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反对希腊独裁军政府的流亡记者。

【译文】

【译注：“湿活”即wet job，间谍/特工谋杀或暗杀的委婉说法，暗示有流血之嫌。】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基辛格有一种将政治个人化的倾向。他的政策直接蓄意导致了成千上万不知名者的死亡，但也会直接对付某些不听话的个人：施奈德将军，马卡里奥斯大主教，谢赫·穆吉布·拉赫曼。正如我们不止一次瞥见的那样，基辛格对地区化复仇情有独钟。

这两种倾向似乎在一桩案件中达成了一致：绑架并谋杀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一位杰出的希腊记者，在1967至1974年间，他在反对破坏家园的独裁统治方面做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那些年间，他在华盛顿特区安了家，在一家广受尊敬的华尔街公司做顾问维持生计。不计其数的参议员、国会议员、国会工作人员、外交官和记者都证实，他一个人开展了非凡的巡回游说和信息运动，强烈反对篡夺雅典政权的军事暴徒。由于该军政府得到了华盛顿强大利益集团的同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被迫双线作战，并树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敌人。

1974年希腊独裁政权垮台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看到了雅典秘密警察的档案，证实了他长期以来的怀疑：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绑架和消灭他的尝试。希腊中央情报局（KYP）掌握的文件显示，当时的独裁者乔治斯·帕帕佐普洛斯（Georgios Papadopoulos）和安全部副部长迈克尔·鲁福加利斯（Michael Roufougalis）多次联系驻华盛顿的希腊军事代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邮件上盖有“COSMIC：绝密”（希腊最高安全级别）字样的通信涉及大量阴谋。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看到德梅特拉科波洛斯被从华盛顿抓住，遣返回国。在华盛顿进行暗杀行动或许有些不妥；此外，在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处死之前似乎有必要对他进行审讯。一个建议是用希腊民航客机偷运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另一个是把他送上一架希腊军用飞机；还有一个建议是把他送上海军潜艇。如果不是现有记录证实了军政府领导人的不理智和疯狂，人们可能会认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计划是幻想，根本不值得一看。

在这些COSMIC电报中，有一句话尤其引人注目：

为了找出这种“合作”指的是什么，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1976年聘用了一名律师——华盛顿的多布罗弗尔、奥克斯、杰布哈特和司考尔律师事务所的威廉·多布罗弗尔（William A. Dobrovir），并根据《信息自由法案》和《隐私法案》提起了诉讼。他从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以及司法部和五角大楼获得了数百份文件。其中一部分表明其副本已提交给当时归亨利·基辛格管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但从这一来源索取文件的请求并未奏效。正如前面提到的，基辛格离任时把自己的文件当成了人质——他把它们复印，归类为“私人文件”，送到了国会图书馆，条件是必须秘密保管。因此，无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试图利用法律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任何东西，他都撞上了石墙。但在1977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终于对不断提出的法律倡议作出了反应，它们公布了存放这些有关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文件的主要“计算机索引”。他浏览这些索引时，注意力极其自然地被以下内容所吸引了：

“唔，你不是每天都能在政府文件里读到自己的死讯的。”我采访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时，他这样说道。他的律师肯定会同意——他给基辛格写了许多信，要索引所提到的文件副本。而基辛格几年来一直拒绝回复德梅特拉科波洛斯的律师。当他最终作出答复时，只是由他自己的律师写道：

当然，“已经努力”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可以用来描述最敷衍了事的查询。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否知道、是否赞同、是否参与了外国独裁者进行绑架、折磨和处决的计划所依赖的“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合作”？

我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开始：为什么像基辛格这样有地位的人会知道或者关心一个孤单的持不同政见的记者的存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记录显示，基辛格非常清楚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是谁，而且恨他。实际上，1956年，当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布列塔尼大酒店为这位客座教授举办午宴时，他们在雅典见过面。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所有警告和抵制军事干预希腊政治的人当中，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一直是个中翘楚。中情局通常赞成这种干预，并和计划进行干预的人保持密切联系。1963年11月，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签署了一份内部文件，要求提供“任何可用于拒绝[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后入境美国的实质性负面数据”。当时还没有这种负面消息，因此政变发生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得以到华盛顿特区定居，并开始了他的流亡运动。

