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名老兵的小半截回忆 一 参军 -- 林三

参军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我们上了在县城县委党校的汽车。至禹城上火车一路南下至徐州又西行、经郑州、信阳，于三月十八日凌晨到武汉市“二七”车站下车，算是完成了从家乡到部队驻地的旅程。

我们这批兵是在三月十二日由地方武装部、“革委会”及接兵部队“三结合”确定入伍的。当日由班里的尹告诉我被批准了，才算放下心来。由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这个一直在校当学生干部的学生被校方的当权派改造成“红卫兵”头头，领导全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又第一次受县委选派、带着全校师生近千名师生的“重托”六六年十月一日参加国庆晚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正因为如此，从平时的一中学生干部，转变为红卫兵，虽然名称变了，但思想体系没有变，对党从内心里热爱、对党的干部从内心里尊敬，由此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保皇派”了。

当时的“保皇派”是由于文化革命后、学生分为两派而产生的。先是保学校的领导，当时是一中党支部，以杜校长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而保“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到一九六七年“红色政权”成立，又保“县革命委员会”，尽管在当时的情况。思想上也一度彷徨、迷惘，但也称得上一中“保皇派”之铁杆了。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在县是“红色政权”“县革命委员会”掌权，但自夏天开始，山东省王效禹支持山大主义兵反逆流。与林彪、江青反“二月逆流”相呼应，一中兵团与山大主义兵相联系，掀起了反革命委员会的风潮，形势急转直下。造反派逐渐占了上风，继而掌握了的大权，到六七年下半年基本上已经成为“造反派的天下”。

自学校的师生分为两派开始，我在学校里、班里已成为少数派。当时我所在的班级——一中高六级二班已成为一中（继而全县）两大派头头的所在班级。以我为首的“东方红”派，以郝为首的“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派。

到一九六八年三月份，兵团派已实际掌握了的一切大权。全国形势自六六年开始，六七年未有征兵，六八年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之命开始征兵，我们是第一批。当时，文革不知何时了，升学无望，作为已冷凳寒窗十几年的青年学生，出路在何方？前途在哪里？正是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去当兵，无不成为每个同学梦寐以求的去处。

由于我的现实表现（历史表现及家庭出身是没问题了）能否参军，据讲在“征兵领导小组”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我自文化大革命始就“站错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条件参加解放军，以接兵部队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其中有尹）认为我出身好，祖宗八辈都是老贫农，家庭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根红苗正，够条件。最后在接兵的教导员郭培藻、张樟松（营长）的据理力争下，我总算定了下来。听到当兵的消息，我总算放下了这颗忐忑不安的心。

和我同时确定的还有我班的华同学。

当时我们全班38名同学，男生21名，女生17名，参军的11名，而到第二炮兵的仅我们二人。

一九六八年，不仅全国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全国到处混乱不堪，而且家庭也已穷困到了极点。当时家中有四口人：祖父、母亲、弟弟和我。自六0年以来，几乎年年生产队没有分过钱，粮食也年年不够吃，农民无副业可搞。有的人家靠偷点生产队的粮食维持生计。我们家爷爷、母亲均是老正统派，绝对不容许有此事的。

按惯例，参军离家前要到各家亲戚家走走，主要是告别之意吧。各位亲戚，也分别资助3元、5元不等，作为出外的盘缠。当时我手中积蓄了壹佰贰拾元钱。

对于离家，尽管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心情是凄苦的。心中非常明白当兵是为国尽忠，而作为男儿忠孝不可两全，但家中也是非常需要的。爷爷已七十多岁，母亲在家不知要吃多少苦，弟弟年龄尚小，破家难舍。。。。。。为此爷爷送了又送，母亲送到了县城。我当时把亲戚们给的钱留了30元带着去部队，把其余120元又留给了母亲。

衣服是在县委党校大房间（后改为老干局活动室）换的，为了给家中减少的困难，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下来（仅穿着一支三角裤）给了弟弟。如果不是在大房间有男有女，恐怕连裤头也要脱下呢。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拂晓，我们从“二七”车站下车后，径直到达营房。原来“二七”车站的货场南侧即是“二七路”，对过即“总字一七二部队”的营区。其前身是“武汉警察学校”的教学区。后来成为第二炮兵指挥学院的教学区。自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以来，武警部队被撤销改编，学校亦被取消，整个院内杂草丛生，呈现一派荒凉的景象。

