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 | 皮尤：2018年的18项惊人发现 -- 多余6569

1，00后——今天6到21岁的人群，也被称为Z一代——是历史上种族和民族最多样化的人群。大部分00后都是白人（52％），四分之一是西班牙人。虽然大部分00后还在完成K12基础教育，但最年长的人群已经进入了大学，而且入学比例高于其它年龄层的人群。

2，2016年，美国有1070万非法移民，相比于2007年的1220万有所下降。其数量是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与墨西哥非法移民数量的显著下降有关。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在美国长期居住：没有合法身份的成年移民中有三分之二在这个国家居住了十年以上。

3，美国年轻人群比年长人群能更好地识别新闻中的事实陈述和意见陈述。大约三分之一（32％）的18岁到49岁美国人能正确识别皮尤研究中心在调查中提出的5个新闻内容，50岁以上人群的成功识别率为20％。年轻人群（44％）还比年长人群（26％）能更准确地识别所有5个意见陈述新闻稿。这样的比例不受新闻内容的影响。

4，美国人普遍赞成民主的理念和价值观，他们认为这对美国很重要，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并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些标准。例如，虽然有84％的美国人说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47％的人说现实也是如此。尽管83％的人说民选官员行为失检要接受严重的后果这一点很重要，但只有三成人说这个国家的现实如此。尽管存在这些不满，但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民主制度在美国运行良好（58％）。

5，美国大约六成女性说她们曾经遭到性骚扰。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女性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于表示有遭到性骚扰的经历。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比其它种族女性更多地表示有类似的经历。大约四分之一的男性（27％）说他们曾经遭到性骚扰。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外一项分析专门统计了英语推特中使用#MeToo的数量。从2017年10月——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最早倡议性骚扰受害者勇敢站出来，用#MeToo讲述他们的故事——到2018年9月3日之间，出现了1900万次。

6，脸书的年轻用户群体在去年更加倾向于从手机中删除脸书的应用。18岁以上的脸书用户（26％）表示他们已经从手机中删除了脸书的应用，如果把用户年龄层锁定在18岁到29岁，这个比例上升到44％。与此相比，65岁以上的用户中只有12％说他们在去年删除了应用。18岁到29岁的大部分脸书用户（64％）还表示他们在去年更改了隐私设置，47％的人曾经有若干个星期之久没有登录脸书平台。

7，美国天主教徒认为教皇方济各非常出色或比较出色地解决了教堂性虐待丑闻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大约三分之一的人（31％）持这样的态度，低于2015年6月的调查结果（55％）。这种下降趋势出现在各个年龄层和性别群体，甚至出现在那些每周都会出席弥撒的人群中。尽管方济各在美国天主教徒中广受好评，但有迹象显示他的正面形象正在遭到侵蚀。

8，美国安置的难民数量在2017年下降的幅度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在那一年安置了3.3万难民，这是自2001年9月11日事件两年后以来数量最少的一年。美国以外的国家在2017年安置的难民数量超过美国的两倍，从而这是自1980年《美国难民法案》实施以来第一年美国安置难民的数量低于全部其它国家的总和。

美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是否有责任接收难民的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党派分析。将近七成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独立派人士（68％）认为美国没有责任接收难民，而将近四分之三的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派人士（74％）认为美国有责任。总体来看，大约一半（51％）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有责任接收难民。

9，多数13岁到17岁的美国青少年（57％）害怕学校中发生枪击事件，大部分青少年的父母也有这种担心。非白人青少年担心学校中发生枪击事件的比例高过白人青少年，女孩比男孩担心的程度更高。大部分父母担心孩子的学校发生枪击事件。超过八成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表示，禁止有精神疾病的人购买枪支、改进精神健康筛查和治疗方式可以有效遏制校园枪击事件。

