋人大多为此十分担心，但他们一位大夫西鉏吾却说：“何也？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以间吾衅，亦吾患也。今将崇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携服，毒诸侯而惧吴、晋，吾庸多矣，非吾忧也。且事晋何为？晋必恤之。（有什么好担心的？要是楚人和我们一样都不待见那些人，以此向我们施恩，我们照样会侍奉他们，不敢背离。大国没满足的时候，就算把我们变成了属下，也还会算计我们。即使他们不这么干，把那些坏人留在他们本国，参与他们治理，伺机来钻空子，我们还不是得悬着心。现在他们把各家诸侯所憎恶的人摆在明面上，给他们土地，让他们把住大路口。这是提携恶人，疏远追随者，得罪各家诸侯，警醒吴国和晋国，对我们大有帮助，已经不再是我们的隐患。何况我们一直侍奉晋国是为什么？晋国总归要援救我们的。）”。
这年秋七月，华元派司马老佐和司徒华喜包围“彭城”，老佐死在了那里。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楚-子辛、郑-皇辰侵城郜”曰：
子辛，即襄公元年《经》之公子壬夫，曾为楚之右尹、令尹，于襄五年被杀。
杨伯峻先生注“同伐彭城”曰：
此兵分两支，郑成、楚共为一支，取宋-朝郏；子辛、皇辰为一支，取宋-幽丘；然后两支会同，同伐彭城。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市。
杨伯峻先生注此（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书曰“复入”。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云：
四条释《春秋经》书法条例，但考之《春秋》全经经文，甚不相合。孔《疏》虽企图弥缝，但难以服人。后人如王皙《春秋皇纲论》、刘敞《春秋权衡》、孙觉《春秋经解》、萧楚《春秋辨疑》、叶梦得《左传谳》及《春秋考统论》、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陈澧《东塾读书记》均有辩驳。日人安井衡《左传辑释》疑原文作“国逆而立之曰归……诸侯纳之曰入”，“入”“归”两字互为譌误。吴闿生《左传微》则引其父吴汝纶说，谓“凡空释经文无事实者皆后之经师所为，非左氏之文”。诸说皆乏确证，存疑可也。
桥案：如认定《左传》是多年多人累积地形成的，则不再有以上问题。此条《左传》不过是本章《左传》作者根据他所见的当时《春秋经》的书法所提，或者他可能就是当时《春秋经》的记录者，则所提的是他自家的书法。
杜预《注》“若楚人与吾同恶，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贰矣”云：“恶谓鱼石。”
杜预《注》“大国无厌，鄙我犹憾”云：“言己事之，则以我为鄙邑，犹恨不足，此吾患也。”
杜预《注》“不然，而收吾憎，使赞其政”云：“谓不同恶鱼石，而用之使佐政。”
杨伯峻先生注“今将崇诸侯之姦而披其地”曰：
崇与《尚书?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之“崇”同义，尊重之意。披。分也。崇姦指尊贵鱼石诸人，披地指取宋之彭城以封鱼石。《宋世家》云：“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
杨伯峻先生注“以塞夷庚”曰：
夷，平也。庚与迒通，道也。夷庚，车马往来之平道。说详洪亮吉《诂》。彭城为各国间往来之要道，今由楚国派兵驻扎，故云塞其通道。
杨伯峻先生注“逞姦而携服”曰：
逞姦，使姦人鱼石等得快其意。携服，使本来服楚之国因而携贰。携，离也。
“楚”——“郢”——“为郢”推测位置为：东经112.18，北纬30.42（纪南城。有遗址，长方形城，4500╳3500，1600万平方米。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晚期：楚——为郢：庄十七至庄十八，庄三十二至僖二十七，僖二十七至文十四，宣八至昭五，昭三十至定六）。
“郑”推测位置为：东经113.71，北纬34.40（郑韩故城）。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彭城”（杨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4.27（彭城广场，西汉城）。
“曹门”（杨注：杜《注》：“曹门，宋城门也。”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二谓由宋国去曹国必出此门，故谓之曹门。曹国在宋之西北，则曹门当是宋之西北门。），推测位置为：东经115.59，北纬34.39（黄庄）。
下面是《商丘宋国故城平面图》，截自网上：
下面是《宋国故城、睢阳城、归德府城叠压关系示意图》，出自【游记】《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往来纷如》：
“朝郏”（杨注：据《汇纂》，朝郏当在今河南-夏邑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6.11，北纬33.96（永城县-酂城镇-造律台）。
