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可以你真以为后三十年就消灭了阶级斗争？！996算不算？

阶级斗争不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也包括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以为无产阶级放下武器，资产阶级就放过无产阶级了？！

至于说利用阶级斗争党同伐异，美国两党斗争算不算？

党同伐异也可以算生命力的表现，它的存在与阶级斗争不能划等号。因为内部斗争就放弃外部斗争，在逻辑上并不成立。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是中共帮助他们创造的回族，但是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也为将来的中国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推手，只有他们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秀才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够参与制定政策的回族高级官员帮助才可以，并且能领会理论并坚决执行政策的中下层回族干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

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的组织纪律的限制，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观察方法就是审视回族共产各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著名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维族，党员）为该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全团所谓的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维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按捺不住，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深思。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以哈吉自称，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党员，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原语文社社长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网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个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至少一周。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他三位从公开资料上看，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有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清真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清真寺举行的，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这几名回族官员，从最高的部级官员，到中高级干部，再到中层的局级干部，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的几位高官都最终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表达一下自己最后的双重价值观。那么他们拥有宗教情怀这个现象在回族共产精英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说是个特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归清真食品。

清真食品，这个含义复杂的宗教事物，这个推广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基层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精英是否普遍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早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就提出建议列车上增加清真餐。而各地大大小小的政协委员对清真食品也都关爱有加。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老人，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4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在2016年3月“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除去这些回族的高层精英们，中低层的回族人士当然也是当仁不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中有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格外引人瞩目的，也相当具有代表性。其中尤其以也进入麦加进行所谓采访的共产党员（麦加禁止非穆斯林进入）博联社的马晓霖具有代表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浏览他的主页，他对他为何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麦加，始终不发一言）

那么由回族精英控制的基层组织对待清真食品的态度是什么呢？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督促当地政府立即解决。这其实已经从清真食品上升到了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时间大约在在2000年以后。可在当地政府的口号“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的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官方主导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所谓回坊，赋予了回民。而民宗委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搞中国农村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这些实例看似个例，但实际大家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回族精英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在推动清真食品乃至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各个领域，他们的态度出奇的一致，而且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的政治面貌，职业和职位高低，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式地推进。即使是自称无神论的回族共产党员也不例外。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的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

虽然共产党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在此篇的分析中，我们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推行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无论他们是高官还是平民百姓，是高知还是农民，是富人还是穷人，谁也不例外。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群众基础的理论，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讨论的课题。

题外话

在推动伊斯兰化这个问题上，有两个非回族的团体，对于他们我不想深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自行研究

一个是投身民族宗教领域的非回族集团，固然有些人是职责所在，没有办法，但也确实有一些人是真心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其代表人物是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为白彦虎翻案打先锋的汉族王国杰教授，对于他，没啥好说的。

　由杨怀中先生任主编的《回族研究》杂志在2009年4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18篇论文，专门论述19世纪 中叶云南回族反清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笔者手捧刊物，爱不释手，挑灯夜读，夜不成寐。读得兴起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我也是一位汉 族学者，20年来我在研究中亚东干族及撰写评价白彦虎的系列论文及专著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历尽 坎坷，受够磨难。论文不能发，专著不能出。教授不给评，博士不让带。我的第一篇东干学术论文《中亚 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就是杨怀中先生慧眼识宝，帮我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没有这个经历，我哪 来的这些深切感受!我要大声呐喊：杨先生，我敬您!《回族研究》我爱你!年轻编辑，我赞你!马平、马金 宝、李有智、丁克家、丁明俊等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你们肩负的是民族的希望! 任重道远。……

由笔者这个学过俄语专业的陕西学者来研究白彦虎和东干族，也许就是真主的安排! 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回民起义故事长大的。……

——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 回族应加强研究与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

另一个是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或者就是基督徒学者的团体。其代表卓新平，土家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宗教学会会长，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教徒可以入党的公众学者，作为一个在宗教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政府级智库，说出这样的话令人叹为观止。

随声附和他"教徒可以入党"最响的是基督徒刘澎，他是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NGO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在网上和海外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的李云飞阿訇和他关系密切。

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民族大学教授宗教学学术带头人牟钟鉴，他是极端无神论这个名词的发明者，且其与卓新平渊源很深。对这个团体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帮基督教学者给伊斯兰站台？这里我主要关注伊斯兰，对他们就不展开了。

粮食出口大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以美国为主，西方帝国亡我之心不死，粮食被西方国家捏住了，那真是找死。

石油则不同，中东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国和西方是死仇，阿拉伯国家明面上对西方言听计从，实际上有他们自己的想法，80年代中修和沙特连中程地对地导弹的生意都做，可见意识形态完全不是问题。

回坊作为西安的古老城市地标，现在已经深入到普通人的意识当中。在官方媒体的反复宣传下，在人们的思想当中这个成于唐代的伊斯兰穆斯林聚居区，已经成为古老西安的象征。当地政府甚至喊出了“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口号。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的历史是伪造的，其被真正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完全是由政府推动的，是在2000年以后开始正式实施的。

首先，回坊起自唐代，完全是伪史，而且是毫无羞耻的伪造。回坊的位置是唐代政治运作中枢”尚书省和十六卫之左武卫、左骁卫等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之内，如何建的起蕃坊？！

现在回坊在长安城的位置处于皇城之内

实际上回坊起源的七寺十三坊范围至今仍然不十分明了(今中崇文)。至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回乱，此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将西安城内的回民集中，设置木栅，才形成了现在回坊的大致范围。

