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个人如此理解。

就像之前和z兄讨论问题，个人一边批评说造成很多问题，一边维护说有些并不是这样。只不过是所指范围的区别。大家讨论有问题不过有些人没注意范围的差距，或者整体而论难以脱离叙事。

re: 其特点是对上位者极其宽容（只要当权，什么地都有人洗）、对下位者极其苛刻。做的明明是拍当权者马屁这种低风险、高收益的勾当，却要把这种行为渲染得无比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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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马屁这件事情，你放心好了，没有理学，也会有别的理论

比如： XX之后，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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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没有理学，一点都不耽误他们拍马屁

最后一句结论振聋发聩。

标题和最后的结论之间的逻辑？

董仲舒治公羊，讲的是求变。董仲舒在汉武帝后被打压，知道清末所谓千年未有之巨变，才出来的康梁。这两头一掐，中间说求新求变的儒学是绝对没有的。

其实说儒家对比百家的崛起，基本还是符合群众路线的客观规律的。为啥，因为百家之学除了儒家，基本没有从蒙学阶段开始抓教育的。这个蒙学就是中小学，我们今天熟悉的论语在儒学早期就是儒学在中小学启蒙阶段的读物。其实，论语入经学的历史，实际也是儒家经典的佚失的历史。不说秦末儒学经典的遗失，即使那时候设五经博士的时候就为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存续儒学大师都打出脑浆子。为什么，儒学正统地位地争论意味着对官僚体系至关重要的选官标准（儒学经典解释权）的争论。这里务必理解典籍入经在封建时代选官的重要，即使后来到明清，选礼记为本经的多位礼部官吏诸如此类，治尚书为本经的目标就是内阁大学士成为首辅了。到南北朝，衣冠南渡后靠王通等儒士重塑儒家经典，这个阶段逐步因为补偿典籍的缺失形成了我注六经的脑补作风。至唐高宗永徽年间，确立了儒家德主刑辅的千年立法思想时期，论语从确立九经到衍生出十三经地位的阶段开始正式确立经典地位。再到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从汉朝积累的儒家经典基本因为皇家收藏的遗失几乎断绝。那之后，儒学就进入了我注六经的自我救赎阶段。到宋理宗时期崛起的理学，虽然背后有政治斗争中站队的因素。当时只有理学能有资格担当起，解释隋唐以来外族频发入主中原的客观现实下儒学存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在我们今天影响依旧很大的道统论应运而生。

再到明清，尤其明太祖独尊理学在当时还是有先进意义的。因为对儒家选官的标准及其解释权终于收归国家而不是各世家门阀垄断。但是，我前面说儒家是空壳子说法源自核心经典的缺失带来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到清代开始向纯粹的精致利己主义转变。到这个时期，儒学已经称为特定阶层试图世袭垄断子i特权地位的遮羞布。一直到清末鸦片战争，西方文明集人类当时文明积累大成席卷全球，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惊呼千年未有之变，因此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合力。并因五四运动唤醒的一代青年，最终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中国的前途。

受教育是劳动人民的天赋权利。

以劳动人民自居而不求进步，必然会被社会自身的进步而淘汰。

蒋介石推崇的不是宋儒。

王阳明不但受蒋介石推崇，Ｚ同学还提到一大票王阳明的崇拜者，包括曾国藩和毛泽东。

你或许敢说蒋介石视见不如你，你敢说曾国藩和毛泽东视见不如你否？

这话七天以为是哪家的说法？法家，墨家，还是阴阳家？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干就是来自儒家。

这种思路就是宋明道家政治哲学衰落的原因，也即唐玄宗的失败等于道家的失败，尽管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更多。其实还有反面，就是把西方的成功全然当作文化的成功，然后去学古希腊、古希伯来。但按照这种理由，一个死的不能再死，一个直到最近才有个国家……所以文化问题在于继承和发扬，而不在于复古。道德复归历代都不可能实现，就像颜元实践的结果是差点饿死。就连孔子听到宋国在复原他尊崇的商朝礼乐，都说还不如灭绝干净，起码不会误导人。