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第六一二片（《前》二?一九?三）释文：
????*古栗字，考《汉书?地理志》沛郡有栗侯国，地在今河南-夏邑县。又有芒邑，为雎水所出，当即芒山所在地。地在今江苏-砀山县（现为安徽省）南，与河南-夏邑-永城等接壤。此言“卜在?[丶叉]（zhǎo）贞令日步于栗。”则栗、?[丶叉]相近可知。上第六〇八片?[丶叉]、杧同见于一片，知?[丶叉]、杧亦必相近。是则????*当即汉之栗国，杧即汉之芒矣。又其所谓?[丶叉]邑殆即沛郡之酂县也。应邵音嗟，师古云“此县本为?[虘阝]，應音是也。中古以来借酂字为之耳，读皆为?[虘阝]。”《说文》邑部“?[虘阝]，沛国县，从邑虘声，今酂县。”段玉裁云“班固《泗水亭长碑》曰‘文昌四友，汉有萧何，序封第一，受封于?[虘阝]。’正作?[虘阝]。《水经注》曰‘涣水又东迳酂县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会诸侯及齐世子光于?[虘阝]’，今其地?[虘阝]聚是也’。按三经皆作柤，郦所据作?[虘阝]。此皆古字作?[虘阝]之证。”?[虘阝]爪古音同纽，盖古本作?[丶叉]（古爪字），后音变为柤若?[虘阝]，入汉变为酂，王莽改称赞治（见《汉志?注》），则又变为赞矣。地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南。
桥案：????*代表一稀见字。无法打出，也显示不出来，且很难描述，可见以下之书影（右页靠左一段首字）。下面就是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第六一二片书影：
下面是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中第六一二片卜甲拓片的照片：
下面是一张含“朝郏”的地图，出自李水海《老子国籍考辨》：
“城郜”、“幽丘”杨伯峻先生注云：“城郜、幽丘当在今安徽-萧县。”，我分别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北纬34.3“城郜”，东经117.1，北纬34.3“幽丘”。
“吴”（杨注：吴，姬姓，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后。《史记》有《吴世家》。孔《疏》引《谱》云：“至寿梦而称王。寿梦以上世数可知而不纪其年。寿梦元年，鲁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获麟之岁也。二十三年，鲁哀公之二十二年，而越灭吴。”吴国自称为“工?”（者減钟）、“攻[（又/又/一）攵]”（吴王剑）、“攻吴”（吴王夫差鑑），亦称为“干”，详刘宝楠《愈愚录》卷四《干越》、《墨子?兼爱中》孙诒让《閒诂》及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吴王寿梦之戈》。亦称禺邗，传世有禺邗王壶，即哀十三年黄池之会后所作。吴自称王，彝器如此。《吴语》又称“吴伯”“吴公”，《春秋》则称“吴子”。吴初国于梅里，据高士奇《地名考略》，今江苏省-无锡县东南三十里之梅李乡，旧称泰伯城者是其地。至诸樊始徙于吴，今之苏州市。），推测位置为：东经119.62，北纬31.84（葛城遗址，江苏最早西周至春秋城址。阖闾以前）。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成十八年经》：
冬，楚人、郑人侵宋。（（p 0905）（08180012））（073）
《成十八年传》：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华元如晋告急。韩献子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强)，自宋始矣。”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师于靡角之谷，楚师还。（（p 0913）（08181201））（083、073）
我的粗译：
到这年冬十一月，楚国令尹子重（公子婴齐）率兵攻打宋国，以援救彭城。华元亲自前往晋国告急。当时晋国执政的是韩献子（韩厥），他发话：“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想要人拥护，自己先得努力。实现霸业、压制强敌，就从这宋国开头吧。）”，晋军开到了台谷以援救宋国，随即在靡角之谷与楚军遭遇，楚军退了回去。
一些补充：
六十年前，也是援救宋国之前，晋国的卿先轸说过一段类似的话：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僖二十七年传》（p 0445）（05270402））（045）。
关于靡角(mí jiǎo)之谷这一仗，在《襄二十六年传》中也提到过，是从楚国的角度叙述，但更详细些，容有夸张：
彭城之役，晋、楚遇于靡角(mí jiǎo)之谷。晋将遁矣。雍子发命于军曰：‘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蒐乘(sōu shèng)，秣马蓐(rù)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p 1119）（09261002））（112）。子辛（公子壬夫）此时应该是司马，后来曾担任令尹，五年后被杀，不知是否与此战有关。不过倒是此时的令尹子重（公子婴齐）三年后因另一次战役“所获不如所亡”遇心疾而卒，可能与此次失败也不无关系。
