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一骑兵军（引子） -- 梦秋

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就是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后留下的蒙古人，他们被编入了哥萨克，为俄皇征战。列宁的奶奶就是卡尔梅克蒙古人。后来做红军骑兵总监的奥卡·戈罗多维科夫也是卡尔梅克蒙古人。现在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是1/2的图瓦（蒙古）人。过去俄罗斯有莫斯科人50%蒙古血统的说法。布琼尼有多少蒙古血统我没有查到资料，间接地听说过。他长得很像蒙古人，跟乔巴山关系很好。

1941年乔巴山元帅和来访的奥卡·戈罗多维科夫

不是内战时期。这里还有一张，是布琼尼在内战后出任骑兵总监时乔巴山到莫斯科访问的合影，看领章应该是1935年之前拍的。

布琼尼跟乔巴山的关系应该还可以，两人相识于苏俄内战后期或者内战结束后。布琼尼在二战前还是苏蒙友谊协会的会员。不过乔巴山跟伏罗希洛夫的关系要更好，主要是作为苏联在蒙古的主要代理人，乔巴山需要向伏罗希洛夫请示汇报和学习，双方合作关系比较密切。

至于布琼尼有没有蒙古血统，我看他的回忆录里面没有写到。不过东斯拉夫民族受到蒙古影响非常深。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大地300年，算上最后覆灭的克里米亚汗国，延续时间达500年。斯拉夫人与蒙古人混血没有什么奇怪的。就连伊凡雷帝都有蒙古血统，他老妈是金帐汗国统治者马迈的后裔……

第六章 高加索最后一战

从沃罗涅日和顿巴斯败退回来后，邓尼金利用顿河及其支流马内奇河构筑了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北高加索的马内奇河从东南向西北流淌，全长210公里，在罗斯托夫以东汇入顿河，构成一道横贯北高加索的天然地理障碍。如果这条河流被突破，白军要么就向南撤退，越过高加索山脉去面对外高加索的各个民族。要么就只能经过新罗西斯克上船，撤到克里米亚。那里至少还有弗兰格尔的友军。

在防线部署上，邓尼金把他能拿出来的一线部队全部展开。在罗斯托夫以南的顿河入海口一带，是邓尼金的志愿军。志愿军以东沿马内奇河南岸布防的是顿河军，更东边一点的是战斗力最弱的库班军。这条战线的薄弱地带是东部。邓尼金显然防守意志并不坚定。他明显打算，一旦马内奇河的防线被突破，他就立刻收缩志愿军和顿河军，向黑海沿岸城市新罗西斯克撤退，从海上撤到克里米亚。

对于马内奇河的军事价值，红军当然看得很清楚。沿着罗斯托夫及马尼齐河防线，由西向东分别部署了五个红军集团军，分别是第一骑兵集团军、第八集团军、第九集团军、第十集团军。最东端靠近里海城市阿斯特拉罕附近还有一个第十一集团军（系北高加索红军第十一集团军被击溃后另外组建的新部队）。它是一支监视性的力量，如无必要，不用投入到进攻当中。

红军和白军究竟拥有多少兵力，是一笔糊涂账。加米涅夫认为，邓尼金的有效作战部队大约只有6.5万人，红军则有10.5万人。邓尼金认为自己的部队有5.4万人，红军则有5万-5.5万人。苏联军事史学家认为，东南方面军（含阿斯特拉罕的第十一集团军）一共有2.91万名步兵，1.93万名骑兵，447门大炮和2029挺机枪。邓尼金的一线部队大约2.94万名步兵，2.74万名骑兵，451门大炮，1185挺机枪。不管各方怎么说，红军应该在兵员或者技术装备上有轻微优势。

按理，经过1919年10月到1月的连续胜利，红军应该在人数和装备上占有较大优势。事实并未如此，因为在1919年11月份，南俄红军再次进行了重组。东南方面军保持原有状态不变，南方面军及其余增援部队改名为西南方面军，仍旧由叶戈罗夫指挥，却并不用于北高加索地区，而是留在顿巴斯和基辅一带，准备用来对付克里米亚的白军（实际上红军的直接对手常常是马赫诺的武装），实际上使对付邓尼金的东南方面军实力受到削弱。

东南方面军下辖部队中有两个集团军实力本来就不强，一个是第十一集团军，另外一个是第八集团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员索科利尼科夫向加米涅夫抱怨说，自己的部队受到伤寒和战损的影响，有经验的作战人员大量减少，不得不从战俘和当地居民补充兵力。没有任何增援，手下的第13步兵师在进入新切尔卡斯克时，能够战斗的人手只有400人。而邓尼金白军的实力正在迅速恢复。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兵员和装备的劣势，而在指挥部内部。布琼尼的第一骑兵集团军脱离叶戈罗夫的指挥，再次回到东南方面军司令员绍林的指挥之下，与第八集团军协同作战。可是，绍林和索科利尼科夫和布琼尼的关系都很差。沃罗涅日战役本身就是布琼尼反出绍林家门的抗命之举。索科利尼科夫天天都抱怨布琼尼抢走了自己的部队。这三个冤家要能配合到一起去才怪。

