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工农业的随笔 -- 审度

地皮太贵了工厂待不住。

关于存钱是民族性这一点，起码到目前为止，确实如此，没有争议。不仅中国如此，东亚文化圈都是如此。这与社会保障体系无关。

即使在金圆券不如废纸的年代，我的祖辈还是存钱，只是换个方式，城市的想办法换金条（小黄鱼），农村的买田地，或者攒几块银洋也是有的。到了今天，大家觉得房地产保值，那么就攒房子。换成豪车、游艇这种纯消费品，那热度就是上不来。珠宝行业也是如此，钻石玉石投入海量资金打广告，可都敌不过黄金，就是因为不保值。黄金砸碎了可还是黄金，不讲大小克拉的。

这里面的存钱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一是积谷防饥，二是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一代代人攒钱买地，变成中农、富农、地主。欧美没有这个意识，人家中世纪是领主治下的领民，比奴隶的待遇强些，但是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上升的通道，除非军功或者当海盗（这两者是一回事，亡命之徒）。

特别是服务业。周到的服务，真诚的态度，比硬件设施投资更重要。

就如桂林天然山水，不须另外雕琢。只要服务价格合理，服务项目透明，保持环境清洁，从业人员真诚待客（明白钱不是一天赚到的），从从容容把生意做了。

我觉得国内急功近利的思想太严重。

针对性弄点土政策吸引高科技无污染的IT企业。比如收入多少以上，解决配偶工作。配套中小学幼儿园医院什么的建在园区边上。配上美女啥的宣传下，对宅男很有吸引力。

因为这样才可以大量增发货币，而不至于通胀同步上升。大量的货币在银行里面睡觉，因此非必需品的物价没有随着货币投放量而上升，这个邻国日本也一样。但是韩国人就爱大手大脚，甚至借钱花钱，因此韩国可以折腾的余地就很小，一直保持很高的通胀率不说，砸锅卖铁之后发现外贸依然是逆差，币值难以走稳。

跟生理，能力，管理无关。当年曹操还知道老马识途，成语还有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欧美的失业也多是年轻人失业，有经验，有技术，性格成熟的中年人是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这次疫情已经证明：不存钱的个人以及家庭，是挺不过不可预测的黑天鹅的，即使能挺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幅度下滑，而生活水平大大下滑使他们更加存不了钱，从而陷入恶性循环。所以与其说是某些民族喜欢或不喜欢存钱，不如说是这几千年来，不能或不会把自己劳动成果积累下来的个人以及家庭都被各种大小黑天鹅事件给淘汰掉了，存活下来的都是能或者会把自己劳动成果积累下来的个人以及家庭，所以这种习惯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某种“民族性”。

对于农耕定居民族，以及在定居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你说的非常正确，符合现实，进化（优胜劣汰）引导出 “勤俭” 这样的价值。

然而对于另外的生活方式，你说的 “不存钱的个人以及家庭，是挺不过不可预测的黑天鹅的，即使能挺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会大幅度下滑”，就不适用了。人家可以去抢。

而一旦抢劫成了基本生活方式，存钱的重要性就大大下降了。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梁山好汉讲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游牧骑兵每到秋天就南下 “打秋丰”，匈奴西迁，维京海盗，欧洲民族大迁徙，再到大航海时代的海上争霸，人家早就习惯了这种逐水草（利益）而居的生活方式。这时候存钱（包括买房买地，购置大件）反而成了累赘，降低了机动性，提高了迁徙的成本。

这才是我说的 “民族性”，不是肤色，而是生产方式，农耕定居民族，还是游牧海盗民族。

当地有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不是211及以上，人才还是匮乏。以前有一些军工、电子和汽车工业，但这些年似乎情况不佳。另外一个是桂林的经济不发达，收入普遍比较低，留不住高端人才。教育质量也欠奉，不如南宁柳州，最近几年有被玉林赶超的趋势。最后一个因素是离发达城市群的距离比较尴尬，人家只想过来游山玩水，对投资建厂兴趣缺缺。桂林既不靠武汉重庆也不靠珠三角，稍微近一点的城市群是南宁-北海，人家不带着玩。长期看，其实桂林还是旅游休闲城市的定位比较合适，但是需要好好经营。