杨伯峻先生注“必先勤之”曰：
勤，劳也。勤之，为之勤劳。《晋语二》云：“秦人勤我矣。”韦《注》云：“勤我，助我也。”勤作助解亦可通。
杨伯峻先生注“安彊”曰：
“彊”，《石经》、宋本、金泽文库本都作“疆”，则“安疆”为安定疆境之义。但楚只伐宋，非伐晋，不足以言安疆。仍当作“彊”。安读为按，抑止之义。安彊，即《管子?霸言篇》“按强助弱”之“按强”，“彊”指楚国。说见章炳麟《读》卷三。
“台谷”（杨注：台谷，不详今何地。高士奇《地名考略》五引或说，谓在今山西-晋城县境，未必可据。），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9，北纬34.1（今徐州往商丘路上，山地）。
“靡角之谷”（杨注：据襄二十六年《传》，靡角之谷当在彭城附近。襄二十六年《传》载晋以雍子为谋主，楚师宵溃。），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0，北纬34.2（徐州东，山地）。
下面是靡角之谷遭遇战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襄元年经》：
仲孙蔑会晋-栾黡、宋-华元、卫-宁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p 0915）（09010002））（073）
《襄元年传》：
元年春己亥，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于是为宋讨鱼石，故称宋，且不登叛人也，谓之宋志。（（p 0916）（09010101））（073）
彭城降晋，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置诸瓠丘。（（p 0917）（09010102））（073）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襄公元年（公元前五七二年，周简王十四年，宋平公四年，晋悼公二年，楚共王十九年），春天，己亥那天（杨注：杜《注》：“正月无己亥，日误。”下段云“二月齐-太子光为质”云云，围彭城恐仍是正月事，“己亥”疑“乙亥”之误。乙亥，正月二十五日。），以晋国为首的各家诸侯包围了宋国-彭城。其实此时彭城非宋国领地，《春秋经》写“围宋-彭城”，是追书。这一行动是要为宋国惩治鱼石，所以《春秋经》上称“宋”，同时，《春秋经》没提那些叛人，也体现是宋国意向。
随后，彭城向晋国投降，晋人把在彭城以鱼石为首那五位宋国大夫带了回去，放到瓠丘。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非宋地，追书也”曰：
郑、楚同伐彭城，纳宋-鱼石等，见成十八年《传》。此时彭城已为鱼石等所据，故云非宋地。但鱼石是宋臣，故曰“追书”。
杨伯峻先生注“谓之宋志”曰：
隐元年《传》云“谓之郑志”，此云“谓之宋志”，皆是探讨某些人的本心而言之，详隐元年《传》并《注》。孔《疏》谓言宋人志在取彭城，可信。
杨伯峻先生注《隐元年传》“谓之郑志”云：
郑志者，郑庄公之意志也。桓十七年《传》云“宋志也”，庄七年《传》云“齐志也”，襄元年《传》云“谓之宋志”，可以为证。此言郑庄公养成叔段之罪，意在诛之，书法（则）探其本心言（而为）之。昭十六年《传》“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则郑六卿之志。（（p 0014）（01010404））（002）。
杨伯峻先生注“彭城降晋”曰：
二十六年《传》述声子之言云“晋降彭城而归诸宋，以鱼石归”，则彭城终归于宋。
“晋”——“新田”——“绛”——“绛县”推测位置为：东经111.31，北纬35.62（成六年后，新田遗址，4000万平方米，在同一区域内有6座城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卫”——“帝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10，北纬35.65（濮阳县-高城村南，安寨、七王庙、冯寨、东郭集、老王庄。僖三十一年——前629，卫迁于帝丘）。
“曹”（杨注：曹，国名，姬姓，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曹，都陶丘，故城当在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七里。说见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二十四。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史记》有《曹世家》。曹本地名或国名，卜辞已见。如《殷虚书契?前编》二、五“在[（東東）/口]，贞”，《后编》上十五“猷伐[東東]，其????[栽-木]”。[（東東）/口]、[東東]皆曹字，《说文》作“[（東東）/日]”。但不知其地是否在陶丘。