指挥部没有做到人和，然后在地利上的判断又出了问题。1月9日，绍林下令，要求骑兵军发动进攻。此时罗斯托夫的白军尚未完全肃清，骑兵军此前从沃罗涅日一路打到罗斯托夫，连续作战三个月，需要休整。显然绍林求胜心切，并没有仔细了解战场的情况，就要求红色骑兵越过顿河向库谢夫斯克方向发动正面进攻。骑兵军左翼的第八集团军也将发动辅助性进攻，最后两军同时朝库谢夫斯克进军。东部的第九和第十集团军同时也要越过马内奇齐河朝维利科克尼亚谢斯克方向进攻。但是，第八、第九和第十集团军兵力部署没有到位，对白军的侧翼不构成威胁，这意味着白军可以全力应对骑兵军的进攻。

在库谢夫斯克和罗斯托夫之间横亘着巴泰斯克高地，红军首先需要强渡顿河，然后沿着铁路进攻——如果脱离铁路线，骑兵就要陷入到下顿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沼泽上。展开进攻的那几天天气情况不佳，小阳春气候造成解冻，顿河上的薄冰容易破碎，原野上大雾弥漫。气候、地形均不利作战，而正面进攻又是布琼尼极力希望避免的作战方式。对于绍林的这道命令，布琼尼并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回电绍林，向他解释前线的情况。

1月14日，绍林回电，仍旧坚持第一骑兵集团军向巴泰斯克一带发动正面进攻。布琼尼这一次没有抗命，应该说还是比较坚决地执行了命令。1月17日和18日，红色骑兵两次攻击不利，“遇上了旋风般的机枪火力和炮击”。炮弹把顿河上的薄冰炸开，伏罗希洛夫连人带马摔进了水里。在1月19日红色骑兵取得了有限进展，这是在占领了顿河南岸奥利金斯克的第八集团军支援下才取得的成果。第二天骑兵军又在反击之下被迫撤回顿河北岸。1月21日，第一骑兵集团军发动最后一次向巴泰斯克的攻击，还是没有成功。在一周的时间里，红色骑兵的指挥员两度用直通电话向绍林请求取消攻击命令或者用步兵增援，都遭到了拒绝。

更加麻烦的事情发生在第八集团军指挥部。1月19日，由于红色骑兵连续进攻失败，绍林给配合红色骑兵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员莫尔卡察诺夫打电话询问战况。后者称第八集团军已经尽力，但是骑兵军后退了，而且后退时的队形很凌乱。

莫尔卡察诺夫替生病的索科利尼科夫代理集团军指挥工作。他借着绍林询问的机会，要求配属给骑兵军的第12步兵师归建。同时他告了布琼尼一状，说高加索方面军之所以兵力缺乏，是因为重要兵力都配属给第一骑兵集团军，而骑兵军所取得的战果被夸大了。

如果说司令员索科利尼科夫还只是在抱怨红色骑兵夺走了自己太多的部队，那么莫尔卡察诺夫就是在拆布琼尼的台了。关键是，绍林经过这么一说，就答应了从红色骑兵中调走第9和第12步兵师，让其归建。这个决定不得了，顿时就把布琼尼给惹火了。三方的矛盾就此爆发。

1月22日，布琼尼再度做出抗命决定。他下令红色骑兵在顿河沿线停止进攻并撤退，并在1月23日与伏罗希洛夫联合致电托洛茨基，同一份电报抄发斯大林。电报对自己进攻不利进行了辩解，认为长途奔袭后部队需要休整和重新部署、地形不利和气候恶劣是导致自己进攻拖延的原因。电报建议，对巴泰斯克的进攻交给第八集团军，骑兵军向东运动到达康斯坦丁诺夫卡，从那里渡过顿河，然后向西南运动，袭击巴泰斯克白军的侧翼和后方。电报认为，继续从罗斯托夫和纳希切万方向进攻巴泰斯克“将彻底断送共和国的优秀骑兵”。

1月24日绍林亲自到第一骑兵集团军司令部与布琼尼等人会谈，可是根本没有缓解矛盾，反而使之更加激化了。同一天，布琼尼与伏罗希洛夫直接发电报给列宁、加米涅夫和斯大林，要求撤换绍林。

在这段时间里绍林本人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1月22日，加米涅夫致电绍林，认为第八集团军和骑兵军在顿河南岸的进攻遇上了极大困难。向这些部队重复同样的命令无济于事。这封电报暗示了加米涅夫对自己的门徒绍林的指挥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1月25日，加米涅夫再次致电绍林，要求他取消红色骑兵和第八集团军继续进攻的命令。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下，绍林照办了，并将红色骑兵横向东调至巴加耶夫斯克地区，在这里渡过了马内奇河。绍林调走了配属给红色骑兵的步兵师，作为补偿，命令第二骑兵军（军长杜缅科）和红色骑兵联合作战。

但是高级指挥员们在这里又犯下一个错误，在指定第一骑兵集团军和第二骑兵军的隶属关系上出现了问题。加米涅夫要求布琼尼指挥杜缅科的部队。而绍林却要求布琼尼服从杜缅科的指挥。就指挥层面而言，军长的级别要比集团军司令要低。绍林的这个做法违背常识，显得有点奇怪。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杜缅科是第一骑兵集团军创始人，布琼尼曾经当过他的下级和副手，所以杜缅科就可以指挥布琼尼？但是当下布琼尼和杜缅科的关系，可实在不怎么样。

