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邓小平时代：我所见及所思 -- 钛坪樽逾

按照最宽最宽算改开前，按照最窄最窄算改开后，改开后进城农民数量也是改开前的4倍。

另外，那个年代交通确实不方便，农民估计也没办法自行租车把农产品拿到城里卖。天安门摆卖那些，应该是郊区农民骑自行车去卖的，也就是少数。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听我父母说过的，自留地如果自己吃一般没问题，多了去卖钱就会被批判，无法成为主要收入。

卖票证那些，一般不会是农民了吧？没有门路拿到那些票证。

左看右看，从收入的来源看，都不像是成规模的市场经济。

而不是个人。生产队可以自主生产，销售任何想卖的商品。

生产队的实力已经不小了。我们家附近一个村，搞了一个小型的制药厂，开始做药厂的包装，后来慢慢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了千亿市值的大医药公司。

你觉得原有的制度，会让这家药厂能做到千亿级别吗？

现在华为的价值肯定超过1万亿。

你说呢？

华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在毛的时代，任正非不可能这么容易就成立一家公司，此其一。

其二，华为的产品是以市场价出售，是在残酷的竞争下战胜国内外的对手，并非靠政府规划出来的。不是政府指定要他们生产何种产品，而是他们发现市场需要啥产品，他们就生产什么产品。

其三，据我所知，华为内部的竞争也非常市场化，各部门独立核算，盈亏自负，项目失败，一样会炒人，能力不足的员工也会被炒，河里应该有华为的河友，不妨验证一下。

在毛的年代，你试一下去开公司？去炒一个员工？生产队去炒一个农民？

你这个类比，我认为是大谬不然。

终毛的一生，从来没有用意识形态去裁剪现实，而是根据现实改变意识形态立场。八级工资制，城乡差别，老干部优待，干部子弟优先读书工作，主席都没有用原教旨社会主义立场去反对，而是容忍，但确定目标，制定方案朝好的方向改变。和苏联交恶，和美国接近，纵横捭阖，毛是一个极端现实主义的人，甚至在他的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被他的战友看成是右派。

现代企业制度，关键的是放权和激励。和谁所有关系不大。毛时代的科研爆发，从两弹一星，浮法玻璃工艺，维生素C二步发酵工艺，到杂交水稻等等，都充分说明他的企业战斗力很强。主席充分放权给一线员工，用民主的方法化解企业决策问题，主要用精神激励去鼓励员工，当然我也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效应存在边际效应递减，成系统的探索要算鞍钢宪法，没有人在企业和军队搞民主，主席敢，军事民主在朝鲜大放异彩，企业民主的实践未能完成。

天不假年，主席最终没有精力亲自探索完成社会主义中国的最佳企业制度，但只要他的继承人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探索，社会最终进化出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最佳制度。

相反，你看看稲公搞的什么东西。不去试行，脑袋一拍积极全国推广，最终都引发全国性的危机，到了94年，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三代核心替他擦屁股，还不能声张，笑死我了。

毛主席当然伟大，建国后有各种各样的军事，经济成就，我也从来不否认。

但他没有把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这个也是事实，你说他是极端现实主义，我也不否认，但历史不能假设，说只要毛主席活得够久，他一定会把经济制度改成市场经济。

至于邓小平，他确实是主导启动了改开，其实就是把经济制度改了，这个过程出现波折问题，要后续的领导人擦屁股，毫不奇怪。关键是，现在也没走回计划经济这种制度。

的念头！连想都不会想。

实际上，任总的公司，就算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是在深圳的话，也开不起来。不知你们同意不？

毛泽东时代允许成立华为这样性质的公司？ “民营”企业想介入只有国家才能介入的通信行业？

一，毛泽东时代，任何企业必定有党组织，党组织的领导人是铁定的企业一把手。什么厂长负责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

华为这样的大企业有党委吗？党委书记是谁？

二，分配机制完全不同

毛泽东时代的企业，企业领导人的工资收入由国家政策规定，自己没有分配权，得按国家政策来。也就是说，只是拿死工资，没有经济奖励措施。企业领导人的收入和工人没有质的区别，只有级别的区别。好处是平等，坏处是企业家才能没办法发挥，这是普遍现象。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样子，不止中国。

华为的领导人的奖励措施，由华为的董事会自己定。华为人的工资收入，不按国家政策来，自己制定。只是纳税得按国家政策。

三，劳动制度不同

毛泽东时代是工人阶级的好时代。没错。

企业领导人你想随便开除工人？ 你做梦。除非他犯“政治错误”。

华为可以自己搞末位淘汰制。

四，利润处理制度

毛泽东时代，任何企业，要么属于国家（这叫国营企业），要么属于大集体（这叫大集体企业，比如每个城市的饮食店），要么属于小集体（比如某些街道办的企业和社队企业），没有私营企业和股份制民营企业。

