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认识---（一）从《史记》说起 -- 回车

以前看《史记》里头关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差不多当神话传说看。

最近了解了一些三代考古方面的观点、结论以后，觉得这个认识很成问题。

司马迁写的三代东西，貌似神神叨叨，其实是有历史线索隐含其中。

比如三代的起源。

将三代对比看，会有一个明显的结论，夏是知其父，而殷周是只知其母，换句话说，夏是父系社会，而殷周仍处于母系社会。

问题来了，按正常逻辑，父系社会当在母系社会之后，为什么夏反而跑到了殷周的前面，是司马迁在胡编乱造吗？

也许并不是，也许这就是司马迁留下历史线索。

司马迁尽管不知道母系、父系的具体概念，但他一定察觉到了二者的差异，因此才分别记之，要不然，他干嘛不给夏编个神话呢。

进一步说，司马迁试图告诉后人的是，三代是有区别的，夏的传承清晰完整，文化最先进，而殷周不太好说，文化也比较落后。

再看《五帝本纪》，黄帝的正妃生两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这两位自己虽没做过帝，但其孙子均做过，黄帝死后，昌意孙子继位，叫帝颛顼，再死，玄嚣孙子继位，叫帝喾，再死，帝喾之子继位，就是帝尧，总之，到尧这里，换来换去还都是黄帝家的。

然而帝尧之后的舜与黄帝家就没啥关系了，差点要断黄帝传承，好在舜之后的禹，是昌意一支的，算是又续上黄帝传承。

反观玄嚣一支，到帝尧就断了，殷周的先人名义上虽与尧共一个爸爸，可通过司马迁编的段子看，司马迁不认为殷周为黄帝一脉。

王国维先生提出纸上材料要和地下材料结合着看的“二重证据法”，被实践证明确实很伟大，比如人们顺着文献线索，找到了殷墟，找到了二里头，然后研究遗存，发现以前认为不靠谱的文献记载，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顺便说一下王国维先生的死。

王国维先生的自杀有很多说法，大都不可信，其实真正原因就是他遗书里面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这“辱”，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来自胡适、顾颉刚之流的疑古派。

一个人将学问视为生命，并凭借学问得到世人尊崇，忽然间其毕生研究的学问对象被一帮后生讥为压根不存在的伪学（比如，大禹只是条虫子），且此论一出，立刻在学界引起广泛轰动，成为新思潮，可以想见，其面临的尴尬与羞辱。

所以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问世，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说到疑古派，便要提顾颉刚的中国古史层累说，顾氏以层累说来说明文献中的上古史不可信，所谓“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到汉朝以后有盘古”，顾氏以为很荒谬，到处讲。

其实，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这种现象很自然，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玩家基本上两眼一抹黑（不看攻略的话），然后随着探索，地图逐渐打开，知道的东西才越来越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倒是反过来，一开始啥都知道，就有上帝视角，只能开挂才可以。

言归正传。

前面说了，司马迁认为夏是黄帝传承，而殷周不是。

这是王国维先生说的纸上材料，地下材料又怎样呢？

所谓传承，总有点独一份的意思，或者说以前很多份，到他这，就剩他一独苗。

根据考古研究，洛阳偃师附近的二里头公认为夏的遗址。

二里头时期横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二里头文化上接河南龙山文化，下开启自己的文化。

如果能够确认二里头时期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有很多文化区域如群星闪耀，但到了二里头时期，这许多文化区域逐渐消失或者衰落了，只剩二里头一枝独秀，就可以说司马迁所言不虚。

是不是这样呢？还真是的。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以说是两河文化，黄河与长江。

在二里头时期之前，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分布着很多牛叉文化，比如黄河中游山西的陶寺文化，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等。

然而，考古学家发现，在接近二里头时期的时候，这些新石器时代发出璀璨光芒的区域文化，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自南向北，持续衰落。

何以得出此结论？

考古学家的方法是调查比较同一区域，不同时期的遗址数量，比如良渚文化最繁荣时，有遗址点200多处，可到二里头时期，则仅有8处，几近消失。

且不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考古学家发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是个例外，表现很坚挺：