布琼尼和杜缅科会师后，布琼尼骑兵军向库谢夫斯克发动进攻，杜缅科向季霍列茨克（这里是邓尼金的指挥部）进攻。两边都没有表现出哪怕最低的协同作战的意愿。1月26-27日，杜缅科在叶夫列莫夫地区的进攻得手。但是在28日，杜缅科部奇怪地撤回马内奇河北岸，第九和第十集团军转入防守。同日布琼尼部在马内奇河南岸好不容易才占领了一个桥头堡，第二骑兵军莫名其妙的撤退导致红色骑兵左翼暴露，又被白军打回了北岸，战斗中第十一骑兵师政委奥佐林失踪【到了三月份才发现，奥佐林在战斗中负重伤，晕倒在战场上，当地一名红军士兵家属把他隐藏起来，后来伪称白军士兵在白军军医院里接受了几天治疗，身体略微康复后偷偷越过战线回了到罗斯托夫】。直到2月1日，杜缅科和布琼尼的部队才协调一致，但是敌人的防御已经大大加强。红军第八和第九集团军在这段时间里无所作为，让布琼尼十分恼火。他将进攻未获进展归咎于绍林调走了配属自己的步兵，一怒之下决定要告御状。2月1日，布琼尼给列宁发出了一封长长的亲笔信，事无巨细地罗列他和绍林以及索科利尼科夫的矛盾。这封信的语气很激烈，在这里兹引用几行：

“绍林一旦有权指挥我的集团军，不幸之事就连续不断……而现在这一切都反映在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中。我领受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向前推进60俄里，而友邻集团军却依照绍林的命令原地不动，从而使敌人能够自前线抽出部队对付骑兵集团军。这显然是犯罪……”

除了对绍林怨气冲天，布琼尼还对自己的老首长杜缅科一肚子不满。很多年后的回忆录里，他还带着怨毒的语气说，当时方面军司令部有意置第二骑兵军于自己指挥之下，但杜缅科却在命令到达后擅自发动对马内奇河南岸的进攻，这么做“显然是要证明（第二骑兵军）在没有红色骑兵指挥下也能发动单独进攻”。

回忆录里，布琼尼又翻旧帐说，攻占罗斯托夫后，杜缅科带来了第二骑兵军军旗作为礼物登门拜访红色骑兵，并希望能够在红色骑兵面前发表演讲但是未获允许，因为“杜缅科的讲话一直缺乏必要的政治鼓动而且对前景充满怀疑”，最后布琼尼总结道，杜缅科是个“军事冒险主义者”。

或许从这里开始，杜缅科悲剧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

2月2日，在夏坚科的建议下，布琼尼用直通电话跟位于库尔斯克组织西南方面军的斯大林通了电话，抱怨说马内奇河沿岸的战斗，在绍林掣肘下损失了高达40%的兵力。斯大林在电话里安慰布琼尼说，他已经想办法调走绍林，安排奥尔忠尼启则前往高加索方面军（1月17日绍林的东南方面军改名为高加索方面军）。2月3日晚上，斯大林给了布琼尼明确的答复，对他的所有请求几乎全盘接受。他不但承诺要赶走绍林，也承诺连第八集团军司令员索科利尼科夫一起赶走。同时他还答应要为布琼尼弄来两个步兵师，以及将杜缅科部队完全置于红色骑兵指挥之下。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1895-1978），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1886-1937）。三人是关系极为密切的战友，被称为“高加索三人帮”。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长寿的政治明星，一直身居高位直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早期。米高扬的弟弟阿尔焦姆·米高扬则是大名鼎鼎的米格战斗机设计者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米格-21战斗机。】

斯大林这么说，也真的这么做了。2月4日，绍林去职。共革军委正式调图哈切夫斯基出任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斯大林自己调任高加索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另一名军事委员是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上任之后，对前线进行了重新部署。第一骑兵集团军继续东调，前往第十集团军防守区域，并作为预备队使用。在第九、第十和第八集团军渡过顿河和马内奇河之后，红色骑兵从库班军和顿河军的结合部进行突破，尽快占领季霍列茨克。阿斯特拉罕的第十一集团军则将穿过斯塔夫罗波尔高地，向西进攻。

这一战略并非没有缺陷：随着第一骑兵集团军调走，高加索方面军的右翼空虚，直接暴露在邓尼金的枪口下。最危险的地区是第八集团军正面，它的防线因为红色骑兵东调缺少兵力而被拉得很长。如果白军正面进攻，防守力量不足的罗斯托夫就会出问题。2月20日，白军反攻，果然重新夺回了罗斯托夫【白军夺取罗斯托夫时，布琼尼的弟弟叶缅利安正在城里四处寻找哥哥的司令部，迎面撞上白军，脑门子上挨了一枪，随身证件被白军抢走。随后邓尼金公布了“红军骑兵司令布琼尼已经被击毙”的消息。不过叶缅利安活了下来】。加米涅夫因此致电图哈切夫斯基，警告他右翼有麻烦。图哈切夫斯基回电说，左翼的进攻已经得手，重点进攻将在那里展开。