他的运动开端可真是吉星高照——他提供了1968年尼克松和阿格纽（Agnew）竞选活动的负面消息。这场竞选运动本已经严重被越南和平谈判的泄密玷污，结果它还接受了来自希腊军事独裁政权的非法捐赠。这笔钱来自 KYP 的迈克尔·鲁福加利斯，由极端保守的希腊裔美国商人托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以现金形式交给了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涉及金额为549,000美元，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笔可观的数额。收受这一捐赠的行为是双重非法的：一方面，外国政府（和通常情况下的外国人）禁止提供竞选捐款，另一方面，考虑到KYP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补贴，存在着进一步的危险：即美国情报资金回流到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这直接违反了中情局自己的章程。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拉里·奥布赖恩（Larry O'Brien）提交了他的调查结果，奥布赖恩呼吁对帕帕斯的活动以及尼克松—阿格纽竞选团队与雅典军政府之间打得火热的关系进行调查。许多历史学家推测，尼克松和米切尔派出的窃贼在夜色掩护下进入奥布赖恩的水门办公室时，或许就是在寻找这一具有巨大破坏潜力的“希腊联系”的有关证据。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支持：尼克松政府为窃贼寻找“封口费”时，它求助的是托马斯·帕帕斯。

埃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对这个罪恶的秘密的危险知识，以及他不断在国会山和媒体上进行游说，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在雅典的附庸政权，引起了负面的关注。他后来起诉了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功这样做的人——并得到两个机构的书面承认，它们拥有他的“非负面消息”。在诉讼过程中，他还得到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的承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以下日期间受到了“范围相当广泛的”监视：1967年11月9日至1969年10月2日；1971年8月25日至1973年3月14日；1974年2月19日至10月24日。

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本人并不知道这种监视的确切范围，但他不止一次发现自己被政府的巨手掠过。1971年9月7日，他在华盛顿最时髦的赛马俱乐部与尼克松的头号心腹默里·乔蒂纳（Murray Chotiner）共进午餐，后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放过帕帕斯。你可能会有麻烦，可能会被驱逐出境。这种政治不明智。你知道汤姆·帕帕斯是总统的朋友。”下个月，也就是1971年10月27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无忧宫共进午餐，帕帕斯本人直接从邻桌走过来威胁他，帕帕斯告诉他和诺瓦克，自己可以给任何想调查他的人制造麻烦。在此前的7月12日，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曾在由纽约州国会议员本杰明·罗森塔尔（Benjamin Rosenthal）主持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小组委员会上，就帕帕斯对美国外交政策与雅典独裁政权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证。在他的口头证词被打印出来之前，一名司法部律师就来到了小组委员会办公室，要求提供一份证词副本。因此，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于9月17日就帕帕斯的活动向同一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书面证词最后写道：“最后，我已向小组委员会单独提交了我认为有用的书面证据。”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在他们的联合专栏中写道，这份证词“在尼克松政府里引起了极度紧张”。

随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收到了路易丝·戈尔（Louise Gore）的一封信。戈尔女士此后作为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表姐和华盛顿（阿尔·戈尔就是在华盛顿长大的）费尔法克斯酒店（Fairfax Hotel）的所有者而愈加闻名于世。但当时她完全靠自己就已经非常有名：她既是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又是将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介绍给理查德·尼克松的女人。她是司法部长米切尔的密友，并曾被任命为尼克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就住在她的酒店的一间公寓里，邻居中有许多国会议员及政界人士。他自1959年来就一直是她的朋友。1972年1月24日，她写信给他：

参加午宴的包括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George Bush）和其他许多外交官。司法部长在这种场合、而且在和传奇女主人珀尔·梅斯塔同坐一桌的情况下缺乏克制和圆滑，显然表明他相当愤怒，甚至达到了暴怒。

