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辽左第一血战 -- 京华烟云AMIP
公元1620年农历九月，新皇帝天启刚登基，帝国东北边疆的柱石、辽东经略熊廷弼便被言官弹劾，原因是明军几处据点遭到后金攻击，己方大概伤亡七百人，但也有所斩获。萨尔浒大败后，熊廷弼坚壁清野，努尔哈赤一年多都在寻找机会，却始终无法越雷池一步，只能不断骚扰，因而这样的边境冲突其实司空见惯。
不过，损失却立即别有用心的对头们发酵——当时东林党执政，号称“众正盈朝”，即满朝都是正人君子，但熊廷弼却一向不忿。于是在“众正”们的授意下，熊廷弼的罪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竟然计有“无谋者八，欺君者三”共十一条之多，一向倨傲的熊蛮子哪受得了这个委屈，立即回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
这样打了几个月嘴仗，最后，自命清高的熊廷弼一气之下，竟然撂挑子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东林高官袁应泰，此人清正廉洁爱民如子，但却从未上过前线，史书也评价他“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
执剑人换岗，三体人机会来了。得知熊廷弼去职，蛰伏多时的后金马上发难，人狠话不多的努尔哈赤竟然起了倾国之兵，辽东防线危如累卵。消息很快传到北京，东林党内阁赶紧总动员，各路明军火速向着被围的沈阳前进。
可令人遗憾的是，援军赶到当时辽河最大的支流浑河时，却收到沈阳失陷的噩耗。之前内蒙大旱，袁应泰慈悲为怀，将许多蒙古难民安置在沈阳城内，没想到有许多人是后金奸细，等到努尔哈赤大军杀来，里应外合城门洞开......
萨尔浒大败后的三年间，明朝从各地征调了大批人马赴辽东，像这支援沈部队便是长途跋涉而来，他们主要分两支，一支来自浙江，另一支则出自四川。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间疲于奔命，累得要死却徒劳无功，这些南方官兵忍无可忍之下群情激奋，高喊：“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纷纷要求与敌人决一死战。
见战局明显不利，两位主将即“援剿总兵官”童仲揆和陈策本想马上撤退，但又拗不过众人，最后搞了个折衷，让川军先过河，在浑河北岸构筑防御阵地，浙兵则留在浑河南岸扎营，观察策援。
北岸川军大约七八千，主力是明朝西南最强悍的少数民族武装——白杆兵，他们来自四川石柱（今属重庆），主帅为鼎鼎大名的女杰秦良玉，若按今天的民族划分，这位女英雄是土家族，她有着大明石柱宣抚使的官衔，其实就是石柱土司。
明末来中国传教的欧洲神父对秦良玉部队评价颇高，写道：“在援救他们君主的将官中，有一位巾帼英雄，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亚马逊或潘特西琳。她从遥远四川省率三千人前来，这些女兵既有男子气概，也有男人风度，与其称她们为女人，还不如叫她们女汉子。”
后人根据重庆博物馆保存的秦良玉衣物推测，女将军人高马大，身长约1.86米，超过了大多数男人，拥有如此好身板的她应该武力超群，否则也无法成为冷兵器时代的英雄。
之前，秦良玉率白杆兵平定西南土司叛乱表现优异，传教士写道：“这个高贵英勇的女将，不仅在抗击鞑靼人，也在镇压叛军的战斗中立下许多罕见的功勋。但这次她是代子出征，参加这场战役。她的儿子尚处稚年，不能履行藩属的职责，所以她把儿子留在自己的领地。”
不过中国史料记载，秦良玉之子马祥麟时已成年，因此也有说少土司参加了解救沈阳的行动，而对于秦良玉本人是否参战，则说法不一，一说她带儿子一起远征，二说她让哥哥秦邦屏和弟弟秦民屏领五千白杆兵先行，自己和儿子率三千人随后，并没有赶上战斗。
除了白杆兵，川军还包括来自离石柱不远的酉阳（今重庆酉阳县）土司武装，主要是土家族和苗族，虽没白杆兵名气大，但从后来情况看，战斗力却大概相仿。
南岸浙兵约有三千，虽然不多，但三十多年前却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称号——戚家军，没错，他们正是戚继光那只百战雄师的仅有残部，许多人还曾随戚继光的侄子戚金参加过抗倭援朝之战。现在戚金虽已退休，但他听闻“边庭多事”，坚持“自请出关”，跟着明军主将童、陈二总兵驰援沈阳。
