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 山川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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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无图修正版)

(备注,原来贴过,但由于图床空间问题和修订问题,停止了更新,这是一个最新的版本,将图片去除,重新贴过)

前言

接触民宗问题开始于2016年初,那时新闻的热点话题是中东乱象以及欧洲难民危机,随之而来问题是欧洲伊斯兰化问题。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将欧洲和中国进行对比的想法。当然那时还是想展示中华文明是如何成功同化伊斯兰文明的,从而最终得出中华文明较西方文明先进的结论。

然而当我回望中国时候,却惊诧异常地发现中国的伊斯兰化问题竟是如此严重,以宁夏为首的西北各省的伊斯兰化进程,某种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越了欧洲,不仅到处充斥着阿拉伯的异国情调,而且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穆斯林专用设施已经蔓延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清真航线更是开启了世俗国家遵循伊斯兰国家航食标准的先河。更有甚者,弱版的沙利亚亵渎法不仅早已进入中国的刑事法律体系,而且最近还通过“人民调解制度”进入了民法。至2016年清真立法,更是彻底撕下了伪装,要求明确伊斯兰沙里亚法(教法)在刑法中的地位。沙利亚法在一众回族学者、回族官员、回族企业家、回族民主党派党员,更重要的是回族共产党员的簇拥下,直接赤膊上阵入侵世俗法律和社会,试图将中华文明伊斯兰化,这种震惊令我正式开始关注中国的民宗问题。

经过两年的沉淀,我决定开始写这个系列文章,主要目的是回顾并总结一下这两年来的心得,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学识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写专业论文式的文章肯定是奢望,涵盖方方面面的详细讨论肯定也做不到,同时行文应该还带有严重的网文色彩,我主要想简单阐述一下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心得,作为抛砖引玉的一种手段。倘若能够引发大家的进一步思考,我写这个系列的初衷也就算完满了。

中国的民宗问题,正象“民宗”两个字的顺序一样,“民族为本,宗教为表”,执政党民族理论的错误,加以他们对伊斯兰认识的不足,导致了中国宗教问题激化,具体表现为伊斯兰泛滥,其后果必将最终危害国家安全,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回族穆斯林”这个团体。

所以本篇,我将以回族作为研究重点,对回族依照先“宗教”后“民族”这两个相互依附的主线进行论述,追根溯源,进行讨论。同时因为宏观民族问题十分复杂,我将其放在这个系列的第二部《虚幻飘渺的中华民族》(暂名)中再进行深入探讨。在第一部中,我将重点探讨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对广义的马列民族理论和政策只进行粗略的讨论,暂不进行广泛深入地探讨。

最后要想说明一下,本文的题目来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先生的《回回民族问题》,起《新回回民族问题》的名字是希望在他民族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做些有益的探索。

2018年9月18日

第一章 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探讨“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话题之前,首先要介绍一下古兰经的封闭问题。明白了古兰经的封闭性,就会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说伊斯兰中国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伊斯兰是一个被其“先知”穆罕穆德完全封闭的宗教,何为“完全封闭”?就是说由于古兰经记录的是上帝的语言,所谓“天启”古兰经永远无法更改,后世也永远无法产生权威的解经著作。这意味着如基督教一样的世俗化宗教改革将面临重重障碍。这也是伊斯兰作为宗教至今仍然呈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成功对古兰经作出过修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穆罕穆德自己,他曾修改了朝拜的方向,最开始时穆斯林是向耶路撒冷朝拜的,由于穆罕穆德自己的政权没有控制耶路撒冷,所以最后改为了麦加。第二个就是皇权,穆罕穆德的继承人哈里发奥斯曼,命人汇总当时所有存世的古兰经,将他们编纂定制成为一个钦定版本,然后一把火烧了其他所有版本的古兰经。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伊斯兰中占有绝对权威地位的人才有能力修改古兰经。

那么伊斯兰走到近代,世俗教徒是否能够引领伊斯兰的宗教改革?答案依然是不能,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回儒,这个中国官方时时刻刻宣传的所谓成功案例,可其实它是个彻底失败的例子。几个儒生哪里来的权威去改革宗教,他们的所谓的二元忠诚论——“忠主忠君”,目的不过是异想天开地想糊弄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支持伊斯兰罢了。而与其同期的苏四十三阿訇造反就是给了这些回儒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也为他们的回儒事业画上了一个句号。更何况他们也根本没有碰及本土化的核心——重构宗教,实际上他们也不敢触及。回儒问题我会在随后的文章单独探讨,这里也就不做过多论述。

第二个例子是土耳其,一战以后以土耳其为首的部分中东国家进行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个运动的目的是限制宗教发展,用科学民主的理念,以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逐渐替代古兰经中陈旧过时的思想。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阿拉伯之春终结了大部分世俗派的统治,最终结果依然是走回到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老路上去了。2016年土耳其失败的军事政变,正式宣布了这个运动整体的死亡。硕果仅存的叙利亚也沦为屠戮战场,倒向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朗,回归宗教看来也不可避免了。即使什叶派现在看似比逊尼派世俗一点,但充其量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大家不要忘记伊朗可是老牌的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也是最早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可见所谓世俗化运动是根本不会得到伊斯兰宗教界支持的,一旦有机会,必然是反扑,再反扑,直到恢复宗教的神权统治地位。土耳其近80年的世俗化,抵不住埃尔多安上台后十几年来,以大修建清真寺为先导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化,最终归为彻底失败。

替换土耳其前外长Tevfik Rüştü

猪肉是一种好食物,最好的食物之一,宗教禁止它,但我想随着老一代的故去,这个观念也将消失。

——土耳其前外长Tevfik Rüştü,1927年

其实不说土耳其,只看看中国穆斯林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速度,自改革开放伊始不过才40余年,他们已经退回到要穿阿拉伯服饰,说阿拉伯文,以精神阿拉伯人或精神波斯人自居的状态中去了。

同时古兰经把阿拉伯语定位为书写和解释古兰经的最权威语言,其实也就暗示阿拉伯人是最高等的人种。虽然古兰经宣称人人平等,但阿拉伯人高人一等却是深深嵌入伊斯兰教徒的血脉当中。远的不说,长着中国人面孔的中国穆斯林始终自慰般地称颂自己的阿拉伯血统,西北各地经校开设阿拉伯语课程,穿戴阿拉伯服饰,即是例证。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也存在于东南亚,伊朗(波斯),土耳其等世界上所有的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马瓦里(非阿拉伯人穆斯林)以自身的所谓阿拉伯血统为荣,实际上都是变相承认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体系中拥有与生俱来的至高无上权力。

替换阿拉伯人逐渐完成伊斯兰教化的进程,从而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体,民族差异与宗教对立的界限日趋吻合,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的合而为一成为哈里发国家统治制度的首要原则。因此,阿拉伯人往往将伊斯兰教看作是只属于自己的信仰,或者将自己看作是高于其他穆斯林的优秀民族,歧视皈依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

倭马亚时代,阿拉伯人依然保留着血缘组织的外壳形式,血缘关系的残存明显助长着阿拉伯人排斥异族穆斯林的社会倾向;凡处于阿拉伯氏族部落组织之外的穆斯林,皆被视作麦瓦利(马瓦里)。阿拉伯氏族部落成员与麦瓦利虽然同为穆斯林,但是两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异族穆斯林,尤其是被征服地区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往往被阿拉伯部落拒之门外,不能被阿拉伯部落吸收为新的成员,无法成为哈里发国家的全权公民,而仍被视作阿拉伯统治者的臣民。麦瓦利的广泛存在,不仅根源于种族的差异,而且体现了阿拉伯部落的封闭性和排他性。

麦瓦利与阿拉伯部落民虽均为穆斯林,其社会地位却不相同。在许多场合,麦瓦利不得与阿拉伯部落民并肩站立和并列行走,不得在人群中位居阿拉伯部落民的前面。阿拉伯人通常使用姓氏相互尊称,如阿布·某某或伊本·某某,称呼麦瓦利时却往往只提其名。麦瓦利如果应邀赴宴,往往不能与阿拉伯部落民同席就座,只能站立进餐,或者被安排在侧房就座。阿拉伯男子如果欲娶麦瓦利中的女子,只需向后者的阿拉伯血统保护人求婚。至于麦瓦利中的男子娶阿拉伯女子为妻,则被视作有严重缺陷的婚姻 ...... 麦地那的纳菲·祖拜尔·穆提姆在参加穆斯林的葬礼时,每每询问死者的身份。如果死者是古莱西人,他便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沉痛的悼念;如果死者是普通的阿拉伯人,他也向死者的亲属表示悲哀的心情;如果死者是麦瓦利,他便说:“他是安拉之物,安拉取走所欲取走的,留下所欲留下的。” 有些阿拉伯人甚至将驴、狗、麦瓦利三者相提并论,等同视之。

麦瓦利则常常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主人的尊号,或者冠以所属部落的名称,表示相应的隶属关系和保护关系。由于阿拉伯人身世高贵,库尔德人、柏柏尔人和黑人皈依伊斯兰教后,大都希望自己的祖先具有阿拉伯血统。波斯人成为穆斯林后,多采用阿拉伯人的名字,甚至虚构与阿拉伯人的亲缘关系,以求提高自身的地位。

——《哈里发国家史》

由此可见,如果要改革伊斯兰,打破它的封闭性,只有二条道路可选,直接修改古兰经经文,例如说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权威版本,二是出版一本权威的解经著作。其他所谓潜移默化、零敲碎打式的方式,在认主唯一的封闭体系下根本不堪一击。可是实现这两条途径中的任意一条,在现阶段都必须拥有一个前提条件:改革者在伊斯兰中必须拥有绝对的权威,也就是说,他必须是阿拉伯人,同时还必须是阿拉伯人支持的宗教权威,其中最有可能的候选人就是阿拉伯皇室。而纵观这些条件,可以看出中国穆斯林根本不具有改革伊斯兰的资格,因此中国穆斯林主导所谓伊斯兰世俗化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所谓共产无神论者主导中国化伊斯兰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三武灭佛式的暴力强迫,所谓宗教世俗化也完全是痴人说梦。当然有些人说现在必须要用所谓三武灭佛式的暴力手段来世俗化或者驱逐伊斯兰,也是试图搞乱国家的胡言乱语,一是不具备那个历史条件,二是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为敌对方所利用。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能够主导伊斯兰宗教改革的最佳候选人应该是中东的皇室,例如沙特,中国对此无论承认与否,这都是事实。例如沙特皇室解禁妇女开车,完全是左右开弓打沙特教士的脸,那些教士以前为了阻止妇女开车没少大放厥词,而现在沙特教士喊什么了?什么都没有,这就是阿拉伯皇权的威力。

另外中国的穆斯林自身也早就对所谓中国化的荒谬性,表达的十分清楚。如兰州大学穆斯林教授丁士仁就明确表示拒绝本土化:

替换伊斯兰文化虽然绚丽多彩、千姿百态,但贯穿于其中的核心理念和基本精神是统一的、一致的,那就是伊斯兰的教法教义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文化的内核,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的表象。作为统一的原则与核心,伊斯兰教是不能本土化或地方化的,否则伊斯兰就不成其为伊斯兰了。

——兰州大学丁士仁教授

所以所谓伊斯兰的中国化完全是个伪命题,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兰经世俗化必须将穆罕穆德还原为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依附在安拉身上的先知,这样才能将他的话和行为加上历史语境,才能取消古兰经的封闭性。可是试问当今中国谁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即使政府真正推动了所谓伊斯兰改革,逼迫中国穆斯林承认穆罕穆德为历史人物,那么这个所谓中共自己的伊斯兰显然就不再是阿拉伯伊斯兰了,或者说就不是世界上公认的伊斯兰了,那么这种所谓伊斯兰宗教改革在现今的全球环境中,成功率有多少?显然政府中有些人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当然不是说世俗化、儒化伊斯兰的工作不能做,而是说那个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中国政府应该对自己预期的目标是否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在这个议题上花力气和时间要有度,而且必须意识到在讨价还价过程当中,伊斯兰必然借机要求扩张。因此中国政府现阶段唯一可行的策略,只能是对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采取压制措施,遏制其扩张,将教徒从伊斯兰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对宗教本身也无什么更好的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拖待变,期待中东的宗教改革早日到来。

第一章 附录一 伊朗同样是神权国家

伊朗有着灿烂的古文明,同时近几年它也一直占据在对抗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最前沿,尤其伊朗也是中俄美欧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棋子,所以国内的舆论报道总是对伊朗偏爱有加,似乎什叶派伊朗是一个世俗伊斯兰的典型代表。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伊朗真的是伊斯兰世俗的代表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伊朗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在针对卡费乐平民的恐怖主义问题上,什叶派圣战者的支持态度和逊尼派圣战者没什么区别,要说区别只是程度和敌人不同而已。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沙特在遵循沙利亚教法的态度上没有分别。

Atefah Sahaaleh出生于伊朗,4岁的时候母亲去世,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瘾君子,根本无力抚养她,所以她和她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关系相处的并不融洽,这导致Atefah经常在街上闲逛。

在教法森严的伊朗,Atefah这样一位到处闲逛的单身少女被当地宗教警察(专门执行教法的警察)盯上是迟早的事情。13岁那年,她第一次因为沙利亚法中的贞洁罪被捕,当时她正和一个男孩单独坐在车里。这个事件最终的后果是,她被判处100下鞭刑。其后她也多次因为所谓这个或者那个贞洁问题被捕。

不过在她第一次被释放后不久,她被一个51岁的已婚男人的强暴了,并且在随后的3年里,这个男人反复多次强奸了她。2004年16岁Atefah第四次被捕,这次她和那个老男人的关系被曝光。伊朗宗教警察并没有采信她被虐待和被强奸的辩解,按照伊斯兰的传统,男人的话语更有权威性,所以那个51岁男人的说法被法院采信,完全是Atefah主动的,是Atefah穿着暴露故意勾引男人。而且女孩9岁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认可的结婚年龄,所以她的未成年问题在伊朗也不是一个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道德败坏女孩,伊朗宗教警察和法院也早就想整治一下她了。他们编造了一个当地居民的请愿书,要求严惩这个坏女人,也没有给她请律师。在审判过程中,Atefah在意识到自己要被再次判处违反沙利亚贞洁罪的时候,犯下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扯下了头巾,并把鞋扔向了法官(扔鞋在伊斯兰中是对对方极大的侮辱)。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法官,他很快下达了死刑判决书,并且为了不引发争议,法官把她的年龄改为了22岁,最后亲自送往最高法院。2004年8月15日,Atefah Sahaaleh被公开处死在一个公共广场上,为了增加她的痛苦,用的是吊车,一点一点把她吊上去。

Atefah的死在国际上引发了重大反响,导致伊朗政府最终承诺不会再处决未成年人,但沙利亚贞洁罪依然是神圣的。

第一章 附录二 土耳其的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

土耳其是世俗伊斯兰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其自从凯末尔建国起就和双泛问题(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纠缠在一起。泛突厥是民族问题,也是土耳其支持的一项长期国策,这个暂且放到一边。本篇重点谈谈土耳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重新崛起的问题。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放松对原教旨主义的束缚,世俗伊斯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而埃尔多安重启原教旨主义化土耳其的手段,建清真寺和伊斯兰化教育系统,对中国则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及他的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传承关系十分紧密。穆斯林兄弟会诞生于1928年的埃及,属于逊尼派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其口号为:“安拉是我们的目的,先知是我们的领袖,《古兰经》是我们的法典,吉哈德是我们的战斗,为目的而牺牲是我们的理想” 。穆斯林兄弟会的原教旨主义只是相对当年的伊斯兰世俗化运动,与现在的原教旨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它认可西方的科学,只不过他们认为社会必须是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上的。如果我们将凯末尔当作世俗伊斯兰的代表,沙特代表极端保守伊斯兰,那么穆兄会的位置大约排在距离沙特四分之一远的位置。

替换埃尔多安:温和穆斯林是丑陋和冒犯的词语。因为没有温和伊斯兰这种说法,伊斯兰就是伊斯兰。

但是无论怎样,在世俗伊斯兰看来,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都属于一丘之貉,都应该被严厉打击。1946年土耳其党禁解除,伊斯兰成为各个党团进行群众动员的工具,穆兄会的党团蜂拥而起。而在此以后的岁月里,土耳其军方始终扮演着遏制伊斯兰发展的角色。1960年、1971年、1980年的纯军事政变和1998年的软军事政变都是具体表现,其中后三次带有显著的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

1996年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繁荣党上台, 随即在军方软政变的逼宫下下台,1998年土耳其宪法法院宣布取缔繁荣党。繁荣党随即改名贤德党,2001年该党再次被取缔后发生分裂,其中支持所谓相对“温和”观点的群体,后来发展成为了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

2001年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为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大选创造了条件。由于世俗政府对埃尔多安的打压,他在2003年才得以出任总理,正式开始了他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旅。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为根基,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回归伊斯兰教义。在此过程中,他主要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建清真寺;二、建宗教学校。

土耳其在2003年至2013年间,修建了17000座新清真寺,总数达到了9万座,约850人每座(土耳其人口7900万),考虑到土耳其有7.5万座清真寺属于历史遗留,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是惊人的。而且土耳其清真寺的数量,远远超过伊朗和埃及。伊朗的清真寺数目为4.8万座(伊朗人口8000万),埃及为6.7万(埃及人口9600万)。不过即使如此,与中国相比,土耳其依然有差距,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如果按照中国现在穆斯林总人口2300万计算,大约600人/座。

替换 埃尔多安批准修建的土耳其最大清真寺Çamlıca Republic Mosque

其次,埃尔多安改革了土耳其的世俗教育体系,大力发展宗教中学,软硬兼施(进宗教学校,不要考试,而且给补助),诱导青年学生进入宗教学校学习,宗教中学的数目从2002年的450座,增加至2015年的1961座,人数从2002年的6.5万人暴涨至今天的约130万人。将宗教教育推广至未成年学生。反观中国,在教育上,中国的伊斯兰自然遵循同样的策略,加紧渗透青少年教育体系,打着各种阿拉伯语学校旗号的经校遍地,清真寺假期读经班基本已经在各个清真寺普及。当然如果能进入国家的中专学校系统,那么念古兰经是中国政府给钱的。

经过几年对民众的伊斯兰强化教育,2010年埃尔多安废弃了世俗大学里禁止穆斯林妇女带头巾的禁令。2013年废弃了公务员禁止佩戴头巾禁令,但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除外。2016年之后,司法部门、军队和警察的禁令也都相继被取消。更为嚣张的是土耳其政府反复试探童婚问题,试图依据古兰经将9岁定为法定结婚年龄。

替换上图为凯末尔参观学校,下图为埃尔多安参观学校

埃尔多安伊斯兰化的举措,不仅增加了信众,更重要的是极大增加了他自己政党的实力。2016年7月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试图推翻埃尔多安,结果导致大批群众上街抗议,即为硕果之一。而凯末尔建立的世俗的捍卫者——土耳其军队,在厌倦反复政变推翻伊斯兰政权后,试图在民主政体下与伊斯兰和解共存的希望不仅没有实现,自己也被彻底的瓦解,政变不过是垂死之前的挣扎而已。

替换政变当夜凌晨在大街上抗争的埃尔多安支持者,在百忙之中依然按照教义做早礼拜

伊斯兰主义者以半世俗的面目出现,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最终的目标是将国家转变为彻彻底底的伊斯兰国家,让《古兰经》与圣训成为家庭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短短10余年埃尔多安就重新伊斯兰原教旨化了土耳其,完全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

世俗的土耳其重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本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第一章 附录三 穆斯林内部的歧视问题

虽然古兰经教育穆斯林要人人平等,但在阿拉伯人眼中的穆斯林并不完全平等,就更不要说异教徒了。纯种的阿拉伯人自然是最高贵的,因为穆罕穆德是阿拉伯人,古兰经是阿拉伯文书写的,阿拉伯人视古兰经为他们的文化遗产,也自然产生轻视其他非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态。那么从这个角度看,非阿拉伯裔的穆斯林去指导阿拉伯人去修改伊斯兰教义,无异于痴人说梦。

沙特有很多黑色皮肤的所谓阿拉伯人,大多是过去阿拉伯人贩奴时留下的黑人奴隶后代,或是阿拉伯人和黑人的混血后代,当然还有少部分是后来的黑人移民。他们在沙特的社会地位远比纯种阿拉伯人地位低得多。

对外来说,西方的穆斯林无论黑白地位最高,中国日本等国其次,南亚的最低。非洲的黑人穆斯林也比较低,由于阿拉伯人贩卖黑人奴隶历史悠久,所以阿拉伯语奴隶一词,用作俚语时就是黑鬼的意思,和美国的那个N-word是一个意思。

亚洲穆斯林的排名主要与肤色有关,当然所在国的经济地位也有影响。在沙特,地位最低的是来自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的穆斯林。最后这三个国家穆斯林的排名主要还是靠肤色,孟加拉的穆斯林地位最低,因为他们的肤色最黑。

替换一名沙特人在鞭打他的南亚仆人,因为这个仆人和他的老婆讲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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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二、三、四章

第二章 回儒:伊斯兰一次不成功的中国化尝试

上文提到了一个概念 ——“回儒是个彻底失败的例子”,那么大家也许注意到了“回儒”这两个字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官方的各级媒体当中。可是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官宣的结论恰恰与“回儒是个彻底失败的例子”相反,官宣认为“回儒”是一个宗教本土化成功的案例,只是需要再努力一下,伊斯兰就可以彻底中国化了。所以有必要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一下“回儒”这个议题。

官宣突出“回儒”这两个字无非想阐述两点,一是强调伊斯兰已经本土化,或者说至少大部分已经本土化了,也就是说伊斯兰业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二指出继续深化伊斯兰本土化的方向就是坚持贯彻回儒理论。似乎伊斯兰本土化只差临门一脚,只要放几本回儒的典籍在清真寺,一切就水到渠成了。真的如此容易?显然这种认识不全面。

“回儒”或者“回儒对话”简单说,就是以儒讲经,将中国汉文化中的传统观念运用到解释古兰经中去,以期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使其更容易被寄居国本土精英所接受。这实际上是宗教本土化三部曲中的第二步,教义本土化。外来宗教本土化第一步是外来教徒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第二步是教义本土化,第三步是重构,所谓重构是说用本土哲学观价值观重构外来宗教,使外来宗教和本土文明/文化完全融合。整个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

首先必须承认回儒理论是中国伊斯兰学者留给当世的宝贵遗产。它为伊斯兰本土化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为今天我们推动伊斯兰本土化提供了一个思路。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回儒理论距离彻底本土化还很远,它只是本土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回儒理论自乾隆年间起发展就停滞了。原因主要是由于古兰经的封闭性,使非阿訇出身的伊斯兰儒生很难对古兰经进行重构。所以当回儒理论的主要目标受众——满清士大夫阶层,也就是满清统治阶级不接受它的理论,并开始对它的“认主唯一“产生疑问的时候,它的发展就嘎然而止了。 如纪晓岚就对回儒大家刘智的《天方典礼》评价道:

“回回教本僻谬,而智颇习儒书,乃杂援经义以文其说,其文亦颇雅赡。然根柢先非,巧为文饰无益也。”

——纪晓岚

在回教徒苏四十三起义的背景下,发生的海富润案也同样具有代表意义, 广西巡抚朱椿对海富润携带的各种回儒图书作出了如下评价:“各书大义,通系揄扬西域回教国王穆罕穆德之语,其书《至圣实录》已属僭妄,且以本朝人译刻而于庙讳御名不知敬避,狂悖之处,不一而足。" 虽然在乾隆的干预下, 海富润得以逃生,但显然面对这些问题,没有各个宗教门宦教主支持的伊斯兰儒生已经无力应对。失去主要目标受众支持的回儒理论,向重构方向发展的步伐也自然停滞了下去,甚至连第二步都没完成。

刘智《天方典礼》

那么清朝时期,回儒理论被广大的普通教民接受了吗?比如回儒理论中最显著的一个观点“忠主忠君”,得到贯彻了吗?显然也没有,中国穆斯林大众依然是"敬天而不敬人"。同治回变后左宗棠对天方教(伊斯兰教)的评价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最佳注脚。

“天方教(伊斯兰教). 敬天而不敬人, 一切听之上帝。则夫犯上作乱,无所顾忌,亦可曰上帝命之矣。此教之失,变乱无已时也。” —— 左宗棠

那么今天回儒理论被继承下来了吗?答案依然是没有。最近红极一时的穆斯林网络明星李云飞就宣称,穆斯林讲了汉语就算已经彻底中国化了。伊斯兰无需改革,它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了。

而著名穆斯林作家张承志在其著作《心灵史》中说得则更为直接且露骨:

“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 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 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 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 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 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 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 刀更凶险的敌手。 “ —— 张承志

“我想用中文汉语营造一个人所不知的中国” ,“(哲合忍耶)愈来愈象征着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的信仰及其形式” —— 张承志

张承志对孔孟之道,世俗化,中国化的仇视,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儒家的身影。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外来文明企图消灭本土文明,进而鸠占鹊巢的狰狞面目。[/B]

如果说这是民间宗教人士的态度,那么研究伊斯兰宗教学和回族学的官方学者,又是什么态度呢?2016年11月在河南大学召开的 第八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明”学术研讨会,其新闻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基本表明了中国官方回族学者的观点:回族是纯正伊斯兰文明在中国的代言人,在中国是与黄河文明平起平坐的文明(备注:当代回族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族教绑定):

本次会议是“黄河学”与“回族学”的首次对话... 开展“黄河学”与“回族学”的跨文明、跨学科交流对话。

——“回族伊斯兰文化与黄河文明” 学术研讨会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穆斯林不仅没有意愿继承回儒理念,反而开始逆向去中国化,甚至从宗教本土化的第一阶段“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倒退开去,以穿阿拉伯服饰、用阿拉伯文字为荣,鼓动教徒不要庆祝中国本土节日,禁止教徒遵循中国本土的民俗,如贴春联等,不能不说是相当遗憾的事情。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执政党民族宗教理论有漏洞,二是体制内的回族民族主义者与伊斯兰结盟(后面的章节会具体谈到这个问题),为一己之私开历史倒车,让阿拉伯伊斯兰思想轻易渗透进中国,将中国的穆斯林中东化。

于是当今的中国产生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儒这个概念,无论是敌视也好,忽视也好,对回族的宗教人士和学者来说,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无用,甚至是被敌视的概念。可回儒这两个字,却频繁出现在回族学者和伊斯兰宗教人士的文章中,我想目的无非是障眼法, 将早已失败的回儒理论乔装打扮成伊斯兰早已本土化的证据,将回儒对话曲解成伊斯兰和儒学的平行对话,把伊斯兰抬升至同本土中华文明相同的地位,为伊斯兰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提供理论支持。最终目的当然还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搞绿色中华。

至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此篇的结论: 官方的伊斯兰本土化药方——回儒理论,中国穆斯林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相反根本是被伊斯兰刻意忽视,甚至敌视。显然回儒这副药是否能有效解决现在的病症,官方并没有没有深思熟虑过,他们大概认为拿几本回儒的著作让阿訇们学学,就算本土化了。显然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往轻里说是怠政,往重里说,就是为伊斯兰攻城略地打掩护。

而且即使从世俗的角度上看,回儒学说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想拓展回儒,至少要先解决儒学在当今中国的改良、拓展,重塑,重新定位的问题,才能谈得上让伊斯兰有一个能够学习的对象。可是中国的儒学首先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二官方对待儒学的态度也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大谈儒学传统,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对儒学搞个唾弃式的大批判,那么回族为啥要学习一个你官方都要唾弃的理论。从这个角度讲,回儒理论在现阶段也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

另外正如我前篇所说,在中东伊斯兰没有世俗化改革之前,中国穆斯林的伊斯兰中国化,至多是调和矛盾,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在当今中国,对待伊斯兰还只能是以堵为主。“疏” 的方法,因为伊斯兰的封闭性,扩张性和其强大的生命力,只能造成宗教借机如水银泻地般泛滥的局面,现在中国回族的泛伊斯兰、泛清真、去中国化如脱缰的野马一般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所以现在最紧迫的任务是打断伊斯兰去中国化的进程,打断其疯狂扩张的进程。而不是絮絮叨叨地用回儒理论来打马虎眼。

但同时我们也不否认一旦伊斯兰突破穆罕穆德设置的封闭枷锁,开始宗教改革世俗化后,回儒是中国穆斯林本土化的方向。着手研究如何继承和改良回儒理论是应该的。回儒是中国伊斯兰学者几代人的努力留下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珍惜,即使失败了,也不能被抛弃,正如日本学者村田幸子曾说过:中国穆斯林学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 复原真正中国式的伊斯兰世界观。否则,他们将会遭遇一种新的西化过程。这种西化不再是由欧美的帝国主义进程所驱使,而是被中东的政治思想体系所带动。

回儒作为将来伊斯兰中国化的方向,值得当代学者好好研究,但此处必须注意:

一是要求研究人员必须是学术严谨和热爱中华文明的非伊斯兰学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各级大学/研究所里面的伊斯兰宗教研究人员,充斥着外国宗教学院毕业的半阿訇和热衷推动去中国化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把这些人清除出中国的宗教研究队伍,才是回儒理论最终可以发扬光大的真正前提。

二,也是最重要的,回儒在现阶段只是一个远景而已,回儒不是现阶段解决中国伊斯兰泛滥问题的灵丹妙药,期望立竿见影显然是不现实的。打个比方说,我们都知道车该往相反的方向走,但第一步要解决的是让车减速,停下,掉头,才是我们现阶段主要的任务。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由于伊斯兰教教义本身的束缚,中国穆斯林已经无法自行摆脱中东伊斯兰的影响,加上其强大的宗教感召力和能动性,我认为能做到减速,降低中东的影响,降低宗教对群众的影响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第三章 伊斯兰是一个必须被世俗压制的宗教

