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1945-1946年的罢工浪潮固然将工人们送上了物质生活改善与工会权力加强的轨道，但是工业家们也通过这一轮罢工深切领会到了一条自从三十年代就开始逐渐明显起来的教训：将工业活动高度集中在大规模设施当中十分危险。甚至早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激进工人运动爆发之前，就有几家大型企业开始尝试避险策略，修建了许多规模较小的工厂来补充主要生产设施。到了二十年代晚期，均在阿克伦城修建了巨型工厂的美国轮胎产业三大家——固特异、古德里奇与风驰通——先后在洛杉矶修建了分厂来满足西海岸市场的需求。1928年固特异又在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市修建了分厂。此地的有利条件是工资水平低且反工会氛围浓厚，不利条件则是远离任何主要轮胎市场。修建这座分厂的用意似乎是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并且添加一个用来威胁阿克伦工人的把柄。1936年固特异主厂区罢工之后，公司又扩建了加兹登分厂。风驰通也逐渐将生产活动转移到了在孟菲斯修建的新厂以及其他几座更远的厂区。到1938年，风驰通在阿克伦雇佣的工人数量已经从10500人下降到了6000人。至于固特异阿克伦厂区的工作岗位则被外迁了五分之一。

当然，控制工人并不是轮胎公司开始分散生产的唯一原因。技术革新与轮胎尺寸的日益标准化意味着人们有可能修建体量小于阿克伦巨兽但却依然可以进行高效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此外随着美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的上升以及人口重新分布，新的市场不断浮现，将厂房修建在这些新兴市场附近也能节约运输成本。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似乎还是因为资方不想继续被少数工人组成的团体轻易挟制了。轮胎生产过程的序列性极强，只要一个车间闹罢工，整座工厂就不得不关门。这种事在阿克伦厂区反复发生过很多次，有时工会根本没有正式出面组织，工人们就会发动占厂罢工以及其他形式的罢工。随着偏好采取直接行动的工人文化变得越发不稳定，像这样的即兴罢工也成了阿克伦厂区的顽疾。1944年10月某固特异工厂仅有四名工人罢工，却连带着五千名其他工人停产。三大公司为筹建新厂选址的时候总会选择工资水平较低而且工会化没那么容易成功、至少没那么激进的地区。在二战之前，橡胶工人联合会反复试图在固特异的加兹登厂区以及风驰通的孟菲斯厂区实现工会化，但是却屡屡受挫。两家轮胎巨头在阿拉巴马州推行了恐怖统治，与地方执法部门沆瀣一气，雇佣流氓恶棍与反工会工人痛殴工会组织人员。

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应对激进劳工运动的反应也很迅速。公司在新泽西州卡姆登市修建了一座占地两百万平方英尺的厂区，与费城隔着一条特拉华河遥遥相望。厂区雇佣了9700名工人（75%是女工），产出了公司的几乎一切产品。1936年，这片厂区经受了长达一个月的罢工，公司从外地运来了破坏罢工人员，还指使警方采取暴力，但是都没能终止罢工。最终卡姆登厂区成功实现了工会化。罢工刚刚结束，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就开始向外地转移生产活动。1936年至1947年之间，公司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修建了一座零件厂，在印第安纳州布隆明顿修建了一座收音机厂，在宾州兰开斯特与印第安纳州马里恩各自修建了一座电子管厂，在好莱坞修建了一座唱片厂，还在弗吉尼亚州的普拉斯基修建了一座细木工加工厂。到1953年，卡姆登仅仅剩下了三百个生产电子消费品的工作岗位。原本的厂区依然是公司的重要中心，负责研发工作与制造军工产品，至于大规模消费品的生产则全部分散到了外地小型工厂当中。*

*【日后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将会在布隆明顿厂区制造电视机，致使厂区工人数量一度膨胀到了八千人。但是公司后来还是将大部分生产活动迁到了孟菲斯，再接下来又迁到了墨西哥的华雷斯城。】

通用汽车同样很早意识到了激进工人运动对于高度整合的生产体系会造成多么大的威胁。1935年托莱多变速器工厂的罢工就导致了北美全部雪佛兰工厂的停产。此后不久公司就发动了耗资五千万美元的制造流程扩建与现代化升级项目，为的是确保一座厂房的生产遭到干扰不至于中断其他地方的运营。大多数复制了托莱多工厂出产产品的新工厂——包括一座位于印第安纳州曼西市的厂房——都选址在了工会运动力量薄弱的村镇或者小城市。*不过这个项目发动的太迟了，没能阻挡汽车工人联合会在1937年取得胜利。弗林特厂区的占厂罢工与随后的一系列罢工进一步凸显了工业集中化布局的弊病。在单一一座工厂生产每一台雪佛兰引擎或者某款通用汽车车型的每一具车体确实能带来规模经济的收益，但是一旦工人闹起来的话也会带来无法化解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避免生产遭到干扰，通用汽车采取了不同于福特的策略，依靠外部供货商来制造自家汽车所需要的大部分零配件。】

就算通用汽车这样财力雄厚的巨头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修建新厂并且再现最为集中化的设施——例如罗格河厂区，道奇主厂区，又或者雪佛兰与别克的弗林特厂区——当中的全套生产活动。但是二战为各家公司提供了开始或者推进这一过程的绝佳机会。就像在苏联一样，国家安全要求军工厂选址必须位于国土腹地从而远离轰炸。军工计划人员尤其看好西南地区，因为这片区域气候温暖且土地开阔。在政府资助下，各家橡胶公司修建了许多新厂来供应爱荷华州、得州、宾州、阿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以及堪萨斯州的需求。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方面又将这些厂房廉价卖给了原本就在运营它们的公司。还有好几家大型战时军工厂也遭到抛售并且转向了民用生产领域，比方说堪萨斯市的北美航空轰炸机厂（一度雇佣过两万六千人）就被通用汽车盘了下来，不仅用来生产汽车，还造了一段时间的战斗机。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另一座兵工厂则成为了通用电气的“应用技术园区”的核心。

二战之后的罢工潮进一步促使美国的工业活动向更多且更小的工厂里扩散。这一轮罢工潮在美国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不仅规模浩大，而且纪律极其严明。尽管有几场离厂罢工拖延了很久——通用汽车经受了113天罢工，纺织工人罢工了133天，玻璃工人罢工了102天——但是绝大多数罢工工人都能做到步调一致。罢工工人在工业中心区广受支持的情况令各家企业的领导层都深感不安。比方说在炼钢城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地方当局、报纸与商业界都会在劳资冲突当中站在资方这一边，但是现在他们就算不会公开支持罢工工人，至少也会严守中立。罢工的电气工人获得了大学生、克利夫兰市长与匹兹堡市长以及五十五名众议员的支持。退伍老兵在多起罢工当中起到了显著作用，将自己在战场上挣来的道德资本借给了工人们。在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通用电气与西屋电气都在这里开设了工厂——罢工工人甚至得到了美国军团当地分支的支持，尽管美国军团是一个历来反对工会的著名保守组织，而罢工领导者又都是些左翼人士。在芝加哥，药店与杂货店提高了罐头厂罢工工人的赊账额度上限，还有好几位牧师加入了罢工纠察线的行列。杜鲁门政府对待罢工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但却从来没有质疑过工会化的合理性，而且最终还是动用了联邦政府的权力来迫使几家主要公司接受工人的加薪要求。

这一轮罢工令各大制造业公司看清了一项痛苦的事实：他们已经无法独力掌控各自手里最大型工厂所处的实体、社会与政治环境了。时任通用电气总裁查尔斯.威尔森在国会听证会上满腹怨气地抱怨道，罢工工人甚至不允许经理、科学家与文职人员这样的非工会成员进入罢工厂区：“我认为一家企业并不应该低三下四地来到工会面前恳求他们允许自家的工程师进厂上班。”随着亲工会的政客在地方选举与国家选举当中纷纷上台，随着小商户们纷纷与工人阶级顾客结盟，随着工会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社区公益集资与体育文化活动，工业社区的政治与日常生活。比方说纽约州的扬克斯镇一度曾经被镇上的制造业公司把持，例如奥的斯电梯公司与亚历山大.史密斯地毯公司——后者在巅峰时期在巨大的厂房里雇，佣了七千名工人，是美国第一号地毯制造商。但是在二战之后，镇上关于税收与公共政策的决策突然成为了可以公开辩论的题材，组织严密志不在小的当地劳工运动也开始与大公司较上了劲。巨型工业区曾经是企业权力的堡垒，但是现在却被密集城市中心的工人社区劫持成了人质。在各种少数族裔团体、老兵联谊会、教会、酒吧、保龄球俱乐部以及社交场所当中——当然也在工厂大门以内——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正在不断发展。

面对着主要工厂内外工会权力的增长，通用电气采取了多方位的应对手段。1946年罢工之后，公司聘用了一位勒穆尔.R.伯尔维尔担任副总裁，主抓员工与社区关系。伯尔维尔采取强硬路线来应对工会，在谈判时总是摆出一副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姿态，同时又通过报纸广告与其他媒体呼吁工人们以及通用电气工厂所在城镇的居民们保持理性。他不仅宣扬公司的好处，而且还面向工人与公众大力普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且雇佣了罗纳德.里根来担任公司意识形态攻势的代言人。此时的美国企业界正在发起一场旨在重塑公众的经济思考方式的宣传运动，最终目的是为了对抗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影响。通用电气的努力虽然全面，但也只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用电气与其他电器产品制造商还开始将大工厂的生产活动向小工厂里转移。这些小工厂分布在南方，边境州，西海岸，新英格兰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大西洋中区，以及波多黎各。这一举措导致原有工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大幅下降。比方说通用电气将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的一部分小家电生产分散到了四处地点，分别是纽约州的布罗克波特与雪城，宾州的阿伦顿，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伯。结果布里奇波特的就业岗位就从6500个下降到了不到3000个。历史悠久的通用电气斯克内克塔迪工厂专门制造大电流产品，二战高峰期曾经雇佣过四万名男女工人。但是通用电气将生产工作分散到了弗吉尼亚州、印第安纳州、马里兰州、纽约州、佛蒙特州以及加州，于是斯克内克塔迪工厂的工人人数就从1954年的20000人下降到了1965年的8500人。

生产活动的分散有很多原因。就通用电气而言，将新建厂房的地理选址分散开来的决策与公司本身的结构重组息息相关，这次重组形成了好几个去中心化的生产部门。就像二战开始之前那样，许多公司都将新厂地址选在了新兴市场附近，尤其是南部与西部地区。交通与通信条件的改善以及空调的问世都促进了这一过程。有时现代化本身也会促使公司重新选址建厂。比方说在底特律这样的城市，临近铁路线的大片空地已经不多了（类似汽车这样的大件商品的生产商离不开这样的地皮）。制造商们纷纷试图用单层厂房来替代原本的多层厂房，预留出让卡车装卸物资的装卸区以及员工的停车空间，因此往往会将目光投向空闲地皮充裕的郊区、中小城市乃至农村。此外还要考虑到政府刺激的因素。为了吸引北方工业来南方落户，南方各州广泛采取了多种招商手段，包括推行减免税政策，发行免税工业发展债券以及举办劳工培训项目。

总体而言，研究美国工业选址的理论作品极少关注劳工因素。这些学术研究有时会考虑到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的不同，但是激进工人与工会的存在或者缺席几乎总会遭到忽视。但是在实践当中，劳工往往是影响工业选址的决定关键。当时有一本“为了负责评估工厂选址对公司生产力影响的高管而撰写”的指导手册就直言不讳且就事论事地指出了一条“不少公司遵循的非正式决策规则：任何一座遭到工会化的厂房都不应当原地扩建。”这条金科玉律的基础“在于管理层维持其设施的生产力与弹性的需求。”公司进行大规模扩建的时候一般都会修建新厂而不是扩建工会化的旧厂，“新厂选址往往位于利于工作的州。”通用电气公开宣称之所以要削减旧厂用工人数并且将工作岗位调往他处是为了利用南方各州的低工资优势来维持公司的竞争力。但是伯尔维尔在私下讨论当中则认为这一做法与生产提速一样都是训诫劳动力的手段。有些与全国级别的工会签订了合同的大型公司还会因为试图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敌视劳工组织的地区而遭到反对。比方说在1960年的通用电气罢工当中，工人们要求通过合同条款来限制公司将北方工作岗位迁到南方的做法。不过通用电气对于这项要求嗤之以鼻，罢工本身也失败得一塌糊涂。十年之后，汽车工人联合会也指责通用汽车采取所谓的“南迁策略”，也就是在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与密西西比州修建零部件厂以及在俄克拉荷马城修建组装厂。到头来通用汽车的所有工厂都会实现工会化，但是包括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在内的许多大公司都发现，尽管将生产活动从建成已久的旧厂搬到新社区也未必就一定能摆脱工会的纠缠，但是新厂里的工会往往会比旧厂那边更弱更温和。

并非所有的新建工厂都比它们所顶替或者部分取代的旧工厂更小，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有时这一现象反映了资方增多中间产品或者最终产品生产来源的欲望，利用新建工厂来生产一部分此前在大型工厂生产的产品。此外自动化也促进了生产规模缩小。许多制造商都在二战结束后采用了新技术，让机器自行调控，完成此前离不开人力干预的任务。采用自动化的动机包括追求更高的精度与速度以及消灭重体力劳动，不过降低人工成本与削弱工人权力的欲望也是驱动自动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福特公司是汽车行业自动化的领军者。公司成立了自动化部，开始将工作岗位从罗格河厂区外迁。罗格河厂区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地方分会在全国各个分会当中的激进程度位居前列，而且各种自发罢工与怠工始终十分常见。自动化显著降低了人力成本。在五十年代中期，福特公司将福特与水星型号汽车引擎的生产从罗格河转移到了克利夫兰的新建工厂。此外福特公司还在迪尔伯恩修建了一座制造林肯型号汽车引擎的工厂。在罗格河厂区共有950名工人负责生产活塞传动杆，但是在克利夫兰与迪尔伯恩这两座新厂，负责生产活塞传动杆的工人加在一起也只有292人。福特公司还在五十年代将许多其他生产活动从罗格河转移到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新厂里，包括车身冲压，机械铸造，锻造，炼钢与制作玻璃。于是罗格河的用工人数就从1945年的85000人缩减到了1954年的54000人，然后又缩减到了1960年的30000人。此时的罗格河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工厂之一，尽管与鼎盛时期相比已经大大不如了。随着克莱斯勒集团将生产活动拆解分散且自动化，道奇主厂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形。二战期间厂区工人数量极值达到了40000人，到1963年又缩减到了8300人。随着零部件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面积庞大的旧厂区只剩下了组装工作可做。1980年公司彻底关闭这片厂区时，其中的男女工人只剩下了5000人。

自动化与机械化促成了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二战结束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汽车行业的用工总人数始终维持在七十五万人左右，而汽车产量却将近翻了一番。从1947年到1967年，美国制造业用工总人数上升了27%，而行业总产值（考虑到期间通货膨胀的因素）却上升了157%。管理提效与生产提速的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是新工厂与新设备起到的作用也很大。大型工厂依然还在得到兴建。1967年美国雇佣25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共有574座，相比之下二十年前是504座。但是此时的美国公司极少修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制造带上到处涌现、旨在彰显工业化力量的巨型工厂。极少数反例之一是通用电气的路易斯维尔家电产业园——这里生产电冰箱、洗衣机、吹风机、电热炉、洗碗机、垃圾粉碎机以及空调。这片厂区自从1951年开始施工，占地700公顷（最终扩建到了920公顷）。厂区内部景观布局随处可见，其中坐落着六座工厂，一座研发中心，一座仓库以及一座发电站。厂区甚至还有专属的邮政编码。1955年这里雇佣了16000名工人，1972年的顶峰时期达到了23000人（其中15000人是工会成员）。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这片厂区都堪称庞大，但是却始终没能达到通用电气全盛时期的斯克内克塔迪厂区的同等规模，在罗格河以及道奇主厂区这样一时无两的巨兽相比更是望尘莫及。

随着巨型工厂纷纷缩水以及美国社会经受了更广泛的变革，产业工人也逐渐淡出了流行文化，让出了一度扮演过的政坛主角角色。二战结束后的不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依然还在关注工人。1946年《财富》杂志派遣沃克.埃文斯前往罗格河拍摄了题为“福特重生”的组照。此外最早期的美国电视剧之一《莱利的生活》也以一位洛杉矶飞机制造工人为主角。这部戏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家庭环境里，不过偶尔也会展示主角在工厂里一边给飞机机翼上铆钉一边抱怨工作辛苦以及有钱人装腔作势。这部戏一直播出到了1958年。美国工人阶级下一次成为电视节目的常客还要等到七十年代。

在五十年代中期，美国的白领工作人员人数开始超过蓝领。此外工会也越发成为了建制派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美国知识分子大体上丧失了对于最大型工业设施当中的男女工人们的兴趣，至少不再认为他们是通向未来的钥匙了。米尔斯与马库斯这样的左翼学者以及许多追随这两人的新左派陆续放弃了工业无产阶级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理念。1972年美国依然有1350万名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其中超过两百万人在规模超过2500人的工厂里工作）。但是到了第二年，曾经的社会主义者、此时的顶尖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在贝尔与许多其他人看来，所谓的“知识工人”或者说“符号分析师”已经将蓝领工人排挤到一边，成为了现代最关键的经济群体。