后金参战的兵力，朝鲜史料说有“虏骑十万”，显然有所夸大，但既然起倾国之兵，五六万应该不假，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另外浑河两岸多是冲积平原，地势平坦便于女真铁骑大范围机动，而无论土司兵还是浙兵多是步行，移动速度上处于绝对下风。
见川军渡河立足未稳，努尔哈赤马上进攻，不过在场的朝鲜军事观察员描述，后金骑兵第一次冲击便遭到重创——“建州以铁骑四面扑攻，诸将奋勇迎击，败白标兵，又败黄标兵，击斩落马者二三千人”。所谓白标、黄标，应为八旗中的白旗和黄旗，至于正镶就无法确定了。
后世研究认为，与后来清军主要着轻便的绵甲不同，努尔哈赤时期的八旗兵身穿精铁制成的重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而且，人马还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堪称那个时代的坦克。但白杆兵的主要武器却是一柄带钩的长矛，酷似演义中岳飞大破金兀术的钩镰枪，正好克制金兀术后代们的重甲骑兵。
强悍的女真战士毫不气馁，他们稍作休整便重新策马猛冲，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却而复前，如是者三”。人数众多的后金军背靠沈阳坚城，可以插空休息轮流进攻，而随着时间推移，数量居劣势的明军又累又饿，“诸军饥疲不支”，但他们仍在努力支撑，双方陷入胶着。
谁也想不到，决定此战胜负的竟然是明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些明人的叛徒，而最关键的人物，则是个叛徒中的叛徒——努尔哈赤的孙女婿，明朝第一个降将李永芳。
浑河战场离沈阳城很近，已在城头的大炮射程之内。当初，明军火炮曾给予后金极大杀伤，因而城陷后，炮兵立即被抓起来，悲惨命运近在眼前。史料记载，眼见战事不利，李永芳当机立断，马上找到那些被俘炮兵，先是亲自为他们松绑压惊，然后又每人赐予重赏。
显然，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交易，在出卖灵魂与苟且偷生之间，大多数炮兵做出了利己的选择。于是，在滴血的钢刀与闪光的金银之旁，他们调试火炮装填弹药，很快把炮口对准了曾经的战友。
突然遭到沈阳城头炮火袭击，毫无准备的明军再也坚持不住了，史载他们的前袍泽们以极其专业的射击水准，“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在铁骑和炮弹联合打击下，秦良玉的兄弟秦邦屏等主要将领全部战死，数千名白杆兵和酉阳兵，这两支勇猛的少数民族武装也同时覆没。
按照土司家谱，秦良玉的儿子马祥麟在被射中一只眼睛的情况下，忍住剧痛，立即拔箭引弓反射，其勇悍让敌人连连咋舌不敢追击。少土司因而得以脱身，一同侥幸生还的还有他的舅舅、已身负重伤的秦民屏。从这个记载看，秦良玉本人可能并未参战。
八旗兵随即扑向浑河南岸的浙兵阵地，史书写道，为告诫部下一定别轻视敌人，努尔哈赤故意大肆渲染，宣称对方可都是才和咱们打过仗的四川佬——“所将皆川兵”。很显然，川军的勇武给后金汗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令其心有余悸。
这是一场火药与弓箭的对决。浙兵继承了戚继光重视火器的传统，营中装备大量枪炮，按照清人的说法，他们“布置战车枪炮，掘壕安营，用薥秸为障，以泥涂之”，而由于射程不够，沈阳城的大炮已经无法为努尔哈赤提供火力支援。
当年，戚家军在抗倭战争中吸收了敌人许多长处，除了很可能是根据武士刀改良的戚家刀，还有一种日本人称为“铁炮”的火器，即葡萄牙式轻型火绳枪，明人称之为“鸟铳”或“鸟枪”，早在十五世纪中期便传入日本，很快被战国诸侯们大量仿制。
戚家军饱受倭寇火枪之苦，因而对其尤为重视，按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规定，步营2699人竟拥有1080支鸟铳，装备率达40%！而明朝史籍则记载，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朝鸟铳年产量高达一万支，早已普及部队。
