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年的洗脑大师曲啸是咋死的 作者：润涛阎 -- 淡淡忧伤

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国第一站就发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的场面。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曲啸教授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好几年，直到去世。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曲啸到底为何突然间大脑出了毛病。而润涛阎本人亲自经历了这个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虽然有点迟。

（一）曲啸求我讲故事

。。。。。。

（二）曲啸心理崩溃的前前后后

我开车把二位拉到会议室，令曲啸教授心理崩溃的事件就开始了。

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人的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对爱国教育的说教不怎么感冒。但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拱产攩。这样，他们俩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们俩的热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联谊会的顾问，仿照当时邓小平给胡耀邦当顾问的头衔办理的。也就是说，不论谁被选为会长，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长者和领导。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虽然大家从刘中海先生的开场白里知道了曲啸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噎响彻云霄，但一开始也觉得刘中海先生在讲大话空话，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估计有点忽悠。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200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22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噎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刹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

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噎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噎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啸教授此时再也没有必要让我给他讲一夜美国哪里不如中国的故事了，便想跟他们告辞，毕竟下一步他们该如何不是我应该参与的。别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你们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便把电话号码写在桌子上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刘中海先生问我：〝你知道在美国可以更改机票吗？〞我便问他更改机票是退票还是更改日期，他说可能要终止巡回演讲，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机票退掉。我不知道详情，便提议这个事最好跟大使馆有关人员联系。我便告诉他如何从旅馆里往外打长途，然后我就离开了。跟曲啸教授握手道别时，他还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开始担心起曲啸教授来了。按理说他是经历过监牢炼狱的磨练的，应该经得起任何打击的，但〝文革〞开始时我们县的县长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动。焦县长可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杀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将军，为何在战争中屡屡受伤竟然挺了过来，而经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杀呢？其实，懂得〝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在战争年代或监狱里，他们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了。人，不论是谁，包括死人堆里出来的和炼狱里出来的，都无法战胜没有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噎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噎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升为宣传部部长？这个，可是润涛阎的话，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对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对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美国遭遇滑铁卢崩溃瘫痪后的曲啸（左）和颜永平（右）（网路图片）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故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计那卧床不起的十多年里，他又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基础的，是有共同语言的。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曲啸教授突然心理崩溃而导致大脑得了病而卧床不起，对她的婚姻来说也许是好事一桩呢。

（三）后记

希望大家转贴这篇短文，故事里的主人公只有曲啸教授不在世了，而刘中海先生和汪荣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们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刘中海先生，我离开旅馆后曲啸教授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彻夜未眠？你们二人是立刻回国了？还是在美国旅游了一段时间散散心？曲啸教授在美国是否已由心理崩溃转成精神崩溃了？还是回国后经历了被冷落的打击才大脑出了毛病？希望刘中海先生能补充一下后面的故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曲啸教授那么健康突然就大脑出了毛病，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毕竟曲啸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而他早期的经历已由电影《牧马人》详细介绍了，后边的故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剩下的由刘中海先生补充，便是对当年〝全国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教授的崇拜者们的一个交代，也解答了他们对〝曲啸热〞突然冷却下来了的历史疑问。

曲啸教授的故事毕竟拍了电影，平心而论他的经历和演讲能力比李燕杰毫不逊色，但李燕杰就比他幸运多了。下面看看国内网站的名人介绍，李燕杰走遍世界都没有遭遇到一次曲啸经历过的尴尬局面。文章对曲啸也曾到过美国做演讲的历史只字未提，表明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来到美国。难道曲啸教授就是悲剧的命运？他干嘛要碰上爱国华侨汪荣祖教授？

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但无论如何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一个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个性格柔软到没有骨头的人，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一个吃了我的水饺后说润涛阎做的水饺好吃的人。同样，汪荣祖教授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天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曲啸简历

曲啸，中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历任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讲师、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

1953年，曲啸从辽宁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

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在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被打成了〝右派〞。头顶这个沉重的〝冠冕〞，他到辽宁新民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但更大的厄运等待着他，不久他被开除公职并送劳动教养。

1965年，被遣送回辽宁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时，他已在嫩江草原当了4年的牧马人，〝文革〞开始后，他再次被揪出来，成了所谓〝现行反革命〞。

在1968年，被判20年有期徒刑。

1979年，曲啸被无罪释放，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他的历史冤案被彻底平反之后，重新登上高等院校及社会的讲坛，以《心底无私天地宽》、《人生的价值》、《信念的力量》等数十个专题，在国内外作过2000多场演讲报告，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关注，成为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演讲家之一。

