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皖西乡村亲历记 -- lmylqh

把国家当做家比喻:主席时期就是攒家业，既然攒家业就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碰上天灾人祸还要饿肚子。好不容易攒了些家底老人家不在了，于是后头人把那些家底拿出来挥霍，于是全民都拿到一点好处，所以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威望大涨，可是在厚的家底也禁不住这样挥霍，于是八十年代后期物价飞涨官倒横行，最终酿成差点亡国的大事件。后来为了填窟窿还得从底层人民身上扒，九十年代对农民抢劫有些地方比建国前都狠，随之而来是农民反抗，井绳们有些害怕，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懦弱工人阶级可以撸，于是几千万辛苦工作一辈子的工人被下岗，被赤裸裸撵出去。同样在任何时候都有小部分人收益，而对大部分人来说那是苦难

我们村分过两次地，一次在80年左右，具体时间我是不知道的，还有一次在96年左右，我家就是在96年那次分到了公路边的土地。前一次是根据政策分地，多少肥瘦，你争我抢，好不热闹。到96年那次，种地入不敷出，有打工收入较高的村民就开始抛弃土地，但是很麻烦，不要土地要签字画押，而且论人头要交的各项税费仍然一个不少要交，我一个远房叔叔费了老大劲才把自己一家人的土地抛掉，在镇上买了块地盖了两间门面房，对周围人来说，他家算是脱了苦海。没想到2000年后，税费全部取消，土地还按面积补贴，这个叔叔懊恼不已，回家与村里纠缠了很久，仍然没能拿回土地，不了了之。

由于田地按亩补贴，还导致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我们那丈量田地的工具叫“工子”，工子有大小之分，小工子量出的亩数接近于标准亩，大工子量出的亩数实际是标准亩的两倍有余，我们村人胆子小，用小工子量，附近有一个村干群团结，直接用大工子量，这样到按亩交上交的时候，他们村只相当于我们的一半，整个八九十年代，他们村得意了近二十年，取消税费按亩补贴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补贴连其他村的一半都不到，立刻又团结起来到乡政府反应，要求从新按标准亩丈量田地，你知道基层执行政策都是一阵风，不管是台风还是微风，刮过去就过去了，不会为少数人从新再来，这件事最终也不了了之。

不知道有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似乎是在说一些公用的资源，在责任制之后，农民不愿出力维护。

这个很正常，这种情况正是因为公共资源的产权不明晰，才会出现的，经济学上管这个叫租值消散。

话说回来，制度切换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个混乱的时期，没有那么顺利的，公共资源的产权与责任划分，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落实的。

意料之中，楼主的真实回忆又引发了争议，一方认为分田就吃饱了，立竿见影，无可置疑，另一方认为分田并不会显著增加产量，尤其是不会长期增加产量。实际上，两边都有道理，但两边争执的问题并不是同一个，一个是讲吃饱，一个是讲产量，这并不是一个等价的问题。

根据楼主的描述，楼主应该是皖西六安地区霍邱县的。我查了一下霍邱县县志，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这么描述的：

这是一段逻辑颇为自洽的描述，1979年，由于左的流毒未肃清，包产到户不彻底，导致粮食减产。第二年，包产到户彻底了，粮食总产达9亿斤，农业产值和人均收入都大幅增加。

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让我们回顾一下霍邱县1960年以来的农业生产：

1960-1964年，年均粮食产量4.1亿斤；

1965-1969年，年均粮食产量5.3亿斤，年均产量比上一个5年增产1.2亿斤，29%；

1970-1974年，年均粮食产量7.8亿斤，年均产量比上一个5年增产2.5亿斤，46.6%；

1975-1979年，年均粮食产量9.06亿斤，年均产量比上一个5年增产1.24亿斤，15.9%；

1980-1984年，年均粮食产量10.5亿斤，年均产量比上一个5年增产1.46亿斤，16.1%。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粮食产量表现最好的都是1970-1974年，1980-1984年表现也不错，但也并不比64-69年、74-79年更出色。前面所述1980年因为彻底试行包产到户年产9.06亿斤，但实际上仍低于1974年的9.4亿斤，1976年的10.4亿斤，1977年的9.56亿斤，1978年的9.18亿斤。

