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土耳其是世俗伊斯兰国家的典型代表，其自从凯末尔建国起就和双泛问题（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纠缠在一起。泛突厥是民族问题，也是土耳其支持的一项长期国策，这个暂且放到一边。本篇重点谈谈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问题。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放松对原教旨主义的束缚，世俗伊斯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而埃尔多安重新原教旨主义化土耳其的手段，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化教育系统，对中国则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他的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传承关系十分紧密。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1928年的埃及，属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其口号为：“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只是相对当年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它认可西方的科学，只不过他们认为社会必须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将凯末尔当作世俗伊斯兰的代表，沙特代表极端保守伊斯兰，那么穆兄会的位置大约排在距离沙特四分之一远的位置。

埃尔多安：温和穆斯林是丑陋和冒犯的词语。因为没有温和伊斯兰这种说法，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但是无论怎样，在世俗伊斯兰看来，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都属于一丘之貉，都应该被严厉打击。1946年土耳其党禁解除，伊斯兰成为各个党团进行群众动员的工具，穆兄会的党团蜂拥而起。而在此以后的岁月里，土耳其军方始终扮演着遏制伊斯兰发展的角色。其具体事例就是1960年、1971年、1980年的纯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军事政变，其中后三次带有显著的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

1996年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繁荣党上台, 随即在军方软政变的逼宫下下台，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繁荣党随即改名贤德党，2001年该党再次被取缔后发生分裂，其中支持所谓相对“温和”观点的群体，后来发展成为了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1年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条件。埃尔多安2003年出任总理，正式开始了他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旅。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为根基，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回归伊斯兰教义。在此过程中，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清真寺；二，建宗教学校。

土耳其在2003年至2013年间，修建了17000座新清真寺，总数达到了9万座，约850人每座（土耳其人口7900万），考虑到土耳其有7.5万座清真寺属于历史遗留，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土耳其清真寺的数量，远远超过伊朗和埃及。伊朗的清真寺数目为4.8万座（伊朗人口8000万），埃及为6.7万（埃及人口9600万）。不过即使如此，与中国相比，土耳其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大约600人/座。

埃尔多安批准修建的土耳其最大清真寺Çamlıca Republic Mosque

其次，埃尔多安改革了土耳其的世俗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宗教中学，软硬兼施（进宗教学校，不要考试，而且给补助），诱导青年学生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中学的数目从2002年的450座，增加至2015年的1961座，人数从2002年的6.5万人暴涨至今天的约130万人。将宗教教育推广至未成年学生。反观中国，在教育上，中国的伊斯兰自然遵循同样的策略，加紧渗透青少年教育体系，打着各种阿拉伯语学校旗号的经校遍地，清真寺假期读经班基本已经在各个清真寺普及。当然如果能进入国家的中专学校系统，那么念古兰经是中国政府给钱的。

经过几年对民众的伊斯兰强化教育，2010年埃尔多安废弃了世俗的大学里禁止穆斯林妇女带头巾的禁令。2013年放弃了公务员禁止佩戴头巾禁令，但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除外。2016年之后，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的禁令也都相继被取消。更为嚣张的是土耳其政府反复试探童婚问题，试图依据古兰经将9岁定为法定结婚年龄。

上图为凯末尔参观学校，下图为埃尔多安参观学校

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举措，不仅增加了信众，更重要的是极大增加了他自己政党的实力。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结果导致大批群众上街抗议，即为硕果之一。而凯末尔建立的世俗的捍卫者——土耳其军队，在厌倦反复政变推翻伊斯兰政权后，试图在民主政体下与伊斯兰和解共存的希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被彻底的瓦解，政变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而已。

政变当夜凌晨在大街上抗争的埃尔多安支持者，在百忙之中依然按照教义做早礼拜

伊斯兰主义者以半世俗的面目出现，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最终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彻彻底底的伊斯兰国家，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家庭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短短10余来埃尔多安就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了土耳其，完全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