这场战役的部署突出了图哈切夫斯基的一个作战指挥特点。为了进攻得手，他可以甘冒侧翼被敌人突破，丢失重要城市的风险。后来他在华沙战役中的表现也大致如此。

2月15日，图哈切夫斯基下令发动进攻。次日第十集团军利用马内奇河结冰的机会一举渡河，占领了托尔戈瓦亚铁路会让站。白军随即发动反攻，几乎全歼此处的红军。2月19日，在最后一刻即将来临时第一骑兵集团军抵达托尔戈瓦亚。白军以为红军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不顾一切地发动了最后一场进攻。双方在托尔戈瓦亚镇内和周围的村庄遭遇。当时气温低至零下20度，双方都钻进民居当中避寒。

后来红色骑兵人员回忆说，白军士兵见到红军士兵，还问对方是哪支部队的。红军士兵回答道：“我们是（第四骑兵师）第19团的。”白军士兵嘴里说着：“你们怎么跑到别的部队里来了”，一边朝红军士兵肩上看过去，发现对方没有肩章后，便伸手去摸马刀，但已经太晚了……

两军在托尔戈瓦亚发生激战，白军最后被逐出小镇。当天晚上起了暴风雪，野外无处藏身的白军骑兵只得露天宿营，一夜之间竟然冻死了五千余人和两千多匹战马（红军方面统计各有不同，冻死五千到冻死两千都有。邓尼金则认定白军被冻死五千人）。

布琼尼对这幅惨景是这样描绘的：

“一片恐怖景象，几百个被打死和冻死的哥萨克白军遍布草原。在丢弃的火炮和机枪旁，在弹药箱和击毁的马车边，都是冻死的人和马。冻死的白军有的蜷成一团，有的跪着，而另一些则在齐腰深的雪里站着，旁边是他们冻死的马匹。”

如果严格执行红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托尔戈瓦亚这场惨烈的战斗压根就不可能发生。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命令布琼尼向另外一个方向（似乎应该是叶格尔利克）进攻。布琼尼后来辩解说，因为大雪深达一米，骑兵军到达托尔戈瓦亚之后无法再进行机动了。

在很多历史研究者看来，布琼尼似乎比远离前线的图哈切夫斯基更能敏锐地捕捉到战机，他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战机，根本不顾是否存在抗命的问题。2月26日，加米涅夫写信给图哈切夫斯基，有点生气地指责他放纵布琼尼：“您派布琼尼去叶格尔利克，但是他却去了白格利纳。您把他往西派，派往季霍列茨克北部，但是他却直接朝季霍列茨克跑过去了。这让我感到很不高兴。老实说，他没有听从您的命令，这极大地增加了风险。”

可是，正是这两次抗命，让布琼尼捕捉到了战机。第一骑兵集团军在白格利纳赶走了库班军，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粮食补给基地。库班第一军一整个3000人的步兵师，在士兵枪杀了他们的军官后全部投降红军。随后红色骑兵和第十集团军转向西北，朝叶格尔利克进攻，歼灭了克里扎诺夫斯基将军的库班第一军。不过，战斗中红军第四骑兵师第二旅旅长米罗年科阵亡。在第四骑兵师侦察处长秋列涅夫的主动要求下，布琼尼任命他接替了米罗年科的职务。

2月25日，在转向季霍列茨克途中，红军与巴甫洛夫将军的白军骑兵发生遭遇——或者说，白军突然遭遇红军更加准确一些。因为在攻占白格利纳时红军俘虏了邓尼金参谋部的丹尼洛夫上校，利用他通过缴获的白军通讯站伪装成库班第一军与邓尼金参谋部进行了通讯联系，事先侦知了巴甫洛夫骑兵军的消息，做好了准备。

随后，发生了苏联史学家们称之为“内战中最大的一场骑兵遭遇战”。双方总共投入大约2.5万名骑兵，40个骑兵团在叶格尔利克的雪原上短兵相接。邓尼金更加夸张一些，说双方投入了总共4万名骑兵。其实这些兵力当中应该包括相当数量的步兵。因为精锐白军骑兵已经大部在沃罗涅日战役和顿巴斯被歼灭，白军新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力很差，而且在托尔戈瓦亚给冻得还没回过神【在布琼尼的回忆录中说道，托尔戈瓦亚的战斗结束第二天，仍旧有几个团的白军骑兵向红色骑兵发起进攻，但被驱散。第二天夜里，布琼尼在托尔戈瓦亚和白格利纳之间的一个村庄宿营时被侦察部队的通讯员叫起，报告说村外有白军出没。后来发现，这是被打散的白军士兵试图劫掠干草点燃以便在原野上过夜。但他们还是没有熬过去，悉数冻死在草原上】。

布琼尼回忆说，此刻集团军与方面军之间的联系中断，他“感觉自己面对整个高加索地区的白军”。由于担心春季化冻即将到来放走战机，同时也精准地把握了白军士兵的恐慌心理，布琼尼决定在叶格尔利克和季霍列茨克之间与白军进行决战。红色骑兵的三个骑兵师以及转隶布琼尼指挥的两个步兵师（第十集团军的第20和第50步兵师），呈扇面状在叶格尔利克地区从西南到东北逆时针展开，将白军半包围，其中一个步兵师切断了季霍列茨克到叶格尔利克的铁路，以防季霍列茨克的白军增援。早上十点钟，侦察部队告知白军已经接近，大战就此展开。