开宗明义,伊斯兰是一个与世俗中华文明不兼容的外来文明,在中国是一个必须被世俗压制的宗教。

首先伊斯兰不仅仅是个宗教,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宗教沙利亚法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生活准则,道德标准。伊斯兰是一个唯一存在教法的宗教,沙利亚是一个涵盖了生活所有方面的法律系统,完整而全面,甚至连夫妻房事这种极端个人隐私的事情也有法律规定。沙利亚法塑造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完全与世俗不兼容的社会制度。比如退教的自由,在伊斯兰中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沙利亚法细节的朋友,网上有很多资料,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

在古兰经中,追求生活在沙利亚之下,是每一个穆斯林必须追求的神圣目标,这不是像现代基督教宣传的死后进天堂、或者像道家宣称的羽化成仙那样虚化的目标,而是伊斯兰要求每个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实实在在地去努力实现的目标。这是古兰经的神圣性,封闭性,以及宗教和生活高度绑定决定的,任何一个穆斯林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伊斯兰没有背教的自由

在追求沙利亚统一世界的目标下也不存在中间道路,因为穆斯林看待世界的态度只有两极:战争(Dar-al-Harb)或和平(Dar al-Islam)。和平的世界首先指穆斯林国家,其次指一些允许穆斯林自由实践伊斯兰教法的非穆斯林国家。在非穆斯林国家中的和平(Dar al-Islam)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所谓自由实践伊斯兰,最终结果必然是要求沙利亚教法全面替代与其不兼容的世俗法律;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在非伊斯兰地区形成封闭的伊斯兰社区,国中国;最终结果必然是在伊斯兰在逐渐强大以后,引发世俗国家的国家机器强行干涉,阻断其自由实践沙里亚的道路,从而也就必然导致穆斯林走向战争的世界(Dar-al-Harb)。

战争世界(Dar-al-Harb)中的穆斯林要为他们心目中的和平世界(Dar al-Islam)进行吉哈德。吉哈德(Jihad)的本意就是奋斗。这种奋斗(Jihad)并不特指暴力,而是以多种形式在各个领域进行,如教育,工业,服务业,经济等等方面的清真化。最极端的形式是暴恐。所以说现在中国的泛清真,清真认证,宗教进校园,所谓的西北民族习惯法的学术研究,穆斯林专用设施,拉面行规,清真航线等等,实际上都是从点点滴滴做起的伊斯兰吉哈德(Jihad)。

中国伊斯兰学者的学术圣战:在中华大地上伊斯兰和黄河文明是平起平坐的

由于伊斯兰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体。因此在非穆斯林国家,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除少部分选择移民至伊斯兰国家外,留下的大部分穆斯林会努力进行吉哈德,以期最终争取成立伊斯兰自治政府,直至将整个国家伊斯兰化。

他们会选择从潜移默化到暴力的各种方式,将伊斯兰这个客居文化注入到寄生国家的主体文化中去。然而在他们看来,这种注入,并不是一种对当地本土文化的侵略,而是伊斯兰被本土文化威胁,是本土文化对他们的信仰造成了威胁。这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使得他们经常处于一种根本无法妥协的状态,及至最后走上极端。当他们的文化注入活动被强力阻止的时候,也就说伊斯兰化当地的活动被阻止后,这个地区也就变成了战争区域(Dar-al-Harb),少部分的穆斯林按照伊斯兰的部分教义,极端化投身暴力吉哈德将不可避免。为什么不可避免?看看以下这些古兰经中的话,其实它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圣战逻辑:

「今日国权是谁的?」「是独一至尊的真主的。」古兰经 40: 16

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古兰经 5 : 120

“杀死不信的人,只要你能找到他们。” 古兰经 2:191

“残害和钉死异教徒,如果他们批评伊斯兰” 古兰经 5:33

当禁月逝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俘虏他们,围攻他们,在各个要隘侦候他们。如果他们悔过自新,谨守拜功,完纳天课,你们就放走他们。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 9:5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迫害消除,一切宗教全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末,真主确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古兰经 8 : 39

由于古兰经不能更改、不能批判,所以在不能否定上述经文的前提下,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古兰经中意思与其相反或含义模糊的经文与之对冲(古兰经经文存在大量含义模糊,甚至充满矛盾的章句,这些都给伊斯兰教徒一定的私人空间去自我解读古兰经)。

可这种不能否定、不能批判、只能另寻理由,才能尽量推迟开战的方法,肯定无法阻止少部分教徒包括少部分阿訇自身极端化。也正是因为如此,世俗世界根本无法完全阻止这些极端教徒要求在非穆斯林国家立刻开战想法的冒头,换句话说极端教徒必然是客观存在,无法全部消灭。

实际上当我们看伊斯兰(Islam)的阿拉伯语含义时,就会发现其实它本身就包含了伊斯兰的所有含义:服从,投降或征服。服从伊斯兰,投降伊斯兰,如果都不行,就征服异教徒,以期成立一个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从伊斯兰历法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伊斯兰对政治实体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宗教本身的渴望。伊斯兰日历的起始点不是穆罕穆德出生日,不是他得到神启的日子,不是他组建宗教团体的日子,而是他在麦地那成立政权全面实施沙利亚法的日子。

既然伊斯兰的政治目标如此明确,态度又如此好战,为什么我们一直听到是伊斯兰是和平的宗教。那是因为由于近代伊斯兰被西方全面压制,他们处于劣势,选择了停战的策略。停战是古兰经允许的一种状态,停战(Dar Al Sulh)某种程度上也是吉哈德的一种,是为了将来再次崛起实现沙利亚统一世界的卧薪尝胆。

如果他们停战,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古兰经 2 : 192

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而宗教专为真主;如果他们停战,那末,除不义者外,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古兰经 2 : 193

纵观历史,伊斯兰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它对欧洲的进攻态势是从八世纪它诞生之日起就立刻展开了,一直持续到17世纪。

面对伊斯兰急剧扩张,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基督教在伊教扩张中的一个反击

伊斯兰念念不忘的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11-13世纪欧洲对伊斯兰进行的几次不成功的反击而已。其最大的成绩不是在中东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小公国,而是为欧洲赢得了些许喘息的时间,虽然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依然面对伊斯兰奥斯曼帝国的疯狂进攻。

直到1683年的维也纳之围,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扩张才最终被遏制

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基督教国家全面反击,攻城略地,伊斯兰则毫无还手之力,那么为了避免被彻底消灭,所谓停战自然是唯一的选择。100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观察从欧洲到中国的伊斯兰,就会发现,伊斯兰教徒显然没有忘记先知赋予他们的使命,时不时地展开试探性的反击,虽然大多数并不成功;其次所谓的和平论和民主平等的现代理念为伊斯兰赢得了一个又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甚至缓慢扩张的机会。

著名的恐怖分子Khalid Sheikh Mohammed曾对James Mitchell(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西方的宗教自由和容忍是安拉的武器,伊斯兰可以利用这些武器就可以打败西方。”

由此可见伊斯兰是无法和世俗社会长期和平共处的,这就像两个人相处,一个人的最高理想是互不干涉和平共处,而另外一个却总想着怎么让你改信伊斯兰,哪怕采取暴力都在所不惜。这种状态下任由伊斯兰发展,只能是等待伊斯兰积蓄力量,直到它有能力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的到来。

那么世俗是否可以学习伊斯兰,暴力解决问题,显然这不是一个最优的选项,国家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况且在冷战结束,文明之争渐渐成为主流的今天,大家面临的对手早已多层次化,只考虑一个对手,必然导致另外的对手获利,顾此失彼。可是难道说除了暴力解决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有,就是尽力维持世俗社会和伊斯兰的停战(Dar Al Sulh)状态,而如何维持这种停战状态是个极其细致而危险的工作。一是非穆斯林政府不能全面禁止伊斯兰,那样教徒就会直接就进入了战争状态;二又不能放纵教徒,让他们走上全面实践沙利亚的道路,成立国中国,同样还是会导致伊斯兰进入战争状态。

在世俗国家,世俗的人们如果想和伊斯兰维持长时间的停战状态,就要时刻保持对伊斯兰的优势,时刻打压它扩张的野心,时刻打压它实现沙利亚统治的想法,令处于劣势的伊斯兰主动维持其宗教意义上的休战状态,迫使阿訇们选择与世俗兼容的经文(古兰经一般会提供两个意思互相比较抵触的经文,如判教者死和宗教无强迫),停止扩张,停止封闭。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以拖待变,等待来自中东的宗教改革。

当然对执政者来说,这种维持和平的状态,比简单的暴力镇压和无限的放纵,对执政技巧的要求要高得多。

第四章 中国伊斯兰的思想体系依然保留着阿拉伯的内核

上几篇文章中探讨的议题主要有,伊斯兰和古兰经的特点及其引发的本土化困难的现象,中国伊斯兰本土化失败的例子——回儒,伊斯兰的特殊理念架构导致世俗对待它的态度只能是围堵和压制。以上讨论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广义的伊斯兰世俗化、本土化问题上。而从这一章开始,我们来看看狭义的伊斯兰世俗化、本土化问题,具体说就是中国回族的伊斯兰本土化问题。

那么第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在当今的中国,除了门宦这类肤浅的中国特色外,伊斯兰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其核心思想到底带上多少中国特色?或者说面对同化力极强的中华文明,中国伊斯兰是否可以成为世界伊斯兰里面的一个特例,汉文明的精髓或多或少已经进入到了其核心理论体系?答案是沮丧的:没有,中国伊斯兰的内核依然充满了阿拉伯的异国情调。这也是中国伊斯兰界时时刻刻叫嚣“和而不同”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在阅读报纸、杂志或者论文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政府官员和民族宗教学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伊斯兰已经本土化了,已经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如原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汉族)就声称:

伊斯兰教在盛唐时期传入中国后,在不断地思考如何既能保全自己的宗教特性的前提下,适应中国的传统社会,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为之所接纳。他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路径,就是要把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后人称之为“以儒诠回”),成功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正是因为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思想方面融合于中国传统思想,所以在性质上具备了中国文化的品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叶小文,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

又如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汉族)也是个很好的代表,作为研究伊斯兰的专家,他不仅坚称伊斯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他在网上对伊斯兰的默默温情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对凌晨4-5点钟的高音喇叭宣礼扰民的投诉,给出了“窗帘布换厚些,或在耳朵上塞些棉花”的建议。而对此类高音噪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却视而不见。对西北的全面伊斯兰化,他则赞赏有加。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伊斯兰文化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或者中国伊斯兰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种亚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教授的网上言论

中国著名的宗教学者金宜久(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认为伊斯兰在中国能够传播就说明它已经中国化了。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或者说,“中国化”的过程,同样是它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实现。今日人们所闻所见的中国伊斯兰教,实际上,乃是在中国大地上完成了地方化和民族化的伊斯兰教;它是中国的宗教、受到2000多万中国人的信仰、构成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在明朝真正完成了由外来宗教到中国宗教的转化.

——金宜久,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地方化和民族化

然而在中国伊斯兰协会的网站上,这个中国官方的穆斯林最高管理机构却在大谈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不同,强调所谓“和而不同”。这种逻辑显然和原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等一干众人的观点并不一致,其本质就是要求,作为外来宗教的伊斯兰要和本土文明在中华大地上拥有平等地位,要求本土文明给它一个对等的生存空间。

古兰经的天启性导致伊斯兰的封闭性,不妥协性,进攻性和扩张性的等等特质,都是伊斯兰自身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远离阿拉伯千里之外的中国,中国伊斯兰也必然带有上述性质。而在中国伊斯兰协会网站上的这篇文章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替换 中国伊斯兰要求在中华大地上与本土汉文明“和而不同”

那么中国伊斯兰协会网站上的这篇文章是中国伊斯兰的普遍认识吗?还是说大部分中国回族穆斯林已经脱离了古兰经中提倡的二元世界基本框架?停止积极建设阿拉伯伊斯兰教法中的和平世界了吗?换句话说,他们放弃阿拉伯伊斯兰的内核了吗?

这个问题论述起来很宏大和复杂,那么为了简化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实例,看看几位回族精英专家对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的指控持怎样的态度?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某些的启示。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马强教授(回族)极力鼓吹中国的伊斯兰就是中国化的伊斯兰,它和阿拉伯的不同。他对回族穆斯林离心力引发的热议,就做出过这样的评价:

替换将阿拉伯世界虚构为中国穆斯林的故乡,是对文化持有者认同心里的无端和臆测。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马强教授

这里请大家注意他耍的文字游戏,严格地说,他应该说"将阿拉伯世界虚构为中国穆斯林的精神故乡"或者“中国穆斯林的精神家园”才对,但是他用了一个含义模糊的词“故乡”,并专注在字面意思来立论。

替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回族教授马强

又如他在谈到伊斯兰二分法概念(战争和和平)的时候,就否认中国穆斯林承认这种价值观,并使用上文中同样的方法,试图将这个宗教概念按照字面去解释为真实的战争和和平,并用“百年来回族及其先民与中国的主体民族和谐共生”来证明这个概念在中国的荒谬性。但即使是字面意思他也显然忽略了同治回变(1862年-1873年),他用了一个定语“百年”把这次大规模的宗教圣战加种族屠杀隔离了出去,当然毋庸置疑,他是刻意这么做的。这是他2011年左右的观点,到了2016年,当面对来自中央的“伊斯兰中国化”的最高指示时,他说什么了呢?他说:

中国化不是汉化......(中国化)非伊斯兰因素太多的化,就影响了伊斯兰的纯洁性......盖了一个有异域风情的清真寺,我们现在说什么阿拉伯化,伊斯兰极端化了,我说那就是中国化,盖了那个建筑,就是中国化,我们回族的胸怀非常开阔,非常包容,它可以把中国的两个民族容纳在一起。

另外一位是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传斌(回族),这位当年被美国大使馆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的教授,除了在美国人面前大肆抨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之外,对大建阿拉伯式式建筑是这样解释的: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能被理解为“汉化”......所谓“兴建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的论断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有一种较为统一的伊斯兰艺术风格的话,则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继承、发扬、改造这种风格,是完全正常的行为;这既是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是为世界伊斯兰文化贡献了新的内容。

替兰州大学回族教授周传斌

实际上他们都采用了金宜久的逻辑,伊斯兰到了中国,就完成了中国化,回族(显然他们认知的前提是回族就是穆斯林,穆斯林就是回族,即所谓族教绑定)是多元化的和包容的,所以本土的土著居民必须也要本着多元化和包容的心态,给外来的阿拉伯伊斯兰一个栖身之地,同化不同化不重要。这荒谬的逻辑是啥?无非是伊斯兰代治者入侵寄居地的惯有手段罢了。

与回族学者用普世的多元和包容当挡箭牌拐弯抹角搅混水不同,宗教或半宗教人士则比所谓伊斯兰世俗学者坦率得多,经常活跃于国内外媒体中的李云飞阿訇(备注,是否为真阿訇存疑。),就宣称穆斯林讲汉语就已经完成中国化了,伊斯兰已经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若论中国文化,并不存在一个一成不变、伟大正确的“中国文化”,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宗教和历史流派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化......但所有这些历史文化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全部存在于汉语语境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宗教“中国化”,从文化而论,就是用汉语表述......当今时代,中国与穆斯林世界交往增多,文明间的边界在现代社会愈加模糊,但穆斯林基本上都是以汉语来进行宗教思维和交流的。从汉语表述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的伊斯兰教就是中国文化。

替换 网红李云飞阿訇(备份,阿訇身份存疑) 西北民族大学回族教授马明良

而混迹于大学,传教授业的穆斯林学者说得则更加系统和全面。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马明良教授(回族穆斯林):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在保持其自身固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有益于其生存发展的因素而作适当的变通,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倾向,如果根本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那它其实就不成其为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首先不应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宗旨,其次是在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读这些专家教授的观点和文章,会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他们到底想说什么?什么叫中国化不是汉化?什么叫过度中国化会影响伊斯兰的纯洁性?什么叫说汉语就是中国化?什么是在保持其自身固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什么叫来到中国传教就完成了中国化?其实仔细想想,他们的花里胡哨地长篇大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中华文明的根基不是汉文明一家,伊斯兰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即使伊斯兰保留阿拉伯属性,也是中国本土文明的一部分,显然这种逻辑充满了偷换概念的险恶用心。

要明白伊斯兰是否真的已经融入中华文明,就必须首先了解一下何为宗教本土化?

一般说来宗教本土化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第二步利用当地哲学思想翻译和解释自己的经文典籍,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用寄居地的哲学思想重新解构外来宗教,彻底完成本土化。中国的伊斯兰进入过第二步,即所谓回儒,以中国传统天地五行的逻辑去解释伊斯兰,这个理论在清朝中期就因为缺乏宗教人士的支持而停滞了,至清末回变则早已被击得粉碎。现在除了那个刚刚被发明的回族医学,因为要偷偷使用中医概念不得不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估计已经没什么伊斯兰宗教学者会去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解释古兰经了。回儒留下来的一些历史痕迹,也在近年来中国穆斯林迅速回归阿拉伯过程中,被扫荡殆尽。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伊斯兰已经退回第一步,使用当地语言服饰风俗习惯,说汉语,穿汉族服饰。而最近呈现的穿阿拉伯服饰,拒绝本土节日,拒绝本土民俗,如贴春联等,已经成呈现出彻底倒退出中华文明的迹象。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回族专家的讲话,他们不过是把本土化的第一步曲解为彻底的本土化,利用执政党反对大汉主义的错误理论(除了汉穆学者,大多汉族宗教学者的错误认识显然不是来自宗教而是来自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我留到后面再谈),把本土化等同于大汉主义,把融合变成多元的对立面,阻止国家进一步推动伊斯兰本土化。他们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回儒,不过是打算拿一个失败的概念当幌子,掩盖自己不想同化的真实面目罢了。他们所谓拥护“伊斯兰中国化”的说法,也不过是阳奉阴违的塔基亚手段而已。

部分中国穆斯林已经倒退回穿阿拉伯服饰的状态中去了

由此可见,当今的中国回族穆斯林根本没有完成本土化,其宗教精英依然固守着古兰经的核心二元世界观,这些专家学者宗教人士所鼓噪的伊斯兰已经中国化,和而不同等概念,不过是麻痹世俗,同时封闭教众和封闭社区,以便悄悄地积攒力量,为最终实现沙利亚统治中国的野心争取时间空间而已。这些伊斯兰学者的信口雌黄无非是想说一件事情,在中华大地上,必须给阿拉伯伊斯兰一片土地,让他们实践阿拉伯,实践伊斯兰。

中国的伊斯兰的核心依然继承的是阿拉伯古兰经两级世界观,也和阿拉伯伊斯兰同样拥有封闭性和进攻性属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伊斯兰依然拥有一颗阿拉伯的虔诚之心,距离所谓完成本土化还远的很。

其实兰州大学回族穆斯林教授丁士仁(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的话说得相当精准,我觉得这段话也更直指人心:

伊斯兰不同与其它宗教,她只信奉一本经典,非常强调它的天启性和神圣性,视之为永恒的真理。所以,经典中的原则、信条、戒律、伦理作为伊斯兰的本质是永不变更的。这就决定了伊斯兰教是不可以本土化或地方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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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原创】第五章至第七章

第五章 绝无仅有的中国伊斯兰化进程

伊斯兰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大家都生活在沙利亚统治之下,即使短时期内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但作为穆斯林就必须向这个方向进行各种吉哈德。所以即使不是全部穆斯林,总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徒会执着地努力改变当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而这一改变最初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清真食品开始转变为清真生活,当你发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开始清真化,你周围的区域开始驱逐猪肉,清真专用设施开始出现,你就应该知道伊斯兰化已经到达了你所生活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是独一无二的,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谈谈近代世界上出现的两种主要的伊斯兰化模式。其中第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由穆斯林自己主导进行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进程,第二种是由政府出面自上而下推动的伊斯兰化进程,由于此种情况都发生在以往世俗派掌权的伊斯兰国家,所以称为回归伊斯兰基础教义或许更合适,土耳其是典型代表。

法国作为世俗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从50年代的2.3万人(0.55%总人口)增长到今天的840万人(12.5%总人口),从简单的聚居区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No-go Zone,再到街区暴乱,再到暴恐蔓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2005年法国巴黎附近的穆斯林社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大多数世界媒体包括中国的媒体都小心翼翼地防止把这一事件与宗教扯上关系,异口同声地把这归咎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主流社会的遗忘,造成的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失业和贫穷,最终导致的暴乱。

2005年法国骚乱

可是其背后的宗教因素显然已经引起了法国社会学家们的注意。经过一系列的社会调研,他们发现这些社区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法国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这些政府原来并没有太注意的社区,已经与法国本土社会隔离开来,与本土文化隔离开来,充斥着外来文化,宗教统治,贫穷,失业和失望的穆斯林。这是崇尚所谓多元化的法国社会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媒体关于2005法国骚乱的评论

为什么社区会被封闭?法国社会学家考察了这些社区的形成过程,发现最开始的时候,社区里的声音不过是要求清真食品、但紧接着穆斯林母语语言教育和宗教教育接踵而至,再接着宗教开始规范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并吸引社区以外的穆斯林移居至这个社区。发展到这个程度,清真寺就开始大规模出现了,当然这其中外国资金资助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法国政府不允许政府各级机构资助建设清真寺),如来自沙特和伊朗的资金。虽然这些清真寺很多不是法国政府承认的正规宗教场所,但清真寺这个伊斯兰社会的重要节点一旦建成,它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就会立刻开始发挥作用。以清真寺为中心划定归属伊斯兰的地域,以清真寺阿訇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得以确立,小区就此开始封闭。当多个清真寺节点结网之后,政治伊斯兰就开始显现,教法开始对整片地域开始实施管理,也就是说这片区域最终成了城中城的No-go Zone。

在这些现象中,法国学者惊讶地发现,清真食品所起的作用相当关键,专家们发现清真的含义极其复杂,从开始的简单食品,会逐渐拓展至行为准则,价值观。清真概念引发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把世界分为Halal和Haram黑白分明的两极世界,并努力将这一个观念拓展和贯穿至从私人领域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特性对法国的中小学教育伤害最大,因为在这个阶段学校不仅仅是未成年人学习科学的地方,它也是学生们学习社交知识,公民意识,国民意识,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协作精神的地方,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但清真食品及其附带的清真准则,却将穆斯林中小学生和法国价值观以及其他非穆斯林学生之间的联系隔断开去。世俗化教育和法国价值观教育被严重阻碍。而女孩被强制带头巾更是这种清真意识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自我隔离的最直接最恶劣的表现。这些从小进行的潜移默化的宗教教育,对这些小孩世俗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这种自幼形成的隔离思想,在穆斯林成年以后,会衍射至婚姻,不与异教徒通婚成为准则,而这保证了穆斯林社区封闭性。这种古老的手段,经过历史的检验,是穆斯林整个社区和团体维持封闭和独立存在最有效的措施。

当这种封闭社区初步形成以后,这种社区主要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虔诚的教徒,另一个就是阿訇。第一个群体保证宗教的触角能够伸到穆斯林社会的各个角落,监管每一个人,并向伺机向外寻找社会的脆弱点散播伊斯兰。而阿訇显然是维系这种伊斯兰No-go Zone社区的核心,并且他们是将伊斯兰转换为政治实体的主要推手。在法国,伊斯兰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宗派,但是面对世俗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呈现联合的趋势,并开始寻求在法国社会中的发言权。

那么反过头来看法国年轻穆斯林的骚乱,固然家庭贫穷父母失业是最直接的原因,但这种贫穷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所谓政府忽视造成的。当然西方的去工业化,使得当年被当作简单劳力引入的穆斯林工人丢掉了谋生的饭碗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不能否认。但超高的出生率,直接导致穆斯林社区的人口过度膨胀,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这种膨胀的后果,使政府的基建投入、社区建设投入、教育投入与新增人口相比严重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他们自己又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于宗教,社会竞争力差,使他们始终徘徊在社会的底层,慢慢地,不满就滋生了起来,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敌意也越来越大,而这种境遇显然与宗教中宣传的大地代治者的高贵身份格格不入,那么愤怒也就渐渐产生,再加上某些基础极端教义的诱导,极端化也就慢慢开始滋生。

法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穆斯林伊斯兰化法国的企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禁止罩袍,在公立学校、政府机关禁止头巾,尤其是近几年来暴恐活动造成巨大伤亡以后,法国政府开始关闭少部分宣传极端思想的清真寺。但在多元化政治正确大帽子下,并不敢采取太过严厉的措施,即使这样,这些政策都被穆斯林社区看作迫害伊斯兰的证据,而让他们更加不满。法国作为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除非法国人自愿丢弃法国传统任由伊斯兰攻城略地,如果不出意外,我个人认为30-50年之内必然爆发大规模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我以前谈到过的土耳其,它是自上而下进行伊斯兰化的代表,严格说,土耳其不能叫伊斯兰化,应该叫在世俗化多年以后,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要推手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基本教义为动员口号,夺取政权后,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采用大建清真寺,建宗教学校,废除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法律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回归伊斯兰。自他出任总理的2003年起,到2009年埃尔多安建了9000余座清真寺,至2013年,他建的清真寺的总数目已经达到了17000余座。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惊人。另外宗教中学被大批建立,从2002年的450座增长到了2015年的1961座,选择宗教中学,学生能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大量世俗的法律被废止,在大学里穆斯林女学生禁止带头巾的法律被废除,女公务员和军警禁止带头巾的法律被废除,商家禁止在晚上十点至早上六点售卖酒水,家庭妇女不应使用含酒精的清洁用品。2016年土耳其政府还试图通过一项强奸幼女免罪法案,法案宣称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可通过与受害者结婚被判无罪。2018年初土耳其宗教局强调根据伊斯兰法9岁大的女孩是是可以结婚的。虽然后两项议题引发了土耳其国内和国际的声讨而最终做罢,但可以看出土耳其彻底回归伊斯兰已经不可避免。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尔多安这些举措,产生了令人称奇的功效,短短10来年不仅彻底逆转了凯末尔的世俗化道路,还彻底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而土耳其军队作为世俗主义的大本营,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几十年缠斗中,最终败下阵来。

比较这两种伊斯兰化的途径,就会很轻易地发现政府全方位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见效最快。而自下向上由底层穆斯林推动的伊斯兰化,则相对来说艰难得多,自下而上进行的伊斯兰化,短期最大的目标是聚居区内实现伊斯兰自治。而政府推动的则是伊斯兰化整个国家。

那么我们反观中国,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因为在世俗国家范畴内,中国同时包含了上述的全部两种形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

北京管庄回民清真小区

这里最令人诧异的是以无神论自居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和土耳其政府几乎完全一样的手段大肆推广伊斯兰。首先政府大肆资助修建清真寺,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大约600人/座,大部分是近30多年修的,比埃尔多安的850人/座清真寺力度大得多。其次伊斯兰经校遍地,默认幼儿进宗教学习班,强迫所有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推广清真灶和清真食堂,强迫某些地域所有航线的所有乘客吃清真食品,设置穆斯林专用设施,封闭社区,推动沙利亚法正式进入世俗法律系统(进入刑法,进入民法人民调解制度)。

甘肃可爱的念经女孩

在学术方面,动用国家级别的学术机构,构建所谓回族的伊斯兰历史、伊斯兰文化、伊斯兰艺术和伊斯兰医学。由于没有历史以及汉族特征太过明显,最终不得不采取从篡改到直接杜撰的手段。这种对伊斯兰的执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完全与埃尔多安原教旨主义政府的所作所为极为相似,可偏偏却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无神论政府所为,这是一件相当独特并且荒谬的事情。显然这已经不能用所谓个体错误去解释了,而一定是民族宗教理论出现了偏差,导致了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回族民族主义分子主导了民族和宗教领域。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国自下而上的例子,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也基本上可以在中国完全找出与法国相对应的例子,中国伊斯兰教徒对清真食品的执着,对幼儿宗教教育的执着,对封闭社区的执念几乎与法国穆斯林不相上下。

即使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的待遇比很多与其处在同一生活区域的非穆斯林民族好很多,尤其是汉族好太多,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做为“名族”的莫名愤怒。正如法国穆斯林的愤怒最终以社区暴乱的形式发泄出去一样,在中国也不乏此类的暴乱例子。由于法国穆斯林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为其在法国政坛发声,所以他们与中国回族穆斯林比较起来极端的圣战士多了很多。当然在中国有多少穆斯林怀揣着圣战的热望就不好说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拉登在很多穆斯林眼里是英雄,如张承志就写过一篇长诗赞美拉登,并得到了很多穆斯林的共鸣:

你活在人民心中,以一个美男子和世纪英雄的形象。 你预示了世界的明天。——张承志,献给你的都瓦。

2017年唐山一收费站因向当地阿訇收费,引发冲突后被当地回民打砸

中国的伊斯兰化过程是世界上一个十分特殊的伊斯兰化例子,中国作为世俗国家,伊斯兰入侵的过程并不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过程,而是一个由无神论世俗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和伊斯兰教团自身自下而上互相配合的伊斯兰化过程。也就是说无神论的世俗政府和伊斯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联盟关系。那么这个奇怪的同盟是如何而来的呢?穆斯林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很好理解,但无神论政府为什么会自上而下推动伊斯兰化呢?这个问题将是我们后面要研究的重点。