世俗的土耳其重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虽然古兰经教育穆斯林要人人平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的穆斯林并不完全平等，就更不要说异教徒了。纯种的阿拉伯人自然是最高贵的，因为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阿拉伯人视古兰经为他们的文化遗产，也自然产生轻视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去指导阿拉伯人去修改伊斯兰教义，无异于痴人说梦。

沙特有很多黑色皮肤的所谓阿拉伯人，大多是过去阿拉伯人贩奴时留下的奴隶后代，还有一部分黑色沙特人是阿拉伯人和黑人混血的后代，当然还有少部分后来的黑人移民。他们在沙特的社会地位远比纯种阿拉伯人地位低。

对外来说，西方的穆斯林无论黑白地位最高，中国日本等国其次，南亚的最低。非洲的黑人穆斯林也比较低，由于阿拉伯人贩卖黑人奴隶历史悠久，所以阿拉伯语奴隶一词，用作俚语时就是黑鬼的意思，和美国的那个N-word是一个意思。

亚洲穆斯林的排名主要与肤色有关，当然所在国的经济地位也有影响。在沙特，地位最低的是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的穆斯林。最后这三个国家穆斯林的排名主要还是靠肤色，孟加拉的穆斯林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肤色最黑。

一名沙特人在鞭打他的南亚仆人，因为这个仆人和他的老婆讲话了

在第一章中我提到了一个概念 ——“回儒是个彻底失败的例子”，那么大家也许注意到了“回儒”这两个字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官方的各级媒体当中。可是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官宣的结论恰恰与我相反，他们认为“回儒”是一个宗教本土化基本成功的案例，只是需要再努把力，伊斯兰就可以彻底中国化了。所以有必须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一下“回儒”这个议题。

官宣突出“回儒”这两个字无非想阐述两点，一是强调伊斯兰已经本土化，或者说至少大部分已经本土儒化了，因此伊斯兰业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二指出继续深化伊斯兰本土化的方向就是坚持贯彻回儒理论。似乎伊斯兰本土化只差临门一脚，只要放几本回儒的典籍进清真寺，一切就水到渠成了。真的如此容易？显然这种认识不全面。

“回儒”或者“回儒对话”简单说，就是以儒讲经，将中国文化中的传统观念运用到解释古兰经中， 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其更易被寄居国本土精英所接受。这实际上是宗教本土化三部曲中的第二步，教义本土化。外来宗教本土化第一步是外来教徒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第二步是教义本土化，第三步是重构，所谓重构是说用本土哲学观价值观重构外来宗教，使外来宗教和本土文明/文化完全融合。整个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

首先必须承认回儒理论是中国伊斯兰学者留给当世的宝贵遗产。它为伊斯兰本土化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为今天我们推动伊斯兰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思路。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回儒理论距离彻底本土化还很远，它只是本土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回儒理论自乾隆年间起发展就停滞了。原因主要是由于古兰经的封闭性，使非阿訇出身的伊斯兰儒生很难对古兰经进行重构。所以当回儒理论的主要目标受众——满清士大夫阶层，也就是满清统治阶级不接受它的理论，并开始对它“认主唯一“产生疑问的时候，它的发展就嘎然而止了。 如纪晓岚就对回儒大家刘智的《天方典礼》评价道：

“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

-——纪晓岚

在回教徒苏四十三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海富润案同样也具有代表意义， 广西巡抚朱椿对海富润携带的各种回儒图书作出了如下评价：“各书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穆德之语，其书《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处，不一而足。" 虽然在乾隆的干预下， 海富润得以逃生，但显然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各个宗教门宦教主支持的伊斯兰儒生已经无力应对。失去主要目标受众支持的回儒理论，向重构方向发展的步伐也自然停滞了下去，甚至连第二步都没完成。

刘智的《天方典礼》

那么清朝时，回儒理论被广大的普通教民接受了吗？比如回儒理论中最显著的一个观点“忠主忠君”，得到贯彻了吗？显然也没有，中国穆斯林大众依然是"敬天而不敬人"。回乱后左宗棠对天方教的评价给与这一结论提供了最佳注脚。