在六十年代末与七十年代初，美国产业工人的不满也曾暂时引起过政治骚动与文化关切——时人称其为“蓝领的忧郁”。但是经济下行很快就终结了这一现象。下一次产业工人获得公众关注将会是因为去工业化以及这一过程在锈带地区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危机。在1978年到1982年之间，美国汽车行业用工人数下降了三分之一，仅在底特律一地就有超过三十六座汽车工厂关门。同一时期美国炼钢行业的工作岗位减少了150000个，伯利恒炼钢厂削减了一万个位于麻雀角的工作岗位并且逐渐关停了纽约州拉克万纳与宾州约翰斯镇的生产活动。美国钢铁公司在加里市削减了两万个岗位，一举毁灭了这座城市，然后又在1986年关停了富有历史意义的霍姆斯特德炼钢厂。巨型工厂里的工人形象一度极具英雄气概，掌控着宛如火山一般的伟力与巨大无朋的机械。可是这些人此时至少在美国已经沦为了人们眼中的返祖残留，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过往时代的悲哀遗迹。

正当美国公司纷纷缩减生产规模并且分散工厂的同时，世界上大部分剩余地区依然还在兴建巨型工业区并对其赞不绝口。二战之后，苏联恢复了建造超大型生产设施并且搭配工人新城的模式。在苏联的影响下，工业巨型化模式也传播到了东欧与中国。此外在冷战战线对面的西欧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巨型工业同样依旧生机勃勃。就像在战争之前那样，人们将规模极大的工业区视为实现经济发展的迅捷手段以及高效的投资策略，尤其是在奉行中央规划机制的国家。此外巨型工业区也依然承担着重大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功能，不仅承载着人们对于现代化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还是其所在国家的骄傲。美国的工业巨兽的确正在逐渐与黑白照片当中一去不复返的过往时代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其他地区，巨型工厂依然还是未来的象征。

经受二战蹂躏之后的苏联一开始将精力集中在了重建方面。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这样的巨型工厂不仅得到了复原，而且还继续奉行着军民并举的生产路线，一边生产军工设备一边制造民用商品。与美国同行相比，苏联管理人员用不着担心激进工人运动或者工人会扼住若干关键生产节点来主张权力，因此并没有分散生产活动的动机。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厂区在战争期间做出重大贡献之后又在五六十年代连续扩建，体量整整翻了一番。到了八十年代末，这里已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炼钢厂区，员工数量足有63000人，其中54000人直接从事与炼钢有关的工作。仅仅这一片厂区的钢材年产量就能与英国不相上下。此外苏联还沿着一五计划的路线继续前进，发动了全新的大规模基建项目，包括运河、水坝、发电站与灌溉系统——总而言之就是“共产主义大型建设规划”。此外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苏联还兴建了一系列新城。这些新城都是工业巨型化模式的变体，旨在担任科研中心乃至核武生产基地，例如乌拉尔山深处的奥焦尔斯克，此地坐落着一座巨型钚元素提炼厂。这些科研城与原子城——许多情况下这些城市的兴建也部分利用了劳役囚犯——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一样是自成一体的定居点，配备了学校、文化机构以及足以容纳大量员工的住宅区。许多此类城市都对外封闭，不仅外人进不来，而且有时城里居民也出不去。地图与地方志上面根本不会标注这些城市的存在。

另一方面，当苏联终于接受了消费社会的理念并且试图提升民用产品产量的时候，苏联领导人们——其中许多人在职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都接受过技术培训并且担任过工厂厂长——同样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巨型工厂。战后这一代苏联领导人年轻时都是在一五计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美时就曾在东道主面前回忆道——当然，他身边的美国人很可能满脸茫然，并不熟悉他口中的这段历史——“当年你们帮我们修建第一座拖拉机厂的时候，我们花了整整两年才让生产走上正轨。”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但是当年的记忆在赫鲁晓夫心里依旧十分鲜明。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汽车工业再次占据了苏联工业化的首要位置。由于军工与其他工业的投资排位比汽车更高，苏联的汽车生产一度陷入了萎缩。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本人——很看好工业产能向私家车方向上转移。1965年，苏联仅仅生产了617000辆机动车，其中大部分还是卡车与公交车，与同一年美国工厂930万辆汽车的产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苏共领导层重新拾起了年轻时的生产法，试图借此助推苏联的汽车行业。1966年，苏联政府与菲亚特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苏联将要建造一座巨型新厂来大规模制造当时某款菲亚特车型，菲亚特公司则要为苏联人提供技术支持与人员培训。自从几十年前苏联人与福特公司签约合作以来，这是苏联政府签署过的最重要的一份涉外商业协议（仅就涉及金额而言，菲亚特协议还要高于福特协议）。苏联人将新厂厂址选在了伏尔加河畔的一座小城陶里亚蒂，这座城市最近刚刚用已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重新命名。尽管选择这一地点并非因为其与意大利有关，但是合作双方依然充分利用了这点关系，将新厂描绘成了苏意友谊的集中体现。这座工厂同样采取了垂直整合结构，还具备自己专属的熔炼厂。厂区占地最终超过了一千公顷。1970年工厂投产时共有42000名员工，其中将近35000人是一线工人，这些人当中绝大多数都不到三十岁。厂区用工人数持续增长，到了1981年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12231人（其中46%是女工）。

为了容纳工人及其家属，苏联人创建了一座新城阿维托格拉德。就像三十年代那样，来自苏联各地的年轻工人们汇聚于此建设厂房与城市（这一回终于不再利用囚犯劳役了）。这座新城与苏联其他工厂城市一般无二，同样修建了许多俱乐部与体育设施，学校、图书馆以及日托中心也一应俱全。当地一切文化机构都由工厂来管理，包括一支冰球队与一座军事博物馆。这座城市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样一大摊配套设施全都是为了生产汽车而修建的，而私家车在苏联始终十分少见。接下来苏联政府又兴建了名为卡马斯的第二座巨型汽车工厂，位于鞑靼斯坦境内卡马河沿岸的纳贝列日尼-切尔尼。为了修建这座工厂，苏联动员了十万名工人，从外国公司手里购买了大部分生产设备来实现150000辆卡车与250000具发动机的年产量。后来工厂又添加了小型汽车生产线。附近的工人新城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五万人。

这些后期出世的苏联机动车巨兽一直存活到了苏联解体之后。二***纪初，重新命名为伏尔加汽车公司的陶里亚蒂公司依然雇用了100000名工人（其中有些人来自工人城以外）。公司遭到私有化之后，管理人员、寡头与黑社会轮番上阵瓜分厂内资产，迫使工厂一度逼近了崩溃的边缘。雷诺与尼桑最终获得了这家公司的大部分控制权。2014年这两家公司开始改组工厂并且大举削减劳动力规模的时候，工厂里仍然有66000名员工，远比同一时期任何一家美国工厂都更多，并且超过了美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座汽车工厂的用工人数，唯一的例外就是罗格河。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过量雇佣过员工实际上起到了难以扰乱的社会保障功能。卡马斯工厂至今依然还在运营（2008年戴姆勒股份公司购买了工厂的少数股份）并且在2012年生产出了建厂以来的第二百万辆卡车。尽管斯大林的雕像早已在俄国轰然倒塌，他协助建立的国家也已经消失，但是斯大林主义巨型化却依然在俄国延续了下去。

四十年代后期，苏联一边忙着扶助东欧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巩固政权，另一边也在东欧地区推行着自己的社会主义城建模式，即围绕着大规模工业项目修建新城。就像在苏联境内一样，在东欧地区推行工业城市的动机也部分源自经济考量，也就是希望通过集中投资重工业加快经济增长。大部分东欧国家都从没发展过工业，仅有的两个例外是东德与捷克，而且这两处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已经被战争摧毁了，至于德国其他地区的工业设施则被苏联当成战争赔偿的一部分全都拆卸带走了。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必须从头开始。但是作为示范项目的工业城市集群同样还具备重要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功能。东欧各国共产党在二战结束时的势力都不大，全靠苏联红军撑腰才得以掌权上台。因此如何维持统治合法性，如何动员全国人口进行重建（德国与波兰的战争损失尤其严重）以及如何为庇护他们的苏联赢得本国民众的好感也就随即成为了摆在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面前的紧要挑战。工业样板城市——全新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驱——将会实现所有这些功能。好几座此类示范城市都是为了支持新建炼钢厂而存在的，例如东德的斯大林施塔特，匈牙利的斯大林瓦罗斯，波兰的新胡塔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奥斯特拉瓦。史学家将这一轮城建与所谓的“钢铁崇拜”联系了起来，而钢铁崇拜又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密不可分（斯大林原本姓朱加什维利，斯大林这个姓氏是他成年以后自己改过来的，意为“钢铁之人”）。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钢铁是工业发展与军工生产的关键，而这两者又随着冷战的降临变得越发重要起来。少数打破上述模式的城市之一是保加利亚的示范城市迪米特洛夫格拉德（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支持的是一座化工厂。迪米特洛夫格拉德与斯大林施塔特都有自己的水泥厂，为城市提供苏联阵营格外喜欢的建筑材料。

这些新工厂与新城市被大张旗鼓地推送到世人面前，成为了理想当中的社会主义的第一批活化身。新兴人民民主政权当中着力赞颂工业与工人的造像与仪式自然与这些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密不可分。1948年波兰发行的一百兹罗提面值钞票正面印着一名矿工，背面是一幅工业图景，其中坐落着相当老式的厂房建筑，一根根烟囱喷吐着浓烟（这样的设计思路与百元美钞可谓大相径庭：美钞的一面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另一面是独立厅）。东欧各国政府都呼吁国民奋力拼搏尽快建设工业基地，组织了青年突击队，还招募了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全职建筑工人。大部分工人都很年轻，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新社会的光明前景。尽管每一座示范城市都有独特的特征与历史并且反映了各自所处国家的国情，但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也有很多。首先，它们的规划人员与建筑师全都向苏联专家咨询过城市的整体布局甚至每一座建筑的结构。其次，这些新城的最突出特色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倒不如说是城市主义。一开始有些城建规划设想了住房分散的布局，旨在消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硬分界，为城市提供更多的绿色空间与配套可耕地。但是规划人员很快就更换了档位，采用了更高的居住密度，并且抹消了城区界线以内的一切园林用地。

导致这一变迁的因素有很多。第一条就是成本。修建单元楼一般用的都是标准化设计，很多情况下还会大量采用预制建材，因此修建一栋单元楼要比修建很多小型公寓更便宜。这一点对于住房需求很大的国家来说尤其要紧。其二，布局紧密居住集中的城市更有利于当局提供社会与文化服务，而这两项对于旨在宣扬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示范城市来说也很重要。第三，东欧工业城市的城市主义鲜明驳斥了战后资本主义西方世界追求分散的建筑风潮，例如英国的新城镇，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卫星城，还有美国的大面积城郊居民区（东西对峙的柏林市成为了两种城建理念比拼高下的舞台：东柏林的楼房排列紧密，街道两侧竖立着连绵的高墙；西柏林的建筑分散错落，其间还点缀着花圃）。当然，示范城市肯定少不了宽阔的中央大道与占地面积显著的市中心广场，因为这两者都是举行游行集会的必需场所。此外城里还会有类似游乐园这样规模更小的城市主义特色。工业城市的建设用意就在于彰显现代化与新气象，充当通向未来的门户。因此任何看似旧式乡村生活的事物——包括独栋小屋与小块绿地——似乎都成了针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反动弃绝。

尽管东欧各国的示范城市全靠苏联才得以建立，但是这些城市却成为了各国民族主义的聚力核心。城市里随处可见弘扬本国与苏联友谊的套路化宣传：纪念碑、苏联捐赠的建筑，斯大林造像，以及以苏联领导人命名的工厂等等。但是这些定居点的用意并非实现抽象泛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充当国家建设——尽管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载具。讽刺的是，由苏联强制出口到东欧各国的社会现实主义审美观反而助长了这一趋势，因为这一观念主张建筑物固然应当具备社会主义的内容，但同时还应当具备民族国家的形式。许多新工厂与配套城市的建筑也就顺势而为地采取了彰显国家历史的主题与风格。社会主义建设在比喻与字面意义上都被描绘成了一出彰显国家身份认同的戏剧。绝大多数此类工业示范城市都始终没有完工，至少没有按照原本的规划完工。斯大林在1953年亡故之后，苏联多少放松了一下控制各个卫星国的缰绳，东欧各国就此不再必须遵循套路尊崇苏联的独裁统治者了。以不管不顾的高速度建设大型工业设施与新城的代价十分高昂。人们曾经认为集中投资搞大型项目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并且刺激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如此之多的财政与政治资本投入寥寥几个项目当中造成的扭曲效应变得越发显著，这条发展路线看上去也越来越不可取了。这些工业中心刚刚开始兴建没出几年，原本的建设计划就纷纷遭到了缩减或者废弃。少见的计划规模增长大致出于临时发挥，全无章法可言。大部分“第一批社会主义城市”很快就跌入了默默无闻的境地，城市名称遭到更改，城市本身遭到遗忘，沦为了世人眼中斯大林时代的刻奇残余。

但是新胡塔市并未遭受这样的厄运。这座城市是最大最重要的东欧新建工厂的所在地，可以算得上是最后的斯大林主义乌托邦。早在二战开始之前，早在波兰建立共产主义体制之前，就有人设想过要在波兰腹地修建一座大型炼钢厂。1947年，波兰政府向曾经在苏联工作过、并且参与过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厂区建设的美国弗里恩工程公司订购了一批大型炼钢厂设计方案。但是随着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份合同也遭到了废弃。1948年波兰与苏联签订了经济协议，1949年苏联又成立了联通东欧各国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为东欧经济建设新开始奠定了框架。于是波兰转而与苏联合作建厂，而苏联则打算建设一座能够供应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巨型工业设施，要将东欧其他示范城市负责支援的炼钢厂全都比下去。苏联向波兰提供了4亿5000万美元的借款来修建这座工厂（要是苏联允许东欧国家参与马歇尔计划的话，美国大概也会提供类似数额的借款），在克拉科夫以东六英里处选好了厂址，设计了全套生产设备并且制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在苏联炼钢厂培训了1300名波兰工程师，还派出了熟练工人与技术专家去协助工厂投产——总而言之这一回苏联在波兰扮演了二十多年前外国公司在苏联扮演过的角色。

本着斯大林主义的精神，波兰政府开始大干快上地迅速修建新胡塔炼钢厂（后来更名为弗拉基米尔.列宁炼钢厂）。这片厂区是波兰一六计划（1950-1955年）的主打项目，厂区占地面积足有2500公顷，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分阶段兴建，最终包含了五百余座建筑（包括专属的配套发电站与供暖站）。1954年第一座高炉点火，标志着工厂正式投产。随后厂区里又修建了更多的高炉以及炼焦炉，一座烧结炉，还有若干座平炉与电炉。1958年冷轧车间投产的时候，工厂里共有员工17929人，年钢材产量160万吨（相当于二战之前波兰国内全部二十三座炼钢厂年产总量的一半），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苏联。接下来厂区继续扩建，修建了更多的炼焦炉与平炉，一座管道焊接车间，一座电镀车间，以及一座简易氧气炼钢炉（这一回采用了一部分从西方国家进口的设备）。1967年，厂区的第五座高炉投产，其规模在全世界位居前列，而且超过了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座高炉，厂区内的劳动力数量也达到了29110人。波兰人的一份记述辩称如此持续不断的扩建“显而易见地证明了当局对于宏伟壮观的热爱——其主要动机并非经济而是政治。”这份记述还认为只能烧硬质无烟煤的巨型高炉是一笔很不划算的投资。接下来厂区又新建了切片车间与轧制车间，1978年厂区钢产量达到顶峰，足有650万吨；次年用工人数也达到顶峰，共有38674人（超过了美国的一切炼钢厂，尽管依然赶不上马格尼托格尔斯克）。*

*【就用工人数而言，美国钢铁公司旗下规模最大的炼钢厂是伯利恒钢铁麻雀角厂区，此地在1957年雇佣过28600人，年钢材产量达到了820万吨。排名第二的加里厂区在1976年用工人数达到顶峰，共有25000人。1996年该厂区仅剩下了7800名工人，年钢材产量为1280万吨。】

