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了解之同情”说开去 -- 大眼

我这篇文章是想借“了解之同情”为由头，写一写我这些年学习哲学的一些思想感悟的，想了很长时间了，刚开了个头，正好赶上河里热议陈寅恪，现在逐渐平静下来了，这里给出了我读过的陈寅恪3篇文章，没看过的关心这个话题的河友可以看一看呢，管窥一下陈寅恪的学识见识，主席说过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大伙儿何不亲口尝一尝呢。

一溯源“了解之同情”

我们经常看到在一些文章中论及对某人某文做或未做“了解之同情”（或理解之同情），这个看来普通平常的词其实蛮有来头的---出自陈寅恪。

陈先生的文章我只读过三篇，第一篇是广为流传的气魄夺人令人肃然起敬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

第二三篇为：冯友兰上下册审查报告。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31年，1934年，陈寅恪也各写了一篇审查报告。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哲学史，他在1989年以95岁的高龄，又以马列哲学观点写了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另外他还写过一本《中国哲学小史》（此三史即冯友兰自言平生所著“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里的三史）和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简史》(1946~49年美国出版，有中文译本，在网上可以查到，在20世纪80，90年代时说是欧美各大学中国哲学课程的教科用书，有心的在欧美同学可以查证一下及现在是否如此）冯友兰的简介

为什么叫审查报告而不是序，因为当时的学术文章出版官方（校方）规定要经2人以上同行审核报告，是以此名。

陈寅恪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全文在此。陈寅恪的析理层层递进，气息连续不断，这里无法割取抽剪部分来分析。只好将全文copy过来了（为便于阅读，我把它重新分段了）：

“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

兹将其优点概括言之：凡着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

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至于冯君之书，其取用材料，亦具通识，请略言之：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

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

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若推此意而及于中国之史学，则史论者，治史者皆认为无关史学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论之作者，或有意或无意，其发为言论之时，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时代之环境背景，实无异于今日新闻纸之社论时评，若善用之，皆有助于考史。

故苏子瞻之史论，北宋之政论也；胡致堂之史论，南宋之政论也；王船山之史论，明末之政论也。

今日取诸人论史之文，与旧史互证，当日政治社会情势，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谓废物利用，盖不仅能供习文者之摹拟练习而已也。

若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

寅恪承命审查冯君之书，谨具报告书，并附着推论之余义于后，以求教正焉。

六月十一日”

1简单的分析及感想。

“了解之同情”这里以现在语法讲当做“同情之了解”，“同情”是指同其时境，同其语境，同其人境，以当时人的思想，当时人的思维去了解，不是把现代人的价值观代入当时，类似于“知敌知己，百战不殆”的“知”。并非现在通常意义的带感情色彩的“同情”。同样这个意思冯友兰的说法最省事就三字“照着讲”。

陈寅恪这里提出论史应持有的“了解之同情”方法，又指出能做到是很有难度的，并对论者的态度问题做出“应该”和“因人而异的实际”做了区分分析。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这一点极具启发性，推而论之：

1.一种理论体系概念越多，越庞大越有条理，因为概念，论断之间的“因果，统合分属，离交并对”等关系很难理清，漏洞就越多，自相矛盾处就越多，这个我深有体会，想厘定搞清楚三个以上的概念定义及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常常就很难。

2。思想理论还有落地，进入历史（实际）即如何做到名实相符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理论在“怎么应该是和应该是“层面的理论当当当说了很多，概念之间的关系很明确清晰，但却缺乏“应该怎么是和实际是”的理论论述，考察实际是虚空脱真的不可能或没有的概念，尤其是一些陈义过高的道德理论，只讲"应该是"，无法进入"实际是"。

或虽有“应该怎么是”理论因为考虑到实际不得不降低理论基调以致和“应该是”两者理论出现矛盾冲突，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即陷入这个困境。

再有就是在“怎么应该是和应该是”层面论理薄弱或避开，直接以某种设想展开设计“应该怎么是”理论，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即此状况。

