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我上学时 听传达中央文件，解释为什么要把六百吨黄金给美国存放。记得党史老师 有一些调侃。

"四清"是修养组织的夺权，当时毛的地位还是远在修养之上的，而今天的巡视组并不是这个情况。

现在地方督查和巡视的乱象说到底还是台谏体制本身的问题。中国自宋代以来御史台和谏官就统一成了皇权的工具，只能依照皇帝或者说上级领导的意志办事，或者说只有皇帝和上级领导指明了敌人是谁的时候他们才能发挥作用，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并没有人明确的指出谁才是上峰的敌人，那下边的小鬼们自然也就无所是从了，不知道具体该干啥，上面又催得紧，当然只能欺负欺负底层的小爬爬，翻来覆去的组织学习和检查。

在烧饭烧汤的时候把部分烧开的水放进去，利用预热保温。

马前卒的文章里有个瑕疵，他说62年前国内不能自己生产保温瓶内胆，这个是错的，北京那个保温瓶胆厂62年投产的，但南方建国前已经有私营企业开始生产玻璃内胆了，只是产量少、价格高。

老岳父5、60年代在海南服役，据他回忆，61年他去上海出差买柴油机配件，团长安排买了几十个藤编外壳的保温瓶托运回去，他说，海口当地买不到。

以前看前人文章，看到里面的“国人”、“民”、“寒门”……，觉得这就是说的普通老百姓、穷人家，岂知，在先秦，大部分人是没有被称为“国人”、“民”的资格的，大部分家庭，也挤不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中所说的寒门。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单看这句流传已久的俗语，似乎绝大部分中国家庭，都以茶水为日常饮料，其实不然，至少在四川农村，家里常备茶叶能接待一下客人的，不多。川中一带，客人来了，主人家请喝茶，是给客人煮个荷包蛋（鸡蛋、醪糟，家里自备，不需外购，酱醋茶就不一样了）。

本狐小时候在农村，印象中，农民家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喝生水，老师们的家里一般是喝开水，至于缘由，当年没想过。

1. 革命老区都是穷山恶水。

2. 来自革命老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从广大的普通红军中脱颖而出，原因是他们或多或少有文化基础，有文化的战士进步快。他们的文化基础哪来的，又各有不同。

3. 刘亚楼和杨成武，家境小康，所以能进初中。在红军里面是大秀才了，很快就被重用。黄永胜是秋收起义的师兄，不久就被这两个闽西入伍的师弟压着一头，一直压到文革----黄永胜自己的解释，就是他们俩有文化。

4. 黄克诚家里很穷，但是也是中学生，他受教育的背景是整个家族怕在打官司之类的事情上，因为不识字受欺负，所以几房凑钱，培养了黄克诚。

5. 徐海东也是赤贫，分家的时候还不是劳动力，几个哥哥都不愿意带他。但是他也是识文断字的。原因是村里有公学，由于学校经费来源于地主，所以地主的儿子在学校里受优待，老师不待见破衣烂衫的徐海东，但是徐还是接受了免费教育。

6. 邱会作吴法宪他们也都是贫农子弟，家里让他们接受了基本教育。

看到谈到农村，随手写了这几句。

关于喝开水，城里不知道，大多数农村我不觉得会缺燃料，西北不敢说。反正我们那农村全喝开水，茶倒不是家家有。砍柴割草也是蛮远蛮辛苦的，不过有各种作物苗杆作补充。为什么不喝生水？老人教导，会生虫生病的呀。小孩图方便图痛快喝生水，是要被骂的。倒是有两生水可以喝：刚涌出的泉水，尽量靠泉眼；山里流动快的清溪水，流动慢的或出了有人烟地方的水，多清都是不给喝的。所以以前经常有讨水喝或被讨水喝。

我们那是山区，茶不贵，甚至有人自己上山釆野茶，或者茶的替代品，所以，其实通常招待人都不是白开水，不过这个就不是哪都有这条件了。

倒是蒋总司令的新生活运动，似乎有个推广喝开水的项目，我的理解，人家连个家都没有，连个煮东西的地方都没有，喝啥子开水呀。不知道这么想，会不会被人骂？

比八十年代初国人想出国还要想。这么说吧，看路遥的书吧，路遥笔下的城乡差别，我觉得现实中有过之而无不及，时间多兴趣大，就多看点，否则就看《人生》吧。《红与黑》的于连是追求美好生活，《人生》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也就求个温饱了。

坦率说，改革开放单就分田到户而言，对农村本身的生产能力是破坏性的。九十年代的贬贩卖妇女，还真的存在妇女愿意被人贩卖的事实。

河南农村，现在还是这么叫，来客人了快煮鸡蛋茶。

我是从河南曲剧听来的

七、 穿越激流险滩的辉煌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的提点下，陈永贵扯旗造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呼应上海的夺权，迅速走上了政治舞台。文革无疑是政治绞肉机，初期红极一时的陶铸、戚本禹、蒯大富、韩爱晶、杨成武、甚至林彪、黄永胜、李作鹏等纷纷被巨浪呑没，不少人永世不得翻身。而陈永贵最终能走向辉煌，凭的是什么？凭得就是一份清醒的自制和本份。

文革初期的山西，早期形成了刘格平与张日清的政军联合夺权格局，陈永贵作为造反的劳模成为平衡山西政坛的第三势力。而刘、张很快就分道扬镳，山西全省开始武斗不止，起初，陈永贵听毛周的指示，支持刘格平，而张日清的派系力量根本不服，武斗越演越烈，陈永贵曾只身赴险，去平遥平息武斗，最终，只能在军队的救援下，落荒而走。陈最终明白，武斗的根源是省革委会的两派主要领导势同水火，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决心收缩到昔阳，运用权力一心一意地建设大寨县。不再参和刘张争斗。这是极其清醒的决断。刘张分歧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没辙，毛周召集山西省主要领导开了五次协调会，做了无数指示也无济于事，只好换马，1969年7月毛泽东签发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通告，用谢振华、曹中南换掉刘格平、张日清才把武斗勉强压住。