尽管新胡塔市本身就像工厂一样成为了国家骄傲的化身，但是城市的建设过程却漫长而又艰苦。炼钢厂的建设确实运用了不少重型机械，但是有限的资金意味着居民区与商业区的建设主要依靠人力、铁锹与独轮车，起重机只能偶尔用一下。物资短缺与管理不善都导致了施工进度的滞后，建材质量的低劣则留下了无数隐患。当局大力发动宣传攻势，在建筑工人直接举行生产竞赛，还额外征召义务工人，一切都是为了推进“伟大的社会主义工地”的建设速度。工厂与城市的施工现场都大量雇佣了女工，一方面是为了推进性别平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手的确不够用。许多女性都从事了以往只让男性从事的蓝领工作，工厂那边有女子铸造班组，城市里则有女子砌墙工与粉刷工。由于住房建设实在赶不上工厂的扩建速度，也应付不了不断涌入的工人洪流，许多年里新胡塔的大部分市民们都只能挤在简陋寒冷的同性别集体宿舍里。有时十几名男性或者女性只能挤在同一间房间里，缺少最基本的个人卫生条件。所有这些完全就是当年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的情景再现。不过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住房短缺与居住条件恶劣的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1949-1958年之间，新胡塔市新建了14885个住宅单位，1960年原定的城建规划也终于彻底完工了，此时城市人口已经逼近了十万。许多居民对于这座城市的观感都很不错。

新胡塔市的城建布局是半个八边形，八边形的中央是广场，几条主要干道从广场辐射出去直通八边形边缘（2004年该广场被正式更名为罗纳德.里根广场）。炼钢厂区的大门位于中央广场的另一侧，距离大约半英里。尽管站在广场上很难看清工厂，但是在工厂的全盛时期无疑能看到工厂烟囱里冒出的烟柱——恶名昭著的污染源。厂区与城区之间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城市中心具有显而易见的城市主义特质，还在美术馆与广场等地大胆采用了文艺复兴风格的设计元素，与同一时期规模大致相当的美国工人新城形成了鲜明反差，比方说纽约州的利维顿与加州的雷克兰。这两座城市的设计思路都是以汽车出行为基础，民居多为一家一户的独立别墅。在新胡塔市则不然：这里的干道两侧与两条干道之间都矗立着联排的单元楼，若干排楼房聚成一组，每组可容纳五六千名居民。这些楼房至少也有两层，最高则有七层。从街头看去，宛若高墙一般的联排楼房似乎有些大而无当。但是只要离开街头来到楼房背后，就会发现另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这里环境清幽且人情味十足，草坪、操场、学校、日托中心、车库以及晾衣绳填充了居住空间，每一片住宅群落的设计思路都是要尽量实现自给自足，一楼门头房里开设了商店、医务室与图书馆，还会提供许多其他服务。电影院、剧院、百货商店餐厅以及其他公共设施一般都位于住宅区的步行范围之内，还有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将其与克拉科夫连接了起来（1951年克拉科夫将新胡塔纳入了自己的行政区域之内）。这样的社会组织实际上遵循了当年高尔基市早期工人定居点的建设思路，以更现实且没那么极端的方式拥抱了集体生活。

新胡塔市的城建规划一直在修改，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样的修改其实对城市有利。城里修建的第一批住房条件还很简陋。但是由于设计人员想让新胡塔市呈现出全新社会主义社会的面貌，接下来修建的很多住宅都遵循了远高于当时波兰一般水平的居住标准。这里的住宅面积更宽敞，配备了私人卫生间，内置收音机，每条楼道都安装了一部公用电话，厨房里安装了风冷柜，高层住房还配备了阳台。五十年代上半叶完工的住宅区造型还无甚特色，周身散发着社会现实主义的顽固气质。但是与其他地区的类似房屋相比——例如东柏林斯大林路（如今已经更名成为了卡尔.马克思路）两侧的建筑——新胡塔的住宅高度并不算高，尺寸也并不算大。尽管偶尔依然有人会把巨物崇拜的帽子扣在这座城市头上，但是新胡塔其实避免了这个毛病。原本的城建规划打算在城市中轴大道两头各自修建一座巍然高耸但却毫无吸引力可言的市政厅与大剧院，后来这项规划也遭到了抛弃，从而维持了这座城市的宜人规模。此外设计人员还试图将波兰文化的传统元素融入建筑当中，有些设计很精彩，也有些设计很扯淡。前者包括小巧的人民剧院楼顶的八角塔楼（全波兰最具创新精神的剧团之一就位于这里），后者包括厂区的两座办公楼之一，建筑制式效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楼顶还有一圈波兰风格的胸墙。斯大林死后，新胡塔市的建筑风格更是日渐趋于多样。比方说有一片住宅区采用了源自朗.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瑞典风格建筑”。不过为了削减成本，这批楼房并没有安装电梯或者木地板。随着城市人口超过预期，城市边缘兴建了更多住宅。许多此类住宅的外观都是现代主义风格，不过内里的建筑质量却不敢恭维。高低不一的楼房之间用绿地隔开，附近商店或者文娱设施的数量也寥寥无几。无论是在共产主义阵营还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这种城市建筑风格都是当时的时尚。

旨在作为社会主义波兰对外宣传窗口的新胡塔市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这座城市招待过的国际访客包括赫鲁晓夫、戴高乐、海尔.塞拉西、克瓦米.恩克鲁玛以及菲尔德.卡斯特罗。无数小说、新闻、电影乃至乐曲都将这座城市及其炼钢厂当成了创作题材。炼钢厂的形象曾在1951年与1964年两度登上邮票。总体而言，宣传品与艺术渲染当中的新胡塔市形象都十分积极正面，被颂扬成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起点，“国家的骄傲”，“繁荣的熔炉”。但是被共产主义当局在国家叙事当中捧得如此之高也使得新胡塔市难免木秀于林，沦为了针对社会主义建设项目的批评意见的集火目标。1955年，一贯被人视作铁杆共产主义作家的亚当.瓦泽克创作了名动一时的《写给成人的诗》，公开批评了波兰社会主义。诗中对于新胡塔市（“新的黄金国”）以及其居民（“伟大的迁徙，裹挟着乱七八糟的抱负……脏话、羽毛枕头、一加仑伏特加以及渴求姑娘的色欲全都堆叠在了一起”）的描述十分丑陋。早在炼钢城市、波兰以及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即将被下一场革命席卷而过之前，安杰伊.瓦依达就在1977年出品的电影《大理石人》当中借助新胡塔市对波兰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神话进行了痛苦而又清醒的回顾。

就像苏联的前辈们一样，东欧样板工业城市的功能也不仅局限于生产钢材、水泥与其他重要物质，还要为国家提供全新的男男女女，让这些人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公民的样板。保加利亚某青年突击队的口号就是“我们建设季米特洛夫格勒，季米特洛夫格勒塑造我们”。但是实际上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远比口号更加复杂。有些工人确实怀抱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与新人民民主政权的纯正热情搬到了新胡塔以及其他示范城市。也确实有不少工人因为能够参与新工厂与新城市的建设与运行而心醉，多年之后仍然对于当年的经历津津乐道。但同时还有很多工人并不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动机，他们参与建设或者进厂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谋求生计。

就像在苏联一样，东欧各国招募建筑与工厂劳动力也离不开农村地区的恶劣环境，而农村地区之所以环境恶劣则是因为税收上涨、强制售粮、集体化、长期贫困以及战争蹂躏共同导致的结果。许多搬迁到斯大林瓦罗斯的保加利亚农民都对保共政权抱有敌意，因为他们觉得保共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危害他们的家乡与生活方式，尤其是因为斯大林瓦罗斯一座教堂都没有。至少对于这些人来说，斯大林瓦罗斯并不是光明未来的灯塔，而是社会主义政权各种弊病的集中体现。至于已经富有工业经验的工人们对于这座先锋城市的观感则更加积极正面，因为这里的住房条件与工资水平确实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不过他们也经常反感工厂里的专断威权管理，极高的劳动强度以及时长发生的食品与商品短缺。在苏联的默许之下，波兰并没有推行农业集体化，因此强制农民外出务工与新胡塔市招工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如此，城里的大部分建设人力依然来自农村，其中大多数都不到三十岁。甚至就连大部分工作岗位都需要工业经验的炼钢厂也大量雇佣了农村人口。1954年新胡塔炼钢厂里足有47%的工人具有农民背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周边地区的无地农民。按照史学家凯瑟琳.勒博的说法，“这些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只能看到充斥着苦工与文化边缘化的一生，他们认为这样的前景根本无法容忍。”与其说这些人受到了新生活愿景的吸引，倒不如说他们被强行从旧生活当中拽了出来。他们希望能在新胡塔市学习技能并且挣钱，逃离乏味的农村生活，实现更光明的个人未来。工会成员日后回忆道，对于他们来说，新胡塔的吸引力并不在于在全国领先的工业基地工作的骄傲心情，而是更高的工资，更好的住房，以及新胡塔渡过最初困难时期之后为市民们提供的特权。

不过对于很多新来者来说，新胡塔市——尤其是草创阶段的新胡塔市——十分令人失望：这里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困难重重，工业事故频繁发生。许多人刚来不久就选择了离开，致使工人流动率居高不下（其他东欧样板城市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新胡塔市非但没能成为锻造社会主义公民的熔炉，反而似乎遭到了共产党眼中农村落后弊病的反噬。工人们住的都是同性别宿舍，而且青年男性数量远远超过了青年女性，再加上娱乐休闲以及宗教资源的极度短缺乃至彻底缺失，自然而然地致使青工群体当中倦怠低俗之风大为盛行。尽管当局严加管控，但是酗酒恶习依然猖獗蔓延，导致了大量斗殴乃至性侵事件——党政干部们将这三者统称为“流氓行为”。由于社区与家庭约束十分薄弱而宗教约束又根本不存在，性自由（以及性病）在新胡塔市遍地开花。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曾经的村民们终于开始多少接受了一下现代化，但却未必一定是当局希望他们接受的那一类。比方说有些男青年成为了所谓的“比基尼男孩”（这里取得是氢弹爆炸地点的地名而不是三点式泳衣的名称），整天效仿美国青年文化穿衣梳头。类似的问题在其他样板城市也层出不穷。比方说在迪米特洛夫格拉德，进城的农民将公共绿地与花坛开垦成了菜地，还在宿舍楼的地下室里养羊养鸡养兔子。这一现象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当局彻底压制下去。在斯大林瓦罗斯，出身城市的工厂青工们经常与出身农村的建筑工人打群架。

东欧各国当局眼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工人阶级居然表现如此不堪，一个个急得火烧火燎，纷纷加强了灌输社会主义城市化理念的力度。各国领导人都曾在私下里——有时甚至在公开场合——承认社会主义人格的跃进式养成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只要上述不良行为并不触及政治领域，他们就不会采取激烈手段。但是严重政治问题最终还是爆发了出来。第一个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斯大林瓦罗斯，导火索并非炼钢厂里的某一项恶劣条件，而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瓦罗斯是革命的中心，还成立了对抗政府权威的工人理事会。匈牙利军方向示威人群开枪并且打死八人之后，工人们发动了反击，逼退了军队，还占领了广播站。等到苏军前来镇压的时候，工人们与脱离部队的匈军官兵们一起依托城市进行防御，并且将这座城市更名为登纳皮特勒——也就是曾经位于炼钢厂厂址的那个村庄的名字。这座城市以及工厂的名称原本是苏匈友谊的见证，现在城市与工厂本身却变成了反抗苏军的堡垒。讽刺的是，此时工人们似乎终于接受了与样板工业化项目相关的身份认同，因为他们的战斗口号是要捍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苏军强占——斯大林瓦罗斯的规划者们当初大概没想到工人们会采用这样的民族主义表达方式。1956年之后，由苏联直接扶植的新一届匈共领导层采用提升工资与改善福利等手段来拉拢工人，最终扭转了这座曾经名为斯大林瓦罗斯的城市里的主流民意。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当地的社会主义爱国理念逐渐发展起来，当地居民也逐渐养成了共通的阶级经历与骄傲。

下一座出问题的样板城市是新胡塔，这里的问题属于另一套路数。当地炼钢工人引领了一场指向统治权的挑战，起初的事由并不是工作事宜，而是为了主张他们的天主教信仰。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与斯大林瓦罗斯一样，新胡塔市的城建规划刻意省去了教堂，因此居民们不得不前往附近村镇进行礼拜活动。克拉科夫教区反复向有关部门申请要在新胡塔市修建一座教堂但却反复遭到拒绝，直到1956年秋天。当时波共为了应对遍及全国的抗议势头将一度锒铛入狱的前任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重新请上了台。官复原职的哥穆尔卡试图改善与教会的关系，于是终于给这份申请开了绿灯。一年之后，教会选好了地址并且在地皮上树立了十字架，可是当局却一直拖延不准开工。到了1960年，当局又把这块地皮划拨给了一座学校，并且派人前来拆除十字架。拆除人员刚刚来到现场就与一群居住在附近的妇女纠缠了起来，紧接着一群刚刚下班的工人也赶来阻止拆除人员。这些守卫者们交替演唱着《国际歌》与赞美诗，借此彰显自己的双重效忠。这一天临近结束时，共计四千多名当地居民与政府派遣的民兵之间爆发了全面冲突。民兵使用了水龙、催泪弹乃至实弹，民众们则投掷砖石，捣毁店铺，还点燃了一栋建筑。冲突过后共有五百多人被捕，相当一部分人遭受了严重的有期徒刑判罚。闹出这场乱子之后，当局这才意识到这具看似只是个符号的十字架蕴藏着多么大的爆炸能量，于是就对其听之任之了。没出几年，天主教教会领袖们又再次张罗着要在新胡塔市修建教堂。他们的主心骨是新任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也就是日后的若望.保禄二世教皇。1965年，政府终于在一片新建住房区划附近再次批给教会一块地。接下来筹措建设经费与实际施工耗费了更长的时间（政府自然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直到1977年这座我主方舟教堂才由已经升任红衣主教的沃伊蒂瓦正式祝圣。足有七万名信众参加了这场祝圣仪式。

十字架守卫战与我主方舟教堂好事多磨的建设历程共同锤炼出了一套反权威文化与地下动员网络，不出几十年这两者就会对建制化波共当局构成更严重的挑战。但是新胡塔的政治分界绝非一清二楚。比方说1968年波兰全国爆发学生抗议的时候，当局一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新胡塔市的中学生以及技校学生们参加克拉科夫的示威，同时又将炼钢厂工人用大巴车拉到克拉科夫去殴打雅盖隆大学的示威学生。工人们舍得朝大学生下手这一现象恐怕不仅反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政治立场差异，还反映了阶级与文化层面上的对立（与之相对的是，两年后美国建筑工人也头戴安全帽走上街头支持越南战争并且痛殴了反战的抗议学生们）。直到1980年，新胡塔炼钢厂里仍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是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员。不过到了这一时期，反对当局的波兰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已经变得极为活跃并且严密组织了起来。在1979年4月的新胡塔市，一个反对派群体依据天主教社会教义起草了《劳动人民的基督教社群》一文。几个月以后，若望.保禄二世教皇访问了新胡塔市并且希望再参观一下我主方舟教堂。当局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于是教皇就在新胡塔市郊的一座修道院里发表了讲话：“十字架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基督更不能与人的劳动相分离。新胡塔市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全国与地方的局势发展都在不断削弱炼钢工人对于现政权的支持。1970年与1976年波兰两次经受物价陡然上涨，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工人抗议。与此同时新胡塔市也人心惶惶，不知路在何方，因为波兰政府正在卡托维兹兴建另一座大型炼钢厂，此外列宁炼钢厂也遭到了日益强大的环保运动的批判。*1980年7月的再一次物价飙升导致了遍及全国的接连罢工，这一次新胡塔市的工人们也参与了进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罢工工人们开始为独立的团结工会创建新胡塔分支——这家工会的成立地点位于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新胡塔市从来都有工会但是没什么权威，工人们想要争取待遇的时候从来都会直接去找说话真正说了算的党委。现在有了替代选项之后，他们自然趋之若鹜。1980年7月，90%的新胡塔工人们都加入了团结工会，使得新胡塔炼钢厂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团结工会分支，地位仅次于格但斯克的总部。组织起来的工人们拥有了全新的信心，并且决定公开主张自己的价值观：他们开始将我主方舟教堂祝圣过的十字架（以及团结工会的旗帜）带进工厂里。共产主义领导人们曾经设想工厂能成为哺育民间文化生活的源头，可是现在来自民间的文化创造却反哺了工厂。新胡塔的团结工会活动家们还参与了所谓“工人网络”的创建，在波兰最大的几座工业工作地点之间沟通消息并且承认它们的先锋角色。

*【克拉科夫当地的环保人士一贯指责新胡塔炼钢厂是城市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但是当地的主要风向是东风，只会将炼钢厂的废气吹向远离城市的方向。实际上克拉科夫的主要空气污染源还是当地工厂、城西工业区、燃煤炉以及日益增长的汽车交通。】