10，多数美国青少年（59％）曾经经历过某种类型的网络欺凌。大约四成13岁到17岁的青少年说他们曾经在网络或手机上被起带有冒犯性质的外号，32％的人说有人传播与他们有关的不实的谣言，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曾经收到过违背自己本意的露骨图片。同时，九成青少年表示网络骚扰是一个影响到身边人的问题。虽然大多数青少年都认为父母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们不认为教师、社交媒体和政客在网络欺凌问题上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11，全球大部分人认为中国比十年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大部分人说最好还是让美国来领导全世界。25个国家平均70％的人认为今天的中国与十年前相比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只有31％的人认为美国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平均63％的人觉得美国更适合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只有19％的人觉得中国更适合。在这两个国家谁是世界领先的经济强国问题上，平均39％的说是美国，34％说是中国。

12，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愿意想办法让每个公民更方便地投票。超过八成民主党人和亲民主党人士（84％）表示应当想尽各种办法让每个人都方便地投票，持此观点的共和党人和亲共和党人士较少（48％）。大部分共和党人和亲共和党人士认为，让投票变得更容易会导致不安全的选举过程，76％的民主党人不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3，将近七成美国人（68％）感到铺天盖地的新闻让他们心力憔悴。尽管两党人士都有这样的感觉，但共和党人的感觉更加强烈。大约四分之三（77％）共和党人和亲共和党独立人士对大量的新闻感到疲惫，持同样感受的民主党人和亲民主党人士只有61％。

14，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亚裔人群中最明显。2016年，处于顶端的亚裔人群收入是位于底端亚裔人群收入的10.7倍，这是1970年数字的将近一倍。亚裔取代了黑人成为美国经济分化最严重的种族群体。总体来看，处于顶端的美国人收入是位于低端美国人收入的8.7倍。

15，九成美国人相信某种救世超能的存在，但只有勉强超过一半的人相信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对某种救世超能的信仰在无宗教信仰、无神论和不可知论人群中更加普遍。与此同时，大约一半（48％）美国成年人认为上帝或其它救世超能直接决定了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四分之三的人说他们曾经与上帝或某种救世超能交谈。

16，大部分美国人（59％）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社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海岸线附近的人。居住在距海岸线25英里内的人中的三分之二（67％），和居住在距海岸线25到299英里内的人中的59％，有这种看法。居住在距海岸线300英里以外的人群持此观点的比例只有50％。这种地理差异不分党派地存在：居住在距海岸线25英里内的民主党人和亲民主党独立人士，比居住在300英里以外的人更倾向于相信气候变化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社区。同样的观点也存在于共和党人和亲共和党的独立人士中。

17，大部分中欧和东欧人反对同性婚姻，而大部分西欧人支持同性婚姻。这种观点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九成俄罗斯人反对同性婚姻，但是在丹麦、荷兰和瑞典，同样比例的人支持同性合法婚姻。东西欧之间的差距在年轻人群中更加明显：18岁到34岁的中欧和东欧人群，要比西欧同样年龄层的人群更加反对同性结合。东西欧的差异在其它一些问题上也很明显，包括对少数民族奉行宗教的态度。

18，推特“机器人”或许比人类账号推送了跟多的网络链接。根据2017年的抽样分析，推特上大约三分之二的大众新闻和媒体网站链接（66％）是由自动账号推送的，只有三分之一（34％）是人类账号推送的。为数不多的高活跃度机器人账号似乎是这些链接的幕后推手。

美国年轻人群比年长人群能更好地识别新闻中的事实陈述和意见陈述。大约三分之一（32％）的18岁到49岁美国人能正确识别皮尤研究中心在调查中提出的5个新闻内容，50岁以上人群的成功识别率为20％。年轻人群（44％）还比年长人群（26％）能更准确地识别所有5个意见陈述新闻稿。这样的比例不受新闻内容的影响。

一个多世纪以来，自以为是的西方人，仰仗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相对于其他民族的暂时的优势地位，无耻地宣称白种人为高等种族，从而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对内歧视、压迫、奴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有色人种提供理论、道德依据。其实，在工业革命以前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以高等种族自居的西方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宗教等方面，都一直远远落后于 包括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当 中华文明已经傲视东方之时，生活在欧洲的白种人，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做为西方文化策源地的欧洲，在基督教会统治下，曾陷于长达千年之久的中世纪的黑暗之中而不能自拔。