上面这些企业如果有利润，都归于国家和集体。国家和上级可以一纸命令，随意调走利润，支援国家建设。

如果这些企业亏损了呢？ 国家肯定会管，不会不管！

但华为呢？ 反之。

赚了钱呢？ 除了纳税，利润华为可以自己分配。上级调走利润？ 不行。

亏损了呢？ 国家会拿钱补偿吗？ 不会。

完全自己自负盈亏。

差别太多了，说不完。

比如，华为可以自己任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买地建厂房和研究院，不需要国家批准。都是他们自己公司的事。

可以买地！可以买地！可以买地！钱也是自己付。

毛泽东时代的地皮，都是拨付的，哪能“买地”啊？还随意买？广州，东莞，深圳，由你选？没有的事。

毛泽东时代的大企业的任何扩建计划，都要报批。自己可以提出来，但上级不批，你就没戏。

总之，最大的区别是：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企业，必定有一个上级！（不是指上级主管部门，这是2个不同概念）

华为呢？ 有主管部门！但是，没有上级！没有上级！没有上级！只有主管部门。

比如，毛泽东时代，XX机床厂比较大，有自己的医院和子弟学校。那么，医院和学校的上级单位和人事管理，就是机床厂本身；但是它们的上级主管部门，也包括卫生局和教育局--这个上级主管部门也能管它们。

很多概念的。

说不完，先说这些吧。

90年还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时代，一切大规模集成电路都要对中国限制销售。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需要一个关键部件，就是时隙硬交换矩阵电路，这个是巴统对中国限售的核心部件。没有它，万门程控交换机是不可能做出来的。89年上海电话设备厂，全国最大的纵横制电话交换机制造商的领导哀叹，中国人100年也做不出万门程控交换机。

就在90年，解放军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的邬江兴发现不能做硬交换，可以把数据打包，变成一个个小包裹，通过软件的方式交换过去，到了那边，再通过编号还原序列，经过DA转换，变成声音。

这个小变化是通讯的革命，从此交换迈入软交换。中国通讯因为这个缘故，早早地在软交换通讯方面成为世界第一。当然，技术的一点突破不意味着就能成功，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配合。比如高精度守时时钟。 当时复旦大学一位教授发明用DSP对锁相环的鉴相电路进行自适应滤波，可以把时钟的短期稳定度提高最多2个数量级，不需要再买日本那种非常昂贵的恒温槽避震晶体，因为那个产品也要受控。万门程控交换机的成功，实际上是中国整个国家的集体攻关。

老美一直指责华为和军方的关系，我怀疑很大的程度缘于此。但老美没有搞清楚中国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

当时承接程控交换机工程转化任务的是解放军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的一个三产公司，巨龙，很快巨龙的万门程控交换机量产了。毛时代的中国，国企之间是可以共享知识产权的，这一技术马上就扩散到中兴和大唐。

当年的华为，实际上还是一家通讯设备的代理商，任正非忙着做买办，赚钱还债。看到这个新的有巨额利润的产品，就通过某种方式拿到了全套图纸。但是在中国，仅仅有图纸还是不行的，最后又通过关系，以象征性的价格获得了技术转让。对于巨龙来说，已经有了好几家有了全套技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就顺水推舟，做了人情。就这样，一个领先时代的产品成了华为的知识产权，华为人后来对技术的原始来源秘而不宣。

纵观华为的技术发家史，最早期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来自毛时代最后的辉煌。没有邬江兴的技术突破，中国就和印度一样，根本不可能有华为。

中国可以没有邓，因为邓没有思路，就是摸索，既然邓可以，别人也可以摸索，但不能没有毛。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照耀了几代人，留下的技术团队，只要有个火星，就可以燎原。

初始的技术来自政府的研发，少了这个技术华为就不能起家，这个我同意。

但是，我们讨论的是经济制度，少了市场经济这种制度，任正非就无法成立一家公司，自然也就没办法把这个技术变现，我们也就看不到华为成为一家万亿级的公司。

看到此文，让俺触发了对文革的新看法：

邓公能力很强，特别是执行力超强，但是做事急躁，好搞一刀切，往往需要别人给擦屁股。

建国开始，毛就在考察接班人问题。五马进京开始，先是高饶联手，对上刘周，高饶落败。之后刘邓联手，大跃进显功绩，只是搞出三年自然灾害，让毛擦屁股。

毛反思，以后的接班人要都这么搞怎么办？要教育人民：党委书记靠不住，上级领导也靠不住，凡是靠自己，要敢于斗争。留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紧箍咒。

改开后，邓通过收买老干部，彻底没了约束，折腾出一场乱子，全党给擦屁股。92春风行动，江朱给擦屁股。回收香港的摊子，习给擦屁股。

替换只要有人给擦屁股，就不能说改开有屎！

有文革的紧箍咒，还搞出这么多屎。若是没了紧箍咒呢？紧箍咒在逐渐变弱，这不，互联网金融一放开，民间高利贷就开始作恶了！

所有当权的都不喜欢紧箍咒，所以搞臭文革没商量。文革不能说没错误，其实错误很多，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了权力阶层的道德底线。

事情都是对的，只是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不在石家庄，而是在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