“天方教(伊斯兰教). 敬天而不敬人, 一切听之上帝。则夫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亦可日上帝命之矣。此教之失，变乱无已时也。” ——左宗棠

那么在今天回儒理论被继承了吗？答案依然是没有。最近红极一时的穆斯林网络明星李云飞就宣称，穆斯林讲了汉语就算已经彻底中国化了。伊斯兰无需改革，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了。

而著名穆斯林作家张承志在其著作《心灵史》中说得则更为直接且露骨：

“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 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 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 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 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 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 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 刀更凶险的敌手。 “ ——张承志

“我想用中文汉语营造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哲合忍耶)愈来愈象征着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的信仰及其形式” ——张承志

张承志对孔孟之道，世俗化，中国化的仇视，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儒家的身影。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文明企图消灭本土文明，进而鸠占鹊巢的狰狞面目。

如果说这是民间宗教人士的态度，那么中国官方研究伊斯兰的学术界又是一个什么态度呢？2016年11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 第八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明”学术研讨会，其新闻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基本表明了中国官方回族学者的观点：回族是纯正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代言人，在中国是与黄河文明平起平坐的文明（备注：当代回族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族教绑定）：

“本次会议是“黄河学”与“回族学”的首次对话... 开展“黄河学”与“回族学”的跨文明、跨学科交流对话。

——“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明”学术研讨会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穆斯林不仅没有意愿继承回儒理念，反而开始逆向去中国化，甚至从宗教本土化的第一阶段“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倒退开去，以穿阿拉伯服饰、用阿拉伯文字为荣，鼓动教徒不要参与中国本土节日，禁止中国本土的民俗，如贴春联等，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事情。造成之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执政党民族宗教理论有漏洞，二是体制内的回族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结盟（后面的章节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为一己之私开历史倒车，让阿拉伯伊斯兰思想轻易渗透进中国，将中国的穆斯林中东化。

于是在当今的中国产生了一个很奇观的现象，儒这个概念，无论是敌视也好，忽视也好，对回族的宗教人士和学者来说，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可回儒这两个字，却频繁出现在回族学者和伊斯兰宗教人士的文章中，目的无非是障眼法， 将早已失败的回儒理论乔装打扮成伊斯兰早已本土化的证据，将回儒对话曲解成伊斯兰和儒学的对话，把伊斯兰抬升至同本土中华文明相同的地位，为伊斯兰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理论支持。最终目的当然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搞绿色中华。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此篇的结论： 官方的伊斯兰本土化药方——回儒理论，中国穆斯林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相反根本是被伊斯兰刻意忽视，甚至敌视。显然回儒这副药是否能有效解决现在的病症，官方并没有没有深思熟虑过，他们大概认为拿几本回儒的著作让阿訇们学学，就算本土化了。显然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往轻里说是怠政，往重里说，就是为伊斯兰攻城略地打掩护。

而且在当今中国即使从世俗的角度上看，回儒学说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想拓展回儒，至少要先解决儒学在当今中国的改良、拓展和重新体系化的问题，才能谈得上让伊斯兰有一个能够学习的对象。可是中国的儒学首先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二官方对待儒学的态度也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大谈儒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对儒学搞个唾弃式的批判，那么回族为啥要学习一个你官方都要唾弃的理论。从这个角度讲，回儒理论在现阶段也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

另外正如我前篇所说，在中东伊斯兰没有世俗化改革之前，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中国化，至多是调和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在当今中国，对待伊斯兰还只能是以堵为主。“疏”的方法，因为伊斯兰的封闭性，扩张性和其强大的生命力，只能造成宗教借机如水银泻地般泛滥的局面，现在中国回族泛伊斯兰的状况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所以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打断伊斯兰去中国化的进程。而不是絮絮叨叨地用回儒理论来打马虎眼。

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一旦伊斯兰突破穆罕穆德设置的封闭枷锁，开始宗教改革世俗化后，回儒是中国穆斯林本土化的方向。着手研究如何继承和改良回儒理论是应该的。回儒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几代人的努力留下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即使失败了，也不能被抛弃，正如日本学者村田幸子曾说过：中国穆斯林学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 复原真正中国式的伊斯兰世界观。否则，他们将会遭遇一种新的西化过程。这种西化不再是由欧美的帝国主义进程所驱使，而是被中东的政治思想体系所带动。

