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同样还是在这个星期一，也就是7月13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牛宫开幕。三大电视台都或多或少地连续报道了这场为期四天的国家级盛会。人们普遍预期，今后共和党的重点关注地区将会发生剧烈偏移，党内主导意识形态也将会骤然转向，具体表现则是戈德华特参议员代表的西部保守派将会得势并且压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东部商业利益群体。这一结果基本已经板上钉钉了，仅剩的一丁点变数在于过去三十年来唯一一位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或许会利用自己的超凡影响力公开反对戈德华特。众所周知，艾森豪威尔很讨厌戈德华特，因为后者曾经将他的施政蔑称做“打折店版本的新政”。而且艾森豪威尔还曾经在私下里威胁要公然与戈德华特的势力划清界限，因为他不能认同戈德华特不计后果地炒作反民权议题从而为自己造势的做法。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如果共和党人“开始指望‘白人怨气的强烈反弹’来赢取选票，那么本党必将迎来一场大规模内战。”艾森豪威尔的兄弟弥尔顿代表威廉.斯克兰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提名演说——眼下共和党内就只剩下斯克兰顿还有一线机会阻击一下戈德华特了——有关艾森豪威尔将会发表决定性声明的传言随即迅速升温。但是到头来艾森豪威尔还是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他不愿为了支持斯克兰顿而分裂他所属的政党，因为无论如何斯克兰顿在戈德华特面前都没有胜算，而且他从来就不喜欢谈论种族和谐的话题。

周二晚上，艾森豪威尔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尽管他指责戈德华特惯于煽动情绪，但是这一回他本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让我们不要对罪犯产生伤感的同情吧……不要同情那些拿着弹簧折刀在街上闲逛的家伙们。”这句话登时带动了牛宫的气氛，各位参会代表发出了一片赞叹之声。（罗伊.威尔金斯在一篇名为《艾克拳打下三路》（Ike Struck low Blow）的报纸专栏文章中沮丧地解释道，“‘弹簧刀’这个词对普通美国白人来说意味着‘黑人’。”威尔金斯只能希望这句话是某位讲稿写手在艾森豪威尔不知情的情况下插进来的。）接下来艾森豪威尔针对媒体的抨击激起了更热烈的情绪。他敦促听众们“尤其要鄙视那些不属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外人们——包括那些寻求轰动效应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们——恣意制造分裂的行径，因为……这些人一点也不关心本党的利益。”这一下参会代表们干脆起立欢呼起来，许多人愤怒地挥舞着拳头，冲着牛宫四周的记者转播间示威。

在艾森豪威尔的挑动下，共和党员们长期遭到压抑的怒火终于释放了出来。竞选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认为，这一幕哪怕并不能算是美国媒体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与声誉由高走低的转折点，至少也肯定是本次大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怀特本人其实更看好“穿着得体、彬彬有礼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们”，而不是在牛宫门外进行示威游行并且拉起纠察线的“民权份子”们。*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却将冲突带进了会场内部。接下来发言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试图发表反对极端主义的言论，戈德华特的代表们和观众们则向他发出了嘘声。共和党派系之间的相互敌意在会场上显露无遗。无论是获胜的戈德华特保守派，还是落败的洛克菲勒-斯克兰顿自由派，都没有为了维护党内团结而平息彼此之间的激烈对抗。后来洛克菲勒给戈德华特打来电话承认失利，戈德华特咆哮道：“该死，我不想和那个狗娘养的说话。”《生活》杂志为了本次大会的“丑陋基调”感到惋惜，*《纽约时报》则声称称本次大会对于美国和共和党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的提名很可能“促使一个曾经伟大的政党退化成为一个丑陋、愤怒、窝火的政治派系”。

*【在怀特笔下，民权份子们都是些“……金发湿漉漉、穿着脏兮兮的牛仔裤到处招摇的女孩；穿着运动衫、留着披头士式发型的大学男生；蓬头垢面的知识分子；蓄着胡须的黑人男子以及唱着圣歌的黑人妇女。”】

*【“这是一帮日子过得极其舒服的人们举行的聚会，这帮人之所以聚集在一起只是为了抗议他们理应过得更好……即使取胜之后他们依旧满腹怒气。”】

在发表胜选感言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戈德华特参议员前去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聊着聊着艾森豪威尔就再次跑了题，又谈起了牛宫大会上的叛乱。这一次他觉得戈德华特胜选感言当中招致最热烈掌声的那句话——“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不是罪恶”——听上去不太妥当。此时这句口号已经招致了广泛的公众抗议，艾森豪威尔也想知道“极端主义”这个一看就充满怪僻色彩的词语怎么就成了戈德华特眼中的正当政治路线。反正艾森豪威尔本人很不喜欢这条口号，因为这条口号让他想起了当年自己担任总统时见识过的右翼狂热分子。这帮人曾声称艾森豪威尔是打入白宫内部的“共党走狗”，气得他大骂这帮人“就会胡说八道”。莫非戈德华特也要走上这帮人的老路吗？面对前总统的质问，戈德华特结结巴巴地抛出了好几个回答，但是艾森豪威尔始终眉头紧皱不敢苟同。最后戈德华特终于灵光一闪，拿着诺曼底登陆打了个比方。他声称自己的意思是爱国主义需要牺牲，就好比说当年艾森豪威尔将军派遣盟军越过英吉利海峡对抗希特勒，堪称是捍卫自由的终极“极端分子”。这一记马屁总算拍得恰到好处。“天哪，这倒说得通，”前总统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十分受用的笑容，戈德华特也陪着一起笑了起来。尽管如此，这次拜访还是将新任总统候选人吓得不轻。他决心在竞选期间不再重复这句招牌口号。毕竟，如果这句口号在共和党的腹心内部都会让他陷入如履薄冰的局面，那么说给外人听无异于自掘坟墓。

《新闻周刊》表示旧金山共和党代表大会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彻底且无条件的……真真正正的政党革命，源于针对现行秩序的深切不满，由新一代专业人士以无情的技巧执行到位。”其他主流媒体纷纷猜测艾森豪威尔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华尔街派系共和党人遭到排斥意味着什么，或者戈德华特对战林登.约翰逊的前景多么惨淡，但是它们的兴奋之情并不算强烈。相比之下，黑人报界则是一片愁云惨雾。《克利夫兰呼吁邮报》（Cleveland Call and Post）称：“共和党大会拒绝黑人。”联合黑人通讯社（Associated Negro Press newswire）头版头条写道：“参加共和党大会的黑人代表遭受了整整一周的羞辱”。《黑玉》宣称“黑人遭到大清洗”。《芝加哥捍卫者报》则哀叹“戈德华特的大水冲走了共和党黑人成员”。它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戈德华特获得提名本身，而是好几位备受珍视的老面孔黑人党员遭到了本次大会的体制化排斥。比方说来自孟菲斯的乔治.W.李（George W. Lee），他参加了自从1940年以来的每一次共和党代表大会，还在1952年“支持过罗伯特.A.塔夫脱的提名”。根据《匹兹堡通讯员报》的报道，这次的旧金山大会却毫不顾及李的资历，将他与其他二百名“常年参会”的黑人共和党人赶出了田纳西州谢尔比县的党团，以至于田纳西州党团就像其他南方各州那样完全彻底地遭到了“莲花白”派系代表们的把持，这种事“自从战后重建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份报纸还指出了另一条“往伤口上撒盐”的事实：南方共和党党团特意将位于某酒店的总部起名叫做萨姆特要塞，也就是当年邦联军打响南北战争第一炮的地方。这一回南方共和党人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同质化的群体：旧金山大会上共有三百七十五名南方代表，无一例外全都是白人，其中至少有三百六十六人支持戈德华特。

这样的局面让少数族裔观察家们深感痛心。这次遭到清洗的黑人共和党成员远远不仅只是占据虚职的摆设*与花钱买身份的赞助人而已。相反，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在南方的中坚力量乃至堡垒户。洛杉矶市的《加州鹰报》围绕着6月2日戈德华特战胜洛克菲勒的决定性加州初选发表了一篇题为“加州共和党——白人之党”的报道，并且在文中指出了一条鲜有人提及的事实：由于“刻意为之的选择”，全部八十六名加州代表都是白人，戈德华特正是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赢得了代表大会的席位并且控制了共和党的行政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支持戈德华特的各州都没有提名任何一位黑人党员来竞争牛宫大会的参会资格；此外戈德华特击败了大多数竞争对手，致使他们不能提名自己的支持者参加本次大会。就这样，戈德华特手下的战略家们极大地削减了黑人代表的人数。在参加牛宫大会的一千三百零八名代表当中，只有十四名黑人，比例略高于百分之一。按照这份报纸的说法，这还是黑人共和党员“有史以来获准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人数最少的一次。

*【在这里举一个占据荣誉职务的黑人共和党员的例子。克利夫兰某报纸回顾道：“佐治亚州代表团多年来一直由两党中第一位黑人全国委员会成员亨利.林肯.约翰森率领。”】

这寥寥几名黑人代表在牛宫遭受了轮番不休的咒骂，措辞之恶毒简直令电视观众都感到震惊。《克利夫兰呼吁邮报》报道称，来自新泽西州的乔治.弗莱明（George Fleming）含泪跑出会场，声称黑人代表“被人推推搡搡，被人吐唾沫，还被人骂了一大堆富有种族色彩的脏话”。宾夕法尼亚州劳工部长乔治.杨（George Young）抱怨说，支持戈德华特的参会代表们对他大肆骚扰，甚至用香烟点燃了他的西装外套。棒球传奇人物杰基.罗宾逊在大会现场以观察员的身份总结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我觉得我现在可算是知道了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身为犹太人的感觉。”*

*【罗宾逊曾积极主张洛克菲勒应当取代戈德华特成为总统竞选人。他断言任何一位支持戈德华特的黑人领袖都会丧失其在族群内部的权力与影响力，因为“如今已经是1964年了，黑人们再也不会容忍汤姆大叔的存在了。”】

《芝加哥捍卫者报》也用一条响亮的新闻标题将共和党比作了纳粹：“1964年共和党大会令人回想起1933年的德国”。编辑约翰.H.森斯塔克（John H. Sengstacke）赞扬了可以追溯到格兰特与谢尔曼领兵时期的失落传统：“这个伟大而又悠久的党派曾经抗击过奴隶制，曾经让希望之火在自由祭坛上燃烧……曾经是黑人信念的支柱……可如今这个党派却在牛宫里奄奄一息。”在南方，黑人共和党人想象不出在民主党那边有什么替代性质的避风港，因此少数几家黑人报纸的编辑和所有人都在苦苦抵挡着针对他们的共和党身份的攻击。《亚特兰大世界日报》的所有者C.A.斯科特（C. A. Scott）发表了一篇题为《斯克兰顿在行动》的文章，先是试图否认牛宫革命，然后又淡化了这次事变的影响（“要保持理性……共和党作为一个整体不会偏离传统原则太远”），接下来又假装这是件好事（“……可能会在南方促进真正的两党制的发展”），最终呼吁身为“老卫兵”的黑人共和党员们无论如何都要“坚守阵地”。他赞扬黑人代表们决定咬紧牙关在牛宫把会开完，而不是灰溜溜地认栽离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黑人共和党员经受了民主党人——“比尔博、伊斯特兰、瑟蒙德、巴奈特以及华莱士的政党”——一以贯之的辱骂，相比之下这次他们在牛宫遇到的“绘声绘色的抗议”并不算更加糟糕。在全文结尾，斯科特严肃地总结道：“今天的黑人或许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离开某个主要政党去投奔另一个来解决种族问题，但是这样的想法毫无用处。”*

牛宫大会同样也让白人选民们大惊失色。由于他们人数更多，他们吓一跳之后造成的冲击也远远更大。约翰逊总统在签署《民权法案》后返回自家的德州农场想要休憩几天，在路上他对手下员工说道：“我认为我们刚刚把南方拱手让给了共和党。”助手们围绕着总统的论调展开了极端严格保密的辩论。某位忧心忡忡的助手担心约翰逊可能会因为种族问题这一个议题就输掉选举。其他人则觉得约翰逊大概希望自己能在即便输掉整个南方的情况下依然赢得胜利。南方的白人民主党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是有先例的——当年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组合就曾经成功拿下过几个南方州——但是传统的“稳固南方”依然是民主党所依赖的强大力量。倘若任何一位民主党人转而与这股力量为敌，胜算必然极其难看，足以吓得此人心胆俱裂。

