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汪曾祺小识 -- 燕人

归根结底，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非常有限。

说到文革，很典型的言论就是巴金的，要说真话，好像一说真话就能解决文革要解决问题了，呵呵。

要理解文革，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国际国内形势，多多少少都要知道一点，才能说上有意义的几句话。

巴金能懂多少？写字匠而已，但是他一定要讲，而且还要发人深省，呵呵，他哪有那个水平，只好来句讲真话，他就懂这个，别的他也不懂啊。

这种人就懂个亲君子，远小人，好像这样就能治国平天下了，而且这个君子还非得就是他，不亲他这个君子，就不算数，搞笑的很。

但是巴金的水平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顶级水平了，所以你能指望中国知识分子能怎么理解文革，无法是宫斗吗。

至于像汪曾祺这样的“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这话就太矫情了，一点意义没有了。

以不整人为自傲有两个前提的，一个他有能力整人，二个他知道怎么整人。

知识分子肯定觉得整人这事情特容易，呵呵，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不懂怎么整人的。

各位扪心自问，你知道怎么整人吗？呵呵。

汪曾祺是老舍的晚辈。就现象而言，汪曾祺不愿意参与政治，但是文革中沾了政治的光。老舍愿意参与政治，文革中倒了霉。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文革打击了当权者。

老舍五十年代末就没权了，为这事特别恨周总理。

有事没事就扯上。

大概你以为是“下流动作”吧。

为什莫不道歉误导读者呢？

好，对不起，我打错字了，向您道歉，像所以能看到这个错字的网友道歉。

从１９４９年参加革命，到１９７９年被摘去“右派”帽子，三十年间，汪曾祺的个人际遇有那麽点喜剧色彩。

从武汉回京后，汪曾祺在北京文联做《北京文艺》、《说说唱唱》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与老舍，赵树理等著名作家成了同事。他工作态度极为认真，多次抢救被其他编辑淘汰的稿件。后来离开北京文联，去了另一个刊物《民间文学》做编辑，工资被提了两级，成为准高级知识分子。他的联大同学朱德熙毕业后即兢兢业业服务于不同机构，也才提为副教授，与汪曾祺一个收入水平。据他的子女回忆，汪曾祺在《民间文学》时期相当于主任编辑的工作，有一定权力臧否稿件。这不免得罪了本社的老同志。５７年反右的时候，他受到一般性的思想批判，批判者态度是“温和”甚至“亲切”的。出差的时候还可以坐卧铺，这使他明白自己竟然已享受“高干”待遇了。但是５８年夏天，他被“补课”了，还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后来他在９１年发表的散文《随遇而安》中貌似庄重地提出：

【我觉得卫生部应该发一个文件：为了保障人民健康，不要再搞突然袭击式的政治运动。】

他大概不理解，当他成为运动的对象时，他已经不再是人民，所以卫生部如果发这末个文件，也与他无关。

现在看来，从事实角度，批斗者的理由都是可笑的。比如一位诗人质问汪曾祺的一句诗“远树绿色的呼吸”是攻击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这样的质问使得汪曾祺目瞪口呆，同时留下深刻记忆，以至于其他批判言论都无影无踪了，这个质问还在脑海中。在《随遇而安》中，汪曾祺对此表现出敦厚的人性，他写道

【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

汪曾祺最终得到一顶“一般右派”的帽子。罪证是他写的鸣放小字报中的话

【“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对各级领导来说，这种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味道是最令人讨厌的。他不是自己人。

汪曾祺比较幸运，被下放到张家口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做体力劳动。工资被减去几级，还有每月１０８元，仍然远高于普通城市工人。农科所的领导和员工并没有歧视他。在那里他获得很好的体力锻炼，从一个文弱书生变身为能够干力气活的农业工人。一年后所里给他下评语“干活不藏奸。”６０年农科所宣布摘掉汪曾祺的右派帽子，结束（体力）劳动。单位鉴定写作