英国就不是这样，而是阶级分明的。作为一个自从17世纪以来本土就没有发生过陆战和革命的国家，阶级非常分明。

农村最大的财富，我想了又想，觉得是人，然后第二是当年战天斗地修筑的各种各样水利设施，然后第三才轮到土地山林。

一般意义上，土地是生产资料第一要素，是农村最大的财富，我把人当成第一要素，水利当成第二要素，因为地还是那些地，把人组织起来，搞好水利建设，土地产能马上翻几翻。

建国后第一功绩应为大规模推广教育。广大农民通过各种各种方式学习文化科技知识，组织起来，合作互助，很快就把农业产量稳定。然后通过大规模水利修建和农田改造，产量翻了两三翻。我外婆寡妇带三娃，解放前种两亩水稻，产量大约百三四斤，市斤。合作组后能去到百七八。公社化后能去到五六百。

当年的农村建设，艰苦卓绝。在我们记住同样艰苦

卓绝的工业化建设历史时，不应忘记更广阔的农村，同样进行着艰辛的现代农业建设，工农一条心，相互扶持，相互促进。工农兵学商共济，才能让新中国站稳了。

也就主席时期能做到劳动最光荣，对工人农民给予政治上的荣耀。76年井绳复辟成功，于是又回到历史老路上

公社化时，我们长辈说大炼钢铁吃大食堂那几年叫“公社化时”，我祖父六十岁，上面有人调查问大食堂好不好，祖父说了句：好，好过头。然后就被人批斗，那一年连病带饿，过世了。

我大舅对之后封神的时任中南局书记陶铸一直不能释怀，我很奇怪。他告诉我，当年陶铸说“鼓足干劲干活，放开肚皮吃饭”，害死很多人。

长辈对公社化的印象，两个事：饿，大炼钢铁。当然还有拿筛子选鸡蛋之类的一笑置之的事。

饿，饿到混身没力，扶着膝盖走路，吃糠，吃麻叶，吃干豆壳。镇上天天有人出殡，大规模蒸水肿。

据说记得是十月份开大食堂，每家只准留二两铁，其他铁器上交，拿到高炉厂炼钢铁，吃大食堂，米饭管饱。那时候农村成人，一两斤半的饭，轻松得很，我爸据说吃过四五斤米的饭，一顿干光。大食堂吃到年初二就煮糯米饭，没粳米了。然后就粥，然后粥汤，光见水不见米那种，然后正是青黄不接之时，水肿，死人，一直到秋收，才基本正常。把一年的粮食，两三个月就吃完了，能不出事么？按正常，各家煮，是吃粥，加玉米红薯各类瓜菜，偶尔吃饭，一年就过去了。那时候一亩田五六百斤水稻，磨成米大约是四百斤，上交后一亩田还能用三百斤谷左右，就是两百来斤米，我们那分田到户大约人均一亩二分田，三分地，附近村都差不多。我记事，平时是吃粥，圩日，那时五天一圩，吃饭。省点吃往往还能有些谷米粜出换钱。

为什么大饭堂吃干饭？长辈的解释是虚报。明明只有五六百斤的亩产，生产队报八百，大队报两千，公社报一万，县报十万。明明把十多亩的稻谷，割了堆一起，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是假的，但是上级来看，就是认可，不这样做的还要挨批评甚至撤职。

后来七十年代末，亩产粳米能去到六七百斤，糯米有四百多，制种（帮农科所生产杂交水稻的种子）接近五百斤，杂交稻七八百斤。

啰哩巴嗦说这么多，是想说我所在的粤北山区，农村的生产，在前三十年，其实是一直在进步。那年饿死人，是人祸，是分配问题，不是生产问题。

相比我常去的美国加拿大的景点，桂林（还有国内其他的景区）在软件上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要吐槽我一口气可以写几千字。

不过中国人聪明，会想明白的。

需要国家层面的协调，才能弥补落后地区的极大劣势。

举个例子，假设北京某高收入企业在桂林开了个分部，雇了不少人，开出了比北京低但比广西高的待遇，理论上会应该对人才有吸引力。但广西教育不发达，自己没有好大学，而广西每年从外省好大学拿到的录取名额少的可怜。广西学生要上北大清华比北京的考生分数要高许多（至少以前是这样）。类似这种差距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