只有事后看来，人们才能意识到约翰逊当时瞥见了某种更富戏剧性且更持久的变化。比尔.莫耶斯后来回忆道，约翰逊当时表示，他这是把南方彻底交给了共和党人，“你们这辈子、以及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美国的整个政治结构将会以肤色为支点发生偏转。紧跟在民权法案得到通过之后召开的牛宫大会的确促使资深专家与惊慌失措的黑人共和党员们设想了不少糟糕的未来，但是即便在最可怕的设想当中都没有人认为共和党政党身份的大规模转变将会深入渗透进国会与地方机构的立党根基。历史上种族与党派之间的从属关系太固定了，共和党人历来都比民主党人更支持黑人权利。在国会，80%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和82%的共和党参议员刚刚投票支持了民权法案，而民主党人则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主义派系而落后。在各个选区和各州的代表大会上，各地的共和党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解放黑奴的光辉记忆而组织起来的，也正是这段记忆让共和党人在南方几乎绝迹。几代人以来，除了偶尔冒头的几个另类之外，共和党人从不会费心竞选南方州议会、立法机构或法院的职位。1964年，来自佐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南方腹地核心州的四十一名美国众议员中，共和党人一个也没有。

二十世纪第一批有前途的南方腹地共和党候选人抵达了旧金山牛宫大会的现场，希望在秋季的选举中取得全新的成功。其中一位是阿拉巴马州的詹姆斯.D.马丁（James D. Martin），他在马克霍普金斯酒店的屋顶上与戈德华特单独会面，并且提出了乔治.华莱士匆忙构思的竞选联盟条款。华莱士愿意不以独立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假如他坚持以这一身份参选，戈德华特在南方各州的选情肯定会凶多吉少。作为交换，华莱士提出了两个要求，让戈德华特任选其一。一个要求是公开的奖励——华莱士想要获得针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否决权。另一个要求则更令人震惊：华莱士希望成为戈德华特的竞选伙伴。戈德华特拒绝了这项建议，因为他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得不偿失，毕竟华莱士还是一名民主党人。马丁回到牛宫大厅里四处走动，向参会者们传达他的信息：共和党人应该超越粗鲁的种族诉求，去解决更大的问题，比如联邦政府的铁腕政策。用马丁的话来说：“鲍比.肯尼迪就像肉食动物一样到处张牙舞爪，一心只想冲着密西西比州宪法与阿拉巴马州选民注册法下手。”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三天后，华莱士本人正式退出总统竞选。通过这一举动，他心照不宣地支持了戈德华特。此外他还宣称自己改变了政治辩论的用语。他在7月19日接受《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表示：“今天我们听到的有关各州权利的言论，比过去二十五年的总和还要多……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专栏作家和电视主持人……试图偏袒、扭曲、诽谤以及蒙骗这个国家。”

就在四年前，民权倡导者在芝加哥的共和党大会上受到了亲切的欢迎，而黑人代表则退出了民主党大会，以此抗议肯尼迪向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者做出的让步。现在两党黑人领袖都对牛宫共和党人团结一致的敌意感到畏缩。他们只能希望这是一场戈德华特一个人搞出来的政变，只不过是常规政治当中的异数，与过去的传统以及崭新的种族进步都没有关系。马丁.路德.金等人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选正式公布的第一天以及此后几乎每天都在谴责他们。金的抨击尤其仔细糅合了激愤与谨慎，以免让人以为他抱有党派之见。他声称自己的主要动机是反对戈德华特而不是支持约翰逊。他希望戈德华特输得一败涂地，这样的话兴许能限制住白人政治在两大政党当中的势头。

金在圣奥古斯丁的一处僻静地点主持了关于领导大会下一步计划的激烈辩论。何西阿.威廉姆斯想要在圣奥古斯丁继续战斗，他在当地凭借夜间游行与豪言壮语为自己赢得了响亮的名声。詹姆斯.贝弗尔与崭露头角的威廉姆斯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贝弗尔认为圣奥古斯丁的斗争提不出新的政治目标，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并且嘲笑威廉姆斯的领导方式过于顽固——“黑鬼打发别人送死，为了让死人的照片登上报纸。”威廉姆斯则反唇相讥，揭穿了贝弗尔身为伯明翰梦想家的名声，声称每个人都知道他疯了。他指责贝弗尔野心勃勃，整天盘算着反对金在民权阵营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让这两人暂时休战，金与其他人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提炼并且接受了这两人各自提出的批评意见：圣奥古斯丁的运动的确已经丧失了锐气，贝弗尔-纳什夫妇在阿拉巴马州发动大规模投票权运动的计划也确实还不够成熟，特别是现在领导大会的阿拉巴马州下设团体正在忙着测试新的民权立法，实在没精力再去搞这么大的项目。

安德鲁.扬虽然倾向于贝弗尔的意见，但同时又主张应当暂停一段时间的斗争，利用这段时间来缓和运动参与者们的疲累苦痛以及纠正管理层面的混乱。他为领导大会编制了一张全新的组织结构图，图中包含了三十五个方框，方框之间连接着纵横交错的线路，借以表示部门与团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塞提玛.克拉克责备扬整天只顾得在金身边兴奋地转来转去，却忘记了他还要对公民教室项目负责。扬十分委屈地为自己辩解了一通。（他在7月20日给克拉克的信中写道：“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崩溃了。我知道我为自己包揽了太多的任务，但是看起来除此之外也没别的办法。”）尽管如此，扬仍然认为自己眼下的第一要务是守在金的身边，因为鲍勃.摩西刚刚邀请金前往密西西比州参观四面受敌的联组委夏季项目，而金肯定无法拒绝这项危险至极的最新消遣。让金前往密西西比州的主意引起了另一场激烈争论。一些助手抗议说，民权运动不能把马丁.路德.金送到密西西比州给三K党徒们充当活靶子，因为那帮人已经谋害了好几名民权义工，现在已经杀顺了手。其他人则大声疾呼，主张民权运动绝不能在暴力面前退缩。金本人也对面前的选择感到愤怒，他主张自己也想过两天“正常的生活”，但是好几名手下员工当即表示反对，气得他不顾夜色已深摔门而出，在外面转了一圈才回来。

7月21日星期二中午，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白宫通报了一条消息：金正在前往格林伍德出席当晚的弥撒大会。他告诉总统，密西西比当局一方面拒绝提供警察护送，同时又建议金不要试图在三角洲过夜。“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罗伯特对约翰逊总统说，“因为如果他被杀了，肯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麻烦。”他紧张地笑了两声：“首先他本人肯定是死了，其次还会造成很多其他后果。”

总统建议罗伯特命令联邦调查局为金提供安保，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嗯，这就难办了……呃，他们其实吧，呃，我觉着吧，”罗伯特吞吞吐吐了一阵，然后把心一横承认了眼下最令他难堪的窘境：“我现在已经不跟联邦调查局打交道了。”话说到这里，罗伯特的满腹怨气全都化成了苦涩的指责：“我知道他给你们发送过各种各样的报告，都是关于我的。”

“你说什么呢？”总统问。

罗伯特犹豫了一下，然后抱怨道——他的抱怨其实相当准确——胡佛把他描绘成了出卖约翰逊的叛徒：“我知道他说我整天只会搞阴谋诡计……一心只想密谋推翻政府。”然后他又挖苦地补充了一句：“此外我还要领导政变。”

“不，你说的不对，”总统回答道。如此直白而又无辜的否认致使谈话陷入了死胡同一般的停顿，然后还是罗伯特提议继续讨论金在格林伍德的安保问题。约翰逊提出自己可以亲自出面要求联邦调查局保护金。一听这话罗伯特顿时哑然失笑，没想到自己居然如此窘迫，要依靠幕后密谋才能完成本职工作。不过出于礼貌他当即将笑声强压了下来。“我真不想让你和司法部的下设机构直接打交道。这方面的经历并不能算是非常舒服。”这话让总统也忍不住窃笑了一阵，然后两人恢复了无言的休战。罗伯特接着说道：“总统先生，纽约那边还有一件事。”他希望联邦调查局调查有关共产主义团体最近在哈莱姆区煽动骚乱的报道。

约翰逊总统立即打电话给胡佛总统，命令他认真对待哈莱姆区的问题，就像对待三K党在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犯下的罪行一样，不能厚此薄彼。他还含糊地提到了马尔科姆.X：“也许你可以让那个名叫什么什么.X的穆斯林以及他整出来的那堆破事都消停下来。”总统在没有提到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表示自己得到消息称马丁.路德.金正在前往格林伍德的路上。就算不提到司法部长，单凭这件事本身也足以让胡佛感到火大。

胡佛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我知道有人威胁要杀了他，”他回答道。

“是的，”约翰逊说。在总统看来，确保“我们不会再发现另一辆着火的汽车”是“基于国家利益的最明智之举”。换句话说，最好“安排一个人……在他到了地方的时候守在他的身前身后。”抛出这句话之后，总统又补充说，“最好是让联邦调查局的人在他身前身后看着点。”最后他表示，金应该获得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护送，“身前身后都要安排人。”

胡佛听懂了总统的意思。尽管调查局总部依然怀疑是金自己亲手通过伯克.马歇尔散布了暗杀传言，为的是操纵联邦调查局，但是胡佛依然暂时号令联邦调查局高速逆转了先前的两项政策：其一是他本人亲口宣称过的反对保护民权义工的政策，其二是他本人对于金遭受的人身威胁一贯不以为然的政策。他派助理局长亚历克斯.罗森回到密西西比，命令新奥尔良分局的负责人指挥一支由路易斯安那州特工组成的紧急远征队护送金前往格林伍德。

所谓的“金之特别行动”就这样开始了，不过行动第一天苏利文督察并没有参加。这一天他和手下探员在一名年轻证人的指引下用汽车和直升机在内斯霍巴县展开了搜查。为了遮掩面目，这位年轻人的脑袋上扣了个纸盒子。这次搜查的起因是当地某白人女性提供的线报，声称有一位范妮.琼斯女士（Fannie Jones）需要帮助。探员们找上范妮.琼斯之后，她向探员出示了她儿子威尔莫.琼斯（Wilmer Jones）的一封长信。琼斯曾在5月30日被捕，罪名是涉嫌邀请一名白人女店员外出约会。按照信中的描述，雷尼警长和他的副手塞西尔.普莱斯在牢房里对琼斯拳打脚踢，用一把小刀刮掉了他为了庆祝高中毕业留起来的蓬乱山羊胡，最后在午夜时分将他扔出监狱，四名早就在监狱门外恭候的三K党徒立刻全副武装地绑架了他。三K党徒们将他带到一处偏僻地点，威逼他承认自己对于那位女售货员心怀歹念，否则就要杀了他。琼斯好容易才捡回一条命，但是又害怕自己或者家人遭到报复，只得逃到芝加哥躲藏起来，并且用这封长信向家里人通报了事件原委。探员们随即在芝加哥找到了琼斯，将他带回内斯霍巴县，给他头上套了个纸盒子，盒子上掏了两个窟窿，然后在他的带领下展开了一轮试探性质的搜查。联邦调查局的车队引起了附近人们的强烈好奇心，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地猜测这位头顶纸盒的神秘人究竟是谁，而且猜着猜着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以至于琼斯在这一天结束前干脆扔掉了头上令人窒息的无用伪装。根据琼斯在信中的描述，苏利文重新集中人力在四位绑架者所谓的“那个地方”——一口荒废的水井，附近是一座破败的棚子，周围绕了一圈铁丝网，铁丝网上开了一道门——展开搜索，希望能找到“密西西比焚车案件”当中应有的三具尸体。苏利文组织这次搜查的目的倒不是非得找到什么线索——事实上探员们也确实一无所获——而是希望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他想在潜在的证人面前高调宣扬联邦调查局对于“监狱快递”阴谋论的兴趣。这条阴谋论正是目前联邦调查局用来解释钱尼、施维尔纳和古德曼如何在一个月前遇害的理论——是雷尼警长亲手将被害人送进了虎口。