我提到这一背景，是为了表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受到了监视，他掌握的情报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一位重要客户造成了极大损害，而且他的身份对华盛顿和雅典的当权者来说都是众所周知的。时任美国驻雅典大使亨利·塔斯卡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密友，对独裁政权持非常宽容的态度。（他后来在国会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作证说，他提前就知道1968年希腊秘密警察向尼克松竞选团队支付报酬的事。）1971年7月，就在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罗森塔尔国会议员的小组委员会面前作证后不久，塔斯卡从雅典发来了一份长达四页的秘密电报。开头是这样的：

这无疑对待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非常认真。最后几段也是如此：

这份电报是按照大使惯例发给了国务卿威廉·罗杰斯，但它也发给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这是极不寻常的。正如我们所见，米切尔是唯一一位在亨利·基辛格的四十委员会任职的司法部长。

国务院适时敦促司法部针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尽一切可能，看能否制造一个外国特工案件，或在此事上制造一个任何类型的案件”。当然，正如后来承认的那样，这些调查毫无结果，因为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影响力并非来自任何邪恶的来源或关系。当他说希腊独裁政权践踏了他的社会，使用了审查制度和酷刑，威胁了塞浦路斯，并在华盛顿买到了政治影响力时，他说的是强有力的事实。尼克松本人在1973年5月23日水门事件后的一盘白宫录音带中证实了军政府与帕帕斯和塔斯卡之间的联系。当时他正在和他著名的机要秘书罗斯·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谈话：

这个独裁政权在1970年6月取消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希腊国籍，所以他是个无国籍人士，只有一份薄薄的文件给予他离境后重新进入美国的许可。当他失明的父亲于1970年12月在雅典孤独地死于肺炎时，这一事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企图获准通过安全通行证或自由通行证回家，并得到了许多国会朋友的支持。其中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莫斯（Frank E. Moss）、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昆廷·伯迪克（Quentin N. Burdick）和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迈克·格拉韦尔（Mike Gravel）都在一封12月11日写给希腊政府和塔斯卡大使的信上签了名。参议员肯尼迪和富尔布赖特也对此表达了个人关注。

雅典政权和塔斯卡都没有做出直接回复，但是在12月20日，也就是老人没见到独生儿子便过世的四天之后，参议员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收到了一份希腊驻华盛顿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应该亲自向大使馆提出申请——对于一个护照和公民身份刚刚被独裁政权取消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奇怪的要求。与此同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家中接到了肯尼迪参议员的电话，建议他即便收到希腊方面提供的安全通行方案，也都不要接受。根据我们现在已知的为他的“失踪”准备的计划之一，如果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出现在军政府的大使馆，很可能已经被拘留和绑架了。当然，如果没有美国情报官员的某种“合作”，这样的计划是极难实施的。

驻雅典的塔斯卡大使和在国务院的基辛格副手约瑟夫·西斯科（Joseph Sisco）之间的往来电报解密显示，肯尼迪参议员的疑虑是有充分理由的。在一份日期为1970年12月14日由西斯科发给塔斯卡的电报中，大使被告知：

塔斯卡同意这一特别声明，并补充表示格拉韦尔参议员有可能参加老伊利亚斯·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葬礼，大使这样写道：

这种说法有荒谬的一面——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从没有过任何宣传或实施暴力的记录——也有邪恶的一面。这里只是在暗示某种借口：军政府可能需要一个陷阱或者掩盖一次“失踪”。整个通信都散发着大使馆和国务院的“优先事项”的恶臭，反映了他们对当选的美国参议员的蔑视、对异议的厌恶，以及满足一群希腊匪徒的需要——这群匪徒现在正在服无期徒刑。

