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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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两封信

刘冰:《风 雨 岁 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P302-P314)

第一封信

小平同志转呈主席:

我们是在清华大学领导班子中工作的几个共产党员。自1968年7月27日,在您老人家亲切关怀下,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贯彻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学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学校教育革命形势很好,广大干部和教职工为之欢欣鼓舞,目前正在贯彻执行您的三项指示,为把教育革命搞好而努力工作。

迟群同志随宣传队进校,做为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就同他相处共事,前几年他的工作是努力的,群众反映是好的,对于他所传达的中央和上级精神,我们一直是认真领会坚决执行的。但是,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

由于清华所处的地位和对外影响,一年多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党的事业,我们从维护大局出发,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总是尽量在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内部解决。对于他从爱护教育出发,多次劝说和帮助,谢静宜同志也对他做过严肃认真地批评,但他拒不接受,却一意孤行。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口头上说要改正,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变化,越来越糟糕。我们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向您老人家如实报告,请示中央派人解决。

对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主要是我们党性不强,有私心杂念,因此对他的错误斗争不力,一味迁就,这是我们应向您老人家、向党中央做深刻检讨的,并衷心地接受对我们的批评教育。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把学校教育工作搞上去。

敬祝

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常 委 吕方正

1975年8月13日

附: 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

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

他经常在谢静宜同志不在场的时候炫耀自己:“我和小谢是主席的两个兵”,“我可以到省里干一干”,“到军区干一干”,“我要当官有的是,让我当国防科委主任,我都不干”,“清华大学是个社会,当好一个部长不一定能管好我这个清华大学”,还说什么一个清华的校长,就能当总理。

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极端不满,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

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多次撕破公家窗帘,把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种的蔬菜统统拔下来扔掉,发泄不满。骂这个是“混蛋”,那个要“滚蛋”。甚至大骂“四届人大常委有什么了不起”,“人大也有右派参加”,“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

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剌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多次吵闹不休地要搬出清华,说什么“我在这里你就别在,你在这里我就走”,多次半夜三更去踢谢静宜同志的门,发泄不满,几次叫嚷“你们给我召集党委扩大会,我要讲话,把所有问题都端出来,我不当党委书记了”。同志们不同意他召开会议,他就自己下手拨电话,叫总机通知开党委会,后被制止才没开成。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二、毫无党的观念

不接受市委领导。不请示汇报工作,布置下来的工作,他就打折扣。近四年来,市委要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文件,因等吴德同志延长了半天时间,他就不满地说:“吴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要求副书记参加的会,他常不让去,派工作人员顶替。市委确定清华在会上介绍经验,常遭到他的阻挠,如一次市委科教组已通知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有关局,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千人大会,交流批林批孔情况,市委通知清华在会上发言,头一天晚上,他一知道就给否定了。市委科教组几次来电话催问,我们三番五次地向他请示说服,但他固执己见,结果把这个会搅得没有开成。

教育部成立后,他极为不满,他听说教育部要求每期《清华战报》送一份给教育部,就立即告诉校政治部:“《清华战报》除了市委送一份外,其他一律不给,教育部也不准给。”对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他挨着个骂,骂“刘西尧是老右”,骂”李琦吃社会主义,在家抱孙子”。

三、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

身为党委书记经常不参加党委会议,他要参加的会一般都是中途到场,开口就是:“我刚才又处理了几个首长交办的事情”,“看了一大堆文件”。经常不听委员们讨论发言,就下车伊始,乱说一通。一旦激动起来,就倒背着手,在会议室里来回踱步,趾高气扬地向委员们训话。党委做出的决议,他一个人就可以推翻。例如系里领导班子几年定不下来,就是因为他一会同意,一会又推翻。

他讲话时,嘴上说叫别人补充,别人真的插了话,他就不高兴了。他一讲话就要人写反映,下午讲了话,晚上就要看情况反映,稍有迟缓就发脾气。简报上写了迟群的名字他就高兴,写了别人的名字就不满地说:“是谁在领导。”今年他更是一手遮天,撇开主管书记,今天说我要直接管保卫部,明天说我要直接管政治部,背着这个书记骂那个书记,对谁也不信任。校机关人员常年日以继夜,辛辛苦苦地工作,都被他说得一无是处,叫骂“政治部要改组”,“教改处不得力”,“保卫部是哪家的!?”