但回坊的定义始终是个民间概念，而且概念模糊，无任何政治含义，仅限于聚居区的简单概念，边界也很模糊。回坊边界明确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由政府主导，回族精英见有机可乘见缝插针，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西安市政府根据2002年颁布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北院门街认定为“历史街区”，并作为景观保护的对象区域之一。为回坊的重新定义，明确边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在政府的支持下，回坊的回族精英也开始行动起来，在周边区域划定界标。在进入所谓回坊的交通要道上，接二连三地设置起了临时性门楼。这些建造物被设置在五处。2005年左右开始成为常设物。

同时西安政府和莲湖区政府等行政机关也开始公开承认“回坊”的存在，2005年设置的石碑“回坊由来”，正式标志官方对回坊地域边界和伪史的明确公开认定。

莲湖区政府树立的石碑

2005年大麦市街扩建，莲湖区政府强行拆迁建筑物，回坊的11个清真寺和回民代表表示反对。对此，西安市规划局提出了“关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线的状况说明”，明文规定西坊西端的大麦市街和洒金桥属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此事可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上公开承认回坊政治地位的又一个标志。 就此西安回坊不仅以一个食品小吃街的面目出现在西安的日常生活中，也正式开始以一个宗教区域、政治区域的面目，正式出现在西安的地方政治舞台上。

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它继承了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时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多层次化。因此可认为除清末的一段时期外，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但在2000年以后，由于不断设置的门楼，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西安回坊从一个食品小吃街，到驱逐汉族商家，到明确此地域为伊斯兰区域，再到其成为十三朝古都的精神代表的完整过程，其实就是政府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一个缩影，或许还带有前瞻的意味。就算把门楼改成中式的门楼，但区域的宗教化，其宗教势力组织化、政治化已经是既定事实，很难去改变了。其作为大地代治者的野心也通过“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宣传语昭然若揭。

“清真”本是道家的词汇，意为纯净朴实，无尘无染。后被伊斯兰教盗用，成为伊斯兰教专用词汇，作为Halal的汉译，但这两个词实则风马牛不相及。Halal是“合法”之意，合的当然是伊斯兰教的法。但因为汉字望文生义的特性，人们对哈喇食品总有一种又清又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而且因为伊斯兰教的小净教义的要求（大便后用手沾水清洁），导致清真食品成为大肠杆菌超标的重灾区（在网上搜索“清真 大肠杆菌”，总能搜到若干新鲜新闻）。

就是继续实行奢买政策，自治区里面随便你杂折腾，只要不闹的像75或者香港那样，就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没看到。只要你服从我中央的指示就行了，说白了，就这是古代的分封制

我朝现在连汉族都不敢提阶级斗争，上层提毛变色，文革余孽张口就来，要继承毛的道统又不承认毛的思维，属于精神分裂尚未整合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继续两少一宽一国两制，可能性是最大的

所以未来就是和美帝比烂，看谁先挂掉，谁先死吃掉对方的尸体，瞬间满血复活，收割全世界给自己续命。美帝现在都开始弹劾川普了，感觉我们的情况还是要好那么一丢丢

“汉人” 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从南到北，无论外貌、习惯、语言、文化，都差异极大。中国现在的政治正确，是不准搞地域歧视，否则删帖封号，这是非常英明的政策。否则小小一个台湾，还要分本省、外省，典型的反动落后。

同样，要做 “天下共主”，不可能单凭民族，否则别人永远不会服气，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所谓共产主义，天下大同，应该是怎么样的环境？ 大家日常生活，黑皮白皮，稀松平常，根本不在乎这个区别。

就目前来看，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中国一个城市，黑人白人比例占百分之十，老百姓都不答应，国将不国了。民族融合，只有从西方开始，美利坚分裂国，欧罗巴斯坦，西方白人把历史上的欠债还一还，黑白混杂，血流漂杵，然后才来讲民族团结。

中国这边，能把朝鲜、越南、缅甸、柬埔寨团结好，就是莫大的功德，泰国都是史诗级困难，克拉地峡以南，根本没有可能。

新疆、西藏明明已经收回来了，革故鼎新，形势大好。邓为一己之私搞赎买，拉拢喇嘛头人、巴依老爷，三十年功夫，毁于一旦。现在重修，不知困难多少倍。

香港也是，除了表面文章，换旗换督，别的全是港英旧制。中央对香港的全部权力，就是任命一个特首，就这样香港的反对派还不满意，还要把这个特首的位置也抢过去。嘴里说自己不是李鸿章，客气了，您就是。

所谓阶级斗争，无非是一个由头。党同伐异不是为了好玩，而是因为利益相关，所以党同伐异是一定要搞的，至于拿什么做理由，无所谓。

幼儿园小孩都会党同伐异，你何必视之如洪水猛兽？

不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要中国共产党干什么？

不要阶级斗争，那要新中国干什么？

自己去资本家的剥削下哀嚎呗，有人会在乎吗？

张口闭口前三十年的错误及代价

前三十年的最大错误就是让你们活下来指点江山了

要放后四十年，计划生育一抓一个准

生下来直接一刀捅卤门里

直接扔垃圾堆喂狗

还有你“空想、乱弹琴”的机会？

不要阶级斗争了，难道就没有党同伐异了？

党同伐异只有缺点，没有优点？

不能因噎废食。

邓公说，既要防右，但主要防左，这句话看来是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