现在再看看经过多年诉讼之后才从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里吐出来的计算机索引吧。该文件的日期是1970年12月18日，似乎是要通知莫斯、伯迪克和格拉韦尔参议员，德梅特拉科普洛斯在雅典的一所监狱里结束了生命。这是个应急计划吗？还是个掩饰计划？只要基辛格博士继续顽固地保持沉默，并保持对他的“私人”国家文件的控制，我们就不可能确定。

1970年，德梅特拉科普洛斯避开了为他所设的陷阱，继续进行他的一连串旨在诋毁希腊军政府和让其美国朋友难堪的泄密和披露行为。他还警告人们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独立问题上的企图以及美国对这一政策的漠不关心——或是共谋。他就这么成了亨利·基辛格的烦恼之源。在1974年10月提交给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一份简报的备忘录中，提到了关于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我们档案中的负面消息”、关于他的“负面的盲目备忘录 ”，以及关于他的“长篇基辛格备忘录”。同样，尽管律师们不断要求，基辛格仍然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这些文件下落的问题，也拒绝透露文件的任何内容。而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却要求联邦调查局搜集任何可以用来抹黑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信息，根据已解密的文件，在1972年至1974年间，联邦调查局向基辛格提供了诽谤性的虚假材料，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与一名现已过世的妇女有浪漫关系，并称他与一位他从没遇见过的男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之间同样有浪漫关系。

这似乎并不重要，但我们看到了希腊军政府驻华盛顿特区大使康斯坦丁·帕纳约塔科斯（Constantine Panayotakos）的回忆录，该大使于1974年2月到任，他后来在名为《防御一线》（In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的回忆录写道：

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后来在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在我手里）中详细写道，他直接了解一个从华盛顿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计划。他的证词得到了一份由哈拉兰博斯·帕帕多普洛斯（Charalambos Papadopoulos）签名的宣誓书的证实（这份宣誓书也在我手里）。在1974年5月底或6月初，帕帕多普洛斯先生是希腊大使馆的政治参赞——是大使馆的第三人物，他受到帕纳约塔科斯大使和武官助理索迪里斯·尤尼斯（Sotiris Yiounis）陆军中校的邀请，在附近的赛马俱乐部用午餐。午餐时，尤尼斯提出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问题——要在弗吉尼亚的一个港口将他偷运上一条希腊北约潜艇。

时任希腊驻巴基斯坦大使帕帕多普洛斯在宣誓书中表示，他当时得到保证，亨利·基辛格完全知道这一计划中的行动。此时，由于希腊军政府在塞浦路斯犯下的累累罪行，距离它的垮台只有几个星期了。自从独裁政权垮台以来，已经发现了更多有关这一军政府暗杀计划的证据——哪怕只是雅典方面的阴谋证据。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华盛顿的“理解”是无法执行的。人们也试图挖掘出更多华盛顿方面的细节。1975年，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和詹姆斯·阿布雷兹克（James Abourezk）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唐·爱德华兹众议员（Don Edwards）支持下，要求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参议员将绑架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阴谋纳入他著名的美国情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中。但基辛格亲自出面干预了丘奇的工作——这一点先由《纽约时报》进行报道，然后由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证实，基辛格以严重但并未具体说明的国家安全问题为由终止了这方面的调查。

这看起来或许有点荒诞不经，但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正在对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以及亨利·塔斯卡大使）进行报复；我们确实知道，基辛格参与了与希腊军政府的高层勾结，而且事先知道暗杀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阴谋；我们也确实知道，他利用美国驻智利大使馆走私武器以雇凶杀害勒内·施奈德将军。那个案子的托辞也是说雇佣杀手“只是”企图绑架他。

因此，第一次在这里得以完整讲述的德梅特拉科普洛斯的故事作为初步证据，表明亨利·基辛格至少知道一个要在华盛顿特区绑架、审问、几乎确定要杀害一位平民、一位记者的计划。为了洗清这一嫌疑，为了解释在自己的档案中提到德梅特拉科普洛斯之死的神秘信息，基辛格只需让人最终得以查阅这些档案——或者需要法院传票即可查阅。