3我们还常有这种误觉：看到某某古人提出一些理论，以为即对历史产生影响，而实际可能是落水无声，水花不起的。

4.“了解之同情”方法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法，也同样适用于了解外国文化，在此意义上的批判继承法对于观照西方文化也适用。

例如习近平5年前在美提出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我们可以“了解之同情”地揣测下美国人会怎么想他说的：“我要上位了，咱们好说好商量，给我让条路。。。”再看看如今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

把文化再做更宽泛理解到经济方面的话所谓“引进吸收”和“批判继承”应是“异名同谓”，实际上往往是全盘照收，邯郸学步，像金融方面BTB网络贷啥的不知坑了多少人。

5.论史尤其是哲学史往大里说即是论文化。“论”无非就是态度和方法，陈寅恪这里的论证主要说的是方法，论述态度未考虑中西之别。即便是外国人应该如何论中国文化史依他的持论方法似乎也没什么不同。这个态度问题在另一个审查人那里成为论述重点。

19末至20世纪上半叶2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的起始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潮涌而入，如何看待辨析自身本位文化和西方文化，是至关紧要的问题，相关各种论战层出贯穿于那个时代，众多学者纷纷发表见解，直至马列哲学一统江湖。大大小小的观点可用几个字简明概括的有张之洞的“中学为主，西学为用”，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还有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鲁迅的拿来主义，汤用彤论宗教的“同情之默应”（也可指中国文化），钱穆的“温情与敬意”，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冯友兰“照着讲”“接着讲”的以及马列毛批判继承法“取其精华去其槽粕”等等等等，冯友兰在1957年马列哲学一统天下时候还提出过抽象继承法（此名是别人总结的）。（这些只是我知道的，应该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

陈寅恪这里虽是评冯友兰的史论，但用很多文字批评胡适于19世纪20年代发起的的整理国故运动和胡适的墨学（胡适已出过一本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以及当时的疑古史论。

金岳霖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另一个审查人，他的上册审查报告不约而同地也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做了负评(或许不是不约而同，两人同在清华，他看过陈寅恪的审查报告）。

金岳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在网上没找到金评上册的文字版，只有上面这个图片版，太长了，我就不拷过来了。

金岳霖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他创立清华哲学系，培养出众多的哲学家如沈有鼎，冯契，殷海光，周辅成，王浩等，乔冠华也师从于他。有打趣说“北大学而不思，清华思而不学”，大概即因清华出的哲学家多，北大出的哲学史家多。

金岳霖以善于分析著名，善于把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分析出问题，他在审查报告里对论史者的态度问题（即成见问题）做了精微至毫末的分析，想看金岳霖是怎么分析的河友移步到上面给的网址阅读，我可没把它做个总结简述的本事。

金岳霖在报告里指名道姓批评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不知不觉流露出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所以他在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金岳霖本来想说作者像是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商人的，后来听人劝把商字去掉了。

金岳霖也温和的批评了冯友兰在思想归集评价上存在长短轻重问题。他的"同情于一种学说，和赞成一种学说根本是两回事”说法也值得引起我们注意。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论史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后成为民国教育界的教主似的人物。他自评“但开风气不为师”应该是有自知之明的认识，只是论“开风气”是自谦了。

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里对论者态度的分析，对胡适的批评隐现了另一个概念---主体意识（主体性），三年后陈寅恪在冯史的下册审查报告里回应了这个问题。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网址同上）

此书上卷寅恪曾任审查。认为取材精审，持论正确.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今此书继续完成，体例宗旨，仍复与前卷「册」一贯。允宜速行刊布，以满足已读前卷「册」者之希望，而使《清华丛书》中得一美备之著作。是否有当，尚乞鉴定是幸

！寅恪于审查此书之余，并略述所感，以求教正。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然新儒家之产生，关于道教之方面，如新安之学说，其所受影响甚深且远.自来述之者皆无惬意之作。近日当盘大定推论儒道之关系，所说甚繁，（《东洋文库本》）仍多未能解决之问题.盖道藏之秘籍，迄今无专治之人，