金并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内斯霍巴县调查民权义工遇害案件，更不知道总统为了保护他的安全而下达了秘令。他坐上了从亚特兰大起飞的飞机，像其他的商务旅客一样翻看新闻杂志打发时间，他的旅行助理伯纳德.李则捧着一本杜博斯的经典著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细细研读。过道对面有一位穿着考究的年轻乘客认出了金。“我碰巧是个基督徒，”此人先是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然后不失礼貌地质问金是否认为自己倡导的是“与耶稣的教导相同的爱”，哪怕金的方法“煽动人与人彼此作对。”金回答说非暴力的目标是“足够强大的爱，对同胞们心怀此等大爱的人必然要竭力引领他们走向正义。”接下来金又反问这位年轻人是否认为种族隔离符合基督教的教诲。“我就知道您得这么问我，”这位年轻人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他表示自己对于种族隔离这个大题目的看法是次要的，反正他心里无论怎样都觉得金的方法“弊大于利”。金继续追问这名乘客有没有更好的解决之道。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这位年轻人表示他认为新的民权立法同样有害，“只会延续联邦独裁的趋势”。接下来这位年轻人又表示自己愿意投票给戈德华特，于是两人放下了种族政治与联邦权限这样沉重的话题，转而争执起了总统选举的胜算，直到这位乘客换了一个座位。金摇了摇头，重新捧起了杂志。“你瞧这人多年轻啊，”他对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场纷争的伯纳德.李说道。“就是这些人正在聚集到戈德华特身边。”

金在杰克逊机场走出舱门，被明亮的阳光晃得睁不开眼。记者们纷纷聚集到他面前，询问他如何看待纽约骚乱以及戈德华特可能同意在总统竞选当中搁置种族问题的传言。这些提问让金显得不知所措。“我这次来访有两个目的，”金宣布。“首先，我在这里要表明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对于夏季项目，也就是联组委项目的绝对支持。其次，我来这里是为了……支持密西西比州的人民不顾爆炸、谋杀以及许多其他困难也要获得选举权的非凡征程。”新近开张的密西西比州联邦调查局分局的特别重案督查罗伊.摩尔从人群中走到金的面前做了自我介绍。几小时后金乘坐的转机降落在格林伍德，联邦调查局的护送人员将他送进了城里。

在格林伍德自由日当天被捕的一百一十一名囚犯正好也在这一天走出了监狱。他们在狱中进行了为期六天的绝食抗议，浑身恶臭，憔悴不堪，其中还有几人一开始将闹市区的骚乱当成了欢迎他们的仪式。志愿者莎莉.贝尔法拉奇（Sally Belfrage）后来写道，当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手拿记事板或者摆弄摄像机的陌生记者，“这时候几乎所有的黑人都在围着金打转，有人急忙奔走寻找金，有人忙着给金做饭，找不到金的人们就相互谈论金，找不到人聊天的人们就自己琢磨与金有关的事情。”这位大名鼎鼎的访客在格林伍德到处露面，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掀起一股人潮。当地黑人经常光顾一家范恩弹子球屋，于是金也来到了这里。多萝西.科顿、詹姆斯.贝弗尔、安德鲁.扬以及C.T.维维安赶在金的前面先一步来到弹子球屋附近，并且打发许多传信人前往周边的红公鸡俱乐部以及萨维咖啡屋，号召顾客们都去弹子球屋听金发表演讲。“先生们，我就长话短说了，”金站在弹子球室里的一张长椅上开始了演讲。他告诉听众们，“长久以来，密西西比州都将黑人当成物件而不是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投票权。我们必须向世界表明我们决心获得自由。”《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伯斯（John Herbers）写道，“大多数当地居民似乎对于金博士感到惊讶。”

当天晚上格林伍德举行了两场气氛热烈的弥撒大会。此外还有一架飞机趁夜色掠过黑人社区，投放了一批咒骂“暴动之王”的三K党仇恨传单。在教堂里，拉尔夫.阿伯纳西筹集了一千二百八十八美元，并且呼吁每个人都给联组委捐赠“相当于小半杯威士忌的零钱”。按照贝尔法拉奇的说法，在台下聆听金的演讲的会众们洋溢着“炽热的爱”。他们向金献上了无数溢美之词，令身处人群边缘的贝尔法拉奇大为惊奇。与之相对的是，现场也很有几位来自非学委的工作人员语带讽刺地跟着一起高呼“我滴个神啊！”在私下里，这种夹枪带棒的嘲讽口吻已经成为了非学委成员的特色。针对马丁.路德.金的怨怼在年轻的资深民权运动参与者当中正在愈积愈深。有些人很反感金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宛如皇室成员的做派，也有些人批评金将非学委的长期牺牲当成了供自己出风头的垫脚石，金身边引人注目的联邦调查局保安人员正是这种双重标准的证据。

第二天早上，联邦调查局特别督察罗伊.摩尔派遣探员跟随金坐上了从格林伍德飞往杰克逊的飞机。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参议院正在就约翰逊总统的扶贫法案进行辩论。但是詹姆斯.伊斯特兰参议员却突然打断了辩论进程，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演讲。他首先指责金遭到了共党份子的腐化，然后又声称夏季项目也是如此，再然后又主张种族融合主义者们品行极其恶劣，什么事情都能干的出来，例如在内斯霍巴县上演一出诈死骗局：“我们州的许多人声称，到目前为止都不能肯定那三人是故意玩失踪还是遭到绑架，因为两边的证据一样多。”他要求批评者拿出确凿的犯罪证据，还为密西西比州选民辩护，认为他们是偏见的受害者而不是施行者：“他们不寻求种族暴力，他们也不想要种族暴力。有人正在施展阴谋将暴力强加在他们头上。”

金驳斥了伊斯特兰关于自己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他告诉记者们，“参与这场自由斗争的共产主义者的数量与佛罗里达州的爱斯基摩人的数量差不多。”至于内斯霍巴县绑架案是自导自演的指控，金表示据他所知“几年前”联邦调查局曾经在丹佛附近成功破获过一起伪装成飞机坠毁事故的杀人骗保案件，如今他只希望联邦调查局能以同样的专注和技术手段追查内斯霍巴县的案件。金的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因为他提到的这起发生在1955年的奇案正是由特别督察罗伊.摩尔负责侦办的。破获本案是摩尔的得意之作，金来到密西西比州之后也听说了不少相关情况。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周三新闻播报了金的言论——联邦调查局总部立即尖刻地指出金这是在批评他们。罗伊.摩尔本人则忙着动员人力物力安排金的安保，一直熬夜工作到了凌晨。第二天一早，监控金家电话的亚特兰大探员无意中听到美国广播公司某记者警告科瑞塔.金，声称自己得到线报，她的丈夫当天将在密西西比州遭遇刺客。有关这通电话的通报让亚特兰大特别督察约瑟夫.庞德暂时放下了勒穆尔.佩恩案件的调查工作，为的是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掩盖住联邦调查局秘密窃听金家电话的事实，同时又核实并回应这条警告信息。在密西西比州，摩尔动用了“所有必要的可用人力”补强金身边的安保队伍。

对于金本人来说，死亡威胁早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保镖倒是颇为新鲜。他在杰克逊市的共济会圣堂里发表了演说。根据他在格林伍德受到的启发，金向台下的众多听众们描述了自己1957年访问非洲的见闻。他那次访问的目的是参加加纳这个新成立国家的独立仪式。当时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在于“所有那些内阁与议会当中的领导人都曾经身陷囹圄。换句话说我要告诉各位朋友们，通往自由的道路往往会引领你们穿过监狱。”金对牺牲的致敬仅仅得到了不温不火的响应，因为杰克逊的听众大都是家境相对殷实的“城里人”，不太喜欢听金谈论入狱的问题。但是金依然坚持说了下去：“是的，在真正意义上，我们是美国的良心。我们是这个国家饱经忧患的灵魂，我们将会继续坚持正义，因为上帝的意志和这个国家的神圣遗产都会通过我们此起彼伏的诉求表达出来。”

金的这番话对于杰克逊的听众们来说太过激昂，对于格林伍德的非学委工作人员们来说又太过做作，但是对于鲍勃.摩西来说却是十分难得地入耳入心。就在金抵达之前，摩西分发了一份“紧急备忘录”，其中指明了夏季项目的政治抱负，即在大西洋城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密西西比州的常规白人代表团赶下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权义工们打算组建一个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这里的“民主”二字有两层含义，首先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加入该党派，其次意味着该党派忠于约翰逊总统——而摩西则在紧急备忘录当中警告称，民权义工们“并没有意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尚存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他迫切敦促支持者们“必须奉献出全部时间发动组织工作，唯此才能应对党代会的挑战。”不过必须完成的基础工作十分平淡琐碎，说白了就是要为一个假想的政党在选区内拉票。而夏季项目的诱人之处却在于澎湃的情感浪潮，灵感的宣泄，化险为夷的快感，文化冲击带来的明悟，以及法庭上的慷慨激昂。这两方面的气质完全不相容。有些战略家反对这个冒险计划，他们认为夏季项目目前早已不堪重负，濒临脱力，在这时候还像唐吉诃德那样分散力量朝着常规政治领域发起冲锋只会得不偿失。但是最后还是摩西的意见得到了认可。在摩西及其盟友们看来，政治准备工作的不足仅仅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个收拢人力的理由，不能允许任何一名民权义工为了吃一顿种族融合的饭菜或者看一场种族融合的电影而随随便便将自己送进监狱。当年正是非学委在密西西比州率先倡导了耐心低调精耕细作的民权斗争路线。可是现在为了尽快弥补差距，摩西将目光投向了马丁.路德.金的传统领导模式，试图依赖生猛的名人效应来领导运动。

7月23日星期四，金在图加卢学院会见了摩西。两人讨论了一系列策略问题，包括是否应该在大西洋城举行示威从而彰显密西西比州的困境，以及具体的示威活动应当如何安排。从欧洲回来的阿尔.洛温斯坦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的傲慢举止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是他的旅行演讲与宣传动员仍然紧紧围绕着他所谓的“我对于密西西比州的痴迷”。他通过电话向图加卢会面确定下来的大西洋城示威计划提出了不少建议，内容涉及公共关系（“首先要赞美民权法案，然后再继续谈论尚未得到满足的我们的需求……”）以及如何选择挑战常规政治的代表团（“必须明确表明代表团的一切决定均出于自主……”）。密州自民党即将在建党所在州召开自己的第一届党代会，此时他们正在手忙脚乱地仓促准备。洛温斯坦从洛杉矶向他们转发了一条建议：“标语牌要包括密西西比的每一个县，从而营造本党广泛代表密西西比州所有人的氛围。要向我们能想到的每一位杰出民主党人发出参会邀请，哪怕他们根本来不了……”

按照图加卢会面时的承诺，金制作了几条录音广告在电台里播放，敦促人们支持密州自民党。他承诺将继续把密州自民党挑战民主党的做法称作一场全国性的考验（“美国需要至少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政党……”），并与摩西讨论了谈判、游说和示威等方面的协调策略，为即将在8月底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到了星期五，也就是金在密西西比州的第四天，他参与了杰克逊当地WJTV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向观众们解释了关于密州自民党的基本事实。主持人问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这个组织为什么存在？这个组织的运作机理是什么？什么人可以加入？”金在WJTV电视台的露面不出所料地招致了白人观众们的激烈攻讦，电视台的管理层则声称根据法律规定自己有义务向黑人出售播映时间，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卖给黑人。他们之所以请金来做节目，是为了规避一项新近出现的风险。这项风险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一旦成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WJTV的管理层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有一场由教会赞助的请愿活动正在进行，旨在以种族歧视的罪名剥夺国家广播公司的杰克逊下属公司WLBT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广播营业执照。为了避免遭受牵连，WJTV管理层制作了《金的访谈秀》这档节目以示自己在种族问题上不偏不倚。后来观察家们承认，这是“密西西比历史上第一期黑人政治电视节目”。

