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正说唐之梦 -- 给我打钱87405

先把马克思理想放下，实际共运历史上，工人本身其实革命性并不高。当然罢工，抗议，游行还是可以组织起来。帝国瓦解时，城市暴动也能搞起来。和农民的理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一样，工人的理想就是工会保障福利，小资消费的社会主义。劳资矛盾尖锐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动力。反过来社会福利有保障后，劳资矛盾成为能用投票解决的内部矛盾时，工人就没那么多革命精神了。民族主义反而会因为外来威胁更具有团结能力。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今天晚餐过后，我跟女儿就“北京无印良品胜诉”一事交流了一下。

我先跟女儿介绍了一下商标问题。她没有考虑到对于任何一家企业而言，当它发展到一定规模想要去国外拓展时，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恶意抢注，双方有时会私了，有时会对簿公堂。显然，日本的MUJI是李逵，北京的无印良品是李鬼，李鬼打赢了官司，因为“法律要维护自己的尊严”：谁听我的，谁赢。法律不是万能，但影响力巨大，所以多数的所谓老实人，时常被“霸道的法律”所坑，很难摆脱一种受压迫感。

女儿的意见是，不管怎么说，北京无印良品赢了官司。

我的意见是，赢了官司，也许会输掉市场。人在消费的时候，不总是只看所谓的性价比，有时候，人会用消费来表明自己的主张。比如孟晚舟被加拿大绑架之后，有些人拒绝购买iPhone，而转而购买华为。这不是简单的爱国，而是一种“我真是受够了这个世界”的真情流露。所以，日本的MUJI不一定就会丢掉市场。但如果因此败退，甚至减产破产，那么MUJI的一些员工就会被辞退，他们可能就会抱怨如今的决策者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人的主观能动性并非是一个固定值，南昌起义时的贺龙更接近于军阀，更早的时候是土匪。

道德、法律，它们只有一个法则：听我的，在“我”这才会赢。在“我”这赢了，也许通杀，也许一败涂地。有些老师和父母也是如此，在“我”这是好学生、好孩子，也许整个人生都不错，但也许会输掉全部。人，听还是不听，自己选择，自己做主。

科学家们一直很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除人之外，其它动物乃至于植物，他们有情感吗？有思想吗？

我的观点是：只有人才有。人，很想在整个宇宙中分一杯羹。好比我们人类社会内部的诸多事物一样，金钱在某个领域畅行无阻，权力在另一些领域唯我独尊，道德、法律、制度、宗教、习俗、科学……莫不如此，每一个都是“霸道总裁”，它们的嘴里统统都在说：“不听我的，就叫你好看！"所以在我来看，人类在宇宙中刷存在的方式就是：既然在物质的领域我说了不算，那么我总要在精神的世界里当一个老大。

人，之所以有起床气，说到底，还是不情愿醒过来。并且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年轻的起床气多，年纪越大越少。

人类所讲的，一切和精神有关的，不论如何表述，都离不开一个字：梦。

做梦，是人类的专长、特技。

所以在我来看，人类争夺得最为激烈的领域，并非是物质层，而是精神面，但凡自觉有点能耐的，就要想方设法推销自己的梦，要别人跟他做同样的梦。比如鲁迅就是如此，他自认为他的梦才是高级的梦，而在他笔下，麻木的中国人所做的“老婆孩子热坑 头”是一种低级的梦，于是，他要将这些人从梦中叫醒，去做他的梦。

除了做什么梦，志在必得，还有做梦权的争夺也异常激烈。叫别人醒着，目的是为了自己更好的在梦中，这也是颇为常见的。比如秦始皇就是如此，他要叫天下人一点梦都不要做，只他一个人做千秋万代、永不眠目之梦。

做梦，还是不做梦，做多少梦，做怎样的梦，这是一个问题。

人类社会中一开始并没有钱，在钱出现之前，是以物易物。

张三种粮，粮有富余，但需要一些柴火。李四是樵夫，却不会种田。现在的问题是，张三眼下没有余粮，要等到秋收。于是张三就给李四立了一张字据，上面写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且约定到了秋收“支付”给李四多少粮食。

所以，钱，就是借据。

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一般不太考虑：张三的这张字据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村里其它人都认可一件事：李四给了张三柴火，张三就得按约定还给李四粮食。如果村里人不认可，那么这张字据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样的交换也就不可能发生。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人都认为，当父母的都得“无条件”的供养孩子，直到自己死去，还会有孩子学习吗？不会再有。假设，我们人类制造出了机器人，机器人可以生产出人类需要的一切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商品，并且机器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那么人类将会如何呢？