（未完待续）

【导读】

在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咨询和他本人的商业联系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离任六年后，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私人咨询公司，旨在促进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司的客户名单是保密的，与“合作伙伴”们签订的合同中都包含一项条款，禁止任何人提及这种安排，但其企业客户包括美国运通、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韩国大宇公司、亨氏集团、ITT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可口可乐、菲亚特、露华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米特兰银行。基辛格最初的“合作伙伴”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两人都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部门与他密切合作过。

【译文】

1975年12月18日，就在基辛格与印尼将军们就东帝汶问题沆瀣一气后不久，他在国务院会议中愤怒地做出了这句特别的否认：

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现任国务卿在向外国独裁政权出售武器一事上当然没有任何直接利益关系——会议上没人说过这种事。基辛格否认了一项并没有提出的指控，回答了一个没有被问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不寻常的事啊。

我们不确定基辛格是何时开始从与印度尼西亚统治集团的关系中获得个人利益的，也不能肯定地说这种利益是不是始于1975年的任何“理解”的一部分。但是，在基辛格的外交政策咨询和他本人的商业联系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和谐”，而非“冲突”。

离任六年后，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为基辛格顾问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的私人咨询公司，旨在促进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司的客户名单是保密的，与“合作伙伴”们签订的合同中都包含一项条款，禁止任何人提及这种安排，但其企业客户包括美国运通、希尔森-莱曼-赫顿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韩国大宇公司、亨氏集团、ITT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可口可乐、菲亚特、露华浓、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和米特兰银行。基辛格最初的“合作伙伴”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将军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两人都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部门与他密切合作过。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该公司与基辛格的政策声明之间的和谐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或许来自中国。基辛格帮助几家美国企业集团进入了中国市场，特别是亨氏视频公司。正如亨氏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赖利（Anthony J. F. O'Reilly）所言：

中国人对这种隐秘交易的称呼是“关系”。在不那么妄下判断的美国演讲中，它可能会被翻译为“渠道”。在中国销售婴儿食品看起来似乎人畜无害，但是当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把枪支和坦克对准自己的孩子时，它没有比亨利·基辛格更坚定的捍卫者了。他强烈反对制裁中国，并写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中国还是太重要了，不能因一时的情绪危及两国关系。”他接受邓小平对民主动荡的看法，补充写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忍其首都的主广场被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占领八周之久。”幸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保留基辛格的服务——它们这一年晚些时候都在同样的公开的傲慢无礼面前屈服了。

基辛格的权力寻租并不仅限于亨氏的营养食品。他帮助亚特兰大里奇菲尔德公司/阿科石油公司销售中国发现的石油矿藏。他帮助 ITT公司（这家公司曾帮助他推翻智利民选政府）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开创性的董事会会议，也为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和大通曼哈顿银行提供了类似的服务，后者在中国首都举行了一次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并见到了邓小平。

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发生前六个月，基辛格成立了一家名叫中国创投（China Ventures）的有限投资合伙公司，他本人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合伙人。公司宣传册极有助益地解释说，中国创投公司只参与“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置疑的支持”的项目。这一行动被证明为时过早——天安门镇压事件和美国国会批准的有限制裁令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恶化了，这无疑让基辛格对于针对邓小平的批评愈加愤怒。但在中国创投运营期间，它获得了来自美国运通、可口可乐、亨氏集团以及一家名为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的大型矿业开采企业集团的大笔投资。

基辛格的许多极端行为和立场至少在表面上都是以反共的名义进行的。 因此，看到他为一个靠一党体系执政、禁止贸易联盟和奴隶劳动监狱制度来确保投资安全的政权倾尽全力真是非常有趣。中国也不是唯一的例子。1984年，曾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的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从国务院离任，同时成为了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合伙人、伦敦商业银行的董事（该银行是当时由贝尔格莱德政权拥有的一家银行的子公司）和南斯拉夫“雨果”微型车的驻美代表。雨果也自然成了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客户，同样如此的还有一家名为能源工程的南斯拉夫建筑公司。其中“雨果”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是由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生产的，该集团同时也是南斯拉夫的军工和武器制造集团，后来它和南斯拉夫人民军队的其他关键部门一样，被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攫取，用以发动对四个邻国的侵略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亨利·基辛格与他的诸多鹰派同事完全不同，他一直敦促采取与米洛舍维奇政权保持一致的和解政策。（伊格尔伯格先生则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加入国务院担任副国务卿，并曾短暂地成为国务卿。事情就是这样。）