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全国戒严。新胡塔（以及其他工业城市）的团结工会与政府就此进入了战争状态。团结工会就此转入了地下活动。工人们将列宁炼钢厂占据了三天，然后民兵才在装甲车支援下夺回了工厂控制权。到了1982年，工人们开始在新胡塔炼钢厂里构建一套秘密的团结工会结构。这座样板企业的规模与资源为工人们的组织活动提供了很大便利。他们利用工厂里的印刷机与办公耗材偷偷印发了大量地下报纸与宣传材料，在厂区内外广泛流传。厂里的技术人员协助架设了覆盖波兰南部的地下广播网络。团结工会的活动家们还会挪动厂内物资来支援其他地区的活动。海外支持者们也为新胡塔团结工会提供了可观的援助，以至于早在工厂管理层之前工会活动人员们就购买了自己的第一台个人电脑。这么多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自然使得抵抗网络与抵抗运动规范在厂区内外蔓延生根。新胡塔由此成为了最激进的反政府中心之一。1982年，城里开始发生经常性的抗议游行，一开始由工人领头，后来青年人的领导权也越来越显著了。抗议者往往会在教堂集合，然后再向市中心进发并且正面撞上警察与民兵。至少有三名工人在例行发生的冲突当中死亡。团结工会还试图在工厂内部发动抗议罢工，但是成效要差一些。到了1988年，波兰已经陷入了长期经济与政治危机。这一次又是新胡塔推动这个国家采取了一项激进解决策略。这一次的抗议依然还是由涨价引发的。4月26日，列宁炼钢厂——此时依然是波兰最大的工业企业——的工人发动了静坐罢工，诉求包括涨工资以及团结工会合法化。罢工人员控制了厂区之后，工人家属、同情罢工的教士以及厂区以外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纷纷赶来增援。5月4日，军队强行进入工厂，夺回了控制权并且逮捕了罢工领导人，但是此时罢工的火种已经播撒了开来，尤其烧到了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为了平息抗议，当局联系上了团结工会的创始人之一莱赫.瓦文萨，最终促成了政府与工会的圆桌谈判。独立工会得到了合法化，1989年波兰更是举行了公开议会选举，团结工会的候选人在这场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式的胜利，结束了波共的统治，也加速终结了共产主义阵营对于东欧地区的掌控。*

*【即便是得到波兰政府承认的官方工会也低调支持1988年罢工，不过他们提出的要求要比团结工会更温和一些。】

团结工会的崛起与最终胜利向波兰当局彰显了工厂巨型化与工业城市化的危险性——当然等他们看明白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新胡塔市当初的建市用意之一就是以农民子弟为主料创建出一个具备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规划人员的希望确实实现了，但却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根据团结工会成员的说法，新胡塔的工人们之所以为了自己在炼钢厂工作而感到骄傲，并不是因为这座工厂在建设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而是因为其在对抗社会主义波兰当中起到的作用。就像固特异、通用汽车、福特、通用电气以及其他众多美国公司在几十年前就吃尽苦头才意识到的那样，将大量工人聚集在一起工作、生活、祈祷、喝酒乃至送命足以将最大最高效的模范工厂变成主张劳工权力的武器。但是这次胜利的后果对于工人们来说却十分讽刺。为了引领波兰走向社会主义而修建起来的巨型工业要塞在波兰重返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几乎无力保全自身。绝大多数超大规模波兰工业区都遭受了投资不足、生产力下降以及由于缺乏西方先进机械而导致的员工冗余。政府补贴削减，固有市场流失以及私有化进程的开始致使这些企业根本无力竞争。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经历了一系列反复重组裁员与私有化，员工数量也从创建团结工会的1980年的17000人缩减到了2014年的2000人不到。

第一届非波共政府上台之后，新胡塔市的一位团结工会成员曾经估计道，一座产量与列宁炼钢厂相当的西方炼钢厂只需7000人就能运行，而不像前者那样需要30000人，原因在于西方工厂现代化设备的应用程度更高，工作强度更大，而且没有义务将高龄、患病甚至酗酒的工人都留在厂里。随着新胡塔炼钢厂产量锐减，新政府在1991年与多家工会进行了一系列协商（此时团结工会只能代表新胡塔炼钢厂里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了），然后就开始了一场资产剥离，将许多项辅助性功能——例如内部铁路网的运营与熔渣回收——以及生产流程当中的收尾工作外放给了二十家新企业。这些企业的用工人数总数大约是新胡塔炼钢厂的60%。剥离次要功能之后的新胡塔炼钢厂则专注于炼钢生产。为了减少污染，工厂关停了一大部分设施，包括两台高炉，烧结车间以及一部分炼焦炉。此外炼钢厂原本广泛的社会职能也遭到了削减。这么多年来炼钢厂经营过农场、食堂、医务所、疗养院以及一家足球俱乐部，这些职能同样遭到了剥离或者缩水。到2001年，新胡塔炼钢厂（此时已经按照波兰工程师泰德伍兹.森吉米尔的名字重新命名了）与波兰其他几家大型炼钢厂合并成了一家企业。在经历了私有化以及日后的另一次兼并之后，这座工厂成为了全球最大钢铁公司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的一部分。新的企业所有者花了一笔投资对工厂进行现代化改造，一座新建的热轧车间也在2007年投产。但是到了2015年在这家工厂领工资的人数只剩下了3500人，相关公司的雇员则有12000人。这里的工资原本显著高于常规，现在已经下降到了当地的一般水平。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以及捍卫信仰与自由的抗争时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就像欧洲与美国各地的许多其他工厂那样，新胡塔的工厂也步入了泯然众人的境地，雇佣着不多不少的工人，产量仅占母公司总产量的一小部分，而且还面临着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窘境，因为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依然认为炼钢是增强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前提。

在冷战期间，美国公司转向了更小更分散的工厂，苏联则坚持着巨型工厂模式并且将其扩散到了东欧。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依然还在兴建与宣传规模极大的工厂。比方说西欧尤其是德国就在这一时期兴建了几座巨型工厂。还有几座相当大的工厂在发展中国家崭露头角。今天全球最大的汽车工厂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厂区占地1600公顷，员工人数72000人，年产830000辆大众汽车。就算这样，沃尔夫斯堡的员工人数依然只是大众公司员工总数的12%。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在北美与欧洲也再没有第二家公司会将这么多工人集中在同一地点了。

德国的工业历史沿革与英美两国都有所不同。早在十九世纪，埃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就拥有规模位居全球前列的炼钢工厂。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上半期之后，德国工业界却被相互合作频繁密切的众多中小型公司把持着，因为德国工业的长项并非大量生产标准化低成本产品，而是生产品种繁多的高质量产品。德国并不缺少生产初级产品——尤其是钢铁与化工制品——的大型工厂，但是生产消费品的工厂始终要更小一些。尽管福特主义也在德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德国公司却并不乐意在实践当中推行福特工作法，理由包括缺乏资本，欧洲各国间贸易壁垒限制了市场规模，以及高技能劳动力队伍的生产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德国汽车公司早在二十年代初就尝试过流水线作业，但是他们转向集成化大规模生产的速度却相当缓慢。纳粹掌权之后，一贯仰慕福特的阿道夫.希特勒督促德国汽车公司也要拿出一款能与T型汽车相提并论的大规模量产汽车或者说“人民之车”。各家公司不愿从命，于是纳粹政府就自行承担了这项任务。1938年，希特勒亲自为一家人民之车工厂举行了开工奠基仪式。这家工厂所在的厂区名叫法勒斯雷本全民汽车城（法勒斯雷本是附近的一个村镇）。就像苏联人一样，纳粹也从美国进口了一批专用加工机械，但是人民之车来没来得及投产二战就爆发了，工厂转而投入了战时生产，工人都是从东欧地区强征来的强制劳工。

通过在战时制造军械，德国制造商们终于补上了大规模生产这一课。到了五十年代初，西德的局势促使他们将这些经验施展在了民用领域。几乎未受战火破坏的沃尔夫斯堡工厂在战后恢复了原本的设计目的。就像当年的福特公司那样，一连好几年这家工厂仅仅制造一款汽车，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大众甲壳虫，后来又增加了一款与甲壳虫联系紧密的货车。大众公司抵制住了在海外建厂从而维持产量的设想，并且大量采取了自动化手段从而维持盈利。德国工厂管理采用的是共决制模式，这一模式为工会在企业管理方面提供了重要角色，提供了高工资与优厚的社会福利（包括额度甚高的分润工资体制），从而确保了和平的劳资关系。与同时期的美国同行们相比，大众汽车不必担心工人会利用生产集中化来干扰生产活动并且迫使公司就范，于是就放心大胆地修建起了巨型工厂。

尽管中小型企业依然是西德以及统一后德国经济的主流，但是除了大众汽车之外依然还有几家企业修建了特大型工厂。比方说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曾经隶属于法本化学公司，二战之后拆分了出来——就将生产活动集中在了路德维希港的莱茵河畔地区。1963年，公司管理层承认“一家公司假如将产量集中在单独一个地理点位，那就难免受制于许多因素（例如罢工、地震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尽管如此，公司依然决定扩建历史深厚的主厂房，接下来又修建了几座厂房来增加产能。2016年厂区占地四平方英里，员工人数39000人，建筑约有2000座。但是大众汽车依然是德国工业的样板企业，沃尔夫斯堡也依然是德国工业巨型化的圣殿。就像当年的亨利.福特一样，大众汽车的管理层同样意识到了工厂可以成为推销周边产品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主厂区边上修建了一座汽车主题公园，2014年游园总人数达到了220万人。许多顾客都选择了在公园里喜提新车。东西德统一之后，大众汽车又在德莱斯顿修建了一座新厂，专门生产售价最高的车型。车间四壁都是玻璃材质，生产过程一览无余，成品汽车摆放在一座十二层的玻璃塔里供人参观。当年的世博会水晶宫就这样在二***纪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

大众汽车集中体现了战后西欧的工业巨型化，巨型化的根基则在于公司层面的稳定劳资关系与国家层面的社会民主政策。相比之下，位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核心地带的马哈拉库卜拉市的米萨尔棉纺厂则再次彰显了工业巨型化的危险一面：一旦巨型工厂聚集了大量待遇低下的工人，那么只需一点火星就能释放出爆炸性的破坏潜力。年复一年，政权更替，可是马哈拉库卜拉的工人们始终走在埃及劳工运动的最前沿，一边捍卫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越发参与到了国家政治事件当中。米萨尔公司始建于1927年的米萨尔河岸，当时英国依然占据着埃及全境，企业自从创始之初就明确打出了民族主义旗号，为的是资助埃及人自己的商业。尽管埃及棉纺工业历史悠久，但是米萨尔却是第一家由埃及穆斯林拥有的现代化机械化工厂。二战结束时，这座整合化厂房已经实现了纺纱、织布与印染的一条龙生产，雇佣了两万五千名工人，成为了中东地区最大的工业区。埃及当局与公司管理层都将这座机械化纺织厂视作“现代化、国家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堡垒”。但是主要从农民当中招收而来的工厂劳动力们却不肯接受精英眼中将工厂视为全民项目的理念，并且反复因为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低下而发动抗议。1938年，工厂发动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将十二小时一班的工作制改成八小时一班。1946年工厂里发动了短期罢工，第二年又发动了大规模离厂罢工，为的是抗议裁员与管理层独断专行。为了镇压罢工，当局将坦克开进了工厂，冲突导致三名工人死亡。1952年，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率领一干少壮派军官推翻埃及君主制并且夺取了政权。米萨尔的工人们原本指望今后日子能好过一点，可是当他们再次罢工的时候依然遭到了军队镇压。

米萨尔工厂在象征与实际层面上都极其重要，因此1960年纳赛尔左转主张“阿拉伯社会主义”之后，这座工厂也成为了第一批遭到国有化的企业之一。不过尽管政府拥有了这家企业，但是工人们的激进传统却保留了下来。1975年他们参加了一场长达三天的罢工并且为国企工人赢得了显著的加薪。1986年米萨尔工人再次罢工并且再次赢得加薪。1988年他们又一次举行罢工，不过这次的题目是直接批评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2006年下半年埃及政府食言而肥，取消了原本承诺的加薪政策，再一次导致米萨尔工厂罢工并且引发了其他纺织厂的接连抗议，最终引发了来年更大的一轮罢工并且赢得了显著的奖金提升。2008年4月，马哈拉库卜拉的工人们再次罢工并且遭到上千名警察的镇压，导致至少三名工人死亡。这次罢工点燃了埃及公众针对穆巴拉克的怒火，最终导致他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期间仓皇下台。2014年2月，工人们又因为穆巴拉克时代的官员依然把持着工厂管理权而罢工。即便在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代表的军方势力掌权之后，纺织工人们的激进势头依旧有增无减，依然会为了提高奖金、抗议政府终止棉花补贴以及呼吁罢免腐败的公司官员而罢工。就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尽管兴建巨型工厂的名义离不开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这两杆大旗，但是巨型工厂培养出来的劳动力却难免对于这两杆大旗自有一套看法。而且他们还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以至于他们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看法都不能等闲视之。

2010年中期，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将全球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华尔街周刊》曾在三年前将其称作“你从没听说过的最大出口商”。这家公司名叫鸿海精密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采用的名称则是富士康。2010年全年间，富士康在大陆开设的工厂里共有十八名工人企图自杀，年龄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二十五岁，其中共有十四人自杀成功，这十四人当中除一人外全都选择了从公司楼房上一跃而下。这些自杀事件本身固然已经十分触目惊心了，但是真正让这些事件成为全球新闻的要点在于它们的发生地点是负责组装iPad与iPhone的工厂，而这两款产品当时正是全球最火爆的消费品，也是现代化与优越生活的标志。自杀事件将两个极端并排摆在了世人面前，一边是感到深受压迫与异化、宁肯自我了断的工人，另一边是设计优美精致、造型简约奢华、充满未来气息的苹果公司电子产品。这样的并列对比迫使人们不得不面对许多极不舒服的问题：制作现代化牌香肠的肉品加工厂究竟用的是什么原料呢？厂房内部究竟干不干净呢？为了让消费者们拿到有型有款方便好用的高科技产品，都有哪些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企业界对于自杀事件的反应几乎就像自杀事件本身那样令人不安。苹果、戴尔以及惠普等等委托富士康组装自家产品的公司应对自杀事件的态度全都十分低调，一方面表示关切，另一方面又表示调查正在进行。时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史蒂夫.乔布斯声称这些自杀事件“令人难以释怀……我们正在全面解决这个问题。”2012年，随着富士康进一步爆出负面舆情，苹果公司与非营利组织公平劳动联合会签订合同，委托该机构检查富士康厂房的工作环境以及厂内生产活动是否符合监督团体的工作场合行为规范。但是富士康的全部主要客户——包括苹果在内——全都没有终止与富士康的合作。另一方面，富士康创始人兼董事长郭台铭一开始声称自杀事件微不足道，因为富士康的员工数量实在太多。但是随着自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负面舆情日渐累积，富士康的股票价格也日益走低，迫使公司不得不采取行动。2010年6月，富士康将深圳厂区的基本工资从法定最低工资月薪人民币900元（132美元）提升到了1200元（176美元）——深圳厂区也是自杀事件发生最集中的地点。到了这一年10月深圳厂区又再次加薪。*此外富士康还开设了二十四小时心理咨询中心，并且在最大场厂区举行了花样繁多的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游行、啦啦队、蜘蛛人变装、杂技、烟火以及各种口号，例如“关爱生命”与“相互关怀共创美好未来”。

*【为了抵消加薪的影响，富士康相应提升了加工价格。】

但是富士康的应对手段还有更黑暗的一面。为了限制自身要为未来自杀事件承担的责任，富士康要求工人签署免责协议：“如果非公司责任原因的员工意外伤亡事件（自杀、自残），员工应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绝不提出之外的过当诉求，绝不采取过激行为导致公司名誉受损和影响公司生产秩序。”这份协议刚刚露头就激起了工人们的满腔怒火，以至于公司方面没过几天就草草放弃了这项尝试。此外富士康还开始将生产活动从深圳这样的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内陆地区工资水平较低，但同时公司方面也相信流动务工人员——或者说富士康劳动力队伍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距离家乡越近就越不倾向于自杀。最后，公司用铁丝网围住了宿舍楼的阳台与外置楼梯，高层窗户也一律锁死，还围绕着所有厂房宿舍拉了一圈离地二十英尺的黄色防护网，总面积达到了三百万平方米，差一点就能铺遍纽约中央公园，从而确保执意跳楼的工人不至于丧命。如此令人无语的应对手段——不去考虑如何改进逼迫青年男女自寻短见的生产体制，只想着怎样在他们落地之前接住他们——难免让人回想起狄更斯笔下的汤玛斯.葛莱恩那套扭曲的实用主义哲学，只不过如今应用这套哲学的工厂规模如此硕大无朋，相比之下当年葛莱恩赖以发家的曼城纺织厂看上去活像是家庭作坊。

尽管有些关于富士康自杀事件的新闻报道确实提到了涉事工厂的庞大规模，但是有一项事实却遭到了所有新闻报道的忽略：富士康旗下的深圳龙华科技园——俗称“富士康之城”——是迄今为止就员工数量而言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厂。富士康的保密政策极端严格，以至于外界就连员工数量的基本信息都搞不到。根据媒体与学者的估算，2010年龙华科技园工人数量至少超过了三十万人，甚至还有可能达到四十万人，哪怕是罗格河与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这样的工业里程碑在其面前也要甘拜下风——就算把这两家工厂的工人加在一起也依然远远赶不上富士康之城。曾有一名苹果高管前来富士康视察，汽车开进厂区的时候正赶上换班时间，汹涌而出的人流愣是把车堵在了半道上。事后他感慨道：“这里的规模太惊人了。”