#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余里。#杜《注》：“陶叔，司徒。”陶叔疑即曹叔振铎。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此说是也。（亦犹战国时魏之称梁，韩之称郑。）#杜《注》：“以伯爵居甸服。”然桓二年《传》言“晋，甸侯也”，此又以晋、曹相比，而谓曹在甸服，似两“甸”字义有不同。晋甸侯之甸已详桓二年《传?注》。《周礼?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以地望言之，曹在今山东-定陶县，距周初王畿较远，与《大行人》甸服合。），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5.53，北纬35.11（今城西北四里，汉城）。
“莒”——“莒父”（杨注：莒，国名，《郑语》“曹姓邹、莒”，以莒为曹姓，恐另一莒。此莒国，春秋后五十年为楚所灭，见《楚世家》。传世彝器有中子化盘，记楚简王伐莒，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据文八年《传》及《世本》，当为己姓，旧都介根，在今山东省-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省-莒县。据《鲁语下》“晋信蛮夷”之语，则当时人以蛮夷视之。#据《山东通志》，今莒县即莒国，一云，即鲁之莒父邑。），推测位置为：东经118.83，北纬35.58（今莒县县城，春秋初莒国迁来）。
“邾”——“绎”（杨注：邾，国名，曹姓。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邾公钟跋》。（僖二十一年?传?称之为“蛮夷”。）初都今曲阜县东稍南，盖鲁之附庸，后都今邹县东南，春秋后八世楚灭之。《礼记?檀弓》、《公羊》皆作“邾娄”，《国语?郑语》、《晏子春秋?内篇上三》、《孟子》并作“邹”，盖邾娄速读而音变。传世彝器有邾公牼钟、邾公华钟（“邾”并作“鼄”）及邾公钟、邾公[釒乇]钟等。仪父，邾君之字，名克。另一曹姓邾，楚之与国，在湖北-黄冈（见陈直《金文拾遗》）。#绎音亦，邾邑，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有峄山，绎、峄字通。邾文公所迁当在峄山之阳与郭山之北夹谷地带。一九七二年夏于此地因大雨冲出一铜鼎，为费敏父嫁女与邾之媵鼎。沈钦韩《地名补注》引《山东通志》谓邾城在邹县东南二十五里，邾文公所迁城周二十余里，在峄山之阳，俗误为纪王城，邾迁都后，境内又另有绎邑，宣十年公孙归父帅师伐邾取峄，乃取其别邑，非取其国都。#“绎”，《公羊》作“蘱”，不知其故。杜《注》：“绎，邾邑。”孔《疏》云：“文十三年《传》称邾迁于绎，则绎为邾之都矣。更别有绎邑，今鲁伐取之，非取邾之都也。亦因绎山为名，盖近在邾都之旁耳。”余见文十三年《传?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2，北纬35.31（邾国，邹城-纪王城，纪王村及其东周围，有遗址，近方形城，2530╳2500，南部凸出依山势。东周至汉。当于文十二年迁此）。
“滕”（杨注：滕，国名，周文王子错叔-绣，武王封之，居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十四里有古滕城，即滕国也。此滕侯不知其名与谥。自叔绣至滕宣公十七世，乃见于《春秋》；滕隐公卒于鲁哀公之十一年，滕隐公以后，尚有六世为君，孟轲犹得见滕文公。《战国策?宋策》谓宋康王灭滕。孔《疏》引《世族谱》谓齐灭滕。金正炜《战国策补释》主宋灭滕说。彝器有滕侯????[魚木]簋、滕虎簋。“滕”字并从舟从火作“[腾-月+舟-马+火]”。《魏三体石经左传残石》则作“縢”。一九八〇年于滕县-庄里西村发现一套青铜乐器。），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8，北纬35.04（滕，滕州-东滕城村周围，有遗址，不规则长方形城，内城？：东555，西590，南850，北800。周-汉）。
“薛”——“邳”——“上邳”（杨注：薛，任姓国，杜《注》谓小国无传记，其君之世不可知。定元年《传》谓奚仲居薛；《国语?晋语四》谓黄帝之子十二姓，任为其一，则薛亦黄帝之后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十八曾比辑薛史事而论之。盖薛本居薛城，今山东-滕县南四十里；后迁邳，亦曰下邳，在今江苏?邳县东北；旋又迁上邳，即仲虺城，在薛城之西。春秋以后又迁下邳。阎若璩《四书释地》谓齐湣王三年，封田文于薛，即薛亡之岁。传世器有薛侯匜、薛侯鼎，一九七三年山东-滕县-官桥公社-狄庄大队在薛城遗址又发现薛仲铜簠四件。#邳亦古国，据杜《注》，即今江苏之邳县旧治邳城镇。今本《竹书纪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盖袭取《左传》此文为之。#邳，今江苏-邳县东北邳城镇，即邳县旧治。），推测位置为：东经117.20，北纬34.90（薛国，张旺镇-皇殿岗村周围，有遗址，大城东南角隔出小城，均为不规则长方形，小城内有宫城及其东小城均为方形。春秋时只有小城和宫城。大城：3300╳2300，736万平方米；小城：913╳700，60万平方米；宫城：170╳150，2.5万平方米；宫东城：190╳190。大城：战国至汉；小城：晚商至汉；宫城，宫东城：西周至汉？）。