后来第十一骑兵师的一名指挥员回忆道，2月25日，在这场遭遇战之初，首先迎头撞上白军的是第十一骑兵师第二旅。当时天气极其晴朗，雪原明亮，双方骑兵都在远处就确认了目标。双方在接近到不到300米处停下，准备发起冲锋。旅长帕托利采夫眼疾手快，在白军准备冲锋前从后方调来了40辆机枪车，然后部署在前方的红军骑兵迅速向两翼撤退，在机枪火力下迅速粉碎了白军的第一次进攻。第十一骑兵师第二旅顶住了白军一波接一波的进攻。白军切断了他们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将第二旅包围。此时帕托利采夫负重伤，师政治部主任赫鲁廖夫亲自率部杀出重围，与其余部队建立联系，并带来了援军。

双方的正面战斗持续一段时间后，白军骑兵发现了红军步兵的阵地，主力被吸引到步兵阵地，并发起冲锋。红军对此早有准备，在侧翼隐蔽地部署了第四骑兵师，先用大炮猛轰，随后机枪扫射，将冲锋的白军骑兵大部歼灭，迫使其后撤，激战到深夜11点，第一骑兵集团军向方面军司令部发报，称白军顿河第二、第四军已经被击败。3月1日，红色骑兵汇报称在叶格尔利克城下歼灭了顿河第一军和巴甫洛夫骑兵余部。邓尼金的主力部队就此全部烟消云散。

同一天，北高加索白军开始了全面撤退。3月26日白军余部从新罗西斯克海运到了克里米亚。邓尼金宣布辞职，部队转交弗兰格尔男爵指挥。《静静的顿河》中，主人公格里高利·麦列霍夫在新罗西斯克没有上船。他被红军俘虏，加入了第一骑兵集团军。和一万多名红色骑兵一样，格里高利·麦列霍夫下一个将要面对的敌人，是波兰士兵。

这才是真正壮怀激烈的骑马与砍杀呀。

之后工业化加集体农庄从根本上消除了哥萨克这个职业军事集团，如此大规模的骑兵不再可能单独存在，只能附属于步兵行动。

二战时期几十万人被流放。

他的思维仍然停留在19世纪俄土战争的经验上。你说的布鲁西洛夫就像日俄战争阵亡的马卡诺夫一样，都是军队中的另类，邓尼金等人虽然是他提拔的，但是却没有学到他的军事衣钵，当时俄国的军队结构也很难完整实现他的军事构想。另外布鲁西洛夫本来是中立反对内战，但是白军枪决了他当了俘虏的红军儿子促使他倒向布尔什维克。

三年内战时期对于仅仅是装了沙袋木板的机枪装甲列车都很难啃动。在当时俄国公路和汽车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这种装甲列车的高速机动性使得红军可以及时的得到火力支援，一般的白军骑兵根本拦不住。但到了二战时期由于空军的出现，这种活靶子的使用范围就大大限制了。

第七章 迈科普整训

1920年3月，当第一骑兵集团军在迈科普一带与邓尼金白军余部作战时，这支部队已经拥有一万名战斗人员，三万多匹马，19辆装甲列车和3辆装甲车。因为沃罗涅日战役和马内奇河南岸战斗的辉煌胜利，它被红军最高指挥部所熟悉，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突击性力量。

但是，第一骑兵集团军还缺少一样足以让布尔什维克放心的东西：共产党员。

在1919年9月，红色骑兵部队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自己是为了布尔什维克，而不是为共产党去打仗。托洛茨基在当月检阅红色骑兵并发表了演说，想要解释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关系，却遭到了骑兵战士们无情的嘲笑。他回到莫斯科后，怒气冲天地汇报道：“布琼尼和他的士兵是一群匪徒！”。此外他还把布琼尼比作是“现代拉津”【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拉津（1630-1671），顿河哥萨克领导人，1670-1671年领导了反对沙皇及贵族的哥萨克起义，被变节的哥萨克出卖，处决于莫斯科】。

1919年10月，第一骑兵军还没有升级为集团军之前，部队里只有大约100名共产党员，很多骑兵团甚至连党支部都无法组织起来，很难说它是一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军长布琼尼并不是党员。按照布琼尼传记的说法，只有在1919年12月在斯大林的帮助下，认定布琼尼于1916年3月19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龄从交申请书那一天开始。入党介绍人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夏坚科。有些讽刺的是，在1916年3月，布琼尼可能根本就不认识这三位，甚至连名字可能都没听说过。

第一骑兵集团军成立后，按照红军组织原则成立了最高决策机构军事委员会。一般来说，红军集团军级及以上机构都会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三人，一名“军事专家”和两名政工人员。“政委”这个创意最早来自法国左翼活动家们。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在俄军中设立了政委职位，但只派往集团军及以上单位。托洛茨基在红军建军过程中将政委派到了连营级军事单位。当时的红军主要指挥员大部为旧俄军中高级军官，忠诚度存在问题。