基辛格顾问公司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双重联系也是如此。八十年代后期，萨达姆大权在握，与美国商务部和农业部关系密切，他像个所谓的“醉醺醺的水手”一般到处撒钱，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和化学武器，华盛顿方面对此却一声不吭，“美国—伊拉克商业论坛（U.S.-Iraq Business Forum）”实打实地为他们提供了一台吃饺子老虎机，让他们得以联系、签约，获得大把机会。基辛格的合伙人艾伦•斯托加（Alan Stoga）曾在里根时代担任中美洲委员会（Commission on Central America）的经济学家，在一次去巴格达出差过程中表现突出。与此同时，基辛格的公司还代理了神秘的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Italian Banca Nazionale del Lavoro），后来证明该银行向萨达姆的复兴社会党政权提供了非法贷款。

同年——1989年，基辛格与总部设在新奥尔良的全球化公司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Freeport-McMoRan）建立了利润丰厚的联系。该公司的业务是传统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开采，其董事长詹姆斯·莫菲特（James Moffett）大概已经赢得了商业和金融版面最喜爱的头衔——他无疑是个“浮夸的”、“投机的”“风险投资家”。1989年，费利浦公司向基辛格顾问公司支付了20万美元的预聘费和60万美元的费用，更不用说他们还按照顾问公司的建议，承诺未来的资本投资将支付2%的佣金。费利浦公司还任命基辛格为其董事会成员，年薪至少3万美元。1990年，这两家公司开始在整个南亚高压统治最严重的国家缅甸做生意。根据协议，费利浦公司将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而基辛格的另一个客户大宇公司将负责建造工厂。但这一年，缅甸的将军们顶着美妙的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SLORC）的名头，在选举中败给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反对派，并决定取消选举结果。这一事态发展——更令人恼火的是要求孤立缅甸军政府的呼声——对基辛格、费利浦和大宇三家都是不利的，协议也因此失效了。

但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3月，基辛格和莫菲特先生回到印尼，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得到了继续开采一个巨大的金铜矿的许可，为期三十年。这个矿由于三个原因而极具重要性。首先，它是作为合资企业运营的，投资方包括包括印度尼西亚军政府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其次，它位于伊里安查亚岛上（以前称为西伊里安地区），该岛所属群岛和东帝汶一样，印度尼西亚只是通过专横侵略才获得了统治权；第三，这个矿是1973年开始开发的——就在亨利·基辛格访问印度尼西亚、帮助发动了印尼的东帝汶大屠杀，并向他未来的商业伙伴提供一大批武器的两年以前。

这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上面提到的“利益和谐“。换句话说，不过是一个幸福的巧合。而下列情况并非巧合：

（1）费利浦公司位于伊里安查亚岛的巨大的格拉斯伯格矿场被指控制造了环境和社会灾难。1995年10月，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一个旨在帮助美国海外公司的联邦机构——由于政治风险，决定取消费利浦公司的投资保险，而基辛格在1991年还就当地的政治风险作出出令人安心的保证。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结论是，费利浦的矿山“对受尾矿影响的河流、周围的陆地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造成了并仍继续造成不合理的、重大的环境、健康和安全危害”。

（2）在名单上排在最后的“当地居民”指的是阿蒙么人（Amungme），他们对造成的环境灾难和矿井的工作条件提出抗议，结果却遭遇了在苏哈托命令下服务于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的印尼正规军队。1996年3月，大规模骚乱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伤，终于几乎导致矿井关闭。