楼主的记忆是真实的，广大农民分田之后立刻吃饱的感觉也是真实的，如何解释？

再看霍邱县的情况，

首先是大幅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1970-1977年，霍邱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都在1.7-1.8亿斤，1977年减少到1.4亿斤，1979年更是大幅减少到6600万斤，即使是1980年承包制后的第一个丰收，征购额也只是1.23亿斤，比74-76年少了6000万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以更高的超购价和议购价将粮食卖给国家，增加了收入。

其次，国家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统购统销依赖，霍邱的粮食统购价格，1961年调高过一次，提高粮油统购价格27％，1966年，粮食统购价加16.34％，1979年统购粮食加价21.32％，超购粮油均加价50％，从粮食到油料，从统购价到超购价，79年均为历史最大增幅。1983-1985年，经济作物收购分别调至倒四六和倒三七，即三成按统购价，七成按超购价，这也显著增加了农民收入。

所以，说分田就能立刻吃饱，上面这两个分蛋糕的变化应该也是重要原因。

利益向农民倾斜，我是赞成的，农民苦太久了。但也要看到，由于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而粮食供应价格又要稳定，因此八十年代普遍出现了粮食购销价格倒挂现象，倒挂就只能靠财政补贴来解决，85年，倒挂10-20%，1987年，倒挂差达到60%，1987年4月，倒挂差达80%，即农产品以18块买进，10块卖出，其结果当然就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席卷全国的通货膨胀潮了。

看完了分田后，再回过头看分田之前。前面说到，霍邱县粮食生产从6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增长，没有细细总结，简单说几个常提到的原因：

水利：史河灌区（淠史杭灌区之一部分）六十年代建成通水，全县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各地不失时机地进行旱改水。到1965年，水稻面积扩大到122.9万亩，比1961年增增加23.6万亩；粮食总产达6.14亿斤，比1961年3.67亿斤，增长67.3％。在此期间进行了棉花布局调整，1966年棉花种植面积扩大到20万亩，并由分散零星种植，发展为适当集中连片。

化肥：50-60年代，每亩化肥使用量0.5公斤，对应的粮食亩产60-80公斤，70年代化肥使用量大幅上升，70年每亩使用4.5公斤，亩产120公斤，1975年每亩使用12公斤，亩产172公斤，1980年每亩使用24公斤，亩产191公斤，1987年每亩使用53公斤，亩产225公斤。很显然，化肥的作用是显著的。

农机：霍邱的机耕面积在70年代开始快速增长，到1978年达到最高的38.5万亩。70-80年代，机电排灌设备也大幅增加，除了柴油机，还有大量的电动机和水泵，而霍邱的中小水电站，几乎全部竣工于60-70年代，这也是分田之前打下的底子，否则，分了田，也只能人踩水车。

只看到承包分田吃饱那一刻，而忽视前面这些辛辛苦苦的打基础和大幅的产量增长，以及其它的的增长因素，既不应该，也不客观。

和分配倾斜了。

过去分粮有两条线，一条是工分，劳动力多，强的，分得多； 一条是人口，家里人口多的，分的粮食虽然不多，但勉强够吃，另外一部分孤寡老人也是照顾的。

分田到户后，家里人多劳动力少的，孤寡老人照顾都没有了， 这些人马上就赤贫了。

另外过去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集体有大量半脱产干部和少量脱产干部，生产队必须提留一部分给这些人，再加上储备一些粮食，大约20%的粮食是不对农民分的。为了维持基层体制，稻公后来撤乡并镇，但还有大量干部负担，就改发工资，没有钱，就摊派提留，广大农民就拒付，江西把TG官员活埋，就是因为他们强行征收提留。90年代农民是能吃饱了，但很多人欠政府一笔钱，每年都有人过来讨钱。过去的熟人社会，面子薄，真是难为情得不得了。遇到参军，提干，升学，转城市户口，砸锅卖铁也要还清债务，不然走不了。

