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拜登与《毛选》 -- 夜如何其

钱钟书参与翻译过《毛选》，但这是老朋友为了保护他。

钱老的英文写作水平一般认为是属于中式英语。

《毛选》英文版是徐永英主持翻译的，一大批人参与，翻译水平极高。

可以当原版英文教材用。

堪称推广软实力的典范。

拜登引用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也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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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多人都是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那就有个疑问，这是个什么标准？

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很年轻，只能就读过文艺作品，和个人回忆录来列举。期待诸位老大哥纠正。

第一种，脑力过人，赛过张松。全本背诵，点那背那。

第二种，手不释卷，毛选翻到毛边。

第三种，其他。比如，毛选放在胸前，热泪满眶喊万岁，喊到嘶哑。等等。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做到。

第四种，看表现。光说不练，你当人民群众是傻子。

我们不应当嘲笑，甚至质疑前人。

过去的事情，我们都太年轻，无法理解其逻辑。

比如当时还有看《资本论》被批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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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大学同学花了一年时间，把大学图书馆里《资本论》四部大块头看了几遍。

给我们说：我明白了。

然后就老老实实地做人去了，绝口不谈论任何政治话题，脾气好，不喜欢争论。

我们都笑他，脑子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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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如何看待学《毛选》。

我觉得现在的人可能有几种：

第一种，是为了纪念白求恩和张思德。

第二种，是为了学习如何找到“谁是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敌人”，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获得胜利。

第三种，是为了孙大圣。

第四种，是为了找梗。

毛选五卷，是经过实践总结的一本书。

既是历史，也是唯一一本，本当藏于深山，却给普通人看的南面书。

受众广泛，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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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吗，就是工具。

就连安生都说看他书的人，看懂了，运用到实践，无耻之辈的可能性很大。

宋鸿兵写书出名，给人站台，也被人扒过衣服，细算起来也不亏。

想起他，我就想知道白银啥时候300美元一盎司？

忙总被也被股民追着骂过。

但我不记得这件事的细节了。

谁能提醒补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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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有点好奇，按照路径依赖，拜登的文胆再次引用的可能性极大。

我愚钝的很，要不大伙猜猜，下句是啥？

他长文介绍了当时中国装备技术水平，有人以此炒股，亏了，只好追着忙总骂了。

借地请教王城兄弟，现在铁手的这个“群落”是什么意思？怎么玩的？群落成员的小圈子怎么搭的？没有小圈子的是不是以后没得玩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好像入选过西方的世界千年哲人金句集。哈哈😄

长期来看，老铁这个同志是个很有主见，但又顾虑很重的人。

小圈子这个东西，有利有弊。

老铁估计还是没想好。

可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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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年纪都大了，越来越听不得不同意见。

素质分化，也导致很多人不愿做低效交流。

加上河里有些ID，存在的动机非常可疑。

这次本嘉明事件，幸亏台湾停电，黑锅背上，不然的话，又得很难看。

好在国际国内大环境前景，已经有模糊变得清晰，我等两栖类消除顾虑，又可以制造点噪声了。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80679132/

钱钟书搞翻译喜欢卖弄，第一遍翻译是搞砸了。

毛选翻过两次，钱钟书搞翻译喜欢卖弄自己那点小学问，第一遍翻译是搞砸了，欧洲共产党提意见看不懂。

然后再翻译一次，这次英共派了语言专家，美共也援助了专家，最后是请他们定夺的，在世界上流行的是这一版。

一共时期，欧美共产党派过不少人来中国，语言专家，艺术家，医生，人家派过来的人是真心真意的帮我们。

徐永英清华毕业的，在美国生活工作了很多年，本人是美共中央中国局负责人，实际上也是美共支援我们的。

我们引以为傲的赤脚医生制度，英共也是帮了不少忙的。

二共上台后，这些人人心知肚明邓小平是走资派，能走的都走了。

去年拿友谊的 伊莎白·柯鲁克 就是大不列颠共产党派来参加中国革命的，太老了，走不了了。

现在二共介绍这些人都只介绍专业，对于人家是来支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只字不提。

我头次看到徐永英这个名字，放狗找了一下，发现如下几条：

１.反右期间，北师大历史系教授朱起贤被群众批斗，找留美老同学徐永英诉苦，徐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据朱自称，徐告诫他“不要在群众中乱讲话，有话只可和党委讲”。－《反右绝密文件》

２.林棠（1907～1996）原名林树棠，号举远，台山市水步镇长塘草坪村人。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美国共产党员。

1921年小学毕业后，赴加拿大随父生活，并入读英文小学，课余在餐馆打工。1923年又随父转赴美国波士顿。。。于1928年春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美共与在美的中共领导人的饶漱石、唐明照、徐永英领导下工作。。。－雷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３.徐永英于1945年在美国出版《陕甘宁边区调查》，向美国民众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概况。该书成为后来研究者经常使用的资料性著作。徐永英是清华大学毕业后的赴美留学生，曾担任美国《先锋报》主编，是美国《华侨日报》创办者，也曾担任中共纽约支部书记。－《英美学界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４.