在基辛格的帮助下，费利浦·麦克莫兰铜金公司在华盛顿开展了热情的游说活动，以求恢复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保险。代价是建立一个1亿美元的信托基金，用于格拉斯伯格矿场及其周围生态的修复，并最终将现场清理干净。但随着苏哈托独裁政权被推翻，苏哈托本人被拘留，他本人及其家人、军队和某些受到青睐的跨国公司之间庞大的“裙带资本主义”关系被揭开，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这场政治革命还以不可估量的人口损失恢复了东帝汶的独立。甚至有人建议对战争罪行进行调查，并设立人权法庭，以解决种族灭绝和占领年代的部分记录问题。亨利·基辛格不得不再一次焦虑地浏览新闻，担心是否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在等着他。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留给受尽掠夺和误导的印尼人民，而不是移交给长期以来一直在逃避其应有责任的美国国会，那将是美国和世界的耻辱。

这个问题正等待地方法官进行处理。

正如亨利·基辛格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到目前为止，在笼罩着他的豁免无罪的外衣下的怨恨和眼泪已经越来越被人注意到。最近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演变已经使他的立场暴露出来——实际上他的立场十分脆弱。为方便起见，不同的法律领域可主要被归结为四大项：

1）国际人权法。包括关于个人相对国家的权利的重要公约；它还保护个人免受国际社会中可能侵犯这些权利的其他行为者的伤害。根据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人权宣言》，国际人权法认为，政治结盟只有在维护个人尊严和福祉的前提下才是合法的，这一观点挑战了以“国家利益”为由的现实政治特权。美国与这些公约中的许多公约的提案国直接结盟，并批准了其他一些公约。

2）武装冲突法。这一法案多少有些多变和不平衡，它代表了对战争状态下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逐渐形成的法律共识，还包括确定习惯“战争法”的各种人道主义协定和试图减少这一由来已久的辩论中的矛盾因素的尝试。

3）国际刑法。涉及任何个人——包括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对其“本国”公民或其他国家的公民犯下的直接的严重的暴行；涉及的是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和其他战争罪。《罗马规约》（Rome Statute）是对自纽伦堡判例以来该法不断修订和更新的成文总结，它同时设立了一个对个人进行审判的国际刑事法院，包括政府罪犯。自2000年12月31日以来，它已得到了大多数政府以及美国政府的认可。

4）国内法与民事救济法。大多数政府都有类似的法律来管理诸如谋杀、绑架、盗窃等罪行，而且许多政府对来自任何国家的罪犯都一视同仁。这些法律在许多情况下都允许任何国家的公民在犯罪者的“主国”或具有国籍的法院寻求救济。在美国法律中，一个特别相关的法规是《外国人侵权索赔法》（Alien Tort Claims Act）。

美国在给予自己豁免权和给予其公务员部分豁免权方面是最慷慨的，在遵守国际条约方面也是最落后的（它到1988年才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Genocide Convention），1992年才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罗马规约》的条款不具有追溯力，否则如果它早在1968年就成为法律的话，基辛格将受到可怕的惩罚。但就是在那一年，一项国际公约宣布纽伦堡原则没有时效限制。国际习惯法将允许任何签署国（依旧不包括美国）对基辛格在中南半岛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提起诉讼。

更重要的是，已确定美国联邦法院能够对暗杀、绑架和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使管辖权，哪怕这些罪行受到所谓国家或主权豁免理论的保护。在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中，最突出的是1980年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庭就皮诺切特的代理人对奥兰多·莱特列尔和罗尼·墨菲特的汽车炸弹谋杀案的裁决。法院认为,“无论某个外国有着怎样的政策选择”，皮诺切特政权都“没有自行决定实施针对个人的暗杀行为的自由，这种行为显然违背了国内法和国际法所认可的人类禁令”。反过来，这句话也适用于美国官员试图暗杀智利人的情形。在亨利·基辛格执政期间，在对智利的施奈德将军和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实施攻击期间，暗杀无论作为个人行为还是公共行为都是违法的。