人均2亩地不到的中国农村，全国一亩田平均产量500斤，再留20%不分，留给农民的有多少？

人口大省的人均耕地更少。我家5个农村户口，分田分了2.36亩，就算一亩田产量1000斤，一年也不过2360，实际产量大约900斤，农忙的时候忙得脚底朝天，人均带稻壳才300多斤，还要留种子，交公粮，够吃个屁。后来又是化肥，又是杂交稻，愣是两季就把产量飙到了800~900公斤，这才够吃，已经到了90年代中，但那时种子化肥农药腾贵，农民还是穷得叮当响。不要说亩产1000斤太低，70年代之前只有600斤，旱改水后到了800，后来推行农业八字宪法，深耕，密植，农家肥什么的，慢慢调理土地，才增加到900-1000，我奶奶说解放前单季亩产只有300斤， 我爷爷和外公，一个做裁缝，农闲一个做竹匠，勉强维生。

其实不管是统计数据，还是我的个人记忆，分田后的产量都没有一下子提高，而是逐步提高的，和化肥良种的使用同步。农民的个人感受是一下子舒服了，没有人每天逼你去干活， 包括自己土地的深耕，都再也没有人干了， 罱河泥，农家肥什么的，立即就停了。说什么干劲十足，那是外行话。一个班上学习用功的，也就那几个，和学习一样，干劲十足种田的，也就那几个。至于公共资源维护，更是八竿子打不到了，每年长江防汛，都是强行征集人。 很多人临时跑掉，不在家，政府也没有办法。

顺便说一下，那些公共资源的维护到今天也没有改善，原来的三道江堤防线都垮了，形同虚设，好在国家有钱，在外面硬化了江堤，算是解除威胁。但堤内一下雨就洪涝，一不下雨就干死了，走过路过，都是一汪汪淤塞的水渠，在养着蚊子。10年前国家出了点钱，把机耕道连了起来，算是有了村村通公路，我们村的一个亿万富豪出了大头，我家出了点小头，把全村的路做了一下，这些年公共资源就这点变化。当然，还有自来水和电信网络。

那些说分田后就突然够吃的，都是岁数太小，不会算账。我家就算生产队每次固定的开会地点，因此我对大大小小的集体事务门清。

之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舌癌。卧槽，再怎么锻炼，你还能锻炼到舌头上吗？

所以说阎王爷想要你的命，没有他钻不了的空子。我这朋友也就是爱喝高度酒而已。

古代哪有那么多高度酒给你喝，所以舌癌就是想得也得不上。

千万要注意少喝酒，河友！

老爹费劲巴拉地打跑了强盗虎豹，把地平整后，开始省吃俭用地打地基盖房子。刚把屋顶盖好，四面透风的墙壁还没来得及装修就死了，更别说家具电器了。这时儿子开始装修置办点生活用品，吃点肉，喝点咖啡。孙子后来逢人就说，爷爷那时真苦，还是爸爸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太祖立政，人分阶级，有打有拉，遂取天下。

其实就我老家那块地方在分田到户前也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等是家有吃公家饭的人，包括但不限于公社干部、粮站职工、公办教师，厂矿职工等等。一般是男的在外工作，女的在家务农带小孩。他们是乡村中的富裕阶层，能吃饱饭，有衣服穿，有玩具图书。我说有衣服穿，可能有人觉得我说错了，应该是有新衣穿，没错，我说的就是他们有衣服穿，作为对比，贫穷家庭的孩子只要天气允许就不会穿鞋，夏天除了一个小裤头外不会穿任何衣服，我还见过最贫穷的家庭，孩子一点不穿，全身光溜溜的。这种家庭是大家羡慕的对象，老人闲谈往往会说：你看人家祖坟，坟上有大树，福荫后代出贵人；旁边二楞插话：我家祖坟上也有树啊；你家那树是什么玩意，歪脖树，狗尾巴蒿，只能出你这种毛猴。我所在的自然村就有三家属于这种情况，一个公社干部，还有两个公办教师，公社干部家的儿子是小村子里唯一的胖子，教师家的孩子不胖也不瘦，剩下的我们都是瘦猴，肋骨根根可数的那种。长辈经常说小胖子福气大，像我们这些小孩，天天给肉吃也不可能长那么胖，他没看到，若干年后大家都变成了胖子。