1982年，他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这之后走上演讲台，结合自身的遭遇讲理想、人生和爱国主义。

1985年，他从辽宁调往北京，成了中共中宣部局级调研员。

2003年8月6日17时52分曲啸去世。

多说两句，他们不少人所谓的家国情怀，所谓的理想无不是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境遇。看不到大历史，或者是自认为自己就是大历史

这是后毛泽东时代一直在做的宣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来对准的就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这些人并不会束手就擒，才有文革中的武斗，才有制造更多冤案等等。但不管怎么说，那时走资派官僚们行为受到了限制。

曲介绍的经历，同样是邓小平所说的，宜粗不宜细，否则就会暴露走资派官僚们的行径，就不会被允许。而此文所介绍的汪教授从中看到的问题，显示这种宣传，反过来严重伤害官僚们的统治地位，从而结束了曲的宣传使命。

文革结束后，走资派官僚们上台，几百万文革积极分子被抓起来，更是百倍于以前的恶行。他们没有限制后，现在甚至公开制定法律，赤裸裸地压迫民众。参见：黄卫东： 评企业主成了为所欲为的上帝 - 学者观点 - 红歌会网

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0-09-01/246451.html

人类社会从来都是非常复杂的，古人云，龙生九子，子子不同。但在文化宣传洗脑下，绝大部分人都以为存在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个社会不是毛泽东时代官僚们宣传的社会主义，就是现在官僚们宣传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这种理想的社会，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乌托邦，都是绝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邓修们为了达到复辟的目的，大量宣传毛泽东时代发生的罪恶，对中国的形象和文化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简直超过一颗核弹。毛泽东时代，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向往，再也没有再现，到1989事件发生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中国决议，网上介绍，只有2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几乎是一致通过。

美国学术界虽然也有著作和文章揭露美国的黑暗面，但美国官方从不允许官方的这种宣传。

1989年，我从深圳回到北方来。

1991年，我因病住进南通医院。没有想到，曲啸先生也来了，成为病友。我住在老干部病房的东区，他住在西区。查房的时候，我问医生：“曲啸怎么样，是什么病呀？”主任医生只用两个手指点点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说：这里有病，算是对我作了回答。医生忙着查房，认为这是题外的话。我不止一次踱到西边病区，看望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人物。没有想到情况这样严重，他已失语。我看看他，他看看我，相对无言，奈何！不久，他回北京，了无信息。两年以后，得到他去世的消息。

今生有幸，和他在我的家乡重逢，因为他失语，实际上是失之交臂了。我感到遗憾。

一

曲啸出名，首先因为他是电影《牧马人》的原型，他真是家喻户晓。左的路线给了他太多的苦难。几十年，当“右派”，当“现行反革命”。 在奍马厂劳攺，后又被判刑二十年，家破人亡，苦头吃足。问题在于他是无辜的。所以著名导演谢晋先生艺术再现了他的故事，创作了震撼一时的电影名篇《牧马人》。这一惊世的巨著是说：这样的悲剧还应该重演吗？

曲啸平反后，被任命为辽宁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最终调往北京，成为中宣部的局级调研员，他成为名噪一时的宣传家。所到之处，到处是鲜花和掌声。在那些年代里，对他的评说不一。有人说，他因改造好而在位；也有人说，他因在位而变成一个新人。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志李燕杰、彭清一，公认是“三大演说家”，青年的导师。

据说，他们讲了两千多场，震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讲了什么呀？文革过去不久，意识形态一元化。他们奉命宣传着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和要热爱党和祖国等等。这很正常，但是曲啸有一句名言，说左的路线的迫害是“母亲打了孩子”， 认为这是不应计较的。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对这句话只是感到很新鲜，并没有人去理论个中的是非。这样讲，当然就抹煞道义和法理了。

二

八十年代后期，发生“蛇口风波”。我正在蛇口，得以瞻仰曲啸等人的风采。那一事件是中华大地在意识形态上矛盾激化的有趣的历史篇章。

春节前夕，北方已是坚冰在地，万里雪飘，深圳的春天是提早到来。主干道的一段路，形成了花市。蛇口青年活动中心，那个小院子的铁栏杆上，还有牵牛花绽放，盘着青藤。院子里有个不大的礼堂，大约可坐两百人。没有想到，在这个小屋里，发生了震动海内外的事情。曲啸他们应邀来演讲，强调应该“无私奉献”，强调应该“安贫乐道”。他举例说明自己很穷，孩子还住着双架床。离机场二三十里，是骑脚踏车去的。不料他说：“你们中也难免有一些‘淘金者’。”他推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情操。