正如欣奇（Hinchey）在2000年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所表明的，美国政府特工对皮诺切特的行刑队实施酷刑、谋杀和“失踪”行为完全知情，智利公民能够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在美国提起诉讼，该法案允许美国联邦法院在非美国公民起诉违反美国条约或其他国际法的民事错误的情况下，就一项索赔获得“主题管辖权”。智利“失踪者”和施奈德将军的亲属最近表示打算这样做，而几位国际律师告诉我，亨利·基辛格在这种诉讼程序下确实应负赔偿责任。

《外国人侵权索赔法》也将允许其他国家（如孟加拉或柬埔寨）的受害者向基辛格寻求赔偿，所采用的的模式将类似于最近在纽约提起的针对李鹏的诉讼，他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负有最大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官员之一。

我们可以将一个重要的法律理论体系应用于对中南半岛平民的轰炸适用的“习惯法”。美国直到1988年才批准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但在1951年，它就已被国际法院宣布为国际习惯法。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与这一观点完全一致。无数受害者是否属于现行法律下的“受保护群体”，以及他们的遭遇是否足够类似，这会引起争论，而这种争论会给辩方和检方都带来沉重负担。【原注：特别参见妮可·巴雷特（Nicole Barrett），《让领导者个人对违反习惯国际法的行为负责》（Holding Individual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Violations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哥伦比亚人权法评论》（Columbia Human Rights Law Review），2001年春季。】

最近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第三国——特别是西班牙——实施了对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成功起诉了皮诺切特将军的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Baltasar Garzon）也确保在墨西哥拘留了阿根廷的酷刑犯里卡多·米格尔·卡瓦洛（Ricardo Miguel Cavallo），后者目前被关押在监狱里等待引渡。比利时议会最近授权比利时法院对任何国家的公民在世界任何地方犯下的战争罪行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这种做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它们至少限制了某些人出行或避免引渡的能力。荷兰、瑞士、丹麦和德国最近都采用了《日内瓦公约》来针对非本国国民对非本国国民犯下的战争罪行起诉战争罪犯。英国上议院在皮诺切特一案中的裁决，也决定性地否定了对政府或服从政府命令的人所犯行为的“主权豁免”的辩护。这导致了皮诺切特在他自己的国家受到起诉。

美国法律仍然是个问题。基辛格本人承认，他明知故犯，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美国武器，而这些武器被用来侵犯邻国的中立地位，并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基辛格还面临着另一个法律上的麻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为了给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腾地方，在英国殖民地迭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对原住民进行了种族清洗。 查戈斯群岛居民的律师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在英国法院赢得了判决，现正在美国进行听证。他们所列举的侵权行为是“强迫迁移、酷刑和种族灭绝”。

政治气候已经变了，美国如今面临着一个有趣的两难境地。它最著名的公民之一随时都可能根据《外国人侵权索赔法》被认定要对恐怖主义行动负责，或者受到国际引渡请求，或者在前往外国时可能被逮捕，或者被盟国法院以危害人类罪传讯。由于美国不遵守某些条约，而且不愿意引渡，因此美国当局不可能与这种行动合作，尽管这将严重损害华盛顿在人权问题上指责其他国家时的正当性。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由一名美国检察官在美国法庭上将基辛格绳之以法。这种机会似乎又是遥不可及的，但是同样，如果不能这么做，这个国家将面临比两年前更加明显的双重标准指责。

因此，责任在美国法律界、美国人权游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他们要么坚持不去注意某个臭名昭著的战争罪犯暨违法者享受的令人震惊的有罪不罚现象，要么就会被他们不断要求其他人遵守的崇高标准所套牢。但目前的假死状态不能持续下去了。如果这个国家的法院和律师不履行职责，我们将看到这个人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以他们自己的有尊严和艰苦的方式，自费追求正义和辩护，而我们会因此蒙羞。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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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派的尼克松都尚且低头，只为犹太一族利益考虑的更是提不上桌面。主席不假天年对民族是个千年级别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