然而，令 我痛心的是，在我的祖国，白人素质高、中国人素质低的言论却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到也罢了。但是，凡是对西方社会和西方人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都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西方人的低素质表现在很多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我只谈其蠢。

西方人的平均文化水平、知识水平，包括阅读、书写能力极低。欧洲、加拿大甚至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存在着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盲大军。根据联合国发布的统计数字，七千五百万欧洲人缺乏基本的读写能力，在15岁的欧洲人中，五分之一的人不能读写。加拿大的情况似乎更为糟糕。The Excellence in Literacy Foundation 称42%的加拿大人是文盲或半文盲。

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也不例外。Jonathan Kozol 在《美国文盲》一书中用“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不认识这些单词”作为第一章的标题。Charles J. Sykes 在《使我们的孩子们变蠢: 为什么美国儿童感觉良好却不能读、写或做加法》(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s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一书中说 ，今天的美国，只有五分之一的九岁儿童可以进行最基本的数学运算，只有四分之一的中学生可以熟练地写作。曾获奥斯卡奖的美国著名电影导演Michael Moore在其畅销书《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中则称，有四千四百万美国人只有小学四年级以下的读写能力 ，换句话说，这些人基本上是文盲。无怪乎Moore 不客气地称美国为“傻瓜国”( Idiot nation)，并认为世界绝不应该由这个愚蠢的国家来统治。

一个不能阅读和书写能的民族，必然在政治、经济、地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也少得可怜。据Rick Shenkman在《我们究竟有多蠢：直面美国选民的真相》(Just How Stupid Are We: Facing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Voter)中引用的一项研究数字指出，只有5% 的美国人可以正确回答四分之三经济方面的基本问题，在内政、外交、地理和历史方面的比例则分为11%、14%、10%和25%。作者因此而质疑一人一票的西方选举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就连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西方人也知识贫乏，甚至不能读写。 CCL发布的《加拿大的高等教育2008-2009》中称，2006年本科毕业生中，20% 的人就连阅读简单的文字都有困难。报告还悲观地预计这种情况还将继续恶化下去，到2031年这个比例将会增加到24%。大学毕业生其他方面的基本知识也少得可怜。有一次，我应邀给一个非盈利机构写文章。在文章中我谈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一个有着大学文科毕业文凭的 加拿大同事不知道罗曼 ? 罗兰是谁。我实在不能控制自己的惊讶，脱口而出：“你竟然不知道罗曼 ? 罗兰”。没想到，他却如此应答：“我从来不看东方作家写的书。”我顿时目瞪口呆。当我将这个故事如实写进文章以后，加拿大编辑将它改为“我的加拿大同事竟然从未听说过东方作家罗曼 ? 罗兰”。我看后更是哑然失笑，原来编辑大人也不知道罗曼 ? 罗兰为何许人也。还有一些同事竟然以为瑜伽是西方人发明的、阿拉伯数字是加拿大人发明的。当我说中东是亚洲的一部分时，他们和我争得面红耳赤，非说中东是和亚洲、欧洲、美洲并列的一个州 。