“总字一七二部队”当时刚从“中国第一团”中分离出来，尚没有番号，正处于组建阶段。一个团辖七个营，营以下没有连的建制。我们营下设五个排，营部尚直属警勤班，炊事班，全营共计18个班。

我被分在四排十三班，班长朱玉山是六六年参军的，小个子、安徽兵。同班的有王洪军、何新刚、鞠吉天、孙洪利、刘立生。这个班除我是高中学生外，其他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四排是“电气点火排”十三班是“舵机班”，在训练中除操纵员外，其他号手动作都比较简单，大概营首长把我分在这个班目的是为培养我当操纵员吧。

当上兵，人人怀着一腔干好、干出明堂的热血。每逢干活，均好强争胜，乍到部队都想表现一番。有的天不明就起床扫地、抢粪桶挑下水道的污水浇菜，争先恐后“做好事”。班里唯独我对“做好事”兴趣索然。相比之下，所受到的表扬就少。是时文化革命正处于高潮，每早必有“早请示”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每晚必有“晚汇报”唱支颂歌，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然后进行一天的讲评，由小值日负责表扬好人好事，个人检讨一天来对毛主席不忠的地方。

每天不是政治教育，就是共同科目训练。政治教育的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其间参观了”二七纪念馆“，”毛泽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营首长讲课后即是不厌其烦的讨论，提高觉悟。

初到南方重镇武汉，尽管生活不习惯，但是对我这个刚离家门、学校门的贫家子弟来说，心里是十分满足的。生活费每人每天是四角伍分钱，由于新兵刚离家，肚子里没有油水，吃菜也清淡，几乎是每天清水煮小白菜、冬瓜、空心菜，每星期能吃到一至二次肉，尽管量很少，每人能分到两三片，但觉得是相当香的。主食是大米干饭，有时常吃稀饭，原因是我们这些新兵每人每天一斤半米不够吃，每月粮食都超支。

从吃玉米、地瓜面、面粉到吃大米干饭，对我来说已是从地上到了天上，因此从未想过抱怨差。那些班长级的老兵，嫌生活不好，感到对他们那些牢骚很不理解。不好办得是肠胃不习惯，吃了大米饭消化不好，闹肠炎、拉稀，有时肚子疼，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但又不好意思请假、看病，就一直坚持、坚持。直到后来，我在部队当了干部，发现四川、河南有些地方的新兵，入伍时从家乡带些家乡土，说到部队冲水喝。据讲可以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是否真的有效，没有认真考证，但说明了每个初离家乡的人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午饭后我们正在午睡，二点许，忽然听到值班排长聂荣立吹紧急集合哨子。我们立即起床、打背包，在这之前我们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背包打好后，又传下号令说不带背包，只带枪支，楼下集合。当时我们营住三楼和一楼的半边，另一半一楼和二楼是四营。待我们集合好后，司务长李光荣扛来了子弹，每人发了二十发。营长张培植作紧急动员：“现在南门有造反派抢枪，我们要前去制止，但一定要听从指挥，不准乱开枪。。。。。。”，动员完毕后，我们就跑步到了营房南门。

营房南门是我们一营负责站岗，当时哨兵是张 ，带班长是霍班长。当时武汉分为“钢”派、“新”派，“钢”派是以“钢工总”为首的老造反派，以六七年“七、二0”事件反陈再道、钟汉华而闻名全国。“新”派主要是以“新一冶”为代表的，“三钢”、“三新”严重对立、生死不容。

据霍班长介绍，初来枪枪得是“新”派，开了三辆汽车来，到南门后下车就下了哨兵的枪，将哨兵的双臂反拧了起来。带班员正在值班室睡觉，进入值班室后随即掐断了电话线，将霍班长摁到了床上，由于手枪藏在褥子底下，而没有翻到。其他人冲进营房院内直奔枪库，砸开了库房门，将枪抢去，乘车而走，前后不过二十分钟。造反派走后，霍班长起来往院内跑，边跑边鸣枪报警，待我们集合到南门时，抢枪的已无踪影，为防止再来，只好将南门关起来，用木头顶住。