“彭城”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7.18，北纬34.27（彭城广场，西汉城）。
“瓠丘”——“壶丘”（杨注：瓠丘即壶丘，今山西-垣曲县东南约五十里。），推测位置为：东经111.86，北纬35.08（垣曲县-古城镇-东滩村）。
下面是围宋-彭城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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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就说的是鱼石吧，他终于把先祖公子目夷（子鱼）留下的“鱼氏世为左师”的家底败完了，鱼家此后再没人能当上卿。反观华元，也不仅是武功高强，文功也不弱，华家此后还在宋国兴旺了不少年。
直接和秦王面对面对话，这场面也不用说啥流血五步伏尸二人，尽在不言中....
再送上东道主的台阶给人下
秦王也是心领神会，就坡下驴.....
不过进秦营说不定是通报了才进去的，华元登子反之床似乎子反还没醒。
《成八年经》：
宋公使华元来聘。（（p 0836）（08080004））（084）
《成八年传》：
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p 0838）（08080401））（084）
《成八年经》：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p 0836）（08080005））（084）
《成八年传》：
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礼也。（（p 0838）（08080501））（084）
《成八年经》：
卫人来媵。（（p 0836）（08080011））（084）
《成八年传》：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p 0840）（08081101））（084）
我的粗译：
在我们成公八年（公元前五八三年，周简王三年，晋景公十七年，宋共公六年，卫定公六年），宋国首席执政大臣、右师华元来我们这里正式访问，为他们国君宋共公（宋公-固）求娶我们先君宣公的女儿共姬（伯姬）。
这年夏天，宋公（宋公-固，宋共公）派自己祖父的堂弟公孙寿来我们这里为娶共姬“纳币”，这是规矩。
这年晚些时候，卫人给我们送来共姬的陪嫁女子，这也是规矩。凡诸侯嫁女，同姓诸侯都得送女子陪嫁，异姓诸侯则不必。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华元来聘，聘共姬也”曰：
据明年《传》，共姬为穆姜所生，成公姊妹。其夫为宋共公，以夫谥为谥，故称共姬。古代士人婚礼有六，见庄二十二年《经?注》。在六礼之前，男方遣媒向女方表示通婚之意，《士昏礼》谓之“下达”。孔《疏》谓华元来即《士昏礼》之“下达”。
杨伯峻先生注“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曰：
公孙寿见文十六年《传》。纳币详庄二十二年《经?注》。
杨伯峻先生于《文十六年传》（初，司城荡卒，公孙寿辞司城，请使意诸为之。既而告人曰：“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有注云：
七年公子荡为司城，八年荡意诸继之，则公子荡之卒，当在七、八年之间。寿为荡之子，父死，宜继其位。意诸，寿之子。寿辞位，而使其子为之。（（p 0620）（06160502））（047）。
杨伯峻先生注《庄二十二年经》“冬，公如齐纳币”云：
纳币即《仪礼?士昏礼》之纳徵，亦即后代之纳聘礼。币，帛也。但古人于玉、马、皮、圭、璧、帛皆称币，因此六种皆常用作礼物。《士昏礼》言昏礼有六，一纳采，採择女也；二问名，问女之姓氏归以卜其吉凶；三纳吉，卜于庙而吉，使使者往告；四纳徵，使使者纳币以定婚；五请期，告婚期；六亲迎，往迎妇。《春秋》于六者仅《谷梁传》于此年书纳采、问名、纳徵、告期，《左传》唯书纳币与亲迎及成八年“聘共姬”，余数者不知同于《士昏礼》否。（互详文二年《传?注》。）纳币不自往，故文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传》曰“礼也”；成八年“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传》亦曰“礼也”，则此庄公亲往纳币，其不合当时之礼可知。《公羊》、《谷梁》两《传》俱云：“亲纳币，非礼也。”（（p 0219）（03220006））（026）。
杨伯峻先生注“卫人来媵共姬”曰：
媵，遣女陪嫁。据礼，一国国君之女嫁与另一国君，他国送女陪嫁。《公羊》庄十九年《传》云“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但共姬出嫁，则有卫、晋、齐三国来媵。
杨伯峻先生于“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之后注云：