如果将黄河、长江对应为黄帝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黄河大概指昌意一支，绵延未绝，所谓华夏，有可能是华黄不分，实为黄夏，而长江则是指的玄嚣这一支。

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是如何做到的，他对距自己有2000多年的上古史，在脉络的总体把握上与后世考古发现基本一致，令人吃惊。

通过文献线索，结合考古发现，基本可以确定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唯一传承。

但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是多元的，那么，夏是继承了其中的一元？还是多元当中有共性，夏继承了这个共性？

完美的答案当然是后者。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探究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是否存在共性，这个共性是什么？

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是陶器，也许可以从陶器当中寻找答案。。

人类学会磨制石器大概花了几百万年，然而人类学会烧制陶器只用了不到1万年，这并不意味着陶器简单，不重要，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绝对非凡，因为有了陶器，从此，中国人踏上了吃货之旅。

与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国也是最早发现陶器的地区之一。但在陶器的使用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人表现出了吃货的与众不同。

世界其他古文明在陶器的使用上，以存放东西的容器为主，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以烧水，煮东西的炊具为主。

在河姆渡文化中，最早发现一些烟熏的石块，猜测是用来支在陶罐下面形成一定空间，以便于烧火，后来又发现很多专门烧制的陶土支架，又称陶支脚，陶支脚底面大，比较稳定，上身细高，上端歪头造型，便于安放陶罐，再后来，直接烧制成陶鼎（三足两耳）、鬲（音立，三足皆空）、甑（音憎，可蒸食物）、鬶（音规，上部有流口，便于烧水煮汤煮酒后直接倒出）等等。

有了这一系列孜孜以求的发明，中国人在寒冷的时候，可以喝上热水，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平时难以下咽的食物，可以通过烹饪用来裹腹，从而不断探索食物来源，所有这些，对提高生存能力，是极为有利的。

新石器时代陶支脚和陶鼎的分布，考古发现，大体范围是蒙古高原以南，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以东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覆盖了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各种文化。

因此可以说，使用陶器做炊具是中华文化不同区域的共性，也是世界古文明独一无二的技能，也产生了延续至今一些独特现象，比如使用筷子，喜欢带保温杯，啥都可以当食材等等。

玄鸟生商，践巨人迹，司马迁说了，都是神迹啊。

我觉得这恐怕是汉初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根源自刘媪生刘邦故事。司马迁未必信，但不得不这么写。

仅拿煮熟食物来说就意义非凡：

1. 有利于尽量减弱寄生虫，病菌等对文明进化的压力。

2. 营养能够更高效地被利用，实际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3. 营养更好，在族群竞争上的智力和体力上就占了先手。

不止是筷子，连叉子，刀子，勺子都是最先在华夏这片大地上最先发现，吃货嘛，没办法。

使用陶器做炊具是中华文化不同区域的共性，也是世界古文明独一无二的技能，

外国人不会做陶吗?

陶器本身就是烧出来的，人家会想不到拿来煮东西？

总有点感觉你接下来会指着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灰堆说：世界其他古文明都只会用火取暖照明驱兽，就我们知道还可以烤肉......

就象夏的图谱一样。但是周的材料上溯到第一代时，只有其母，没有其父的。司马迁肯定不是历史发明家

而且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上有很明显的对鸟的崇拜。

如果承认玄鸟生商，那么自然没有父系。反过来也可以说，因为父系没有记载，所以后人发明了玄鸟故事。两者逻辑上都说得过去。

有趣的是，史记体系里，商人周人都有具体的起源神话，夏人却没有，为什么？

可就是只看结论，也看的稀里马哈啊。

很明显，“使用陶器做炊具”是主语。

请问，这个主语与“外国人不会做陶”有什么关系？

所以只是从一些图片中得出的结论，因为确实没看到带足的陶器图片。

另外是推理，就是吃任何东西都可以直接上手，除了吃火锅，如果用陶罐煮食物，不用筷子之类的东西，是没法吃的，看看世界上的筷子圈，除了东亚，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