正当我们紧紧张张地到了南门发现造反派已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哪知造反派又返了回来，大概有一、二百人，他们随冲门随喊道：“文攻武卫”“誓死保卫毛主席”“。。。。。。。”随着南大门被冲开，径直涌向枪库，冲开了枪库大门，每人抱着枪又向营房大门外涌去。战士们和造反派混到了一起。

四营营长宋子扬见此情景，向天鸣枪示警：战士们听到枪声，以为可以开枪，顿时枪声大作。大部分是朝天打的，也有极少数射向了人群，造反派群众当场死四名（后到医院又死两名）伤者被其他人抬着、架着奔向门外。

值得庆幸的事，军人无一伤亡，否则，造反派群众可能死伤更多。

第二次抢枪者走后，又用木头抵住了南营房门，同时把军械库的枪支进行了转移。营房内遂趋向平静。

电波将情况传向北京。正值此时北京第二炮兵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团长岳中义等主要领导人在北京参加会议。下午五点钟北京传来二炮李天焕、吴烈政委指示“不准开枪”“枪械一律上交，由团集中保管”。这时武汉三镇大街上贴满了“揪出镇压群众的罪魁祸首”“踏平172”“血洗172”标语。一时人心惶惶。

通过这次抢枪时间，我感到还受到了“血与火”的锻炼。在紧急集合时听说有人来抢枪，心情有些紧张，一直跑步到南门，心里总是扑腾扑腾的，但开火后心情反而平静了，甚至听到枪声也没有平时响，但晚上一旦把枪上交、集中保管时，感到手无寸铁，又感到害起怕来，怕造反派真的来“血洗172（部队）”如果真来搞武斗，当时的确没有自卫反抗的能力。

幸好，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五、二八抢枪事件”，部队领导如何做的善后工作，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们所牢牢记住的是我们当兵到达武汉的第七十天，发生的、造反派到部队抢枪事件。

部队在武汉市半年多的时间。十月下旬，移到了我们团真正的驻地——安徽省家乡县嘉祥镇。（当时称为家乡公社）

在二七车站的货运站上车，乘闷罐车路经郑州、徐州、南京，抵安徽省繁昌、当时第二炮兵五十二基地尚在初建，一切物资均在此中转。

下车后，已经是后半夜了，我们驻在繁昌中学的教室里，在此休整一天，第二天夜晚徒步行军至？？县城市好村。晚上宿营后第二天营部在一小山岗上集合。我们发现了上百个坟墓，墓前竖立着二尺高的石碑上写着烈士的姓名、籍贯、所在部队的代号。那些响应毛老人家“深挖洞、广积粮”号召，为皖南导弹基地建设贡献生命的人们就长眠在这里。

这一天，我们不但首次看到了江南鱼米之乡的秀丽，而且感受到了加强备战的紧张，真是平静中笼罩着战机。

皖南山区，到处都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刚通车不久的公路上来往着运送水泥、钢材等物资的军车。各家的小院里竖着一根毛竹做成的旗杆，挂着红旗，象征着文化大革命祖国山河一片红。

又经过一天的行军，部队住？县？村。当晚还闹了个大笑话。皖南山区普遍没有公共厕所，当地风俗妇女用马桶，男子多随便。老百姓听说部队路过，出于对部队的爱护，临时把粪窖用茅草搭起来，供部队使用。在粪窖上边搭了木板，供解大便。四营一名技师晚上起来入厕，一脚踏空，掉入粪窖，全身上下被粪湿透。当时上来诙谐地说，“怎么知道解放军路过搭了个这样子的厕所，安的什么心？好好查查他的成份。”以后在全团范围内传开，一旦谁遇到倒霉事便说：“安的什么心，好好查查他的成份。”

从杨田开始翻山，又走了多半天的时间，到达了嘉祥。当时，我们一营被安排在家乡住。由于部队没有营房，全住在老百姓家里。我们四排十三班住在“老田”家。已是深秋，部队没有床板，在老百姓家里铺些稻草，就睡在稻草上。