【1960年初，我还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时，被中央委员会借调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把《毛泽东选集》的第四册翻译成英文，同时还要重新翻译在50年代已经翻译过的前三册。

《毛泽东选集》新版本的印行，在当时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身为这个精英翻译组里的一员，我也觉得是极其光荣的事。

翻译小组第一次开会，是在前法国大使馆。我们这群人都是精锐，有中国最杰出的学者、经济学家和英语人才。小组一共14个人，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小组领导是孟用潜（编者注：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的首席美国经济专家，排名第二的是唐明照（编者注：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以前是纽约地区的左派积极政治分子，后来负责中央委员会联络办公室的英语工作。再者是冀朝鼎，是学者，也是收藏家、书法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外交部最好的英文翻译冀朝铸（编者注：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1991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小组。

其他中国成员包括徐永英，前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小组的组长；吴文寿，外语新闻主任；钱钟书，这个大家都知道；裘克安，外交部翻译组组长；陈翰笙，中国知名的历史学家；以及来自外语学院的程振求，他担任整个小组的秘书及处理所有杂务。

除了我之外，小组里还有两个美国人，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法兰克·柯（FrankCoe），是个马克思经济学者，在罗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在美国财政部担任要职，后来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为了反抗麦卡锡主义，流亡中国。另一个是他的密友艾德勒（SolAdler），他在英国出生，也是经济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美国财政部工作，加入了美国籍。

英国人是沙皮诺（Michael Shapiro），新华社的外国专家，负责润饰英语新闻稿，还有一位是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左派的中国史专家，他出生在波兰，年轻时被带到中国，在天津的美国学校里长大。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两年，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八个小时，共翻译出近500页的《毛泽东选集》，包括1951到1956年间曾在英国印刷发行的第一册到第三册，内容包括对日战争结束前的所有毛泽东著作。新的第四册是包含从国共内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间的重要文件，比如毛泽东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他对美国国务院对中国问题白皮书的讨论，还有一些重要的军事文章。

毛泽东急着想发表这些作品，所以我们日夜赶工。他已经看过全部中文稿，中央委员会也都认可。但我们不是原始译者，负责翻译初稿的，是另一个中国人小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宾馆工作，不和我们在一起，他们都是从外交部、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调来的一流好手。但我们的层级高过他们，我们正式的名称是“定稿小组”，负责润饰，对译稿的风格、准确性、清晰度及是否忠于原著，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质疑并改正任何有疑问的地方。

程振求每隔几天就开车到郊区拿中国人小组刚刚完成的翻译。他们的进度永远在我们之前。他们奉命直译毛泽东的原著，表现很称职，但文体及措辞往往有不恰当的地方，要不就是翻译得不够准确。

我们的工作方式，所有人围坐在长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有一杯很浓的茶，组长坐在桌子的一端，先跟大家公布当天的工作计划，然后开始讨论，其间常常陷入激烈的口角。

我在组里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人。我主张直译，对自己在两种语言的政治性和精准运用上很有信心，因此对自己认为绝对能正确表达毛泽东本意及风格的翻译，绝不轻易退让，有时候别人的译法也相当正确，而且文体较佳，但我认为不够精准，会不惜长篇大论的争论。

有时候我们会问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请老孟（编者注：指孟用潜）代为转达，他就通过中央当局往上呈报，但他给我们的回答不是每次都有用。

有一次，我们问毛泽东一段有关土地改革的文字，大意是不要杀太多人，且不要毫无目标的乱杀，那么多少人算是太多？他的回答是—如果多杀了一个人，那就是太多了。

有时我们为无足轻重的事吵得最凶。我们在重新翻译毛泽东的《矛盾论》时，就为了如何表达“矛盾”这个词大吵了一顿。一个矛（spear）和一个盾（shield）才合成了矛盾（contradiction）这个词，由于中国没有复数的表达，那到底是“矛盾”（contradiction）？还是“许多矛盾”（contradictions）呢？