十年“齐人来媵”无《传》，依此《传》意，则是“非礼”。然俞正燮《癸巳类稿》三《武王女得适齐侯之子义答何休皇甫谧》云：“《左传》?记载事实，言同姓当媵，异姓不必。凡嫁皆媵，非谓不许媵。”
《成九年经》：
二月，伯姬归于宋。（（p 0841）（08090004））（084）
《成九年传》：
二月，伯姬归于宋。（（p 0843）（08090301））（084）
《成九年经》：
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p 0841）（08090005））（084）
《成九年传》：
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sì)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zhòng任)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p 0843）（08090501））（084）
《成九年经》：
晋人来媵。（（p 0841）（08090006））（084）
《成九年传》：
晋人来媵，礼也。（（p 0844）（08090601））（084）
《成十年经》：
齐人来媵。（（p 0847）（08100004））（084）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成公九年（公元前五八二年，周简王四年，晋景公十八年，宋共公七年），二月，我们先君（鲁宣公）和穆姜的大女儿伯姬（宋共姬）就要嫁往宋国了。
这年夏天，我们首席执政大臣季文子前往宋国送伯姬出嫁，回来复命后，“公”（鲁成公）设宴招待他。宴席上，他唱了《韩奕》之五章：“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借此汇报伯姬的状况并用“蹶父”恭维我们“公”。他唱完，伯姬母亲、也是我们“公”母亲的穆姜从“房”里出来到“堂”上，两次向他下拜，感谢说：“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大夫为我们辛苦了，您不忘先君，还惠及嗣君，也惠及我这个未亡人，先君就得靠您了。我这里斗胆拜谢大夫的辛劳。）”，然后她唱了《绿衣》之卒章：“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这才进去。
再下一年，我们成公十年（公元前五八一年，周简王五年，晋景公十九年，宋共公八年），晋人送来为伯姬陪嫁的女子，这同样是规矩。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夏，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曰：
致女见桓三年《传?注》。
杨伯峻先生注《桓三年传》“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云：
此释“非礼”之义。《士昏礼》云：“舅饗送者以一献之礼，酬以束锦。”郑玄《注》云：“送者，女家有司也。”则纵大夫与士嫁女，主人亦不自送，贾公彦《疏》所谓“尊者无送卑者之法”。诸侯嫁女，更不自送，故以自送为“非礼”。（（p 0098）（02030601））（014）。
杨伯峻先生又注《桓三年传》之“冬，齐-仲-年来聘，致夫人也”云：
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随加聘问，所谓“存谦敬，序殷勤”。在鲁而出则曰致女，成公九年《经》、《传》“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是也；在他国而来则总称曰聘，故《传》以致夫人释之。（（p 0098）（02030701））（014）。
杨伯峻先生注“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曰：
据《仪礼?燕礼》贾《疏》引郑玄《目录》，诸侯卿大夫出使外国归来，国君因其有勤劳之功，设宴慰劳，公享之即此。说参马宗琏《补注》。
下面是季文子唱到的《大雅?荡之什?韩奕》：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张。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衮赤舄，钩膺镂鍚，鞹鞃浅幭，鞗革金厄。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殽维何？炰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
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韩侯顾之，烂其盈门。
蹶父孔武，靡国不到，为韩姞相攸，莫如韩乐。孔乐韩土，川泽訏訏，鲂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庆既令居，韩姞燕誉。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与以上第五章（已加粗）有关的高亨先生的注有：