这样，蛇口的青年坐不住了，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他们年轻气盛，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说：

“你批评淘金者。老师，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都是淘金者。我们到深圳来，就是要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善我们的生活。

“你生活贫困，无可羡慕！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无私奉献是唱高调。

“说‘毫不利己’是大话空话而已，不可能做到的。这样反而不讲道德。”

如此等等。这些老师在各地巡回，据说讲了上千场，到处是受欢迎。居然在这儿碰壁，他丝毫没有准备，一时也缺乏冷静，当场质问发言的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能告诉我吗！”有的年轻人并不示弱，当即递上了名片。这个小小的思想火花，来源于那个时期不同地区伦理观、价值观的碰撞，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产生，岂偶然哉！

这立即在海内外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热烈开展讨论。大量涌现的文章很快形成了《蛇口风波》这一专题著作出版。讨论的热潮已经过去时，深圳的报纸发表了我的《时差》一文，说明“蛇口风波”反映了曲啸先生等人和开放地区之间思想的时差、价值观时差、伦理的时差，最终表现为政治观念的时差。当时的蛇口，在袁庚同志的领导下，民主选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那氛围造成人的自尊和自由人格的昂扬。深圳大学教授和学生治校，形成中国教育事业崭新的风光。所以蛇口当局认为，年轻的朋友对曲啸等这些“导师”诘难，是正常的事，算不得什么风波。和内地对照，感到是异乎寻常惊天动地的大事。

三

1989年后，回到北方来，有幸在大学里听到彭清一先生的一次演讲。原来他还是一个舞蹈演员，他演说不仅是助手势，而且整个肢体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他居然在舞台上表演周总理一系列动作，用以刻画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毛主席要坐的凳子，他先要跑过去坐一下，看是不是稳当；宴席上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主动代饮，生怕主席伤了身体；面对主席讲话时，半弯着腰，总使人联想到清廷中应诺的某些人物。总之是最大限度地歌颂当朝的威严和风光。那氛围分明是说：吾皇万岁，万万岁！只是对周恩来的矮化，给年轻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文革刚刚过去不久，君权和神权的幽灵仍在徘徊。这样的演说，居然在大学的课堂有热烈的掌声，或是出于礼貌。他们不知道“造神”是在铸造着民族的悲剧，一个被奴役和矮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现代化国家的。我们社会虽然进步很慢，但毕竟还是在向前发展的。这些演讲家的奉命之作，碰到一些质疑和抵触，他们也难免有所思考。只是没有想到，曲啸的美国之行，在异国第一站就受到质疑。

最近看到润涛阎的文章《当年的洗脑大师曲啸是咋死的》，讲曲啸奉命去向美籍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按理，这是他的强项。他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说的第一场，当地华人三四百人，到场的只有二三十人，一般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但是曲啸毕竟是演说家，他还有亲身的体会，所以几句话就把大家镇住了。他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改造生涯的漫长岁月，使大家惊骇。虽然世上有很多不平之事，但他本人亲身的感受诉说，使大家感动不已。纷纷说：“怎么会这样！”

曲啸故事讲完，话头一转，开始他的宣传了，教育大家说：“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听到这句话，大家明白了曲啸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

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要求发言。他面色通红，激动地说：“曲啸教授的演讲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年轻学者，平白无故坐22年的牢，这真邪乎，令人愤怒。”这时，陪同曲啸前来的刘中海先生面色苍白，显示着吃惊，恐惧和遗憾。曲啸教授的嘴唇也在发抖，感到这是突如其来的打击。汪教授情不自禁，继续他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以如此长时期地打自己的孩子，这还是亲娘吗？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自己？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汪教授这时的愤怒令大家震惊。刘中海先生抓紧站起来说：“他们十分疲劳，明天还要赶路，会议到此为止。”散会后，刘中海考虑巡回演说会造成的后果，决定退了一些预订的飞机票。曲啸教授的这次访美任务这样提前结束了。

润涛阎说：“我当时看曲啸的表情，真担心他的心理崩溃，导致精神崩溃，而致身体垮掉。他那苍白的脸上，折射出死人般的昏暗，令人感到寒冷和悲凉。那不是一般的失望，而是绝望。可能他这次来美国，是计划回去再大展宏图的，可能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再有上升。”曲啸教授可没有这么说。但从他发言前兴高采烈的情绪，可以看出他对此行的结果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没想到，1991年他又应邀到南通演讲，病倒在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一病不起。