包括我在内的一派认为“矛盾”隐含的意思是“处在矛盾状态中”，或是“矛盾的一般观念”。文章主旨是在阐述充满宇宙的许多矛盾，并非阐明矛盾状况的本质。因此，文章的题目要用单数，但不能同意内文全部使用单数。另一派则认为，“矛盾的观念”是毛泽东文章中的重点，因此单数形式是唯一的选择。在争论好几天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我们终于决定根据文章中这个字的每个个别用法，来决定是用单数还是复数。

有时候毛泽东也会引用一些俚语，这把我们搞得更加天翻地覆。比如，他在一次演讲中呼吁所有干部，讲话不要太冗长，太琐碎，用了句湖南话“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绝大部分组员同意用slut来代表“懒婆娘”，我却认为这个词在美国代表着“娼妓”或者“荡妇”，改变了毛泽东的原意，所以不能接受。如果毛泽东的原意是指英文中的“slut”，他就会用更加中国化的表达，比如“破鞋”，或者“野鸡”，所以我认为更合适的词是“slattern”（举止随便的女人）。

牛津字典支持用“slut”，而韦氏大辞典支持我的观点，大家都很激动，争得面红耳赤。为赢得这场辩论，我不仅用“程序发言”阻挠会议，还游说了一群在北京的美国人。

还有一件事，我曾翻译过毛泽东最有名的一段文字，他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像遵守纪律般服从领导，以及像奉行原则般的追求真理”。在翻译这段文字时，我特别用了“obedience”这个词，就是“服从”。

唐明照激烈反对。他认为，我根本就不了解毛泽东理论的最基本教义。他解释，所有党员都必须服从党的决定，即使个人认为是错的也不得公开反对，但每个党员依然必须坚守己见，并且一有机会，就应该不停在党内向上级反映力争。所以，唐明照觉得“obedience”这个词过于被动、悲观，而且这个词无法兼顾个别马克思信徒对原则的奉献，以及领导者及被领导者间应有互动的双重意义。所以，他建议用“compliance”（较积极，有承诺意味的服从）来代替。唐明照的意见获胜。

整个翻译小组虽然争辩不断，但是在如此紧密的空间下一起工作，有时必须结合起来以支持共同的想法，有时又要彼此辩论。大家经常一起吃饭，这些都使我们很自然而然变得亲密起来。有时我们也一起休闲，比如结伴去看平剧（京剧）或是歌舞表演。】－《我翻译了《毛泽东选集》》李敦白，原文链接在此

５.

【过了一个多月，记得是在 1947 年 5 月 1 日，叶剑英、王炳南把我们这些人找在一起，宣布成立中共中央外事组和领导成员名单。外事组主任就由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是王炳南。王炳南是 20 世纪 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协助周恩来搞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曾为我党统战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外事组设顾问一人，是马海德。下面设三个处，即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研究处处长是柯柏年。当时没有副处长，1948 年，张香山来任副处长。编译处处长是徐大年（解放后名徐永英）。徐大年是20 世纪 20 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唯一长期在美国工作，直至 1947 年延安撤退前才回国的党内有留美经验的同志。编译处副处长是章文晋。章文晋是周恩来同马歇尔谈判时的翻译和助手，英文好，工作作风细致认真。新闻处处长是董越千，他在晋察冀军区时曾给白求恩当过英文翻译。】－《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原文链接在此

看来徐永英资格很老，行政地位也不低，然而隐藏极好。网上竟然没有关于他的直接材料，连文革中的批斗记载都没有看到。

从李敦白回忆看来，似乎徐永英不是主持毛选英译的人。钱钟书在翻译组中的地位也并非如你所说。王老同志有啥内幕消息，分享一下哈。

到万年兄的牢骚后，随手写的。

我们过去都太极端，捧人捧得太高。

人一去世，没有价值了，负面就出来了。

这个是看有关钱钟书先生的回忆，知道的。

要说文化人，余秋雨先生也是身后堪忧。

我退了啊。

有一次，我们问毛泽东一段有关土地改革的文字，大意是不要杀太多人，且不要毫无目标的乱杀，那么多少人算是太多？他的回答是—如果多杀了一个人，那就是太多了。

圣者仁心！

我要去买一套，作为大稻的标志。

不至于吧！

我看过钱集里收的英文作品，没有native speaker那么灵动，但还没差到中式英语的地步。

钱当年考庚款留英，英语科96（满分100）。据何炳棣统计，这是庚款英语科史上最高分。要知道当年考生很多是从小上教会学校英语教学，有些甚至就是归国华侨，这个状元不是那么容易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