离开电视台之后，金搭乘一支由二十多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向东进发，这些汽车大部分属于新闻记者和联邦调查局。一项意外发现让金在高速公路上的某处休息站额外逗留了片刻。休息站里有一家乡村百货店，柜台上摆着一个用来陈列商品的大玻璃罐子，罐子里装的是腌猪蹄。金一看见这罐猪蹄就食指大动，当场捞出来一只充当零食。阿伯纳西和其他人也有样学样地人手一只猪蹄，你一口我一口啃得不亦乐乎起来，一个个身体前倾伸长脖子，以免汁水滴在西服上面。一行人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笑话着满脸苦相牙关紧咬的安德鲁.扬。“怎么着，安迪，你不来一个？”金怂恿道。他经常取笑扬的品味与“高等白人”如出一辙，不敢尝试新鲜文化。

联邦调查局督察乔.苏利文（Joe Sullivan）增派的部队带领车队进入了内斯霍巴县。苏利文的部下们赶在车队前方的若干个高速公路路口提前布防，让车队顺利进入了这个费城周边的小镇。车队的到来招致了许多当地居民面无表情的注视。劳伦斯.雷尼警长和伦纳德.沃伦（Leonard Warren）法官立刻给联邦调查局发送了质询信件：既然胡佛局长已经公开否认了联邦调查局有义务保护民权工作者，那么现在围着金打转的“二十至二十四名探员”又是怎么回事？（“我们认为州与地方执法人员完全可以将金保护妥当，”雷尼警长在写给胡佛的信中声称。）联邦调查局出尔反尔的做法令胡佛的助手们左右为难。他们不能公开约翰逊总统要求他们保护金的明确命令，而且也不能忽视苏利文的民权义工失踪案件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牵涉本案的十几名被调查人员当中也包括沃伦法官与雷尼警长。最终联邦调查局总部决定干脆无视这些信件。胡佛本人经常在他的调查报告当中强调淫秽色情的角度。这一次他告诉约翰逊总统，探员们发现“足有一长串黑人妇女与其（失踪案件的众多嫌疑人之一）发生过性关系。”

甚至在费城的黑人社区，金也仅仅得到了不冷不热的接待。没有组织好的欢迎人群，也没有哪家教堂提供集会场地。先行一步的传信人们奔走了半天，总算从公交车站与杂货店里拉来了至多十五个犹豫不决的听众。为了打开局面，金走进一家弹子球厅，向一位年轻人发起了挑战。消息传开后，又有五十多人顺道进来观看这位著名布道人的球技。金半开玩笑地输掉了比赛，然后就开始了宣讲。记者保罗.古德不以为然地记录道，拉尔夫.阿伯纳西先是操着一口“棒子面风味的福音”充满崇敬地介绍了金，然后金的宣讲又充满了拗口的长单词与华丽的隐喻，致使听众的反应十分冷淡。直到金谈起恐惧的话题，现场气氛才有所转变。金表示自己毫不怀疑那三名失踪的民权义工早就在马路另一头的监狱里遭到了谋害，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理由感到害怕。“但是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民族获得自由，就必须摆脱恐惧。我们必须告诉那些用暴力反对我们的人：‘你不能依赖炸毁教堂来阻止我们，你不能依赖向我们开枪来阻止我们。你不能依赖暴力凌虐来阻止我们，因为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我们获得自由。’”这番话终于让听众们变了脸色。之后金又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应该动员朋友家人登记成为密州自民党成员。他在徒步穿越费城的途中表示，这些人置身于如此刺眼的苦难却仍然保持着人性，正是他们的面容为他带来了力量。

车队重新集结，来到了十英里以外的乡间。金和非学委主席约翰.刘易斯在锡安山教堂的废墟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下午晚些时候，大多数记者都脱离了车队去向各自的机构汇报当天的见闻，金则走访了附近科尔夫妇家的农场，一边喝冰茶一边听取了五周之前三K党伏击教会执事以及纵火焚烧教堂的报道。年近六旬的巴德.科尔此时重伤未愈，像往常一样不爱多说话，但贝拉特莉丝.科尔却一字不差地回忆起了自己在丈夫遭受可怕殴打时心中涌起的那首祈求怜悯的赞美诗。她起了个头，然后金一行人也跟着一起虔诚地唱了起来。接着贝拉特莉丝又操着一口朴实的土话讲述了遇袭时另一件令她心慌不安的事情，令金一行人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那天晚上贝拉特莉丝准备了两本皮夹子，一个装满了锡安山教堂的文献，另一个装满了密州自民党的传单。但是遇袭的时候由于惊吓过度，她实在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将哪一个皮夹子带到了教堂。如果三K党徒们发现了传单，肯定会将教会执事一行人全部杀死。幸运的是袭击者们并没有想到，米奇.施维尔纳在锡安山教会的主要联系人居然有可能是她而不是男性教会理事。

大约在同一时间，大批记者在华盛顿紧张地探听着白宫内部的情况。约翰逊总统和戈德华特参议员在白宫单独会晤了十六分钟，试图商定总统竞选的基本规则。整个星期都有媒体报道说，双方正在就一项将种族问题排除在积极争论之外的“君子协定”讨价还价。约翰逊和戈德华特互相称赞对方是爱国者，并一致同意避免情绪化的呼吁，以免在动荡时期加剧国家分裂——无论是因为民权问题还是因为越南军事冲突。总统随后对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没有把白宫作为竞选攻击的“发射台”表示宽慰。相反，约翰逊私下里忍俊不禁地告诉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戈德华特表示他非常想驾驶一架新型军用飞机，“就像小孩子讨论玩具一样说个没完。”

在密西西比州，金平安地参加了那个周五晚些时候在默里迪恩举行的集会，然后下榻在E.F.扬酒店。周六，他飞回亚特兰大的家，可是还没能喘口气就又被迅速召集到纽约市，处理一场愈演愈烈的危机。

夏季项目在没有金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在他访问期间， 麦库姆又有两座教堂遭受了纵火袭击。周日在格林伍德，西拉斯.麦吉决定回到莱弗洛尔剧院，进行这个月的第四或第五次尝试，这次他带上了自家兄弟杰克。两人安全地看完了由乔治.佩帕德主演的《江湖男女》，但是到了散场的时候，足有两百多名愤怒的白人堵住了电影院的出口——根据西拉斯事后的陈述，这些人“咒骂着，叫喊着，冲撞着，”倒要看看他们两个敢不敢出来。

格林伍德的年轻白人们纷纷走上街头，阻塞了从剧院到法院再到雅祖河大桥这一段路程的交通。麦吉兄弟从剧院大厅先后给三家黑人出租车公司打了电话，但是三家公司都拒绝冲破封锁来接他们。兄弟俩又向警察和当地非学委办公室打电话求救。当地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以及格林伍德警察局的大部分人员都赶到了剧院大堂，但警方拒绝护送麦吉兄弟穿过充满敌意的人群，而联邦调查局探员则坚称他们的任务仅限于观察局势。非学委将求助电话打给了远方的记者、国会议员以及孟菲斯与杰克逊的联邦调查局分局。他们想知道，联邦调查局凭什么将马丁.路德.金保护得密不透风，同时却又听任麦基兄弟遭受暴徒的围攻。接听电话的调查局探员们始终不肯正面答复这条质问，只会闪烁其词。（“这事我不好说太细，”一名探员这样回答道。）十点钟左右，两辆非学委的救援车冲进了戏院门口。由于搞不清哪辆车是用来吸引火力的诱饵，麦吉兄弟俩没能在第一时间冲进车里，结果两个人都被打得不轻。即便在两人上车之后，依然有一名袭击者将一个可乐瓶扔进了车窗里。碎裂的玻璃严重划伤了兄弟二人——尤其是西拉斯。

封锁剧院的人群迅速转战到了麦吉兄弟接受紧急护理的莱弗洛尔县医院门外。午夜时分，医院门外的车更少了，但是枪却更多了。当时麦吉家的长子、身强力壮的伞兵下士克拉伦斯.麦吉（Clarence McGhee）正好回家休探亲假，见此情形他冲进医院想要营救两位弟弟，但是自己也陷在了医院里无法脱身，只得打电话向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指挥官求援——这是当天通过医院付费电话打出去的众多求助电话之一。在华盛顿，约翰.多尔建议呼吁民权运动参与者们不要疏远联邦调查局探员，但是各方却一边高声相互指责，一边低声抱怨约翰逊总统不作为。根据某夏季项目志愿者的笔记，“现在（亚特兰大时间半夜十二点四十分）医院的门都锁上了。非学委的人在医院里。还有三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也在里面…公路巡警在医院门口来回巡逻。”

到了周一清晨，治安官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终于将人质们护送回到了家里。此时麦吉兄弟的勇敢行为已经赢得了民权阵营内部的广泛支持，迫使夏季项目负责人不情愿地代表兄弟二人提起了诉讼。此外民权阵营对于非学委的无助以及执法部门的消极被动也颇有怨气，于是非学委又围绕非暴力原则安排了一次集体大会。在会上，克拉伦斯.麦吉说出了质疑非暴力原则的人们的心声：“一个人要是敢于还手，那么他至少在还手的时候不会挨打。”这些弯路，再加上大量的事件报告和宣誓书，拖曳着格林伍德夏季项目进一步远离了鲍勃.摩西理想当中专注于单一目标的路线。尽管如此，格林伍德的义工们还是设法在同一个周一晚上的友谊浸信会教堂召集了密州自民党县代表大会。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发表了主题演讲，麦吉兄弟的母亲劳拉.麦吉（Laura McGhee）成为了杰克逊举行的密州自民党第一次州代表大会上代表莱弗洛尔县的八名代表之一。

7月27日星期一这天，金一直在哈莱姆区与纽约市政厅之间来回奔走充当和事佬。在文化层面上，纽约市与种族隔离的密西西比州农村地区可谓差异显著，但是这里同样面临着不同表现形式的种族问题。一点小事迅速演变成了震动全国的十日危机，暴露了贯穿整个民权运动年代的政治神经。分析人士将这起危机归咎于一系列原因。具体来说，某学校的董事会将全市范围的暑期补习班都集中到了曼哈顿富裕上东区的罗伯特.瓦格纳中学里。学校大楼的管理员脾气暴躁，每天都要与来往校园的十几岁陌生少年们互相叫骂。有一次他甚至把清洁水管对准一群不守规矩的孩子，大喊道：“你们这群肮脏的黑鬼！我要把你们身上的黑皮冲下来！”一群学生冲他投掷瓶子与垃圾桶盖，迫使他躲进了教学楼。骚乱引来了一名不当班的警官，此人在76街的人行道上开枪打死了一位名叫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的十五岁男孩。将近八百名暑期补习学生当中的许多人都愤怒地聚集在尸体周围不肯散去，警察增援部队花了几个小时才清理了周边地区。

第二天，白宫助手们交换了几份令人不安的备忘录。他们对种族冲突向北扩散极为敏感，担心“黑人领导层当中的许多人根本不了解生活里面的政治事实……他们的头脑不够成熟，理解不了民意反弹理论。”发表这番意见之后不久，纽约的平等大会员工们就组织了三百名学生来到罗伯特.瓦格纳中学门外拉起了纠察线，高举着写有“阻止杀手警察”字样的标语牌。此前还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哈莱姆区的利维与德莱尼殡仪馆，也就是詹姆斯.鲍威尔的遗体的停放地点。第一批砸向警方封锁线的石块和瓶子引发了第一阵驱散屋顶袭击者的警方枪声。在周末期间，从哈莱姆区到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激烈冲突与零星抢劫蔓延开来。贝亚德.拉斯廷来到冲突现场，通过扩音器请求大家保持冷静。街头的战斗人员则向他发出嘘声，斥骂他是汤姆大叔。“如果这是唯一能让妇女儿童免于在大街上遭到枪杀的方法，那我宁愿成为汤姆大叔！”拉斯汀高声回敬道。“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你们就是傻瓜！”在一阵阵嘲骂声中，拉斯廷护送一名浑身是血的少年前往医院，借此脱离了现场。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的表现也好不到那里去。他试图告诉另一群愤怒的人们，他们的恣意妄为只会助长警方暴力而不能对其加以纠正。有人冲他叫道：“把你的鬼话收起来吧！”