而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数百年间，道教变迁传衍之始末，及其与儒佛二家互相关系之事实，尚有待于研究。此则吾国思想史上前修所遗之缺憾，更有俟于后贤追补者也。

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集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廷，是其一例。

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

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

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此皆儒家之教训，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

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六朝以后之道教，包罗至广，演变至繁。不以儒教之偏重政治社会制度，故思想上尤易融贯吸收。凡新儒家之学说，似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

如天台「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创造者慧思所作誓愿文，最足表现其思想。至于北宋真宗时「，」日本传来之《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乃依据《大乘起信论》者。恐系华严宗盛后，天台「台」宗伪托南岳而作。故此书只可认为天台「台」宗后来受华严宗影响之史料，而不能据以论南岳之思想也。）

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孤山（（闲居编））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孤山卒于宋真宗干兴元年，年四十七）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然举此一例，已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

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而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

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昭」示者也。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承审查此书，草此报告，陈述所见，殆所谓“以新瓶而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售「酤」，姑注于「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陈寅恪这里的关于中外文化融会的“中国文化本位说”态度和“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论述是我迄今为止看到最满意的说法。其他的说法或偏论于中，或偏论于外。

胡适的全盘西化就不必说了，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偏论于中，还有其他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主体意识突出了，但纠结于无谓的无法说清的体用问题。像批判继承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看起来很正确，对谁来批判继承，如何批判继承，怎样判定精华糟粕，都无明确原则，流于虚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是。

再如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主体仍在马列主义，实践是服从于理论的，这样理论突破就无从谈起。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提法虽然好一些，但主体仍在马列。为什么不能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文化理论相结合呢，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道德价值观其实是本于中国文化的，可以整合到理论里的。

陈寅恪这里文化本位说的论证是考察历史实际，不是正面的思想理论推理，底气稍显不足。那么能不能以理论推理来论证呢，我不知道，我猜可以。

说到文化的主体意识，接下来就可以说说文化自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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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的陈寅恪送了朵花

“广为流传”“气魄夺人”令人”肃然起敬“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加于末代帝师身上，应该做何解？

陈大师的“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与逊帝溥仪特别赏赐给王国维先生的“加恩谥予忠悫”，意思上有区别吗？

《溥仪与王国维：末代皇帝与帝师的那些事儿》https://wxn.qq.com/cmsid/20200710A07VP800

忘了在那本书看过的一个故事：越王夫差在进军吴国军路上，看见路边一只青蛙对其怒目大吼，于是停车扶轼挺身而视，底下人奇怪，问他对此微物为何如此重视，夫差说：无他，敬其气势。

这就是用““气魄夺人”令人肃然起敬“”的原因，也是我给心的方向河友同感，禁不住写几个字送花的原因，那时没几个人看到他那帖子呢。陈寅恪那几句话换了你是说的我一样会如此评价。我猜梁启超说自己著作等身不如陈寅恪几百字，就指这篇碑文。(当然，同为气势气魄，内涵不同，这有别一层意思）

至于帝师，恩赐啥的，你如果硬要往这上面靠。陈寅恪倒说过一句：“至于流俗恩怨荣辱猥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辩，故不及之云”

关于陈寅恪为什么给了王静安这么高的评价，也没看到过陈寅恪的解释，我只能揣摩他的想法，那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了，待我整理整理，以后再回。

有一种占了大便宜的感觉

那个帖子没法改了，只是人名互换了，不是故事哦

几点：

一、拜青蛙的故事，应是越王勾践、而不是吴王夫差：

这个故事，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勾践世家》中未有记述。

《韩非子·内储说上》：“越王勾践见怒蛙而式之，御者曰：‘何为式?’王曰：‘蛙有气如此，可无为式乎?’士人闻之曰：‘蛙有气，王犹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岁人有自刭死以其头献者。”