明军还有装备着中国传统的手铳，这种原始火器射程短精度差，不过明人创造性地将几个枪管并联，做成双眼铳、三眼铳甚至多眼铳，极大改善了火力延续性，因而直至明末仍在军中大量存在。
此外还有“鲁密铳”，即土耳其火绳枪，“鲁密”是当时对奥斯曼帝国的称谓。其形制与欧式火枪大同小异，但点火装置更远离眼睛，发射时“不致熏目惊心”，且枪托内藏利刃，可近身格斗。
浑河之畔，面对八旗铁骑的集群冲锋，明军“营中用火器，多杀伤”，数量众多的敌人是如此密集，以至于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瞄准。一股股火舌喷出，硝烟弥漫里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受伤战马的嘶鸣，以及垂死战士的哀嚎。
事实上，如果火枪形成一定射击密度，可以抵挡骑兵冲锋。欧洲近代职业化军队的鼻祖——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实践中发现，十列火枪手往复射击便可达到这种效果，后来他通过严格训练减少到六列，进而又减少到四列。明军很可能采取了类似射击队列，使得后金铁骑在相当长时间，都无法突破火枪与战车组成的防线。
但不幸的是，枪手们并没有无限的弹药，随着“火药尽，短兵接”，策马狂奔的女真骑士们终于冲到了明军阵地，开始了自己擅长的白刃格斗。一片混战中，后金铁骑的数量优势和良好防护，此时终于显现出来。
清人写道，后来成为清太宗的皇太极作用极为关键。正是他敏感地发现了附近一支明军的增援企图，随即与侄儿岳托抢先进攻，将这支由副总兵硃万良（一说总兵朱万良）率领、人数高达三万的明军杀得大败逃窜，从而解决了己方后顾之忧。
至此，浑河明军弹尽援绝，在劫难逃。
占尽优势的敌人面前，濒临崩溃的浙兵仍在坚持，但抵抗的意志已经越来越微弱，筋疲力尽的官兵们正承受着后金铁骑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绝望的将军早已无计可施，只能和越来越少的部下如困兽一样，在尸山血海中拼命挣扎，以生命为代价，拖延着全军崩溃一刻的最后到来……最后，自陈策、戚金以下，三千浙兵全部战死，戚继光留下的最后种子，从此在世间湮灭。
陈策阵亡后，另一主将童仲癸本已败逃，却被老将戚金叫住，羞愧的他迷途知返，生死之际掉转马头又杀了回来。最后，童仲癸“力尽矢竭，挥刀杀十七人”，和戚金等战友一起，死于女真人万箭之下。
明军主要将领中，唯一逃跑的是来援的硃万良（或朱万良），但此人生还后饱受良心煎熬，不久后辽阳之战中，他身先士卒决死冲锋，得偿所愿地“果陷阵死”，终于赎清了自己当初的一念之差。
这两场战斗统称“浑河之战”。对明军的英勇表现，后世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清朝大学者魏源评价极高：“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而《满文老档》等后金史料也承认，他们一向蔑视的明军在此战中爆发出了惊人的勇气：“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
石柱和酉阳两支土兵也赢得世人足够的尊敬，明廷兵部战后总结指出，“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不过他们在浑河之战中元气大伤，加之不久四川爆发叛乱，明廷不得不调二土司回援，土兵从此脱离了辽东战场。
朝鲜史料写道，数量绝对优势且有炮兵助战的后金军，此役伤亡竟与明军不相上下，女真人终于第一次感到了恐惧：“虏之死伤亦相当，虏至今胆寒。”这从战后处理可见一斑，多名八旗将领因“不战而败”甚至“望风而走”，被恼怒的汗王撤职查办。
随着浑河的血色逐渐散去，明帝国在关外统治的最后日子，已屈指可数。
老兄的帖子一向细细阅读，有的还要看上几遍，唯独此篇，草草拖到后尾。
王朝末世的历史，往往是大厦将倾，充满了无奈，纵有盖世英雄，也是独木难支，最后留下殷红的行字迹，供后人凭吊。
但是要注意抱团以及策划后撤后勤路线，不然基本命运就定了。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果当初在沈阳陷落之前进入战场，感觉可能结果可能有些不同，但战术上还是显得比较死板，主要靠硬扛，这种打法不能持久啊。