【在红军建军初期，因缺乏识文断字的指挥人员，不得不大批委任旧军官在红军中任职，他们被称为“军事专家”。在整个内战中大约有7.5万旧军官在红军当中担任各级指挥职务，占全体红军指挥员的56%。红军高级指挥员中约有四分之三是旧军官。这些军事专家中最著名的是前旧俄军总司令布鲁西洛夫，而旧军官沙波什尼科夫成为共革军委作战部长，后面授元帅军衔。在是否任命军事专家指挥“无产阶级军队”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在红军建军之初的路线之争，种下了1937-1938年斯大林肃反的种子。】

例如，红军东方面军首任司令员、旧俄军中校M.A.穆拉维约夫在1918年7月参加了社会革命党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政变，其余中高级指挥员临阵变节更是难以计数，本文此前已经提到南俄红军一位集团军司令员和一位集团军参谋长的投敌。为了确保军队绝对忠于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公开提出：“指挥员左边要有一个政委，右边也要有一个政委，手里都拿着左轮手枪。”

第一骑兵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有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夏坚科三人。夏坚科主要在塔甘罗格一带负责红色骑兵的招募、训练以及后勤工作。伏罗希洛夫负责红色骑兵党建等政治工作。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政委。红色骑兵当中的共产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1920年3月，第一骑兵集团军中大约有800名党员以及500名候补党员，建立了78个党支部。1920年5月中旬，大约有2153名党员和1000名候补党员。6月，党员占全军人数的大约20%。在各师指挥人员中，共产党员的比例更达到了40-50%。

对党员和政工人员的培训机构很快建立起来。1920年3月15日之前，第一骑兵集团军只有1个党校和12名学员。一个月后已经建立了3个党校，有113名学员。

布琼尼对于军队政治建设重要程度的认识并不亚于伏罗希洛夫。虽然他在士兵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士兵们都自称为“布琼尼茨”（Budennyites），意思就是“布琼尼的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试图建立一支仅仅忠于自己，而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布琼尼与第一骑兵军政委基夫盖尔关系很好，后来与伏罗希洛夫相处也没有什么问题。他并不排斥政工人员，反而愿意接纳他们。仅仅在1919年10月，他就向上级提出要求，希望增派300名政工人员到部队。红色骑兵的政工人员伤亡率往往达到25%左右。如果不在战斗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政工人员的伤亡率不会这么高。

上级同意了布琼尼的请求，派遣了新的政工人员。新来的政工人员里有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名字叫做基里尔·柳托夫。他的真名叫做伊萨克·伊曼纽洛维奇·巴别尔。改名柳托夫，是为了防止红色骑兵们对他的犹太人身份产生敌意。不论有多少政委在红色骑兵中强调国际主义，反犹的恶行在第一骑兵集团军当中时有发生。红色骑兵攻占罗斯托夫之后一度传来部队屠杀犹太人的消息。巴别尔对此保持警觉是可以理解的。

红色骑兵在沃罗涅日缴获了一个印刷厂，办起了自己的报纸《红色骑兵报》，这是伏罗希洛夫领导下政治工作的主要成果之一。巴别尔参与创办了这份报纸。此外，考虑到红色骑兵当中充斥着大量文盲，政工人员们在士兵们当中开展了大规模扫盲活动。扫盲活动大约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举办识字班。到1920年年底，全集团军中一共有116个识字班。在《红色骑兵报》上开辟了“文盲角”栏目，有利于识字的士兵帮助不识字的士兵认字。行军当中，走在前方的士兵身上背着一块小黑板，在他们身后的士兵不用下马也能够利用小黑板识字，并随时涂写。第二种方式是开办各种流动图书室，提高士兵们的阅读能力，并宣传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1920年3月，全集团军共有60个流动图书室，拥有91本小说，48本政治类书籍和77本政治宣传手册。四个月后，红色骑兵的流动图书室翻了一番，拥有655本小说，231本政治类书籍和367本政治宣传手册。

除了扫盲识字，政治工作当中还充满着大量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借以提高士气、开阔眼界和理解各种政治理论。1920年1月，部队中“文化启蒙工作者”开会，并在骑兵军中建立了文化启蒙组织，提供语言学习，文化教育，音乐、戏剧和其余的教育。1920年3月，骑兵军当有5个俱乐部。1920年6月，每个骑兵连都有了自己的俱乐部。骑兵军当中会举行许多歌唱比赛，戏剧表演和音乐会。有时候会有专业演出团体从后方前来，或者来自当地的一些演出团体也会表演。更多是骑兵军中自己的业余演出人才进行表演，为此组建了乐队和剧团。布琼尼认为这样做能够鼓舞士气。后来他出任骑兵总监后曾经要求红色骑兵都要有自己的乐队。布琼尼本人的手风琴演奏水平就很不错。

新招募的士兵和新分配的政工人员当中，有大量的工人。第一骑兵集团军中的工人比例提高到了大约22%左右。此外还有一些女战士和女政工人员也加入了红色骑兵的队伍。伏罗希洛夫本人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也在第一骑兵集团军当中担任文化教员，布琼尼的妻子娜杰日达则负责医疗工作。此外，红色骑兵当中还建立了小型的俢械厂、兽医队和被服厂，容纳了大量的家属和非战斗人员，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大量非战斗人员随军行动，最高时总人数超过万人。