然而，《韩非子》 是在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这个汉书是东汉班固所著，成书晚于司马迁。

东汉范晔著《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勾践) 自谓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见蛙张腹而怒，将有战争之气，即为之轼。其士卒有问于王曰：‘君何为敬蛙虫而为之轼?’勾践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称吾意者。今蛙虫无知之物，见敌而有怒气，故为之轼。’于是军士闻之，莫不怀心乐死，人致其命。”

【今译】 越王勾践准备兴兵伐吴，认为自己的军队士气不足，还缺乏拼死力战的精神。乘车途中，勾践见一青蛙鼓腹而怒，一副战斗的样子，就抚着车前横木低头表示敬意。身旁的人问，大王为什么向青蛙致敬呢?勾践说，我盼望军队士气高涨已经很久了，但至今还没有令我满意。青蛙不过是一种无知的动物，见到敌人还能鼓腹而怒，所以我要向它致敬。”将士们听到这番话，说：“青蛙怒向敌人，君王尚且表示敬意，更何况无畏杀敌的人呢?”于是莫不拼死效力报国。

二、梁启超赞陈寅恪的故事，在知乎是这么一篇文章《王国维牛逼还是陈寅恪牛逼》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114748，讲的是1925年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当第四位导师。因此不是大眼兄所说的1927年王国维死后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几百字。

然而，近年来也有不少文章驳斥这个说法，如腾讯《短史记》之《别再鼓吹陈寅恪、沈从文“破格当上教授”》https://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680.html，指出该故事出处为台湾东海大学陈哲三所著《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如果大眼兄等河友在《吴宓日记》中找不到“梁力荐陈”的记载，就基本是陈记谣言了。

三、除了“至于帝师，恩赐啥的”事实，还有：“ 在王国维遗体入殓时,其他清华师生行三鞠躬礼,而陈寅恪却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等可以核实的事。

供大眼兄整理时参考。

是找胡适商量的，胡适给他推荐了梁启超和王国维赵元任可能还有章太炎，吴宓从东北大学辞职刚到清华，就把办研究院这事交给他办了，章太炎可能先于吴宓操办研究院之前拒绝了，日记中也没关于吴宓见章太炎的记载，拜见联系梁启超王国维日记都有的，于是吴宓推荐了陈寅恪，这是四大导师里唯一个由吴宓推荐的，当时陈寅恪在国内应该无名无誉的。

关于那个夫差勾践是我写的时候手不应心，常干的事。

昨天就把北大严文明教授，误打成“吴文明”了。

他写下这文章不久，中国就接近亡国了。直到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

文化，有两种，一种是花瓶式的玩物，若说这个，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比如西方蛮人只会把女人捆起来滴蜡，中国人要从几岁裹起脚腌十多年才能享用，我就不细讲了。另一种，是镰刀斧头这样的工具，要做事的。中国的“古典文化”，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一只破鞋。用鲁迅的话说：吃人二字。我加了引号，是因为这里特指古代官方、学者总结的古典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正面的古典文化，只是被封建势力隔绝，不易流传罢了。毛主席在《读史》里提到正反几个名字“五帝三皇”，“盗跖庄屩”，“陈王”。他所赞许的中国古典文化，就是造反二字。

这里否定的不是中国，而是“古典”。历史车轮滚滚前进，总是要进步发展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而已。我们推崇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西方一切都是好的。我们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劳动者，被压迫者一样，在总结革命经验，只是封建势力足够强大，这种总结没有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已。马克思、牛顿是这些客观规律的发现者，不是创造者。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依然在这些规律支配下运行，只是我们理解的不那么清楚罢了。就如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中国盖一座楼，和英国盖一座楼相比，古代和今天盖一座楼相比，并没有更容易塌一样。但是在古代中国，我们没有掌握那些方法，用了错误的方法盖楼，才更容易塌。