第六章 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中国的伊斯兰化过程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伊斯兰化进程,它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伊斯兰化进程互相配合进行的,而这两个进程的推手一个是穆斯林自己,一个是政府。那么为了增加对中国伊斯兰化的直观认识,本章和下一章,我将向读者展示一些中国伊斯兰化的具体实例。请注意这些实例有些可能已经有所改观,甚至被彻底废止,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当作典型的案例来认识伊斯兰化中国的问题。本章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穆斯林教团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进程。下一篇我们再去关注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进程。

自下而上是指穆斯林自我进行的各种吉哈德,目的无非是伊斯兰化当地社会人文环境,这是伊斯兰教义决定的。越虔诚的教徒,这种伊斯兰化中国的责任感也就越强,作为穆斯林这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结合前面几章我们知道,伊斯兰化的重要里程碑是封闭并宗教化一个社区,在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斯兰教团的手段主要有四个,首先是清真食品,其次是未成年人经校的古兰经教育,三是建设清真寺,四回归阿拉伯传统,阿拉伯语语言,阿拉伯服饰,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建在中东,从而在心理上成为外国侨民,作外国文明代理人。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开始,当清真食品概念中隐藏的两级世界的概念被灌输到普通穆斯林心中之后,清真食品就演变为清真价值观,清真生活;清真寺开始大规模修建,穆斯林聚居区开始扩张,未成年人经文学校大规模兴办,在所谓伊斯兰的土地上猪肉开始从社区的各个角落包括商家被清除出去,其后果必然是清真概念开始扩张至各种生活用品,企业招工领域,公务员招聘领域,穆斯林专用设施等,在这种环境下,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通婚会愈发艰难,歧视卡费勒异教徒成为普通穆斯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在价值观统一之后,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就开始将族教绑定的内涵带入到现实生活中,脱离寄居地的本土语言本土服饰本土风俗的现象开始出现,至此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政治性穆斯林聚居社区开始形成,以阿訇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而这种伊斯兰化进程必然导致非穆斯林开始大批搬离此区域,至此封闭社区的雏形就初步形成了。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初期最关键的步骤。也是自下而上伊斯兰化初级阶段中穆斯林个体能动性最高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在世俗和伊斯兰之间构建藩篱的开始。当然清真食品的推广,不可能完全靠自觉自愿,关键是形成一个互相监督的网络,个体之间相互监视。而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阿訇,其办公地点就是清真寺。伊斯兰组织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监视着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所有人都逃不出这个组织的眼睛。当然光有监视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强大的执法机构,惩戒机构,才能形成威慑力。此时普通的虔诚穆斯林就充当了先锋,他们以当地教团为强大的后盾,自发执法,如果遇到太强大的阻力的时候,以清真寺阿訇为首的教团组织就会亲自出动,组队进行执法。

第三,我们坚持清真食堂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和汉餐食堂兼并,是基于对“清真”二字的尊重和维护。“清真”并不仅是没有猪肉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清真饮食文 化、民族感情、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要求有完全隔离的进肉渠道、完全独立的制作和洗涤空间、远离汉餐的地理位置、完全纯粹的穆斯林厨师等。如搬至汉餐楼上,校方虽可允诺保证进肉渠道、操作空间的独立,但这样的“独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存在着极大的疏漏可能。比如,工作人员错搬、错装、错存肉食之疏 漏,混洗餐具之疏漏,楼下汉族同学带外菜进入清餐之疏漏等,这些都不是一纸允诺可以完全保障,也不是穆斯林师生可以随时随地监管的。从长远眼光考虑,这种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我们不能保证穆斯林同学不会和校方产生冲突,届时将不再是一个小小食堂的问题,而会迅速升级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战问题,乃至全国 性、国际性问题。据了解,有的高校就曾因清餐与汉餐混在同一栋楼里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抗议,最后又不得不分开。当然,有的学校在公共餐厅二三楼设清餐,也有做得不错的案例,但前提是那些学校不具备独立的清真食堂,只好勉为其难。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原本有最为安全、独立的清真食堂,何必又要自寻安全隐患?我们完全是为学校的统战工作、民族团结、和谐校园建设而考虑。

——2014年传媒大学穆斯林大学生公开信,反对清真食堂建在普通食堂楼上,要求单独建清真食堂

商丘宗教人员私自进行所谓执法,损毁他人私人财物

2009年云南沙甸伊斯兰禁酒纠察队抄家式搜查

2013年河南睢县18坊清真寺阿訇社首联合突击执法

当清真食品初步规范了聚居地穆斯林的价值观之后,未成年人的经文学校就开始出现了,经文学校的目标当然是下一代,但其对孩子父母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看,以前不大接触古兰经的父母现在也一定有机会和孩子一起阅读古兰经了,对宗教服饰不太注意的父母也应该从孩子和孩子老师的口中得知如何规范宗教服饰乃至宗教生活。

在中国,宗教教育主要借助打着语言教育或民族教育旗号的各类经校。一是以清真寺为单位,开办的短期经文培训班,二以清真寺为主导开办的有正规学制的经校,三是穆斯林个人投资建所谓民办阿拉伯语学校、职业教育学校等,最后这类经校很多获得了阿拉伯国家的资助,其中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现改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且最后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经校大多也获得了官方教育体系中的中专资质,而在中国,中专学校是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补贴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政府出钱,让未成年人学习宗教知识,学习阿拉伯语。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李旺镇穆家团庄短期读经班

云南希达教育学院,个旧市老鸡街清真寺承办的一所民办全日制经学院

与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宁夏国际语言学校)

个旧市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校园内的中阿双文标语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清真东寺暑假班

临夏外国语学校女校的学生在学习古兰经

宁夏吴忠伊斯兰女子学校女生

当这两点完成的差不多的时候,建造地标性质的宏伟清真寺则成为重点。而这个过程正如法国发生的情况那样,外国资金打着慈善的旗号,通过国内的代理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2001年成立的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至2015年,利用所谓慈善捐款14年间共修建清真寺125座,平均每年修清真寺近10座。

私自建设的韦州大清真寺(现已整改,但迫于教徒压力已经无法拆除了)

阿拉伯国家金钱资助修建的清真寺相当引人瞩目

红寺堡清真南大寺,由阿联酋资助,原名为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宁夏吴忠红寺堡清真南大寺

而一些穆斯林教徒私下组织带有地下讲经所性质的社交媒体群,进行网上宣教活动,则是新技术下产生的一个新现象。一些体制内的穆斯林精英也主动在学术讨论会和网络中为伊斯兰进行宣传,也是有目共睹。

著名回族媒体人共产党员马晓霖的言论

高发元(回族,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做好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研究

当清真生活得到了彻底贯彻之后,自然就是要贯彻清真法律——沙利亚法。清真立法期间,大批体制内回族精英异口同声支持,没有统一的思想和主观的意愿,很难达到如此步调一致的效果。

回族精英步调一致地支持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

在贯彻清真生活和沙利亚法的过程中,必然引发与世俗的冲突,那么展示伊斯兰的力量就是必须的手段。如当街礼拜,或者一点点低烈度的暴力。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好,而导致大规模暴力事件。

2016年开斋节西宁穆斯林当街礼拜展示力量

2015年焦作青年徐凯因与回女恋爱遭女方家庭反对,放猪头于女方家村口导致回民街头抗议,最终徐凯被判刑2年

2015年西宁市,清真蛋糕店因原材料配送没使用专车运输,而被造谣使用猪肉制品作为原料,被打砸

2016年洛阳穆斯林因为所谓清真饭馆穆斯林雇工比例未达标,围堵市政府,支持清真立法

2017年郑州圆通提及邪教时使用了新华社的图片,但其中包含有阿拉伯文古兰经非法出版物,被围攻

以上这些行为基本构成了现在中国自下而上伊斯兰化的一个主线。那么在西北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也就不赘言,而在中原地带的效用如何呢?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据说党员)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要求隔离猪肉,要求明确回族穆斯林高贵的身份,公开宣称其汉族女友不过是他泄欲的工具,同时他对汉族族群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并公开声称汉人每天在吃屎(指吃猪肉)。

我是回族,咋了吗?我是穆斯林,……说到你们尊重我们,总有人会说宿舍有穆斯林不能吃x肉什么的。我想问问你们,如果有人在你们面前吃屎,你们什么感受,脏,恶心。我也是这么觉得啊你们吃的那些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吃屎,所以啊,你们不要问在我面前吃x肉我什么心态,没别的,恶心,跑还来不及呢,我不喜欢别人吃x肉,但是汉人,我尊重你们吃的权利。

我是个穆斯林,吃合法的食物,偶尔礼拜,时间允许封斋,上学走之前会在寺里和阿訇聊很久,好在在学校饮食很方便…… 但是我也喝非法的酒,我也没事非法的和女朋友打炮(她汉族,不是穆斯林,我们把两个人能解锁的姿势全都解锁了),也看非法的看汤不热的小视频,也喜欢ins上的大波妹子,上大学也是连玩带学,到了今年大三也是准备考研,也是被现代控制理论弄得不要不要的。但我依然是个穆斯林……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

马兆霖事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样一个看上去还算世俗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年轻穆斯林,内心却是极度扭曲的。可是看他的生活轨迹,他和宗教的距离其实很远,他初中是在辽宁上的,高中在北京民大附中,不出意外是借助民宗委内部政策的官助高考移民当年挤占的是普通北京考生的高考录取名额,按道理他应该感激北京汉族考生为他做的巨大牺牲。可是他没有,他对汉族的态度是极端仇恨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备注:自2003年起,在民宗委推动下,民大附中可以在全国招收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成绩大学按照北京考生分数线录取,大学招生名额算北京生源,其实本质就是高考移民。后来由于民大附中招收人数越来越多,招收条件越来越宽松,大面积挤占北京考生高考大学招录名额,引发强烈反响,并诱发大规模抗议,所以现已改为有条件全国招生,大学按北京分数线录取,但不占北京考生高考招录名额,但想想大学招生名额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高考移民学生只不过是把占北京考生便宜变成了占全国考生的便宜罢了。)

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穆斯林个体在非穆斯林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就是依据教义,把伊斯兰化当地作为神圣的任务,每个人身体力行地进行吉哈德,哪怕引发暴力也在所不惜。从清真食品而起,至经堂教育,至回归阿拉伯,至封闭社区,至伊斯兰法律,至教法自治,可能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总的说来全世界穆斯林在寄居国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的步骤都差不太多。

穆斯林伊斯兰化寄居地路线图

第七章 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上篇)—— 清真食品和经校

近年来中国伊斯兰化的速度深度广度确实是一般世俗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政府引导下,中国伊斯兰的规模和动员协同程度远远把欧洲甩在后面。在此背景下,中国伊斯兰自己也膨胀至将其目标从原来的封闭社区转为绿色西北,绿色中华的地步。可荒谬之处在于在追求绿色中华的旗帜下,我们却看到信奉马列的无神论者的身影。这种荒诞的景象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执政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已经被混入党内的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完全操纵了。显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立论,那么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考证一下政府在整个回族群体中强化宗教意识和支持伊斯兰扩张现象是否真正存在,倘若存在,我们才可以继续讨论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伊斯兰化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文章开始之前,必须要再重申一下,以下所展示的实例,很多已经悄悄起了变化或者被彻底地拨乱反正,但它们对研究自上而下伊斯兰化这一现象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大多数纠正措施还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缓解矛盾的层次上,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仔细审视这些现象,肯定可以促进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上篇里我们讨论了自下而上伊斯兰化中最常见的手段,主要有清真食品,宗教教育,清真寺,社区封闭,其实自上而下式的伊斯兰化也依然脱离不开这条主线。那么我们就顺着这条主线,来看看政府是如何参与推广清真概念的。

我们先来谈谈清真食品,我们知道清真食品含义复杂,在伊斯兰化寄居地的过程中扮演着排头兵和护卫兵的重要角色。以清真食品为起点聚集教众,深化宗教,最终将狭义的清真概念(清真食品中的清真概念)拓展成为广义的清真生活(沙利亚法监督下的生活)。也就是说清真食品是强化宗教意识最初始阶段最有效的宗教工具。所以清真食品对伊斯兰具有特殊含义,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最重要举措。在中国,官方推广清真食品的基本步骤是,确立保护和鼓励法规,税务财政上给予优惠政策,政府亲自参与推广,并拓展清真食品进入上下游企业,以期建立清真工业体系,最终目标就是推广清真生活,伊斯兰化当地。

涉及法律法规,2016年搞清真立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中最积极的是宁夏。清真立法失败以后,宁夏就一直想将其清真管理条例的地方标准级别升格为国家标准。无果之后,以宁夏为龙头又风风火火地弄了一个九省市《清真食品认证通则》的通用地方标准,包括宁夏,甘肃、青海、陕西、云南,河南、四川,天津和辽宁。实际上还是打算变相推行它的清真地方标准国标化。如果把清真九省市从地图上标出,其目标一目了然,建立中华伊斯兰经济圈,并通过南亚伊斯兰国家,最终与中东伊斯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世界级别的伊斯兰经济圈,同时在国内伺机将中华伊斯兰经济圈向中原方向扩展。

《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包括的九省市

上文中提到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法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虽然标准并不统一,但却是早已遍布全国,并开花结果。其中宁夏的清真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严格的宗教食品法规,不仅规定肉类屠宰必须由阿訇操刀之外,还拓展至整个食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如各种食材,食品佐料,食品添加剂,运输储存,厨具餐具,甚至扩大到招工等领域。更为可笑的是对企业建筑内厕所蹲坑的走向都做了严格规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宁夏主导的九省市《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完全就是以宁夏的清真管理条例为蓝本制定的。(备注:九省《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已经被废弃,但各省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依然存在。)

有了法律法规的支持,下一步自然是将清真食品有计划有步骤强制推广至社会各个角落。首先是金融和税收的特殊政策,各种贷款优惠,各种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和保护清真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在如何提高清真食品的需求方面,最早行动的是教育部,自90年代末,教育部就强调大中小学幼儿园必须建清真食堂和清真灶。这是一个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决定,清真食堂走到今天,如果按照宁夏的清真食品管理标准,大部分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将彻底被清真食品占领。因为普通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不可能负担得起两套完全隔离的厨房,两套炊事人员,也就是说清真这个宗教概念至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公立教育系统,并独霸其中。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政府认为清真为宗教概念,政府的态度是不参与,所以西方穆斯林要求大中小学校提供清真餐的要求基本上都被拒绝,这与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民宗委这个泛清真的始作俑者在教育部实施清真推广成功以后,更是以民族团结名义,在国家机关,军警部门,监狱部门等国家机构推广清真食堂,将宗教概念引入国家机关。

宁夏的清真标准,甚至连厕所茅坑方向都有规定

中央党校清真食堂

宁夏清真食堂走进学校医院监狱

在支持伊斯兰食品扩散的实例中,有一个很十分特殊的例子,就是西北区域航线强迫乘客一起吃清真宗教食品。清真航线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产物,世俗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国航官网的清真航线说明

申请特殊餐食的旅客:对于乌鲁木齐、银川、西宁、兰州等国内清真航线,目前我们机上的标准配备餐食为无猪肉的全清真餐。上述国内航线我们不接受您提出的含有猪肉需求的餐食申请。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备注:虽然国航网站已经对内容进行了修改,最近整体情况也有所好转,但是各航空公司西北航线的实际情况依然是清真泛滥)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面采用伊斯兰航食标准的世俗国家。从披露的事实上看,航线中的乘客非穆斯林居多,那么西北航线的彻底伊斯兰化,则可以视作带有某种政治上的隐喻,是暗中宣示西北为伊斯兰的领地,宣示宗教在西北具有主导权的一种形式,是伊斯兰开始试图展示自己政治地位的信号。对投诉的乘客,航空公司则强硬表示,只有清真,理解不理解都只提供清真餐。

中国民航总局对强制喂食清真餐投诉的回复

在政府为清真食品进入世俗社会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和需求链之后,就面临如何监管的问题。鉴于清真食品的强烈排他性,强力监管是必然步骤。不过让宗教人士单独执法,实在太过张扬,于理于法不通。但交给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宗教执法他们没有宗教专业知识,二因为宗教概念无法和食品安全契合,宗教执法名不正言不顺,三也是最重要的,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宗教热情去主动实施监管。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把宗教人士塞进执法机关。可是清真食品的主要推手民宗委很快就发现,宗教人士虽有满腔宗教热情,可惜还要听人家的,这时一个奇怪的机构就诞生了,它就是“清真食品监督执法大队”,归各地民宗委领导,可是它有执法权,谁给的?怎么得来的,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后面的附录我会专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清真食品这个概念在社会中站稳脚跟,成为某些国家机构,各类学校和国有企业的必供食品之后,推动清真概念在食品及相关产业链中的蔓延就是下一步的举措。从最开始的清真屠宰,蔓延到各类清真食品加工,清真调味品,清真饮料,再到原材料采购,成品运输,储藏,清真餐具,清真厨具等等,而政府的企业优惠政策也随之扩散至这些上下游领域。这些由清真食品衍生出来的清真企业,再借着清真食品搭建好的构架,从融资到税收,再到市场,迅速延展出去,通过不正当竞争,迅速占领全部市场,形成垄断。比如清真屠宰业,在很多地方已经发展至彻底垄断了屠宰市场。

清真餐具

清真花椒油

那么政府中的某些人仅仅满足于食品行业了吗?显然没有,分子级别的清真食品实验室已经在西北民族大学建立起来。清真既然进入了分子级别,也就意味着清真概念开始向其他工业领域渗透。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不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清真化,就是形成世俗和清真平行的两套工业体系。当然如果清真概念进入分子概念,谁能阻止清真药品的出现呢?谁能阻止化工原料获得清真认证呢?

西北民族大学的清真实验室

清真药品

清真药品国际认证

齐鲁石化化工原料获得清真认证

联合利华的日化产品获得清真认证

当清真食品概念转为清真生活,宗教徒专用设施的出现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按照现代理念,根据种族宗教不同专为某一团体设立的专用公共设施就是种族隔离设施。可是在所谓“从出生到去世”的民族服务体系下,这类种族隔离设施却被披上了一层民族团结的光鲜外衣。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由政府机构推动建立这种设施,尤其在教书育人的大学出现这种设施,不能不说相当令人遗憾。而且活着时候的特殊待遇,在政府推动下,还被一直延展到死后的丧葬问题上,则更令人错愕和悲哀。

北京:从出生到去世的穆斯林服务体系

超市回民专用通道

四川大学穆斯林专用就餐区

与穆斯林低廉土葬大墓相比,非穆斯林却被鼓励所谓不占土地的生态葬

清真食品之后,伊斯兰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经堂教育。政府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默许宗教学校顶着阿拉伯语言学校的帽子进入教育体系,给予补贴。这些学校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经校,主要课程为古兰经和阿拉伯语教育。政府将这些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视为中专给予补贴,也就是说,国家出钱让这些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

2016年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招生简章中提到的政府补贴标准

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

英语在中东是通用语言,不少中东国家都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使用。所以对于一带一路整体而言,英语是最佳语言。但宁夏却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于2016年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伯语人才培养规划(2016-2020年)》,有意无意地试图在公立中学中把阿拉伯语教育加入其中,甚至还在政协中提出所谓把阿语列入高考的议案,目的无非是想将阿拉伯语提升至所谓民族语言的地位。公共方面,宁夏电视台的幼儿学阿语虽然现在已经停播,但依然是一个恶劣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报道指出,这个节目是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并企图在校园中推广。当然宁夏这么推崇阿拉伯语,虽然打着为一带一路服务的旗号,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阿拉伯语最大的功用就是读古兰经方便,同时有些人还打着为回族找一门民族语言的如意算盘罢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宁夏银川试图在高中引入阿语

宁夏少儿电视台的幼儿学阿语 (现已取消)

通宝推:大眼,等明天,
家园 【原创】第五、六、七章

第五章 绝无仅有的中国伊斯兰化进程

伊斯兰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大家都生活在沙利亚统治之下,即使短时期内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但作为穆斯林就必须向这个方向进行各种吉哈德。所以即使不是全部穆斯林,总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徒会执着地努力改变当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而这一改变最初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清真食品开始转变为清真生活,当你发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开始清真化,你周围的区域开始驱逐猪肉,清真专用设施开始出现,你就应该知道伊斯兰化已经到达了你所生活的区域。

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是独一无二的,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先谈谈近代世界上出现的两种主要的伊斯兰化模式。其中第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由穆斯林自己主导进行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进程,第二种是由政府出面自上而下推动的伊斯兰化进程,由于此种情况都发生在以往世俗派掌权的伊斯兰国家,所以称为回归伊斯兰基础教义或许更合适,土耳其是典型代表。

法国作为世俗的基督教国家,穆斯林从50年代的2.3万人(0.55%总人口)增长到今天的840万人(12.5%总人口),从简单的聚居区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No-go Zone,再到街区暴乱,再到暴恐蔓延,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现象。2005年法国巴黎附近的穆斯林社区发生大规模骚乱,大多数世界媒体包括中国的媒体都小心翼翼地防止把这一事件与宗教扯上关系,异口同声地把这归咎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主流社会的遗忘,造成的穆斯林社区的大规模失业和贫穷,最终导致的暴乱。

2005年法国骚乱

可是其背后的宗教因素显然已经引起了法国社会学家们的注意。经过一系列的社会调研,他们发现这些社区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法国社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境,这些政府原来并没有太注意的社区,已经与法国本土社会隔离开来,与本土文化隔离开来,充斥着外来文化,宗教统治,贫穷,失业和失望的穆斯林。这是崇尚所谓多元化的法国社会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媒体关于2005法国骚乱的评论

为什么社区会被封闭?法国社会学家考察了这些社区的形成过程,发现最开始的时候,社区里的声音不过是要求清真食品、但紧接着穆斯林母语语言教育和宗教教育接踵而至,再接着宗教开始规范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并吸引社区以外的穆斯林移居至这个社区。发展到这个程度,清真寺就开始大规模出现了,当然这其中外国资金资助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法国政府不允许政府各级机构资助建设清真寺),如来自沙特和伊朗的资金。虽然这些清真寺很多不是法国政府承认的正规宗教场所,但清真寺这个伊斯兰社会的重要节点一旦建成,它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就会立刻开始发挥作用。以清真寺为中心划定归属伊斯兰的地域,以清真寺阿訇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得以确立,小区就此开始封闭。当多个清真寺节点结网之后,政治伊斯兰就开始显现,教法开始对整片地域开始实施管理,也就是说这片区域最终成了城中城的No-go Zone。

在这些现象中,法国学者惊讶地发现,清真食品所起的作用相当关键,专家们发现清真的含义极其复杂,从开始的简单食品,会逐渐拓展至行为准则,价值观。清真概念引发的最大社会问题是把世界分为Halal和Haram黑白分明的两极世界,并努力将这一个观念拓展和贯穿至从私人领域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特性对法国的中小学教育伤害最大,因为在这个阶段学校不仅仅是未成年人学习科学的地方,它也是学生们学习社交知识,公民意识,国民意识,社会权利和义务,以及协作精神的地方,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但清真食品及其附带的清真准则,却将穆斯林中小学生和法国价值观以及其他非穆斯林学生之间的联系隔断开去。世俗化教育和法国价值观教育被严重阻碍。而女孩被强制带头巾更是这种清真意识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自我隔离的最直接最恶劣的表现。这些从小进行的潜移默化的宗教教育,对这些小孩世俗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这种自幼形成的隔离思想,在穆斯林成年以后,会衍射至婚姻,不与异教徒通婚成为准则,而这保证了穆斯林社区封闭性。这种古老的手段,经过历史的检验,是穆斯林整个社区和团体维持封闭和独立存在最有效的措施。

当这种封闭社区初步形成以后,这种社区主要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虔诚的教徒,另一个就是阿訇。第一个群体保证宗教的触角能够伸到穆斯林社会的各个角落,监管每一个人,并向伺机向外寻找社会的脆弱点散播伊斯兰。而阿訇显然是维系这种伊斯兰No-go Zone社区的核心,并且他们是将伊斯兰转换为政治实体的主要推手。在法国,伊斯兰虽然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宗派,但是面对世俗政府,近年来已经开始呈现联合的趋势,并开始寻求在法国社会中的发言权。

那么反过头来看法国年轻穆斯林的骚乱,固然家庭贫穷父母失业是最直接的原因,但这种贫穷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仅仅是所谓政府忽视造成的。当然西方的去工业化,使得当年被当作简单劳力引入的穆斯林工人丢掉了谋生的饭碗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不能否认。但超高的出生率,直接导致穆斯林社区的人口过度膨胀,则是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这种膨胀的后果,使政府的基建投入、社区建设投入、教育投入与新增人口相比严重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严重不足,他们自己又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于宗教,社会竞争力差,使他们始终徘徊在社会的底层,慢慢地,不满就滋生了起来,对整个主流社会的敌意也越来越大,而这种境遇显然与宗教中宣传的大地代治者的高贵身份格格不入,那么愤怒也就渐渐产生,再加上某些基础极端教义的诱导,极端化也就慢慢开始滋生。

法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穆斯林伊斯兰化法国的企图,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禁止罩袍,在公立学校、政府机关禁止头巾,尤其是近几年来暴恐活动造成巨大伤亡以后,法国政府开始关闭少部分宣传极端思想的清真寺。但在多元化政治正确大帽子下,并不敢采取太过严厉的措施,即使这样,这些政策都被穆斯林社区看作迫害伊斯兰的证据,而让他们更加不满。法国作为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多的国家,除非法国人自愿丢弃法国传统任由伊斯兰攻城略地,如果不出意外,我个人认为30-50年之内必然爆发大规模冲突。

第二个例子是我以前谈到过的土耳其,它是自上而下进行伊斯兰化的代表,严格说,土耳其不能叫伊斯兰化,应该叫在世俗化多年以后,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主要推手是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

埃尔多安以伊斯兰基本教义为动员口号,夺取政权后,大力扭转土耳其开国总统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政策,采用大建清真寺,建宗教学校,废除凯末尔制定的世俗法律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回归伊斯兰。自他出任总理的2003年起,到2009年埃尔多安建了9000余座清真寺,至2013年,他建的清真寺的总数目已经达到了17000余座。埃尔多安建造清真寺的速度惊人。另外宗教中学被大批建立,从2002年的450座增长到了2015年的1961座,选择宗教中学,学生能获得政府的大量资助。大量世俗的法律被废止,在大学里穆斯林女学生禁止带头巾的法律被废除,女公务员和军警禁止带头巾的法律被废除,商家禁止在晚上十点至早上六点售卖酒水,家庭妇女不应使用含酒精的清洁用品。2016年土耳其政府还试图通过一项强奸幼女免罪法案,法案宣称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可通过与受害者结婚被判无罪。2018年初土耳其宗教局强调根据伊斯兰法9岁大的女孩是是可以结婚的。虽然后两项议题引发了土耳其国内和国际的声讨而最终做罢,但可以看出土耳其彻底回归伊斯兰已经不可避免。

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埃尔多安这些举措,产生了令人称奇的功效,短短10来年不仅彻底逆转了凯末尔的世俗化道路,还彻底击垮了世俗的保卫者——军队,而土耳其军队作为世俗主义的大本营,在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几十年缠斗中,最终败下阵来。

比较这两种伊斯兰化的途径,就会很轻易地发现政府全方位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见效最快。而自下向上由底层穆斯林推动的伊斯兰化,则相对来说艰难得多,自下而上进行的伊斯兰化,短期最大的目标是聚居区内实现伊斯兰自治。而政府推动的则是伊斯兰化整个国家。

那么我们反观中国,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中国的伊斯兰化进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因为在世俗国家范畴内,中国同时包含了上述的全部两种形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

北京管庄回民清真小区

这里最令人诧异的是以无神论自居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和土耳其政府几乎完全一样的手段大肆推广伊斯兰。首先政府大肆资助修建清真寺,中国2014年拥有清真寺39135座,大约600人/座,大部分是近30多年修的,比埃尔多安的850人/座清真寺力度大得多。其次伊斯兰经校遍地,默认幼儿进宗教学习班,强迫所有大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推广清真灶和清真食堂,强迫某些地域所有航线的所有乘客吃清真食品,设置穆斯林专用设施,封闭社区,推动沙利亚法正式进入世俗法律系统(进入刑法,进入民法人民调解制度)。

甘肃可爱的念经女孩

在学术方面,动用国家级别的学术机构,构建所谓回族的伊斯兰历史、伊斯兰文化、伊斯兰艺术和伊斯兰医学。由于没有历史以及汉族特征太过明显,最终不得不采取从篡改到直接杜撰的手段。这种对伊斯兰的执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完全与埃尔多安原教旨主义政府的所作所为极为相似,可偏偏却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的无神论政府所为,这是一件相当独特并且荒谬的事情。显然这已经不能用所谓个体错误去解释了,而一定是民族宗教理论出现了偏差,导致了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回族民族主义分子主导了民族和宗教领域。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国自下而上的例子,通过对比,我们会发现也基本上可以在中国完全找出与法国相对应的例子,中国伊斯兰教徒对清真食品的执着,对幼儿宗教教育的执着,对封闭社区的执念几乎与法国穆斯林不相上下。

即使中国穆斯林在中国的待遇比很多与其处在同一生活区域的非穆斯林民族好很多,尤其是汉族好太多,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们做为“名族”的莫名愤怒。正如法国穆斯林的愤怒最终以社区暴乱的形式发泄出去一样,在中国也不乏此类的暴乱例子。由于法国穆斯林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为其在法国政坛发声,所以他们与中国回族穆斯林比较起来极端的圣战士多了很多。当然在中国有多少穆斯林怀揣着圣战的热望就不好说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拉登在很多穆斯林眼里是英雄,如张承志就写过一篇长诗赞美拉登,并得到了很多穆斯林的共鸣:

你活在人民心中,以一个美男子和世纪英雄的形象。 你预示了世界的明天。——张承志,献给你的都瓦。

2017年唐山一收费站因向当地阿訇收费,引发冲突后被当地回民打砸

中国的伊斯兰化过程是世界上一个十分特殊的伊斯兰化例子,中国作为世俗国家,伊斯兰入侵的过程并不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过程,而是一个由无神论世俗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和伊斯兰教团自身自下而上互相配合的伊斯兰化过程。也就是说无神论的世俗政府和伊斯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联盟关系。那么这个奇怪的同盟是如何而来的呢?穆斯林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很好理解,但无神论政府为什么会自上而下推动伊斯兰化呢?这个问题将是我们后面要研究的重点。

第六章 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中国的伊斯兰化过程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伊斯兰化进程,它是由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伊斯兰化进程互相配合进行的,而这两个进程的推手一个是穆斯林自己,一个是政府。那么为了增加对中国伊斯兰化的直观认识,本章和下一章,我将向读者展示一些中国伊斯兰化的具体实例。请注意这些实例有些可能已经有所改观,甚至被彻底废止,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当作典型的案例来认识伊斯兰化中国的问题。本章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穆斯林教团主导的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进程。下一篇我们再去关注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进程。

自下而上是指穆斯林自我进行的各种吉哈德,目的无非是伊斯兰化当地社会人文环境,这是伊斯兰教义决定的。越虔诚的教徒,这种伊斯兰化中国的责任感也就越强,作为穆斯林这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结合前面几章我们知道,伊斯兰化的重要里程碑是封闭并宗教化一个社区,在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伊斯兰教团的手段主要有四个,首先是清真食品,其次是未成年人经校的古兰经教育,三是建设清真寺,四回归阿拉伯传统,阿拉伯语语言,阿拉伯服饰,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建在中东,从而在心理上成为外国侨民,作外国文明代理人。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开始,当清真食品概念中隐藏的两级世界的概念被灌输到普通穆斯林心中之后,清真食品就演变为清真价值观,清真生活;清真寺开始大规模修建,穆斯林聚居区开始扩张,未成年人经文学校大规模兴办,在所谓伊斯兰的土地上猪肉开始从社区的各个角落包括商家被清除出去,其后果必然是清真概念开始扩张至各种生活用品,企业招工领域,公务员招聘领域,穆斯林专用设施等,在这种环境下,教徒和非教徒之间的通婚会愈发艰难,歧视卡费勒异教徒成为普通穆斯林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在价值观统一之后,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就开始将族教绑定的内涵带入到现实生活中,脱离寄居地的本土语言本土服饰本土风俗的现象开始出现,至此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政治性穆斯林聚居社区开始形成,以阿訇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初步形成,而这种伊斯兰化进程必然导致非穆斯林开始大批搬离此区域,至此封闭社区的雏形就初步形成了。

清真食品是伊斯兰化初期最关键的步骤。也是自下而上伊斯兰化初级阶段中穆斯林个体能动性最高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在世俗和伊斯兰之间构建藩篱的开始。当然清真食品的推广,不可能完全靠自觉自愿,关键是形成一个互相监督的网络,个体之间相互监视。而这个网络的核心就是阿訇,其办公地点就是清真寺。伊斯兰组织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监视着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商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所有人都逃不出这个组织的眼睛。当然光有监视是不够的,必须还有强大的执法机构,惩戒机构,才能形成威慑力。此时普通的虔诚穆斯林就充当了先锋,他们以当地教团为强大的后盾,自发执法,如果遇到太强大的阻力的时候,以清真寺阿訇为首的教团组织就会亲自出动,组队进行执法。

第三,我们坚持清真食堂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和汉餐食堂兼并,是基于对“清真”二字的尊重和维护。“清真”并不仅是没有猪肉的问题,而是包含着清真饮食文 化、民族感情、宗教信仰等诸多因素,要求有完全隔离的进肉渠道、完全独立的制作和洗涤空间、远离汉餐的地理位置、完全纯粹的穆斯林厨师等。如搬至汉餐楼上,校方虽可允诺保证进肉渠道、操作空间的独立,但这样的“独立”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独立,存在着极大的疏漏可能。比如,工作人员错搬、错装、错存肉食之疏 漏,混洗餐具之疏漏,楼下汉族同学带外菜进入清餐之疏漏等,这些都不是一纸允诺可以完全保障,也不是穆斯林师生可以随时随地监管的。从长远眼光考虑,这种安全隐患一旦发生,我们不能保证穆斯林同学不会和校方产生冲突,届时将不再是一个小小食堂的问题,而会迅速升级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统战问题,乃至全国 性、国际性问题。据了解,有的高校就曾因清餐与汉餐混在同一栋楼里而引发了少数民族学生的抗议,最后又不得不分开。当然,有的学校在公共餐厅二三楼设清餐,也有做得不错的案例,但前提是那些学校不具备独立的清真食堂,只好勉为其难。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原本有最为安全、独立的清真食堂,何必又要自寻安全隐患?我们完全是为学校的统战工作、民族团结、和谐校园建设而考虑。

——2014年传媒大学穆斯林大学生公开信,反对清真食堂建在普通食堂楼上,要求单独建清真食堂

商丘宗教人员私自进行所谓执法,损毁他人私人财物

2009年云南沙甸伊斯兰禁酒纠察队抄家式搜查

2013年河南睢县18坊清真寺阿訇社首联合突击执法

当清真食品初步规范了聚居地穆斯林的价值观之后,未成年人的经文学校就开始出现了,经文学校的目标当然是下一代,但其对孩子父母的影响也绝对不可小看,以前不大接触古兰经的父母现在也一定有机会和孩子一起阅读古兰经了,对宗教服饰不太注意的父母也应该从孩子和孩子老师的口中得知如何规范宗教服饰乃至宗教生活。

在中国,宗教教育主要借助打着语言教育或民族教育旗号的各类经校。一是以清真寺为单位,开办的短期经文培训班,二以清真寺为主导开办的有正规学制的经校,三是穆斯林个人投资建所谓民办阿拉伯语学校、职业教育学校等,最后这类经校很多获得了阿拉伯国家的资助,其中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现改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且最后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经校大多也获得了官方教育体系中的中专资质,而在中国,中专学校是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财政补贴的。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政府出钱,让未成年人学习宗教知识,学习阿拉伯语。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海原县李旺镇穆家团庄短期读经班

云南希达教育学院,个旧市老鸡街清真寺承办的一所民办全日制经学院

与阿拉伯国家联系紧密的宁夏穆斯林语言学校((宁夏国际语言学校)

个旧市特格瓦阿拉伯语职业中学校园内的中阿双文标语 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湖阳清真东寺暑假班

临夏外国语学校女校的学生在学习古兰经 宁夏吴忠伊斯兰女子学校女生

当这两点完成的差不多的时候,建造地标性质的宏伟清真寺则成为重点。而这个过程正如法国发生的情况那样,外国资金打着慈善的旗号,通过国内的代理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2001年成立的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至2015年,利用所谓慈善捐款14年间共修建清真寺125座,平均每年修清真寺近10座。

私自建设的韦州大清真寺(现已整改,但迫于教徒压力已经无法拆除了)

阿拉伯国家金钱资助修建的清真寺相当引人瞩目 红寺堡清真南大寺,由阿联酋资助,原名为

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宁夏吴忠红寺堡清真南大寺

而一些穆斯林教徒私下组织带有地下讲经所性质的社交媒体群,进行网上宣教活动,则是新技术下产生的一个新现象。一些体制内的穆斯林精英也主动在学术讨论会和网络中为伊斯兰进行宣传,也是有目共睹。

著名回族媒体人共产党员马晓霖的言论

高发元(回族,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做好与伊斯兰教有关的两个重要问题研究

当清真生活得到了彻底贯彻之后,自然就是要贯彻清真法律——沙利亚法。清真立法期间,大批体制内回族精英异口同声支持,没有统一的思想和主观的意愿,很难达到如此步调一致的效果。

回族精英步调一致地支持2016年清真食品立法

在贯彻清真生活和沙利亚法的过程中,必然引发与世俗的冲突,那么展示伊斯兰的力量就是必须的手段。如当街礼拜,或者一点点低烈度的暴力。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控制不好,而导致大规模暴力事件。

2016年开斋节西宁穆斯林当街礼拜展示力量

2015年焦作青年徐凯因与回女恋爱遭女方家庭反对,

放猪头于女方家村口导致回民街头抗议,最终徐凯被判刑2年

2015年西宁市,清真蛋糕店因原材料配送没使用专车运输,

而被造谣使用猪肉制品作为原料,被打砸

2016年洛阳穆斯林因为所谓清真饭馆穆斯林雇工比例未达标,围堵市政府,支持清真立法

2017年郑州圆通提及邪教时使用了新华社的图片,但其中包含有阿拉伯文古兰经非法出版物,被围攻

以上这些行为基本构成了现在中国自下而上伊斯兰化的一个主线。那么在西北的效果,大家有目共睹,也就不赘言,而在中原地带的效用如何呢?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据说党员)是个很好的例子。他要求隔离猪肉,要求明确回族穆斯林高贵的身份,公开宣称其汉族女友不过是他泄欲的工具,同时他对汉族族群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并公开声称汉人每天在吃屎(指吃猪肉)。

我是回族,咋了吗?我是穆斯林,……说到你们尊重我们,总有人会说宿舍有穆斯林不能吃x肉什么的。我想问问你们,如果有人在你们面前吃屎,你们什么感受,脏,恶心。我也是这么觉得啊你们吃的那些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吃屎,所以啊,你们不要问在我面前吃x肉我什么心态,没别的,恶心,跑还来不及呢,我不喜欢别人吃x肉,但是汉人,我尊重你们吃的权利

我是个穆斯林,吃合法的食物,偶尔礼拜,时间允许封斋,上学走之前会在寺里和阿訇聊很久,好在在学校饮食很方便…… 但是我也喝非法的酒,我也没事非法的和女朋友打炮(她汉族,不是穆斯林,我们把两个人能解锁的姿势全都解锁了),也看非法的看汤不热的小视频,也喜欢ins上的大波妹子,上大学也是连玩带学,到了今年大三也是准备考研,也是被现代控制理论弄得不要不要的。但我依然是个穆斯林……

——北京理工大学穆斯林学生马兆霖

马兆霖事件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样一个看上去还算世俗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所谓年轻穆斯林,内心却是极度扭曲的。可是看他的生活轨迹,他和宗教的距离其实很远,他初中是在辽宁上的,高中在北京民大附中,不出意外是借助民宗委内部政策的官助高考移民当年挤占的是普通北京考生的高考录取名额,按道理他应该感激北京汉族考生为他做的巨大牺牲。可是他没有,他对汉族的态度是极端仇恨的,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备注:自2003年起,在民宗委推动下,民大附中可以在全国招收少数民族学生,高考成绩大学按照北京考生分数线录取,大学招生名额算北京生源,其实本质就是高考移民。后来由于民大附中招收人数越来越多,招收条件越来越宽松,大面积挤占北京考生高考大学招录名额,引发强烈反响,并诱发大规模抗议,所以现已改为有条件全国招生,大学按北京分数线录取,但不占北京考生高考招录名额,但想想大学招生名额是固定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些高考移民学生只不过是把占北京考生便宜变成了占全国考生的便宜罢了。)

从以上这些内容,可以看出穆斯林个体在非穆斯林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就是依据教义,把伊斯兰化当地作为神圣的任务,每个人身体力行地进行吉哈德,哪怕引发暴力也在所不惜。从清真食品而起,至经堂教育,至回归阿拉伯,至封闭社区,至伊斯兰法律,至教法自治,可能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总的说来全世界穆斯林在寄居国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的步骤都差不太多。

穆斯林伊斯兰化寄居地路线图

第七章 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上篇)—— 清真食品和经校

近年来中国伊斯兰化的速度深度广度确实是一般世俗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在政府引导下,中国伊斯兰的规模和动员协同程度远远把欧洲甩在后面。在此背景下,中国伊斯兰自己也膨胀至将其目标从原来的封闭社区转为绿色西北,绿色中华的地步。可荒谬之处在于在追求绿色中华的旗帜下,我们却看到信奉马列的无神论者的身影。这种荒诞的景象究其原因只有一种可能,执政党的民族宗教理论和政策已经被混入党内的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完全操纵了。显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立论,那么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考证一下政府在整个回族群体中强化宗教意识和支持伊斯兰扩张现象是否真正存在,倘若存在,我们才可以继续讨论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伊斯兰化过程中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文章开始之前,必须要再重申一下,以下所展示的实例,很多已经悄悄起了变化或者被彻底地拨乱反正,但它们对研究自上而下伊斯兰化这一现象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大多数纠正措施还只是停留在就事论事、缓解矛盾的层次上,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仔细审视这些现象,肯定可以促进我们更深入地思考。

上篇里我们讨论了自下而上伊斯兰化中最常见的手段,主要有清真食品,宗教教育,清真寺,社区封闭,其实自上而下式的伊斯兰化也依然脱离不开这条主线。那么我们就顺着这条主线,来看看政府是如何参与推广清真概念的。

我们先来谈谈清真食品,我们知道清真食品含义复杂,在伊斯兰化寄居地的过程中扮演着排头兵和护卫兵的重要角色。以清真食品为起点聚集教众,深化宗教,最终将狭义的清真概念(清真食品中的清真概念)拓展成为广义的清真生活(沙利亚法监督下的生活)。也就是说清真食品是强化宗教意识最初始阶段最有效的宗教工具。所以清真食品对伊斯兰具有特殊含义,是伊斯兰化寄居地的最重要举措。在中国,官方推广清真食品的基本步骤是,确立保护和鼓励法规,税务财政上给予优惠政策,政府亲自参与推广,并拓展清真食品进入上下游企业,以期建立清真工业体系,最终目标就是推广清真生活,伊斯兰化当地。

涉及法律法规,2016年搞清真立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其中最积极的是宁夏。清真立法失败以后,宁夏就一直想将其清真管理条例的地方标准级别升格为国家标准。无果之后,以宁夏为龙头又风风火火地弄了一个九省市《清真食品认证通则》的通用地方标准,包括宁夏,甘肃、青海、陕西、云南,河南、四川,天津和辽宁。实际上还是打算变相推行它的清真地方标准国标化。如果把清真九省市从地图上标出,其目标一目了然,建立中华伊斯兰经济圈,并通过南亚伊斯兰国家,最终与中东伊斯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世界级别的伊斯兰经济圈,同时在国内伺机将中华伊斯兰经济圈向中原方向扩展。

《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包括的九省市

上文中提到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法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虽然标准并不统一,但却是早已遍布全国,并开花结果。其中宁夏的清真管理条例,可以说是全中国最严格的宗教食品法规,不仅规定肉类屠宰必须由阿訇操刀之外,还拓展至整个食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如各种食材,食品佐料,食品添加剂,运输储存,厨具餐具,甚至扩大到招工等领域。更为可笑的是对企业建筑内厕所蹲坑的走向都做了严格规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宁夏主导的九省市《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完全就是以宁夏的清真管理条例为蓝本制定的。(备注:九省《清真食品认证通则》已经被废弃,但各省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依然存在。)

有了法律法规的支持,下一步自然是将清真食品有计划有步骤强制推广至社会各个角落。首先是金融和税收的特殊政策,各种贷款优惠,各种税收优惠,用以鼓励和保护清真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在如何提高清真食品的需求方面,最早行动的是教育部,自90年代末,教育部就强调大中小学幼儿园必须建清真食堂和清真灶。这是一个意义非凡影响深远的决定,清真食堂走到今天,如果按照宁夏的清真食品管理标准,大部分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将彻底被清真食品占领。因为普通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不可能负担得起两套完全隔离的厨房,两套炊事人员,也就是说清真这个宗教概念至此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公立教育系统,并独霸其中。而在西方国家,因为政府认为清真为宗教概念,政府的态度是不参与,所以西方穆斯林要求大中小学校提供清真餐的要求基本上都被拒绝,这与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民宗委这个泛清真的始作俑者在教育部实施清真推广成功以后,更是以民族团结名义,在国家机关,军警部门,监狱部门等国家机构推广清真食堂,将宗教概念引入国家机关。

宁夏的清真标准,甚至连厕所茅坑方向都有规定

中央党校清真食堂

宁夏清真食堂走进学校医院监狱

在支持伊斯兰食品扩散的实例中,有一个很十分特殊的例子,就是西北区域航线强迫乘客一起吃清真宗教食品。清真航线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产物,世俗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国航官网的清真航线说明

申请特殊餐食的旅客:对于乌鲁木齐、银川、西宁、兰州等国内清真航线,目前我们机上的标准配备餐食为无猪肉的全清真餐。上述国内航线我们不接受您提出的含有猪肉需求的餐食申请。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备注:虽然国航网站已经对内容进行了修改,最近整体情况也有所好转,但是各航空公司西北航线的实际情况依然是清真泛滥)

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全面采用伊斯兰航食标准的世俗国家。从披露的事实上看,航线中的乘客非穆斯林居多,那么西北航线的彻底伊斯兰化,则可以视作带有某种政治上的隐喻,是暗中宣示西北为伊斯兰的领地,宣示宗教在西北具有主导权的一种形式,是伊斯兰开始试图展示自己政治地位的信号。对投诉的乘客,航空公司则强硬表示,只有清真,理解不理解都只提供清真餐。

中国民航总局对强制喂食清真餐投诉的回复

在政府为清真食品进入世俗社会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和需求链之后,就面临如何监管的问题。鉴于清真食品的强烈排他性,强力监管是必然步骤。不过让宗教人士单独执法,实在太过张扬,于理于法不通。但交给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宗教执法他们没有宗教专业知识,二因为宗教概念无法和食品安全契合,宗教执法名不正言不顺,三也是最重要的,食品安全和工商部门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宗教热情去主动实施监管。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把宗教人士塞进执法机关。可是清真食品的主要推手民宗委很快就发现,宗教人士虽有满腔宗教热情,可惜还要听人家的,这时一个奇怪的机构就诞生了,它就是“清真食品监督执法大队”,归各地民宗委领导,可是它有执法权,谁给的?怎么得来的,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后面的附录我会专门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清真食品这个概念在社会中站稳脚跟,成为某些国家机构,各类学校和国有企业的必供食品之后,推动清真概念在食品及相关产业链中的蔓延就是下一步的举措。从最开始的清真屠宰,蔓延到各类清真食品加工,清真调味品,清真饮料,再到原材料采购,成品运输,储藏,清真餐具,清真厨具等等,而政府的企业优惠政策也随之扩散至这些上下游领域。这些由清真食品衍生出来的清真企业,再借着清真食品搭建好的构架,从融资到税收,再到市场,迅速延展出去,通过不正当竞争,迅速占领全部市场,形成垄断。比如清真屠宰业,在很多地方已经发展至彻底垄断了屠宰市场。

清真餐具 清真花椒油

那么政府中的某些人仅仅满足于食品行业了吗?显然没有,分子级别的清真食品实验室已经在西北民族大学建立起来。清真既然进入了分子级别,也就意味着清真概念开始向其他工业领域渗透。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不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清真化,就是形成世俗和清真平行的两套工业体系。当然如果清真概念进入分子概念,谁能阻止清真药品的出现呢?谁能阻止化工原料获得清真认证呢?

西北民族大学的清真实验室

清真药品 清真药品国际认证

齐鲁石化化工原料获得清真认证 联合利华的日化产品获得清真认证

当清真食品概念转为清真生活,宗教徒专用设施的出现自然也就毫不奇怪了。按照现代理念,根据种族宗教不同专为某一团体设立的专用公共设施就是种族隔离设施。可是在所谓“从出生到去世”的民族服务体系下,这类种族隔离设施却被披上了一层民族团结的光鲜外衣。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由政府机构推动建立这种设施,尤其在教书育人的大学出现这种设施,不能不说相当令人遗憾。而且活着时候的特殊待遇,在政府推动下,还被一直延展到死后的丧葬问题上,则更令人错愕和悲哀。

北京:从出生到去世的穆斯林服务体系

超市回民专用通道

四川大学穆斯林专用就餐区

与穆斯林低廉土葬大墓相比,非穆斯林却被鼓励所谓不占土地的生态葬

清真食品之后,伊斯兰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经堂教育。政府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默许宗教学校顶着阿拉伯语言学校的帽子进入教育体系,给予补贴。这些学校实际上就是过去的经校,主要课程为古兰经和阿拉伯语教育。政府将这些学校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视为中专给予补贴,也就是说,国家出钱让这些未成年人接受宗教教育。

2016年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招生简章中提到的政府补贴标准

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

英语在中东是通用语言,不少中东国家都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使用。所以对于一带一路整体而言,英语是最佳语言。但宁夏却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于2016年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伯语人才培养规划(2016-2020年)》,有意无意地试图在公立中学中把阿拉伯语教育加入其中,甚至还在政协中提出所谓把阿语列入高考的议案,目的无非是想将阿拉伯语提升至所谓民族语言的地位。公共方面,宁夏电视台的幼儿学阿语虽然现在已经停播,但依然是一个恶劣的例子,根据当时的报道指出,这个节目是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并企图在校园中推广。当然宁夏这么推崇阿拉伯语,虽然打着为一带一路服务的旗号,但其实大家都知道那是因为阿拉伯语最大的功用就是读古兰经方便,同时有些人还打着为回族找一门民族语言的如意算盘罢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宁夏银川试图在高中引入阿语

宁夏少儿电视台的幼儿学阿语 (现已取消)

家园 触目惊心哇
家园 【原创】第八章及附录

第八章 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下篇)—— 清真寺和隔离社区

西方穆斯林的伊斯兰化是自下而上的,对于财力有限的他们来说,建设清真寺在没有外部资金支持下将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对他们来说贯彻清真宗教概念,鼓励清真生活,聚集更多教众是建设清真寺的必要步骤。但在中国,在政府的支持下,这却不成问题,政府资助建设的清真寺遍地开花,指导原则就是所谓有全民信仰伊斯兰民族的地方就必须有清真寺。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一个世俗化相当高,而且回民人口并不多的内地地方,政府第一想到的就是建设清真寺,让一个民族整体回归宗教。杭州市区常住人口为870万人(2012年),登记回民6425人(占总人口的0.07%),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座造价2.1亿的金碧辉煌的清真寺。

杭州清真寺

汉高祖刘邦故里江苏丰县。该县人口约有120万余人,回族占总全县人口的0.35%,当地政府投资1400万同样建设了一个金碧辉煌的清真寺。

江苏丰县清真寺(现已改为他用)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随便查查过去几年的新闻,数不胜数。这些清真寺的建设统一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清真寺大都由政府全方位积极扶持,从批地,到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全方位无条件支持,这种支持是任何一个世俗国家中不曾见到的现象,只有在伊斯兰国家才会发生。杭州清真寺2.1亿,北京窦店清真寺8000万,重庆清真寺投资5000万,除了做做样子的穆斯林个人募捐,基本上所有资金都来自公共财政支持。二、中国政府允许阿拉伯国家出钱帮助中国穆斯林建设清真寺,上文提到的红寺堡清真南大寺就是阿联酋基金资助的。三、地方政府建清真寺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所谓民族特色,获取政绩,即使当地回族没有要求,也要利用来自西北的穆斯林打工者甚至是外国穆斯林的所谓宗教要求,建设清真寺。

沙特资助建设的清真寺

苏州外国穆斯林的宗教要求也成为建设清真寺的理由

建设了这么多清真寺,可能有人认为没什么关系,不过是简单宗教活动场所。可其实清真寺的功能极其复杂,与其说它是宗教场所,还不如说是一个带有自治性质的政治中心更为合适。历史上清真寺具备以下多种功能:首先自然是宗教功能,其次是教育功能、其后依次为政治功能、司法功能、外交功能、慈善功能、医疗功能、娱乐功能和军事功能。当我们逐条审视这些功能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中国除了军事功能,在政府的帮助下,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全部或部分恢复了。宗教、教育、慈善、医疗和娱乐功能的恢复很明显。我们也就不再赘述。这里我们主要观察一下清真寺的政治、司法和外交功能。

清真寺政治功能的标志是各级领导都要到清真寺去跟穆斯林谈民族团结,谈爱国爱教;司法功能的标志是中国法律体系中民法下面的人民调解制度进入清真寺,阿訇成为了人民调解员,清真寺成为办公所在地,沙利亚法取代民法进行法律调解;外交功能开始恢复的标志是2018年法国总理马克龙访问西安清真寺,马克龙是第一个世俗外国元首把中国清真寺作为正式访问对象的外国领导人,而以前访问清真寺只限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另外就军事功能来说,如果大家去百度一下“一部一寺”,或许会有有趣的发现。

阿訇人民调解员

银川永宁县纳家户清真寺人民调解站

宁夏西夏区清真寺中的法律机构,明确指出用教法进行调解

马卡龙访问西安清真大寺

清真寺中除了经校,还有公共图书馆

清真寺的医疗保健功能

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的清真寺建设,是继政府推广清真食品后,伊斯兰化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政府为伊斯兰准备好硬件之后,一般说来,政府还会送了一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大帽子戴在清真寺头上,鼓励中小学生以“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的名头去清真寺接受宗教教育,实在令人产生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

北京市房山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窦店清真寺

当大批清真寺建成,清真生活理念的灌输也取得初步成效以后,封闭社区就被提升到了日程安排上。这种伊斯兰的社区在西北早已见怪不怪,张家川,临夏,同心等地区都存在这一现象。现已落马的张家川前书记刘长江就说过:“一直以来全县回汉群众共食清真食品,全县没有非清真食品。”即使在北京,这种No-go Zone也可以找到活生生的雏形。北京管庄的这个牌子不说是所在地政府的官方政策,至少是当地政府默许的,虽然管庄还远没有达到彻底封闭的程度,但给伊斯兰立个界碑,尽早地为伊斯兰宣示主权却是政府可以做到的。

北京管庄回民清真小区

除了上述内容,近年来,民宗委还在推行一种特殊的聚居区,即所谓嵌入式的小区,在毫无伊斯兰传统的地域嵌入一个清真寺和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本来西北打工人员到内地是一个很好的世俗化机会,但嵌入小区这种政府推动的所谓融合措施,与宣称的融合目标完全是南辕北辙,其真实的目的,不过是尽快聚集各地外出务工教众,实现聚居,最终实现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宗教统治。计划下的聚居区其实没有融合,只有伊斯兰。

蚌埠市太平街清真大寺流动人口服务站

更有甚者,如何尽快伊斯兰化在中原地区生活着的大批早已世俗化的回民,竟成了某些人,某些部门日思夜想的问题。少数民族特殊村寨,就是他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如果你能伊斯兰化你的村子,我就给你财政支持。这个政策极大的促进了这些村庄的伊斯兰化热情,如2017年安徽第二批10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就全是这种所谓伊斯兰村庄,即使回族人口不占大多数,也无所谓。

由民宗委推出的所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以上这许多例子其实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政府对所谓回族伊斯兰化更是处于从文化到艺术、从历史到建筑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用的状态。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自上而下的伊斯兰化,中国政府是最重要的推手,其深度广度只有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可以媲美。但是如果考虑中国的世俗背景、历史和文明的传承,中国政府推行伊斯兰化却是世界上出现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一个世俗政权一个无神论政权在穆斯林聚居区强化伊斯兰,在非穆斯林地区强推伊斯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伊斯兰扩张张目,在世俗法律中引入沙利亚法,例如刑法中的弱版伊斯兰亵渎法(针对公务员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和针对老百姓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为伊斯兰保驾护航。我不相信一个信奉马列的政党会滑落至宗教政党的地步,但是体制内的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是怎样混进党内,而且还有如此能力疯狂搞绿色中国,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

第八章 附录一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前世今生

2019年7月3日,兰州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更名为兰州市清真食品执法队,市民宗委领导班子成员为其举行了挂牌仪式。随后根据未经证实的消息,此事在网上被质疑后,牌子已被摘下,但兰州清真食品执法队这个机构是否还存在暂且未知。这个机构改名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兰州民宗委已经不满足“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这样一个简单的行政机构名称,而是要将以前在灰色地带执法的遮羞布彻底揭去,明明确确地索要单独执法的权力。可是即使是民宗委本身,在法律上也是一个没有任何执法权的机构。要弄明白其中的奥妙,我们就必须谈谈民宗委及与清真食品相关机构的来历和构成,才能明白为什么说这个相关机构就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机构,才能明白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试图抢夺执法权的准宗教警察组织。在大家对这个半宗教性质的组织有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之后,大家就可以更深入思考一下,清真是怎样从一个似乎是不经意的屠宰概念,慢慢地把触角伸入到世俗法律当中,并开始夺取执法权的。从而最终使我们对政府推动的从上而下的伊斯兰化进程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2019年7月兰州市清真食品执法队挂牌仪式

一般说来根据清真食品管理办法,各地民宗委会下设一个“清真食品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会再下辖一个非正式编制的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 。有个别情况,清真食品办公室也被命名为“清真食品执法督察队”,或者“清真食品执法检查队”,虽有打擦边球嫌疑,但主体依然是检查队,而不是执法队,究其原因是民宗委本身没有执法权。或许很多人认为这个跟清真食品有关的机构完全是某几个地方的个例,但实际上它早已如星星之火,在中国呈燎原之势。而且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四处蔓延。这个组织不仅出现在所谓的穆斯林聚居区,而且频繁出现在非穆斯林聚居区。从下面这几则随便摘录的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行政区域包括: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河南漯河市邵陵区,甘肃崇信县,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黄骅,沧州、廊坊、保定等。从行政级别看,这个组织已经扩散至县/区级别。

设立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新闻摘录

“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扩散范围如此之广,如此之深。没有政府机关的直接支持,显然不可想象。而这个政府机构,从上面几个图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各级省市县的民宗委。当然没有更高级的政府机构的支持,这些县区级的民宗委也不会如此恣意妄为。例如早在200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政协委员就提出成立“统一的清真食品执法大队”的建议,其后宁夏省级部门表示强力支持,随即此种组织机构不仅在宁夏本地生根发芽,同时也开始向其他省市扩散。

成立“统一的清真食品执法大队”的建议

成立清真食品监察大队获得宁夏人大支持

清真食品监察开始向其他各级省市扩散

那么这个名曰“监察”的组织是否真带有宗教色彩?当然有。因为“清真食品”这四个字本意就是指合乎伊斯兰沙里亚法定义的食品,没有宗教人士把关,自然也就失去了 “监察”的意义。所以说这是一个打着世俗政府机构招牌的宗教组织,应该一点都不为过。

这里紧接着就牵扯出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有没有执法权?答案是不说全部,很多地方还是有的。下图表述即为中国清真食品监管执法现状,执法主要由两个主要部门进行执法:工商管理部门和民宗委直属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

对清真食品有执法权的两个单位(我国清真食品管理的法律保护研究,李苗)

然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民族事务部门是没有执法权的,它应该主要负责清真食品准营证和清真食品标志的发放,组织清真企业的培训。因为民族事务部门没有执法权,所以一般来说它有一个清真食品办公室或类似机构,协调和其他部门联合执法的问题。这个办公室是国家正式编制,比如银川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强娟升职之前的职务,就是自2008年起担任的银川市清真食品管理办公室主任(2017年由于强娟在强化清真管理工作上的出色成绩,她被评选为全国人民满意公务员)。当然它也有别的名字,如“沧州市新华区清真食品管理执法检查队”,也是国家正式编制(这里请注意这个沧州这个组织依然是检查队,而不是执法队);而清真食品监察大队一般说来,多为官助民办的机构,归清真食品办公室管辖,如辽宁省清真商业食品管理协会下属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当然由于公共财政限制,清真食品办公室之类的组织编制不可能太大。比如沧州组建的清真食品管理执法检查队是个4人编制的单位。

事业单位“沧州市新华区清真食品管理执法检查队”

辽宁省清真商业食品管理协会下属的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现网站会徽已经整改)

为了弥补人员的不足,伊斯兰教徒志愿者在官方组织下成为清真食品办公室下属的二级组织,即清真食品监察大队,其成员就是我们常听说的“清真食品监督员”。河南项城清真食品监察大队集体照中那白花花一片的号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展示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宗教属性。而2012年河南全省在册的义务“清真食品监督员”共有二千余名。

河南项城清真食品监察大队集体照

这些对宗教充满虔诚态度的监督员,其工作热情是其他政府部门和非教徒相关工作人员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一些退休教徒,除了每天查清真,就是查清真。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就是他们高涨的宗教工作热情,和政府执法的速度产生了巨大矛盾,因为清真食品检查执法必须由几个部门联合执法,显然不是如此简单迅速的事情。况且工商和食品安全等部门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宗教事务管理首先明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可想而知自然也就缺乏宗教热情。也正式因为如此,具有执法权的政府工作人员表情木讷地为教徒执法站台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场景。

清真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的低效率,自然引发了民宗部门和宗教团体的不满。于是民宗部门就开始偷偷授予自己执法权。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二种执法形式,抛开其他部门的民宗部门和伊斯兰宗教势力联合执法。

民宗部门和伊斯兰宗教势力联合执法

伊斯兰教徒本来就有自己上街执法的冲动,当这个后门一开,作为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根基的教团也就偷偷把民宗部门的鸡毛令箭插到了自己头上,也动不动自己过一把上街执法的瘾。例如2017年元月22日,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境内清真寺组织的清真食品督查小组单独上街执法。上行下效,个别所谓清真食品督查员自行执法也时有发生。

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清真寺组织的清真食品督查小组单独上街执法

至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谓“清真食品监察大队”是在民宗委领导下的“执法”机构,整个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已经初具规模。又由于其组成人员多为宗教人士,所以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带有“宗教警察”性质的组织。那么它到底怎么来的?成立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那就要好好看看它的前世!