【八卦一下伏罗希洛夫和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伏罗希洛夫一生只结了一次婚。叶卡捷琳娜相伴四十余年，经历各种政治风云，为丈夫牺牲甚多。两人终身无子嗣。伏龙芝去世后他们曾收养过他的儿子季莫尔和女儿塔季扬娜。在苏德战争中季莫尔成为中尉飞行员，苏联英雄。1942年1月19日牺牲在前线。】

虽然政治工作有所加强，在迈科普期间，红色骑兵当中仍旧出现了一些逃兵现象。因为驻扎地普遍离士兵们的家乡较近，他们往往逃回家里，随后迅速发现家园已经在战斗中被毁，亲人流离失所。失去了家庭的归宿感后，逃兵们又回到了部队当中。指挥员们在对待逃兵问题上政策变化比较大，但总体上偏向宽松。

军事历史学家的粗略统计显示，1918年到1920年期间红军的逃兵高达300万人次（部分士兵被多次征召和多次逃跑）。1919年大约有44%的红军士兵在经过自己家乡或者附近时当逃兵。托洛茨基在1918年11月曾经下令就地处决逃兵。1918年底，南俄第八集团军据此判决2000名逃兵死刑，实际上最终只执行了150例左右，因为逃兵太多执行不过来。1920年红军总参谋部下令，只有“恶意逃跑”的士兵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允许部分家属随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兵现象，不过此举降低了部队的机动性。另外一个现象是红色骑兵中有许多亲兄弟一起服役，对部队的团结起到一定作用。例如阿帕纳先科四个同胞兄弟就在同一支部队中作战，其中一人在1919年阵亡。参谋长波格列博夫的弟弟在第六骑兵师二旅一度担任旅长。布琼尼的两个兄弟则在红色骑兵中担任骑兵连长。

红色骑兵的酗酒问题比较严重。除了罗斯托夫的疯狂酗酒留下了历史印记外，还有一次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应该发生在迈科普的整训期间。当时第四骑兵师第一旅旅长马斯拉科夫喝得酩酊大醉，遂命令手下部队展开队形，向一个由普通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新红军步兵团发起冲锋。巴别尔在《骑兵军》中用半章篇幅（《阿丰卡·比达》）专门写到了马斯拉科夫这次冲锋。他描述说，醉醺醺的红色骑兵冲到步兵中，用马鞭痛打了他们一顿。不过，作者把故事背景设在了苏波战争期间，而不是迈科普整训。

布琼尼本人似乎没有酗酒的情况发生【正史当中没有布琼尼酗酒的信息。不过，1924年，布琼尼的第一任妻子娜杰日达在一起枪支走火事件当中中弹身亡。有人认为这是她看不惯酗酒的布琼尼而与之发生争吵，双边发生冲突才引发走火事故】，但是他的手下确有不少酒鬼。为此他曾经被迫解除了第一骑兵集团军参谋长波格列博夫的职务。

布琼尼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认为波格列博夫是个酒鬼，不顾布琼尼反对强制解除了他的参谋长职务，并将其调到一个步兵师里当参谋长。事后斯大林还批评布琼尼“感情用事”。

红色骑兵的重要将领铁木辛哥也曾因为酗酒被布琼尼解除过师长职务。1919年12月，骑兵军内部举行了一系列反酗酒会议，要求“消除资产阶级体系带给我们的不良影响”。一名骑兵后来回忆说，“酒精是白军用来瓦解红色骑兵士气的‘秘密武器’”。至于这些戒酒会议的结果如何，1920年1月的罗斯托夫酗酒行为已经给出了答案。

“迈科普整训”并不是一个历史名词，只是战斗间隙而已。3月1日邓尼金白军向新罗西斯克撤退，红色骑兵跟踪追击，随后北高加索大规模战事基本结束。3月25日，共革军委即电召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到莫斯科，询问将第一骑兵集团军派往乌克兰前线与波兰军队作战事宜，中间只有几周的间隔。到1920年5月下旬红色骑兵再度投入作战，总共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的无战事时间。红色骑兵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了整军。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大幅度地提高了指挥员和士兵的军事和政治素质。值得说明一下的是，伏罗希洛夫虽然军事指挥能力不行，但并不是一个胆小鬼。在需要的时候，他会亲自带领队伍进行冲锋。1920年在第六骑兵师当中的调查显示，士兵和指挥员对政工人员的首要要求就是“作战勇敢”。这一点上伏罗希洛夫已经足够赢得指战员的尊重了。

红色骑兵在这个时候仍旧没有停止扩张。1920年4月，第一骑兵集团军编制中增加了第十四骑兵师。师长是亚历山大·帕尔霍缅科。他是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亲信，后来成为苏联内战传奇英雄，与东线的恰巴耶夫齐名并拍摄有同名电影。红军攻占罗斯托夫之后帕尔霍缅科曾经被任命为负责军管的委员会主席。后来因红色骑兵在罗斯托夫军纪败坏，他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斯大林将其保住，送了到第一骑兵集团军里。

第十四骑兵师除了部分夏坚科在塔甘罗格招募的志愿士兵以外，它的基本力量来自于杜缅科的第二骑兵军。说起来这还是一起悲剧。杜缅科和布琼尼不同的地方在于，布琼尼跟政委的关系一向不错，而杜缅科跟政委的关系则极度糟糕。杜缅科是一个正宗的顿河哥萨克。他与布琼尼同为旧俄军中的士官，但是在政治眼光上不及布琼尼。他公开批评托洛茨基在红军当中设立政委的做法，认为政委的存在捆住了军事指挥员的手脚，他们“只懂得躲在后方撰写各种命令”。