四、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

中层以上干部的配备讨论只是个形式,实际上只有他一个说了算数。

他从清华选到国务院科教组的一个军代表,教育部让本人回部队,他就将其弄到学校,说:“我要叫他当人事处长,给他们(指教育部)看看。”别人不同意才做了副处长。

一个工宣队员说过:“对迟群和谢静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中央的态度。”他虽然口头上说这个话不对,但实际上他很欣赏这个人,要他当了武装保卫部长,不是党委成员,却让他同时领导人事处,规定“别人不要去乱叨咕”,把主管人事保卫工作的副书记甩在一边。

他提一批干部,过了不久又换掉,再提一批,使得干部长期不能稳定。市委管的干部他不报告,随意撤换和提拔。

封官许愿。对一位管常务的副书记说:“我是政委,你就是司令员;我当书记,你当校长。”并且立即向外单位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校长”。

五、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半年前,实际上他有自己使用的公务、警卫人员2人,司机1人,秘书1人,现在略有减少。由1名23级转业干部长年侍候他,给打饭,洗衣服等。去年,曾同时在城里占用三个四合院,不缴房费。他的办公室装双层玻璃,双层门,说是为了保密。叫人修房子,修了他又骂人家帮倒忙。在机关院里都装上灯,通夜开着,还指定管保卫的副书记每天注意去给开灯。

向保卫部的同志说:中央首长都关心我的安全,你们要加强保卫工作。”他住的地方周围会议室不准开会,进机关办事的教职工不准进机关二道门,不准进他的院,甚至连几个党委副书记到他的房子谈工作,都得先在外面等候,由他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示他同意后才能进去。

深夜曾叫人陪着他用录音机放音乐,说是“我现在要靠这个来调剂脑筋”。借吃安眠药装糊涂乱摸一个女工作人员。

1975年8月13日

第二封信:刘冰等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再次上书毛主席

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

关于迟群同志的问题,我们曾于8月13日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做了报告,我们希望他改正错误,好好工作。

可是两个月来,他表现更为不好,搞了许多违背党的原则的活动。尽管我们努力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想把学校工作搞好,但他的这些活动,使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向您和毛主席老人家报告他的情况。

8月14日党委常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同志(军宣队)调回部队。因为当面向迟群同志提了点意见,引起了他的不满,临走前两个小时,他借口对吕方正同志评价太高,背着党委的几个书记,私自决定要修改吕方正同志的鉴定。

8月13日,党委副书记(工宣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柳一安同志,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迟群同志对于带职在外,日以继夜工作了9个月的党委主要·803·领导人之一,“七·二七”以来一块战斗了7年的战友,不知他听了什么鬼话和什么原因,毫无道理不给工作,命令他在学校或者到工厂听候分配工作。一直到9月2日在我们提了意见之后,他才被迫召开书记会分配柳一安同志的工作。刚刚分配之后,迟群同志又背着党委的几位书记,完全违背党的原则,找了一个机关工作人员研究柳一安同志的情况,并立即向柳一安同志原在单位的负责人提出请求,希望把柳一安调走,并捏造说“柳一安表现很不好”。

8月24日,他违背党委一元化集体领导的原则,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委常委会,私自决定召开工宣队员大会。并说“今天要开纯宣传队员大会,学校的人包括刘冰在内一个都不准参加”。在会上他煽动说:“有人同我们保持距离,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准备迎接一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我们有办法有能力解决。我迟群还要做党委书记,有人盼着我走办不到。”这些煽动性的讲话,在同志们思想上引起了混乱。

9月3日,他又背着大部分党委书记和宣传队几个主要领导人,授意一个忠实于他的宣传队员(政治部副主任)私自召开各单位宣传队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这位宣传队员大讲“迟群没有错误”,“谁反对迟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否定工人阶级领导”。要求到会的人把这些话传达到全体宣传队员。