回儒作为将来伊斯兰中国化的方向，值得当代学者好好研究，但此处必须有两个点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是学术上合格和热爱中华文明的非伊斯兰学者。而不是象现在官方研究伊斯兰的各级大学/研究所那样，充斥着外国宗教学院毕业的半阿訇和热衷搞族教绑定推动去中国化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把这些人清除出中国的宗教研究队伍，才是回儒理论最终可以发扬光大的真正开始。

二，也是最重要的，回儒在现阶段只是一个远景而已，回儒不是现阶段解决中国伊斯兰泛滥问题的灵丹妙药，期望立竿见影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车该往这边走，但第一步要解决的是让正在往相反方向开的车减速，停下，掉头，才是我们现阶段主要的任务。当然根据我第一篇的论述，在咨询发达的今天，中国穆斯林无法自行摆脱中东伊斯兰的影响，我认为能做到减速已经相当不错了。

马列主义者反对一切宗教，更反对孔孟之道，儒不能代表中国文化。

大义凛然名正言顺的，敛财，拢人，外联，就是有人有钱有兄弟。

解放妇女，简直就是挖根，而不是缓解。所以解放妇女，只能在镇压，斯文点的说法是是依法管理宗教，的情况下，才做得到。

个人观点，不一定对，仅此表达。

兵团所在地，招牌上别说阿拉伯字，连“回”字都要抠掉，广告招牌不许有“回”字。

从清真寺的演变看，以前交通不便，朝觐困难，造成事实上的一种本地化演变，你文中提到的回儒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当时也并不是不成功，也是有地区影响力的。。

但这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朝觐一个是经上崇尚一字不改的原件。。

你看它的发展历史里，几次大的动荡都是和跑去朝觐归来的人有关，共同特点是回来的人跑回来就说，现在这些和圣人的原意不一样，被人篡改了。。等等等等。。然后新的派别就出现了，和老教的干仗。。往往这种新教派战斗性还很强，和老教打仗要打很久，然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然后又过上相当时期，新教派变成老教派，也相对又平和也本土化一些。。

但过段时间，又一轮循环开始。。

八十年代前，我在西宁时候根本都没意识到有啥民族问题，班里同学民族只是个符号而已，别的没啥影响。。但回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尤其到昆明乌市出事时达到顶峰。。除了当时政策原因外，个人感觉也是和朝觐很方便是有些关系的，去过的人在当地名望会比较高，然后其中一些人会说国内环境不虔诚呀那些经文不正宗呀种种。。然后就发展为要看阿文的经文，礼拜要正规化。。种种。。再进一步就开始禁酒禁烟稿食品清真，再进一步就开始搞政教合一。。。

宗教尤其一神教都有这个特点的，内在机制里是有对世俗生活控制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不一开始就控制下宗教场所范围内，任其蔓延就是祸根。。直到

乌市出事后，才改变了政策，目前看，是对路了的。

基本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教国内尤其要严控清真寺的数量和规模，不能再犯前些年到处修寺泛滥的错误，也要严格依法公正处理涉及宗教民族的问题，尤其要注意保护信仰与婚姻自由的权力，这教有两个很是霸蛮的地方，一个是婚姻上要求必须信教，一个是对子女信教有强制性。。这其实是不合法的，法律上理应支持。 再有就是对其收宗教税或者变相收取宗教税的行为和侵蚀世俗权力空间的行为要 保持高度警惕。

只要打上哈俩里标志,税收就有优惠，企业为什么不干？

另外，伊利原身就是回民乳品厂。

但他是卖给全国，这么搞属于渗透了。

清真既不是卫生规范，也不是商业生产标准，而是你给阿訇缴清真税的，他说你是清真你才是清真。

这涉及到经济问题了

​​开宗明义，伊斯兰是个与世俗中华文明不兼容的外来文明，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被世俗压制的宗教。

