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动态平衡的丧失——毛泽东对大跃进判断的失误和邓小平的改革 -- 思想的行者
只是听说过因吃不饱饭得了浮肿病，但至于饿死人的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村甚至我们县城都极少听说有饿死人的事情。家父五十年代读大学，61年大学毕业，也没见过有大量饿死人的现象。
有人反复炒，不是傻就是坏！
一大波河泥随便挖。
除非二共公开了新档案，爆出新资料。
城市里虽然饿，但是饿死人基本上不会。
座标山东泰安
我爷爷奶奶的四个女儿，三个儿子都活过来了，村里也没听说谁家饿死人了。
我妈家里一样，她三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加上她也是七个孩子，都活过来了。
如果全国饿死千万，我们老家或者我们家，怎么也得轮到一两个，实际上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
你的样本太小
山东本来人均耕地面积大。
就是你们村你全面调查了？
老人家不怎么爱说，只有我叔公（？），因为临死前，一直念着想吃猪肉想吃猪肉，经常被提起。
我想我们村饿死的肯定不止一个。
这是人性的贪婪所致。而投机的存在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的存在。美国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很明显的。但美国也有计划体制来调节资源的部分。
河里有些人没明白何谓市场经济，何谓计划经济。这不是指有没有计划、有没有市场（农贸市场？交易市场比如证券交易市场？），而是指社会资源的调配是由计划来完成还是市场（交易）来完成。
计划是人制定。而市场交易则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达成对资源的调配。
在中国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前几年的共享单车。大家一窝蜂投进去，经过几轮市场较量才发现那些能存下来、那些值得投。而当初是谁都不知道的。
在美国，以芯片为例。别看到英特尔、高通、ARM、英伟达、AMD等这些芯片大企业风光无限，而在它们底下堆积如山的芯片企业的尸骨，如正在申请破产的wave computing，则没人关心。
如果那天中国倒下芯片企业也堆积如山，那中国的高通、英特尔也不远了。
他家是山东梁山的，一千人的村子饿死至少有几十
他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个同学，头天拄着拐，跟人把自己父亲埋了，第二天又拄着拐，跟人把自己母亲埋了，那人居然最后也熬了过来；
我姥姥是安徽临泉的，上大学的时候就有说法60年饿死人是谣言，我回去问她是否亲眼见过，她说咋没见过，上工的时候，有人走着走着一头攮地下就死了
我的姥爷在自己回忆文章里专门说过，他从上班的地方回老家村里，看到进村的路上多了一座坟，乡亲说：实在走不动了抬不远，就在路上刨坑埋了
有个原来的生产队长，大概是拔白旗时给撸了，一家人都饿绝户了
村子里绝户的好几家
彭有些自我膨胀，私心上可能想乘机斗倒刘，抓了个庐山会议之机发难，结果引起当时一线领导的强烈反弹，栽了跟斗；
贺可能有跟太子的意图，看着刘要接班了，想早早靠过去谋个好位置，结果没想到太子和皇上斗起来了，殃及池鱼；
林是文革投机成功，但想把权力传下去，捧老虎做超天才，想搞个林家王朝，主席革命一辈子，自己都不搞家天下，林却要搞，结果可想而知。
彭、贺、林，都是有舍身忘我闹革命的实蹟载于青史的志士。不可以小人之心揣度之！
信阳和四川是重灾区。我是四川人，只知道亲戚里头有饿到吃麸皮、观音土、逃荒的，也有饿死的。
毛搞了个奇招。奇招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
刚问了妈妈，妈妈村里也没有饿死人，她们村大队书记自然死亡的人不上报，这样就有了“空饷”，“这属于比较自私的了，只顾了全村，但和村民吃的一样”，爸爸村里有饿死的人，他的一个大爷临死想吃口（玉米）饼子，老爷爷去镇上去用东西换饼子（没有钱），等回来人已经走了。爸爸的一个姑奶奶死的时候就他哥几个用陪嫁的柜子装殓埋葬，人饿的没有力气帮忙。人均八大两杂粮，地瓜干，红薯叶之类，其他什么也没有。饿死的主要是老人，老人一是营养不良，二是舍不得，要疼孩子。县里人去逃荒泰安要饭，拿旧衣服换煎饼吃，活了不少人。坐标聊城。
妈妈说最苦的是山区，交通不便，盐都没有。
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１周年报告速记稿
（报告节选）
《毛泽东传》是在主席诞辰１００周年以后１９９４年启动的一个项目。当时，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把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传》这部分交给了我和高文谦。他现在在美国，写过《晚年周恩来》。当时的想法不是现在这样的《毛泽东传》，而是一个合传，就是把建国前和建国后一起写下来。但是，建国后的部分难度非常大，当时是按照评传来写的，评传是以评要为主，因为既然是代表中央，是一种正传，我们是按照传统的路子来写这个传记的，评传的写法。很多本著名传记，如《拿破仑传》、《俾斯麦传》、《罗斯福传》都是这样的写法，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写法。但按这种写法，我们试了两三年以后发现不行，这个路子行不通。这时候高文谦基本上不怎么搞了，他是借着机会搞了很多的档案材料，后来借着探亲的机会跑了。实际上《毛泽东传》他一个字都没写，“文革”部分的任务就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我的同事安建设，我们俩就共同探索这条路。到了１９９６年的时候（整个《毛泽东传》一共前前后后九年的时间）写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完全抛开评传的写法，转而从历史材料里面来见真实，用材料来说话，实际上采取了孔子开创的春秋笔法，述而不作。实际上，我体会述不可能不作，但是这个作要体现在述里面，实际上这也是《史记》的笔法、太史公的笔法。这样写下来以后得到大家的认可，说明这个传记还是经得起大家的认可的。这样一来，后传与前传就彻底脱钩了。前传大家都看到过，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是金冲及同志主持来撰写的，这个路子基本还是评传的路子，但是比评传往前迈了一步。这个传到了去年才写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室的好多领导都在催。我觉得既然要出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就要耐得住性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单位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大量档案材料都有复印件在我们单位（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既然我们占据着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历史的责任，就要把历史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保证一条：凡是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个时候恐怕档案能都开放了，人们拿着这本书对着档案看了，说这些人还可以，还能够把历史的档案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