8月24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召集各部处负责人办公会议,研究了下周工作安排,并连夜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又向他做了口头汇报。他抓住所谓在安排中没有提到民兵会议传达时间,大发雷霆,骂我们“口头上讲战争、讲战备,实际上不搞战备,没有战争观念”。说什么“搞一张日程表干什么?没有用处”。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

8月31日(星期天)晚上,他不抓工作,又不知哪里去了。我们像过去一样在办公会上研究了一周的工作安排,并向他写了报告,第二天下午他睡大觉起来后,连续召开书记会、各部处负责人会议,宣布说“像昨天晚上那样的会议没有必要开,今后不要再开这样的会,要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书记们以后可以超脱一点”。又一次推翻了办公会议的安排,剥夺了几位书记正常工作的权利。

9月14日至19日,他不向校党委打招呼,离校五六天不上班工作,不知道他哪里去了,在这中间除了跟吹捧他的一个机关保卫干部联系外,在校的几位党委书记哪一个他都没联系过。市委有关领导召开的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经验交流会,他不但不去参加,并且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不问不闻。送给他请他审定的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意见,他压起来不退给我们,等了3天不见回音,我们只好召开常委会讨论后迅速传达贯彻了。9月19日学校召开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落实政策万人大会,送给他审定的党委讲话稿,等到开会了一直还不退回来,搞得我们非常被动。

9月19日晚上,他回到学校,在我们的催促下,他答应星期天(9月21日)晚上召开书记会议研究工作,星期天晚上7点半钟书记们都到会议室等他开会,一直等到9点半钟不见他回来,为了不误工作我们只好改为机关办公会议研究工作。

从9月初到10月1日前,他基本上不抓工作,整天呆在房子里不开会,不见群众,不找干部谈话,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最近,他和我们谈话时,我们建议他召开书记会,请上级领导参加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改正错误和解决问题的诚意,他和个别书记谈话中讲了一些损害团结的言论。迟群同志的这些行为,给党的事业已经带来损失,发展下去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更大的损失。

为了迟群同志能够改正错误,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也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同他的错误作斗争。

谢静宜同志曾对迟群同志的错误做过批评,我们在上次报告中曾经提到过,我们也曾向她反映过对迟群有意见,每次她都劝说我们。最近,我们向她反映对迟群的意见后,她越来越明显地袒护迟群的错误,在一次书记会上,因为一个干部的批准手续问题,她借题发挥,用威胁的口气说“岂有此理,你们告去吧!”联想起十大以后迟群发泄不满情绪时,她跪在迟群面前握着迟群的手讲些不合原则的话,当时我们就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希望谢静宜同志在党内是非问题上坚持党性原则,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盼望中央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以便我们更好地朝气蓬勃地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更加深入贯彻落实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项指示,把学校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 一定要坚持党的原则, 按中央指示办事,解决我们班子的问题,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力戒骄傲”,努力工作。我们绝不因为对迟群同志有意见而影响对主席三项指示的贯彻。请毛主席老人家和中央放心。

上次报告由于仓促,迟群同志的错误事实遗漏了一些,现在补充送上(见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以上报告如有错误请中央指教和批评。

敬祝

毛主席老人家健康、长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书记 刘冰

副书记 惠宪钧

副书记 柳一安

1975 年 10 月 13 日

附: 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

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迟群同志极为不满。他说:“主席身边的人都有职位了,为什么不给我安排?中央不信任我。”“总理老是给我出难题,难的地方都叫我去做。”“老子辛辛苦苦干了这些年,落了这个下场。”“主席的‘两个兵’,‘屁’!什么两个兵?”刘西尧、周荣鑫同志当了部长后,他把周围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讲话说:“你们不要光看现在,再过几年再看。”“别人不提我当四届人大代表,主席提我。”“我才40岁,他们都六七十岁了,咱们走着瞧。”骂“吴德是普通工作人员,你们就那么重视!?”市委其他领导同志更不放在眼里,骂丁国钰同志是“老右”,骂市委科教组负责人是“小毛毛虫”,骂“海军没有一个好东西”。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八三四一部队领导同志为了他的安全,给他派来两名战士,他骂张耀祠同志给他派来两名“特务”。