这种情况在美国的精英分子中也普遍存在。有人对包括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55所美国名牌大学的556名高年级生进行了一项中学水平的知识测试，回答34个多项选择题，结果这些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只答对了53% ，其中仅一人的答案全部正确。(Michael Moore《愚蠢的白人》, P.88)Rick Shenkman 在《我们究竟有多蠢：直面美国选民的真相》里记载了他在欧洲旅游期间，遇到一个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就是这样一个优等生竟然不知道斯大林是谁。Shenkman不禁暗自担心：还有其他什么最基本的知识是他所不知道的呢?那些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还抱有幻想的人，只要到Youtube上去看一看美国人自己拍的纪录片Declining by Degrees和Ivory Tower就知道美国大学的教学质量究竟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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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愚蠢并不是因为白种人先天智力水平低下，而是与西方国家教育体制上的失败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日益深重分不开的。首先，美国和加拿大的教育体制存在严重缺陷，从而导致教师队伍素质低下。在此，我仅举一例。北美的公立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具有教育学本科学位，其他学位，包括硕士、博士学位都不行，也就是说数学博士没有资格教数学，哲学硕士不能教哲学，但是教育学学士一人却可以包揽数理化、文史哲等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由于只有教育学学位，教师们对其所教学科只是一知半解，其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我认识一个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加拿大人，她坦承我看的英文书中有四分之一的单词她都不认识。这样的老师教出文盲学生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西方社会大批不能读写的人被医生诊断为dyslexia(失读症、读写障碍)这一现象，英国国会议员Graham Stringer 提出不同意见：造成如此众多的儿童不能读写的原因是错误的教学方法的使用。教育机构非但不承认自己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是错误的，反而发明了一种叫做失读症的大脑功能障碍。说那些被低劣的教学方法搞得一塌糊涂的孩子们患了失读症，这是多么地邪恶。

为了 推卸责任而歪曲事实，为了开脱自己而委过于人，是西方人的一贯作风。当中国学生在各项国际测试中一再勇拔头筹，而美国学生则频频败走麦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后，美国教育工作者给出的解释是：亚洲学生容易教，因为他们的性格比美国学生温顺(docile)。长期致力于批判美国教育体制，主张学习中国教育的Harold Stevenson 尖锐地指出，这种说辞不过是美国教育界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他们试图维持一种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虚假的自我认知: 西方人是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成功者，而亚洲人则是温顺的、消极的、只会死记硬背的失败者。

教育者认知水平、文化水平如此，被教育者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种种原因，学生们大都精神状态不佳，学习动力不大。一个叫Mitch Pearlstein 的美国人写了一本书《从家庭的崩溃到美国的衰落：家庭破碎的教育、经济和社会代价》(From Family Collapse to America’s Decline: The Educ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sts of Family Fragmentation )，探讨美国家庭的破裂在教育、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对美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Pearlstein认为，由于家庭问题的影响，很多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成绩以及日后的发展前途。因此，Pearlstein认为，美国的年轻一代注定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

Pearlstein书中所论述的问题，对其他西方国家也同样适用。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公立学校做教师，在她教的班上，只有四、五个加拿大学生的父母还在一起，其余的学生，父母或者离异了，或者根本就没结婚。很多学生甚至由政府雇人代养。这些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都成了她班上的问题学生，令她头痛不已，更对这些孩子的未来深感忧虑。她感叹道：“我真是万万也没有想到加拿大的社会问题会如此严重!这些孩子将来可怎么办呀?”而她那对加拿大社会状况不甚了了的丈夫还一再鼓励这些学生去报考名牌大学。我的朋友哀叹道：如果这些学生能够身心健康地长大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她一再恳求我：“你去当个社会工作者吧，救救这些孩子吧，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当她听说我当时从事的就是社会工作的时候，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太好了，这可真是太好了，将来我就把这些孩子送到你那里去，你来帮助他们。”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中学习气氛淡薄、吸毒、酗酒、暴力、性乱交成风。很多女孩子在十几岁就成了单身妈妈。而且，学生在课堂上真正用在课业学习上的时间也很少。美国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的调查发现，美国学生41% 的上课时间用于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如人身安全、艾滋病、营养、性、毒品、家庭关系以及如何提高自尊心等。这就是那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精英”们所热衷的美国的所谓素质教育，殊不知这样的素质教育，在婚姻家庭关系基本稳定的中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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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西方式的所谓素质教育效果并不理想。尽管学校牺牲大量宝贵的教学时间来教授学生基本生活技能，毕业的学生中还是有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生活技能与正常的判断能力，不知道如何理财、如何与人交流、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甚至如何解决个人生活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一笔财政支出，来帮助人们学习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例如，我以前工作的单位就是阿尔伯塔省政府资助的一个全省知名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的主要业务本是职业咨询，但是由于太多的客户严重缺乏基本生活技能，工作人员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帮助客户解决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问题，职业咨询反而成了工作中极为次要的一部分。于是，我常常接到这样的求救电话： “我今天有个面试，但我没有钱买车票，所以可能去不成了。”我只好给他“出谋划策”：“能不能找亲戚、朋友借几块钱呢?”还有人打来救急电话“我儿子病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哭笑不得地冲口而出：“马上带他去医院呀。”我的工作还包括提醒客户不要穿着肮脏或不整洁的服装去面试;将面试的时间、地点、联系人及电话号码记录下来，以免遗忘，等等等等。即使找到工作以后，这些客户也不能让人省心。例如，有些客户发现雇主少发了他们的工资，却不知道如何与雇主协商解决，只好急冲冲地打电话找我“咨询”。还有的客户竟然在上班时间吸毒，自然被炒了鱿鱼。这样的情况太多了，终于有一天一个雇主通知我，他们以后再也不会雇用我的任何一个客户了，而且他们已经决定去菲律宾雇佣工人了。而这也正是加拿大等西方国佳需要大量外国移民的真实原因。