刚进入山区，一切都感到新奇，生活条件尽管很艰苦，还是感到很欢乐。

早晨洗脸刷牙到村后面的小河里。小河是从半山上的水库里引下来水，清澈见底，不时可看到小虾及螃蟹游动。大约是当兵的精力过剩，时间不长就编出了皖南山区几大怪“草砖垒墙墙不歪，。。。。。”“家乡市二层楼，大街跑开一头牛，早晨洗脸到河沟，晚上尿泡到两头”。。。山上几搂粗的枫树，到处都是，叫不上名字的树，花满山遍野，虽是深秋，但山上黄绿相间，枫红斑斓，分外好看。

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人相约去爬家乡对面的山。上山后发现一颗野柿子树上挂着满满的野柿子，捅一个尝尝，满嘴发涩。但想想家乡的柿子也是经“捂”才好吃的，几个人就捅了许多，把衬裤脱下来，系住裤脚装了满满的一裤子，下山时由于找不到路，只好拽着树枝，一步一步的下行，等到山下时柿子被挤坏了不少，柿子汁弄脏了衬裤，怎么洗也洗不掉，这是进山后的第一次收获吧。

六八年底，部队抽掉一部分人到附近农村“支左”。领队的是张元甲副营长，当时我被抽去了，同时还有杜方平、赵秀江、陈德明、刘光水、唐克明、孙孟刚、张国芹、王忠贵住兰关公社杨村大队。这个大队从东到西有三十里地远，十几个自然村：车田、胡村、储家，方村、莲花田。。。

我们住在大队部所在地——杨村，又名深卷？，该村居中间，到车田、方村各十五里。

军宣队的任务，配合农村贫宣队搞文化大革命。正逢“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处于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阶段，实际上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整群众，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占四十岁以上的90%，其余的也有所谓作风问题，所有的大队书记都被撤了职，直到军宣队撤出后，他们才得到解放。

当时在公社办学习班，就在公社食堂就伙，街上没有饭店，公社的所有机关、单位人员仅公社一处食堂。除每天每人0.45元的伙食费外，还补助0.60元，生活还是可以的。伙房的大师傅做的猪肝汤每碗0.30元，猪血汤伍分。我们早餐吃酸菜，午、晚就猪肝或猪血汤，倒也觉不出艰苦。

公社办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后，各大队回到了本队，仍照常办班搞大揭发，开始还是揭发“××人历史上当过甲长”，“××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兵”之类的，后来就是“××和××通奸了”，皖南山区，在长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情况下，男女关系相当混乱，所以揭发出的作风问题涉及到的人也相当普遍。开始还当回事，是党员、干部的要做检查，后来也就不当回事了。

我当时和地方的项观发、尹作起两人负责整材料，二人都是瘾君子，很能吸烟，他们主要吸自己制的“一口香”烟丝。和他们在一起，有时吸一口、吸一口的，慢慢学会了吸烟。一旦成瘾也即不可收拾，今买一包、明买一包、一包一包又一包地吸了起来。当时在我们当中流传着“战士大铁桥（每包一角四分），班长大玉猫（每包一角九分），排长水上漂（东海牌，图案是海上飘着一只轮船，每包二角八分）营长锡纸包（大前门牌，每包三角六分）”。

六九年过了春节，大家感到运动也搞得枯燥了，普遍松了气。每日到群众家吃派饭，基本上是千篇一律：早晨吃粑、即玉米面中间夹上酸菜馅，然后放到锅里烙，形状象北方的饼子。中午面条，晚上大米饭、青菜，很少吃到肉，酒就不用提了。当时的风气还好，绝没有大吃大喝的现象。大家想吃一顿饺子，酝酿着如何吃。山岗河边，野蒜长出来了，菜的问题可以解决，但要真正吃上饺子，还需解决面粉、猪肉的问题，于是乎，引出了“吃饺子、贵哥三部曲”的故事：