首先伊斯兰不仅仅是个宗教，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宗教沙利亚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生活准则，道德标准。伊斯兰是一个唯一存在教法的宗教，沙利亚是一个涵盖了生活所有方面的法律系统，完整而全面，甚至连夫妻房事这种极端个人隐私的事情也有法律规定。沙利亚法塑造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与世俗不兼容的社会制度。比如退教的自由，在伊斯兰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沙利亚法细节的朋友，网上很多资料，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在古兰经中，追求生活在沙利亚之下，是每一个穆斯林必须追求的神圣目标，这不是象现代基督教死后进天堂或者象道家羽化成仙那样虚化的目标，而是伊斯兰要求每个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实实在在地去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是古兰经的神圣性和封闭性决定的，任何一个穆斯林都没有选择余地。

伊斯兰没有背教的自由伊斯兰没有背教的自由

在追求沙利亚统一世界的目标下也不存在中间道路，因为穆斯林看待世界的态度只有两极：战争（Dar-al-Harb）和和平（Dar al-Islam）。和平的世界首先指穆斯林国家，其次指一些允许穆斯林自由实践伊斯兰教法的非穆斯林国家。在非穆斯林国家的和平（Dar al-Islam）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因为所谓自由实践伊斯兰，最终结果必然是要求沙利亚教法全面替代与其不兼容的世俗法律，最终必然形成伊斯兰封闭社区，国中国，可这在任何一个世俗国家都不会被允许。这就导致伊斯兰在逐渐强大以后，必然走向战争的世界（Dar-al-Harb）。

战争世界（Dar-al-Harb）中的穆斯林要为他们心目中的和平世界（Dar al-Islam）进行吉哈德。吉哈德（Jihad）的本意就是奋斗。这种奋斗（Jihad）并不特指暴力，而是以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进行，如教育，工业，服务业，经济等等方面的清真化。最极端的形式是暴恐。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泛清真，清真认证，宗教进校园，所谓的西北民族习惯法的学术研究，穆斯林专用设施，拉面行规，清真航线等等，实际上都是从点点滴滴做起的伊斯兰吉哈德（Jihad）。

由于伊斯兰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因此在非穆斯林国家，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除少部分选择移民至伊斯兰国家外，留下的大部分穆斯林会努力进行吉哈德，以期最终争取成立伊斯兰自治政府，直至将整个国家伊斯兰化。

他们会选择从潜移默化到暴力的各种方式，将伊斯兰这个客居文化注入到寄生国家的主体文化中去。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注入，并不是一种对当地本土文化的侵略，而是伊斯兰被本土文化威胁，是本土文化对他们的信仰造成了威胁。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使得他们经常处于一种根本无法妥协的状态，及至最后走上极端。当他们的文化注入活动被强力阻止的时候，也就说伊斯兰化当地的活动被阻止后，这个地区也就变成了战争区域（Dar-al-Harb），少部分的穆斯林按照伊斯兰的部分教义，极端化投身暴力吉哈德将不可避免。为什么不可避免？看看以下这些古兰经中的话，其实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圣战逻辑：

替换「今日国权是谁的？」「是独一至尊的真主的。」古兰经 40: 16

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 5 : 120

“杀死不信的人，只要你能找到他们。”古兰经 2：191

“残害和钉死异教徒，如果他们批评伊斯兰”古兰经 5:33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 9：5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末，真主确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古兰经 8 : 39

伊斯兰学者的学术圣战：在中华大地上伊斯兰和黄河文明是平起平坐的伊斯兰学者的学术圣战：在中华大地上伊斯兰和黄河文明是平起平坐的

由于古兰经不能更改、不能批判，所以在不能否定上述经文的前提下，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古兰经中意思与其相反的经文与之对冲（古兰经经文很多含义是模糊并且充满矛盾的，这些都给伊斯兰教徒一定的私人空间去自我解读古兰经）。