四

没有想到南通成为他最后的驿站，使我有幸得以和他这样近距离地再次重聚。我不止一次踱到他的床前，本想和他交流，不幸他失语了。他用两个眼睛看看我，我用两个眼睛看看他，只能是对这位著名人物点头致意而已了。在病房里，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向他请教，我有很多问题呀：

一、我想问他，“蛇口风波”你是当事人，一定激起了思想的波澜，对南方、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的大量文章，不知道是怎么看的。这些文章，总的说来是讲道德、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决定的，並为它服务，不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的概念呀。按理，曲啸先生以他的水平和人生的经历，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他仍然一直唯上唯书，教条地站在左的方面，不知为什么？

二、蛇口那些年轻人，对“老师”们的诘难，反映了市场经济派生的概念，也是为生产力服务的一种伦理概念。安贫乐道是反其道而行之，无私奉献是理想主义的，虚幻的概念，也应该容易理解。是否因为发生了“六四”。那一次风波不仅动了枪，而且动了笔呀。《人民日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专家的座谈会，对蛇口青年门那些“离经叛道的谬论”进行鞭挞，认为我们精神上应该追求的是共产主义道德。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

三、我奢望曲啸先生能跟我说几句悄悄话。你作中宣部的调研员，红遍全国。根据领导的需求，总结自己的苦难时，是由衷的语言，还是适应需要而扭曲了灵魂？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好人，天良未泯，所以你后来陷入沉重的痛苦之中。这是精神的劫难，比《牧马人》过去的悲剧更为深刻的悲剧。

你从左的路线给你的苦难中走出来了。但你没有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左的桎梏中走出来，这令人遗憾，叫人深感同情。

有人感到很奇怪，曲啸饱经苦难，甚至有漫长牢狱生活的“锻炼”，他的承受力应该是很强的。为什么到美国听到人家几句话，精神就崩溃了呢？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在敌人的法庭和牢狱中，浩气凛然，视死如归，是有充分精神准备的。有革命的老干部，历经战争岁月烈火的锻炼，坚贞不屈。可是面对自己同胞和组织的诬陷，几个小红卫兵一斗，他就自杀了，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据说曲啸同志在国内演说，得到的总是鲜花，总是掌声，总是欢呼。一旦有人触及他的灵魂，他立即崩溃了。他终于沒有直起腰来，形成独立的人格。首先他作为演说家，对自己“封口”了，而后是一病不起。说明对漫长的左祸的虐杀，他承受了。他的思想没有得到解放，没有想到对他更是“捧”出了大问题。

曲啸同志的一曲悲歌，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值得我们深思和品味。

2013年7月12日

知识分子上场了。惨，惨得过占总人口80%的农民？但他们没地方诉说，谁又帮他们说过话。

有道理，特别是60年，饿死的多是农民。

河山硕耿冠军也是卖惨资料。那个流沙河还有张贤亮当年也是这样卖惨控诉前三十年，结果是这两货当年猥亵妇女被惩罚。

几十年了，都还是千篇一律的套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控诉文革迫害，字字血泪，中间必提胡耀邦同志平反了我，然后结尾生硬转折，狠狠地黑一下土共。

目的嘛，黑文革为了黑毛，黑毛为了黑共，你看，中国共产党是有“原罪”地，是一个邪恶的政党，应该被消灭。

所以我对乱邦的评价是：当年任吏部尚书，主持平反，借机市恩于文人、官僚，不问青红皂白一刀切，慷组织之慨，收私人之利，都是为了乱邦自己的野心。

学的鞑清康雍年间八爷党的故智。

没过几年，自以为自己大势已成，十分膨胀，就要意图染指大位，结果就是，民主生活会上现了原形，丑态百出。徒增笑耳。

勾结境外势力，煽动学潮，因一己之野心，而害了无数热血青年学生。

此人真是罪人！

解放前的中国农民惨？

不对啊，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农民同志们的生活，难道不应该是天天幸福的吗？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惨”呢？

还有啊，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洗礼，新中国的农民还会惨？ 你开玩笑的吧？

一， 《牧马人》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1982年就上映，曲啸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出名的，哪来的《牧马人》以曲啸为原型？说谎不眨眼啊。

二， 全文从头到尾绘声绘色，但有一点没提，他根本没说曲啸是哪一年去的美国，是怕把具体年份一说出来，有心人查查相关资料，就容易揭穿他那“曲啸从美国回来后一蹶不振”的说法吧？