对于政工人员的敌意引来了反弹。政工人员们指责杜缅科存在反犹、酗酒、纵容士兵抢掠等问题。1920年2月，第二骑兵军政委米凯拉兹被谋杀。布琼尼称，第二骑兵军的通讯处长克拉夫佐夫深夜带伤逃到红色骑兵处，控诉说第二骑兵军内存在一个“匪帮”，专门捕杀共产党员。克拉夫佐夫和米凯拉兹被这个“匪帮”逮捕，押到马内奇河面上，因为士兵们没有找到冰窟窿，决定沉塘改枪杀，克拉夫佐夫身中三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随后，杜缅科因涉案被逮捕。他被逮捕的过程还颇有戏剧性。因为担心直接逮捕会导致杜缅科的部下哗变，布琼尼派出了铁木辛哥和特别骑兵旅旅长戈尔巴乔夫前往杜缅科的指挥部。两人将其灌醉后，塞进自己的马车里带走，等他酒醒后才宣布逮捕。

1920年5月11日，杜缅科和第二骑兵军参谋长、作战处长、侦察处长、参谋处长、第二旅后勤处长等六名指挥员一起被处决。这位第一骑兵军的创始人、著名骑兵指挥员的一生，就这样悲剧性地落幕了

【杜缅科于1964年获苏联官方平反。】

杜缅科之死，有两种说法。一说杜缅科是斯大林的人。而他的上级，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是托洛茨基的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最终导致杜缅科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这一说法很难立得住脚。另一说是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看中了杜缅科的骑兵部队，用陷害他本人的方式吞并了这支部队。不管是什么原因，悲剧最大的受益人是布琼尼，他收编了第二骑兵军，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

吞并了第二骑兵军之后，布琼尼的人马进一步强大起来。1920年4月中旬，在前往乌克兰战场前夕，第一骑兵集团军下辖四个骑兵师一个特别骑兵旅，装备精良，拥有装甲列车【红色骑兵的装甲列车因为对铁路依赖性太大，机动性不如骑兵而很少投入使用】、装甲车和几架用于执行侦察任务和联络任务的飞机。全军有304挺机枪和48门大炮，战斗人员总数达到1.65万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的红色骑兵们整装待发，即将用钢刀与年轻的波兰共和国军队作战。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当中对此满怀激情地描述道：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名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战士！”

《静静的顿河》就把这一趋势写得很明白：没有谁能够保持中立。布鲁西洛夫自己也是一个例子。

高尔察克海军出身，去指挥地面部队确实不咋地。邓尼金实在很平庸，弗兰格尔其实还不错。不过四分五裂的白军根本无法对付一支不断整合起来的红军，即使对方战略战术水平也不高，还是要注定失败的。

布尔什维克一方面控制城市的工业资源，一方面通过余粮征集制强制没收农村的多余粮食，没有这种铁一样的控制力的白军军事上胜利再多，也经不起败仗不能卷土重来。红军后来在政治力比较强的毕苏斯基手上就吃了大亏，波兰一开始也是丧城失地，但是在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毕苏斯基的控制下不但没有全面崩盘而且还发动了反攻。

看来他们的政委和我们的大不一样。

二战时期集团军及以上方面军还保留了军事委员制度。但政委制度经历了几度废立。苏德战争初期曾经重设政委，不久后废除，改为政治副长制度（如政治副营长、副团长和副师长等）。苏军的“一长制”到后来，导致了党对军队控制力的减弱和军事将领权贵化。苏德战争之后一批军事新贵有能力介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这是苏军不同于我军的一个重要特点。

余粮征集制肯定不算是发动农民群众，最多算是尽最大能力攫取农村资源。真正得到发动的是城市工人、贫民和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剩下的人，都是需要选边站队的，选边凭的就是自己的直接利益是否受损。高尔基都跑到意大利去了，真的很难说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援。

我觉得列宁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先锋党，具有强大的动员、行动能力和严密的纪律；另一部分则是他审时度势、实用主义化的战略和政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条约》是一个例子。1922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一个例子——当年帕斯捷尔纳克可是在《日瓦戈医生》里公开骂，新经济政策显示了苏维埃政府的极度虚伪。没办法啊，这一下从战时共产主义一下一百八十度转到国家资本主义，左派右派都没法接受

“发动群众”这个概念，用在我党我军可以形容为制胜法宝。发动农民革命的水平，比苏俄高到不知哪儿去了。

当然，白军不能发动群众，这个也没啥疑问。就“发动群众”一说，太过于普适而已。历史还是可以用放大镜细细看的。

我说的是这种控制力，派去余粮收集的都是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信仰的坚定性是白军不可能有的，他们手段残忍，但是收集的粮食不打折扣的运回了后方。白军没有这种基层骨干，只有一堆会军事的，对农民同样掠夺，并不比布尔什维克做的更好。而且城里的也没闲着，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列宁提出的，各大城市都采用了这种做法，提高了工业生产的效率，而且军中担任政治工作的绝大多数都是城市布尔什维克的骨干，再加上契卡的控制，这是为什么红军打了败仗却能不断成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