蹶（guì贵）父，周宣王的大臣，姓姞。《小雅?十月之交》：“蹶维趣马。”即此人。侯的妻是蹶父的女儿。
韩姞，即韩侯的妻，她姓姞，嫁于韩侯，所以称为韩姞。相，看也。攸，所也。此句言蹶父为他的女儿相看住所，即为他的女儿找婆家。
訏（xū虚xǔ）訏，广大貌。甫甫，多貌。噳（yǔ雨）噳，鹿群相聚貌。猫，指一种毛色浅淡的虎。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7））。
杨伯峻先生注“穆姜出于房”曰：
当时诸侯宫室制度，路寝之北，中间曰室，东西两旁曰房。室北有墙壁，房北无墙壁，但有阶。燕礼举行在路寝，穆姜为伯姬之母，此时在东房，有门户通于路寝。闻季孙行父所赋《韩奕》五章，即由东房出至路寝。
关于“房”与“堂”的关系，再贴一遍徐良高先生在《周原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一文中对此的分析，见下面。其下的图前面我也贴过，来自杜金鹏先生《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相关问题探讨》一文中的配图，应该与徐良高先生下面分析中所依据的是同一张图：
F1无疑是整组建筑的主体建筑，居于中心位置，台基最高，规模最大。其中，一级台基长22米，若以东西两门第一级台阶外缘计，则东西总长23.43米，南北宽：东西两端凸出部分宽16.50米，中间凹入部分宽约13.10米。
台基之上共有大型柱础37个，这些柱础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从这些柱网分布上可以大致看出台基之上的房屋开间布局状况。
柱础9、10、11、12、15、19、22、26、27、28、29、17、20、24之间构成一个开间很大的房间，约12×9平方米，位于台基正中间，这应即是中心建筑部位——堂。在“堂”的东西北三面围绕一圈小房间，应是房室之所在。
楹：居于堂之中间东西的两柱础16、23号当是两楹之所在。李如圭《仪礼释宫》云“堂之上，东西有楹”，释曰“楹，柱也。古之筑室者，以垣墉为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两楹而已”。《礼记檀弓上》夫子曰：“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仪礼?既夕礼》云“正棺于两楹间，用夷床…”。从本座建筑结构看，殡于西阶上，犹在两楹之间耳，两楹间是堂的中心和主要空间，当置柩于此。《仪礼?有司彻》载：“主人先升自阼阶，尸、侑升自西阶，西楹西，北面东上。主人东楹东，北面拜至，尸答拜…”，《仪礼?聘礼》“宾升西楹西，东面，…公侧袭，受玉于中堂与东楹之间”，《仪礼?燕礼》“媵爵者…升自西阶，序进，酌散，交于楹北，降适阼阶下”。《仪礼?乡射礼》“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间以相拜。主人阼阶上再拜，宾西阶上答再拜”，“射自楹间”。《仪礼?士昏礼》“宾升西阶，当阿，东面致命。主人阼阶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间，南面”。由此可见，堂内两楹一带作为堂内建筑的重要空间，是宾主所居及举行各种礼仪活动的主要场所。
（徐良高《周原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
下图出自郑宪仁先生《诸候大夫宗庙图研究》，前面我也贴过：
下面再贴一遍我推测的“房”与“堂”所在建筑的平面图和正面图，省略了一些柱子和结构，是为了藏拙，看上去也清楚些。其中：细线是在后的；深黄色的是在前的墙，浅黄色的是在后的墙；下面是棕色的夯土台基，深色的在前，浅色的在后；上图中的圆圈以及下图中粉色的是柱子，西楹和东楹是此建筑的两根主要的大柱（顶梁柱），此两柱所在空间是“堂”，两侧的空间是“房”。“堂”前面中间部分没有墙，是敞开的。灰色的是屋顶；浅蓝色的是天空，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是通透的；上图中的淡紫色线是屋檐外沿线：
杨伯峻先生注“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曰：
《绿衣》见《诗经?邶风》，其最后一章两句“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穆姜之意所在也。《列女传?贞顺篇》亦录穆姜事，“穆”作“缪”，同。
《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裏。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
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高亨先生注以上最后一章云：
絺（chī痴），细葛布。绤（xì隙），粗葛布。
凄，凉也。此写作者身穿葛布衣裳，面对凉风。
获，得也。实获我心，指我想到的她已想到，她在世时，我觉得寒，她就给我加衣了。
（《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37））。
杨伯峻先生注“齐人来媵”曰：
