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关于1962“打印”的一些小故事 -- 史文恭
这两三年一直忙,另外看的书比较多,顺带把自己对帖子的要求也提高了,所以很少写东西,一般性的东西现在各种网文很多,认真的东西要静下心好好梳理,真的没有这份心境,不过俺作为一个三次拜访泰姬陵却不是导游的中国人,对这几天发生的打印故事还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搜索了下陈料,写点俺记忆中关于打印的几个小故事。
(花絮)先说下空降军的故事
中国就一支空降军,那就是上甘岭下来的原陆军第15军,朝鲜战争后,和世界第一的美军打了三年,尝遍现代战争味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发图强,向世界军事的顶尖领域靠拢,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空军实际驾驶的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因此当人民空军在伟大的空军之父刘亚楼上将提出组建空降兵时,周恩来总理不仅强力支持,要表态要把最强的一个军掉给空军,于是,原来还是二流部队的中野九纵,第15军因为上甘岭一战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唯一的空降军。并作为中央军委的总预备队,驻防湖北,因为此地乃中国的中心,可以随时响应四方。----河里有同学提到,为啥“打印”是西部军区的任务,咋调动了“湖北部队”,实际我们是为了显威风给三哥看,意思是来小的,边防部队有狼牙棒,械斗咱不怕,来大的,空降15军“立等可取”, 三哥你自己看着办。-----顺便说下,有同学说,空降兵怎么调动还做民航,这是因为我们要拍电影”show”给三哥看,要空降兵坐着军机去,那就是真开打了。。。。。。。
有些回忆里说到1962年我国刚刚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尾部,经济很困难,所以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后勤支持不足,导致打下了藏南却没守住。实际这个是错的,因为1962年之战在战略上就是一次有限的警告性的战争,而不是收复失地。在后勤上的压力实际并不太大。
邱会作中将是建国后最好的“后勤部长”, 在他主政总后勤部期间,进行了很好的后勤改革,引入了“划区基地化供应制度”,1962年10月对印作战,“西线由青藏兵站线担任供应任务,东线由川藏兵站线担任供应任务,总后勤部只下了一道后勤保障的命令就能顺利完成任务。总后勤部和西藏军区后勤部只需了解情况,检查督促就能把事情办好。”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962年的6月,当时台湾蒋介石准备用较大兵力反攻大陆,而总后勤部准备了物资34万吨,全军动用了30万以上的部队,整个后勤工作没有问题。----华北南下的63军先头师开进到福建的南平龙岩一线,对后勤保障表示很满意。”
换句话说,1962年就在不到半年间,我们准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东边和西边的后勤都没有问题。 “部队可以不负重行动,走到哪里,打到哪里,后勤保障不仅跟上了,很多地方都预有准备,部队不发愁,不叫苦,更么有骂人的。”
当然,必须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军建国后的后勤能力也相应增长很快,之前的西藏剿匪平叛(1959-61年),参战部队最高到过9万人,后勤保障费了大劲,几乎动用了全军后勤机关的支持,也不能满足部队的最低需要,由于后勤保障困难,只有减少驻藏部队。“
顺便提下,1962年后,毛主席指示要准备3百万兵力打一年仗的物资(包括粮食,弹药,油料,其它物资等),总理大力支持,领导层全力配合(财政部长李先念说”卖掉裤子也要完成战备储备!“)总后勤部经过艰苦努力,花了3年完成了任务。老一辈领导人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和深谋远虑至今让后人受益匪浅。和他们比起来,当时的尼赫鲁的领导水平,差了好多个数量级。
澳大利亚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的名著《印度对华战争》(Indian’s China War)
这本书几乎算得上1962年中印战争的权威著作,而且考虑到我们国家在1971年5月(正在文革的混乱时期且此战决策主要领袖都在位时专门引进),并翻译出版,可以说至少反应了当时毛、周两位对此文中立,客观态度的认可,甚至是一种含蓄的对外宣传的外交动作。
而这本书也确实非常详尽地说清楚了中印边界争端的来龙去脉和1962年战争的经过,有空的同学可以仔细看一遍,很有意思的。
俺粗略地归纳下,该书的结论有几点:
a. 中印边界冲突的来源是英国人企图蚕食西藏领土,而建国前西藏有一个半独立的行政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中国中央政府没有承认的所谓的一点英国人和西藏当地机构签的协议。
b. 建国后,本来作为第三世界的两大巨头,中印两国想要互相支持,也一度两情相悦的。而当时的所谓的边界终端,原本中国是有与人为善的合作解决态度的。但问题是印度和她的领导人是一群(不像中国当时的伟大领袖)没有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自我感觉良好的政客,他们拒绝了中国人提出的远超中印两国实力对比的慷慨方案,狂妄地要求继承英国人的野心留下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问题是当年英国人凭借日不落帝国的实力可以对孱弱的清政府和民国有这样的野心,而印度此时的国力和领导力,面对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第一代强大领袖们,岂不是痴心梦想?