三，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1991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我看这原文作者和曲啸也就在美国短短几日的交往，曲啸也不可能在回国后还和他联系，汇报近况啥的，他这个“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怎么看怎么是艺术加工（臆想）的吧？

四， 我见过相关的辟谣文，记得是其他当事人（好像就是汪荣祖）说得没这事，当然现在找不到辟谣内容。不过百度一下看到这个结果：“作者：图书看守员 提交日期：2014-02-23 02:26:49

楼上坭中人君所言曲啸事汪先生（汪荣祖）曾当面和本人谈起并辟谣，说绝无此事。 ”

PS：这篇谣文作者是阎润涛，听说在海外挺有名，立场也是公知民运一流，去年年底死于新冠，因为他得病后国外的医生只让他在家养，等“感觉呼吸困难时再去急救室”，于是病情严重的他只能在家硬抗，症状一来急救不及就死了，最后遗言是“活着真好”。 呵呵。

张贤亮和曲啸都是 57年右派，而且都是蹲了监狱的.....79年平反，灵与肉 81年出版，82年上银幕。

曲啸公开演讲是83年起......就是有一点，他真的去过马场

惊鹰们死的差不多了，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原文“当时（八十年代末期）的蛇口，在袁庚同志的领导下，民主选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那氛围造成人的自尊和自由人格的昂扬。”----，在作者“自尊”，“自由”的称颂下，然后，1993年深圳“11·19”特大火灾，八十多名青年女工被活活烧死，她们的死亡，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都说广东好找钱，/一来就是两三年，/一心想把家来看，/身上还是没文钱”，是“过一天好比过一年，/出门是多么艰难/无钱无米无油盐/生活是多么困难。”，是“姐姐：……这里一天只吃两次米饭，上午上五个小时的班，下午六个小时的班，晚上四个小时的班，我们一块来的人都受不了。……妹：秋梅。1993年；月5日。”

，是“妹，我现在也想回家，在(再)也不想出门了，又挣不到钱，好难……好难。妹，你的病要去看．不要把钱看得很紧。有人，就有一切。不要节约，早餐、晚餐都要吃……。二姐。93年10月11日。”，是“我三个多月共领到50多元钱，还有一个多月的工资没有领。50多元钱还不够零花的。”，是“不少外资企业，只顾赚钱，而安全生产劳动条件很不好”，是“镇长用15000元人民币，换来了22张消防合格证，(另28家厂由消防检查小组发放)自行发给了消防并不合格的厂家。”，是“致丽大火的84条人命却还不值一栋二层洋楼”，是“今天我们都知道特区好，特区美，可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得来的吗？不要忘记还有100多万临时工，是他们给我们建设了这一切，而他们现在住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我们住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是很难体会到他们的苦楚的!”，是“1993年10月深圳市组织的劳务工大检查的结果，在劳动报酬方面，有40％低于深圳市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工人的加班时间平均每天3-4小时，最高的每月达150小时。但加班费有的每小时只有5角，有的甚至一分没有。而工资拖欠则是一种普遍妁现象，老板有钱故意不发，有的拖欠3--4个月之久，用这笔钱没入周转或坐吃利息。此次检查，仅南山—个区就发现拖欠和克扣工资达500多万元”，是“1994年春节期间从深圳汇出个人汇款达9亿。。。。。。，每个劳务工平均才200多元钱。”，是“1992年至1993年，深圳工人利益被侵害而投诉的有7000多宗，劳动争议案件1000多起，集体上访和罢工100多次，涉及数万人。其中，连劳动条件并不算最差的致丽工艺厂，都曾发生过3次罢工斗争，并且劳动争议与冲突，正处于一种扩大和加剧的趋势中。”（上述内容均出自《废墟上的凭吊——深圳“11·19”特大火灾事故记事与反思》，《中国工人》杂志1994年第5、6期）

八十年代末期那些持“我就是来赚钱”的思想的青年打工者们侃侃而谈，与坚持社会主义思维的“老左”们大加争论之时，想不到短短几年后他们自己就会饱受资本主义的毒打吧？丁弘先生为这些年青人与老左的争论而津津乐道，那么当这些青年打工人饱受资本主义的毒打时，丁弘先生可就看不见了吧？

当然，我也是孤陋寡闻，若是有人能拿出九十年代，二零零零年后丁弘先生为饱受资本主义毒打的无产民工毅然发声的证据，我绝对要修改上面对丁弘先生的看法，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