尽管龙华的用工数量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但是在东亚地区的其他超大规模工厂确实还有不少，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富士康的产业。2016年富士康在三十个国家雇佣了共计一百四十万工人，其中超过一百万人位于中国，他们所处的工厂最小的也有八万人，大一些的则以十万计。富士康还在深圳修建了与龙华密切协调的第二座工厂，在2010年雇佣了十三万人。足有十六万五千名工人在成都的一座富士康工厂里组装iPad，这片厂区比龙华还要大好几倍，占地面积十平方公里。2016年，专门组装iPhone的富士康郑州厂区曾经一度在用工高峰时期聘用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三十五万名工人，成为了世界史上用工人数前几名的工厂之一。*其他电子公司也在中国开设了极大的工厂。富士康自杀危机过后，苹果于2011年将一部分iPhone与iPad组装业务交给了与富士康一样来自台湾的和硕联合科技公司。2013年下半年，和硕的上海厂区已经雇佣了超过十万人，其中有八万人住在拥挤不堪的厂区宿舍里。员工人数达到一万、两万甚至四万人的电子工厂在中国并不稀罕。尽管按照富士康的标准这些工厂都不算大，但是要比几乎所有美国工厂都大得多。2006年出品了一部关注加拿大摄影师爱德华.伯汀斯基的纪录片《人造风景》，影片一开头就是一个沿着厦门某工厂走廊缓缓推进的追踪长镜头。这家工厂雇佣了两万名工人，产品包括电咖啡壶、电熨斗以及其他小家电。这个镜头延续了整整八分钟，将这座两万人的工厂拍出了无边无际的气势。在亚洲地区，电子行业之外还有几个行业修建过极大的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的纺织生产商华芳集团拥有一片各类建筑上百、员工足有三万人的厂区。另外亚洲还有几座规模可观的玩具厂以及体量惊人的球鞋与便鞋制造工厂。

*【中国境外的富士康工厂大都小得多，某些情况下只是些供应地区市场的中性组装厂，其兴建目的在于逃避关税。有些富士康工厂会为多家客户制造零部件或者组装成品，其中包括微软、IBM、因特尔、思科、通用电气、亚马逊、惠普、戴尔、摩托罗拉、松下。索尼、东芝、任天堂、三星、LG、诺基亚、宏碁以及联想。还有一部分工厂仅为一家客户服务甚至仅仅生产一种产品。】

制鞋工业领域的富士康是裕元工业集团，这家公司是成立于1969年的台湾宝成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裕元工业在大陆开设的工厂位于东莞，从富士康之城出发驾车向北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这家工厂雇佣了十一万人，成为了史上最大的鞋类工厂。这里的工人每月要为耐克这样的国际名牌（耐克公司在厂区设有办事处）以及裕元的自有品牌胜道体育生产一百万双鞋，然后通过公司遍布全中国的零售连锁店分销出去。就像富士康之城以及中国的许多其他工厂一样，厂区里有工人宿舍与食堂，还有耐克公司投资修建的阅览室与迪斯科舞厅。裕元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还有五家工厂，其中三家位于广东省。另一家鞋业公司宝成国际集团于2015年创收84亿美元，旗下工厂分布在台湾、印尼、越南、美国、墨西哥、孟加拉、柬埔寨与缅甸等地。2011年6月，裕元公司某越南工厂当中有超过九万名工人发动罢工。这恐怕是近几十年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一工厂罢工了。

工厂巨型化的最新章节具有两大成因。首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与越南都在试图提升居民生活标准并且拥抱现代化，而现代化的程度又越发受到大体上由资本主义制定的全球化标准的衡量，于是两国就都向私人资本与境外资本开放了市场。其次，美国与西欧各国在同一时期经历了一场零售业革命，经销商而非制造商成为了决定多种产品的设计、营销与物流的关键角色。正是这两大变革的合流催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二十一*世纪的工厂巨型化在许多方面都像极了工厂历史初期的超大型工业化项目，有时这份相似性简直令人有些心悸。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最新的巨型工厂又与前辈们差异极大，代表了巨兽谱系当中的全新物种。当代亚洲的工厂巨兽一方面学习借鉴了二百年来的前辈们在组织、管理、劳资关系以及技术等方面积累下来的经验教训，同时又担任了不同于前辈们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角色。就像过往各个时代最大最先进的工厂一样，今天的工业巨兽同样体现了大规模工业化的无限可能与无尽恐怖。但是今天的巨兽却不像前辈们那样饱受称颂，而是大体上躲在聚光灯的照射范围之外。

过去二十年的中国与越南修建了很多巨型工厂，在此之前两国都经历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将工厂重新诠释为社会体制的切实努力。1949年中共势力胜利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随即试图通过工业化来实现全国现代化，并且留下了一个一言难尽的关于规模与奋斗的故事。中共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将资本主义世界与斯大林苏联的工厂照搬到中国，而是断断续续地尝试了许多组织生产的新方式。这些尝试争议极大，造成了几乎撕裂国家的社会分歧，最终导致了政经层面的激烈转向。

一开始共产主义中国的工厂故事看上去好像是复刻了苏联的经验以及同时期正在东欧进行的工业化进程。内战结束后，中共政府先是让国家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在1953年遵循苏联的建议发动了自己的一五计划。中国的一五计划效仿苏联的先例，同样主抓重工业。对于这个压倒性的农业国来说，重工业领域将会占据一五计划的一半投资，其中地位尤其优先的产业包括钢铁、机械制造、发电、石油冶炼与化工。中国的一五计划包括了六百九十四个大规模资本密集型项目，旨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其中有四分之一是由苏联援建的。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的大部分机械设备也是借助短期贷款从苏联进口的。就像东欧一样，中国也成为了由美国流传到苏联的工业传统的继承者，并且格外强调了特化任务与设备、高产量、层级管理结构以及收入激励制度。*但是还没等一五计划落幕，中共领导人就开始逐渐远离了苏联模式。首先，中国人排斥了苏联的一长制管理制度，转而试图让党组织与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管理活动当中来，并且逐渐抛弃了针对个人的收入激励。接下来到了二五计划的筹划阶段，项目优先程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资本密集大型项目转向了分布更广泛的中小型项目，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样做更适合中国当时有限的财政能力。

*【当时有一万多名苏联技术人员来到中国协助工业化进程，前往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技术人员数量更是逼近了三万人。】

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发生，中国的二五计划遭到了打断。大跃进的本意是通过全民动员与去中心化创新来加速经济增长，在操作层面上则具有深切的反官僚动机。中共在工业领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新政策，一方面继续发展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现代工厂，同时也不放松依赖当地资源的的小规模人力密集型初级技术工业。大力发展后一类小微企业的用意在于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与原材料，不仅直接反哺农业，而且还要为大规模工业供应初加工物料。这一思路催生的最著名实例就是大炼钢铁。中国各地兴建了几十万座规模极小的后院式高炉，这些高炉再加上供应它们的小煤矿小铁矿一度雇佣过六千万人。中央指导的重要性遭到削弱，地方能动性则扮演了更显著的角色。除了尝试工厂规模之外，大跃进的支持者们还试图打破工厂内部管理层与工人的分界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与特权不平衡。1957年5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工厂的行政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都要抽一部分时间直接参与生产活动，亲自接触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日常关切与所思所想。另一方面，工人们则获得了参与工厂管理的更大机会，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评判管理人员表现的话语权。定期召开的工人大会会评估管理人员的举措，黑板报则为工人们提供了即时发表批评的渠道。有些行政任务——包括会计、工期安排、质检、工作分配以及维持纪律——也从管理层手里转移到了工人小队手里。为了确保工人们在参与技术行政工作时不至于两眼一抹黑，中共发动了大规模职业技术教育项目，像极了苏联在三十年代的作为。

根据毛主义的理念，动员群众是经济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创建小规模农村工业以及在工厂管理问题上赋予工人更大话语权都是这一理念的体现。但是事实证明大跃进以及关于工业规模的激进社会实验完全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商品的产量的确大幅上升，但是产品质量却极其低下，而且往往属于用不着的门类。与此同时，地方工业吸纳了太多的农业人口，中央规划的削弱导致了生产混乱，再加上对于粮食产量的大幅估算失误，最终导致了人称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饥荒。见此情形，就连大跃进的最坚定支持者——包括毛泽东本人——都不得不承认单纯依靠大规模动员搞不好经济。但是尽管中共领导层关停了绝大多数小高炉，恢复了中央控制，并且重新让技术专家主管工业，涉及工业的社会实验却并未因此而终止。毛泽东是这一趋势的主要推手。这些实验的目的不仅在于避免中国人眼中苏联工业模式的弊病，而且还要避免工业管理等级体制与官僚体制的不断固化殃及共产主义理念。虽说毛泽东再次接受了工业巨型化是国家发展必由之路的主张，但是他依然希望赋予大型企业足够的自主权，从而削弱中央规划复杂死板的弊端，同时为工人参与管理创造更大的机会。

毛泽东历来推崇左派路线的工业管理法，当时中国工业界在这方面有两大榜样，其一是大庆油田，其二是鞍山钢铁公司。早在中共掌权之前，位于中国东北地区的鞍钢公司就是全国最大的两家炼钢企业之一。一五计划期间这家公司依靠苏联援助进行了扩建。1960年，毛泽东亲自批示全国学习“鞍钢宪法”——即由鞍钢工人起草的一套工厂管理规程。尽管鞍钢宪法的具体细节从未得到过公布，但是其一般原则强调了政治挂帅与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鞍钢宪法是中国人对于所谓“马钢宪法”（也就是马格尼托格尔斯克管理法）的明确回应，后者主张用严格的限制性规章条例来约束工人，前者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毛泽东相信，巨型工业企业可以成为巩固全新社会结构的锚定点。炼钢厂的责任不应局限于生产范围狭窄的某几类产品，而是应当在机械、化工、建筑以及其他领域同时运营，从而成为一家全能的社会机构，担负起商业、社会、教育乃至农业与军事组织等等方面的各种责任。工厂将会成为全覆盖社区的核心。与苏联与东欧的工厂相比，中国工厂所扮演的角色还要更加重要。就像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一样，大庆油田也是在一片地广人稀的荒野里建设起来的。设计师们因而有机会构想一种打破城乡分界的全新定居模式。苏联人统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修建了一座常规制式的城市，中国人在大庆则营造了许多分散定居点，这些定居点不仅要容纳工人，还要协助周边地区进行农业生产以及提供一系列社会与教育服务。

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社会要想取得进步，要想实现更显著的社会平等与更快速的经济增长，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物质发展水平，还在于生产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谁在工厂里说了算。但是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围绕经济政策与工业化实践进行的高层论战当中，中共领导层却针对这一主张提出了许多批评——难免让人想起二十年代苏联的类似场景。大跃进之后，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不再推进企业自主与工人自治，而是将重点转向了企业与工人的专业化以及物质激励的应用。时任劳动部长马文瑞在1964年提出的主张集中体现了这一派观点：就像几十年前的托洛斯基一样，马文瑞也主张由复杂的机器与大量工人的协调行动构成的现代工业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组织结构，不可能资本主义社会搞一套社会主义社会搞另一套。国有企业的基本任务依然是实现产量最大化从而满足社会需求。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的全部产出都是为了全社会的整体福祉，工人与管理人员的利益不分彼此，因而消灭了资本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内部的实际运营结构就一定非要与资本主义那边天差地别。马文瑞支持工人参与监督管理层，但并不指望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区别完全消失。与马文瑞针锋相对的另一派意见则认为所有权的转移才仅仅是改造工厂与更广大社会的第一步，无论在工厂内外都应当实现政治挂帅，不仅推进平等，还要实现“人的革命”。社会主义理应弱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以及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区别。从实操层面来说就是要让工厂的所有相关人员都接触一下体力劳动，要让工人加入行政与领导群体，还要让管理层接受党的监督。工人依然还要在分工高度细化的生产体系内从事专业工作，但他们的作为将会不止于此。工人、技术员、党政干部以及管理人员将会共同决定工厂运营的一切方面。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加剧了关于工厂里谁该说了算以及工厂应该干什么的斗争。工厂卷入不断升级的政治纷争的速度虽然很慢，但最终还是成为了冲突的核心。动荡的政治气候鼓励工人们攻击所谓的“走资派”工厂领导层以及他们享有的权力与特权。工人批评家及其政坛盟友们大力抨击他们眼中叠床架屋的官僚体系，官员人浮于事，工人则无法参与技术革新之类的关键领域。造反派们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观点，质疑工厂是否仅仅应当被视为实现生产力最大化的经济单位而存在。他们重新拾起了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观点，认为工厂首先应该是社会机构，其作用在于满足工人以及周边社区的多种需求，哪怕为此要付出生产力与利润降低的代价。还有些人着力推动工厂去专业化，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为的是利用工厂设备与专业技能来满足当地需求，生产各种满足当地消费的产品，而不是为了满足全国市场而生产范围狭窄的特定产品。不过像这样的激进实验持续的时间很短。随着学校、政府机关以及工厂里的政治冲突即将陷入彻底失控的境地，中共高层不得不发动军队成立军宣队在基层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此时各地党支部都已经被冲击得气息奄奄了。随着秩序逐渐恢复，工厂也重新树立起了等级体系，尽管各家工厂之间在这方面差异悬殊。工人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着工厂管理，关于工厂组织形式的实验也还在继续，不过潮流更改的趋势依然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在文革期间有人试图推动工厂的去专业化，但显然从未有人试图针对生产过程中工人们的具体工作进行去专业化，尽管这一时期的工人更广泛地参与到了工厂管理以及其他方面的工厂职能当中。】

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可以将中国的工业革命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基础是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生产的大都是钢材与石化产品之类的生产产品；后一个阶段则由劳动密集型私有企业为主导，主要生产消费品。文革导致的混乱局势再加上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们打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重振停滞的中国经济并且改善人民生活。许多改革派成员都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过冲击与迫害，他们上台之后首先否定了毛主义的许多基本信条，包括群众动员的核心地位以及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的必要性。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开始相信，中国之所以长期积贫积弱，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都赶不上新加坡这样飞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革派们试图至少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还试图将国家投资从重工业转向其他领域。就像五十多年前的布哈林与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中共改革派同样认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本但是人力资源却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家来说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提升生活标准的最有效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工制造业积累下来的资金还可以输送回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尖端工业当中。

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们一方面寻求外国资本与专业知识来帮助中国工业发展，同时又并未制定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期蓝图，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1979年，政府在广东与福建建立了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旨在吸引外资。经济特区内部的公司税率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企业还能享受到最长五年的免税期。特区允许外资公司将利润汇回本国，还会在合同期满之后返还前期资本投资。在特区里办厂的公司可以免关税进口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用来生产出口产品，并且不必缴纳出口税。特区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极大的自主权，并且往往与招引而来的私企保持一致。一段时间以后，改革派们认为经济特区取得了成功，于是又在八十年代新开设了一系列沿海经济特区，1990年更是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中国又推出了一批特区。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正值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权，这二位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全都对市场机制的力量与效用抱有邪教崇拜一般的坚定信念。中共领导层也未能免俗地受到了这股信念的沾染。在香港社会科学家潘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梦想“与资本以及市场的伟大信仰结合了起来”。此前中共领导层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着更先进的历史阶段，如今他们的理念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随着中国这个一度几乎完全遵循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体走上市场化道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成为了火热一时的口号。

越南也经历了类似的政策转向。越南与美国、柬埔寨以及中国之间先后进行了总共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并且还因为与柬埔寨的冲突遭受了国际禁运，致使越南经济元气大伤。越共领导人始终为了如何将南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北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整合在一起而头痛不已。根据人均收入衡量，此时的越南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为了振兴南越经济，越共地方当局在1981年与1982年之间允许西贡的中国商人恢复经营活动，引发了一阵经济繁荣。1986年，成功改善西贡经济的地方越共派系掌握了中央权力并且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他们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意味着推动越南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具体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市场行为解禁以及鼓励出口工业。就像在中国一样，意识形态的转向与具体政策的更改是同步进行的。此时的越共领导层谈论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口吻就像十几年前主张统筹规划的优越性那样笃定。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市场并且加强了出口制造业。

在中国这边，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不出几年就彻底更换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面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入选第一批经济特区，原因在于当地与主要人口居住区以及权力中心相对隔离，同时又临近香港与澳门。最后这一点对于特区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依然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高度依赖制造业、贸易与运输来支撑经济。随着香港当地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临近大陆地区的开放政策为香港人提供了转移制造业的大好机会。内地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香港，而且往往与港商之间存在着家族纽带。一开始香港商界在大陆的经营主要针对大陆的内部市场。但是随着中共政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放开了针对外资直接投资的限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也变得越来越时兴起来，首先是制衣业，然后是鞋类与塑料产品，最后终于发展到了电子产品。香港与广东的组合成为了一台实力可畏的盈利机器，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所具有的优势。香港商界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一开始他们先将最简单、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搬到了内地，从而利用远远更低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以及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内地政府提供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行政、设计与营销工作留在了香港，并且利用香港当地的先进基础设施——包括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与强大的空运能力——将内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套用某位珠江三角洲研究者的话来说：“第三世界的成本与第一世界的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经验在这里结合到了一起。”