【（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

但是北京的原单位不接受他回去。他只好呆在张家口，献身农业科研。他的主要贡献是画了一部马铃薯图谱，可惜文革中被破坏了。

１９６２年他终于通过联大同学，北京京剧团的编导杨毓珉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从沪剧主笔改编的京剧《芦荡火种》引起江青对他的注意。据说江青查了他的档案，指示说：此人控制使用。有个段子。空军的阎肃写的歌剧《江姐》大受欢迎。江青想改编成京剧。她和阎肃说，从京剧团找了个人与他合作。阎肃表态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芦荡火种》在１９６４年的文艺汇演中受到欢迎。后来谭震林首先提出剧名不妥。他是新四军的老首长，意见有分量。在毛主席建议下，剧名改为《沙家浜》。剧情也做了修改。对此汪曾祺是认同的。文革前《沙家浜》剧本出版了。在江青的要求下，剧本只有两个署名作者：汪曾祺和杨毓珉。据说江青对也参与创作的剧团党委书记，１９３９年就入党的老兵薛恩厚说，“你一个党委书记，也没干多少事，挂这个名干什么。要像这样，多少出戏我都该署名。”如果这话属实，江青确有大快人心的地方。

为了创作京剧《江姐》，北京京剧团的几个主创人员，阎肃，还是《红岩》原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回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真的在监狱旧址里住了一周，上了背拷，饿饭，还有模拟枪毙。汪曾祺后来在回忆中斥之为“儿戏。”我觉得也是。

从６４年冬天到６６年春节前，京剧《红岩》一直被紧张创作中。春节前两天，汪曾祺他们被要求在上海与江青见面，被告知《红岩》不搞了，因为“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谢富治受命到渣滓洞考察，得出结论是那个环境下不可能有人能够跑出去。所以《红岩》作者一伙是叛徒。江青要求汪曾祺和阎肃搞个新剧，讲一个女党员自己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的事儿。这就是抛开党组织闹革命。汪曾祺很为难，因为他的创作比较依赖个人生活实践。编故事不是他的长项。好在阎肃比较机灵，两天内就搞了个故事梗概给江青，定了剧名《山城旭日》。两人获批回北京继续创作。这期间也有一个段子。江青在上海张春桥的办公室里接见北京这几人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在场。江青反复踱步不已，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这是向北京市委摊牌。汪曾祺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脸通红，汗出如浆。江青反过来劝薛恩厚，“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确实有战士的勇气。但是她的口头禅让汪曾祺感到不解。

回到北京后，一伙人加紧工作，６月份做完彩排，只等江青过目，但是她已经忙于开始文革，无心过问。

文革开始了。北京京剧团的党委书记薛恩厚自然是首要被斗者。汪曾祺和薛恩厚曾合作了一部改自《聊斋》的京剧《小翠》，所以是薛一条线上的，给他的大字报标题写着：老右派，新表演。汪曾祺在剧团靠边站，直到６７年４月（一说为６８年四月）。江青派人邀请汪曾祺和阎肃观看《山城旭日》的预演。江青对汪曾祺评论该剧说，”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相戏好。“她知道编造的戏不好，但是要坚持自许的文化路线。汪曾祺对江青的艺术鉴赏力还是很钦佩的。

汪曾祺被”解放“后，主要工作内容除了写新剧本，就是改写《沙家浜》。７０年５月是个高潮。江青要赶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同期发表《沙家浜》的最后定稿。５月１５日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姚文元，叶群都参加了。每个演员一句一句说自己的台词，领导们满意就继续，否则汪曾祺们要马上改写，直到领导们满意为止。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个小时，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汪曾祺回忆说江青熬的够呛，后期在大厅里走来走去权作休息。江青对汪曾祺的表现很满意。５月１９日，汪曾祺被邀请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抗美斗争大会。汪曾祺的老朋友林斤澜在报纸上看到汪曾祺的名字，非常高兴。文革后和汪曾祺说笑话，说当时就等他来解放了。