谁触犯了他的尊严,他就打击报复,仅举一个例子:学校人事处处长徐心坦同志,因对一个复员军人打坏一个女青工的处理问题和几个落实政策对象补工资问题与他持有不同意见,不同意他形左实右的观点,他就提出要撤换人家,说什么“这是谁的人事处长?我随便找个工人都能干,这个人不能当人事处长”。因遭到我们的抵制才未撤掉。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时,他大反走后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开始时,他提出要注意经验主义,并令校刊写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文章。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早已知道。现在再举几件事情:工物系一个女学员,因在家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怀孕后在校自杀身亡。他把死因归结到该系总支副书记曹晓先同志(女)有意对死者施压逼死的,因此采取极左的办法,指示政治部到系里多次对这个干部开批判会,并要开除这个干部的党籍,后因下面的同志思想不通才拖了下来。今年8月初,政治部一个工作人员,大白天窜到教职工宿舍,妄图强奸一个西北工业大学的女学生,因女方反抗,惨遭毒打,门牙被打掉两个,头被打成脑震荡。

虽然强奸未遂,但情节十分严重和恶劣,已构成强奸行凶罪。对这一个重大案件他不叫向公安机关报告,不同意狠狠打击,说“开一次小型批斗会就可以了,再开批判会,会扩散不好的影响,也不符合中央当前的战备部署”。所以召开了一次小型批判会就送到农场去了。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受害者不服上诉法院,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也很不满意。直到9月上、中旬,在北京市全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那个强奸行凶犯才被公安机关拘捕。

今年七八月间在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的过程中,迟群同志提出精简机构的问题。精简机构这本来是正确的,可是迟群同志在他的“不要把人当成商品”,“谁也不会把自己当成商品”的口号下,没有请示市委,把系一级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和校机关副部长、副处长以上现职负责干部56人降职使用,下放到基层,同时又新提了20多个这样职务的干部,这在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和不安,不利于干部相对稳定和积累经验,不利于安定团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有错误的,在当时虽然感觉不妥,但是没有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违心地执行了他的意见,这是应该深刻检讨的。

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报告了。

1975年10月13日

家园 实际上非常普遍

这些年被挖出来的冤假错案哪一个不是。

国外不知道,国内那是自古以来。

前些年流传的那个笑话。警察一人抽着一根烟有说有笑的出来, 后面拖着一 只鼻青脸肿的熊, 熊奄奄一息的说到:“不要再打了, 我就是兔子......”。不是没有原因的。

家园 同意你,晨辉。1986年吧,在台湾开放党禁和报禁的前夕

国民党内部有人劝阻蒋经国,不要这样开放,会失去权力的。

蒋经国说了一句: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万年的执政党?

没有的啊。这个世界上,最长的执政党有执政超过一百年的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各国共产党执政,目前还没有超过100年的。苏联共产党,执政69年,解体了。

要按现在很多网络极左分子的玩法,肯定不会超过100年。

哪怕当年是四人帮粉碎了“华叶反党集团”也不行。打个毛主席的旗子,就能安安稳稳执政? 想什么呢?

毛主席压根就不是神仙,他保佑不了后人。他连自己老婆都没有保住。

开创社会主义革命新局面、推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解放思想、奋勇前进才行!

国际歌早就说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不是吗?

家园 是罪该万死啊。不过,你要去跟党中央说啊!在这里

嚷嚷,党中央能听见吗? 不能嘛

家园 你咋知道“飞出国境彪帅叶群等人才知道”?你是咋知道的?

有消息来源吗?请问你

家园 一个“闹”字,写得好!世界上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有哪个

第一夫人在领导人去世后这么“闹”的吗?

江青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为她辩驳毫无意义。

家园 桥兄...

狐狸引用的是另一个回忆...

我的这个材料(三)里没有这一事...

材料二三是77年3月做的...班子还是华的...

邓的很多事不会进去的...