香港商界在内地的制造业尝试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中共政府进一步放松了针对经济特区的管制并且在特区里斥重金进行基建，从而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香港公司也开始将更加复杂的制造、物流、质检、采购以及包装活动转移到了内地。与此同时台湾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活动迁往大陆地区，日本与韩国公司也紧随其后，一开始几乎总要委托香港与澳门的中间商来牵线搭桥。许多台湾公司的一把手都在大陆地区有亲人，比方说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他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大陆工厂——的祖籍就位于东北，他父亲是1949年跟着蒋介石撤到台湾的一名老兵。2000年美国正式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于是美国公司也开始将制造活动迁往了中国。

"毛主义巨型化"的这段值得一看。

要想衡量爆炸性的出口导向中国制造业究竟规模几何，不妨看一看深圳市令人目眩的人口增长。1980年的深圳市人口是321000人，到2000年已经突破了七百万，在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史上都位居前列。大部分新居民都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来到深圳的目的则是在遍地开花的工厂里找一份工作。随着深圳当地的劳动力迅速耗尽，一套移民工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了中国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主心骨，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业的超级巨型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苏联与东欧的巨型工厂招募的都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农业去集体化才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从集体公社的福利与制约当中解放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集体公社遭到拆分，农民通过包产到户制度租赁小片土地进行生产，使得他们得以将超过公粮定额的盈余粮食拿到公开市场上销售。这套新体系一开始飞速提升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但是接下来的进一步变革，包括开放粮食进口，医疗教育成本提升，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缩水，致使农村变得远比城市更加贫困。许多农村家庭子女认为家乡的经济与社会进阶机会极其有限，于是就来到了出口导向制造业中心碰碰运气。

不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临时工。与当年的英国或者苏联不同，中国农民并未丧失私有财产。尽管一切农业用地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民家庭可以签订长达三十年的租约，从而成为农田的实际控制者。工人们可以在家乡的农田与他乡的工厂之间来回往返——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他们在外打工的时候也很清楚家乡还有一份为他们托底的产业。话说回来，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最终也不得不返乡，因为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户口制度，致使每一位中国公民都需要特定许可才能居住在特定地区。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福利——包括医保与公立学校入学权——都与户口挂钩。移民工人能得到雇主签发的临时居住许可，不过一旦离职该许可就会作废。外来人口想要获取某个城市的正式户口几乎是痴人说梦。对于第一代移民工人来说，工厂工作（以及城市里的建筑与服务工作）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插曲，至多持续几年，往往发生在中学毕业或者辍学之后与成家之前，就像当年新英格兰的纺织女工那样。

移民工厂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国企工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会为工人提供一套范围广泛的福利，包括永久性工作职位或者说“铁饭碗”、在岗培训、住房分配、终生医保以及养老金等等，国企工人甚至就连理发都有补贴。一般来说国企工人的工作量都不算太大，来自管理层的约束也不算太严。随着国企日渐萎缩，私企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私企里的工作环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经济特区的离职率高得吓人。许多私企确实会为移民工人提供免费或者廉价住宿，但是除此之外并不会提供其他福利。移民工人理应享有的一切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权与本人养老金——都来自他们的家乡或者说户口所在地。法律要求私营业主为工人缴纳社会福利基金，还要求确保最低工资并且对加班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往往会遭到忽视。私营工厂的工作强度往往很高，纪律也十分严苛。换言之，中国发展了两套迥然不同的工厂体系，一套是国有或者说集体所有制体系，另一套是私有体系。两套体系的意识形态、工作习惯、工人生活水平与劳动力组成结构全都相差悬殊。两个体系的从业者甚至还有不同的称谓。只有国企员工才算是“工人”，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则获得了另一个新近问世的新名称：打工妹或者打工仔，这个名称暗示着他们社会地位较低，只是卖力挣钱的苦工而已。

移民工人体系为雇主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而且其规模还可以任意扩充缩减。中国农村青年男女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还要再过两代人的时间才会出现用工荒。而且他们提供的劳动非常廉价。大多数私企工厂都只会向移民工人支付法定最低工资（这一额度由地方政府决定），有时甚至更低。政府在这方面的执法力度也十分软弱。由于农村用工市场的生活标准与工资远低于城市规范，沿海出口工厂在农村劳务市场招工时并不必提供足以与当地工人或者国企工人相媲美的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因为他们的低工资放在农村依然算得上很高。更有甚者，因为私企工厂不会为移民工人支付大部分社会福利基金，这笔钱只能由工人家乡的当地政府来支付，换句话说私企雇佣移民工人实际上等于拿到了工人家乡当地政府的补贴，使得他们的用工成本可以低于工厂所在地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就像当年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同样依赖于挤榨农村财富。

*【所谓“低于社会再生产成本”的意思就是移民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不足以支持当地家庭，也无法满足他们所享有的各项社会服务。】

对于大型出口工厂来说，让工人住宿在工厂宿舍里既有必要又能带来竞争优势，因为工厂城镇难免住房短缺，而且移民工人由于没有户口也很难在当地找到栖身之所。为了吸引工人，中国的私营工厂开始自行提供住所，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与苏联工业巨兽做过的那样。假如工人不得不在公开市场自行寻找住房，那么这些工厂也将不得不向工人们支付更高的报酬。在私人工厂发展初期，大部分移民工人都是青年女性。因此宿舍体系也起到了维护贞洁环境的作用。某大型电子公司曾经要求全部年轻单身女工都要住在厂区内部的宿舍里。甚至等到男性工人也开始投入制造业之后，宿舍体系依然维持着性别隔离。宿舍体系为公司提供了控制工人的强大能力。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一样，许多中国工厂都设置了详细的工人行为规范，不仅迟到、怠工或者在工位上交头接耳要罚钱，而且乱扔垃圾或者寝室环境脏乱也要罚钱。富士康禁止异性工人相互去对方宿舍串门，禁止饮酒赌博，还实施了宵禁。此外让大量工人住在工厂里也让工厂能够在工作任务紧急时快速动员大量工人，还能让大量女工值夜班。而且让工人住在厂区里也使得极长的工作时间——有时一班足有十二小时，尤其是在旺季——也更容易安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约有五千万到七千万移民工人，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一亿两千万，2014年则突破了两亿七千万，几乎达到了美国全部民用生产领域工人人数的两倍。每年这股如同大海一般浩瀚的人潮都会在农田与工厂之间来回奔流。乡土网络在这股运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移民工人回家之后必然会向兄弟姐妹与街坊四邻讲述城里的生活与工作机会并且帮助后来者找工作。各级省市政府对于农民外出务工也乐见其成。内陆省份的政府往往会帮助外地工厂在本省招工，因为务工人员寄回家里的汇款很能滋养当地经济。有些地方政府干脆在深圳开设了办事处，专门为本省务工人员在外资工厂找工作。总之移民工人体系离开了政府的积极参与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城市里的农村务工人员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年春节前后一周的中国总会迎来一轮人流物流、情感宣泄以及工厂招工的高峰期。上亿名移民工人将要踏上归途，与父母子女以及故乡的亲朋好友团聚。这个被中国人称为“春运”的年度事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流动现象。2009年的中国铁路在春运期间运载了1亿8800万名旅客。候车的人群从火车站大门一直挤到了附近的街道上，电子售票系统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火车与汽车都被携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近几年中国铁路运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如此混乱的局面）。春运结束后并非所有人都会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每年都会有上千万移民工人选择留在家里，迫使工厂不得不另行招人。

*【2009年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对移民工人家庭及其返乡之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移民工人使得中国——以及越南——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得以蓬勃发展，但却并不能解释前所未见的大型工厂如何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厂的庞大规模并非出于生产活动的技术需求。只要顺便找一张越南某大型球鞋工厂的内部照片看一下，人们就会发现工厂车间里满是一排排各自坐在单独工位边上的女工忙着组装预先剪裁好的部件（球鞋与便鞋的制作需要用胶水与针线将众多橡胶、合成纤维、人造革乃至真皮皮革裁片拼接在一起）。尽管同一个车间里的工人数量很多，但这些工人大都在以个人或者小团体为单位进行劳动，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与临近的个人或者小团体没有区别，而且还并不会与其他个人或者团体发生互动。这样看来，这些厂房并不太像罗格河或者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倒更像是早期英国纺织厂，纺纱工人与织布工人在同一个车间里各忙各的。

*【就像在中国一样，越南外资工厂里的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移民工人，在胡志明市附近尤其如此。】

甚至就在产品组装过程更加复杂的时候，制造特定产品所需的工人数量与工厂规模之间往往也没有明确联系。比方说台湾小家电公司灿坤集团的厂房——也就是《人造风景》开篇长镜头所拍摄的那家工厂，爱德华.伯汀斯基曾在这里拍摄过许多最著名的作品——将组装工人集中在了一座庞大而又现代的一层车间里，但是车间里的每一条流水线都很短而且相对而言很简单：三十条流水线生产的是电烤架，每一条流水线上平均只有二十八人，而并不像汽车或者拖拉机工厂的流水线上那样聚集了上百人。成排的组装工人面面相对，中间夹着一条速度缓慢的传送带。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用得都是简单的手持工具，生产步调并不由大型机械决定。他们从传送带上拿下零件组装完成后又放回去，而不像汽车流水线那样围绕着不断前进的组件进行工作。电子公司素来喜欢保密，因此很难充分了解他们的生产过程。但是根据一份来自富士康龙华厂区苹果组装区的陈述，每条流水线上少则几十人，多则一百来人。这个规模比起制鞋工厂或者小家电工厂当然要大很多，但是与工厂员工几十万人的整体规模相比依然小得可怜。

垂直整合确实有助于工厂规模的扩大。比方说有些制鞋工厂会自行生产制鞋所需的合成面料，将其压塑剪切成型，再绣上企业标识。灿坤集团也会自行生产组装小家电所需的大部分零件。富士康同样会生产一部分组装所需的零部件，不过最高端的精密元件还是要靠客户提供。就算这样，仅凭技术需求依然不足以解释厂房的庞大规模。当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评价英格兰棉纺厂时认为“所谓大型工厂其实也不过是若干家挤在同一屋檐下的小型工厂而已”，富士康之城的情况与这句话可谓十分契合，相互独立的厂房建筑会为不同的客户公司生产类似的产品。一旦超过特定的限度，规模经济的生产效益就会递减。小阿尔弗雷德.D.钱德勒在经典研究著作《规模和范围》一书中注意到，全世界柴油产量的将近四分之一曾一度仅仅出自标准石油旗下的三家炼油厂。接下来他颇为感慨地写道：“设想一下吧，假如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鞋类、纺织品或者原木的产能都集中在三座工厂里，那么生产规模对于总体经济的妨害会有多么大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厂运营的行政协调将会变得极其困难，机器将会排出几英里的长龙，操作这些机器所需的劳工将会极端集中，以至于这样的生产安排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上都无异于胡闹。”但是类似这段文字所描写的情况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现今世界的电子产品与特定鞋类的生产领域当中。比方说苹果系列产品的生产集中程度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钱德勒眼中无异于胡闹的极限：全世界的每一台iPad都是同一家工厂制造的，绝大多数iPhone也出自两座工厂当中的一座。

那么这些工厂到底为什么这么大呢？答案似乎依然是规模经济与竞争优势，只不过这份优势并不属于制造商，而是属于分销产品的零售商。这一现象反映了双方关系的根本变化。直到不久前，某一款消费品的设计、制造与营销活动都会发生在同一家公司当中。但是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这三项活动就开始脱节了。理查德.A.阿尔佩鲍姆曾经辩称，在当今全球供应链当中，反而是零售商与品牌商（也就是依赖其他公司制造实体产品的设计与营销人员们）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与工厂主相比，反而是是零售商与品牌商更有权力决定生产活动的安排与条款。工厂的巨型化正是为了迎合他们的利益。早在工厂生产历史的初期，有些最成功的制造商就通过打响品牌与控制经销渠道建立了主宰市场的地位。洛威尔纺织厂在美国率先尝试了这种商业模式，接下来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也效仿了这一模式。胜家缝纫机公司将这一模式扩展到了全球。公司的推销员与经销商将大部分产自两座工厂的缝纫机卖遍了美国与欧洲各地。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同样采取了这一模式，委托由他们控制的独立代理商来销售各自品牌的汽车——世间由此才留下了诸如福特、雪佛兰、克莱斯勒与凯迪拉克这样响当当的名字。通用电气、IBM与美国广播唱片公司也会凭借各自品牌来出售或者租借自己的产品并且对经销网络施加了可观的控制，尽管还算不上完全控制。制造商主宰品牌产品的体系在欧洲与美国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例如大众汽车、通用汽车、西门子、索尼、福特、惠而浦、李维斯以及其乐鞋业（这家公司的产品曾在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上赢得了许多奖项，并且首次得到了广泛关注）至今依然是家喻户晓的名字。品牌公司、他们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无论在现实还是想象当中都密不可分。

但是七十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一系列后续发展打散了这三者之间的联系。随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能源成本与劳工成本日益攀升、信贷紧缩以及通货膨胀，各家公司的利润率也一路走低。许多面临着恶意收购压力的美国公司都在试图通过摆脱利润较低的运营活动来降低成本。为了让企业变得更加精炼且富有弹性并且迅速降低支出，这些公司开始将自己的一部分传统职能外包出去。一开始的外包项目都是些辅助性职能，例如数据处理与通信。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核心职能也被外包了出去，这其中就包括制造业。

以球鞋为例：自从十九世纪初次面世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球鞋的设计与制作一般都是由同一家公司完成的，通常都是体量庞大的橡胶公司，例如美国橡胶公司（Keds球鞋）与百路驰公司（PF Flyers球鞋）。但是这些公司的市场主导权很快就落到了阿迪达斯、彪马、锐步以及耐克等等后起之秀的手里。后一组公司的经营核心并不是橡胶，而是运动鞋与运动服。他们的关注焦点则是科技创新、时尚设计与市场营销。八十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包括耐克在内的大部分行业领军企业还会至少生产一部分自己的产品，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将生产活动彻底外包了出去，其自身则成为了完全的品牌公司。再来看看电子与计算机行业：这里的领军企业同样在这一时期开始将一部分制造业务外包了出去。例如硅谷的两大巨头太阳公司

与思科公司就开始与专业制造商——例如旭电公司与伟创力公司（富士康崛起之前全球最大的电子加工公司）——签订合同，让对方替自己制造先进产品，然后借助自己的品牌销售出去。还有一些公司——包括IBM、得州仪器以及爱立信在内——干脆将自己旗下的工厂乃至整个制造业分支都出售给了其他规模较小的公司，然后又与这些公司签订了制造合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签约制造商的设计与物流能力变得越发精细，借助电子数据通信科技与各位合作客户之间形成了一体化、多公司的生产体系。

同样还是在八十年代，销售领域也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具有两大侧面，首先是全新的巨型廉价零售公司的崛起，其次是几乎不从事制造业务的全球性品牌公司的崭露头角。美国大型零售商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例如沃尔玛与塔吉特这样的大型折扣连锁店都成立于这一时期。但是这些公司直到八十年代才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沃尔玛利用廉价劳动力、低价商品、先进科技与高效物流等优势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公司。2007年公司在美国开设了4000家店铺，在世界其他地区则开设了2800家。其他位于欧洲与美国的零售公司也通过扩张与收购极大地扩充了体量，例如家乐福、特易购与家得宝，尽管这些公司的规模全都不足以与沃尔玛相提并论。具备强大购买力的零售业巨头们在与供货商的议价谈判当中享有很大优势，无论供货商是李维斯这样的知名品牌还是顶着零售商的自主品牌进行生产的小公司。全新的通信与物流技术——包括条形码、计算机追踪体系以及互联网——使得零售公司可以几乎即时地针对供货商进行监督、沟通与指导。面对着失去大批订单的可能性，为巨型零售商制造商品的公司只能仰仗客户的鼻息，并且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与要求来重组自己的生产活动。

另一类品牌产品公司的成长则遵循着平行的路线，例如苹果、耐克与迪士尼。这些公司通过关注产品设计以及将营销摆在第一位实现了庞大的全球销量。他们将自己产品包装成为了青春时尚、全球视野、现代气质以及无限乐趣的象征。许多大型品牌都曾一度自行制造过自己的产品，但是最终都将自己的大部分乃至全部生产活动外包了出去。旭电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西村孝一曾经在1998年这样评论自己的顾客：“越是复杂精细的公司就越关注创造财富与创造需求，至于这两者之间的其他杂务就全都被他们交给别人去操心了。”苹果公司一开始也会制造自己的产品，还在硅谷总部附近开设了工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公司开始将这些工厂脱手或者关停，将几乎所有实体生产活动全都外包了出去。2016年苹果仅仅在美国制造了一款主要产品，也就是iMac一体机。阿迪达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公司的球鞋原本大都出自德国工厂，不过在这一时期公司开始逐渐淡出制造业务，关闭了手下绝大多数厂房，仅仅保留了一家小型工厂充当研发中心。