一等是家里有人做大队干部、名办教师之类，名办教师每月能拿钱，虽然不多（我有个印象是70年代一月拿几块钱），但在当时钱中用，日子还是过得比较好，最起码孩子不挨饿。大队干部我不知道拿不拿钱，就算不拿钱，他们也有各种好处可得，比如孩子当兵，推荐上学，厂矿招人（我们那偶尔会有淮南煤矿招工），前面讲的一个姑姑就是答应嫁给大队书记儿子才被推荐上师范，我还曾经问过父亲，既然这个姑姑那么看不上姑父，为什么毕业了不嫁给别人，比如同学，双职工多好，我父亲说不行，他们能把你姑姑的工作捣掉（土话，就是用各种方式闹），以前还有男孩上学不要女孩出过大事，姑姑家不敢。

一等是普通农户，但家里有门富亲戚，比如叔伯姑舅姨岳父等，兄弟姐妹也行，只要他们愿意帮，日子总是好过些。我岳父有不少亲戚在农村，帮了不少年，以至于我老婆看见农村亲戚就没好脸色，因为一上门就是来要东西的。也有没好亲戚，但干了份好差事，比如，生产队豆腐坊、油坊、保管员，大队炊事员等，这些人经手买卖，一般都能落些油水。

最后一等就是八下不靠的生产队社员了，我家就属于这种，饭不够吃，只能少吃一顿，衣不够穿，那就光脚光膀子。这一等里有一言难尽者，旁边一个生产队有一家姓朱的，那人瘦小单薄，女人残疾，不能出门挣工分，真是家徒四壁，他家只有一间房，门还是篱笆涂泥做的，一家老小就住在这间小房里，一直到分田到户他家都是我们那最穷的，90年代孩子长大，女孩好嫁，男孩难娶，没办法她妹妹把自己女儿嫁回来，怕哥哥绝后。就这样一家人2000年后种田打工盖房也干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我每次回老家就会打听这家人情况，我是想，如果这家人能变好，那其他人日子肯定也好了。

不同等级过得日子在生产队时代不说天上地下，也还是很大的。如果你和条件最好家庭的孩子说那时没饭吃，保不定他就会问你为什么不吃肉包。

还有另类一等-知识青年，今上也是知识青年出身，还干出一番事业，也算是他龙兴之基础。可在我们那，老老少少眼里，知识青年就是祸害。原因如下：一是游手好闲，我们那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知识青年，还都不愿下地干活，生产队只好让他们做看青的，就是看庄稼的，然而他们并不看，总是成群结队玩，玩无聊了才到地边看看能不能抓到吃庄稼的猪羊等，抓到了就要罚款，这时主人一般要买包烟或买瓶酒才能了结，如果猪羊是孩子看丢的，这孩子免不了一顿打。二是偷抢爬拿，偷鸡摸狗是常事，在庄稼地里抓到的鸡鸭，他们一般不找主人，直接吃了，小女孩都知道到知青住处旁边找鸡毛做毽子，我家有一条黄狗丢了，后来有人看见知青的家里就有黄狗皮。生产队年底清塘抓鱼，其他队的知青会选一个最好最大的鱼直接拿走，本队社员还不敢吱声，吱声就会有一帮知青和你打架。三是败坏风气，这个是老一辈人说的，男女知青谈恋爱关着门在里面吃饭喝酒，老辈人为之侧目，但年轻人都很好奇，经常有小伙子房前屋后偷听偷看，我一直以为后来轰动地方的那些乡村爱情事件就是受知青直接影响的。