不管是道德还是礼乐，崇敬但不能复原，也就说明了只是告诉我们曾经有过，可以作为参考，可以作为努力的方向，而不是直接等同实践。何况毋必？而且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的政治神话，其目的都在于提供一个基本的秩序，提供一套表达精神的符号……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制约底线，换句话说，是重建（秩序）。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背后实际上都是法家。因为秩序建立之后，不利于后续统治（比如反皇权），只能当招牌。

汉朝的问题就更复杂，因为局限在文化领域+经学错乱，施政的并用看得出来权力才是关键，（除了经教）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哪怕唐朝定位第二也无法挽救儒家的僵化和衰败。道家的情况类似，因为道释相争，非议没有停止过。

不过汉服不太一样。乱象虽多，但这实际是重新拾起本土品牌，总比创汇好的多。文化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成就感觉可以商榷，原以为和道家一样是对道的追求，对人的关怀（以人为本）。后来看到沃格林的精神突破感觉更合适，也就是从原本宇宙性的（神的）宇宙中脱离，跃进人心的秩序。也即，政治秩序就是人心的秩序。而五行五德实际上是重返老路，近乎神学。虽然依然有作用，但已经束缚了发展。（子思的五行现在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何况支持天子、奉天承运？

而现在鼓吹儒家的没几个要分清这些，普遍执着于名号，甚至想当新时代的乡贤……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没什么好可怜的。

所谓复古，反而是消耗掉人们仅存的好感，彻底让儒家走向死路。也许只有像古希腊那样死的很彻底才会被人重新发现有价值的部分。

说实在的，确实很像中医的情况（再说还有儒医）。但问题在于，中医是有切身疗效可以评价的，即便西医标准怎么折腾都无法无视这些，最多说下没经过检验（也就是要先当作无效）、过不了实验、有效个案或者副作用尚不明确（机理不明大家都有）。而人文思想没有普遍的标准可以衡量，完全是觉得有好，它就好的。

只是，觉得兄台这个问题，提得不好。

　　曹先生讲到他受邀去上饶的信江师范讲课，向师生们讲解这段往事后，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三家异同。鹅湖大会之日，假设日军飞机来临，这三派师生何以自处？陆派最简单，闭目静坐，内观本心。程派则去书架上找资料，看这天上飞来怪物到底为何，是否在山海经或其他古书上有记载。浙东吕祖谦则会带着学生狂奔到屋外隐蔽处藏身。面对现实世界，经验派是最实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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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先生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还是说明曹先生思想浅薄了。

　　先说吕祖谦则会带着学生狂奔到屋外隐蔽处藏身，既然是经验派，以经验为依据，那么受此惊吓自然容易产生日本如此强大不可战胜的念头，所以从逃跑到投降就顺理成章了。汪精卫就找到理论依据了。

　　程派去书架找资料，那也得先跑去图书馆吧，也没有说就站在那里挨炸。他找资料弄清飞机机理，然后按照飞机设计图纸实践，自己造飞机打回去，其实中国人民就是这么做的，特别新中国如此做得更好。

　　陆派，以王阳明为例，面对宁王造反，并没有闭目静坐一死了之，而是通过反观内心去除内心的恐惧，打破思想束缚，采用机动灵活的方法凝聚人心，聚集军队，瓦解敌人斗志，所以很快就平定了宁王叛乱。中国人民面对三座大山，首先也是去除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无奈，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认命不服输，一点一滴地扳回恶劣的局面，才能够复兴。作为对比，其他民族一般就顺应了自己的命运，凭经验躺平了事。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其他文明总有中断，都是有原因

王阳明继承陆氏衣钵不错，但是你说“阳明心学”是宋儒。王阳明和陆氏兄弟会同意吗？程朱几位会同意吗？

我本贴开始就提醒你了。批判是无错，搞清楚事实再批评是不是更有意义。

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回过头看，当时就是“狠批孔老二”，把2400年的儒家都当作一体进行批判。改开后中国社会对孔子、儒家评价的反弹，也与此种简单粗暴、不加分析的批法，有很大关系。今天，不论是全盘肯定“儒家”，还是全盘”否定“儒家，很可能还是行不通。