要想了解“清真食品监察大队”的前世,就必须谈谈宁夏,因为后来民宗委在全国推广的各项政策,如果刨根的话,都能追到宁夏头上。宁夏是有计划,有系统在中国搞穆斯林化的始作俑者。明白了宁夏的思路,也就明白了民宗委政策的逻辑与实施路线。

回族以教立族,汉化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定义民族的要素,所以宁夏的回族学者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壮大,将“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的说法发扬光大,而体制内的回族精英则利用马列民族理论的漏洞开始大肆发展伊斯兰。

通过以前的讨论,我们知道伊斯兰千年以来第一个不变的法门就是清真食品。宁夏2002年通过了自己的《清真食品管理条例》。虽然它并不是第一个通过清真条例的省份,但之前的条例大多属于泛泛之谈。虽然有2-3个省提出监督员的概念,可大都指单位公司聘用的内部少数民族员工,即内审员。而2002年宁夏通过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条例第一次明确提出聘用清真监督员对社会进行全面监督,标志着中国地方政府正式将宗教人士引入法规体系。不仅如此,2017年宁夏政府细化管理条例,不仅对清真食品制作,厨房设施,储存运输,雇用人员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而且对监督执法权限给与了明确的定义,实质上还是试图给自己成立清真执法队,以及单独执法寻找法律基础。第三十条最后一个条款,将民宗部门和另外两个具有执法权的单位并列,明显是为了给没有执法权的民宗部门预留了一个未来可以执法的缺口。

宁夏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2013年,宁夏牵头五省(区)发布《清真食品认证通则》,此通则为地方强制标准。2016年,共有9省/市联合颁布了《清真食品认证通则》,争取不正当竞争的特权,并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推广泛清真的大门,试图组成中华伊斯兰经济圈。这些强制地方标准标志着清真概念开始为彻底进入国家级世俗法律体系进行热身准备。

2016年3月,宁夏在完成区内各大小聚居区的初级清真化任务之后,终于开始试图挑战整个国家的世俗法律体系,提出清真食品立法,为伊斯兰化中国和清真概念进军全国铺路搭桥。当然倘若此法通过,那么“清真食品监管大队”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机构,就再也不用隐藏在清真条例之下,可以正大光明地上街单独执行教法。然而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纵然有各类专家和官媒大唱赞歌,但这个带有宗教含义的法律在民间遭到强烈抵制而失败。随即他们希望将清真地方标准转为国标,依然失败。再下来就是提出“城市民族工作条例”修订版,同样遇到了强烈的阻力,最后悄无声息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监察大队的成立和获得执法权的的基本思路,以聚居区为先决条件,无论大小,有回族的地方,一旦条件成熟,比如新清真寺建好,西北来的保守阿訇就任后,当地民宗委就会想方设法筹建这个组织,试图用宗教监督规范普通回族人的生活,用执法机关为自己勾画宗教疆界,而全然不顾国家机关里成立宗教执法机构,根本就是满纸荒唐。

就算退一步,民宗委聘用的宗教食品监督员,本来的主要职责是为工商食品安全等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建议、提供宗教知识服务,属于无执法权附属人员。可在民宗委的支持下,这些人员却抱团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组织,脱离与原执法单位的依附关系而自成系统,关键还糊里糊涂地拥有了执法权。现在虽然谈不上羽翼丰满,但至少在全国范围内可以称得上初具规模,不仅在大一些的回族聚居区,即使在人数比较少的地方也已经成长为常备的正规执法单位。例如河南漯河市邵陵区和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回族人口分别只占全区/州总人口的2%和7%,却成立所谓执法队。同时中国伊斯兰还试图以各种形式积极向华北华南等规模较小的回族聚居区渗透。内地的回族精英们也坚持不懈地提建议和提案,要求建清真寺,组建执法大队,进行宗教扩张。

随着民间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宁夏的9省/市清真同盟瓦解了,近期也没见到民宗部门和教团组织单独上街执法的报道,能见到的大多为联合执法。可是问题解决了吗?显然没有,各省市清真食品管理规定依然存在于各地方政府的法律法规中,清真监察大队也都依然存在,只不过更多地采用“曲线救国”的手段,“2018年河南省食品安全工作要点的通知”,堂而皇之的将清真问题归入食品安全中。那么请教有关部门,“宗教食品”怎么就成为了食品安全问题?吃错了“宗教食品”会引发疾病吗?对具有执法权的食品药监部门进行宗教培训合适吗?

对食品药监部门的宗教培训

穆斯林化进程有一个显著特点,教义可以助你前行,然而想主动停下脚步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为什么在清真立法失败以后,这么快又推出了一个清真国标,紧接着又推出“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原因。这个工作条例的本质是移民优惠条例,是促进在非穆居住区内整体内嵌穆斯林社区的条例,是清真食品清真企业保护发展条例,是各级民宗委要求独享权力的条例。如果伊斯兰在各个大城市都站住脚跟,通过开展不正当竞争,发展清真食品,建立清真企业,发展壮大,最终以点带线,以线组网,完成伊斯兰化。那么那个时候再谈立法,再谈宗教警察,估计阻力就会小得多。

其实这种生活和宗教绑定的招数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封闭扩张的最根本手段,所以随着世俗群众的觉醒,这些宗教化社会的企图必将被大多数人们所反对,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清真食品监管大队”还在运作,还在扩张,如2019年7月兰州清真食品执法队正式挂牌,就是某些人企图将偷来的执法权彻底合法化的又一次尝试,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坚信,当我们谈起清真执法队的未来的时候,内心就应该知道这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在中国不仅“清真食品监管大队”应该没有来世,穆斯林化中国的企图和阿拉伯化回族的企图都应该没有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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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九章及附录

第九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上篇)

中国政府强力推行伊斯兰化,从组织,系统,规模,深度上看,是其他世俗国家的伊斯兰化无法比拟的,哪怕是被当作伊斯兰化典型的欧洲也无法比拟。尤其是中国执政党的无神论属性更给这一事件披上了一层荒谬和疑惑的色彩。但显然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伊斯兰沾边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只有一种可能,党内混进了伊斯兰主义者。自然立刻就会又产生了一个令人错愕的问题,伊斯兰教徒怎么能混进无神论党内?这根本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唯一的答案一定是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不是以宗教教徒的面目进入党内的,而是以其他面目出现的。

其实经过这么长的时间讨论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些伊斯兰主义者是顶着回族的大帽子混进党内的。而伊斯兰化则是顶着维护和发展回族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那么什么是回族的民族文化遗产?回族是个以教立族的所谓人造民族,它缺乏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要素。如果对照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很明显回族由于高度汉化,高度杂居,没有自己独立的共同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地域,没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经济生活,没有独立的共同文化,而很难说它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共同的宗教心理并不是民族形成的要素,何况所谓共同宗教心理,中国的回民也不是铁板一块,华北回族群体的高度世俗化和汉化,乃至很多人脱离伊斯兰就是一个例证。

这种人造民族根本没办法建立科学意义上的独立民族,也正是因此,体制内回族精英产生了集体焦虑感,所以他们开始四处寻求所谓独立的语言,独立的地域,独立的经济生活,独立的文化,独立的历史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为了使回族能够符合民族的科学定义,甚至修改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2005年,也就是自1950年代初的民族识别过后50年,党内民族专家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民族”概念版本: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这个所谓集中国和世界的民族理论之大成的科学定义,实际上拿其中的民族要素与回族一一对照,还是成问题,所以必须加上最后一句“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这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为回族等穆斯林群体量身定做,而且从逻辑上看,纯属毫无科学精神的主观臆断。如果宗教是文化,那么佛教/道教完全可以比照回族的立族方式成立佛族/道族,天主教/基督教教徒也一样可以成为民族。

当然这种焦虑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从明朝起,穆斯林色目人(请注意不是所有的色目人都是穆斯林)在血统上融合进中华以后,一直都存在的。这种反抗融合的情绪随着面孔的逐渐汉人化,逐渐从纯血统论转向宗教,在精神层面上以宗教抗拒汉化。然而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特质的冲击下,也一再败退,在解放前,很大一部分回族穆斯林无论真假已经开始自称为汉族穆斯林,比较典型的是白崇禧和马鸿逵,而且民国的主导理论也是所谓回回就是汉族穆斯林。

如回附之以民,是民已系之于回也。况佛教传自印度,不闻佛其民印度其民也,基督教传自欧美,不闻基督其民欧美其民也。……一神教且皆以普及世界为目的,其博爱广施,故无国界也,世之宗回教者……不独一中国,已彰彰明矣,又乌得以回民概之耶? —— 黄镇磐《论回民》 1908年

各位更得明白,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还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拉伯民族,这正好比中国人信仰佛教、信仰耶教,并不能以为信教而变为印度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是四万万人里的一部分。 —— 马鸿逵 《西北问题研究会刊》 1934年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适用这‘民族’二字。。。。。。。五大民族说……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这恶果的第一声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而硬造一个伪“满洲国”。继此以往,他们还想造出伪“大元国”和伪“回回国”,自九一八以来,他们不曾放松过一步,甚至想用掸族作号召以捣乱我们的西南。——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 1939年

中国有许多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成为回民。宗教传布之目的,在于普遍,若回教之信仰,回民和回族始有信仰资格,未免将宗教本身变得狭小,不是宗教之本义。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便不能信回教么? —— 蒋介石 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第一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讲话 1939年

人类能否因信仰一致而有相同之生活习俗者,即组织为一民族,实为一问题。……若回教为一种部落之宗教,则凡信此宗教者,均属此部落之人士,其他民族无参与此宗教之机会也。如回教为全人类之宗教,则任何民族皆得为伊斯兰教徒,则绝无将回教徒之种族打成一片之理。今人几无人不承认回教为最大之世界宗教之一,故回教徒亦决不能自成一单纯之民族。——傅统先在所著《中国回教史》1940年

然而马列的民族理论让回族精英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利用理论的漏洞,不仅成功地开了历史倒车成立了民族,并逐步开始发展培养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学术领域,集大成者就是白寿彝。白寿彝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自小就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师从冯友兰和顾颉刚。30年代开始关注回族问题,收集了很多资料,但大多为民间传说。抗战时期,他生活贫苦,受顾颉刚很多照顾,顾颉刚也十分看重这个聪慧的年轻人,不仅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学术上也尽力支持,白寿彝对此也十分感激。而解放以后,顾颉刚则对白寿彝充满了不屑。其中滋味,我们不是当事中人,也就不便多言。

解放后,一直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回回民族终于迎来了独立建族的机会,自然也引起了回族精英对马列的兴趣,据有关人士回忆,白寿彝就是史学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最早最快的专家之一。1952年他写了一个《回回民族的心声》,采用阶级斗争论和列宁的一些观点,鹦鹉学舌般地声称,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而此时中国史学界的老学究们还陷入马克思唯物史观能否解释中国历史的纠结当中。白寿彝的这种积极站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奠定了基础。白寿彝 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心中对回回民族的感情和共产主义民族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自然完善回族的科学定义,将回族或者说伊斯兰发扬光大也就成了他潜意识中的历史使命。

可由于解放初的民族理论不过是全民共产族的中间阶段,他除了看着中共把同治回变翻案成农民起义,其他也无可奈何,甚至连卖国贼杜文秀和热衷种族屠杀的白彦虎也没有翻案成功。然而历史又给了他一个机遇,文革以后所谓民族宗教领域拨乱反正 ,除了保留了一个反大汉主义,其他都不剩了。白寿彝终于迎来了他大展宏图的时机。

改开以后大权在握的他给回族研究定下了几个方向: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个研究计划的目的一是为回族完善其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定义,发展民族意识,在精神上回归阿拉伯伊斯兰的路线图,二是将伊斯兰内嵌进中华文明,以便为将来鸠占鹊巢的路线图。

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选择伊斯兰?壮族、土家族、苗族和彝族这些人造民族在创造自己的民族意识的时候都没有选择宗教,而偏偏回族选择了宗教?其实还是老问题,汉化太彻底,只能以教立族,抛开了阿拉伯伊斯兰,回族什么民族都不是!也什么都没有!而族教绑定是伊斯兰千百年来制胜的法宝,不仅有历史渊源,还深深刻入回族宗教团体的心中,也自然成为回族成立新民族的制胜法宝。而白寿彝这位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自然也跳不出个这个历史的怪圈。虽然白寿彝并不见得处心积虑,但在潜意识的推动下,他最终不知不觉走上了伊斯兰的老路。从白寿彝1944年发表的《中国伊斯兰之发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伊斯兰的执着之心。

伊斯兰本身在这时的遭遇是太苦了,它的教义和教法与这时的政治局面有极难沟通之处。于是伊斯兰教中便分出两种人来:一种是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他们对宗教信条多不能遵守,只因他们的政治地位有助于伊斯兰之发展,伊斯兰群众不能不有形式上的拥护;另一种人是笃守宗教的人,是支持伊斯兰的基柱,但他们的思想行动既不合于当时的一般情势,伊斯兰世界难免不与外界日益隔膜。 —— 白寿彝

白寿彝的这种心态应该很有代表性,他的观点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代表了近代大部分回族精英的逻辑,到今天也依然如此。只不过白寿彝采取了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与他同时代的陈克礼却因为太过招摇,大谈什么“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而被枪毙。

白寿彝制定的那个学术计划——“回族来源、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回族历史人物、回族文化史和回族现代革命史,回汉民族关系、回族经济史“,议题涉及面广泛,不是一篇二篇文章能把细节谈清楚,但好在他制定的研究计划框架基本已经完成,这使我们无需关注他和他学生或下属的论证过程,只需关心的一下理论最后到底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就会基本上对白寿彝伙同其民族同志穷尽一生搭建的理论框架有个大致的了解,同时对这些理论背后的逻辑和这些理论为什么目的服务有个更深的认识。

回族专家们的结论是,在中国,回族是所谓阿拉伯人/波斯人直系后裔,即使他们的面孔已经是完完全全的汉族人长相,回族也依然应当坚信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脉,回族的精神母国在中东。当然为了平衡认祖外国的尴尬,更为了使自己能在中华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发明了爹是阿拉伯人,娘是汉族人的一套糊弄人的说法。

有了阿拉伯人/波斯人的血统,白寿彝再接再厉,在马列民族理论体系中,再次强化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并将其作为金科玉律写入中国的民族理论当中。将伊斯兰的宗教生活名正言顺地转化为民族文化和民俗,以便打着民族的旗号,发展宗教。

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生拉硬扯,以据说和臆想为主要依据,将诸多重要历史人物归为回族,对历史的篡改和杜撰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作为历史学家,白及其同族专家们毫无职业素养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郑和明明是佛教徒,历史证据充分,就因为是色目人出身,被生硬地称为穆斯林教徒。常遇春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论据之一是“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沐英更是连“据说”都省略了,直接成为回教徒。海瑞成为回族穆斯林的主要依据是他父亲的名字海答儿看着像色目人的名字,且不说海答儿在当地土话里有没有“海三儿”的意思,单说文革刨了海瑞墓,发现海瑞棺椁就无法解释。写出“水云深处是禅林"诗句的明朝重要思想家李贽,被称为穆斯林的证据为其家谱,他的一个先人的一个妾是胡人女子。如此总总,不胜枚举。

回族现代革命史

和执政党绑定,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自然是主要目的。其手段主要是利用回族共产党员=回族=穆斯林的公式,将回族共产党员与穆斯林不说直接画上等号,至少表示二者可以是互相兼容。这样就可以突出所谓建设新中国也有穆斯林的一份功劳,如果他们提出啥要当某地大地代治者的政治要求,应该也不算过。回族学者比较关注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马本斋,一个是杨靖宇(杨靖宇莫名其妙地被归为回族可以至少追溯到2000年的辞海)。其中杨靖宇不仅是中共党员,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代表,给他打上伊斯兰的标签,其心叵测。

当然为了显示回族的革命性源远流长,对旧民主主义革命人物,回族专家自然也不会放过。比如在关于回族的文献中,经常会看到孙中山的这句话:

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之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

但这句话根本查不出原文出处。最早出现的地方也是在回族学者的著作中,白寿彝将此段话收入其1943年发表的《中国回教小史》,其后以讹传讹,其他各路学者再反复在论文中引用,结果最后似乎真成了孙中山说的。可是想想便知,孙中山在正式演讲中怎么会说出现代概念的回族,他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的是西域的”缠回“,指维吾尔族等一众少数民族,现代回族概念是建国以后由中共正式推出的。这些所谓回族学者造假的手段其实就是生编乱造,三人成虎,众口烁金。

回汉关系,同治回变是个绕不过去的坎。要消除回变这个污点,白寿彝的手段首先是利用阶级斗争史观的片面性,依托中共自己的说法:“回变是革命起义“,然后利用国家机器致力于销毁回军伊斯兰圣战滥杀无辜的证据,无数的文物被收缴,收缴后即使留下来的也不加保护的堆在库房令其自己灰飞烟灭,而文字记录则被新中国的历史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毁灭和篡改。直至最后彻底逆转。回军成为受压迫的革命起义者,而左宗棠的平叛清军和汉族团练则成了反动封建武装,死有余辜。受害者和逞凶者的角色完全被互换,而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左宗棠一下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刽子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开前即使同治回变被翻案,宗教圣战士、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叛国者白彦虎和卖国贼杜文秀也依然没有得到翻案。可在1987年的《第三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上,以白寿彝为首的回族专家确立了回既为正义的原则,白寿彝宣称回族历史人物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放到历史中看,二以阶级斗争为原则,也就是只要历史上有反清行为,其他都不重要,为这两个败类翻案彻底扫清了道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回族学者正式全面夺取针对同治回变的话语权。并让汉族永远背上了大汉民族主义的原罪,以便他们可以肆意篡改历史。2006年陕西省人物志编写汇报就是一个白寿彝史学观对史书编辑工作强加影响的一个很好例子,双手沾满鲜血的吉哈德战士白彦虎摇身一变成了正面人物,史学家成了当地伊协的傀儡。至此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伊斯兰吉哈德圣战士都成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而众多被他屠杀的各族非穆斯林群众则被刻意遗忘,在荒野与草木同朽。

其次是慎重对待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为了在志书中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志书专设了“民族与宗教人物”一章。除对过去不少书籍资料中运用的容易伤害少数民族感情的词语统一作删除或置换外,最重要的是对左宗棠、白彦虎这两名十分敏感的人物作了较为慎重的处理。

左宗棠是汉族 …… 左的军队追“剿”回民义军手段残忍,杀人太多,所以在回族群众中对左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因一篇传稿而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经编委会反复权衡,最后决定撤下左传,按《辞海·左宗棠》条的口径,在附录之一的《1840年后的清陕甘总督简历》中列名简介其生平。

泾阳回民白彦虎,是被左宗棠率军镇压的陕甘回民起义的重要首领之一。他率领的起义军,反清意志最坚定,坚持时间最长久,征战地域最广阔。直到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肃州(今甘肃酒泉)被清军占领,才率余部退入新疆。志书初稿写他“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匪帮,改易服色,为虎作伥”,“成为帝国主义支持的阿古柏殖民统治者分裂中国新疆领土的帮凶、中华民族的败类。”然而在民间坊里,回族民众至今仍把白彦虎奉若神明、英雄,何况这里还涉及2000多位随白入疆的回民兄弟。为了查清这段历史,准确表述白彦虎与阿古柏的关系,编纂人员遍查工具书。多数工具书中除了分别运用“投降”、“勾结”两词外,还有一些书籍中表述为“投靠”。“投靠”一词,比起“投降”、“勾结”要平缓一些,于是在2002年的修改稿中采用了“投靠”的提法。然而,省伊斯兰协会的同志看了,仍表示不能接受。直到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著名历史教育家、回族人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才算找到了妥善的解决办法。书中记载,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这里把“投降”、“勾结”、“投靠”的传统说法改成了“联络”。而且这个“联络”也只是“策略”,并非目的。他“联络”阿古柏的目的是什么呢?该书引用了左宗棠给朝廷一份奏折的话,道出了缘由:他“自知势力不及安集延,思为声援以自固”。可见,白“联络”阿古柏,是为了“借”阿古柏的“势力”以抵御清军的“追击”,从而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这说明从“投降”、“勾结”、“投靠”到“联络”不仅仅是遣词用字的变化,而且是史实上也有重大误差。我们用《中国回回民族史》一书的观点和材料重新修改了白彦虎传,伊协的同志表示满意。

—— 《陕西省人物志》中册)编纂工作的汇报 2006年

回族经济史

所谓回族经济史,其实就是清真经济史,正如前篇所叙述的,研究清真经济史的现阶段的目的就是为强制推广的泛请真化打理论基础。而长期目标则是实现清真工业体系,清真金融体系,直至清真自治政体。

民族定义中,最关键的两个要素,语言和文字都是回族所缺乏的。所以要谈回族文化,首先必须首先在口述语言和书写文字上回归阿拉伯,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自称民族。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阿拉伯文字在学校被推广,阿拉伯文读物被发行,阿拉伯文在各种公共场合被大规模使用(备注:现在大部分公共设施标识已经被整改,阿拉伯语被去除,例如牛街阿拉伯语标识都已经被撤除)。

文字回归阿拉伯之后,紧跟着一定是民族服饰。同样,缺乏自己的民族服饰成了某些人心目中永远的痛,为回族定制一套去汉化的民族服饰,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努力的事情。《情定临夏》“这个最后在公映前被毙掉的电影,为让回族妇女重新穿上伊斯兰极端服饰,可以说费劲了心力。(备注:《情定临夏》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献礼片,由中共临夏州委宣传部,临夏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国际)清真产业联盟联合拍摄,后因民众强烈反对而被禁演。)

另外回族有自己独特的歌舞吗?现实中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抢夺一个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并指派给回族,就是艺术战线回族工作者的主要任务。虽然花儿是一种地域性的歌曲形式,不是某个民族群体专有的艺术形式,但在回族精英的努力下,花儿变成了所谓回族音乐,而且还要穿上阿拉伯服饰唱。而所谓回族民族舞蹈更是充满了阿拉伯的异域风情。

实际上在“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一原则指导下,回族的阿拉伯化或者说伊斯兰化早已贯彻到回族的各个方面,建筑,电视节目(比如清真的味道系列片),甚至是医学。所谓回族医学,这个1987年才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所谓“回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现在已经正式确立为本科专业课程,当然专业课之一就是伊斯兰宗教教程。

以上我只是罗列了一些事实,肯定不能涵盖所有回族伊斯兰化的所有境况,但可以肯定地讲这种去汉化,重新阿拉伯化的举措已经深入到回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在融合过程中,被融合进以汉文明为根基的中华文明的时候,其他民族自然而然会产生抗拒力量,这是民族融合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回族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的高度汉化以后的去汉化过程,而且其去汉化速度之快令人惊诧不已,自改革开放以来算,不过 40余年。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白寿彝的作用是极为特殊的,他利用自己权威地位,将“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的论断强化并推广开去,成为中国民族学领域的一条定理。白的另外一大贡献是他发明了一套独特的历史方法论,在缺乏史籍史料的支撑下,他把回族的民间传说,小调,家谱,甚至个人访谈等等这些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拔高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完全不需要其他任何佐证,就可以单独作为历史证据使用。他要用这种方法“把中华民族之一的回回民族的历史贡献尽可能地发掘出来展示出来”,在这种粗糙的方针指导下,上梁不正下梁歪,最后“指鹿为马”都不算新鲜,红口白牙的把“据说”作为科学论据,堂而皇之地写在正式的学术论文当中。将中国的回族问题引上了歧途,将过往伊斯兰中国化已经取得的成绩,彻底毁灭。

当然如果没有执政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给他创造机会,他是不会借着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代表那么快上位的,没有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泼脏水把好孩子也泼掉的大撒把,他也没机会把原来去宗教化的共产族政策修正为伊斯兰化。没有大部分回族精英对伊斯兰化回族达成共识,回族伊斯兰化的速度也不会如此之快。冯今源和杨怀中这两名回族共产党员就是白寿彝之后,回族民族精英中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杨怀中,他创办那本著名的宗教杂志——《回族研究》,必将在“伊斯兰化回族”和“伊斯兰化中国”问题上,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共产党员杨怀中(回族):历史让它(回族)担负着向东方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

共产党员冯今源(回族)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伊斯兰也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最后我来做个简单的小结,本章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图片,来剖析官方学者推动回族阿拉伯化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族民族精英试图完善回族民族概念,借以树立民族意识,建立民族地域,但由于回族这个所谓民族先天不足,为了所谓独立的民族特点,只有一个手段,阿拉伯伊斯兰化。当然说把宗教用民族伪装起来,进而发展宗教,也无不可。

所谓共产主义者白寿彝在其他历史学领域的成绩或许很大,但在回族学领域,他代表的过去和现在的回回民族的民族主义精英,对今天的乱局是负有极大的责任的。作为回族民族主义者,他们也许想在伊斯兰宗教排他性和世俗兼容性之间做些平衡的努力,但从现在看,所谓回回民族只要走上了发展壮大伊斯兰的民族自决道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整个群体向伊斯兰教义加速前进的命运,这是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内在属性决定的,不是哪个人的美好愿望能够改变的。谁也不可能在世俗化和宗教化之间,走出第三条路。

就此我们也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回族的民族主义者是体制内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一帮秀才怎能翻出这么大的天?光有理论,没有政策上的支持者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具体实施白寿彝理论的民族主义者又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在将在下一篇中进行探讨。

第九章 附录一 回族医学是如何诞生的

1987年以前回族医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些有民族特色的中医项目。但1987年以后一套残本“回回药方”忽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极大兴趣。

1987年11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海外交通史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召开了翻译、研究《回回药方》的会议。1989年12月11日至13日,在西安举行了“回族医药学术讨论会”。该次会议催生了《回回药方》的点校本的问世。会议认为回族医药反映了民族特色,今后有必要从多方面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研究,并使之应用于临床。1994年,宁夏回族医药专业委员会成立。

