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月大反覆——丙辰丁酉28天序时记事 -- 老老狐狸

1978年9月，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查禁。这期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现代迷信”，也就是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

有人将该文一页页张贴在西单墙上，观者如云。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上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一些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的大字报相继出现。

1978年12月，任畹町、魏京生在西单墙贴出自己的政治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轰动。墙上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诉，有批评建议，有揭发恶人丑事，有新闻消息，有政论。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

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和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

叶剑英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陈云特别指示《人民日报》派记者深入到西单群众中去了解动态，收集情况，反馈中央。

胡耀邦则表态：西单的大字报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

西单墙的繁荣，与当时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密不可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单墙揭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敏感的禁区。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3月29日，魏京生被逮捕，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15年。

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胡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民办刊物及其政治诉求

民办刊物是历史转折时期的产物，从1978年12月大量涌现开始到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通过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决定为止，一共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事实上，1979年3月违禁民刊及部分刊物主持人被整肃后，很多民刊就已停刊了。民刊的涌现是受“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鼓舞。最初“实践派”为了巩固对“凡是派”的胜利，曾经默许其存在，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否定历史、批判现实的声音出现时，高层的态度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形势，按胡乔木的说法，非常像1957年“反右”前夕，各种“牛鬼蛇神”都“跳了出来”。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全国理论务虚会上，防右的主张占了上风，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其后，个别极端者被抓捕。

然而，民刊主办者及其立场是相当复杂的，总体上看，“左”的倾向占大多数，因而以“自由斗士”来称谓这些刊物主办者、以“人权运动”来定位这次民间思潮不仅是片面的，毋宁说是南辕北辙的。对“新时期”现实的批判，一个重要武器乃是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遗产尤其是“文革”中那些曾经提及且初步实践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全面平等的原则。这些刊物被取缔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它们有着统一的“自由主义”特征，而是因为有相当多的民刊有“极左”倾向。

西单民主墙

民刊是此前西单民主墙大字报（1978年11月中下旬大量出现）的自然延续。然而不仅大字报这一形式是来自“文革”，即使民办刊物也有着“文革”初期红卫兵战报的痕迹。另一显示二者历史联系的是，民办刊物主办者和作者的主体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青年学生（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他们大多在“文革”时期有过造反或上山下乡的经历[4]。他们主办的刊物除极少数以人权、自由民主为政治诉求外，绝大多数是“拿原始的马列主义去对抗官方的马列主义”。这类似于当年的激进造反派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阐释权的争夺，“文革”初期提及的“巴黎公社”原则仍是青年工人们批判现实的重要依据。后者仍内在于左翼思想文化内部，是其自我否定、自我革命的一部分，绝非自由主义：

参加民主运动的活动分子，有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或所谓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区别。区别主要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前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典来批判现实；后者则跳出主流意识形态，从西方其他思想理论武库中寻找自己的批评武器。第二、前者与上访大潮的人们小心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后者则千方百计企图推动两股力量的联合。第三、前者认同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主张，希望从中共核心层中争取支持的力量；后者不但反对党内“凡是派”，同时批评和怀疑党内“改革派”，甚至直接挑战改革派领导人，以图彻底打击现行制度。后一种人是少数，民主运动积极分子的多数并非要完全摆脱中共的领导。[5]

这个分析显然是有道理的。不过需要补充的是：“革命派”还有极左激进派，他们“挑战改革派领导人”、“打击现行制度”的武器是毛泽东晚年思想（也即“文革”理念）。此时仍有不少以“文革”理念激烈批评邓和执政党的“变修”。

根据研究者的考证，“北京最早的民办刊物，似乎是《四五论坛》，它的第一期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贴在民主墙上。其次是《今天》，再次是《群众参考消息》”。北京地区的其他民刊还有：《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大局》、《花刺》、《月海楼》、《狂飙》、《我们》、《墙》、《时代》、《四化论坛》、《秋实》、《志新》、《学习通信》、《北京青年》等。另外上海、广州等其他城市亦有几十种活跃民刊[6]。——这些刊物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各种历史观点、政治诉求纷至沓来，一如今天的网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