无《传》。为伯姬送陪嫁之女。八年、九年卫、晋先后来媵，《传》皆云“礼也”。《传》又云异姓不媵，则意为齐人来媵，不合于礼。
《襄三十年经》：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p 1169）（09300003））（084）
《襄三十年传》：
或叫于宋大庙，曰：“譆譆，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p 1174）（09300701））（084）
《襄三十年经》：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p 1169）（09300006））（084）
《襄三十年传》：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p 1175）（09300901））（084）
我的粗译：
到我们襄公三十年（公元前五四三年，周景王元年，宋平公三十三年），伯姬（宋共姬）出嫁已三十八年，她丈夫宋共公（宋公-固）去世也已三十三年，宋国有人在宋大庙大叫：“譆譆，出出。”；又有鸟鸣于亳社，叫声也像是“譆譆。”。结果五月甲午那天（杨注：甲午，五日。），发生了大火灾，伯姬被烧死，因为她不等“姆”来就不肯走。贵族们都说宋共姬（伯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竟还像闺女那样行事，没妇人的样子，妇人应该见机行事，闺女才要等人来。）”。
这年秋七月，我们的卿叔弓前往宋国，为共姬送葬。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或叫于宋大庙”曰：
叫，大呼。大庙即哀二十六年《传》“大尹殡公于大宫”之大宫。当是微子之庙。春秋列国皆为始封君立大庙也。
杨伯峻先生注“譆譆，出出”曰：
象声之词。
杨伯峻先生注“鸟鸣于亳社”曰：
宋有亳社，盖宋乃殷商之后。哀四年《经》“亳社災”，则鲁之亳社。
杨伯峻先生注“宋-伯姬卒，待姆也”曰：
杜《注》：“姆，女师。”《公羊》何休《注》：“礼，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辅正其行，卫其身也。选老大夫为傅，选老大夫妻为母。”《谷梁传》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公羊传》云：“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杨伯峻先生注“女待人，妇义事也”曰：
未嫁曰女，已嫁曰妇。君子谓伯姬其行乃女道，非妇道。女应无保傅不下堂，妇则可以便宜行事，何必葬身火窟中。伯姬为宋共公夫人，故又谓之宋共姬。其嫁于共公在成公九年，嫁六年而共公死，寡居三十四年，此时已六十左右。左氏举当时人议论，不以共姬之行为贤，与《公羊》、《谷梁》、《淮南子?泰族训》、《列女传》等异。西汉-张敞奏谏亦云“君母下堂则从傅母”，见《汉书?张敞传》，是亦用《谷梁》义。
杨伯峻先生注“葬共姬也”曰：
杜《注》：“伤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据昭三年《传》云：“国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若按此礼，不当遣叔弓往宋。故杜预以为此乃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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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面杨伯峻先生注“女待人，妇义事也”所提及的，刚只是到了战国以下，同一件事人们看出来的东西已经完全相反，可见春秋、战国之交社会变动极大。因此，理解孔子还是要尽力从春秋当时的社会状况着手，否则就难说了。
请问，媵的作用是不是相当于今天的伴娘？
她在娘家一般是什么身份：
君主的嫡出（新娘的嫡亲妹妹）还是庶出（新娘的庶出姐妹），还是宗室的嫡出或庶出（新娘的堂妹），还是其实就是尊贵点儿的侍女（类似以后和亲时找一个宫女封一个公主名分然后送去）？
到了夫家，算是侧室，还是比侧室地位低的妾，甚至是专门侍奉正妻的高等侍女？
晋国早期好像有位媵的儿子还被立了晋公，但按礼是不能继位，应该还算是庶子吧？
春秋的不是伴娘，地位比后世的妾高，多妻制的残余，一般以妹妹或侄女陪嫁，儿子在正夫人无子的情况下有优先继承权，一次嫁三个，加大有子的概率，一人有子三人地位都安稳
礼法是诸侯一娶九女，一国娶嫡夫人同姓两国送女陪嫁，三位都带侄女和妹妹各一，共九人，嫡夫人去世，另外两位夫人依次主持家事，诸侯就不用再娶了。立嗣是嫡夫人无子立另外两国女之子，三位夫人无子按地位依次立各人侄娣之子，这些媵女显然地位高于后世的妾，更像是多妻制下的次妻。但从左传记载看，诸侯不按规矩办事多了去，经常从多国娶妻，同姓送媵似乎也不多，因为记载儿子有资格立嗣的夫人们多是异姓。诸侯继位前已娶妻，继位后娶的常常反为嫡，真是贵易妻，烝婚的妻子儿子可以立为嗣，估计是为了延续两国关系，再娶一次好浪费，干脆收继婚，夫人们无子优先考虑侄娣之子还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