贵哥、王忠贵也，在同年度兵中年龄最长，做事干练，重义气，故大家习惯称之为“贵哥”。为吃饺子，贵哥自告奋勇，解决猪肉、面粉等问题。

第一步，要到兰关公社食品站买肉，需先放排过河。时值三月，正是桃花水季节，山洪暴发，杨村外出必经的小桥被水冲垮，要到外村，必须放排。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竹排，贵哥上去后，由于撑排技术不佳，来到河中心即翻落下水，竹排被冲出去几里地远，贵哥也湿淋淋地爬上岸来。但吃饺子的心仍不死，贵哥又第二次撑排，终于渡过岸去，踏上组织原料的“征程”。

第二部曲，是贵哥买肉。贵哥赶到兰关食品站，师傅从肉架子上割了一条肉，贵哥盘算着我们几个人用不了，即说杀猪师傅，多啦，割下一块来，师傅就割下了一块，贵哥说：还多，再割下一块来,于是又割下一块来。这样反复四、五次。架子上基本就只有骨头了。贵哥看了看，说：算了，我们要这些碎的吧。把肉案上割下来的肉买了来，当然这些碎肉已是没有骨头的。

第三部曲是贵哥回营房要粉条。买了肉，贵哥盘算了一下，这顿饺子要吃好，还差粉条，买，没有钱，还是回营要去吧。于是在兰关一干部处借自行车一辆骑着回营拿粉条。这时我们营已从三元里移到深坑里驻。贵哥回到营房和战友们自是亲热一番。事就坏在大家离开家乡平原快一年了，自离开家就再也没有摸过自行车，见贵哥骑回一辆车子来，纷纷要骑。七骑八夺，自行车进了山沟，架子变成了两截。这可气坏了教导员郭培藻。把王忠贵叫去狠狠地批了一顿：“王忠贵，你支农就不该回来，回来也不该借自行车，骑着自行车回来也不该让别人骑，现在可好，车子坏了，看你回去如何交代。”熊的贵哥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连连点头称是。最后教导员把火发过了，又关心地问：“同志们支农也挺辛苦，有什么困难吗？有什么事就提出来，能解决地尽量解决。”贵哥又硬着头皮说：“别的事没有，现在工作也告一阶段，同志们想改善一下生活，包顿饺子吃，让我回来拿点粉条。”教导员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拿粉条可以，到伙房去拿吧，拿粉条也不该骑自行车回来。”接着又批评了几句。勿论怎样，包水饺的料总算备齐了。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在包饺子和吃饺子时，我们据实编了以上这三部曲。

转眼间，已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四月份。七机部（即航天航空工业部的前身）为东风三号导弹定型，要到云南搞高温试验和淋雨试验。试验地点在云南元江进行，由二炮八零二团担当。我们团要组织一部分人到二团“参观见学”。这些人员由团机关徐殿臣参谋和我们营张樟松副营长带队，（后来由二营庄营长带队二营又去了一部分）我们从支农分队抽了回来，去云南学习的我们营里还有刘，陈、李、刘等人。

　　我们在七都团部集合后，团长陈宏法亲自给我们训话，说这是我们八零七团组建以后第一次派员外出学习，学习好坏将影响全团的今后训练，亚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从七都至芜湖乘卡车，自芜湖上船，逆流而上到武汉转乘武昌至昆明的火车。一路上面对浩渺的江水，秀丽的山河，我们兴奋万分。到达昆明后二团将我们接到了呈贡。这是二团所在地。

