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华为模式是实现邓小平共富理论的唯一方法 -- 天马行空

既然称为“模式”，必须达到的一个标准是可复制，否则只能称之为一种“现象”，而不能称之为“模式”。华为很显然是“现象”，而不是“模式”，不要说别的企业或行业能不能复制华为，就是华为自身能不能在“后任正非”时代保持现在的体制都很难说。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共富大概有两种“模式”，中国现在似乎想创造第三种。

第一种共富模式是苏联模式，主要特点从生产环节入手，以生产资料公有来实现财富共有，即苏式社会主义。二战前后这种模式一度非常流行，中国一度也非常相信这种模式，甚至认为这是必须毫不动摇坚持的唯一模式，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必然选择。无论理论上如何正确完美，但从实践层面看这种模式肯定算不上成功，现在搞这种模式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已经灰飞烟灭，只有古巴、朝鲜还在勉强维持。这种模式的问题除了生产效率问题外，还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防止掌握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配权的官僚管理阶层成为特权群体。苏联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毛想通过周期性的洗牌（wg）来解决问题，但实际效果最后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抱希望了。当然，现在还有些人信这个办法，或者把希望寄托在诸如南街村这样的个例上，

网上吵吵嚷嚷的挺热闹的。

第二种共富模式是欧洲模式，或者叫福利国家模式，主要是从分配环节入手，通过社会保障制度、高额遗产税等方式实现财富共有。包括TG在内苏式马列政党以前是不承认这种模式是共富模式的，认为这是资本家的花招而已。但如果追踪溯源，这种模式的其实也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很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第二国际分裂后那些“修正主义叛徒”及其徒子徒孙搞出来的。以前我们受苏联影响，是和这些人严格划清界限的，现在虽然还是不公开承认，但行动上已经和这些人很靠近了。这种模式的毛病就是“福利病”，具体表象看看老欧洲就知道了。最近每周末巴黎人民的狂欢可以看做这种病的急性发作。

中国现在似乎想取两种模式之长，同时避两种模式之短，进而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富模式。在生产环节上，坚持金融等国计民生行业资本公有，一般性行业资本放开，来保证主要收益归国家并提高生产效率。在分配环节上，搞社会保障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间、群体间对口帮扶，遗产税和资产税还没有真正搞，以后也不排除。这种模式因为比较“骑墙”，所以在左右两边都不得好，左派也骂右派也骂。到底最终结果如何，2035年或者2049年应该差不多有个结论了。当然，也可能到时还是一堆人在骂，毕竟吃肉和骂娘是人类的两大爱好，而且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制度。

经济上全民所有制和政治上的充分民主必须并行。前苏联和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失败在政治上民主制度的缺乏，形成特权阶层。前苏联人民被阴谋家诱导颠覆了前苏联。出于对特权阶层的愤恨他们竟然对社会主义政府的倒台无动于衷。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也是同样。他们在76年共和国垮台后所感受的喜悦，如今又如何了呢？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应享有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被蓐羊毛到成了常态。

政治上的权利从来都和经济上的地位相关。当一个政权实行经济全民共有的时候而没有相应的政治制约和监察制度，那些占据特殊经济地位的人们很快就会进化得到特殊的政治权利。在第一共和国期间一个杂货店主任都享有不相称的权利。

我从来没搞明白过，听从华为跳槽的同学说是比较亏的。

工会就是老任的分身，这一套似乎台湾企业玩的更早。

但是这个股是虚的，价格也没监督。

天下资本家都一个样。

往好里说，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

搞了40年，美加的无耻为华为打了个大广告，终于冒出一个华为作灯塔来支撑邓小人。谁不怕蛋疼去印度或坦桑尼亚找找，肯定也能找出一两家当地的华为企业，是否说明印度或坦桑尼亚模式也值得推荐。40年啦，神马“理论”“模式”“方法”，不过是一个无耻的先富的初心，演变成更无耻的先富带先富模式，邓小人泉下有知不晓得会不会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