乱兄认为儒学经典中有很多道家的内容，是不错的。说儒学儒者以求官为目的，很多情况下也对。但是评论儒家，首先要评论中国农业文明的大一统结构：无论黄老还是儒家，大一统社会结构需要一个具有“天下”“仁”“道”观念的官吏阶层。儒家在汉代脱颖而出，原因是儒家在教育、行为举荐、承上启下的灵活度等方面，逐渐从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而非“儒家坏、儒家谄、儒家媚”。

而大一统结构，使中华农业文明，在物质财富的创造、文化财富的创造方面，远远超出同期其它形式的农业文明。比如中华周围的朝鲜、日本、越南等，之所以长期成为中华的属国，不仅是中华中央集权武力、财力强大而低头，也是因为仰慕中华的文化/文明而“遣唐使”两千年不断。

而西方农业文明的巅峰古罗马（或算上古希腊），靠武力靠奴隶制，也曾短暂辉煌，然后就湮灭于农奴制+诸侯国+神权的黑暗时代。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兴“（以至今天西方的历史教育），对古希腊古罗马都大大夸张，真实的古罗马古希腊并没有西方历史教材中传说的那么”文明、先进、富裕、繁荣“。

比较中华大一统农业文明与古罗马农业文明，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有没有一个具有”天下“观、道德价值观的官吏阶层。古罗马发展到帝制，也有皇帝，中国也有皇帝；古罗马有法律，中华从秦汉到唐宋，也有统一、成文、广泛普及的法律（拜造纸术的福）。所以有无皇帝不是差别，有无法律也不是差别。差别在于治理天下的官吏阶层，能否不断通过教育，传承一种”天下“的观念、共识。如果没有这种观念、共识，或者在历史过程中逐步断代、绝种了，相应就会有分裂出现。中华在东汉时代，由于过于强调对恩主的人身效忠，三国/400年小分裂期于此有很大相关性。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至秦汉大一统，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都对统一的天下、仁、道等观念做出贡献，各家都放弃了对小诸侯国国君的效忠、信仰。那么从400年小分裂期到隋唐第二次大一统，则儒家在教育、传承、融合其它家学说（包括佛教）方面，对于重新树立天下观、仁、道等，贡献是比较突出的。不过这个时期，儒家比起军功勋贵，并没有什么优势，对其它学派，也没有搞后来那样的压制。科举考试还考六艺，而不是宋明理学时代的三艺。

‘儒家’真正在中华农业文明中，占据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绝对垄断地位，是从北宋至1840，也即程朱理学时代，西方称为Neo Confucianism。这个时代的‘儒家’，基本符合乱兄所描述的火力目标。只不过，物极必反，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之下，儒家内部也出现了心学。如果和西方历史相比较，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有一定的相似性。

大陆、台、港、澳、新等地的儒学/传统文化爱好者，虽然也会自称”新儒家“”新新儒家“，但也多把2400年以来的”儒“（向社会大众宣传）说为一家。台港很多学者，很多是有明确的程朱理学传承的，比如新亚书院的钱穆，比如得诺奖的丁肇中，比如燕兄正在介绍的曹聚仁。

而米国西方的”东亚中心“，尽管他们有Neo Confucianism的解构，但是从黄仁宇、唐德刚、何炳棣等个人遭遇看，费正清们也很用心地树立程朱理学、打压“非程朱理学“对中华历史做解读/尝试，将程朱理学覆盖了”儒家“（没有心学什么事儿）。同时西方的出版业，也是将中华文化”约等于“儒家；儒家则用程朱理学覆盖。

这种现象：程朱理学派和西方”东亚派“的“共振”的现象，是谈论中华文化、儒学时（比如燕兄、王城兄等楼），首先应该注意到的现象。

一直等待燕人兄的续，想看看燕兄的观点。再盼。

老兄的ＩＤ有力道。解读也别开生面。

曹先生当时演讲所面对的中学生，其水平当然提不出你这样的问题。

因材施教，这是儒的一个重要观点。

诗无达诂。至少不可轻易说前人浅薄吧。

承继自陆氏理学的王阳明心学自然有历史上的意义。所以它对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都发生过影响。

大概是张垈年先生的评论，我以为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唯物主义因素，但是也强调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古代学术中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思想的最高境界。但是它唯心的本质要予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