　　昆明，不愧为“春城”，四处高枝绿叶，鸟语花香。在内地看到的仙人掌，在这里长成树。二团连队里战士种的菜椒，已长的硕大，令我们羡慕不已。

　　初来乍到，什么也感到新鲜。后来也了解到二团的战士给当地总结出的“昆明十八怪”：

　　昆明十八怪，火车站在里汽车站在外（火车站建在昆明市里汽车站的终点站在市外）

　　火车不如汽车快（从昆明乘小火车到呈贡需两个多小时，乘汽车仅需一个多小时）

　　马车敢给汽车赛（马车在公路上一直是小路，如和汽车赛跑）

　　赶马车的站起来（赶马车一直在马车的前辕站立着赶车，不同于内地坐在前车排上）

　　鲜鸡蛋串着卖（鲜鸡蛋用线穿着，一串十只）

　　老母猪系腰带（猪腰里用带子拴着喂养）

　　老太太的大红棉袄穿在外。

　　“六零炮”当烟袋（六零炮指竹筒）

　　抱着孩子谈恋爱（时兴试婚制度）

　　买得起手表买不起裤腰带（临近边境，几乎大人小孩均带着手表，但很少有扎裤腰带的，手表在当时还是我们一般战士买不起的奢侈品）

　　草帽子当锅盖，两只蚊子炒盘菜（蚊子大如北方蜻蜓）。。。

　　我们在昆明住了大约一星期，于四月中旬乘汽车、装备车，进入试验场地。从早晨六点钟天不亮出发，中午在峨山吃了一顿饭，晚上九点钟左右到达元江。这时时间尚早，九点多钟的太阳还是高高的，当时营首长指定我学习操纵员，是跟二团一营三排的控制车去的。自昆明到元江全是鹅卵石铺的公路，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控制车后面密封性能良好，我们四、五个人在车里是被闷了整整一天。

　　场地是在一个大山沟里，群众早已迁出，整个山沟以“军事重地”被封锁。当时抗美援越战争还在进行，公路上往越南、老挝运送物资的车辆络绎不绝，开车的战士全是着清一色的灰色军装，解放牌卡车也是挂着K****的牌号。

　　我们试验部队对外也称出国部队，享受出国部队待遇，生活费是享受三类灶，每天每人1.20元，另外还有0.60元的降温费，当时生活标准是够高的了。

　　云南以水果多而著称，而我们在云南短短的三个多月里，享受了样数最多、数量也最多的水果。当时苹果5分钱一公斤，西瓜6分钱1公斤，荔枝0.15元1公斤，香蕉5分钱1公斤。由于有降温费，这些水果天天发、天天吃。另外还有菠萝、菠萝蜜等从前从未吃过的水果，这次也吃了个够。

　　由于住帐篷，元江的旱季是全国温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午热的受不了。我们就到附近山沟里用脸盆端水浇帐篷顶以降温。在元江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旱季结束。在这里不但看到了一两尺长的四脚蛇，而且看到了云南的蚂蚁以结树叶做巢。据二团的同志们讲，可根据蚂蚁做巢的高低判断当年的雨量。如果蚂蚁巢作得高，雨量就大，有可能发洪水，反之雨量即小。

　　我们也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从元江回到昆明后，我们又随二团进行了淋雨试验，前后往返近四个月，由于七机部和二团的主要任务是做“东风三号”试验，我们“参观见学”实际上对一点基础也没有的我们这些战士并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我感到欣慰的是到大西南周游了一圈，增长了不少见识，去大西南中老、中越边境在一生中也是“空前的，绝后的”的事了。

从云南回到部队驻地已经是七月份了。安徽进入了炎热的夏季。而连队也不单是政治教育了，一边学政治，一边参加营建劳动。因为住茅草棚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全团自己动手进行大规模的施工活动。一营的任务主要是两项：砍木头、烧石灰。还是我们在云南见学的时候，营里已有一部分人在副教导员唐国良的带领下进驻石台县横渡，采伐杉木。当时山区木材储量还相当丰富。所谓部队战备用材，说是交纳育林费，每棵树勿论大小，交1元2角，每株竹子交0.80元。实则无人查，也无人数。战士们开始专拣粗的大的砍，结果砍下来，往公路上运输困难，慢慢大家都学精了，专拣细的砍，只要能盖房当檩条的料就行了。

夏季的皖南山区，蚊蜂肆虐，毒蛇横行。战士们上山，全身着工作服、穿解放鞋、袜子，且将裤腿扎牢，防止蜂蛰蛇咬，每人随身带一包“季德生”蛇药，以备急需。

唐政教白天组织施工，晚上组织学习。自施工以来，部队伙食由一类灶标准（0.45元/人，天）改为二类灶标准（0.56元/人，天）但由于天气炎热，劳动量大，战士的饭量也大，急需搞好伙食。伙房里就每天到横渡食品站买猪头、下水回来。因此唐教导员总结了“抓三头”，一抓人头，加强政治教育、安全教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战士头脑，统帅施工。二抓猪头，改善伙食，保证战士体力；三抓木头，保证完成伐木任务。