上面是一种情况，有“时间差”，其实“空间差”也会“制造”出钱。

还有一种情况，张三产粮缺木，李四产木缺鸡，赵五产鸡缺粮，这三个人其中任意一对都无法完成交换，只有三个人坐到一起才行。这是非常困难的事，即便这三人在同一个村里，甚至住在同一间屋子里。人数大于二，人们之间的以物易物都是非常困难的。

但如果有了钱，这困难迎刃而解。

所以钱是一项大发明。

现在的问题是：钱为什么会留下来呢？

难道不应该是，钱在完成了历史使命，真实的物品交换发生之后，被销毁掉吗？

大概有两种情况，会让钱留下来。

一种情况是总有人只“卖”不“买”，多“卖”少“买”，本质上是将钱这种借据销毁的时间延长——因为只完成了交换的一半。

另一种情况是无中生有。1927年，国民党分裂，汪精卫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在南京也成立了国民政府。汪精卫的“护法”是唐生智。唐生智的兵是拿命换钱，汪精卫就得支付这笔费用，但汪精卫没有钱。汪精卫的办法是印制一种国库券。唐生智的兵拿这种国库券去商铺买米买面，商铺不收，士兵放下国库券，抱起米面就走。武汉商会便去找汪精卫理论，汪讲了一通共渡难关的大道理，唐生智在一旁用手帕擦拭他的手枪，商会见状“心领神会”，闭嘴走人。于是商铺纷纷关张，武汉就此陷入死局。

汪精卫失败了，蒋介石却成功了。成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先用纸币换袁大头，对等交换，并宣布不收纸币者斩。于是纸币被接受，人们并没有因此受到损失，比方10亿袁大头换了10亿纸币。接下来，蒋介石白天睡觉，半夜起来干活，又印了10亿纸币，再将这10亿无中生有的纸币混入市场。当然，老蒋也没有完全成功。后面的事就不说了。

我的兴趣不在这里，在前面，多人交换。

安源工人合作社的成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熟人社会。

合伙做买卖、开作坊，是很早就有的“制度”——准确的说，在早期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社会行为。但是我们都知道，即便是两个人、三个人合伙干任何一件事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家庭就是如此，更何况是那么多人合伙呢？因此，安源工人合作社的成功，不是可以简单复制的。安源，相当于一座煤城，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工人以及家属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并且跟农业社会不同的是，工人以及家属们原本就被牢牢吸附于整座煤矿，不仅非特殊情况“走不掉”，还具备了相当的“合作感”。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合作社很难办成功。

正因为如此，现代股份制企业和股票交易市场形成了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上市公司通过一级市场募集到资金，经中间的专业机构“倒手”，股份变成股票，进入二级市场，股民在股价的波动中追逐高抛低吸的利差——股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当中。

现在回到前述中钱的出现条件之一，多人交换。

其实，二人之间的交换，是可以不需要钱的，到今天还是如此。但是多人交换就一定需要钱，因为多人就意味着彼此陌生，张三不知道李四需要什么，李四不清楚赵五能生产什么。

陌生人社会，是一种很难搞的社会。

在我的定义中，陌生人社会，不是简单的彼此之间不认识，而是互相了解程度非常低，每个个体对整个社会的了解程度也非常低。

比如，现代股份制企业为什么无法直接向民众募集资金？因为许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这家企业在做什么，能产生多大的利润，能抵抗多大的风险。

基本原则，古人不欺。

共产主义的不可操作性，就是这个。

没有革命动力，正是革命已经成功的证明。

就是我理解的中式教育啊???

不得不拿我自己做例子了，个人算比较聪明的人，但是在中国怎么都学不出个道道来，而且还是在名校，非常不爽。到米国一般学校，越学越通，而且现在在工地上也不时受益。

我娃小时候回国，亲戚们品头论足: 长的不象个米国人(废话)，衣服穿着老土(难免)，唯一亮点，就是小小年纪就有独立性。

这才是正宗西方的教育系统。

向前看吧。就像桥上兄讲的，第一之后，就好了。

你知道嘉木吧，河里的北大才女，她有个观点是，中国人近代的百年屈辱，造成不可避免的心理创伤。只有重回世界之巅，才能抚平。

诸君，努力吧，拜托了。

好像对中国文化认识了一些。

中国人真的非常的精致淡雅。编兄自言，不是能议论的，可是通篇都是极深刻极有见地而且极和时宜的议论。

不想，今日还可以得见古人所讲的君子，很高兴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