到了7月20日星期一天色渐暗的时候，已经有十五人被枪杀，二百人被捕，十二名警察与一百多名平民受伤（大部分是被石块和木棍打伤的）。此时最高级别的白宫工作人员都已经参与了面向总统的秘密咨询。助手们警告说，如果约翰逊不能尽快做出回应，选民们肯定会奇怪，为什么他对密西西比和佐治亚州如此关注，对纽约却不感兴趣，尤其是在眼下“那里有太多的人都感到‘害怕’”的时候。比尔.莫耶斯建议“派伯克.马歇尔过去主持局面（他认识纽约的大多数黑人），”但约翰逊却决定宣布自己将会把联邦调查局派过去。私下里，他一方面命令胡佛继续在密西西比保住金的性命，另一方面又向胡佛透露了一个惊喜：他已经聘请了前纽约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为调查局日后提交的报告充当公开“背书人”。杜威曾在1944年和1948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纽约暴乱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谁也不知道联邦调查局究竟会发现什么。将杜威请出来为调查结果背书，也就等于为调查工作提供了两党合作的保护色。此外杜威也很适合约翰逊利用知名人物在背后操纵胡佛的手法。

胡佛一头扎进了幕后政治当中。他先是给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打了电话，当时后者正在怀俄明州的牧场养伤。两人一开始同意“左翼劳工组织”似乎是纽约骚乱的幕后黑手，但洛克菲勒随即又向胡佛反映了一项情况：狡猾的戈德华特支持者曾经嘲笑他，并且预测他所在的州会发生令人尴尬的种族骚乱，因此可能正是这些人煽动了叛乱。胡佛向约翰逊总统转达了洛克菲勒的怀疑，并保证联邦调查局肯定会两手抓两手硬，不仅要追查共产主义者的阴谋，而且也不会放过右翼极端分子的伎俩。眼下最烫手的问题就是警方行为在詹姆斯.鲍威尔的死亡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司法部请求胡佛“调查在那天晚上杀死了有色人种男孩的那位警察中尉”——这是胡佛在个人文件当中的说法——胡佛则说服司法部收回了这项请求，因为他不想在这时候麻烦纽约警察局长“搅扰他的手下警官，尤其是眼下他正在尽一切所能控制他们不要乱来。”*

【联邦调查局在本案当中的唯一一项主动举措就是从私人记录剔除了受害者向社工们承认自己各种劣迹的内容。根据受害人自己的说法，他喜欢打架、逃学以及“用威士忌灌醉自己”。这一形象与《黑玉》杂志的为“小吉米”撰写的悼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悼词的描述，受害人是一位“安静的青年”，在附近商店工作，自愿为暑期补习班充当志愿者。】

纽约市的街头冲突刚刚平息，类似的冲突就又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市爆发了出来，不久之后蔓延到了新泽西州的三个城市。到了夏天的末尾又在北方另外四个地区爆发，包括俄勒冈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黑人聚居区。在每一起事件当中，街头逮捕都引发了不断升级的敌意。在白宫，沃尔特.金肯斯告诉联邦调查局的德克.迪洛克，这一轮动乱是约翰逊政府的“致命弱点”。西奥多.怀特围绕1964年大选写了一本书，还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了一起屡获殊荣的纪录片。他强调这些暴乱不仅对约翰逊构成了危险，还威胁到了未来“维护国内安宁的策略”。这些事件敦促美国“在良心煎熬当中质问自己，变化当中的美国大型城市究竟养育了怎样的文明。”

与其他解读这一轮骚乱的主流分析人士相比，怀特更深切地意识到种族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而不是地区性问题：“坦率地说，一个严峻的事实在于美国的大城市正在变成黑人城市。”*他意识到骚乱的风暴将会改变“民意反弹”这个全新政治术语的含义。此前一年，经济学家们预测蓝领工作岗位的减少将会引发激烈的种族竞争，并且向公众们介绍了民意反弹这个词。随着乔治.华莱士在今年春季的成功，这个词在白人选民中已经变成了一种现象。现在这个词的含义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偏移，变成了针对城市黑人居民病态心理的描述。怀特自己也有些胆怯：“这个词不仅代表了侵害身体的恐怖，还代表了敌视智力的恐怖。前者能在野蛮人欺凌正派人的街头得到体现，后者则体现在所有试图参与社会活动或者过上更好生活的黑人都会被谴责为汤姆叔叔或者叛徒。”作为一个纽约客，身边的骚乱让他感到既困惑又震惊：

*【怀特注意到，华盛顿特区当时还是全美国唯一一个非白人人口占多数的大型城市，但是等到1990年——“从历史角度来看几乎就在明天——如果这些趋势没有得到改变的话，美国将会迎来一种前所未见的文明。在美国的十大城市当中（纽约、洛杉矶和休斯顿除外）黑人人口都将会占据多数；美国文明的体现形式将会是大都市集群，黑人将会居住在混乱拥挤的城市中心，白人将会在郊区竖起高墙保护自己……这样的局面不可能长期保持稳定。”】

“为什么黑人选择首先扰乱纽约呢……没有哪个城市比这里更努力地让黑人融入社区生活，而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与传统的种族隔离主义观点相呼应，怀特也认为这轮骚乱是盲目的，受到了人为煽动。根据他的总结，煽动者的目标是“成群结队的青少年，他们心里的道德约束已完全被电视剧制作人以及电视上雄辩的知识分子侵蚀殆尽了。煽动者不知怎地说服他们相信，在北方城市进行抢劫以及施行暴力等同于为密西西比州与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同胞们复仇。”

联邦调查局调查人员努力查明任何煽动份子的网络。纽约分局认为马尔科姆.X可能是骚乱的幕后元凶——探员们注意到有些些暴怒的人群大喊道：“我们要马尔科姆.X！”但是这一理论却在事实面前败下了阵来，因为马尔科姆早在骚乱发生之前很久就出国了。窃听人员截取了他从非洲打回家的几通电话——包括下面这段7月31日的摘录——其中内容根本证明不了他是一名活跃的骚乱策划者:

马尔科姆：报上有我在开罗的消息吗？

答：是的，几份报纸上都有。他们在电视上提到你时说你在开罗……还有你星期六要回来……你星期六回来吗？

马尔科姆：先回答我的问题。事情平息下来了吗？

答：是的，他们已经冷静下来了。马丁.路德.金一直在会见市长，所有的领导人都对他很生气。

尽管联邦调查局的分析人士收集了大量激进分子“利用”暴乱谋利的例子，但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任何人事先知晓暴乱即将发生或者在任何一处地点——更不用说在全部九个相隔甚远的的城市——操控暴乱的主张。

在执法方面，联邦调查局确实发现警方应对局势的模式缺乏定性。在骚乱事态刚刚萌芽的早期阶段，“许多警官的态度是‘不要介入’”，偶尔也会接到要求他们无视抢劫者的命令。随后警方态度就会陡然转向军事化镇压。这种倾向——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警察部队在少数族裔居住区遭遇全新混乱局面的时候难免会犯下这种错误——似乎在前后两个阶段都会加剧暴力。但是监察员意识到，批评警方不专业或许也会让联邦调查局受到牵连，因为事实证明许多曾在联邦调查局学院接受过培训的警官“就像其他警察一样无能，无法应对暴乱”。他们警告胡佛，必然将会有人试图“不公道地败坏与诋毁接受过联邦调查局训练的警官的声誉”，胡佛回应道：“摆明事实即可，不必考虑后果。”

然而随着联邦调查局着手处理这份机密暴乱调查报告，事实证明胡佛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又或者他对于调查局如臂使指的传奇指挥能力终于失灵了一次。有人提出不妨以执法规程为主题举办一场一般性白宫会议，借此机会谨慎地提出警察的问题。但是德克.迪洛克对此却很打怵，因为召开这样一场会议必然要将各大城市警务系统的一把手都请来，其中就包括芝加哥总局长奥兰多.威尔逊（Orlando Wilson）与洛杉矶总局长威廉.帕克（William Parker）。可是胡佛非常讨厌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是少有的敢于直接批评胡佛的人。 DeLoach实在想不出怎样才能合情合理地将这二位排除在会议之外。到了9月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执笔人们终究还是采取了更为稳妥的笔法，一方面赞扬警方的表现，同时又辩称由于受到政治干预，警方表现得有些被动：“……在设有外部文职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地区，警察受到的限制如此之大，以至于似乎不可能对暴乱者采取有效行动。”这句话忽略了以下事实：发生骚乱的全部九个城市当中只有一个城市设立了此类委员会。不过报告确实察觉到高阶警官们“普遍觉得……不熟悉暴乱控制必要手段乃至日常普通警察行为规范的平民们将会把他们送上枷刑台，他们可能会因此遭到解职并且丧失养老金。”

调查局的报告草稿还将会在白宫的政治审查当中再次遭到删减。白宫的高级助手们反对在一页纸上三次使用“黑人”一词，认为这样的笔法有些“过分”。杜威告诉胡佛，他不在乎这份报告究竟是哀叹“道德崩溃”还是仅限于城市的“崩溃”。胡佛又告诉金肯斯，他不会让自己的调查一味关注“细枝末节”。当约翰逊总统下令由司法部以胡佛的名义——而不是杜威的名义——发布最终定稿的时候，司法部官员发现联邦调查局通过一条通往白宫的秘密渠道完成了整个项目。德洛奇满意地指出，司法部官员对此感到“非常不安”。胡佛命令仅仅向司法部提供报告本身而不附带任何政治沟通，此外他还告诫手下人：“决不能谈起杜威等人与这份报告的关系。”

这份报告于9月26日星期六公之于众。报告完美融合了无所不知、不以为然以及无可奈何这三种气质。简直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文中宣称：“出于某种原因，通常将人们与得体行为、尊重法律以及他人权益联系在一起的绳索突然断裂了……各地暴乱的共同特点之一在于毫无目的与目标地针对所有政府当局的一切组成部分进行毫无意义的攻击。”《星期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填满了如下标题：“联邦调查局声称暴乱既无规律亦无单一领导人/告知总统暴乱动机基本上并非出自种族主义，而是旨在攻击当局/发现少数活跃的赤色分子”。九个涉事城市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们都表示支持这份报告的“总体结论”。令罗伊.威尔金斯惊喜的是，联邦调查局不仅对种族和阴谋轻描淡写，而且“彻底洗脱了民权运动的嫌疑”。整体而言，民权阵营险而又险地躲过了这一劫，不仅未伤元气，而且就连表皮擦伤都没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沃伦委员会在同一个周日公布了大量有关肯尼迪遇刺的报告，把有关暴乱的问题掩盖在了国家创伤的新记忆之下。

这是三个月以来与肯尼迪相关的新闻第二次帮助平息了不受欢迎的争议。在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正当金抵达纽约时，约翰逊总统邀请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本周周三来到白宫讨论他的政治前途。星期二这天罗伯特也来到了纽约，政治骚动如影随形地跟在他身后。在纽约涌动着各种相互矛盾的传言，声称罗伯特即将或者不会与约翰逊总统达成协议，从而重新考虑或者最终确认他今年秋天不会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的决定。约翰逊这边的人马也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主题是罗伯特究竟有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野心——换句话说就是与约翰逊一起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从而成为副总统——如果有的话他又会怎样应对白宫预先准备好的一连串否决说辞。肯尼斯.奥唐纳警告约翰逊，如果他不选择罗伯特作为本次大选的竞选伙伴，民主党必将遭受“大爆炸”。国家安全顾问乔治.邦迪预测，党派分裂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约翰逊接下来如何处理周三的面对面会晤。就像奥唐纳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两位也是与罗伯特走得很近的中间人）一样，邦迪证实了司法部长确实想成为副总统。但他同时又认为罗伯特声称一旦遭到拒绝就要公开造反的威胁可能只是虚张声势。邦迪告诉约翰逊，“我的判断是，当他直面这一选择时，肯定会意识到这样做将会极大地践踏人们对于他本人以及他哥哥的回忆，因此他不会这么做。”

