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世说新语》一条轶事 -- 回车
《世说新语》《德行》中有这么一段：
轶事涉及人物有周镇、丞相、胡威，其简介大致为：
周镇，字康时，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也。祖父和，故安令。父震，司空长史.。
丞相，指王导（276年－339年），字茂弘，小字赤龙、阿龙，琅玡郡临沂县（今山东省临沂市）人，东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历仕晋元帝、明帝和成帝三朝，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王导出身于魏晋名门“琅邪王氏”，早年便与琅玡王司马睿（晋元帝）友善，后建议其移镇建邺，又为他联络南方士族，安抚南渡北方士族。东晋建立后，先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武冈侯，又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与其从兄王敦一内一外，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王敦之乱”时，王导拒绝王敦欲废元帝而立幼主的想法，不久，又受元帝遗诏辅立晋明帝，其后进位太保。明帝驾崩后，王导与外戚庾亮等共同辅政，并反对庾亮征历阳太守苏峻入京。“苏峻之乱”平定后，他驳斥众人企图迁都的念头，稳定局势，联合太尉郗鉴继续执政，虽与重臣陶侃、庾亮矛盾颇重，但终无大乱。咸康五年（339年），王导去世，年六十四。成帝举哀于朝堂， 葬礼规格同霍光、司马孚，为东晋中兴名臣之最。
胡威（？—280年），字伯武。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人。曹魏至西晋时期名臣，曹魏征东将军胡质之子，与父亲都以廉洁慎重而闻名于世。历任侍御史、安丰太守等职。后升为徐州刺史，再迁右将军、豫州刺史。入朝任尚书，加奉车都尉，官至前将军、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累封平春侯。
初读此条颇有几处不解。
其一，周镇罢临川郡的“罢”是被免职还是主动辞职？周镇生平不祥，家世不显；“罢”字本义为休止，古文中上述两种意思均有，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的“罢”是免职的意思，而 南北朝时期诗人谢朓《休沐重还丹阳道中》诗中“薄游弟从昔，思闲愿罢归”的“罢”则有主动辞职的意思，故存疑。然从周镇离开江西抚州坐船到京城南京后，“未及上住”，仍住在船上分析，他不仅家不在南京，应该在南京还无现成住所，当排除主动辞职、罢官还乡的可能；又从后文重新得到“启用”看，猜测周镇此前任临川郡守，或遭当地排斥，或在朝廷中存在非议，不得已停职返京，等待朝廷的安排，属于被免职，是否另有任用尚待定的情况。
其二，王导为什么要去看周镇？按常理，周镇既非重臣，且有待罪之嫌，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的王导，似乎无理由亦无必要去探视这位返京下属，而周镇本人最多遣人找门路向王导报禀返京，更不敢让丞相大人来亲自看望他，故王导去看周镇的行为有违常理。然非常人才行非常事。言王导为东晋王朝的重要奠基者，不仅在于他是南下的首倡者，恐亦是所有南渡之人的主心骨。《晋书》载，“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往见导，极谈世事，还，谓顗曰：“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王导一席话便能让一干惶惶不可终日的“过江人士”振作起来，可见其定海神针的作用。故王导既为主心骨，得到众人拥戴，当有团结所有南渡之人的自觉，有为这个群体每个人负责的意识，正因有此自觉和意识，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尽其所能将其中每一位可用之才用起来，壮大群体力量，这大概才是王导去看周镇的原因。
其三，王导为什么拿胡威来比方？关于“胡威之清”，据《晋书》记，胡威父亲胡质任荆州刺史时，胡威自京都省亲，因家贫，无车马仆从，便独自驱驴前往，每到客舍，亲自牧放、打柴、作饭，既到荆州，又宿马房十余日，告归时，父亲送了一匹绢，胡威很吃惊：“父亲向来清高，怎么会有这东西？”胡质解释说：“这是是我平时俸禄之余，穷家富路，让你路上做盘缠”，胡威这才拿了这匹绢上路。因此，“胡威之清”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问题在于王导为什么不举别人，单单拿胡威来说事。前朝近世，那么多官员，显然不可能只有一个“胡威之清”，此点令人困惑。或许，王导这么说是源于一个政治家的考虑。
胡威父亲胡质，据《三国志》载，为“楚国寿春人也。少与将济、未绩俱知名于江、淮间”。可见胡家既非北人，亦非南人，其声望不在北方，也不在南方，只在江淮之间，因此，王导用胡威举例，可避免南、北方士人不必要的联想和非议，假如王导用北人举例，南人会认为王导暗贬南人无清廉之士，反之亦然。王导要在风雨飘摇之际，开创东晋的新局面，不仅要团结南下的北方世家，还要安抚南方本地世家，故言语持重，不留把柄，也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应有表现吧。
你举的那句诗，主动辞职的意思来源于：“愿”字，而非“罢”字。
古文表达主动辞职，通常称“去”职。
浅见供参考。
鲍照的《拟行路难》：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而你引的两句诗，“思闲愿罢归”和“弃置罢官去”，都是有前置的表示主观意愿的文字存在，是这个前置词表达了主动辞职的意愿，而不是罢字有主动辞职的意思。
我前面回帖对：罢官、去职，其主动和被动，是不加任何前后定语的加以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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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书是归在小说类的。钟氏兄弟见魏文帝那个就是纯编的。