其后宋岘教授经过10来年的努力,在纯学术领域,终于完成了《回回药方》的释义工作,《回回药方考释》于2000年出版。

根据宋教授的考证,虽然间杂中医药方,但《回回药方》实际是以多本伊斯兰医书为蓝本的翻译著作,与伊本·西那所著的《医典》联系最为紧密。虽为汉译,但掺杂多种语言的外来借语,且由于反复抄录,语法和词语错误百出,如果不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其他一些语言,完全无法阅读。也就是说,这本医书与现在的回族无关,又由于语言问题,不说传承,连读懂都成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这本医书在古代就已经渐渐没落了,就更谈不上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临床概念。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冯增烈在《回回药方》点校本的序言中指出“首先组织精通阿拉伯文、波斯文和突厥系文字的专家,对《药方》中民族药的名称按其所附原文进行翻译”,也证明此书阅读困难。但毕竟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正如当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忠和所说:“首先要对回族医药文献进行挖掘和整理,才谈得上对回族医药的继承和发展。”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宁夏医科大学全面启动回医药学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回族医学研究所于2007年7月正式成立,编写《回族医学基础理论》等8部回医药学讲义。2008年始招收回医药学文献研究方向的研究生。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整理、编写出《中国回族医药》《回药本草》和《回族医药方萃》等10多部书籍。

同年回族医学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1年11月4日吴忠市中医院整体移交宁夏医科大学成为其直属“回医中医医院“,为什么还挂着中医的名字?正如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牛阳说的:回族医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上有独特之处,但因古籍文献大量流失,给回族医药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应用造成了极大困难。

2016年3月,经过发掘,整理,发展,临床实验,回族医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宁夏医科大学在连续三年申报增设本科“回医学”专业之后,终于申报成功,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当然伊斯兰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专业课。

2016年7月,再传喜讯,宁夏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回)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年—2020年)》。如果从1987年算起,29年的卧薪尝胆,终于让这个”名见经传,事不载书“(出自宁夏医科大学本科回医专业设置申请表)的所谓民族医学重放异彩。

第九章 附录二 回族学中的史学研究方法

回族是一个新中国以宗教为基础创立的一个人造民族。回族学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一个新生学科,准确点说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诞生的一个新学科。然而在学术上,回族学研究面临重重困难。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回族穆斯林汉化严重,根本没有完整的民族历史,只有古时留下些宗教著作以及中东来的所谓祖先的些许历史痕迹和记忆。可是这种历史碎片,实在无法为一部完整的民族历史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构建民族历史。而更加艰难的是,这些历史碎片也因为汉文化的冲击以及年代久远,基本上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像样历史证据了。这都使得所谓回族学在民族学领域举步维艰。然而这显然难不倒一众宗教情绪炽烈的回族学者,其中白寿彝无疑是佼佼者,他不仅为如何构建一个人造民族指明了方向,还利用自己的行政地位和学术地位,为如何研究回族历史,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

首先年代久远一点的,就套用色目人等同于穆斯林的公式。比如郑和,其佛教徒的历史证据充分,但并不妨碍回族学学者们,红口白牙地咬死色目人后代郑和就是穆斯林,至于那些佛教徒的证据——郑和《发心书写金字经》、《佛说优婆塞戒经》和《五华寺人藏经发愿文》等一列文物,都被“郑和内心保持着伊斯兰信仰“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发心书写金字经》:大明国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 南京郑和墓原名马回回坟,原墓为典型中式坟墓

郑和主要的或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奉佛崇道只是表面现象,只是为适应他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这种适应,并不完全是被形势所迫,更不是受权力威逼,而是含有在特定条件下他自愿随波逐流的成分,但它们并没有达到导致郑和放弃或改变伊斯兰。

——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评郑氏“奉佛”、“崇道”说,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回族)

而南京市政府,不仅全盘接受了郑和是穆斯林的说法,而且仅凭个人口述,在所谓专家们的匆匆考证之后,就判定一处无任何明确历史记录的马回回坟为郑和墓,并于1985年依照教徒墓葬的形制将中式马回回坟修改为伊斯兰坟墓的形制。

丁鹤年为色目人后代,明初十大孝子之一,为母守灵17年。同时他还精通儒学,佛学,还是著名诗人,他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寂寂先贤宅,堂堂古佛家。“;” 坐禅霜叶秋埋膝,行道天花日绕身。“;“淡泊资禅味,清凉养道心。”;“最爱群仙持绛节,朝真不惮九天遥。“。从其诗句上看,除了禅意盎然,仙风道骨,丝毫看不出什么伊斯兰的痕迹。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秉承汉家文化的色目人,就因为是色目人,而被新中国的专家们彻底地定性为回族穆斯林。

由于明朝对色目人实施强行同化的政策,色目人的传承逐渐模糊。那么色目人等于穆斯林的方法就不能继续使用了。于是白寿彝以独特的视角又发展出了一套研究方法。他将史学研究中的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匾额,碑刻,账本等原来辅助性的材料,无限放大,完全当作正史使用。这些东西的历史准确性本来就有问题,又由于回族对文物造假尤为严重,导致这些所谓文物历史价值极其有限。回族对文物的造假主要是因为古时伊斯兰教徒为了能在寄居地生存和传教,而刻意制假,以期证明自己自古为中华的一份子,好掩盖自己异质文明的本质。但由于知识有限,信息量不够,经常漏洞百出。如牛街清真寺的康熙圣旨匾额,仅从用词和格式上看就知道是民国期间的假货。中国各大清真寺保存的匾额和碑刻大都存在这类造假问题,多表现为修改建造年代,在建寺碑记中添加古时名人的姓名,以示此清真寺的皇家气派。家谱也是造假的重灾区,回回家族采用攀龙附凤的手段,利用合谱的机会抢夺汉人家谱的做法十分流行。更有甚者,就是直接造假。当年造假的理由更多是为了生存和传教,可是谁能想到,多少年以后,这却为后面的回族学者创造了一个极佳的机会,用这些伪史资料构建民族。

以往历史界在使用家谱的时候格外小心,而白寿彝则为了回回民族的发展,打破了这个禁忌。只要本家家谱里敢说,回族史学界就敢当正史用,成为回族学中的学术潜准则。山东有一支回族自称为明朝开国名将丁德兴后代,证据就是一部家谱,而此家谱却是由三个不同家谱合谱而来,顺治年间的第一部家谱已经不可考,而光绪年间第二部家谱修订人在序言中写得很明白,他说,传言说我们是丁德兴的后代,但是时间太久远了,根本无法考证,就当作传言记录一下,强行攀附,只会被人笑话。而民国期间的第三次不同丁姓家族合谱,这条就消失了,新家谱堂皇之地自称为丁德兴后人。就是这样一部传承记载清清楚楚的家谱,到了回族专家学者手里,就变成了明朝开国大将丁德兴为回族的铁证。可见这种把民歌民谣,民间传说,家谱当作权威史料的研究方法有其局限性。当然无限拔高,就是明显包藏祸心了。

我们过去的文献材料也是很分散的。……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工作,要进行资料的工作。这里边可以包含这样那样的内容。首先是把历史文献里面的书面材料大量搜集起来。……把文献方面的资料尽量地搜集起来,按照时代排列起来……对于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 好处。……对于地方材料,细化出诸多种类。如清真寺碑刻、回民墓碑、族谱、回族团体章程、刊物、各种 文件、回族行业记录、账本、各地回民传说、故事、歌谣、匾额上文字、有关文物等……在资料工作上,还要搜集地方材料。这里面包含了礼拜寺的碑刻,回族墓地的碑刻,家谱,各种回族团体的章程、刊物、以及各种文件、 回族所经营的各种行业的有关记录、账簿等等。还有地方上有关的各种传说,包含流传的故事、歌谣等等都在内。……地方上的材料,还包含有礼拜寺的各种匾额的文字,有关的文物,这些也要搜集起来。

——民族宗教论集,白寿彝

可是即使暂不说民歌、民谣、家谱等资料的可信度和局限性,就是单论这类史料数量和质量,构建民族史还是不足,于是白寿彝又把历史界另外一条辅助研究手段信手拈来,令“回忆”、“访谈”也提升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高度。而此门一开,所谓口述历史的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自然发展到极致就是“据说”式历史论证过程大行其道,当然大部分回族学难言之隐,确实也一洗了之了。

更应该注意的是革命史的资料和劳动人民记忆中的历史资料。像这一类的资料,经过时间越多,就损失越多,并且是一经损失就不可弥补了。我们希望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们,能就记忆所及,或自己写,或口授别人代写。把这些材料集成一本一本的“革命回忆录”出版,对于革命史的工作将是很重要的贡献,这也可以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同时,要很好地组织一些力量,把回族调查工作经常化起来,对有关的人民公社进行重点调查,写成专书。 ——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白寿彝,人民日报 1960年2月22日

1989 年 9 月 15 日在河南会议上, 先生作了题为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同志,……我们要 要求这些同志抓紧把他们的经历写下来。……这些材料,都是活材料,更要抓住不放,要写在纸面上,写在录音带上,写在照相机上……写这些材料,我想可以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回忆录,主要是自己的事情,一种是见 闻录,写听到见到别人的事,一种是采风录,写一些民间风俗习惯歌谣等等。这三种形式可以分别的使用,也 可以混合的使用,可以系统地写,也可以作为札记去写。”

——《关于开展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白寿彝,1989年9月

例如《回族人物志》中,明朝名将常遇春被论证为回回的证据主要有,据说常遇春的父亲是个阿訇,据说常遇春多用回回兵,据说北京常营回族的祖先为常遇春,据说常遇春资助建设了很多清真寺,据说常遇春与穆斯林结成了儿女亲家(指明朝开国名将冯胜,冯胜为回族的证据依然是一个所谓家谱)。在读者的目瞪口呆中,完成了论证。

既然“口述“可以当作探索历史的工具,那么”演绎“自然也可以当作学术工具。例如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李贽没有任何伊斯兰宗教著作,却喜爱参禅,写禅诗,晚年还曾寄居在佛寺剃发不受戒,爱好清洁,崇尚薄葬,死后未用棺椁,而最后两点”爱清洁“和”崇尚薄葬“,就被中国的回族史学家们被说成这些习惯与穆斯林相同,说明他内心依然是归属伊斯兰的,也就是说这是他是穆斯林的铁证之一。不说”爱清洁“,单说”裹布下葬“,如果这个逻辑成立,汉代崇尚薄葬的卢植也是裹布下葬,岂不是说卢植也是穆斯林。可惜卢植死于公元197年,比伊斯兰早了400多年。

当然,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论证方式,大多数时候管用,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比如白彦虎和杜文秀的问题。此二人大节有失,卖国历史证据确凿,翻案困难。就算白寿彝自60年代起就鼓吹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英雄的史观,也很困难解决他们两个的问题。白寿彝鼓吹的这种两类民族英雄的史观,本质上就是阶级斗争史观和多元一体民族斗争史观,这种史观体现在清代,就是反清即为正义,体现在古代,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统法统,中国王朝不再有所谓正统王朝,而是大家都是正统王朝,所以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而只能是汉民族英雄。可以想见这种史观,必然给中国历史的认知带来混乱。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有机会,我们在后续的章节中再进行讨论。

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 ,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第二种是 本民族的英雄,即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 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 ——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白寿彝,1981年

写历史人物传记可以走英雄史观的路子,也可以走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子,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子,问题不在于写不写传记,而在于怎样写,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看。 —— 回族人物志题记,白寿彝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白寿彝坐稳了马列史派开山祖师的位置,行政职务越来越高,慢慢地翻案也就不成问题。白寿彝不断地在西北回民起义的相关研讨会上,提到他的要以阶级斗争史观看问题,要正确看待民族内部英雄的说法,在这种不断的暗示下,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杜文秀的问题很好解决,他叛国的证据只有两个,一个物证是藏于英国档案馆的《上英皇表》,一个人证是使臣刘道衡。那么只要一口咬定物证是假的,人证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骗子,在“反清即为正义”的大旗下,杜文秀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一众回族学学者也就是这么干的,具体过程也就不在赘述。

《上英皇表》:“中华总统兵马大元帅,臣杜文秀,谨表呈大英国皇上陛下,俯请圣安,伏乞鉴纳事……臣等深慕大德,远献愚忠;如蒙俯纳,遣发飞龙之师,愿效前驱,成逐鹿之志……”

而白彦虎就复杂的多,就算把他杀光异教徒的滥杀圣战行为美化为自卫行动,正义的反清起义,也无法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为他附敌和叛国开脱,投靠侵略者阿古柏,叛逃俄国,充当俄国干扰伊犁谈判的雇佣军,如何洗刷得干净?那么如何解决?看来除了以势压人,无计可施。于是投靠内附阿古柏,变成了白彦虎只是联络阿古柏,无实质性的合作。叛逃俄国,成为被逼无奈保存实力,至于俄国雇佣军,能忘就忘记了吧。从1987年的第三次回族史讨论会开始为翻案吹风,大谈什么功大于过论,到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正式喊出重新评价白彦虎,再到2010年还是这位汉族王教授把白彦虎这个杀人魔王般的圣战士,崇敬地称为民族英雄为止,只不过23年的时间,而早在2003年去世的白寿彝也相当满意地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把白彦虎叛国投靠阿古柏修改为联络阿古柏。

(光绪二年,白彦虎)被迫采取了联络阿古柏以抵御清军追击的策略。

——《中国回回民族史》,白寿彝,2003年

自然为了使伪史能够在学术上彻底站住脚,收缴记录真实历史的文物是必须的,垄断历史文献也是必须的。而根据他们发掘或发明的伪史,大规模的重修历史教科书,各个地方政府重修县志等等也是必不可少的,重新出版的清朝和民国时代的老县志和古籍,能在同治回变相关章节做个留白或者画几个空格表示有删节,就已经算是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了。只是白寿彝和他的回族同志们大约万万没有想到,互联网使得他们费劲心力制造的这些伪史能这么迅速和彻底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三十一条:“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侮辱、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性质的碑碣、匾联和文献资料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妥善处理。”

——《甘肃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送审稿)》,2016年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先天不足,缺乏历史支撑,所谓回族学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路,一是关注历史罅隙中的繁枝末节,并故意忽略这些繁枝末节历史真实性的考量。二、以意识形态为大棒,强行剪裁历史、生拉硬扯。三、直接凭空捏造,杜撰历史。而当回族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完成后,回族学学者就采取,你论文中引用我,我论文中引用你的方式,用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方式,完成伪史的最后的构建。最后的借助行政力量,强行推广伪史。而可以想见,这种研究方法和逻辑不仅存在于回族历史研究中,也一定存在于所谓回族学的各个分支角落。

这套手段,完全丧失了客观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完全丧失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这种治学的态度,能够在中国横行无阻,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作为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研究者的他们将如何面对历史的审视?当然在马列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招牌下,打着伊斯兰的大旗创造所谓民族历史的回族学专家们,或许真能得到真主的赞扬吧!

“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实践过程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 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回族史论稿》序言,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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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此文“第五、六、七章”贴重了,请版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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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十章及附录

第十章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推手 (下篇)

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及他所代表的一干回族学者,对完善回族的民族定义,树立独立民族意识,贯彻伊斯兰是回族民族属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回回民族成为真正的民族费尽心力,为伊斯兰能够内嵌中华大地,最终实现民族自决设置了详尽的计划和路线图。作为中国回族学领域的智库,这些学者把“伊斯兰化回族”这个目标伪装化,理论化,政策化,利用执政党理论上的粗心大意,打着民族的旗号欺骗执政党,推行伊斯兰化,给中国的民族宗教理论造成了巨大损害,同时也为将来的中国国家安全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

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有推手,只有这些手拿笔杆子的伊斯兰秀才们是不够的,除了他们,一定存在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实践他们理论的机会,只有这样白寿彝及其同志们的理论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威力。也就是说首先一定有高级官员参与,有了他们伊斯兰化理论才能形成国策。同时也必须有中层和下层回族干部群众参与,这样才能保证伊斯兰化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可是如何证明有这样一个体系存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枚举法看来还是唯一可行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回族高级官员,由于无神论政党政府组织纪律的限制,高级回族行政官员对伊斯兰都不会发表太过露骨的看法。那么唯一的考察方法就是利用伊斯兰中的宗教和生活绑定的特点,来审视回族高级干部对伊斯兰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真实态度,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事实证明利用这种方法,我们确实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比如说朝觐,这项伊斯兰中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文革刚刚结束,就有大批少数民族共产党员以促进外交的名义前往麦加朝觐:

1984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买合提·司马仪(维族,党员)为该团团长,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乐庭(回族,党员)为该团副团长一行10人前往麦加朝觐。

1985年4月5月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回族,党员)访问沙特,商讨建交事宜,并进行副朝(在非正式时间去麦加朝觐)。黑伯理在访问期间,率领访问团中的所谓穆斯林,每天按时做礼拜以博取沙特等国的好感。

1985年8月,以甘肃省统战部部长马祖灵(回族,党员)为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木沙也夫(维族,党员)、韩有文(撒拉族,民革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

1986年7月8月间,以中国伊协副主任马贤为团长,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买哈苏德·铁衣波夫、宁夏政协副主席马立凯(回族,党员)为副团长的25人朝觐团赴沙特麦加朝觐,另有2000余名中国穆斯林经巴基斯坦赴沙特朝觐,至此正式恢复了被切断很久的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这个庞大的访问团中包含了大量公务人员,以至于负责接待的沙特亲王、麦加地区长官马吉德,在接待朝觐团后惊讶地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

——《环球》杂志:中国朝觐者历史风云录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前往麦加朝觐

诚然这种举动的本意有拨乱反正,促进正规宗教活动,促进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之意,但作为共产党员无神论者在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就以党员身份从事宗教活动,确实令人诧异。而党内最高层对这个问题,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对共产党员从事宗教活动这个问题淡然处之的态度则更令人印象深刻。

对党员朝觐会引发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

在这些朝觐的共产党员中,1937年入党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很典型,在朝觐归来后的日子里,经常以侯赛因哈吉自称。侯赛因是黑伯里的经名,哈吉是朝觐过的穆斯林的专用名词,也就是说他自称是穆斯林共产党员或者伊斯兰共产党员,可是他自己乃至是执政党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

哈吉共产党员侯赛因黑伯理

另外能查到的,在改开以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在媒体上公开自称穆斯林的,是曾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社社长的回族党员王旭明,而且王旭明在不止一家媒体上多次公开宣称自己是穆斯林。

回族穆斯林共产党员原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

其他回族高官的资料和言论,在公共资源上可查到甚少,但从几名回族高官的葬礼上,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杨静仁(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黑伯理(原宁夏自治区主席),石宗源(原贵州书记),以及王连芳(云南为沙甸平反的关键人物)的逝世时间和追悼会下葬时间都不超过3天,严格遵守伊斯兰教法3天之内必须下葬的规定。而按照正规情况,中共党内高层人士的追悼会一般说来都要等待至少一周。

除了黑伯理没有公开资料,其余三位根据公开资料最后一个层次都是进行的穆斯林葬礼!选择去见真主!

原统战部长杨静仁先在八宝山举行告别式后,依照穆斯林葬礼安葬

一死两制的石宗源,在清真言的念经声中下葬

主导给沙甸平反的回族共产党员王连芳是个知名的人物,也是中国穆斯林化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我们要知道王连芳也是哈吉,1993年11月,云南省宗教局组成云南省穆斯林友好访问团,由王连芳任团长,省宗教局长纳忠伦任副团长等一行5人对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访问。访问团在麦地那瞻仰了“先知清真寺”、先知穆罕穆德陵墓。后又去麦加圣地进行“副朝”。2000年2月,王连芳去世,他的葬礼也是伊斯兰式的葬礼,殡礼在昆明顺城清真寺举行,最后入葬金家山回民公墓。沙甸事件中我们还有提到他,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

王连芳的民族情节,或者说是宗教情结

这几名回族中高级官员,对伊斯兰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去世后,他们的葬礼都选择了先见马克思,再去见真主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闻中报道中高级回族官员的葬礼,关注一下他们是否三天之内下葬,就会发现秉承这种双重价值观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中级的回族官员对伊斯兰是什么态度呢?他们是否也秉承这种二重价值观呢?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清真食品泛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窗口。清真食品,含义复杂,是扩张伊斯兰的利器,观察回族精英对待它的态度,是测试回族中下层精英是否具有伊斯兰宗教情怀的一块试金石。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政协委员回族党员海霞早在2014年就提出建议:在列车上增加清真餐。合肥市回族政协委员马建敏(合肥市第九中学教师,原市政协委员,现省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党员),自2010年起到2018年,所有议案就是围绕清真和各种回民专用设施进行的。而2018年前各地大大小小的回族政协委员对提交清真食品相关议案的热切程度有目共睹。

清真立法前,西北民族学院法律系系主任马玉祥教授(回族,九三学社),这位从照片上看去还颇为慈祥的教授,在论文中杀气腾腾地叫嚣可判处破坏清真食品的坏分子死刑。

“确立清真食品监管的行政首长问责制” ;“在现行《刑法》中增加“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以穆斯林禁忌食品冒充穆斯林食品,侵犯少数民族权益,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以此手段煽动民族仇恨的犯罪行为,视其情节分别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处十年以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 马玉祥

西北民族大学马玉祥教授

山东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马传先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民族委员会审议的议案四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清真立法法案,即山东代表团马传先等31名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快制定清真食品管理法的议案”(第376号)。马传先(回族,致公党),德州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德州市委主委、德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局长。

丁宏,回族,党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2016年3月在“伊斯兰教、穆斯林、回族、清真食品和Halal食品的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面对清真立法引起的争议时说: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先后制定了专门的清真食品管理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大问题,这说明立法方向是可行的。另外在这个由国家民委政法司与中国民族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们最后的结论是:本次研讨会进一步论证了国家层面制定清真食品条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回应了目前社会上对制定清真食品条例提出的某些质疑。

同样,如果查查新闻,尤其是2018年以前的新闻,各行业的回族精英,各级政府中的回族官员和人大代表,无论行业,无论教育程度,无论党派,基本上都在为清真食品的推广和立法摇旗呐喊。在此基础上,清真食品不仅拓展到法律层面,而且已经渗透进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直至2019年政府对泛清真泛伊斯兰进行整改,形势才有所遏制。这里我们也就不在一一赘述。

甘肃政法学院马进教授认为沙里亚教法必将升级为中国的国家法律

西宁市副市长杨小民对清真微波炉盛赞有加

而底层的普通回族干部,普通回族公务员的态度,由于没有太大的顾及,敢于表白自己对伊斯兰的态度,观察起来就相对容易得多。银川有人在微博上举报清真餐馆贴春联,不清真,20分钟就引起银川市政府官方账号“问政银川”的重视,立即督促当地相关部门予以解决。这其实已经从监管清真食品上升到了监督清真生活,用教法约束普通回民的生活。而一些回族民族乡镇政府则大大咧咧地把阿拉伯文当作除汉语之外的官方文字使用。而对涉及回民题材的文学作品,“猪”字已经完全成了雷区,各级大小编辑如履薄冰,时时刻刻自我审查,生怕出现政治问题。猪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禁止“猪”字,禁止猪的形象,开创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先河。在超市肉品柜台,汉字“猪”被禁用,强行修改为“大”,成为以民族团结为名修改汉字传统用法的典型案例。

问政银川积极推行教法

政府机构的阿拉伯文牌匾

西安回坊,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回坊真正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是由政府推动的,起始时间大约在2000年前后。可在当地政府的逻辑“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激励下,回坊这个近代杜撰产物就变成了建成于唐代的历史遗迹,可他们忘了回坊的地点在唐代是在皇城之内。就这样,官方主导制造伪史,划定边界,正式将这块土地,赋予了回民,赋予了宗教。

现在回坊的位置在唐代皇城之内

而在民宗委发明的那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的激励下,回族基层官僚在中国农村大搞伊斯兰化,已经到了毫无忌惮的程度。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项目中的回族村

在这种为伊斯兰开疆辟土的政治正确中,各地出现穆斯林专用设施也就毫不奇怪了。到整改之前,甚至连清真血,清真疫苗的概念全部出现了。

安徽理工大学穆斯林专用澡堂(备注:现已整改)

清真血

清真疫苗

而网上一批所谓抱着理性态度的普通回族党员的论调,也格外引人瞩目的,基本上反映了底层回族群众对伊斯兰的认知。其中劝诫中国人要适应和包容大胡子和头巾的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最为典型。而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对伊斯兰的认知,我想基本代表了大部分回族党员的态度。

马晓霖对宁夏中阿之轴被整改,去除阿拉伯因素,如丧考妣

某自称回族党员的网红

以上我枚举了一些个体的实例。虽然不多,但大家只要去想想自己周围发生的故事,去看看过去几年在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发现这其实是通例。虽然共产党内部的回族高官不好明确表态,但他们对伊斯兰的高度认同,有目共睹。回族精英从上到下对伊斯兰都充满了脉脉温情。在对待推广清真食品、推动清真概念进入工业体系、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这个问题上,无论他们的年龄和学历,无论他们是何政治面貌,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贫富,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态度出奇的一致,都把推广宗教饮食,推广泛清真概念,隔离封闭回族社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身体力行地、脚踏实地慢慢向前推进。其中自称无神论者的回族共产党员因为手握权力,行动起来也格外卖力,因此也格外引人注目。从现在回族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的规模来看,政府中回回民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从理论出台,到转换成政策,到执行政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组织在运作。

在上篇里,我提出了问题“谁是体制内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推手?”,我们看到白寿彝之流的回族学者是学术上推行伊斯兰化的主要推手。那么通过此篇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回族民族主义者”不仅存在于学术界,而是遍布中国体制内的各个角落,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伊斯兰化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事实。

白寿彝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显然不是他凭空杜撰的理论,而是一个拥有回族群众基础的理论,上上下下回族精英普遍认同的理论。民国针对这个问题,是阻止回族群体民族化,只给予他们汉族穆斯林的名头,而且也卓有成效。白崇禧,马鸿逵等国名党回族高级将领都否认回族的存在。而共产党却打开了这个藩篱。那么为什么共产党要自己创造一个烫手的山芋,以及将来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则是我下面要思考的方向。

第十章 附录一 中国伊斯兰化发展的另类推手

当泛清真泛伊斯兰化被定位为国策后,非回族的伊斯兰化推手也就自然出现了。他们当中有学者,有官员,有群众,他们忠实地执行着意识形态给与他们任务。但他们与伊斯兰的交集并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尚能保留一丝底线,下意识地抵制着泛清真泛伊斯兰。即所谓服从组织决定,在不理解中增加理解。

然而体制中的确实有一小批非回族的学者和官员,积极主动为泛清真泛伊斯兰添砖加瓦。但由于这些人和团体推动伊斯兰化的目的多出于个人目的,实际动机也多与伊斯兰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只做个简单介绍。

第一个群体是非回族官员,既然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发展伊斯兰就是发展民族文化,就是为了民族团结,那么就会受到民宗委的赞赏而形成政绩,何乐而不为呢?原宗教局汉族局长叶小文恨猪如仇寇;杭州市政府为了杭州0.2%的回民修了一座占地10亩,造价2.1亿的大清真寺。北京窦店大清真寺收到群众企业捐款不到40万元,其余由北京房山政府资助,计划投资6018万元,竣工时,投资达到8000万元。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北京窦店大清真寺

第二个群体是非回族学者,由于文革后不仅回族学领域,整个历史领域白寿彝也是领军人物,不顺着人家的思路走,恐怕在整个历史圈就呆不下去了,就更不要说什么升官发财了。所以职责所在也是可以理解。当然也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如中央民族大学汉族教授李松茂(白寿彝学生),和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韩敏。他们两人的特点都是十分积极地打着意识形态的大旗,参与到西北回变宗教圣战士的正名活动中去了。当然他们所谓的还历史本来面目,本质就是颠倒黑白,那些被整村整镇整城被屠杀的百姓,在他们看来都是死有余辜,最多是革命行动的附带损失。受害者反而成了加害者,而刽子手却成了受害者。

这类汉族学者中有一类人必须着重谈一下,此类人的代表就是陕西师范大学汉族教授王国杰。回族学者从解放前就一直想给同治回变翻案,给杀人魔王白彦虎和杜文秀翻案。从抗战时期的回族歌曲就可以看出,杜文秀,白彦虎一直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说个题外话,我们也可以看出,回族知识分子拉大旗,塞私货也就是有传统的,一个抗日歌曲都塞进了这么多东西。

  敌虏饮马黄河水,神圣抗战起怒涛;回民自有真肝胆,偷生为耻战为高!礼拜寺今成焦土,无辜妇孺染血膏。悲哉教胞五千万,蒙辱含羞在今朝。文秀遗风今尚在,彦虎烈气犹未挠。杀乎杀乎杀止乎,争取正义赖宝刀。宗教示我舍西德,何惜流血头颅抛。倭寇破灭腾欢日,回族男儿解战袍!