正所谓君子远庖厨，制造业外包的一大优势就在于能让品牌公司与制造产品的工作环境拉开距离。寻求较低的劳动成本往往意味着要将制造活动搬迁到低工资地区，这些地方的当地政府往往专权腐败。而且制造业搬迁还往往意味着躲避工会以及在工人劳保与权益方面放松要求。假如某品牌公司的自有生产设施里面雇佣童工，任意加班，滥用有毒化学品以及压制工会活动，那么公司的形象必然受损，而形象正是品牌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但是假如这些问题都能推给供应链下游的承包商，那么问题造成的损害将会小得多并且更容易加以控制。比方说耐克与苹果的外包工厂都曾闹出过工作环境恶劣与工人待遇低下的丑闻，两家公司的应对手段也很一致：大力谴责承包商并且承诺加强监管与增强透明度，还发布了全新的工作行为规范。这一套组合拳效果奇佳，两家公司几乎都没有遭受长期损害。

效力于大型零售公司与品牌公司的承包工厂的选址与规模千差万别，并且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换。起初许多美国电子公司都会与当地外包公司签约生产自家产品，不少外包公司都位于硅谷附近甚至硅谷以内。但是物流技术的发展与国际政治局势的变迁使得人们更容易将制造工厂建设在距离签约公司很远的地区。集装箱船运与空运运力的提升加快了货运速度并且降低了成本。低廉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卫星链接以及互联网极大地改善了通信条件。降低的关税也减少了跨国制造活动的附加费用。随着沃尔玛与苹果这样的品牌公司毫不留情地迫使供货商与转包商压低价格，从事实体生产的公司也开始在全球各地寻找工资水平足够低的地区来开设工厂。墨西哥一度是业内看好的地点，然后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纺织品与成衣制造商将工厂修建在了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南亚与非洲。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都吸引了不少电子设备制造商。再接下来各路制造商就越发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价格低廉，政府当局也很配合。

来自惠普、阿迪达斯以及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集团的订单规模大得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依赖高度集中的生产中心，从而尽量减少行政与物流工作。倘若依靠分布全球各地的供货商，那么这两项工作必然极其繁重。运输经济的变革使得他们可以将生产活动集中在单独一块小型区域之内，甚至进一步集中在单独一座工厂里。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期，即便像福特公司这样以集中化垂直整合生产方式而著称的公司也会建设许多分支工厂来供应远离主厂区的市场。但是运输成本的显著下降与运输速度的提升——主要归功于集装箱船运的问世与港口物流效率的改进——意味着苹果这样的公司仅凭一两处生产地点就足以向全世界的零售网点与网购顾客提供某一款产品。当然，集中化生产并不必然意味着大型工厂，有时也意味着由许多小型工厂以及辅助服务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工业区。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中期，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或者说每年九十亿双袜子——产自中国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这些袜子并非产自同一家公司，而是由许多公司共同生产而成，收购袜子的客户则是诸如沃尔玛这样的零售业巨头。临近的绍兴市嵊州县自从1985年某香港公司将生产活动搬到这里之后就成为了中国的领带之乡。众多当地经理很快就纷纷创办了自己的领带公司，促使产量一路上升，最终使得这座县城成为了全球领带生产的领头人，具备了一次性承接几十万条领带的大型订单的生产能力。同样位于浙江省的义乌在全盛时期开设过六百家工厂，这里的工人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圣诞节装饰品，尽管许多当地工人并没有圣诞节的概念。

不过有些时候增大规模确实意味着修建单独一座大型工厂。对于包括鞋类与电子产品在内的某些产品来说，大买家——尤其是品牌经销商——特别偏爱大型工厂，因为大型工厂可以持续不断地提供他们销售的大量产品，还可以迅速提速生产新产品或者应对紧急订单。苹果公司尤其将这一倾向彰显得淋漓尽致。苹果系列产品的种类十分有限，但是产量却大得惊人。公司的营销策略基础是精心安排且大举宣传的年度或者半年度新品发布活动，从而在全球各地掀起一股购买狂潮。拥挤拼抢的消费者们全都急着上手最新的苹果产品，从而彰显自己紧跟尖端科技潮流、时尚潮流以及现代化潮流的人生本色。2010年6月苹果推出iPhone 4s之后仅用三天就卖掉了170万台产品；2012年9月iPhone 5s问世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就卖出了500万台产品；三年之后iPhone6与6Plus问世三天之内更是卖出了1300万台产品。为了保密，苹果公司往往会在新品上市前不久才将产品设计提供给制造商，因此公司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动员极其大量的劳动力来生产出足以应对抢购狂潮的存货。工厂巨型化正是苹果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尽管这里的巨型工厂并不属于苹果公司。利用富士康与裕元这样的巨型承包制造商来进行生产使得苹果与耐克这样的品牌公司免去了常年维持大量存货的麻烦，解放了原本要用作仓储费用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即时生产让品牌公司不至于生产出一大堆过时产品，因为品牌公司归根结底都是时尚行业的从业者，无论他们的产品究竟是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是球鞋。苹果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从史蒂夫.乔布斯手里接班之前就一手策划了公司从自主生产模式向外包生产模式的转型，他曾经将库存称作“根本之恶……管理库存的方式应当像是管理乳制品一样，一旦过了保质期还没卖出去那就出问题了。”

为了让苹果公司的牛奶保持新鲜，富士康与和硕科技总会迅速动员几十万工资微薄的年轻中国工人投入生产。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十分恶劣（或许比起库存更接近根本之恶）。2007年，就在第一代iPhone即将问世之前几周，乔布斯突然决定要将手机的塑料触屏改成玻璃触屏。第一批玻璃触屏运到富士康龙华工业园时正值午夜，厂房当即叫醒了八千名正在宿舍里睡觉的工人，发给每人一块饼干与一杯茶水，然后就打发他们投入了长达十二小时的一班生产，为的是将玻璃触屏装进机框。这一天的工厂连轴运转，总共生产了一万台iPhone手机。有时为了完成一份订单，富士康会将大批工人从某座工厂转移到另一片地区。为了应对需求激增，不仅需要一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还需要规模同样可观的基层管理人员以及上千名组装与维护流水线的工程师——好在职业教育规模十分广大的中国并不缺乏工程师。苹果与其他名牌公司之所以如此看好东亚地区涌现出来的巨型工厂，正是因为这些工厂具有迅速提升生产规模（以及在需求高峰期过后迅速下调生产规模）的能力。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的结合使得迅速动员大量非技术工人成为了可能。这种工作法尤其适合苹果公司，因为苹果出品的是种类极其有限且高度标准化的产品，就像当年的福特公司一样。苹果电脑、手机以及平板的一部分最终组装工序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但是大部分工序依然离不开手工。苹果产品的组装工序分工极其细致，工人们要将十分简单的任务重复千百遍，学会这些组装动作根本花不了多少时间——鉴于移民工人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动性（由于待遇低下，这些工人丝毫没有忠于某一家企业的理由，跳槽对于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再加上大笔订单突然到来时必须立刻引入大量新手工人，上岗培训必须尽量简化。富士康的新员工入职指南包括了介绍企业文化与规章的课程，但是并不包括涉及具体生产的培训。

许多大型承包制造业公司碰上大批量紧急订单的时候都会向与自己有业务往来的较小公司进行转包。在这种商业模式当中，大工厂与小工厂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共生关系。较大的公司往往会帮助小型公司——有时这些小公司只是些家庭作坊——成为零部件供应商、转包组装商或者加工商。这样的业务网络同样有助于大型公司迅速提升生产规模而不必添加固定成本。也有些承包制造商并非出于客户的偏好，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者干脆为了企业虚荣心而热衷于大型工厂。某家专门制造个人电脑与游戏主机外壳的公司的一把手曾经表示，他特别喜欢在邻近主要市场的低工资地区收购地皮，修建大型工厂，然后将供货商安顿在那里。他的公司并不依赖众多小型工厂供货，而是在全球建立了六座大型工业园。裕元集团正在朝着成为最大全球鞋业公司的目标胜利挺进，公司建设巨型工厂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短时间内突击生产大量鞋子的需求。富士康龙华工业园不仅是为了突击加大生产规模而建设得极大，还要担当公司以及首席执行官郭台铭对外宣传形象的平台。至于园区经理则觉得园区规模实在太大，并不利于日常管理。富士康在龙华工业园建成之后继续修建的几座工厂相对而言都要小很多，尽管绝对体量依然十分可观。

亚洲工业巨型化离不开国家支持。近几十年来中共政府一直秉承着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早期的理念，即规模极大的集中产能是实现工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最快途径（越南也遵循了同样的政策），而分散小型化制造业已经不再被视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了。当然，产能集中并不必然意味着巨型工厂。中共政府一直在积极鼓励生产特定产品的中小型企业集群的发展与扩张，为其划拨了大片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地皮，创建了工业园，建设了基础设施与交通线路，还提供了税收优惠。不过产能集中确实往往意味着规模超过常规的工厂。中国某汽车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由政府部分持股并且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指导——曾经表示：“政府想要大公司。为了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高产量的生产，我们不仅要依靠高度先进的设备，还要依靠勤劳的工人——后者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各个省政府都将工业巨型化当成了发展策略。试图兴建大型工厂的公司能够得到土地（有时甚至能得到免费土地）、免税优惠与低价电力，政府还会出面帮忙招工（招来的许多工人都是在校实习生，这些年轻人正在成为制造商眼中越发重要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在现代亚洲工业巨兽的体内工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某些方面，这样的工作体验像极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之前英国、美国以及苏联工厂工人的生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的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的亚洲青年男女之所以会受到巨型工厂的吸引，同样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挣钱的好机会，他们的工资将会用来贴补家用，为家人盖新房，为弟弟妹妹支付学费，为自己积攒做生意的本钱或者娶亲的嫁妆与彩礼（万一婚姻破裂，嫁妆与彩礼总还能为女性提供些许保护）。有些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父权专制或者家庭纠纷。就像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大部分进城务工的移民工人在工厂里干上几年就会返回农村结婚并且安顿下来，要么继续务农，要么做点小生意。

但是中国的工厂工作并不仅仅为年轻工人们提供了挣钱的手段，还成为了他们逃避农村落后环境并且体验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工人根本不知道在城里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每一位返回家乡的移民工人都相当于一排人肉公告栏，上面张贴满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闻异事。一位来自广西省的少数民族少女曾经回忆道，当村里外出务工的同辈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她心里有多么嫉妒——将近两百年之前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少女们也有过类似的心理活动——于是这位广西少女很快就离开家乡前往某电子工厂打工去了。接下来的几代移民工人思想要更复杂一些。他们在离家之前就通过电视接触到了城市生活与现代化工厂的景象，并且通过智能手机至少在表面上熟悉了时尚与时尚产品。一位出身湖南省的青年女工来到广州市郊的一座电子工厂打工，她这样回忆道：“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工厂都特别漂亮，楼房都建的特别好看，屋顶还铺着瓦，地上也特别干净，所以我觉得进厂打工挺好玩的。”

离开农村的家乡，前往千里之外的工厂打工，与成千上万名陌生人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样的体验难免让人觉得手足无措。最近才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城市看上去并不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曼城，因为工资微薄的工人大都居住在工厂宿舍里，因此城市当中并没有出现大片贫民区。类似深圳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往往会在市区里形成移民工人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其中自然少不了为移民工人服务的各种商业业态。但是大部分新型工业地区都很现代化，规模也都很大。社会学家安德鲁.罗斯写道，从上海出发沿着黄浦江逆流而上，能够看到“一尘不染、新近铺设的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崭新的工业建筑将其他房舍全都挤到了一边——一座座体态肥胖的仓库蹲坐在地，头上覆盖着高科技的屋顶。一排排厂房肩并肩站在一起，每一排都有货运火车那么长。无数后现代风格的硕大盒子上挂着各自所属企业的标识，但却丝毫显示不出盒子的四壁之内正在发生些什么。”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纳尔逊.利希滕斯坦与理查德.阿佩尔鲍姆曾经驱车驶过东莞，看到“宽阔但是车流拥堵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电焊作坊、仓库、小型加工厂以及偶尔的大规模厂区院墙。曾几何时美国铁锈带地区的景象肯定也像这里一样，肯定也充斥着与这里一样的气息乃至躁动。”

对于此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小村的青少年男女们来说，进入富士康这样的巨型厂区之后哪怕是只想不迷路都殊为不易。龙华工业园占地面积足有两平方公里，从厂区一头步行到另一头需要一个小时，许多路标与标识牌上写的都是英文缩写，只能让新来者一头雾水。突然陷入异世界的挫折感与异样感受想必也促成了富士康的自杀狂潮。但是兴奋的情绪同样少不了。许多移民工人都惊叹于全新的眼界与体验。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工人住进工厂宿舍之后这样表示：“我还从来没住过楼房呢，每天爬楼梯住在高层也挺兴奋的。”就像三十年代的苏联那样，即便是楼梯这样简单并且在城里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也足以彰显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

现代中国与越南的巨型工厂远远算不上血汗作坊。一般来说这些工厂全都兴建不久，造型尽管缺乏特色，却也十分现代。厂房内部大都整洁有序，光照充足。一部分厂房还安装了空调。总体而言，外资巨型工厂的工作环境与待遇总要优于当地人开设的小型工厂与作坊。此外外资巨型工厂也远远不像许多本地小型工厂那样整天想方设法拖欠工人工资——这一点在中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巨型工厂里的工作往往更加困难，工作气氛也更加压抑。许多台资巨型工厂都采用了准军事化规章来控制劳动力。工人每天上班都要穿制服，工厂里的安保业十分严密。富士康之城的外围完全被高墙环绕，墙头上还挂着铁丝网。就像罗格河厂区一样，出入富士康之城必须通过戒备森严的安检门。大部分厂房与许多专门建筑都要凭通行证出入。监视摄像头更是无处不在。富士康尤其强调要严格遵循一套极其详尽的规章与工作指导——可以视为超强化的泰勒主义——多层叠加的等级管理体系确保了这些章程的执行。最底层的管理者是线长——这些人的工资就像其他工人一样微薄——负责监督各条生产线，线长头上还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监管人员。工人在工作期间禁止聊天（尽管这条规则的执行力度因人因地而差异悬殊）或者随意走动。车间墙壁上贴满了口号与标语，有些标语难免让人想起阿列克谢.盖斯特夫：“分分秒秒关注效益”；另一些标语的口吻则要更夸张一些：“任务完不成，太阳不东升”；更有些标语摆出了赤裸裸的恐吓口吻：“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厂里，当年一度搞得如火如荼的工人参与管理的社会实验如今多少还能听到些许回响，不过在富士康以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资工厂里却一点也听不到。现代中国工厂管理体制的源流并非来自中共执政早期阶段，而是源自西方与日本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体系当中，等级划分不可违背，规章条例无所不在，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进的质量监管体系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形态。

组装厂里的工作需要工人们在长时间内快速反复重复一系列动作，这样的工作不仅十分累人，还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难免让人想起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纺织厂里的童工们因为长期从事重复工作而饱受摧残的惨状。在富士康成都厂区，有些工人由于长期站立而双腿浮肿，下班之后甚至难以行走。极长的工作时间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尽管中国法律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加班时间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这些法条往往会遭到忽视。外资巨型工厂经常每周安排六十小时工作时间，富士康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包括加班）也很常见，订单截止日期逼近时还会将工作时间进一步延长。富士康的工人每月会交替一次早晚班，就像当年美国炼钢工人每两周交替一次早晚班一样。这样的安排自然导致了睡眠缺失与精神恍惚。尽管长期加班确实能大幅提升工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他们依然不得不为了控制工时与提升工资而抗争。在裕元集团的某座巨型工厂里，工人们觉得强制加班实在过于劳累，于是罢工以示抗议。就像在马克思那时一样，今天巨型工厂里的大部分劳资纠纷同样是由工作时长引发的。

纪律是另一个争议热点。在中国的许多巨型工厂里，执行纪律的手段既严苛又侮辱人格。公司往往会用罚款来惩罚怠工或者轻微过犯，例如在工作期间说笑。这种做法应和了当年马克思关于英格兰纺织厂的论述：“惩罚自然而然地以罚款与降薪等形式体现出来。掌管工厂的莱克格斯具有制定律法的天赋。他挖空心思将厂规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违反厂规的工人反而要比遵守厂规的工人更能让他牟利。”（相比之下，越南法律倒是禁止企业将罚款当做惩罚工人的手段。）有些外籍经理相信在中国要采取格外严格的执行纪律手段，因为中国工人难以摆脱源自社会主义的散漫工作步调，而且中国文化在付出与回报的问题上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一个碗里盛饭吃”，进一步压抑了工人的干劲。在富士康，监工们经常辱骂违反纪律的工人。有一位监工让违纪工人抄写郭台铭语录三百遍——可谓是学校惩戒手段与文革遗风的杂糅。厂里的保安有时甚至会殴打有盗窃嫌疑或者违规严重的工人（难免让人想起罗格河的安保部）。还有些工厂会雇佣离职的警察担任安保人员，这些人动起手来尤其无所顾忌。

许立志是一位在2014年自杀的富士康工人。他曾在富士康的厂报《富士康人》上刊登过自己的诗作《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描述了工厂里的纪律执行情况：