汪曾祺在文革中还有另外一个传世之作，京剧《杜鹃山》。这是从同名话剧改编的。江青此时已经提拔了艺术观念和她一致的于会泳做文化部长，所以汪曾祺和于会泳打了不少交道。汪曾祺敬佩于会泳改革京剧的艺术才能。这也是他自己多年的愿望。于会泳能够把民间和西方的音乐手法融汇到京剧中。但是于会泳对艺术过于政治化，是汪曾祺所不能接受的。于会泳首先提出创作中”主题先行“的观念，说出江青所未能表达的意见。后来又提出样板戏创作”三突出“的原则，即

【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还可以争论，那只关系创作者的思路。但是”三突出“写作手法的确束缚了创作者。如果按照“三突出”原则写作，那反面人物的形象无法描写，戏剧的矛盾冲突则无从谈起。没有故事，戏剧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后来江青都说，她只要求一突出－突出英雄人物。汪曾祺对此很得意，因为江青同意他的意见。他的子女回忆中写文革后家人谈论样板戏的未来，汪曾祺断言只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能传下去，因为有故事有人物形象。孩子们问《沙家浜》不行吗？汪曾祺回答说前半部阿庆嫂的行，后半部郭建光的不行。现在还能听到的样板戏唱段，大概也就是从这几部戏中选的。汪曾祺对于会咏的才能确实佩服，但也不满他到处指手画脚的，因为江青对汪曾祺都挺客气。有一次于会咏说汪曾祺写的一句唱词“仅防隔山烟尘涨”的“涨”字不通。汪曾祺回家拿了一部《杜工部集》，指出一首诗让于自己看。汪曾祺后来说给子女们听时很得意。

江青等四人被逮捕后，于会泳自杀殉道。汪曾祺认为自己受到江青一伙迫害，被利用，所以写了大字报批判“四人帮”。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

汪曾祺是个天真的人，竟然在这个时候还想为江青辩护。他作为传统性知识分子，必然对江青怀有知遇之恩。尽管不是他的个人意愿，他在文革中受到重用，却是人人看到的。在运动中整人从而达到个人目的，他还未能理解。１９７７年４月，汪曾祺被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新任文化部长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直到１９７９年。

点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觉得非常厉害

他懂不懂不好说，也许理解也未必是真实的理解。

但是段子的水平是提上来了，这些文革戏剧是专业写字者为传统戏剧输入新的高水平的编剧和写作力量。

实实在在的提高了戏剧质量。

这些词当然经过了他们的打磨，但是，江等确立的指导思想是根本，包括浩然，确实深刻的理解了江，毛主席。

但是后来汪是否还有初心，还能够保持本心，不知道。

知识分子，唉。

可能和童祥苓一样是被使用者，而且似乎不太认可自己被使用。

当然，在改开后经历了磨难之后，童祥苓认可了文革，直到今天，汪似乎是一直说自己是被迫害者。

实际上在开始是不太得意，后来基本随着造饭派而被合理使用了。

这也成了文蛤后被收拾的依据，就因为他被合理使用。

不知道当年他是什么心理，是被迫还是伪装开心。

杨春霞，洪雪飞很满意，杜鹃山，沙家浜不能流行，呵呵，至今仍是极端的精品！呵呵，看来他的眼光也是有问题。

主席和江青送给汪曾祺一套自印的毛选，有两人签名。

文革后，汪曾祺害怕，把签名页给撕了，知识分子眼皮子浅。

留到现在，卖多少钱啊。

文革抄家，一些北京老炮跑到同仁堂乐家抢字画，这就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这玩意之后会值钱的。

然后是几十年演员磨练出来的老段子。一般不外传。

汪曾祺等为现代剧注入了编剧和制作等等诸多因素，主要是较高端的文化因素。

所以，自然的打磨成了高端产品。

汪曾祺等由此牛了，如果单纯小文学，汪曾祺在历史未必这么高的地位。

可见，他对毛主席，呵呵，唉，知识分子啊。

后来被大儿子埋怨眼界浅。小孩子没有经历，不知天高地厚。

他的儿女在文革中还小，看到汪曾祺又成了黑帮，曾经说妈妈紧跟形势，从不犯错。妈妈说，她如果犯错误，这个家早就散了。

汪曾祺的挚交朱德熙说，（汪曾祺）这么多年来老婆不容易。汪听了眼圈都红了。

这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