我没有参加上山伐木的劳动，只参加了几次从山上往公路上运木头。我班的王洪军，体力比我强，每次运木头，都让我扛小头，他扛大头，处处体谅体力差，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才能真正体会到战友之间的情谊是多么宝贵。

在横渡伐木告一段落之后，我们营又投入了烧石灰的劳动。从山上打眼放炮，采下石头后运至石灰窑，将煤团成团，一层石头一层煤，然后将窑点燃，经三天三夜，把一窑石灰烧好。

在这期间，我经历了第一次险情，几乎命丧三甲。

三甲村，位于七都镇东，自部队搞营建活动以来，被确定为采石场。大约是八、九月份，我们排在那里放炮采石。放炮手和安全员是刘利生同志。上午扶钎打眼，下午放炮继而全排从山上往下赶石头。等到将石头赶到山根装车处，大家松了一口气坐在一起休息胡侃之时，我忽然发现二、三十米高的山下一块巨石朝我们滚来，我紧张至极，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用手指着石头连喊“啊。。。啊。。。”大家惊愕地回头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跑。石头有五、六立方米大，一直滚到我们休息的地方才停下，前后相差不到两秒。我们五、六个人没被石头盖到底下。若那样，除非大吊车才能吊动石头，我们几个的命一定是呜呼哀哉了。

我们这几个人是：付传武、刘利生、陶洪生、王洪军、赵尊普等。

至十月份，我们转为烧木炭以供全团冬季取暖用，每排修1、2个木炭窑。团里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上交的棉衣，作为工作服，每人一身。

是时珍宝岛事件已经发生，战备空气十分紧张，我们背着步枪、冲锋枪上山，光着屁股穿棉工作服扯根扎着腰，在山上进行“理光头”式的伐木，然后装窑烧炭，每当出窑，个个都变成了“非洲人”，连鼻子眼里也是黑木炭，后来回想起这段生活，也感滑稽，但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七零年春节过后，战备更加紧张。八零一团已从安徽移防至河北宣化。大规模的中苏之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上级命我们团我们营停止施工，转入专业训练。下半年要达到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水平，实施东风二号导弹初级点火。

在副营长张樟松的带领下，我们十几个专业骨干又赶到河北宣化向“老大哥”学习东风二号专业训练技术。

801团，号称天下第一团，是我国组建的第一个导弹发射战斗团队。我们807团也是从801团分离出来的，因此亲缘关系，干部之间很熟悉，对我们也很热情。当时的黄团长为我们接风，为我们送行，从训练到生活处处关心。当时他们基层的技术骨干，如陈有国、葛东升等后来均成为二炮部队的将领。在他们训练时，我们跟着训练，熟悉操作规程。不训练时，我们就学习东二导弹各部件仪器的构造及工作原理。短短的两个月，我们抱着要达到回团后独立操作训练的目标，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入了专业训练之门，为807团的专业训练打下了基础。

“五.一”节前后我们离开宣化，一到南礼士路二炮招待所即听说，“东方红”号卫星已上天，今天就要广播。这消息果然不错，当夜北京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卫星上天，即表明了我国已具备制造洲际导弹的能力。作为二炮的一名战士，我们为之兴奋不已。

从宣化返回部队后，即投入了紧张的专业训练。我们营已从“深坑里”移至“水洞里”居住。由于营房不足，我们四排住车库。老排长刘云已调到青海五十六基地。老班长早已复员。我自69年初任13班班长，在训练中担任“20”号手即舵机技师的工作。排长10号于继全，操纵员田同文、副操纵员鄢清山、仪表技师陈德明、舵机班长孙洪利、仪表班长田学顺、电源班长李玉福。由于没有经过正统的训练、学习理论，全靠自己自学，平时没有器材，只能模拟训练背规程。当时部队正贯彻林彪指示：炮兵训练，一个月就行。然而二炮训练是否一个月就行，大家嘴里念着“林副主席指示”，心里打着鼓点。后来我们想勿论理论是否通，只要严格遵守规程，在装备没有故障的情况下，操作就不会乱套。因此就整天组织背规程，下一个口令，号手模拟相应的动作。天天如此，进行着外军、外单位绝对没有的专业训练模式。