白炽灯为谁点亮

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

快，再快

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

怪不得谁，既已来到车间

选择的只能是服从

流动，流动

物料与我的血液一同流动

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

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

啊，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

我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

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

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

我听到的打工生活略显疲惫

流经血管，它终于抵达笔端

扎根于纸上

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许立志还有另一篇诗作，名叫《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许多亚洲巨型工厂都有着严重的健康与安全问题。1997年耐克公司发布的内部报告发现一座由韩国人所有、位于越南的大型加工厂在加工时存在着有害化学品使用严重不当的问题，车间空气当中的甲苯含量远远超过了美国以及越南当地的安全标准。此外车间里粉尘飞扬，闷热难耐，噪音震天，进一步恶化了工作环境。中国的制鞋工厂车间同样存在着空气中甲苯、苯以及二甲苯含量超标的问题。电子工厂里用来清洗屏幕的溶剂同样毒性很强。制造与抛光iPad外壳产生的铝粉尘则构成了另外的危险，不仅会被工人吸入体内，还很可能导致爆炸。2011年富士康成都厂区某车间就因为粉尘爆炸而导致了四名工人死亡与十八名工人重伤。*

*【诚然，这些问题的确不可等闲视之。但是总体而言大型工厂的健康与安全措施以及记录还是要优于小型工厂，因为后者的资源更少，维护健康与安全的相对成本更高，而且更不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制约。比方说自从耐克公司施压之后，越南加工厂就改善了工作环境，并且增加了无毒水溶性溶剂的使用比例。】

洛威尔纺织厂的借宿楼尽管受到公司的严密监管，但却依然成为了女工们的社交与放松中心，也为这些整天身处于单调、疲劳且死板的工厂环境里的女工们提供了喘息空间。在许多中国工厂里，宿舍往往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在富士康的深圳厂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依靠公司解决住宿问题。他们的住所或许位于厂区内部的三十三座宿舍楼之内，又或许位于厂区附近公司租赁的一百二十座出租屋当中。富士康的宿舍单元一般会容纳六到十二名工人，高于洛威尔的借宿楼。与洛威尔不同的是，工人们不会打通铺，而是睡架子床。（许多台湾工厂还会为管理层提供高档住宿条件。）宿舍是随机分配的，因此朋友、亲属、同车间工友或者老乡们很难住在一起。同一间寝室里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因此时常有人进出，很难安静休息。社交更是无从谈起。就像洛威尔一样，富士康的宿舍行为条例也很严格，包括宵禁、限制访客以及禁止在寝室内烹饪。*

*【有些中国工厂会有意识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工人安排在同一工段，从而增加工人们抱团的难度。相比之下，许多小型工厂通常只会在一个地区招工，于是乡土关系网就自然而然地覆盖了车间与宿舍。】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工业巨兽——包括一部分富士康工厂——都会在厂区内部兴建大规模社交娱乐设施，为工人们提供了社交、放松与娱乐的机会。富士康之城里不仅有宿舍、车间与仓库，还有图书馆、书店、咖啡厅、餐厅、超市、大型体育设施——包括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以及一座体育馆、电影院、游戏机厅、网吧、婚纱店、银行、自动取款机、两家医院、一家消防局以及一家邮局。厂区里到处可见播放公告与动画片的LED大屏幕。2012年，厂区中央食堂每天平均要消耗掉三吨猪肉与十三吨大米。富士康的另一片厂区专门生产小家电使用的小型马达以及汽车配件。这里有一座溜冰场、许多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台以及一座网吧（不过工人们依然抱怨寝室里不通WiFi）。在富士康之城，巨型室外大屏电视与大型购物娱乐设施将工人们辛勤创造的消费主义现代化引入了厂区内部，让工人们多少体会了一下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找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滋味。移民工人往往很快就会浸淫其中不可自拔。记者詹姆斯.法洛斯在2012年访问龙华之后写道：“以前我在中国工厂里见到的工人从气质到举止都像是从小吃苦受累惯了的农村人，相比之下绝大部分富士康的工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帮大专学生。”许多第二代移民工人都拥有——或者正在攒钱购买——自己亲手组装起来、象征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与时尚球鞋。

法洛斯认为中国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故事，这里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从威廉.布莱克时代的英格兰进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而且还在继续提升。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入境建设运营工厂以来，贫困水平出现了显著下降。越南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假如将贫困人口定义为每人每日开销不高于1.90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购买力为准），那么在1981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共有超过五亿人口脱贫。中国人的新生儿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六十七岁上升到了2014年的七十六岁。尽管如此，即便在中越两国最为现代化的巨型工业区当中，工人也依然会通过高离职率、罢工与抗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近二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罢工潮，尽管极少得到宣传。根据香港非盈利组织中国劳工公报的统计，在2014到2015年之间，中国大陆地区爆发了180起参与人数不少于一千人的罢工，并且估计这一数字仅仅是实际罢工总数的10%到15%。相比之下，同样是在这两年里，美国仅仅爆发了二十三起同等规模的罢工。*

*【越南的扶贫工作同样颇具成效，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并未出现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加剧现象。】

在中国，各种工厂都曾遭受过罢工的打击，无论工厂规模是大是小，工厂产权归国有还是私有。电子与制鞋行业的领军巨头们都因为工资、福利与工时等问题经历过罢工。工人们的战术除了停止工作以外，还包括威胁自杀、堵塞道路以及集体前往当地政府门前上访。由于许多罢工者都住在厂区宿舍里，停工往往会变成实质上的占厂罢工，因为资方就算招来新人也没地方安置。就算是规模最大的承包制造商也会受到影响。2012年，150名富士康武汉厂区的工人集体登上楼顶威胁要跳楼，因为他们即将被转移到深圳厂区，不仅工作环境有所恶化，而且工资也遭到了削减。2014年春天，裕元集团位于广东省的某座工厂当中的大部分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不按照法律要求缴纳养老金。这次罢工的规模在近几年的中国足以位居前列。还有些抗议活动会演化成为暴力冲突。富士康成都厂区的工人就因为住宿条件恶劣以及工资下调而暴动过好几次，当地政府一度出动过二百名警察去平息事态。

在中国，罢工活动位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工人们在许多年里都享有依法罢工的权利，1975年与1978年版的宪法都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自从1982年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吸引外资并且排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做法，于是罢工权也就从法条当中消失了。现在中国工人不能公开组织或者宣传罢工，但他们依然还会罢工。大部分罢工事先都无人组织，没有工会的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往往以政府出面斡旋而告终。只要罢工活动局限于当地，时间不算长，而且不涉及政治议题，政府往往总会睁一眼闭一眼。但是一旦罢工规模失控或者持续时间太长，当局就会采用武力镇压与逮捕等手段来破坏罢工。当局的关切在于劳资冲突不能吓跑外资或者扰乱政治现状。而外资工厂所有者也很信任政府肯定能控制住工人们的激进行为，因此会毫不犹豫地建设超大型工厂并且进行集中化生产，并不担心工厂停工会终止某一特定产品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生产活动。

罢工在越南甚至要比在中国更加常见。越南工人有依法罢工的明确权利，尽管在实际层面上大部分罢工都不会事先完成繁复的罢工审批手续。2007、2008、2010、2012以及2015年，越南工人先后发动了针对韩国与台湾大型加工厂的多次罢工，这些工厂的客户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其他许多国际知名品牌。2011年裕元工厂的大规模罢工尤其因为规模浩大而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三年之后，越南又爆发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暴乱，这次暴乱发生在胡志明市市郊，捣毁了几十家外国工厂。事件的起因是越南工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在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修建钻井平台，但是抗议者很快就将怒火转向了附近的球鞋厂与服装厂，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来自台湾、韩国、日本与马来西亚的外籍投资者兴建的。这些工厂迟迟不涨工资以及剥削严重的行为早已让工人们积攒了满腔怒火。台湾全麟纺织公司成衣厂的一名管理员工报告称将近八千到一万名工人参与了袭击工厂的行动，“烧毁了一切，原料、电脑还有机器全都没剩下。”*

*【总体而言，越南政府要比中国政府更加支持针对外资企业的罢工，使用强制手段打压罢工的次数也比较少。】

在中国，工人们的激进行动推高了工资并且改善了工作环境。来自国际劳工权益团体压力以及国际品牌唯恐声誉受到玷污的担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尽管如此，大型工厂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依然面临着越发严重的招工难问题。中国制造业飞速膨胀，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却在日益缩减，重男轻女的风气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再加上服务行业的增长吸纳了大量女工，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巨型工厂最喜欢雇佣的农村年轻女性人口正在耗尽。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不得不放宽招工标准，将目光转向了男性——目前富士康工人当中男性已经占到了多数——与年龄更大的工人。为了应对工资上涨与劳动力短缺，各家公司纷纷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中部地区建起了新厂。还有很多公司在招工用工的时候采用了半胁迫的手段——就像工厂问世之初英格兰工厂主们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在烈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公司要求移民工人入职之前先交定金，除非离职时得到公司批准才能退钱。还有些公司会每月克扣一部分工人工资，承诺到年底一并发放。越是运营正规且遵守国际标准的大公司就越不倾向于使用此类手段。他们将在校实习生当成了全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中国的职业技校要求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必须实习半年到一年。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于是利用了这一要求，与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局联手将大量实习学生送进了他们的工厂，带队老师则成为了工头。2010年夏天共有15万名实习生为富士康工作，其中超过28000人在深圳观澜厂区制造苹果公司的产品。一般来说，实习生们只会从事最基本的生产工作，与他们的课堂所学完全扯不上关系。实际上所谓的实习其实就是强制劳动——哪个学生想提前走人就领不到毕业证。实习生只能拿到基本工资而没有福利待遇，因此要比一般工人更便宜。固然，这些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不像英格兰纺织厂雇佣的教区学徒那样受限，但是这些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工厂劳动力重要补充部分的学生们严格说来也并不是通过公开市场招募而来的自由工人。政府-公司体制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就剥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

中国的巨型工厂并未像英国、美国、苏联与东欧的前代化身那样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社会一直很关心移民工人的艰苦境遇，尤其是在电影里，但却并不特别关心他们身处的工厂。部分原因当然在于工厂主惯于保密，认为向外人开放自家厂区以供参观记录有百弊而无一利。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西方公司将工厂视作现成的广告，象征着他们身处工业前沿的地位，还能让消费者们更好地了解自家产品。苏联与东欧当局则将巨型工厂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展示橱窗，从不同的角度吸引着广大公众的关注。相比之下，中越两国举行制造企业的所有者们根本不想与公众扯上任何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顾客并不是终端用户，而是其他公司。在这些客户公司看来，产品制造过程越保密越好。苹果与阿迪达斯这样的公司一方面想要维护知识产权性质的工作法，并且预防最新产品的细节在上市之前就偷跑出去，另一方面也害怕生产自家产品的加工厂里的工作环境会招致批评，尤其是来自国际社会正义团体的批评，因为此类团体十分擅长传播关于工人遭受虐待的影像与信息。当年与今天的游客都可以步入罗格河厂区游玩，不过将厂区当成景点的主意在富士康以及绝大多数巨型工厂的所有者们看来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学者、记者还是纪录片拍摄者想要穿过层层把守的工厂大门都殊为不易，进入厂区之后也必须紧跟向导，不能随意走动。当年的主要媒体上充满了关于英格兰纺织厂、洛威尔纺织厂、霍姆斯塔德炼钢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及新胡塔炼钢厂的影像。相比之下，富士康、和硕科技与裕元集团旗下工厂的照片却少得可怜，关于厂区内部活动的照片就更稀少了。

因为最大的亚洲工厂并不作为产品的象征或者广告而存在，各家公司自然缺乏动力投资兴建独树一帜或者采用创新技术的厂房建筑，就像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前辈们所做的那样。当代中国并没有贝尔坡圆形工厂或者菲亚特林格多厂区这样的工厂建筑。中国的巨型工厂外观可谓千人一面，造型虽然现代，却全无装饰与特色可言，甚至都看不到一度作为制造业建筑标志的大尺寸窗户。许多中国工厂乍一看去活像是城市写字楼。《布隆伯格商业周刊》这样描写富士康之城：一栋栋多层建筑的表面覆盖着白色或者灰色的水泥，看上去“既乏味又功利”。近十几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建筑界的核心试验场，众多业界名人都受聘来到中国兴建了一座座不走寻常路的现代大型建筑。但是这些建筑当中却一座工厂都没有，全都是办公楼、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购物中心以及酒店。中越两国工厂近几年兴建的并未被视为国家骄傲的源头，就像美国宾州的布拉德克炼钢厂与波兰的新胡塔炼钢厂那样。与以往的样板式工厂巨兽相比，中越两国的新建巨型工厂大都是外资所有，由外籍管理人员运营，绝大部分产品都要销往海外。与其说这些工厂彰显了中越两国的工业与经济进步，倒不如说它们提醒了中越两国要看清自身在科技、设计与管理方面与韩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先进国家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多大差距。

话又说回来，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如今已经不再一味追求本国资本所有的大规模制造业了。在他们看来，这一类企业既不是真正的发展目标，也不能成为标志第一世界俱乐部成员身份的徽章。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例如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正在像蜕皮那样逐渐摆脱大规模制造业生产，转而集中资源主抓特种商品的高端生产与设计、科技创新、营销、服务业与金融业。无论利弊几何，基础制造业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当中似乎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只有没那么发达的国家还会将其视作值得攀登的高峰。中国领导层与精英阶层都不认为流水线等同于现代化，而是将大规模制造业视为现代化进程当中必须经历并且超越的必然阶段。中国官员依然认为大规模制造业有助于提升生活标准，近年来他们正在不断地将低薪酬低端制造业向贫困内陆地区转移。但是在较为富裕的地区——尤其是当年走在改革前列的几个经济特区——人们正在奋力摆脱基础流水线生产模式。作为第二轮中国工业巨型化的源头，深圳如今正在拆除老式工厂，腾出地皮来修建住宅楼与商用建筑。

既然中越两国的巨型工厂被视为不得不然的存在而不是凯旋胜利的象征，这些工厂自然不具备早期大规模工业项目或者现代中国巨型基建项目——例如彻底改变了中国地貌的三峡大坝、摩天楼、高难度桥梁以及高铁网络——那样的英雄主义气质。这一现象部分源于性别问题。现代服装、鞋类以及电子产品生产的女性从业者比例极高，相比之下时至今日钢铁与汽车行业以及大型建筑施工现场的劳动力依然以男性为主。以女工为主的工业往往会与乌托邦梦想有关，例如早期新英格兰纺织厂。肌肉发达的男性工人则往往与普罗米修斯的大胆斗志有关，工人们的魁梧身材也很契合普罗米修斯的常见形象。另一方面，亚洲工厂巨兽出产的产品也加强了工厂的日常乏味气质。二十一世纪工人数量最多的工厂出产得都是咖啡壶、球鞋或者智能手机这样的日用品，大一点的一个纸盒子就能装下，小一点的干脆可以攥在手心里。相比之下，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最大型工厂生产的则是震慑人心的火炮、钢梁、机械、汽车以及飞机。全世界几十亿消费者都想要苹果手机或者耐克球鞋并将其当做现代化的象征，但是这些产品的气场终归差了一点。相比之下，往昔的巨型炼钢厂与汽车厂的产品则笼罩着一层立足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气质。以往的巨型工厂彰显了人类精神的加强放大，现代的巨型工厂则往往象征了人类精神的削弱缩水。典型化的中国巨型工厂影像资料当中往往看不到对于机械力量或者人定胜天的赞颂，只有平淡无味的内部结构与一味重复——工厂规模仅仅意味着无休止的复制。爱德华.伯汀斯基拍摄的中国工厂照片之所以非同寻常，并非因为它们彰显了人类力量对于原材料与机器的非凡掌控或者机器本身的美丽——就像此前那么多工业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而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的尺度的萎缩。照片上的工人排成死板的长队或者方阵，局限在硕大无朋的厂房里。德国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同样因为拍摄中越两国工厂工厂与公共空间的壮观照片而闻名，伯汀斯基的创作思路也与古尔斯基一样。他的照片里的工人往往只是抽象模式的组成部分，这些照片几乎从不关注个人。相比之下玛格丽特.伯克-怀特与沃克.埃文斯这样的早期工业摄影师至少偶尔还会拍几张工人特写。

富士康、裕元以及其他现代亚洲巨型制造商体现了工业巨型化历史的顶点。这些工厂立足于过往，集中采用了此前世代流传下来的一切经验教训，包括如何组织协调大量工人，如何细致分工，如何使用外力驱动的机器，如何采用机械装置输送零部件以及设定工作节奏，如何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以及如何掌控工人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工业巨型化的一切过往在今天依然活跃，但是这段过往却并无未来可言，除非是在最局限最技术化的层面上。巨型工厂再也不能代表与今日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愿景了，再也不能成为乌托邦未来或者全新噩梦的化身了。富士康风格的现代化或许确实会与生活标准提高一级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但是却与人类历史的新阶段无关。英国与美国曾经认为巨型工厂意味着全新的阶级社会，苏联与波兰曾经认为巨型工厂意味着全新的无阶级社会。可是如今未来已经降临，而且我们似乎没有了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