c. 1962年之战实际是印度人向我们进攻?通俗地说,就是他们自己“找死”,具体说就是新德里的文官(国防部)们发出了自以为是的命令,要求边境的军队“进攻直到肃清中国的侵略”,边境的军官明知道他们的兵力不可能完成任务(再加上糟糕的后勤),但没有坚决反对文官的乱指挥,硬着头皮上了,然后被理所当然地打的落花流水。
d. 最好玩是,当边境的溃败发生后,之前气势汹汹的印度官僚和人民发生了以下英雄事迹:
1.“….在提斯浦尔(靠近瓦弄的一个印度阿萨姆邦城市)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中将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
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
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Digboi)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2.边境小城的混乱是轻喜剧,而发生在首都新德里和总理尼赫鲁身上的故事就让人看到所谓的印度建国领袖在遭遇中国的一次有限的“打屁股式的”局部战争时的真实表现:
“。。。1962年11月20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替换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原文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Sudhir Ghosh)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决不会干那样的事。” ] [ 译者注:潘迪吉Panditji,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简单说,当中国人教会了天真的印度人,战争并非一场儿戏的时候,印度可笑的领袖和他们可笑的官僚们,就像打翻了一个水杯的小孩一样,一边大声地向家长哭闹(抱着美国的大腿求援),一边像一个头发着火的女士惊慌失措。---因此现在的印度人有必要复习下他们的这段历史,这个能歌善舞的国度,激情确实充沛,无论是准备开战时的踌躇满志,还是被打败后的歇斯底里,其实都是这个民族真实的底色。
他没有真组织过大规模行动
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后勤支持不足,导致打下了藏南却没守住。实际这个是错的,因为1962年之战在战略上就是一次有限的警告性的战争,而不是收复失地。在后勤上的压力实际并不太大。
》》》前者说的是“因为后勤压力大,所以只能打,不能守”。
后者说的是“因为只准备打,不准备守,所以后勤压力不大”。换句话说,如果立足于收复失地长期保卫,那后勤压力肯定就会变得巨大,以至于就不能采取这一方针。。。。
前者和后者没啥大区别嘛。
忽然想起了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
王文韶当日记载道:“我蒙召见五次,至刻刻召,仅有刚、赵二人同在,太后云:只剩你三人,务须随驾,其余之人各自回家,已丢我母子不顾矣。”除刚毅、王文韶、赵舒翘三人在值外,御前王大臣等均散值,各自回私宅。
慈禧对王文韶说:“尔年高,吃此辛苦,我心不安。
尔可随后赶来。刚毅、赵舒翘素能骑马,必须同行。”
15日清晨6点,慈禧率光绪及大阿哥浦口等仓皇出逃。天未明时,载澜飞驰入宫,说夷兵已攻东华门。太后知事情已到最后关头,要跳水自杀,载澜拉住她衣服说:“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
太后乃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光绪互助服及报随之。隆裕、瑾妃及大阿哥等一同登车,王公大臣或骑马,或徒步,踉踉跄跄,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扈从队伍,由景山西街出地安门西行,上午8时出西直门。天忽细雨,从者皆未携雨具,悉被淋透,其状萧索凄苦。
日暮,抵昌平。“上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蜀黍,以掬食之。太后泣,上亦泣。时天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夜燃豆箕,人相枕藉而卧”。
可是新中国不是八国联军,主席说想了十天十夜都想不通尼赫鲁为什么要搞我们,如果他老人家明白三哥的脑子就跟慈禧差不多,应该就想通了。
印象深刻的事情:2008北京奥运,印度一位富翁自己出钱训练射击,夺得印度史上首金,成为印度的许海峰。代表团当即召开了记者会,印度体育部长兴奋发言,猜猜在这种历史时刻部长大人第一句说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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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祝贺我自己。
全世界记者们都傻眼了。。。
谢谢介绍马克斯韦尔的书。那本书我也看过多遍。
但说中印分歧主要在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并不准确。中印在62年前边界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主要是两点:
东段:中方认为麦克马洪线非法,必须废除。东段边境应有中印双方在平等基础上重新谈判。但是中方暗示,平等谈判后,新的边界可以大致按照麦克马洪线(即反应双方实际占领情况)。但印度坚持,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麦克马洪线合法,只能在勘定边界时做小的调整。
西段:印度认为有历史条约(实际上不存在),边界走向大致按约翰逊线(即按昆仑山脉而不是喀喇昆仑山脉分界),不容谈判。
中方认为,西段边界重未划定,连非法条约都没有,约翰逊线只是英印政府内部设想的一条线,类似的设想还有很多条,从未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
对外,中国的公开主张是西段边界应遵循传统习惯线,即喀喇昆仑山脉。中国的实际主张是阿克赛钦地区历史上是无主地(清末设定的界碑在喀喇昆仑山口,并未规定由此向南的边界走向;历史上新疆和西藏之间有穿过阿克赛钦的商路),谁先有效控制就是谁的,但并不拒绝谈判。
综合比较中印两方在东西两段的全部立场,才能充分理解当年中国外交的全部智慧和大国气度。
如果拉达克是中国的,中印就可以简单的以喜马拉雅山为界,没这么多事儿。。。
拉达克只是西藏的属邦
以清朝国势衰微,没把西藏彻底丢掉就不错了。当然客观因素是西藏高原苦寒、交通困难,英军想呆也呆不住。只能退而求其次,以西藏作为印度与沙俄/苏联、中国本土之间的缓冲地带。但又不希望中国实际控制西藏。所以英国长期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不是主权。
因为它本身的国家资本就来自英国,没有英国它什么都不是。就好比王明在中共党内的一切权威全来自共产国际(也就是苏联),离开共产国际他什么都不是。所以他的一切工作中心就是迎合苏联的需要,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荒唐口号。
同样,中国对印度表示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非法的不平等条约,我们绝不会承认;但本着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的精神,我们接受双方实际控制线,双方可以谈判新条约,按照实际控制线(麦克马洪线走向)签订新的边界协议。但印度就是死死抱住英国遗留的条约不放,生怕一旦放弃旧约就啥都没有了。即使周总理再三启发:麦克马洪线也涉及中缅边界,我们与缅甸的新边界就是秉持这样原则划定的。但印度人就是听不懂。总觉得中国国际上孤立,是个捣蛋坏孩子的形象,是自己在万隆亚非会议上把中国领上了国际舞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求于印度;幻想自己不结盟国家领袖的身份能够压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