家园 邓也不能说只是“跟着走”

78年11月份陈第一次炮轰华时,虽然邓起初不在场,但是他中途加入后,显然加剧了变局的迅猛发生。

11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纪登奎:《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

结果陈以中央委员的身份,于会议第二天(11月11日)晚上写下了发言提纲,第三天(11月12日)即突然打断中央既定的会议议程,抛出六枚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被一众老干部呼应,华完全不能控制会议进程,不能制止陈及老干部们的打乱节奏行为。

尤其是会议第五天,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然后有了一个转折性的公开信号: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很显然,邓回来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彻底讨论改变了局势。

由此,英明领袖被老干部们一步一步带着节奏走,直至自己两年后彻底下台: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很难说,邓在这次变局中只是“跟着走”。

通宝推:普鲁托,醉寺,老老狐狸,
家园 当年的办案人员有不少素质问题

我父亲说,曾经发生过死刑判决书上,连犯人的名字都写错的荒唐事。

当然,一旦发现是冤假错案,对相关办案人员的处理是非常严厉的。

父亲告诉我:80年代河南省曾发生过一起判错案杀错人的案子。最后,从公安到法院,相关人员一路全撸。由于被判错误杀之人是农民,国家赔偿他家四个儿子农转非户口。

家园 这个“闹”字...华时期就用的...

主席说过: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现在主席去世了...江到了...“怎么办?”

邓一切全免了...只保留了党籍...不知在哪儿“桃花源中人”了...

江还是掂着...还有一党籍未除呢...

“怎么办”始终压在心里...即使对手只有一个党籍的政治身份...

什么事情会造成江处在“怎么办”的位置...

家园 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外面是西单民主墙

会内会外,互动呼应。

家园 阿q又宣布自己胜利了
家园 接受【流浪肥猫】的建议,补一个“四个人”的序时纪事

四人序时

1、【9.9】

凌晨2时,政治局在教员住所(中南海202室)召开紧急会议,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会议通过了治丧安排。

2、【9.10】

9月10日晚7时,王洪文让秘书廖祖康带王办工作人员米士奇到紫光阁值班。

3、【9.14】

江青致电华国锋,要求召开常委会(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毛远新工作安排等)。

4、【9.15】

姚文元问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毛选五卷文稿在哪里?

5、【9.17】

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江青提议毛远新暂不回辽宁:“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王、张、姚表示同意,汪反对,华和叶支持汪。当晚,汪和秘书对毛泽东生前住处贴上了封条,江青因此给华国锋打电话大闹了一场。

6、【9.18】

追悼大会后,张春桥约王文秘书萧木到钓鱼台谈话约3个小时,萧木9月23日派机要将谈话记录送到上海。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7、【9.21】

张春桥将徐景贤从上海召至钓鱼台听取汇报。

8、【9.23】

姚文元致信李鑫,谈毛选五卷编辑工作。

王洪文给王秀珍打电话:“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的。”

王洪文秘书萧木派机要将18日张春桥谈话记录送到上海。

9、【9.27】

王洪文秘书萧木要回上海,向张春桥是否有交代,张春桥与之谈话,从晚8点谈到11点。

10、【9.28】

萧木回到上海传达张春桥27日晚谈话精神:“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11、【9月-10月初】

叶剑英从不同渠道先后得到消息:上海民兵指挥部紧急向民兵下发枪支、子弹。

12、【10.1】

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下去,要提高警惕。

13、【10.2】

四人一起谈话,照彩色合影。王洪文让新华社拍标准照。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历史与现实。如今。时代。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14、【10.3】

江青到景山公园,王洪文到平谷县制造舆论、蛊惑人心。

15、【10.4】

江青乘专列出京,到保定后回转,中间对工人、干部讲话。

《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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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宗教界领袖提案,要求取消1978年宪法中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款;

第二年,任继愈等学者提案,认为不应该取消这个条款。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接受了宗教界领袖的意见,取消了宪法中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条款。

科普一下,这条规定也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向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请求。

82修宪后,中国基督教协会相继成立,并且印制了新中国第一批西方宗教宣传手册和书籍等,在江苏与上海,率先拉开中国基督教的播传历史。结果是地下教会在中国红红火火发展起来,幸亏新冠疫情把这个毒瘤爆出来,否则谁能保证不会出现白莲教太平天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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