​可这种不能否定、不能批判、只能另寻理由，才能尽量推迟开战的方法，肯定无法阻止少部分教徒自身极端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世俗世界根本无法阻止这些极端教徒要求在非穆斯林国家立刻开战的想法冒头。

实际上当我们看伊斯兰（Islam）的阿拉伯语含义时，就会发现其实它本身就包含了伊斯兰的所有含义：服从，投降或征服。服从伊斯兰，投降伊斯兰，如果都不行，就征服异教徒，以期成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从伊斯兰历法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斯兰对政治实体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宗教本身的渴望。伊斯兰日历的起始点不是穆罕穆德出生日，不是他得到神启的日子，不是他组建宗教团体的日子，而是他在麦地那成立政权全面实施沙利亚法的日子。

既然伊斯兰的目标如此明确，态度又如此好战，为什么我们一直听到是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那是因为由于近代伊斯兰被西方全面压制，他们处于劣势，选择了停战的策略。停战是古兰经允许的一种状态，停战（Dar Al Sulh）某种程度上也是吉哈德的一种，是为了将来再次崛起实现沙利亚统一世界的卧薪藏胆。

替换如果他们停战，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 2 : 192

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末，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古兰经 2 : 193

纵观历史，伊斯兰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它对欧洲的进攻态势是从八世纪它诞生之日起就立刻展开了，一直持续到17世纪。

面对伊斯兰急剧扩张，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基督教在伊教扩张中的一个反击

伊斯兰念念不忘的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11-13世纪欧洲对伊斯兰进行的几次不成功的反击而已。其最大的成绩不是在中东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小公国，而是为欧洲赢得了些许喘息的时间，虽然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依然面对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疯狂进攻。

直到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扩张才被遏制

​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基督教国家全面反击，攻城略地，伊斯兰则毫无还手之力，那么为了避免被彻底消灭，所谓停战自然是唯一的选择。10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观察从欧洲到中国的伊斯兰，就会发现，首先他们显然没有忘记先知的使命，时不时地展开试探性的反击，虽然大多数并不成功；其次所谓的和平论和民主平等的现代理念为伊斯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甚至缓慢扩张的机会。

由此可见伊斯兰是无法和世俗社会长期和平共处的，这就像两个人相处，一个人的最高理想是互不干涉和平共处，而另外一个却总想着怎么让你信伊斯兰，哪怕采取暴力都在所不惜。这种状态下任由伊斯兰发展，只能是等待伊斯兰积蓄力量，直到它有能力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的到来。

替换著名的恐怖分子Khalid Sheikh Mohammed曾对JamesMitchell（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西方的宗教自由和容忍是安拉的武器，伊斯兰可以利用这些武器就可以打败西方。”

那么世俗是否可以学习伊斯兰，暴力解决问题，显然这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国家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况且在冷战结束，文明之争渐渐成为主流的今天，大家面临的对手早已成多元化，只考虑一个对手，必然导致另外的对手获利，顾此失彼。可是难道说除了暴力解决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有，就是尽力维持世俗社会和伊斯兰的停战（Dar Al Sulh）状态，而如何维持这种停战状态是个极其细致而危险的工作。一是非穆斯林政府不能全面禁止伊斯兰，那样教徒就会直接就进入了战争状态；二又不能放纵教徒，让他们走上全面实践沙利亚的道路，成立国中国，同样还是会导致伊斯兰进入战争状态。

在世俗国家，世俗的人们如果想和伊斯兰维持长时间的停战状态，就要时刻保持对伊斯兰的优势，时刻打压它扩张的野心，时刻打压它实现沙利亚统法的想法，令处于劣势的伊斯兰始主动维持其宗教意义上的休战状态，迫使阿訇们选择与世俗兼容的经文（古兰经一般会提供两个意思互相比较抵触的经文，如判教者死和宗教无强迫），停止扩张，停止封闭。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以拖待变，等待来自中东的宗教改革。

当然对执政者来说，这种维持和平的状态，比简单的暴力镇压和无限的放纵，对执政技巧的要求要高得多。​​​​

它是基督教社会，基督教这个教和伊斯兰教没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