为啥邓就能够减少征收而大家都还有饭吃？拉长来看，到目前为止，邓主推的制度，还没有变回去吧？

再想深一点，为啥毛主席不早一点减少征收？

如果基本不变，老兄的解释就基本没破绽。

如果总量上升，包产可能还是调动了积极性。

一个是加大了进口粮食、购买小汽车，资金挤占后，科学的春天里经费压缩，大家不搞导弹卖茶叶蛋去了。

毛时代，因为劳动力少的家庭有很多是在抗日、解放时牺牲，需要照顾。分田后为共和国出力流汗流血的失去劳力的家庭利益受损了，那些偷奸耍滑留下劳动力的占便宜了。

杜去的第一站就是张庄，把这个已经能机械化作业的集体农村靠行政力量强行包产到户了，气得曾经在张庄辛苦搞机械化的韩丁和杜润生拍桌子。

河北那么多平原，就保留下一个周家庄还是集体经济，人家正儿八经按手印的，可没像小岗村那样作假。

当年有阳关道和独木桥的争论，结果呢？全强行走独木桥了。

当年被胡乱帮批评的顶门杠在回忆录里面是这么说的：

三是还有10%左右的社队，大都是互助合作运动以来的先进社队，领导力量强，生产发展快，除粮食产量高以外，很多社队还有工业、牧业和林业，群众生活也比较富裕。对这部分社队没想放，甚至向他们打招呼，希望他们在包产到户的风浪中稳住。但这一愿望没有完全实现，在包产到户的冲击下，只留下了甘南的兴十四大队。这个大队在1983年时，粮食总产量548万斤，总收入145万元，人均收入1250元，村办工业3个，80%的劳动力种地。到了1994年，粮食总产量增至683.7万斤，总收入提高到8413万元，人均5000元，只有2%的人（6人）种地，村办企业30个。对于这样的社队，我感到保留下来的太少了，如果多有几个兴十四大队该多好啊。看来，虽然我顶了，但也顶得不够。

经过省委常委讨论，一致认为对农村拖拉机站和各农机单位，可以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但不能把农业机械承包给个人，也就是不能把农业机械分掉，拆碎。1983年春在全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我对农机的情况仍然不放血，曾于3月8日至23日去齐齐哈尔、肇东、拜泉、克山、龙江等10个市县考察，看到市县和农机部门的同志和省委的认识一致，都感到黑龙江的农业机械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不但可以促进粮食的生产，而且可以解放大批劳动力，用以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工业。他们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方面也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以保证农业机械的正常运转，更好地为农业种植服务。对此我是满意的，为正确地因地制宜地贯彻了中央决议而感到欣慰。如果有人说这就是顶，那我也是认为顶对了。可惜的是我还是顶地不够，以后农业机械还是承包给个人，或是把配套农机分开卖给个人，农技站大部不存在了，黑龙江的农机总值18亿元，相当大的一部分损失了。许多搞农机的同志同我谈起此事时，都感到痛心和惋惜。

杨易辰顶到83年4月，就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了。

以前河里也有人提过：有意思的一点是，邓自己似乎对承包农业远不像他的吹鼓手那样有信心。在改开十年后，在展望90年代的时候，邓曾经表示，他认为90年代的其他领域都将取得顺利的发展，但他唯独担心农业生产。（见1987年10月31日《中国日报》。）也许在邓的心里，对于承包的神话的认识比许多人清醒地多。只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国农业也就真的如他担心的那样，一路走向“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了。

是怎么回事。吹得花好稻好的包产到户到了90年代怎么变成三农问题年年讲的。

中国分田耕种的历史有几千年，怎么农民也没有富起来也没有吃饱饭，网上有一篇查证康乾盛世农民的生活，那个描述是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