家族本身是汉人，不是土人。
秦良玉老爹是个贡生，估计从小就拿岳飞，文天祥对子女进行洗脑。大明最后的三大支柱之一的李定国，本是反贼出身，也是整天读文天祥。这人是个大英雄，本来因为朝廷腐败，对人民压迫太重，跟着张献忠造反，到了后来看到天下要亡，又毅然挺身而出，扶保中华。
说起来明朝养士三百年，士人表现整体看非常丑陋。最后秦良玉，李定国这种非典型“士人”出手匡扶社稷。朱元璋还是糊涂了，人民养孩子都知道，最被偏爱的最后对父母最绝情，而孝子往往是父母最不喜欢的那个。
实际情况是，1621年3月12日努尔哈赤开始进攻沈阳，13日攻破，18日又启程进攻辽阳，19日到达，当时明朝在辽东的统治中心是辽阳，相当于现在的沈阳（那时的沈阳只相当于现在的铁岭），辽阳有十几万明军，结果21日就攻破辽阳。
楼主说的这次战斗应该是沈阳城破后的事情，就是13日或者14日，看起来对女真军队根本没多少影响，至多耽误三四天，不像是五万人损失数千的样子，俺猜此战最大的影响是 -- 辽阳守军知道后都怂了。。。
每一个都查万年历，累死了。
攻破沈阳那天是阴历3月13，阳历5月4日
明末失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李成梁时代延续下来的以及后来与之配合的辽人守辽土发展出来的辽东将门军阀化是一个重要方面，明朝财政严重超支导致的财政破产是一个重要方面，后备种子军团大量覆灭是一个重要方面，君主集团不能正确履职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后两个问题直接导致了前两个问题演变成致命后果。
种子军团的覆灭与军阀化直接相关，君主集团不能正确履职与财政破产直接相关。
种子军团的覆灭和辽东将门军阀化是个相互作用的关系。浑河血战是很典型的种子兵团全军覆没的事例。种子军团被消灭，那么据此扩编也就失去了可能。依据精锐武装扩编失去了可能，那么建设野战军团取代辽东将门也就缺乏功能上可以替代的力量，就有助于军阀化的辽东将门继续把持辽东军事。那么反过来说，种子兵团被歼灭，是否也与辽东将门有意放弃有关呢？这是很难讲的事情。
君主集团不能正确履职与财政破产则是一个直接相关的问题。明神宗在位时，君主执政多年，以其为核心的亲近力量尚有较好的执政能力。明光宗即位不久就猝死，连续两任君主逝世，内部持续出现混乱。如果仅仅是短期混乱，并不足以致命。关键是随后继位的明熹宗年龄很小，严重依赖见识较短浅、缺乏足够真实训练的太监魏忠贤在内辅助，严重依赖执政经验较少、且主要负责蒙学的帝师孙承宗在外辅政。其内外两个支柱力量都严重缺乏执政能力。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由于明光宗猝死，辅佐明熹宗的魏忠贤和孙承宗两个人都没有经历足够的政治考验。魏忠贤倒也罢了，虽然他本人处于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但是实际决定帝国命运的还是承担政治任务的孙承宗。
尤其是孙承宗。因为正是他坚持提出了以倾国之财力投入到辽西修建大量堡垒的计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财政超支。而我们都知道，财政破产甚至被视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财政超支可以直接导致财政破产。在明神宗一直到明思宗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明显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明朝财政危机，这一危机真正爆发，就是在孙承宗修建辽西防线之后。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谈论明朝财政危机的问题。有人说是因为东林党不交税，有人说是因为士绅不交税，有人说是因为明朝宗室太多，有人说是因为权贵们有钱不拿，有人说是阉党胡搞，有人说是官僚贪污，甚至有人说什么都别想了就是因为明朝亡定了所以在一切方面都完蛋了。但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是，对于孙承宗-袁崇焕所倡议建设的开支巨大的辽西防线，一直缺少关注。即便提到了，狂喷财政危机的网友也很少关注到这一点，并且很容易就转移话题到“辽西防线必要性”上去，甚至还会转移到“孙承宗轻兵入关后竭力抵抗举族被杀是个抗清英雄”的政治定性问题上去，就是不会集中在财政超支是否导致财政危机上去。于是“导致亡国的明末财政危机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一直很热闹，却又一直没有结果。