其实，很多教师本身的综合素质也很低下，甚至缺乏基本生活常识。而这种基本生活常识的缺乏，有时可能导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甚至是人的生命的丧失。例如，我的那位不认识单词的教师朋友，她的前夫长期患病在家，精神变得越来越抑郁，常常与人探讨生与死的问题，就连我都感觉到他有可能自杀，而她却无动于衷。根据她本人自己事后的描述，终于有一天，前夫痛苦地说出，我想自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她听到这话后，非但没有劝抚安慰，反而立即离家去商店买东西。等她回来，前夫已经吊死在房间里。由于这种悲剧的频繁发生，社会工作者们敬告公众，如果有人说想自杀，一定要非常认真对待。于是又出现了以下的一幕：一个非洲女孩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有一次在双方吵架过程中，女孩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大喊：“你竟然这样对待我，我不想活了。”老公听后，吓得立即报警，致使女孩被警察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仅是教师，就连在西方社会倍受尊重的社会工作者们，比他们的客户也强不到哪里去。例如，我的一个叫莎敏的同事，工资比我还高，也没有家庭负担，却经常入不敷出。我曾经诧异地问她为什么，她思索片刻后，给出了如下答案：“因为在加拿大的学校里，老师不教我们如何理财。”我听后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可是中国的学校也不教学生如何理财呀。”她听后比我还吃惊：“那你们是怎么学会理财的呢?”当她听说是从父母那里学会的时候，惊叹道：“我注意到了，中国孩子的父母大多都在一起。而大多数加拿大孩子的父母或离婚或根本就没结婚。而无论是单身爸爸还是单身妈妈，都不可能充分满足孩子各方面的需要。”

我的这些整天向客户们传授如何与人沟通、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同事们，自己却也严重缺乏这样的能力。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互相之间告来告去，而告的却常常是一些不足挂齿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为了告倒对方就不得不罗织罪名，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例如，有人告莎敏在办公室吃鱼，罪名是“气味骚扰”。一个叫坎戴丝的人告我对她进行语言攻击，就因为我说“在加拿大没有言论自由，是假民主”，曾做过教师的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一行为恰好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两个星期后，她又去告了我两次：先是去告我不和她说话，后又告我和她说话时不看她的眼睛，罪名是对她不尊重。真是欲加之罪行，何患无辞。

更荒谬的是，按照公司规定，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控告都要经过程序正规的调查，逐条证明或驳斥被告人的上述种种“罪状”，搞得大家人心惶惶，无心工作。可能由于这种相互之间的控告太频繁了，因为最终竟然有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员工都卷入了告与被告的漩涡，经理实在是处理不过来了，最后只得发了一个正式文件，称今后如果一个员工对另一个员工不满，要先两个人自己解决。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住员工之间互相告发的浪潮。我不禁暗暗发笑：经过正规训练的、专门负责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者的素质竟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