——中国回族抗战歌,薛文波作词、王孟扬作曲

但由于白彦虎为宗教狂徒,嗜杀成性,滥杀无辜,更重要的是他叛国投敌,所以他的定性,自建国开始就一直争议不断,回族学者虽然一直努力明里暗里地为白彦虎翻案,却始终没有成功。甚至连给西北回变大唱赞歌的李松茂在文革后对彻底正面评价白彦虎也持保留意见。

(白彦虎)到新疆后到后期,投附阿古柏,走上了错误道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样作的,也不管其当时的主观目的如何,和祖国的敌人合流总是错误的,对造成其错误的原因可以作些具体分析,为其错误辩解、开脱则是不必要的。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

—— 评价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几点原则性意见,李松茂

而回族学者们则一直期盼一个汉族学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白彦虎翻案,打破这样一僵局。如果以1987年回族学者大规模发表论文,要求正确评价白彦虎开始算,到1998年,等了11年,他们终于等到了王国杰。此年王国杰在《西北民族研究》发表《重新评价白彦虎》。吹响了中国史学界全面肯定白彦虎的号角。

在新疆与阿古柏政权的合作问题 …… 不能苛求前人。关于白彦虎部队西撒时的汉回仇杀问题 …… 但我们应该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大角度来看待1862年一1877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民族仇杀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与实质。因此,这两个错误并不能否定白彦虎的一生功迹。从他一生主要经历及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愧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反封建斗争的勇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 —— 《重新评价白彦虎》,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

至于王国杰为白彦虎翻案打先锋的原因,从他对白寿彝之后回族学者的领军人物杨怀中的肉麻吹捧中和他自己的自述上看,我想更多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二字吧。

由杨怀中先生任主编的《回族研究》杂志在2009年4期刊物上接连发表了18篇论文,专门论述19世纪 中叶云南回族反清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 

笔者手捧刊物,爱不释手,挑灯夜读,夜不成寐。读得兴起时热泪盈眶,热血沸腾!因为我也是一位汉 族学者,20年来我在研究中亚东干族及撰写评价白彦虎的系列论文及专著时也有同样的经历与感受:历尽 坎坷,受够磨难。论文不能发,专著不能出。教授不给评,博士不让带。我的第一篇东干学术论文《中亚 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就是杨怀中先生慧眼识宝,帮我在《回族研究》上发表的。没有这个经历,我哪 来的这些深切感受!我要大声呐喊:杨先生,我敬您!《回族研究》我爱你!年轻编辑,我赞你!马平、马金 宝、李有智、丁克家、丁明俊等朋友我想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创造了一个辉煌!你们肩负的是民族的希望! 任重道远。……

由笔者这个学过俄语专业的陕西学者来研究白彦虎和东干族,也许就是真主的安排!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回民起义故事长大的。……

——回族应加强研究与宣传自己的民族英雄,陕西师范大学王国杰教授,2010年

王国杰后来成为国内研究东干人的权威(备注,东干人即为随白彦虎叛逃到俄国的叛军后代),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于李松茂说的“评价任何历史人物,都要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他来说,远不如名利双收来得实在吧。

最后一个为伊斯兰化站脚助威的群体是中国的宗教学学者。其代表人物为卓新平。卓新平,土家族,党员,研究基督教出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评审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民族委员会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办哲学组成员。这样一大串头衔,可见他在中国宗教学中的位置。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宗教研究领域领军的人物,居然公开提出宗教教徒应该被允许入党,作为一名公众学者,作为一个在宗教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政府级智库,作为一名无神论共产党员,说出这样的话真是令人诧异莫名。

保护公民信仰自由,促进宗教服务社会——卓新平

随声附和他"教徒可以入党"最响的是基督徒刘澎,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后成立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任所长(备注: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性质为非政府组织,NGO),在网上和海外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的李云飞阿訇和他关系密切。

我回了中国!不是为了别的,我是觉得,我有我的生命,我在美国信了主,我想,如果我能为主作点什么事情的话,其他的事情我作不了……我一方面做我学者的研究工作,作为学者,我有一个讲话或者出书的条件,另一方面,在做我研究之外,我自己搞了一个民营的小机构,做一件事情,就是推动宗教的立法。

—— 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挑战,刘澎

刘澎和李云飞

这个集团的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是民族大学教授宗教学学术带头人牟钟鉴,其为党员,与卓新平渊源很深。在2016年反对反对泛清真泛伊斯兰的大潮中,他在中国民族报上发表了讨伐“极端无神论”的檄文,为伊斯兰化站台。

牟钟鉴: “警惕极端无神论的危害”

对这个团体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去研究一下。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帮研究基督教的学者给伊斯兰站台?为什么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这对在西方千年的仇敌,在中国却能化敌为友,共同战斗?这里我主要关注伊斯兰,对他们也就不展开了。

这三类伊斯兰化的推手,除了最后一类基督教学者有些特殊,第一类第二类非回族官员和学者都是以马列民族宗教理论为出发点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性质上是从属回族学者、回族官员的帮手,虽然有客观原因,可是他们主动积极地冲到了泛清真泛伊斯兰的最前沿,抛弃人类最基本的正义观和道德观,为宗教圣战正名,冲锋陷阵,显然有名利私心作祟,但这种私人原因的行为,对于研究中国伊斯兰化这种现象而言,意义就不大了,对此我也就不做过多的讨论了。

第十章 附录二 西安回坊,一场官方主导的伪史盛宴

提起陕西省西安市的城市地标,一般说来,回坊一定占有一席之地。在官方媒体的反复宣传下,这个伊斯兰穆斯林聚居区建成于唐代,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而且在官方推动下,这个所谓历史悠久回坊,已经成为西安的招牌之一。当地政府甚至喊出了“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口号。把西安这座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赋予了伊斯兰属性。

中国媒体中关于回坊起于唐朝的宣传

当然本地的回民对此更是坚信不疑,以至于什么“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死的古城,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等奇谈怪论纷纷出台。

没有回坊,西安就是一座没有灵魂的古城

然而根据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的研究,西安的伊斯兰灵魂是2000年前后才冒出来的,因为回坊的历史是伪造的。其被赋予特殊社区功能和政治含义完全是由政府推动的,回坊边界的明确划分,也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的。

首先,回坊起自唐代,完全是伪史,并且是肆无忌惮地恶劣伪造。回坊的位置是唐代政治运作的中枢,尚书省和十六卫之左武卫、左骁卫等机构所在地,在皇城之内,如何建的起蕃坊?!

现在回坊在长安城的位置处于皇城之内

实际上回坊什么时候起源争议很多,推到宋代也算牵强。地域范围则更是模糊,即使是清代的七寺十三坊,具体范围至今也仍然不十分明了(今中崇文)。至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发生大规模变故,此后清政府采取措施,将西安城内的回民集中,设置木栅,才形成了现在回坊的大致范围。

但回坊的定义自清朝开始,始终是个民间概念,无任何政治含义,也不存在赋予土地伊斯兰属性的含义,仅限于聚居区的简单概念,边界也很模糊。回坊边界明确起来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由政府以开发经济为主导,回族精英见有机可乘见缝插针,而最终确立起来的。 西安市政府2002年颁布的“西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将北院门街认定为“历史街区”,并作为重点景观保护区域。此条例为回坊的重新定义,赋予其政治含义,明确其边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莲湖区将加大回坊等历史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依托该区特有的文化内涵,发展民族餐饮、民族商贸,形成以民族餐饮旅游为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吸引国内外游客。

—— 莲湖区打造“七大板块”促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007年6月

在政府的支持下,回坊的回族精英们也行动起来,在周边区域划定边界树立界标。在进入回坊的交通要道上,接二连三地设置起了临时性门楼。这些建造物被设置在五处。2005年左右开始成为常设物。 (备注:现在所谓去阿化,仅仅是去除了门楼上的外国文字和一些宗教用语,门楼形制没变,也没有被拆除的迹象,也就是说其最根本的界碑功能并没有去除)

西安回坊界标

同时西安政府和莲湖区政府等行政机关也开始公开承认“回坊”的存在,2005年莲湖区政府设置的石碑“回坊由来”,正式标志官方对回坊地界和伪史的公开认定。

莲湖区政府树立的石碑

2005年大麦市街扩建,莲湖区政府强行拆迁建筑物,回坊的11个清真寺和回民代表表示反对。对此,西安市规划局提出了“关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界线的状况说明”,明文规定西坊西端的大麦市街和洒金桥属于北院门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此事可认为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上公开承认回坊政治地位的又一个标志。 就此西安回坊不仅以一个回族聚居区,一个食品小吃街的面目出现在西安的日常生活中,也正式开始以一个宗教区域、政治区域的面目,正式出现在西安的地方政治舞台上。

日本学者今中崇文由此也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西安回坊是中国国内规模较大的回族聚居地之一。它继承了清末西北回民起义时所规定的空间范围,随着新教派的传来,移民的流入,回坊社会开始扩大、多层次化。因此可认为除清末的一段时期外,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机能的独立体。但在2000年以后,由于不断设置的门楼,回坊和周边区域的界线开始明确,回坊作为回族聚居地的认知被重构。如此一来就避免成为城市改造的对象,并让人们意识到回坊才是适合穆斯林生活的空间。

西安回坊从一个食品小吃街,到驱逐汉族商家,到明确此地域为伊斯兰区域,再到其顶替中华文明成为十三朝古都的精神代表,完成了一套鸠占鹊巢的完整操作,其实这就是政府推动中国伊斯兰化的一个缩影,或许还带有前瞻的意味。就算把门楼改成中式的门楼,但此地域成为伊斯兰的领地,当地宗教势力组织化、政治化已经是既定事实,社区已经被封闭的事实很难去改变了。而其作为大地代治者的野心,“西安最中国、回坊最西安”的宣传语已经说得明明表白。

通宝推:大眼,
家园 血统这事近几年的基因溯源算是piapia大脸 -- 有补充

好多这方面创业公司,99元可基因溯源。回族基本测出来北方汉族。。。。

作者 对本帖的 补充(1)
家园 看下23魔方的论坛 -- 补充帖

论坛搜索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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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这就是我说的文化无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帮助他者(别人家)的文化自觉雀占鸠巢而不自觉。

家园 这本书有出版吗?如果有想买上一本。
家园 不可能出版的,很困难找到一个网盘,百度网盘基本上存不住

这个网盘是最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终结,也可以在微博上找 “皓日自当中”,我可以通过微博私信把全文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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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宝推:朴石,
家园 【原创】第十一章及附录

第十一章 中共实践其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范例:内蒙古

为什么无神论政党内部会有宗教徒或者半宗教徒?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不仅混入了党内,还彻底掌控了宗教研究和制定宗教政策的部门?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

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回族党员从事宗教活动在党内是被默许的,虽然文革中被打断,但如果以1941年4月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开始算起,到2018年8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文规定党员不允许信教为止,如果以政策实施时间长短作为标准来考量的化,中共总体上对回族党员参与宗教活动是认可的,而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这也是我所说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的含义。只有看清了执政党民族理论中的问题,才能找到中国泛伊斯兰泛清真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才能在广义上找到最终解决民族的问题的途径(广义的民族问题,即所有民族的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下一个系列文章中讨论)

为什么民族问题对宗教泛化如此重要?因为中共的马列民族理论为伊斯兰在中国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伊斯兰份子为了能以封闭姿态完整地嵌入中华进行了百年以上的斗争,始终没有成功。同治回变就是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极端表达。自明朝至民国,包括非汉族政权满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承认其正统的中华身份。无论哪个朝代的统治者或者中央政府对伊斯兰都是一个态度,督促其尽快实现本土化和世俗化。比如左宗棠就认为只有儒化天方教徒,才能最终长治久安。当然伊斯兰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态度在历朝历代也同样是顽固的,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伊斯兰在中国最好的岁月里,部分中国穆斯林依然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如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就宣称就强调“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及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其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甚至包括中国本身,新生和摆脱厄运的出路只有一条,即战胜孔孟之道。

对于伊斯兰——这种拥有强烈感情的宗教;对于哲合忍耶——这支已经把感情推到殉难渴求的伊斯兰异端派别,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

—— 心灵史,张承志

归儒书院碑记 左宗棠

但这一传统却在新中国被彻底扭转,即使中国伊斯兰自身从根上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但并不妨碍伊斯兰顶着中华文明帽子变成所谓的本土文明/文化,打算和本土汉文明平起平坐。同时以汉族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回回群体正式变成了中华的一个民族,继而引发了很多当年意想不到的问题。对伊斯兰这种拒绝融合,且抱有领土自治要求的异质宗教文明,中共的理论设置明显带有自设陷阱的性质,显然是中共的民族理论在底层构建上出现了问题!可为什么中共要搞回族的民族识别?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马列原教旨民族理论。另一个就是所谓统战,换成白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此从本篇开始我们将离开宗教议题,进入一个新议题:回回民族问题。而回族问题因为宗教和新民族的构建问题交织在一起而颇显复杂,为了简化问题,也为了给大家一些对民族理论的直观感受,这里我先以内蒙古为例来粗略地展示一下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思路。因为蒙古族相对回族来说,是一个科学意义完备的民族,能更好地体现中共民族理论的逻辑。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中共回族理论和政策的背景知识。

民族作为一个近代的西方概念,于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提到现代意义上民族。中共对民族的概念则完全来自苏联,它全盘接受了苏俄民族国家的理论和逻辑,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旧制度的斗争武器,同时这些敌对势力的民族属性一定以主体民族为主,所以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必须要被全面压制的。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新的粘合剂,则可以完全超越民族,超越国家的认知,最终将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所以在共产主义必将解放全世界的信念下,共产党人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会产生离心力这个问题,始终没放在心上。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多次在公开文件中支持内蒙古独立,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内蒙古独立,企图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路子。中共1922年印发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到:(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根据这个思路一九三五年中共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署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即三五宣言),其中宣称:

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少数民族学术研究,比如内蒙古研究室和回回民族研究室,但如果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共依然没有脱开苏联民族理论的框架,所以这些民族研究充其量不过是把苏联的民族理论翻译过来,套用在中国身上罢了。可是当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出现了。由于日本投降,内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内蒙古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的支持下,由企图追求独立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主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蒙古族为主的伪满洲国兴安军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之时,由于其苏联背景中共也派员参加祝贺,但当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拿着中共以往文件要求尊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乃至独立权的时候,终于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并开始审视自己的民族政策。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派代表拿着所谓请愿书前往外蒙古,请求外蒙乔巴山和苏联斯大林同意内外蒙古合并的时候,中共终于惊醒了过来。1946年2月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可以支持自治,但内蒙古不应提出独立和民族自决,不能有单独的货币和军队。中共中央给中共地方组织的信函中写道:

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民族自决。

在辽北省与热河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等。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钱币

同时民国政府也注意到内蒙古的这种独立倾向,对内表示不承认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外则向国际社会披露所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真相,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在此背景下,斯大林认为外蒙古独立是苏联的目标,而内外蒙古合并不是,况且成立一个大蒙古,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因为苏联自身也有蒙古族的自治地方,同时对中共来说也交代不过去,所以斯大林在略微犹豫之后表示拒绝支持内外蒙古合并。乔巴山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除了抱怨几句,最终撤销了对内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支持。

当乔巴山(前外蒙古领导人)得知斯大林表示,苏联只支持外蒙古独立,但不支持内外蒙古统一的时候说:我们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我们和中国人不会有友谊,也不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这些人非常非常糟糕。 他们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毁我们的蒙古包,杀死了我的族人。 而现在他们在中国境内有蒙古人的地方,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完全理解宣言的含义。 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会向中国人递交我们的协议。 但是我们也会继续告诉全世界,他们如何折磨过我们,以及他们如何继续折磨那些留在中国境内的蒙古人。

虽然乔巴山还心有不甘,但无论如何所谓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完全失去了根基,最终并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后排挂像左起第一位为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

紧接着国共内战爆发,导致统战要求又显得紧迫起来,当然旧有理论的逻辑也依然在起作用,1946年11月中共发出指示:

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并就此一直存在了下去。从建国到50年代末这段时间,大汉主义被彻底清算,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自58年起,地方民族主义开始引起中央重视,党内开始对少数民族党员进行整顿,且愈演愈烈。民国时,为了消除外蒙古自治的政治影响,袁世凯将内蒙古六盟区域肢解,除了一部分区域分给已存在的省份外,主要区域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随后在此基础上设立的三个省,内蒙古行政区的概念在中国不复存在。而《三五宣言》则承诺将来的内蒙古自治区将包含所有清代时的内蒙古版图。解放后,内蒙古疆域不断扩大。引发别的省不满,同时中共也并没完全兑现三五宣言中的承诺,把所有所谓蒙古人的地方还给蒙古人,而是把热察绥三省的部分区域分给了其他的省份。所以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党过去的决定。因此1965年伊始,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在内蒙古散发早已过时的《三五宣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他是打算提醒其他省的领导人呢,还是向中央抗议示威,这就不得而知了。

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三五宣言》

但无论什么原因,乌兰夫此举立即引起中共高层的再次警觉,开始整肃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并于1969年将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缩小。虽然抓内人党运动扩大化明显,冤枉了很多人,但不可否认彻底打断了抱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幻想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脊梁,也让更多的中间派端正了思想。

反地方民族主义衍生出的内人党事件

1969年-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疆域被急剧缩小

四人帮倒台以后内蒙古的疆界大部分也恢复至1969年前的水平,本着清零的原则,对《三五宣言》的修正被抛弃。正因为如此,《三五宣言》可以带着红色回忆的面具,被热情讴歌,重新在内蒙古的官媒网站上招摇过市了(备注: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管、内蒙古日报社主办的)。自然蒙古民族主义思潮也呈现死灰复燃的态势。

三五宣言重新出现在内蒙古官方媒体上

中国的蒙古族学生在学校中悬挂外蒙古国旗似乎已经成为了潮流,这种以外国侨民自居,时刻向精神母国致敬的举动发生在中国的学校当中,没有引起官方丝毫的警惕不说,甚至还采取默认的态度。

热爱外国旗帜的中国蒙古族学生

微博上一名蒙古族下级军官的言论(此人为现役军官),则更是引人侧目。他把外蒙古当祖国,更让人不安的是,他所在部队的军事会议上,为了突出部队的民族属性,只挂蒙古文的做法(图版上的蒙古文是带有错误的机器翻译,明显只是为了突出所谓蒙古人的内蒙古),可见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思潮泛滥严重,以至于到处都充斥着以蒙古国侨民自居的中国蒙古族人。而蒙古国显然也意识到了中国的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宣布在2025年,抛弃斯拉夫蒙古文,全面回归传统蒙文,其背后隐藏的野心不可掉以轻心。

内蒙古某部的军事会议,主展板只有机翻的蒙古文字

外蒙古是祖国

而踩踏成吉思汗,这种过去至多批评教育的事情,现在也被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判刑一年,也可以看出这个蒙古族的民族主义早已暗潮汹涌。

踩踏成吉思汗像,判刑一年

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内蒙古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会有几条发现,首先解放前中共对民族问题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只能依靠党内意识形态理论家和政宣知识分子,囫囵吞枣地吞下了苏俄的民族理论,也就是说同苏联一样种下了一棵歪脖树,而这棵歪脖树最大的目标实际上就是统战,团结一切力量以对抗大家共同的敌人。可是当中共发现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独立倾向时,中共立刻开始为这个歪脖树绑上了第一个矫形的绳索——自治不等于自决。建国以后,中共采用了苏俄奇葩的民族国家架构,同时努力在中华大地上直接种植共产主义,所以把打击大汉主义放到了首位,这个决策给少数民族精英带来了他们自认为的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地方民族主义,中共同样立刻警觉并给予了无情的打击,这是第二个矫形的绳索--反地方民族主义。第三个绳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有民族都是共产民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中共早期民族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的,无论其他方面如何糟糕,全民共产民族如何乌托邦,但这个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完整和自成体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改开之前,民族关系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中共当时的目标还是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民族。那么改开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中共自己砍断了第二条和第三条绳索。第三条绳索没什么好说,是绝对错误的,但中共砍断了第二条绳索却是有待商榷的,打击大汉主义得以保留,但如何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却无人顾及。为本民族的壮大和发展而努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天然属性,任何一个没有被其他条件束缚的民族精英都无法抗拒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选择地方民族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牵扯出马列民族理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它对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民族间融合的艰巨性估计不足,这是只熟悉欧洲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构建国家的马克思的局限性,他设计的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目标的多民族国家理论,显然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一系列水土不服。当然这个议题拓展出去,肯定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谈得清楚的,所以这个宏观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民族系列里再详细探讨。下一章我还是把关注点拉回来,放回到探讨中共民族理论是如何应用到中国穆斯林回族群体上,以及产生了怎样的问题。

第十一章 附录一 《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及其造成的影响

一九三五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是中共民族理论重要的里程碑,也代表了中共最原始民族理论的雏形。这个宣言实际上暗示赋予内蒙古独立的权力!这个宣言在文革中被归为王明的杰作,只不过用了主席的名字发表,其实谁发表并不重要,关键是这是党的正式声明,代表当时党对民族问题的认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亲爱的内蒙古全体民众们!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作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三省、华北五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它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它进攻中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他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的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作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无数次的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的达到了北上抗日预定的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全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的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是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所占领的把兔湾,与高石秀所占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来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民族素以饶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的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除去一些不切实际和已经否定的说辞,其中宣言中的第一条一直影响至今。

(一)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内蒙古六盟包含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其地域广袤,大致范围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只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界比清代缩小了一些。

清代内蒙古边界

民国政府因为外蒙政治形势不稳,同时也为加强对内蒙古的控制将内蒙古六盟的传统地域肢解,除了一部分区域分给已存在的省份外,主要区域分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随后这三个特区相继建省。

民国在内蒙古成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

为了争取蒙古族中的民族主义份子的支持,中共承诺如果结盟,中共将保证恢复内蒙古的旧有边界,这就是《三五宣言》第一条的来由。

解放以后,作为第一个成立的自治区,蒙古民族精英自然要求中共兑现承诺,反应在行政区域上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不断扩大,至1958年,疆域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清代的水平。

1950年-1968年内蒙古自治区疆界的变迁

而1958年正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分水岭,在收拾了大汉民族主义之后,方兴未艾的地方民族主义在全民实现共产主义的号召下,繁荣不在,紧接着末日也就到了。

在这种形式下,内蒙古自治区自然也不能幸免,受到冲击,尤其是其急剧扩张,引发与邻省的矛盾,同时因为内蒙古自治区也没有完全收回以往的领土,所以1965年开始乌兰夫在内蒙古境内下发《三五宣言》,重申内蒙古的领土范围。可是他却忘了,那份宣言是支持内蒙古独立的。可见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内蒙的民族精英即使在那么不利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管不顾把民族利益放到了首位。

自然乌兰夫的举动,立刻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乌兰夫被打倒,并随之爆发了大规模的内蒙古内人党事件,虽然株连甚广,很多无辜的人受到冲击和迫害,但不可否认,蒙古族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得到了毁灭性地打击。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的面积被大面积缩小。

1969年至1978年,内蒙古自治区地域急剧缩小

四人帮倒台以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旗下,内蒙古自治区的疆域得到了恢复,自此内蒙古自治区,这个以蒙族为主体民族,汉族为多数的自治区的边界被彻底勘定下来(2010年,汉族人占内蒙古总人口的79.5%,蒙古族占17.1%)。

内蒙古边界的变化基本反应了文革前中共民族政策的变迁。但我们要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在理论,而是在政策,实现全民共产族是马列民族理论的基石,这个是不变的。政策的不同是因为中共认为民族理论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夺取政权期间,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可以利用的武器,但在掌握政权的之后,为了实现全民共产族,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被消灭。而文革以后,由于短期内实现共产族的思路受挫,民族政策显然又倒退回了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战胜敌对势力的有力武器这个思路上去了。而且从1978年至今,经过近40年的发展,《三五宣言》重新成为了红色回忆,同时内蒙古的民族主义也已经开始死灰复燃。

《三五宣言》重新成为了红色回忆

总之中共的民族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时刻在变化着的,展示这些资料并不是为了拓展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议题,而是让大家看看民族政策的变化,增加一些关于中国民族理论的直接认识。

第九章 附录二 历史文献: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

内蒙古主政的乌兰夫以反击大汉主义为名,六五年以后重新印发了赞成内蒙古独立的历史文件《三五宣言》,引发中央警觉,为后来的整肃内蒙古内人党留下了伏笔。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开始整肃内蒙古,乌兰夫在党内受到批判,一九六七年乌兰夫被公开打倒,其中一项罪名就是:“以1935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六七年下半年伊始,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内人党事件正式开始,显然打击内蒙古民族势力这个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

内人党整肃过程中,扩大化极其严重,很多无辜的人受害,但从另外一方面看地方民族主义势力被彻底遏制。从以下那时的文献上,可以看出中央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警惕和不妥协。

刘少奇、邓小平同乌兰夫的谈话记录

1966.07.02

刘少奇:今天谈谈乌兰夫同志的问题。看了华北局工作会议的简报,上面反映的都是些重要问题。今天同乌兰夫同志正式谈谈。

乌兰夫同志同我们很熟了,是很老的同志。中央的各种会议你大都参加了,中央的方针你都知道。内蒙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些,当然并不知道那样多,情况不十分清楚。比较起来,几个自治区,对内蒙情况了解的多些。

邓小平:对生产方面的情况知道得多一些,对阶级斗争情况知道得少一些。

刘少奇:中央对你是信任的,你也知道。培养你,让你参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担负了重要职务,让你当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小平:还有民委主任。

刘少奇: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这些,乌兰夫同志都是知道的。

邓小平:在朝鲜族中也反对过。

刘少奇:在全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都批判过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地方民族主义并不比大汉族主义好一些。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是压迫阶级、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搞民族主义的必要。

剥削阶级首先剥削本民族的劳动者,汉族、蒙族都是这样的。搞地方民族主义就是代表牧主、富牧利益的。如果不想剥削,搞民族主义干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全世界被压迫的人团结起来,不分民族,不分国家。这样可不可以?可以。马克思这个口号,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基础上是能团结起来的。不是搞民族主义,而是在反对压迫、剥削的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阶级斗争是共同的,只要那个国家有剥削阶级,就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压迫者、剥削者总是少数,被压迫、被剥削者是多数。所以,毛主席提出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一边。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根本立场问题。

内蒙古也有压迫者、剥削者,他们首先是压迫、剥削本民族,凡是能剥削的都剥削。大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剥削本民族也剥削别人。这是共同的。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就是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内蒙古就是被压迫者团结起来,靠共产主义吃饭,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靠民族主义吃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违背的。不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内蒙古的阶级斗争,就没有团结的基础。我们看了你们《实践》的元旦社论,说什么“三个基础”。政治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还搞什么其它“三个基础”?“三个基础”不通,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是共同的,难道内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吗?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阶级斗争,也有新旧斗争,新旧斗争了也包含有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总是赞成旧的,站在旧的方面,提“三个基础”就把方向、阶级模糊起来了,什么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多年来反大汉族主义,现在有还要反,要在干部中进行教育,注意不犯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对蒙族人民、蒙族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好处。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不反,就害了他们。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搞民族主义有什么饭可吃?吃民族主义饭就站到百分之五那一边去了。汉族中有民族主义,也要注意。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民族地区,除壮族外,不是你们先进!内蒙条件好,有牧区,有森林,还有包钢。不要以为对国家支援就满足了,认为生产上去了,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搞独立王国。再走,就走到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你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要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在刚解放后的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新疆那时也没有划。不是没有阶级,不是不要划。到社会主义阶段,就应该划阶级,新疆在土改后就开始划了阶级,有牧主、富牧……。王震同志一到新疆就要划,那当然早些。新疆也是依靠贫苦牧民搞清四清,你们一直没有搞牧区阶级斗争是不对的。牧区并不是不划阶级,不搞阶级斗争,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要划阶级。

邓小平:新疆划了,青海划了。搞公社时牧区划不划阶级,你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民委有两派,一派主张划,一派不主张划。你是不主张划的。你的理由是不划阶级也发展了生产。直到去年你还是强调不分、不划阶级能发展生产。其它自治区划了阶级,生产不是更可以发展了吗?划了阶级管的不是更长吗?有的牧主坐上飞机到处逛,钱从哪里来的,还不是剥削来的!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你是代表资产阶级的,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五的人一边,没有站在蒙古族百分之九十五一边,立场错了!

刘少奇:新疆牧主有一部分到城市,一部分在牧区。他们捣乱有办法对付。采取赎买政策,给牧主一点定息。赎买,如果他杀了牲畜,或者叛变了,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

邓小平:牧区不建立贫苦牧民专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永远是个课题。不要以为生产发展了就掩盖了阶级斗争。

刘少奇:生产发展不能掩盖阶级斗争,相反要引起阶级斗争。任何制度都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可以使生产迅速发展,大大发展。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四清是搞阶级斗争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本来各族劳动人民可以在四清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你把四清也搞成民族问题,偷梁换柱,把四清性质和重点根本改变了,是根本错误的。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民族问题,在一定时期有革命性,因为有民族压迫。民族遭到侵略,例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时候要团结本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人走了,蒋介石打我们,阶级矛盾就突出了。当时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不明显,突出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如果自己本民族不是受压迫,而是侵略别人,煽动起来赞成他,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是利用民族侵略另一个民族。如德国、日本,终究必然失败。如果本民族不是受压迫不是去煽动侵略别国,内部矛盾就要暴露出来。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成吉思汗时代对外侵略,那时俄罗斯还是部落社会,成吉思汗可以横行一下,但不久就完了。现在即使是希特勒、日本那样的民族主义也不行。没有希望。内蒙也不可能。现在你保卫民族,没有什么人去侵略压迫你们。小的缺点是有的,批评、改正就算了。有大民族主义,中央历来是批评的。

用民族问题代替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你说阶级问题实质是民族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立场,根本错了。反修斗争过去内蒙提出的早,你说搞得还好,中央还通报了。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的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下来了。

刘少奇:新疆要驳苏电台,内蒙电台不反驳外蒙电台。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剥削阶级思想,地富思想。外蒙对我们广播宣传修正主义,我们也要反广播。揭露外蒙修正主义。最近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几次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个地方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中央是马列主义、搞社会主义,地方就不能造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对四清,不搞阶级斗争。所谓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就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你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毛主席的民族观是什么?就是国际主义的民族观,共产主义的民族观,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联合起来的民族观。不是大汉族主义观,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观。你自己在那里篡改歪曲毛主席思想,强调踏出自己的路来。是什么路?自马列主义以来,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的路,就是世界上各民族独立平等互助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路。

乌兰夫: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刘少奇: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时间很长了。

乌兰夫:在筹备纪念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这个时期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过去没有这样批评过你,批评也许好些。

邓小平:不是去年起,还早。你长期思想是右倾,站在李维汉一边。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一九五五年平叛,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平叛,你都是右倾的。但中央一讲话,你就把话插开好,似乎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同意了中央的观点。其实,你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你同李维汉是一致的。如文字问题,用什么字母,你主张用俄文字,俄文词汇。你说同外蒙把语言文字一致起来是为了影响他们。一九五零年我们就觉得刘格平思想不对头,一九五三年就觉得你也有些不对头。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从筹备“二十周年”算起。如果你要说是从筹备“二十周年”开始的,你就根本接触不到问题的本质。

刘少奇:一九三五年《宣言》,当时是有革命作用的,是反蒋反日的。察、绥已经特殊化,外蒙性质也不同。你的民族主义是相当系统的。

乌兰夫: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邓小平:是啊,没有根,一下子是钻不出来的。

× ×:你是要把内蒙人民引到何处去?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搞你的一套,而且在组织上有布置。你是打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旗帜,还是打乌兰夫、民族主义的旗帜?