总统尽管在民调中支持率接近70%，但他仍抱怨自己处境脆弱且孤立无援。他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他手下的几乎所有政府高级官员都是肯尼迪前总统执政时期的留用人员，即将到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也都是在那个时期当选的。*“如果我不能拿下南方，那我就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手了，”他哀叹道。“我在芝加哥没有任何地位……在爱荷华州也没有，在洛杉矶还没有，在纽约市照样没有。”日后约翰逊承认，这段时间里他有时会在深夜里被噩梦吓醒，梦见罗伯特在党代会上掀起一阵追忆兄长的政治高潮，并且趁势从他手里抢走总统之位。此外他还承认自己在个人层面上与罗伯特打交道的时候也承受着相应的不安全感。有一次总统告诉他的门徒、得克萨斯州长约翰.康纳利：“每当这个家伙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眼神简直要在我身上瞪出一对窟窿，就好像我是个间谍什么的。”然而尽管总统心里装满了令人不安的猜疑，但他还是与司法部长在政府事务上进行了合作。例如他们在会面期间和气地探讨了一些如何超越骚乱控制、为失业年轻人提供工作的主意。

*【约翰逊私下里曾经抱怨过，“我手下有个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谁也不知道他是谁。我还有比尔.莫耶斯和沃尔特.詹金斯。这仨人加在一块就是我的团队。剩下的全都是他们哥俩的人。”】

最近几周，罗伯特的政治能量明显恢复了不少。他的弟弟爱德华正在从坠机事故的伤害当中稳步康复，他本人也成功访问了波兰与德国。在柏林，司法部长吸引来了人海一般的听众。他带领听众们重温了兄长生前的“我是一名柏林人”演讲，并且公开抗击了达拉斯以来的政治潜流——有很多人都心灰意冷地认为“理想、希望以及我们所有人内心当中最干净最优秀的那一部分都随着他的英年早逝而死去了”，但是罗伯特却宣誓绝不会落入这条晦暗论调的死硬魔爪。全国民调一致显示，罗伯特是约翰逊竞选搭档中最受欢迎的人选。当然，罗伯特也不会放松参议院竞选这条退路。他听取了纽约州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认为选民对他的抵触情绪很深，将他视作来自波士顿的外人。他以私人身份进行的民调显示，他击败现任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斯.基廷（Kenneth Keating）的机会比两位同样有志成为纽约州参议员的民主党人——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与纽约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都要更大。

纽约市的骚乱促使瓦格纳市长缩短了他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假期，提前赶回了国内。周二这天，他与马丁.路德.金就哈莱姆骚乱的后果进行了六个多小时的拉锯谈判。瓦格纳希望金能控制住他的助手所说的“哈莱姆下层社会”，但他同时又希望金事先承诺不会批评纽约市政当局处理这场危机的具体措施。哈莱姆区的许多知名领导人，比如哈莱姆联合委员会主席利文斯顿.温盖特（Livingston Wingate），希望金能够帮助提高他们在市政厅的影响力。然后为了诱导公众关注远离自身的弱点，温盖特又声称金是一个横插一杠的汤姆大叔。“温盖特当然出卖了马丁，”在当事各方之间来回奔波的贝亚德.拉斯廷抱怨道。拉斯廷告诉哈莱姆区的领导人，金这人没什么心眼，而且很不喜欢冲突。同时他又告诉金千万要提防这些领导人，因为他们都是“疯子”。拉斯廷声称哈莱姆区的街头激进分子都是“一群看见谁就咬谁的疯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帮人的一切诉求全都不合理。如果想要达成任何和解，就必须满足这些诉求当中的合理部分。

到了7月29日星期三，瓦格纳市长同意向约翰逊总统请愿，要求为纽约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根除贫民窟”提供资金，理由是暴力蔓延的部分原因在于肇事者们在经济层面毫无出路。然而，在东76街枪击案这个一碰就炸的问题上，他与金的谈判却陷入了永久性的僵局。金支持哈莱姆领导层的要求，即涉事警察中尉应当被暂时停职，或者至少转职行政岗位。但是市政当局坚决拒绝这一要求，理由是这样做将会令人质疑当事警官行为是否正当，意味着有必要进行调查，从而不可避免地积累压力，最终达到警局内部审查无法应付的程度。在四轮会谈无果而终后，金发表了一份由贝亚德.拉斯廷起草、措辞异常尖锐的公开声明，指控纽约警察局总局长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对于黑人的要求与希望完全听而不闻。”墨菲则反过来指责金“妨碍了旨在调查警察暴力指控的公共审查委员的建立。”

金的言论最终为他惹上了又一起悬而未决的官司。这一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前法律顾问罗伊.M.科恩（Roy M. Cohn）针对他以及其他几位知名黑人提起了诽谤诉讼。与此同时金还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7月29日，罗伊.威尔金斯召集了一次民权领袖峰会。身为协进会执行董事的威尔金斯与约翰逊总统进行战略谈判后用一封电报将各位同僚召集到了纽约，电文当中夹杂着最可怕的担忧以及他惯用的话里有话表达方式。他警告同事们要当心“暴戾而又徒劳的混乱……如果我们不能冷静而明智地采取行动的话。”本次峰会就民权阵营的下一步行动路线进行了投票表决，但是没能得出结果。

威尔金斯与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一起提议各位民权领导人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暂停游行和示威，直到秋季总统大选结束为止。这个想法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非学委的约翰.刘易斯表示反对，因为协进会和城市联盟本来就很少参与抗议活动，这番表态纯属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两家组织倡议的“重大策略改变”不仅虚伪地宣称它们曾经与其他民权团体一起做出过牺牲，而且还扼杀了平等大会与非学委这样的行动派团体作为立身特质的严整纪律。刘易斯与平等大会的詹姆斯.法默进一步认为，公开宣布禁令还会造成更重大的影响，也就是将非暴力见证人与骚乱份子混为一谈，稀里马虎地一概统称为“黑人麻烦”，这样做无异于不声不响地承认了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指控。威尔金斯针对这一论点提出了反驳。他强调眼下抑制种族骚乱的重要性必须压倒一切，从而确保约翰逊的当选——当时有好事者将种族骚乱戏称为“戈德华特竞选集会”——并由此让新民权法在国家层面上获得某种认可。拉斯廷与A.菲利普.伦道夫大体上同意威尔金斯的观点，而金则认为双方各有道理。他帮助修改了峰会领导协议对于示威游行的立场，从单纯的禁令改成了“如果不能彻底暂停，至少应当广泛缩减规模”，但是威尔金斯在宣布领导协议的时候却刻意强调了自己的原话，气得刘易斯和法默随即发表了更正声明。《纽约时报》报道称“黑人领袖陷入分裂”，并且援引了身在埃及开罗的马尔科姆. X的尖锐判断，声称峰会领导人“出卖了自己，沦为了林登.约翰逊的黑人社区竞选经理。”

正当威尔金斯在纽约召开峰会的时候，罗伯特.肯尼迪来到椭圆办公室，听约翰逊总统仔细阅读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当中列出了许多原因来说明为什么“本党选择你作为本次选举的副总统候选人并不明智。” 约翰逊解释说，既然这次的对手是戈德华特，那么民主党在边境各州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竞选活动肯定很难开展。在这些地区，司法部长只会削弱民主党的选情。罗伯特优雅地默认了这一点，并且表示：“我想我本可以帮你的。”话说至此，约翰逊也暂时放下了正式文件，称赞罗伯特就算竞选总统也完全够格，并且为他提供了一系列有助于扩充他的政治经验的工作岗位。罗伯特问约翰逊会选择谁来代替他——此前他已经通过邦迪探过了约翰逊的口风。约翰逊则回答说回答说他还没有选好——这是他与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及其他顾问精心商议之后的回答。*罗伯特推荐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接替他担任司法部长，然后又问约翰逊打算如何公布把他从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中除名的决定。约翰逊回答说他将把公开声明的方式留给司法部长来决定。罗伯特要求总统给他一点时间好让他考虑一下。

*【约翰逊知道罗伯特并不喜欢当时的领跑者以及最终得到提名的人选，也就是休伯特.汉弗莱参议员，因为此人曾在1960年的总统初选中与约翰.肯尼迪竞争。此外约翰逊的顾问还警告说，提前公布最终人选或许会导致夜长梦多的局面，失望的落选者们或许会抓住这段时间串联起来反对任何人选。】

了却了这桩公事之后，双方都暗自松了一口气。克拉克.克利福德私下称赞了约翰逊的“勇气与直率”，并且表示：“这正是我想要的那种总统。”另一方面，根据乔治.邦迪的说法，离开椭圆办公室的罗伯特并没有怀恨在心，心情相对而言也还算愉快。邦迪告诉约翰逊：“这事非常有希望，真的非常有希望。我觉得你对这件事肯定处理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不太确定。”不过到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邦迪又声称罗伯特的声音听上去变得“更加焦躁”了。当天晚上，罗伯特拒绝了邦迪与麦克纳马拉的建议，即由他本人直接宣布或者让约翰逊宣布他希望把自己的名字从副总统候选人考虑名单中去掉。罗伯特告诉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他本人的希望。他曾与许多人讨论过谋求公职的话题，这样的宣言将会让他在这些人面前显得反复无常。

到了第二天下午，华盛顿城里关于副总统候选人人选的猜测变得越发火热起来，总统则一直保持着沉默。他敦从白宫员工当中挑出了肯尼斯.奥唐纳（Kenneth O 'Donnell），追问对方司法部长究竟想要公开说些什么。“他有什么偏好或者选择吗？”约翰逊问道。

“不，不，”奥唐纳说。

“那么他愿意我替他宣布吗？”约翰逊问道。

“我想是的，总统先生，”奥唐纳说。“他只是觉得由他自己宣布自己决定不让自己成为候选人实在太傲慢了。”奥唐纳赞同一项装饰性提议，即将所有内阁级别官员全都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以免单独将他挑出来惹他生气。”7月30日下午晚些时候，关于罗伯特不再谋求竞选副总统的新闻声明终于发布了。声明当中充斥着纯属捏造的理由。约翰逊掩对于罗伯特.肯尼迪其人历来十分着迷，这份声明则满足了他一直以来都想掩饰这份痴迷的愿望。

关于这场幕后权力斗争的详情，人们众说纷纭，当事人的怨气也沿着各种说法相互矛盾的接缝处渗透了出来。有人声称约翰逊会装模作样地模仿罗伯特在最后摊牌时的失望神情来取悦记者，“他的喉结就像溜溜球一样上上下下。”还有人声称司法部长认为乔治.邦迪是肯尼迪遗产的叛徒，并且对约翰逊的窘境津津乐道：约翰逊既要抛开罗伯特，同时还不能得罪“肯尼迪”三个字原本能为他赢来的数百万选民。华盛顿的政论先知们都察觉到了敌对阵营之间出现了莎士比亚式的决裂。忠于罗伯特的人们认为约翰逊明目张胆地耍手腕，约翰逊的亲信们则认为罗伯特是个不到四十岁且从未经历过选举的官二代，经常刻薄地开玩笑说要另立山头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他的党羽们还对此类言论深以为然。

几天后，瓦格纳市长从纽约来到了华盛顿。此时的首都充斥着各种谣言，内容无非是政坛巨头遭到抛弃或者总统与罗伯特越发相互蔑视之类。然而一心想要打入参议院的瓦格纳却丝毫没能趁乱占到便宜，因为总统坚持要求瓦格纳和阿德莱.史蒂文森退出民主党内的纽约州参议员竞选，转而支持罗伯特。约翰逊的决定背后有三重考量。第一重是偏执：他认为如果罗伯特把精力集中在参议员竞选上，自己的总统竞选会更有胜算。第二重是个人感情：他相信竞选与担任公职对于罗伯特有好处。第三重是务实：他知道罗伯特最有可能为民主党赢得纽约的参议院席位。