首先，不是实践服从理论，而是理论指导实践。就好比南李庄以前盖楼靠去土地庙烧香磕头来确保成功，却从未盖成过三层以上的楼；如今要用牛顿力学指导来盖楼。若楼盖得好，盖得精，或许在力学上也能有所推进，虽未必推翻牛顿定律，但是当然可以发展、突破。清华土木工程系课程里很多课程都是中学课程里牛顿力学的发展，虽然并没有推翻牛顿力学，但是却大大的有用，随便拿起一本课本，每章每节，都是理论突破。大学生工程师比中学生泥瓦匠，NB就NB在这里，怎么叫“突破就无从谈起”呢？

就好比，为什么南李庄盖楼不能牛顿力学和土地庙烧香磕头结合呢。当然可以，很多人这么做了，而且土地庙烧香磕头也有发展：从机器加工的香到电喷的塑像。但是结果么，见仁见智。以前同样去土地庙烧香磕头，楼盖起来就塌；但是今天，很多人住在用牛顿力学指导盖的楼里，却要讲这楼不塌是土地庙烧香磕头的妙处，随他去吧。

这种古代文人意淫出来的故事，你真信么？统帅赞了两句蛤蟆，原来不肯卖命的士兵就肯卖命了。如果你是勾践手下的士兵，你会不会？如果你不会，凭啥认为其他人就是傻子？

夹袋里国学大师满到溢出的蒋介石，在国共大战的时候这种赞赏不知道说了多少，可是国军咋就纷纷投降呢？中国古典文化里的忠孝节义都哪里去了？所谓气势夺人，无非就是脑白金广告里的“就是好呀就是好”。反正没有什么根据，你无法辩驳。

等你搞清楚"应该是“和”实际是”的区别再和你聊。

从王国维这一位遗老遗少身上参悟出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实在是令人信服

我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什么，大白话说，陈寅恪所谓的独立自由，其实就是就是坚持做自己要做的事，不要被外界特别是权势等影响，实在继续不了了，宁可一死。说白了，就是传统文人那种拗劲儿。对于学者来说，就是别“曲学阿世”。

有人非要往什么自由主义上扯，那是风马牛不相及。

我不知道，因为我于纯粹的旧学文人研究不多。

但是我对当下动辄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事，却是有些看法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抽象来说好不好，自然是好的。但具体而言，却又不能那么绝对。因为在我的感受里，当下凡是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论述，其实其隐含的指向，大多是强调相对于政府的‘独立、自由’。

也就是说，很多人强调的‘独立’，就是不要和政府站住一起以彰显自己不同的所谓独立；他们强调的‘自由’，其实就是和政府意见不同的自由。

政府做得不一定对，因此要保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在政府做得不对时提出意见，这自然是对的，TG也一向鼓励党员、群众提出建设性意见，当然很多管事的领导害怕批评也是真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还是要承认TG是愿意让人提出不同意见的。

但是，事情的另一面是政府并不全是错的，如果为了彰显自己的所谓‘独立、自由’，去反对政府的所有政策，事情就从正确走向了错误，从正面走向了反面。而我以为，这并不是吹毛求疵，或者危言耸听，以我的感受，恐怕大部分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其实都是倾向否定政府一切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借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抽象正确，来掩盖他们对TG或者体制的反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的香港暴乱，在乱港分子的逻辑里，为什么要反中乱港，因为中国政府压制人的’自由思想‘，而压制的证据就是内地有马列毛思想的教育和学习，另外也限制一些公然反对政府的言论。

但是，这样的限制就是限制人的思想自由吗？当然不是，这无非就是一个为了反对所寻找的由头，反对是真的，理由和逻辑是假的。

其实就思想方法来说，唯物辩证法是我见过的最科学的思想方法，凡事都看正反两面，不止看自己喜欢的一面，还要看自己不喜欢的一面，以求得对事物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反而是这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知道具体指什么，但在很多人、起码在香港废青眼里，离开主流的胡思乱想，就是他们眼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