邓小平: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刘格平打自己的旗帜,你懂得我是有所指吗?

乌兰夫:我懂得了。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检查时,戴了几顶帽子。大家不满意。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一九五三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刘少奇:为什么出那么多案件?就是要搞剥削、搞特殊。

乌兰夫:这次要好好挖深。

× ×: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你的思想根深蒂固,又急于打自己的旗帜。

邓小平:这次你已经被动了。要你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想你会得到启发,但你只讲了五分钟的话,那么浮浅。性质相当严重了。你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未作交代,未作检查,很不主动。在华北局会议上你又躲躲闪闪,不接触实质问题,越来越被动。

刘少奇:你在中央会议上不采取主动。那是很好的机会。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而你没有。如有,可以替你说话。华北局会议上有一篇好的讲话,也较主动。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雪峰同志找你谈过两次,谈的相当深。现在不能不采取更多一些人来过问。现在是在一百四十多人中,如果拿到群众中去,群众会把你与彭、罗、陆、杨一样看待。你的组织活动相当多,不是一般政治思想问题,而是打出自己的旗帜。这多危险!中国只有毛主席一面旗帜。杨静仁不搞民族特殊,刘格平打了自己的旗帜。赛福鼎比你共产主义多,他站起来做了一个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报告,主动了。你在组织上做了活动。有相当一批力量。现在还有那么些人,要打你的旗帜。“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你搞代常委,呼市夺权,包头市也要夺权。夺谁的权?你的夫人搞的什么事?你那家乡搞的什么事?相当惊人啊!这些事出在别人身上不奇怪,出在乌兰夫同志身上很奇怪,今天向你交底。

刘少奇:在同志中间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干部如何看你?你丧失威信了。

邓小平:再不能搞地下活动了。再搞,搬出来。越搞越糟。老同志嘛,要说老实话。

× ×:不讲老实话,就要身败名裂。

乌兰夫: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刘少奇:为什么不清楚?是资产阶级利益迷了你的窍!对形势估计不对,对中央也估计得不对。我们信任你,但你搞这么一套,中央要批判。一个时候,总有那么几个人,一捧就昏头昏脑转向了。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是站在那一边,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不仅可以在内蒙,而且还可以做全国工作。你的屁股是坐在少数人的一边。中央对你的认识并不坏,当然也不认为你那样坚强。你不应当只看内蒙,共产党人不看全世界怎么行!没有全国的解放,哪有你内蒙古的解放?!怎么可以把功劳记在你自己的账上。哪里有这个道理!干这些事,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搞不清楚,我们感到奇怪。雪峰同志两年前向中央谈了你的问题,也向你谈了,那时没有那么注意。今天向你坦白地谈一次。三干会你应该自我批评,谁知你现在又反三干会。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

邓小平:积累那么大一堆问题,相当恶劣了。你要很快转过来。要革命,要下决心,要知道这是相当疼的。

刘少奇:现在改还可以,来得及。小团体,小集团要立即解散。你要训斥那些人一顿。向他们说,过去我害了你们,你们也害了我。批评那些打着你的旗帜的人。政治上要彻底检讨。说明阶级根源,代表谁的利益。组织上要采取痛快手段,要有几手。就这样人家还要看。不采取彻底办法,人家不相信。彻底了,人家还要看。要搞痛快的。敢和错误决裂。昭盟副参谋长云成烈(参看备注)的活动,要立即处理。

乌兰夫:代常委已经解散了……。

邓小平:你这个态度不行的,不深挖不行!要搞得疼一点,不要象彭真那样,也不要象蒋南翔那样。

刘少奇:凡是打你的旗帜的人,不是好的,别有用意。

邓小平:奎璧同志你也帮一帮,老同志嘛。

刘少奇:要走在阶级斗争前边,走在反地方民族主义、反修正主义前边,组织上立即采取措施,训斥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真正认真改正错误。就这样人家还要看。

邓小平:一百多人在此,多开几天会,让同志们帮助帮助。把问题解决了。当然,你必须下决心,关键在你。×××、奎璧、刘春同志可以帮助一下。

备注:

云成烈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时任昭乌达盟军分区副参谋长。1966年,面对中央发起的整肃地方民族主义,批判乌兰夫政策的浪潮,他持不同意见,并私下对人讲:“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山打游击也要革命!”等语,而且希望对方能把话捎带给身在北京的乌兰夫,但对方显然感觉此话问题重大,立刻报告的中央。虽然事后经过调查属于一时兴起的信口胡言,但造成很大反响。当时得到报告的中央负责人刘邓立刻采取措施,权星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立刻从北京赶回呼市,全面掌握局势,内蒙军区也进入紧急状态。当然这件事情最终牵扯了乌兰夫,邓小平就曾质问乌兰夫:“‘打游击也干!’你们还能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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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第十二、十三章

第十二章 回族创立的根本目是为了武装斗争需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三五宣言》),这是一个以民族自治,民族自决,甚至暗示可以以民族独立作为交换条件,请求与蒙古族民族主义者结盟以对付共同敌人的正式文件。隔年,即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发表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差不多是同一个思路。但是它与《三五宣言》相比,更进了一步。除了民族自治,民族自决,明确喊出了支持蒙回民族的独立运动,这虽然符合苏俄的民族理论,但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支持国内蒙古族和回民实施具有独立性质的自治,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分裂中国的手段,再加上什么土耳其苏联外蒙古中共一起来解放回民这种不着调的说辞,一方面落人口实,一方面也显示出中共缺乏专业学术人才,只知道囫囵吞枣,政治挂帅的意识形态。

日本人为分裂中国试图成立回回国 —— 抗日战争中的回族,徐浣桐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

《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共正式承认回民是一个民族。而在宣言中并没有阐述任何理由。讲到这里就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关于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的争议背景。

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伊斯兰是个封闭的宗教,不仅指其思想的封闭,还指教团群体组织上的封闭,而民族概念正好被教徒用来当作封闭社团的托词。当然它的理论是相当具有迷惑性的,宗教和生活绑定之后,产生了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宗教生活习惯,就此某些回民学者就一口咬定这是民族的特征,如回族学者金吉堂说:

“直接言之,今日回民之祖先,原来为外国 人。若分析言之,有叙利亚人、小亚细亚人、伊拉克人、伊思巴罕人、各部波斯人……此等庞杂 不同,风俗习尚,语言文字,服色,饮食,面貌,骨骼,都不同之外国人,因有共同之目的,相 率来中国居住,又因同属一教,信仰相同,对于教条之遵守罔不一致,然后经过长期间之结合, 同化,繁殖生息,而成回族。质言之,回族者,回教教义所支配而构成之民族也。”

但他的说法显然意见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民国回民将领白崇禧就说:

“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很错误的,因 为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是普及于全人类的,而没有民族或国家的畛域之分……而回教流传 至今,全世界大多数民族间亦都有他的信徒,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 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 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满洲人,可以说五族俱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 辑,而且也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太狭窄了……”

即使在回族内部的政治精英和学者,反对之声也明显比赞成之声强有力得多,如西北三马之一的马鸿逵和著名回民学者傅统先都曾经明确表示:

“甘青宁的回教同胞,和新疆的缠头,绝不相同,并且宗教是宗教,民族是民族, 不能混为一谈。中国的人民,因信仰自由,信仰了回教,仍然是中华民族,并不因信教而变为阿 拉伯民族……”马鸿逵

“今日之回教徒谈中国回教时,每喜以回教与回族相 混。有人甚至于费尽精力以种种考据结果证明中国之回教徒非汉族而为回族......再由民族之实质而言,中国之回教徒,并无同一独创之语言,然吾人绝不能因同教所用 之中国语言中夹杂有若干宗教术语,或习惯用语,即认其为同语言,同文字。中国回教徒之血统 尤为混杂不一。有来自阿拉伯人者,有来自波斯人者,有来自小亚细亚诸国者,亦有汉人之改奉 伊斯兰者。由是而知中国回教徒有同一血统,毫无根据...... 今日中国之回教徒,系 中华民族之信奉伊斯兰者,或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及其他民族侨居中国而其一般之生活习惯已为汉人或未为汉人所同化之伊斯兰教徒。”《中国回教史》,傅统先

而民国政府显然支持后一种意见,即中国没有回族和回民,只有回教和汉族穆斯林。有人宣称孙中山承认过回族,首先我们前面的文章谈过孙中山那段所谓回族革命性最彻底的讲话是伪造的,其次退一步讲,假如孙中山的回族不单指缠回(维族等西域少数民族)也包括回回族,那么蒋介石政府搞汉族穆斯林就必须纠正民国国父的这种说法,可是显然蒋介石时代并没有任何文件谈这个问题。并且如果孙中山真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中共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乃至到今天的各种文献学术论文居然没有利用这点攻击蒋介石,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回族在民国时代就被认定肯定是恶劣地造伪。而在“回回是汉族穆斯林”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不仅回族被禁用,连回民一词也被禁用,例如民国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最后就被强迫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

民国政府的这一态度必然被回民宗教势力和所谓伊斯兰民族主义份子所敌视。伊斯兰以阿拉伯最为高贵,阿拉伯后裔和汉族相比,显然是自降身价,强迫其承认为汉族穆斯林必然招致虔诚教徒的反对,是很自然的事情。如一九四七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回回代表的正式名称是“回教代表”,其中受邀的中国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沙沟门宦教主马震武表示拒绝,他说:

“我是回回,不去当生活习惯特殊的汉人代表。这是对回回的歧视,也是回回的耻辱,我不能出席。”

即使穆斯林内部的部分所谓世俗派的民族主义份子,对此也相当不满,我们如果仔细体会一下1934年白寿彝的话,就是发现,他的逻辑和现在部分穆斯林的是一样的,回教就等于回族,全体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民国建造,以五族共和相号召,回族(回教)被列为五族之一。不管 ‘回族’一词在现在是有如何不同的解释,但在那时似是指全部中国回教人说的。这是回教人第 一次在中国政治上,取得和非回教人同等的地位。”

——白寿彝,1934年 (备注:五族共和中的回指缠回,维吾尔族等新疆少数民族)

在明白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共在对民族宗教问题双眼一抹黑的情况下,热情讴歌少数民族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其根本原因就是以政治挂帅,拿着苏俄的民族理论,照本宣科,毫无科学精神随意创立新民族,鼓动所谓民族解放、民族自决,以及民族独立,目的只有一个:统战,背后的逻辑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当然众所周知中共为了统战在特殊时期说的一些话,其实当不得真,前篇的内蒙古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所谓对回民的民族识别却留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就是如果你不能实现共产主义消灭民族差异,将所有民族构建成一个共产族的话,那么在苏俄发明的这种民族国家体制里,你就必须承认回族的民族属性是伊斯兰宗教,回族自治区也必然带上伊斯兰宗教属性。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这个在以教立族和在苏共民族国家架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回回民族”理论,怎么打补丁都对“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个问题无可奈何,而事实也证明这个隐患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被引爆,直接导致今天的乱象。

第十三章 《回回民族问题》一座虚幻的丰碑

1936年5月中共发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从这个今天看来充满荒诞色彩的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民族问题根本没有任何研究,有的只是拿着苏联课本修修改改照猫画虎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迎合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宗教自治情怀,利用他们反对民国政府民族政策的态度,团结教团和教徒,以期打倒共同的敌人——“民国政府” 。这份文件如果刨除掉荒诞不经的部分,留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 “回回”是一个民族。

但是为什么能够依据宗教信仰设立民族,这篇宣言除了政治宣传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词句之外,没有给予任何解答。只是表示回族就是回族,中共才是回族真正的同路人,可以帮助回族获得民族自决和解放。当然中共显然也意识到自身民族理论的匮乏,可1936年刚到陕北没多久的中共百废待兴,也无暇顾及此事。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主管民族工作的部门,但大多以行政管理为主要职能,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要二年多以后才正式展开,1938年11月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下设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两个研究组,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共的民族理论研究工作正式展开。

两个研究组的普通研究人员最初只有5人,最后增加到16人。从现有的文献看,回族研究组的研究人员主要包括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等人,由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直接领导。其中主要研究人员的背景如下:

牙含章(中共党员)精通汉藏文字,有古文造诣,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西藏和蒙古的学术著作。

沈遐熙(中共党员,回族),1938年参加革命,后在张家川担任清真寺经堂教育掌学、二阿訇,解放后担任过临夏回族自治州州长等职务,改开以后曾任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五届会长。

沈遐熙这位老回族党员,建国伊始就踏上了朝觐之旅

秦毅(秦雨民,中共党员),中国早期的气象工作者,后投奔延安,1938年入党,由于其在兰州人脉广泛,所以他的主要任务是回兰州为研究组搜集文献。他最大的贡献是带回了《甘青宁史略》一套图书,共40册。100多万字。但由于他在兰州的背景,1940年4月他被派遣回兰州从事地下工作,离开了回族研究组。解放后任中国银行总行工会宣传部长,国务院内务部中国盲人福利会秘书主任、人事主任。

朱侠夫(中共党员),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早年多参与农运和兵运等地下工作,到延安后担任过“延安中央民族学院”教育处副处长、中共米脂县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等职。建国后,担任过甘肃省委统战部部长,甘南工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监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

从回族研究组普通研究成员的学术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在学术研究工作领域中能提供实质性帮助的只有牙含章和沈遐熙两人,一个懂古文,一个有宗教背景。那么也就是说所谓回族研究的真正主力就是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这三位领导。这点从后来回族研究组发表文章的署名上,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正是此三人为主创人员。李维汉先后参与创作和发表了《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民族问题》等著作,刘春写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回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贾拓夫则主要参与了1940年4月出版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的编写。最后的集大成之作是1941年4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回回民族问题》,属于集体创作,主要的执笔人是刘春。

左起:李维汉、贾拓夫、刘春

李维汉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到法国勤工俭学,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抗战开始后,主要主管民族工作。贾拓夫曾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但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未能毕业。贾拓夫为中共在陕北的高级政工干部,被毛主席誉为“陕北才子”。刘春曾在193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法语班,后又到新中国公学和江南学院学习过政治学和经济学,最后刘春于1934年考入在上海蒙藏学院蒙语班,但未能毕业即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到延安后一直专注在民宗领域,为蒙古族研究组和回族研究组研究骨干,解放后,刘春成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奠基人之一。

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和现在的师范教育概念不同,民国时代的师范教育是为家境不富裕的年青人提供现代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毛主席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以李维汉、贾拓夫在当时都可以称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入党后基本从事的都是党的事务和宣传工作。此二人是耍笔杆子的马列专家,资深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换句话说,对于如何运用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去解读回族内外部矛盾冲突,如何把苏俄构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直接套用到中国,他们的知识水平是绝对够用的。刘春1936年入党,1937年抵达延安,显然与李贾二人相比参加革命的资历太浅,从他的教育背景和到达延安前的经历上看不出他对马列和民族问题有如何深入的造诣,所以他的角色应该是在两位领导的指导下,利用笔头子比较硬的特点进行主要写作工作(刘春在来延安之前曾为“左联”工作)。这也大概就是他为什么是《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主要执笔人的原因。那么刘春是否自学成才呢?刘春后来主要从事民族方面的教育和领导工作,是创建中央民族大学的重要人物。可在民族专业的学术领域方面,他的文章在《回回民族问题》之后却很罕见,可见在建国后,他的角色已经从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第一秘书上升为当年李维汉和贾拓夫的把关领导角色。当然建国后,在民族问题方面也用不上他们这些半瓶子醋了,中共可以找到更专业的民族专家和历史专家来研究民族宗教问题了。例如在民国饱受白眼,被傅斯年喻为“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热衷搞民族差异民族识别的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两人就走到了前台,并最终由费孝通创造了一个所谓“多元一体”这个概念。当然吴文藻和费孝通师徒是后话,我们暂且放到一边。

在简单了解了当年在延安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人员的教育背景和履历背景之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回回民族问题》这本书中的关键点上—— “回族是否是一个民族?”,这个看似简单但却涉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宏大专业问题。从李维汉、贾拓夫和刘春三人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他们配备的研究人员数量和质量,以及他们能够得到的文献数目上看,这个研究团队是否拥有足够的伊斯兰宗教知识,足够的历史知识和民族专业知识是存在疑问的。而且从《回回民族问题》这部被现代学者称为集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上看,他们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短板。为什么这么说?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研读一下这本被当代回族学者推崇备至的巨著。

当代中国,一般谈到回族的文章里,两个历史文献是一定会见到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回回民族问题》。1940年发表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是《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的提纲版本,出版时间比正文大约早了一年。这个提纲,全文5000余字,如果我们忽略所谓阶级斗争相关内容,如何进行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一些关于未来的空头支票,只关注一下民族学学术方面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份提纲实际上只给了两个简明扼要的结论而已:

一、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正处于发展进程中。

二、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回族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利用它来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第一条说回族是一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民族,它正在孕育中。第二条说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特点。那么它们的问题在哪里?首先在中华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以汉族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外融合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这就是所谓的海纳百川的道理。异族群体长期定居在中华汉族腹地,原因不是归化就是入侵,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华夏腹地自然孕育出一个非汉族的新民族这种事情。而第二条以族教捆绑作为开头,又以拆分族教捆绑作为终点,这种文字游戏如何自圆其说,作者是不是自己也感觉有点挠头呢?!如果再从民族学人类学上看,除了宗教习惯,长相、大部分生活习俗、以及语言与汉族无异的群体如何能称为民族?这两个硬伤如何解释,我们只能研读一年以后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看看是否能找到解答。

1941年4月《回回民族问题》出版,根据中共现在的自我评价,这篇著作是中共民族理论的里程碑,往小里说,它标志着回族作为一个新民族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往大里说,是中共正式套用苏俄民族理论解读中国民族问题的首次尝试。

回回民族问题

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936年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就会发现《回回民族问题》这篇著作距离中共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已经过去了近5年,也就是说“回民是一个民族”早已是中共的一个定论,那么“回民是否是一个民族”可以说就是一个命题作文,唯一能够指望的是,中共的研究人员能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虽然有些晚,也算有个交代。那么这份答卷到底答得如何,我们这就来进一步仔细分析一下这份考卷。

这部书大约九万字,共分九章,由于此书的重点是用阶级斗争的概念解释回族群体内外社会矛盾,进而进行统战,这与我们关注的民族问题无关,所以很多章节我们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只需抓住相关章节和其他章节的一些重点段落即可,其中第七章“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为关键点。在研读过程中,作者如何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论证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一、为什么回民是一个民族?

二、如果回族是民族,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

对于“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回回民族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论证。第一条回回不是汉人,因为他们祖先来自西域。第二个方面,回回民族不是汉化的异族。回回民族有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和社会结构,而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伊斯兰是一套社会制度,而且回族也没有完全丢弃了自己的外来语言,清真寺中的回文班就是证明。第三条,虽然回族不满足斯大林给出的民族定义,缺乏民族定义的要素,但这因为回族还没进化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

第一条实际上是探讨血统。刘春这个血统论看似有道理,其实不值得一驳。明朝大规模的强制通婚导致中东回回人的脸部外来特征基本消失,最终结果就是回回人的脸型变成了典型的汉人脸庞。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 ——《国榷》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国,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其色目钦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明会典》

又由于交通闭塞,回民中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逐渐消失而统一使用了汉语,其异域服饰也同样消失,全部中东中亚的生活习惯也消失无踪,面对以上种种事实视而不见,却强调历史中的某一点,显然失去了发展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沦为诡辩之术。其实现代医学DNA研究也早已证明,所谓回族,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纯汉族人,大约是随教进去的。即使部分回族身上有百分比在个位数级别上的中东基因,但那张汉人的面孔应该已明确地说明了一切。好莱坞巨星基努李维斯有1/8的华人血统,但硬说他是中国人,恐怕只会贻笑大方吧。其实某些回族人一直强调自己身上的所谓中东血统,根本原因是阿拉伯血统在伊斯兰中是高贵的象征,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过,这里也就不在赘述了。

拥有华人血统的基努李维斯,是否为中国人?

第二条,作者关注的其实是文化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对伊斯兰不太了解,或许初看刘春的说法还似乎有些道理,但今天我们已经明白刘春文中给出的那些所谓证据,所谓部分生活习惯不同,所谓异于汉族的共同心理,不过是伊斯兰沙利亚法要求的生活和宗教高度绑定造成的后果,是生活被彻底宗教化了,而不是文中宣称的宗教世俗化后导致的民俗化。实际上在中原很多地方,很多回民除了不吃猪肉,连清真寺都不去了。如果伊斯兰是判断是否是回族的唯一标准,那么这部分脱离伊斯兰的回回人如何能算作回族?如果成了回族,他们什么时候应该回归伊斯兰?显然作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想。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也是中共自己的认知

在这部著作中,中共为了能贯彻族教捆绑,在论述其理论过程中频繁将宗教概念和民族概念互换互代,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和近代伊斯兰学者所用的技巧如出一辙。中共的 “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的潜在逻辑是“族教绑定”,其实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回族中的宗教特性如何处理?”,在中共的眼中,伊斯兰不是宗教,而是民族特性。同时这样的认定,延展出来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伊斯兰也第一次被一部分汉族精英认定为本土宗教,教徒被作为本土土著来对待。而伊斯兰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不仅族教捆绑得以实现,还终于获得了一个与本土文明平起平坐的权利!迈出了其实现中华代治者理想的坚实一步。

那么可以想见这个理论,倘若中共将来不能废除或者淡化回族这一概念,那么中共就必须承认回族的伊斯兰属性,按照苏俄民族理论的逻辑,这一决策会被贯彻到回族自治政府的执政理念中,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必然带有伊斯兰属性。那么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搞伊斯兰化的内在原因,一下就开始清晰起来了。

第三条是个很有意思的讨论,斯大林作为马列权威,苏式马列民族理论的主创者之一,他的观点可以说是不可挑战的。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回族明显不符合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那么如何将这个漏洞堵上,就成为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回族现阶段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民族,但正在进化为现代民族。

回族不是一个现代民族

上图是作者的论证过程,作者声称回族是个民族,但它又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同时回民还正处在进化成一个民族的过程中,可是书中作者还说回族也在进行着汉化。说句实话,这段文字,逻辑混乱,阅读困难,看似把人绕糊涂才是作者的真实目的。而且这个结论的潜台词就是中共不要融合,要的是各个独立的民族,即使是一个已经差不多融合为汉族的民族,党也要帮助它要倒退出去。这个反融合的潜意识,与中国传统的融合历史进程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这一逻辑贯穿建国以后民族领域的方方面面,至今依然存在,依然是中共民族理论的主线。

其实如果我们把学术讨论放一边,来看看刘春的另外一段话,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政治挂帅才是一切逻辑的根本。

回族是一个民族理论的逻辑:日本人的理论既然有实际效果,我们自然也可以借用

日本人搞以教立族,扶持回奸,想的是建立所谓回回国,进而肢解中国。而中共对此的态度则是:既然回族追求立族和自治的愿望如此强烈,被日本人利用,那我们何必非要坚守,同样承认了不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了。可是这逻辑不就是暗示回回国是个选项吗!暗示中共支持宗教团体顶着民族的大帽子可以自决乃至独立吗!当然我不相信这是中共的本意,但功利如此,没有历史眼光,没有科学的态度,只见意识形态间的斗争,关注眼前利益,未见长远却是有目共睹的。

当我们看完《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过程,除了第三条事关马列理论,前两条似乎都有点似成相识的感觉,不错即使到今天,中国宗教学者也依然是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当年的马列专家要采用这套说辞呢?

我想原因有二,一是“回回是否是个民族”对马列专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促成和回回宗教团体达成统一战线,至于将来,共产主义来了,什么都得灰飞烟灭。二是马列专家对伊斯兰根本不了解,采用了拿来主义,把当时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直接借用,比如明朝的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和蓝玉等都是回回也一并抄进了这本书(现在看,其实我们真不能嘲笑白寿彝,是中共自己的文件说明朝的将领都是回族的)。另外《回回民族问题》中引用大量当年的伊斯兰宗教杂志中的文章,能看到杂志名称有《回教大众》、《突崛》和《回教青年月报》等,说明在作者们为数不多的文献中,伊斯兰教宗教杂志为数众多。马列专家们既然唾弃所谓民国政府汉族穆斯林的说法,从这些宗教杂志中吸取营养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论证风格大多以长篇大论云里雾里为主,正如我们今天阅读某些宗教学者的文章一样,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好乱中取胜,以便掩盖以族教绑定为理论基石而带来的逻辑漏洞。

虽然从学术角度上讲,《回回民族问题》的论证问题多多,但作为党的决议,这些理论被中共迅速转化为到政策,并贯彻到现实当中。

中共首先建立的自治(乡)区是1936年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可如果看看上面那些文献发表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它与中共的回族理论无关,那不过是红军时代的老传统,组建当地农民政府的翻版。回民成为大地代治者后高涨的“革命”热情,一定给与中共极深的印象,可以想见对中共下决心把回族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加以利用起到了促进作用。第一个在中共回族理论指导下,成立的回族自治区是1942年的边区回民自治区。

毛主席为延安清真寺亲书的匾额

延安清真寺

1940年10月在党的全面支持下,边区出钱出地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在延安建成,毛主席亲书清真寺三个大字作为贺礼,朱老总参与了开幕典礼。

边区回族学校中的中阿文对照课本

其后至1945年,整个边区政府共有修建了8座清真寺。1938年到1945年间,凡回民聚居区,都设立了回民小学。启用回民做老师,并请阿訇教授阿拉伯文和阿拉伯文宗教典籍。这7年间在边区内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在延安一地,中共修了2座清真食堂,满足穆斯林的要求。同时承认回族聚居区为宗教领地,命令非穆斯林群众、党员和普通士兵在回民村庄禁止吸烟喝酒吃禁忌食品。

士兵严格遵守宗教禁忌

同时中共大力培养民族干部,可由于族教绑定的要求,导致从地方政府到正规部队,党直接命令这些盼望进步的回族年青人不能抛弃伊斯兰。这客观造成了穆斯林或者具有伊斯兰思想的人直接混进了党内。例如后来给沙甸平反的干将王连芳(经名奴哈)就回忆说,当时党给他的任务就是作为冀鲁边区回民支队的政委,不仅要带头吃清真,还要带领回族战士做礼拜。而且要给部队配备随军阿訇。王连芳把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记了一辈子,并作为为沙甸叛乱平反的重要证据反复提及。

回族党员也要参加宗教活动是一项政策

面对以上这些事实,会不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除了部队礼拜,随军阿訇之外,似乎都是今天的故事,怎么又走回上了这条老路?这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这本被当今学者誉为历史丰碑的著作,看看从《中华苏维埃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到《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再到《回回民族问题》背后的逻辑,做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很明确的看出,回族的立族只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决定而已,所有的研究都是为政治挂帅服务的摆设而已。其背后的逻辑是简单的统战二分法,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其研究人员学术力量单薄,把舵者均为马列理论专家,其理论框架是现成的苏式民族理论,如何将其套用进中国的具体情况是工作重点。在整本书中除去阶级斗争理论,涉及民族学的问题,如“回族为什么是一个民族?”,论证简单粗糙,大多时候沦为诡辩之术,而且谁反对回族是一个民族,谁就被扣上大汉民族主义者的帽子,这根本不是学术讨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宣讲或传达更为合适。所以这本书说是丰碑有些言过其实,说它重要或许更准确点。这本书草率地强调以教立族和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直接导致了今天的乱象,其反对融合的潜台词,则完全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如果回族是一个民族,那么伊斯兰必然是回族的民族属性,那么抽去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这座无产者树立起来的所谓民族理论丰碑其实就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可是加上伊斯兰这个宗教基石,中共自己难道不觉得荒唐吗!当然如果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这部著作如果称为中华伊斯兰的丰碑,或许更确切些。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中共是伊斯兰的同路人这样一个结论,答案显然是明确的,不是。因为短期目标“统战”确实达成了,而且可以说相当成功。那么这个理论的缺陷,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道吗?我想他们肯定知道,从后来的政策走向上看,培养不信教的回族早已是中共的长期目标。这个临时性政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短期的统战而已,将来的共产族里面不会有宗教的位置。然而他们大约没想到的是“伊斯兰是回族的民族属性”这句话会被当作金科玉律传承下去,最终让回民和回族精英走上了伊斯兰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毛病出在哪里?

通宝推:大眼,诸葛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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