在白宫的杜鲁门阳台上，瓦格纳与约翰逊一家坐在一起，回顾了他在纽约市弥合鸿沟的努力——那一道鸿沟可是要比约翰逊与罗伯特之间的沟壑深得多。他说他之所以将马丁.路德.金请到纽约，是因为他能“在情绪层面上影响”纽约市的黑人，但就连金也无法匹敌人们对于警察的敌意。伯德.约翰逊夫人以局外人的身份向瓦格纳表示，拟议中的民事审查委员会似乎能在警察与黑人社区各自的行为标准之间架起一座可行的桥梁。瓦格纳礼貌地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认为向民事审查迈出的第一步就将会使纽约警察的士气“一夜之间降到零”。

在佐治亚州，一个由八十三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特别工作组针对7月11日勒姆尔.佩恩袭杀案件展开了调查，并且采用了不太常规的调查手段：他们给三K党徒送去了一份生日礼物。正如胡佛向约翰逊总统报告的那样，探员们发现雅典城里的二四四号三K党支部内部存在着某种在当地臭名昭著的日常暴行模式。3月6日，二四四号支部的党徒们在当地一家当铺购买了三支双管霰弹枪和一支史密斯威森手枪，从这一天开始他们的暴行就开始逐步升级起来。第二天晚上，大约二十名身穿长袍的武装党徒痛殴了距离他们最近便的一位黑人，权当锻炼队伍。受害者名叫詹姆斯.波茨（James Potts），是一位四十九岁的劳工，在汉考克大街的一家汽修店工作。党徒们将下班之后的店面当成了当地党支部的总部，于是波茨就遭遇了毒手。他们将波茨绑架到雅典城郊外狠狠鞭笞了一通，因为波茨“有态度问题”，比方说他曾经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可能会欢迎即将通过的民权法案。几天后波茨勇敢地针对党徒们提出了指控但没有成功。之后一位名叫霍华德.西姆斯（Howard Sims）的党徒更大胆地带领一群袭击者来到当地著名的快餐行业领跑者瓦斯提汽车餐厅，冲击了在这里举行的反种族隔离静坐抗议，期间西姆斯用那把史密斯威森手枪的枪柄重击了一名示威者的头部。警方逮捕了他本人，并且从他的手下人那里收缴了四支霰弹枪。但警察局长释放了西姆斯，两天后又把霰弹枪还给了党徒荟萃的汉考克大街汽修店的主人赫伯特.盖斯特（Herbert Guest）。

在7月份，调查佩恩案件的探员们回顾了两起袭击事件以及最近的其他几起袭击。克拉克县的官员们告诉他们，针对这些袭击的起诉之所以不被受理，因为证据似乎“粗略”了一些。而且县法务官D.M.波洛克（D. M. Pollock）明目张胆地采信了社区标准来审视被告人们的所作所为，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定罪的可能性。此外西姆斯还巧舌如簧地采用了三K党徒惯用的标准脱罪话术，声称自己之所以率先攻击黑人只是因为他“以为”受害人即将攻击白人警察。整个春天，三K党武装巡逻队每到周末晚上都会变得越发嚣张。他们开着标有“KKK”字样的汽车冲出盖斯特的汽修店，将自己包装成了热心协助警察的民间组织，他们与警察的共同敌人则是那些在他们看来整天找麻烦的出格黑人。到了6月，三K党巡逻队不仅在僻静的乡间道路上鸣枪示威，而且还在雅典城里的佐治亚大学校园附近胡乱开枪。6月20日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半与零点二十分，有人在市中心放枪，子弹擦着黑人行人的头顶飞了过去。零点五十分，又有人冲着一栋民宅的后窗打了一发霰弹，多枚弹丸射中了室内两位青少年的面部。赶到现场的警察局长爱德华.哈迪（Edward Hardy）随即带着受惊的目击者直接来到盖斯特汽修厂守株待兔。等到党徒们纷纷回到汽修厂之后，目击者从他们当中指认出了两辆巡逻车和四位知名枪手。

赫伯特.盖斯特因为行为不检的罪名支付了一百美元罚款。几天后一名住院受害者丧失了视力，致使他面临着更高昂的罚金。但是针对他的刑事指控却全都没能落实，于是党徒们有了充足的时间在独立日周末再次发动了一轮劫掠。7月4日当天，佐治亚州的三K党徒们在亚特兰大城外的一段经常举行赛车的高速公路附近举行了盛大集会。佐治亚州的巨龙以及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全都前来捧场。参加了集会之后，二四四号党支部的几名成员因为用金属椅子击打民权游行者的罪名被短暂拘留，但是他们依然在星期六晚上之前及时赶回了雅典城。他们当晚的主要活动是骚扰驶过盖斯特汽修店门前的黑人司机。一群挥舞着武器的党徒们乘坐巡逻车追赶着前方的一车黑人乘客，后者跳出车外躲进了鲍勃.沃克汽车餐馆寻求保护。店里的女招待听到紧跟在他们身后的党徒们大呼小叫的叫嚣声，吓得脱口而出：“你们几个躲到这里来有什么用啊？”警察局副局长詹姆斯.汉森后来向联邦调查局证实，他赶到现场后告诉霍华德.西姆斯以及其他党徒，警方在附近发现了另一辆满载黑人并且据称车牌号可疑的汽车，借此将他们引开，这才救下了这几位避难的乘客。同一个晚上的晚些时候，一位警官在雅典城外的高速公路上给一车来自新泽西州的黑人乘客指路，这时一辆三K党巡逻车大摇大摆地开过来停在了这位警官的身后。日后这位警官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当时巡逻车里钻出了两名党徒，一位是霍华德.西姆斯，另一位名叫塞西尔.迈耶斯（Cecil Myers）。两人公然端着手枪插进自己与黑人乘客之间，命令他们从哪来回哪去。这名警官承认，当时这两个耀武扬威的平民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自己，令他感到极其厌恶。

三K党徒们的夜间驾车巡逻逐渐从周末扩展到了工作日。联邦调查局工作组报告证实，7月6日周一晚上的雅典城外，一位名叫本尼.约翰逊的黑人被路过的货运列车碾了过去——就在距离此地不远处，勒姆尔.佩恩将会在四个晚上之后遭到袭杀——他的遗体立刻被地方当局草草掩埋，甚至连死亡证明都没给开一张。火车工程师声称他老远就看见约翰逊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轨上，当地黑人也声称约翰逊其实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就遭到了枪杀，但是地方当局根本没有就此展开调查。联邦调查局刚刚安排对约翰逊进行开棺验尸，就有报道称两年前还有另一具情况类似的尸体遭到了丢弃。然而进一步调查之后，探员们还是决定将这两起两起铁路抛尸案与佩恩袭杀案分开处理。首先，两名死者似乎都与一位受到层层保护被视为禁脔的情妇有瓜葛；其次，有一名三K党徒向探员们透露，在7月6日晚上三K党巡逻队并不在案发地点，而是来到了佐治亚州雅典市附近的温德尔城外。来自二四四号党支部的夜行人们在这里追赶、骚扰并用棍棒殴打了一名独行的黑人过路人。正当被害人试图逃进路边庄稼地的时候，意犹未尽的霍华德.西姆斯采取了比起惯常做法更进一步的手段：他端起霰弹枪冲着受害人的背影放了一枪。探员随即确认了这名匿名行人名叫梅尔文.里德（Melvin Reed），并证实了三K党线人的说法属实。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联邦调查局探员检查了一辆属于美国非裔人寿保险公司某推销员的汽车，车体上足有五十多处小凹痕。这位推销员在佩恩遇害前一天的晚上报案称，他与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在度假回家的路上经过雅典，路上遇到一帮驾车劫匪与他齐头行驶，并且毫无预警地冲着他的车开枪，吓得他赶紧一脚油门逃离了现场。

联邦调查局技术人员发现汽车上的凹痕与四号霰弹枪子弹相匹配，佐治亚州的搜索小组也在高速公路上找到了霰弹的内部填充物。探员们进一步核实了这位推销员的说法：他在雅典市谁也不认识，此前他从没有在雅典市停留过，此外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民权活动。调查员们由此认为佩恩袭杀案符合随机攻击落单黑人的犯罪模式，二四四号三K党支部的夜巡队则是本案的主要嫌疑人。接下来工作组采取了两手抓的调查方针，一方面在克拉克郡到处许诺重金寻求破案线索，另一方面几乎每小时都要缠着三K党徒们进行讯问，但两边都收效甚微。许多党徒都是文盲——汽修店老板赫伯特.盖斯特只上过一年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脑子。全体党徒都咬紧牙关，拒绝回答探员们的讯问，以免说辞相互矛盾。

时间一晃到了7月底。工作组为了侦破佩恩案件已经投入了将近一万三千个工时的紧张工作，但是依然没找到足以结案的确凿证据。来自联邦调查局庞大情报部门的众多探员们转而打起了心理战，想方设法地利用三K党内部的一切互不信任迹象来打破他们的攻守同盟。据称有几名党徒的妻子很不喜欢自家丈夫整宿整宿不着家的做派。党徒们离家时总会神秘兮兮地告诉妻子自己要去办正事，妻子们则怀疑他们这套说辞是为了给喝大酒找姘头之类的丑事打掩护。甚至有一位妻子因为心事太重而病倒了。7月31日星期五是赫伯特.盖斯特三十七岁生日。当天晚上，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突然敲开了盖斯特汽修店的大门。这次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提出一连串生硬的问题，而是送上了一块挂满糖霜的蛋糕与几句祝福语，然后就匆匆离开了，留下店铺里的人们大眼瞪小眼。赫伯特的妻子布兰奇害怕蛋糕里有毒，因此不让任何人吃，而是用蜡纸裹了蛋糕之后将其塞进了冰箱。三K党徒们经常把这个奇怪的图腾从冰箱里拿出来，讨论蛋糕上的重要细节——蛋糕上插着几支粉色蜡烛与一支红色蜡烛——有什么意义:。与此同时探员们也在散布谣言称他们通过重金买通的线人知道了关于佩恩案件的一切内幕。

***

周五过后是8月的第一个周末。约瑟夫.苏利文督察手下的探员们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掀起了一阵小道消息的旋风。一位银行家透露，联邦调查局探员声称他们计划逮捕副警长塞西尔.普莱斯，但法院秘书却提出了相反的说法，声称两名探员悬赏一百万美元寻求有关三名失踪民权工作者的信息。有些人听说调查局探员拜访了一位克莱顿.利文斯顿警官（Clayton Livingston），许诺“给他足够的钱让他度过余生”。还有一些人散布消息说，探员威胁好几位良善公民与他们合作，否则就要诬陷他们参与了利润高昂的私酒生意，从而毁掉他们的名声。还有人说联邦调查局拿出了三万美元的赏金来诱惑劳伦斯.雷尼治安官、几名平民三K党成员以及至少一名法官与他们合作。

调查局之所以送给赫伯特.盖斯特一个生日蛋糕，是为了刺激他那帮党徒吐露口风。相反，苏利文在密西西比州发起的谣言闪击战却是为了掩盖一名已经开口的线人的身份。苏利文确实刚刚花了三万美元买到了三位民权义工埋尸地点的确切信息。*线人声称埋尸地点位于费城西南约五英里处，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奥伦.伯拉格（Olen Burrage）的农民，三具尸体就被镇压在他家农场里的一座新筑土坝下面。苏利文则许诺一旦确定三名死者的身份就付钱。在华盛顿，约翰逊总统于8月1日向一位来电者透露，“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三个密西西比州的小子们埋在哪里。”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高级官员则早早地就为了如何掩盖“我们的办事手段”而操心起来，担心在“涉及联邦调查局声誉的此类案件”当中花钱买证据的做法太没面子。在密西西比州，苏利文则专注于确保实际战果。他派人侦察了这片偏远的林地，并且绘制出了大坝的具体位置与进出路线——大坝长五百四十七英尺，各段高度从十二英尺到二十英尺不等，最宽为二十英尺。8月2日星期天，他申请了搜查令，然后通过杰克逊的罗伊.摩尔督察租用了外地的挖土设备，并且要求挖土工人在周二上午的一个秘密地点与他会合。