我们排是“电气点火排”。担负的任务是，当导弹在测试阵地拉至发射阵地并竖在发射架上以后，对弹舱内的控制系统仪器进行系统测试、综合测试，确保控制系统仪器在导弹飞行中工作正常。当对导弹加注完毕燃料后（东风二号导弹仍燃烧酒精（燃烧剂）液氧（氧化剂），进行最后综合测试，并点火、发射。我作为“舵机技师”是以兵代干，是排里为数不多的训练骨干，不但自己学，还要教。在训练中要组织全排展开地面设备，包括电缆，及做好安装燃气舵的准备工作，组织全排对地面设备进行检查。十月份我们进驻青阳训练场，进行实装操作训练，实施“东风二号导弹初级点火”具体日子记不清了，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临场参观，团长陈宪法在点火时蹲在控制车旁边，紧张的一声不吭。当营长下达“点火”的口令后，操纵员田同文准确地按下按钮，顺利实施了“点火”“关机”，全训练场一片欢腾。

这是807团组建后第一次点火训练。

这是我们发射一营第一次实施了成功的点火操作训练。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装操作。

听说晚上团长陈宪法高兴地喝醉了。

“东风二号”导弹点火训练结束，证实了我们这批老三届学生兵的潜在能量，使我们经受了考验，也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认可。因此大部分骨干陆续提为干部。 七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我被宣布提为“第二炮兵第八零七团发射一营电气点火排舵机技师”，行政二十三级。同我一起被提为干部的一营还有其他十一名，共计十二名。

自入伍后六九年底入党、七零年底提干。当时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一次发到九十多元，心里真有不知道如何花这么多钱。知道家中尚缺衣少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即将大部分寄到家来。

一九七零年毛主席在某部徒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11.24批示”。全军掀起了徒步拉练的高潮。我们完成“东二点火”训练后，将装备进行了维护，即投入了紧张的拉练。

　　当时每人所带的东西有棉被、大衣、棉鞋、枪支、20发子弹、4、5斤米、一顿熟食，平均负重50斤左右。

　　徒步拉练路线

　　八零七团一营，自省县公社里山阡（水洞里）出发、、\经桥（与交界处）至镇、乐平。在乐平进行了一星期的休整。然后直插江西东北山区的婺源、清华，在婺源过春节。又经安徽的、抵达县的下、村、村、村，回到驻地。整个行程大概是700多公里，历经两省十几个县市。

病牛

　　耕耘三十年，

　　病卧在圈中。

　　忆及未竟地，

　　心犹力不支。

　　97.6.8

　　①自六八年走出学校到九七年近三十年了。

　　②本君自属牛。

作者已于1997年11月初因肝癌去世，享年48岁。

全文完。

惊闻杜方信老战友去世，深感悲痛，夜不能寐。

杜方信是一连六八年入伍的老司机，后来还是一排二班的副班长。一直到我1978年离开。

现在不用保密了，他一直开戴高乐拉托架、导弹。我清楚的记得不知多少次在发射场上我们指挥他开拉着装着导弹的托架倒车对接发射台，那么笨重的家伙，那么短的距离，起步平稳，对准，刹车。分毫不差，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领导特别满意。有一次，杜方信不在，营长指挥一个不是咱们连的司机对接，突然起步，刹不住车，把发射台定位杆撞了。

那次宋子杨副团长坐杜方信开的戴高乐从南京芜湖回驻地，一路匀速飞奔到家。爱坐快车的宋团副高兴的对我们说，这小伙子开得真棒，要快能快，要慢能慢。

我说，杜方信是一连最棒的司机，六八年的司机老战友付**、何**、杨**、李**……你们同意不？

今年五月，老战友回**聚会，方信因身体不好，没能参加，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终生遗憾。值得欣慰的是，我把纪念品分给了方信一件。在他生前向他表达了心意。

请六八年**的老战友代我向方信的家属表示慰问。

老战友方信一路走好！

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