1967年，陈永贵在昔阳夺权后，对当时纷乱的局面颇不适应，他还是想修地，经过长考，他请一位熟悉的军报记者代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建议书，写完以后，他颇感不安，去北京开会时，也听人议论此事。他回到昔阳后，还专门请张怀英分析得失。不久，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将信批转全国生产大队。见中央肯定了信的内容，陈永贵这才舒了一口气，这封以 “陈永贵谈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这封信起到了限制文革混乱波及县以下农村的作用，陈由此赢得了很多基层干部的拥护。陈也利用自身优势更换了昔阳县及大队30%不热心学大寨的干部，从67年冬，在全县开始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展了治理昔阳五大川的工程，在当时看来，这个治山治水的工程量大的惊人。到1970年，治理工程基本完成，完成了1225处基本建设，造地30000亩，每个劳力平均投工110个。粮食也连年增产，1969年全县粮食产量就从1966年的8000万斤增加到了1亿6000万斤，三年翻了一番。

粮食多了，陈永贵腰杆也硬了，更何况他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他提出，在全县一次性全部免掉统购统销以来历年农民在春夏之际向生产队的借粮2000多万斤，保证今后每年每人足额的口粮分配，赢得了一片欢呼。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差点栽了个跟头。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一系跟江青、张春桥们斗法，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争拗起来，陈永贵一听陈伯达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谦虚反毛，就也跟着起哄来着，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拍了一下，他才体会到中央上层斗争的复杂，更加小心起来。可是，他还是与当时主政山西的谢振华起了冲突，谢借着批林彪的“极左”，明里暗里说陈永贵在昔阳搞的大队核算制是“极左”，是平调，陈气不过，在昔阳与谢振华打上了对台，公开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久，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批判林彪是右倾，右得不能再右了。一下子，陈就取得了主动，据说，此事传到周恩来耳里，周夸陈：不是一般的劳模，是有路线觉悟的人。其实，周恩来就认为林彪是“极左”，当毛泽东说林是“极右”时，周还为此骂过娘：他妈的，这不是“极左”，还有什么是“极左”。

到1970年，昔阳的稳定和山西的大乱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昔阳用三年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怎么办呢？陈这个新任中央委员也在想。之前20多年的成就也让陈敢想敢干，他想着，毛泽东提倡“八字宪法”，五六十年代他们就是照着干了，毛又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他们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指针，可“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还没干呢。

想到就干，陈永贵马上召集大寨一班人，讨论怎么把山头削平，建设“人造小平原”，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大家一致同意接着干，这样，陈永贵又找到了大寨提质增效的新路径。

陈就是这么边干边升的，1970年在昔阳召开了“北方农村工作会议”的前后，他结识并交好了纪登奎。1972-1974年组织昔阳干部群众抗击了的特大旱灾，还接访了第三次到大寨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1973年，为了弥补因林彪事件引起的权力真空，毛泽东决定启用一批工农干部，为了弥补这批人理论的不足，决定在北京办一个高级干部读书班，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都进了这个读书班。陈永贵读书肯定非所长，所以，也学不太通，他经常请假回昔阳视察他的大本营，正值大旱年间，周恩来让他估计一下年收成，他看长势很好，认为一定是个大丰收，就写了一个材料，中央批转时题目是“千里百亩一担苗”，结果天不遂人意，玉米灌浆时，连下几场阴雨，秋后一算账，粮食产量比陈的预计少了好几千万斤。陈小吹了一次牛，结果，改开后被人一直揪着不放。

其实陈在读书班最大的收获，是与毛的文胆张春桥关系没搞太和谐。文人都有点自傲，不太看得起老粗，老粗嘛，在文人面前底气也不足，心里也不亲近。等陈当了政治局委员后，还被人当成棍子抡了张春桥一棒。

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大一届全会上，经选举，陈永贵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终于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劳动模范，再到中高级干部，直至登上顶级权力机构的人生蜕变，上演了一出和平时期几乎不可能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大戏。

秋收起义的骨干主力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整个团基本都是高小以上程度，干部都是黄埔生占绝大多数。其中的干部连也是中共集合优秀地方干部组成的。大学和相当于大学学历的有伍中豪，罗荣桓，何挺颖，余贲民，张子清，何长工。高初中程度的有卢德铭，宛希先，朱云卿， 谭政 ，潘心源，曾士峨，钟期光，谭希林 等，可惜大部分在革命早期阶段就牺牲了。

以我对历史粗浅的印象，张春桥似乎和很多人关系都不好。印象最深的是他和许世友关系非常不好。虽然许世友表面上对毛忠心耿耿，但毛逝世后是紧跟全面否定文革的邓的，这与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陈永贵截然不同。

陈永贵与张春桥关系不好，难以沟通，不得不说是陈永贵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而张春桥居然无法与陈永贵这位同一战壕的战友搞好关系，大概可以说明张在政治上实在太不成熟，倒台是迟早的事。

既然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都互相不对付，文革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我这么说是事后诸葛亮。

陈永贵这五条，是真正的文革。

我印象最深的，是文革的反面正是反其道而行之地破坏文革。

比如陈永贵指出文革不是打到一切，而文革的反面力量正是通过打倒一切来混淆文革的目标，从而破坏文革。打倒一切所体现出来的，包括很多社会的弱小群体遭殃，比如现在能在照片中看到的和尚被批斗，比如老舍被迫自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