明朝财政危机有很多历史原因。比如，执政能力下降问题，官僚系统贪污腐化问题，财政制度设计问题，旧有制度崩坏问题，宗室政策错误问题，诸如此类，都是一些长期性、渐进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并在达到一定危害程度后都会得到调整。比如很多人关注的宗室政策问题。很多人提到明末宗室数量达到了多大规模，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到宗室禄米通常都是常年拖欠不发的。比如嘉靖年间山西宗室就提到他们几十年没有领导禄米。嘉靖批示后，当年发放了一次，从第二年起，此后几十年又没再发。所以，常年拖欠不发的禄米怎么会影响财政开支呢？可见这一因素并非明末财政危机的直接引爆原因。与之相似的还有不收商税的问题。明朝几百年都没怎么收商税，不也过来了？为什么到了明末就财政崩溃了呢？还有权贵家产的问题。权贵家产来路不明，这是违法犯罪的事情，人神共愤的也不少，但是，这本来就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财政收入，明朝几百年都没有通过权贵财产来维持财政的制度，所以这也不是明末财政危机的原因。明末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没有别的任何一个原因，就是孙承宗辽西筑垒工程。
我们可以对比两个数字。明神宗有万历三大征。这三大征历时47年（1573年—1620年），总开支一千一百多万两，年均开支24万两。此外，明神宗在这期间还打过缅甸。那么辽西防线的开支呢？孙承宗在辽西开工之后，一年开支就达到五六百万两，两年就够三大征了。这就直接加剧了财政危机。
有意思的是，明神宗末年为了准备萨尔浒之战，开支达到了惊人的三百万两。但是，这笔钱居然只有孙承宗修城开支的一半。
与此同时，在明神宗去世时，维持了二十多年的矿税突然撤销。
这一进一出，明末财政立即到了崩溃的边缘。
明熹宗、明思宗两人年龄过小、缺乏执政能力，不能正确履职，以至于孙承宗这样导致财政严重超支的方案都能执行，是导致问题发生的关键。但是，明熹宗是小孩子，他不懂，孙承宗是成年人，而且号称“练而才，凡军中利弊，每发言洞中”，居然会犯这样的错误，就很奇怪了。我不打算在这研究孙承宗的人品，只是就事论事提到这一个问题。
种子兵团的覆灭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问题。崇祯后期，总兵金国凤带兵与清军作战，主力近万而不出战，就他自己带着几十人，和儿子一起战死了。戚家军的覆灭则干脆更早。熊廷弼提出要用客军到辽东作战，结果很奇怪的事情是，熊廷弼此后一直遭到针对，他自己被架空，客军也被出卖，最后熊廷弼甚至还要承担罪责被杀。整个过程都非常诡异。为此我不得不怀疑一件事情，就是李成梁时代所形成的辽东将门对明朝中央官僚系统的收买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以至于辽东将门可以和明朝中央官吏形成一致对敌的巩固联盟。
对辽东将门与明朝中央官吏的勾结的怀疑逐渐上升，这个时候，孙承宗坚决主张的堡垒计划的意图也令人产生怀疑。因为既然他懂得军事，就没有道理会坚持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缺乏积极价值的方案。他坚持这一方案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总不能是因为蠢。因为蠢和时人所评价的“发言洞中”、“练而才”相矛盾。