引用某网友的评价：
北方士族和南方大族的矛盾根子还是在于北方士族无意从胡人手中收复故土，而是不断挤压南方士族的地盘，在荆扬江三州归属问题上激烈的内斗。王导家族不管这个大势而是在细节上反复和稀泥都无法掩盖这个事实，更别说王敦之乱后王导拼命给王敦洗白声称他是匡扶社稷了。单就东晋而言谢安的评价都该比他更高。诸葛亮执法严明矢志北伐满门忠烈，管夷吾外攘北狄南荆内强齐国推崇周室，政治黑暗偏袒豪门的王导何德何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就是因为王氏家族的拖后腿才让祖逖的北伐饮恨而终。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多次外族入侵中生存到现在不是靠王导冯道这种和稀泥搞妥协的人物。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条轶事是讲陈蕃。
人物介绍：
陈仲举：名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北）人，东汉桓帝末年，任太傅。当时宦官专权，他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未成，反被害。
徐孺子：名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现丰城市白土镇隐溪村)。东汉时期名士，世称“南州高士”。曾屡次被朝廷及地方征召，终未出仕。《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有“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札记：
陈蕃其人一生，可用好大志，好大言，好谋大事概括。
《后汉书》载，陈蕃年少时，“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埽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此谓好大志。
不过这种大志在1700年之后，遭到负面评价。生擒石达开的湘军将领刘蓉在其文集《养晦堂文集》中回忆道：“蓉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经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苦踬（踬，绊倒）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父来室中，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命童子取土平之。”
从“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室”到“一室不治，何以天下为”，读书人关于个人成长的观念发生了逆转，为什么有此逆转？很大程度源自于自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唐以前，读书人当官主要靠家世，陈蕃所处的东汉末年更是如此，如比陈蕃略晚的袁绍，出身汝南袁氏，自高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长期垄断官场高层，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氏能“累世三公”，得益于自汉武帝时便确立实行的 “察举制”。所谓“察举制”，即“乡举里选”，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官员选任制度。很明显，这种制度对官僚世家子弟极为有利，陈蕃祖父曾为河东太守，陈蕃身为世家子弟，“察举制”下进入仕途轻而易举，故小小年纪便有“扫除天下”的大志，反观后世，特别到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越发完善，读书人要走入仕途，科考是不二法门，家世的影响作用大大降低。从“拼爹”到“拼考”，带来的必然是强调个人努力，以及凡事要从点滴做起的意识。
陈蕃后来确实仕途很顺，为豫章太守实际是因上书触怒汉桓帝被外放，此前官“拜尚书”。秦汉的尚书本是九卿中少府的属官，而少府是管宫廷总务的。尚书可能级别不高，但直接为皇帝处理事务，属天子近臣，权力不小，所以，尽管是外放，可能是在皇帝身边待久了，养成从皇帝视角看问题的毛病，一到任便以周武王自诩，可谓好大言。
陈蕃最后死于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中。
鉴于王莽这个外戚代汉自立的教训，东汉建国初期对外戚一直是打压的，但是刘秀本身又是依靠世家大族才取得政权的，而外戚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代表，所以这是一个死结。
到东汉中后期以后，大都是小皇帝即位，母后临朝、外戚当政是普遍现象，等到小皇帝长大以后想夺回执政权，信得过只能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表现的结果就是外戚与宦官的反复缠斗，其实背后是皇权与世家大族的争斗。
具体到陈蕃。陈蕃由于在汉桓帝立皇后时，站在窦皇后一边，所以，当汉桓帝死后，窦皇后变为窦太后，陈蕃得得回报，被重用，可能自认为“扫除天下”的机会来了，于是和窦太后的父亲辅政大将军窦武商量着要搞掉一些宦官，本来估计是密谋，但是，陈蕃这时犯了一个错误，他“自以既从人望而德于太后”，居然向窦太后上书，指名道姓地要求诛杀那些人，窦太后不傻，杀了宫内这些宦官，以后只能任凭你们摆布，所以“不纳”，但风声传出去了，“朝廷闻者莫不震恐”，结局自然是被宦官们反杀。此谓好谋大事而不成。
好大志，好大言，好谋大事，世家子弟这三好，说实在的，真不咋地，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纨绔罢了。
罢工罢市，也是主动的行为，而不是被动的
使用上分化、特化是怎样出现的，这个看来还要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