*【直到四十多年后这位线人的真实身份才得到曝光：可以确信此人是费城的高速公路巡警梅纳德.金（Maynard King），此人在1966年病逝。至于他又如何得知三人组的埋尸地点则成为了悬案。】

在地球的另一边，海军上尉约翰.赫里克（John Herrick）从日本启航，指挥一艘搭载特殊装备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越南北部海岸发起了第一次间谍巡航。赫里克和他的船员们敏锐地意识到，在大小岛屿星罗棋布的陌生海域巡逻的他们此刻正身处美国战争政策的前沿。按照官方说法，他们并不知道美军特战队员正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北越腹心地区进行突袭，但实际上他们一直在通过事先协调监控着突袭行动的进展。为了这次全新的情报任务，船上安装了代号德索托（DESOTO）的先进电子设备，旨在追踪北越海岸防线上各个通讯点的位置与反应。突袭本身是一项双重机密。这场秘密战斗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推卸到南越当局头上。华盛顿将会宣称这是南越方面的独立行动，尽管这个名为OPLAN 34A的突击项目由华盛顿命名、受华盛顿资助并且受到华盛顿控制。行动现场的监督则是顶着“受聘人员”头衔的美国人，他们的身份并不公开。

自从去年11月吴庭艳死于政变以来，美国与南越的关系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始终剪不断理还乱，期间美国政府一方面越发主张要在越南内战当中维持非战斗支持地位，另一方面又越发难以克制直接指挥针对北越作战的冲动。各级美国官员夹在这两项方枘圆凿的需求之间，只得在各个层面竭力保守机密以求妥协。美国国务卿拉斯克在最近的一份机密电报中推测，“美国人的广泛介入”可能是控制南越领导层的唯一方法，“只有攥住他们后脖颈子上的鬃毛，才能迫使他们把彼此之间鸡毛蒜皮的次要分歧搁在一边。”在新任驻西贡大使麦克斯韦.泰勒将军的坚持下，南越政府仿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体制进行了改制。政变领导人阮庆将军对此提出了抗议。五角大楼分析师们满嘴术语地总结道：“越南人难以按照与美国的任务细分进行对接的要求调整他们的行政组织架构。”

8月2日星期天清晨，赫里克船长正在偏远的北部湾北岸海域沿之字线路航行。随着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在海面上，他突然看见远处有几百艘北越民船正在集结。赫里克本能地产生了警觉，立刻下令与这支船队拉开距离。他担心这些渔船可能会将马多克斯号与OPLAN 34A突袭联系在一起，致使北越方面展开武装报复。当天下午，三艘北越鱼雷快艇从美岛背后杀了出来——突击队员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这个岛进行了炮击。面对成群结队似乎毫不在意海上中立原则的攻击船只，赫里克迅速撤退到了公海以确保德索托任务的秘密不至于泄露。令他大为惊讶的是，三艘鱼雷快艇紧紧咬在他后面不肯松口，一直追到了离岸约二十五英里处并且发射了鱼雷，所幸没有击中。此外鱼雷艇上的机枪手也被美国驱逐舰的五英寸火炮打得抬不起头来。附近的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收到了赫里克发出的的遇险信号，舰上的飞行员立刻奔忙着各就各位。舰上的调度员在广播里紧张地喊道：“这不是演习。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演习。”不出二十分钟，四架F8“十字军”战斗机就赶到现场并且向海面猛烈扫射，击退了北越的进攻。他们击沉了一艘鱼雷快艇，击伤了另外两艘。两艘伤船勉强返回了靠近红河三角洲的港口。

在正好落后越南十二个时区的华盛顿，总统助理们赶在黎明前将一份危机报告送进了约翰逊的卧室。政府的高级安全官员们在周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讨论他们应当做出怎样的一致反应。有一项很清楚的表面事实：美国必须把这一事件视为针对国际水域旗舰的无端攻击。美国领导人很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北越舍弃了隐蔽敌对的状态，转而公开发动海战，要知道美国的军事优势在海面上最为明显。一边倒的战斗结果——美国人零伤亡，马多克斯号也没有受到实质性损害——让约翰逊总统凭着直觉采取了克制政策：这次攻击可能是某一位北越指挥官在没有得到上级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发动的。他命令马多克斯号在另一艘驱逐舰的护航下继续执行任务，同时又严厉警告北越方面不要再次违反交战规则。接下来约翰逊在就任总统之后首次使用了肯尼迪搭建的直通莫斯科热线电话，并且在通话中建议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向他的北越盟友好好讲解一下交战规则。

麦克斯韦.泰勒大使在西贡连夜发来电报反对总统的应对手段，认为这套做法过于软弱。他宣称假如美国未能作出强有力的军事报复，肯定会让人觉得“美国在与北越的直接对抗当中畏缩退让”，从而削弱美国的全球声望。此外，约翰逊在德克萨斯州的朋友、艾森豪威尔的前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也从政治角度警告他必须强硬。出于对戈德华特的警惕，安德森敦促总统将前一天的炮艇战“包装成立场极其坚定的应手”，因为“你的竞选对手是一个野蛮人……如果他能抓住你身上一丝一毫的软弱动摇……肯定会变着花样地加以利用。”

约翰逊回答道，美国的应手的确比北越更高明，特别是因为他认为北越试图阻止特种部队的袭击。他告诉安德森：“事情是这样的，咱们的人在那边已经玩够了，然后他们才壮着胆子露出头来想要警告我们一下，可是我们才不吃这一套，当场就把他们打了个满脸开花。”

“你这么说真是再好不过，”安德森答道。但是他又建议总统“稍微强调一下”美军究竟多么强硬，因为戈德华特可能会说，“‘要是我说了算的话，早就把他们打飞到月球上去了。’”

几分钟后，约翰逊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讨论了一条令人担忧的传言，即杰奎琳.肯尼迪将会从意大利返回美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进行肯尼迪遇刺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倘若她当真来这么一手，党代表们很可能在群情涌动之下推举罗伯特.肯尼迪成为副总统竞选人，这样一来之前约翰逊之前的机关算尽就全都白费了。麦克纳马拉说他不认为杰奎琳真想这么做，并希望她能待在国外。然后他又谈起了如何向国会领导人简要介绍北部湾事件的计划。总统援引安德森的意见，指示他“既要坚定不移，又要谨慎发言。”

根据麦克纳马拉的建议，约翰逊总统在星期一上午晚些时候澄清了他的立场。他没有事先通知就把记者团召集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们解释说海军指挥官们接下来在北越沿海遭遇任何新的威胁时“将会不仅止步于赶走攻击者，而且还要彻底摧毁他们。”五分钟后总统遣散了记者们，让他们各自回去撰写引人注目的新闻头条，总统本人则回归了白宫方面有意安排的平静日程：他签署了一项在明尼苏达州进行土地转让的法案，然后发表了美国在国际水文十年当中的展望，再然后在美国外语报纸编辑协会面前发表了演讲，协会向他授予了中国历史学会名誉会员的头衔，还赠送给他一份载有会员签名的匈牙利语周刊。

8月3日星期一，九名男性神职人员出乎意料地接到了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法庭传唤，并且一边竭力保持镇定一边回应了传唤。他们纷纷从遥远的家乡聚集在了塔拉哈西机场，其中既有犹太教拉比也有新教牧师。早在1961年他们这群人就曾经在塔拉哈西机场聚集过一次。那一回他们受到自由乘车运动的感召，也举行了一次泛教派长途车之旅。不过一行人在机场下车后悉数遭到了逮捕，因为他们试图在机场咖啡厅里进行跨种族用餐。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将他们的上诉发回佛罗里达州法院进行司法复审，但是有些被告依然抱着得到赦免的希望。他们觉得弗罗里达州当局未必拉得下脸来监禁宗教领袖，更何况跨种族用餐这个罪名如今已经被民权法案取消了。但是在8月3日这天，约翰.卢德法官（John Rudd）还是毫不留情地判处他们前往坚持执行种族隔离的莱昂县监狱服刑六十天。

教士们在服刑期间出了不少苦力。斯坦福大学教授、享誉全国的作家兼神学家罗伯特.麦卡菲.布朗（Robert McAfee Brown）扛着锄头在塔拉哈西铁路沿线清除杂草，纽马克AME教会牧师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则负责将砖头堆到黑人搬砖囚犯的后背上。黑人牢房里的醉鬼、小偷以及其他一般囚犯都羞涩地将科利尔与另外两名黑人牧师当成了明星一般的英雄人物。白人囚犯则将与他们关在一起的六名教士视作怪胎，动辄对他们恶言相向，有一位愤怒的囚犯甚至点燃了马丁.弗里德曼拉比（Martin Freedman）的床垫。在监狱外面，一名辩护律师找到了最近的联邦法官G.哈罗德.卡斯韦尔（G. Harrold Carswell），想要为监狱里的教士们申请人身保护令，不过卡斯韦尔拒绝了他的请求，让他过一个月再听自己的回话。在教堂里，新教徒们用分配给他们的电话与妻子交谈，一位拉比则通知白宫办公室，他打算在入狱期间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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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上午，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们都在忙着应对有关南中国海附近可能爆发新一轮战斗的警告。当时是亚洲的夜晚，麦克纳马拉警告总统，“这艘船今晚可能会遭到袭击。”约翰逊表示希望军方“已经挑出了”第二次攻击万一发生之后用于报复的目标，麦克纳马拉则表示他和邦迪在当天中午的安全会议上正打算这么做。这样一来，“假如攻击在未来六至九个小时内发生，”美国就可以立刻“针对北越采取行动”。一个小时后，麦克纳马拉通知总统，赫里克船长看到了“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和三架身份不明的螺旋桨飞机。”

此前有人向海军指挥官们建议，或许应该命令执行OPLAN 34A任务的突击队员们在周一暂缓一下攻势，但是他们拒绝了这项建议。此外赫里克也向海军指挥官们请求在更安全的水域对北越海岸进行监控，这项请求同样没有获得获准。海军上层命令他在严格保持合法航线的前提下尽量紧贴着北越海岸航行，而且任何北越船只“一旦被侦测到都应被视为敌对者”。在周一的航行当中，雷达侦测与情报部门都警告赫里克前方有北越设下的陷阱，于是他命令马多克斯号与负责护航的C.特纳.乔伊号进行规避，掉头朝着海南岛的方向驶去。这次他发出无线电警报促使附近的星座号与提康德罗加号航空母舰都将战斗机送上了天空。一场海军作战随即展开，直到华盛顿时间周二中午才结束。当天下午一点二十七分，约翰逊总统刚刚派遣他的高级安全官员准备对越南北部大陆发动报复性空袭，赫里克就发送回了一条另有想法的信息：“……尽管有许多报道称与北越船只接触并且对方发射了鱼雷，但是这些报道的可信度似乎令人怀疑。许多此类报道的根源可能只是反常天气对雷达的影响以及声呐操作员的索敌心态过于急切。马多克斯号并未观察到任何切实的敌情。” 赫里克所在的海面此时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亮，恰似笼罩了一层黑雾。海面上风高浪急，涌浪高达十五英尺。尽管雷达屏幕上一片片光点明暗闪烁，但他知道其中绝大部分都仅仅只是浪头而已。可是他作为一线指挥官发出的警告在华盛顿却无人听闻，因为此时的美国首都早已在肾上腺素与战争传闻的双重鼓动下一心扑向了当天下午新闻发布的截稿时间。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司令部，海军上将尤利西斯.夏普（Ulysses Sharp）向同事们保证，来自北越的伏击确有其事，赫里克的担心才是幻影。一个小时后，赫里克也在北部湾破晓前同意了这一说法。他用十分别扭的措辞重新确证了北越的攻击，语气里还带有一丝赞同的意味：“可以肯定，最初的伏击是货真价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