考虑到明朝利益集团收买官吏是有历史传统的，我认为辽东将门对明朝中央官吏的收买，是明朝辽东局势最终崩溃并最终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个原因隐藏在具体的事情背后，决定了很多事情的走向。
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文龙始终遭到山东官吏的阻挠。因为山东官吏阻挠毛文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毛文龙在前线所获得战功，是在山东官吏后勤保障基础上实现的，山东官吏据此可以升迁。毛文龙在前线需要大量给养，山东官吏在输送过程中可以获得暴利，没有必要与毛文龙闹翻。而历史上毛文龙与山东官场矛盾极深，相互弹劾，只有一任官僚与之关系较好。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靠近辽东的这些官吏普遍在做一些有利于辽东将门排斥外军的事情？
种子兵团覆灭，与辽东将门的活动不无关系；财政严重超支，直接获益者又是辽东将门。辽东将门的嫌疑太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孙承宗的嫌疑也就很难洗脱。至于他全族战死，那是后来的事情，与此前的事情缺乏相关性，特别是缺乏洗脱他嫌疑的作用。毕竟，伯嚭也不知道吴国一定会被越国灭掉、自己在亡国后会被抛弃。而且孙承宗的族灭本身也是很奇怪的。
有人为孙承宗说清时，提到孙承宗在辽西修复城池是有功劳的。问题是明朝灭亡的直接过程之一就是清军不断突破长城防线。而长城方向被不断突破的主因就是明朝财政严重超支和投入到了辽西，以至于长城防线的军费被克扣、无法及时修整。其中，主张重修长城防线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在出任宣大总督、提出紧急拨款修复工事的意见之后，清军就立即向他的防区杀了过去。
明朝灭亡的主因，我认为不像网络舆论所说的没有那么复杂，而是单纯的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主因就是辽东军事败坏之后，辽东将门为主的利益集团欺负年轻君王没有政治经验，阻止明朝抛弃辽东将门、重建辽东军事体系，并反向操作、提出了大量方案加强辽东方面的财力、增强辽东集团的游说能力、消灭后备种子兵团，最终导致军事全面崩坏。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财政破产，财政破产的直接原因是辽东将门集团为了独霸辽东进行了各种操作导致明朝政府失控，辽东政府失控的直接原因则是明光宗猝死、明熹宗年轻缺乏经验而且早逝、明思宗年轻缺乏经验。而明末三帝出现这一情况的主因，是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制中的君主集团组成设计和世袭制设计所组成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出现较长时期内君主集团失能的问题。
一定要深究明朝灭亡的深层原因，就是自秦朝以来两千年中国传统王朝在君主选拔制度上存在设计问题。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严格来说都是皮毛。
无论是沈阳还是辽阳，只要明军坚守不出，不随便逞强，估计满人要哭死。满人依靠骑兵的机动性优势而已，步步为营，相互牵制的影，稳守反击，便能破其锐气，消耗其有生力量迫使其自然消亡。
对后金野战可曾胜过一次？没法野战就是个死，无非就是早死晚死而已。。。
而且满清最难对付的地方在于，会野战也会修城，萨尔浒打起来就是因为努尔哈赤在那里开始修城，对明军威胁太大，只好出来打，萨尔浒后金打赢了继续修城，萨尔浒城修好了作为前进基地打下沈阳辽阳。后来松锦大战时后金的方法类似，先在锦州边上的义县修个城，明军吸取了教训不敢出来打，后金就从容的修城，等义县城修好了，就以此为前进基地把锦州给围了。锦州断粮危在旦夕，这下皇帝急了，洪承畴只好硬着头皮出来打，结果野战又打不过。。。
一个是抗战史，唉，读起来，心痛得慌，憋气。
曾、胡、李、左，全都站在满清统治者立场上镇压农民起义。说明这些所谓的士与满清统治者还是很有“阶级感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