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红四“军阀主义”往事（摘抄） -- 史文恭
红四方面军的军阀主义，以前看书听过很多，但具体的实例知道的比较少，最近偶尔看到一份回忆录，有些好玩的故事，特摘录如下：
（一）倪志亮中将故事
“我们红四方面军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大多数是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参加革命时的指导思想就是穷极了、要吃饭，有人领头就跟着造反，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来到部队后就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中国农民的那种纯朴、憨厚、勇猛、粗野的原始秉性自上而下浸染着整个部队。加上张国焘在军中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独断专横，粗暴野蛮的军阀作风，确实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时，我师在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敌人的棉军服，大部队在前线激战，为了解决部队过冬问题，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倪志亮命令我们交通三队押运军服送往前线。
倪志亮是北京人，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军事指挥能力很强，打仗很有一套，他对部队要求严格，那种严格不是一般的严格，而是严厉有余，近乎于苛刻。在他的身上同样有一种霸道的军阀习气，骂人打人是家常便饭，
我虽然没有直接跟随倪志亮，但也领教过他的粗野作风，挨过他的几次臭骂。这次我在指挥部领受任务，倪参谋长布置任务时指出了行军路线，最后他问道：“大家清楚没有？”
由于我师常在那一带活动，对那里的道路我十分熟悉，禁不住脱口道：“我知道有条小路，从那里走可以少走十多里路。”
“谁在讲话？哪有什么小路？”倪志亮看都不看我，便问道。
我也没看眼色，挤到地图边用手指着说：“在这里，从这里走，近多了，我们可以提前到达，保证完成任务。”
有人拉我的衣襟，又踩我的脚，提醒我别说了。
我不予理睬，大声说：“是的嘛，从这里走就……是……近……”
我也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于是声音越来越小。
人们都不说话，屋里一下子静了下来。我这才注意到倪志亮脸色很难看，他冷冷地说：“我说了，就照我说的做！闲话少说。”
我接口道：“真的有条小路，走小路又快又安全。”
倪志亮不高兴了，他开口骂道：“你娘的个小东西，我叫你小路走得快!”边说边伸手解开枪套扣，在掏枪。
有人给我使眼色，并让开道。我一看大事不好，拔腿就往屋外跑。
只听身后枪栓“哗啦”一声响，倪志亮大声说：“个小东西，要不是跑得快，老子打断你的狗腿！”
那时候，军中的首长多半脾气火暴，加之军阀习气，说不顺就掏枪打人。我们基层的指战员中流行一句话，叫做：“挨枪子是倒霉蛋，眼快腿快跑了算。”也就是说首长发脾气掏枪，眼看不对劲，你就跑，事情过了他也不追究，也就算了。要是不跑硬顶着，那就算你倒霉吧！”
史注：以上是某老革命回忆录的实录。这里要说明下，上面写得很吓人，但倪志亮开国中将后来是外交部的大使，显然他青年时期的火爆脾气中年后会改的好多的。另外，红四领导掏枪吓唬下级实际是一种“管理手段”， 当年红四的红小鬼开国中将周希汉也曾经被红九军军长何畏朝天开枪吓唬过。-----如果真的红四的领导们都是拔枪就枪毙下属的，但这样的管理肯定无法持久的。-----当然，必须支持，这种风格严重地阻碍言路，这是有深远影响的。
（二）当倪志亮碰到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基本是以行政命令管理部队，因此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习惯也会影响到下级，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张国焘本人就比较专横霸道，红四方面军中的许多干部也沾染上许多野蛮的不良习气。
记得在川陕根据地的巴州时，师部没有电台，部队单独执行任务或是直属总部调用时，全靠我们交通队员的两条腿来传达命令和上级情况。有一天，我去总部送信，陈昌浩总政委处理完我送来的信就去打电话。电话接通了，没讲上两句，陈昌浩不高兴地说：“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清啊。”
屋里很静，话筒里的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陈昌浩皱着眉头将话筒离耳朵远了点。伴着耳机里“喳喳”的杂音，我们屋里的人都听到了对方的叫骂声：“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还是听不清呀？”
陈昌浩气得涨红了脸，“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走！”说着大步出了屋。
我们剩下的人面面相觑，大家不知道对方接电话的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谩骂总政委，他肯定要倒霉。
事后人们才知道骂人者是倪总参谋长。
当时倪志亮自己感觉不对，忙问总机才知道电话是总政委打来的。他赶忙打电话道歉，可陈昌浩已奔他而来。倪志亮慌忙到村口迎接，见面就赔不是。陈昌浩二话不说，劈头盖脸举起马鞭抽了起来，大骂道：“我日你娘，你狗日的听不出我是谁？还敢开口骂老子？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得我是哪个！”
倪志亮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吭气。没人敢出来扯劝，大家都说这是总参谋长，换个人非被毙了不可。这事不久传遍全军，四方面军的许多指战员都知道这件事。
我后来知道了此事的全过程，不禁有点幸灾乐祸。你总参谋长要开枪打我，这回可好，自己先挨顿揍再说！其实，倪志亮作战勇敢，光明磊落，就是脾气暴躁，好打人骂人。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张口骂人，随手打人，可想而知，当时四方面军的军阀作风是何等严重！”
史注：陈昌浩在红四做总政委才三十岁左右，他其实之前是一个当时凤毛麟角的大学生兼海归，本来应该文质彬彬的。但显然陈昌浩很好地融入了红四的“管理文化”，----其实红四的将士很多来自鄂豫皖的山区，民风彪悍，没有一定的“霸气”，真的很难在这支强大的军队里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个背景是我们后来者观察这段历史必须要注意的。
第三，余天云
余天云是红四的一名战将，但非常的年轻。之前党史里有说法，说他是在红四的红军大学上学时，由于不遵守纪律，不服从刘伯承元帅，被逼的自杀的。而看到的这份回忆说的比较清楚，应该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问题。
摘抄：
“我们红三十一军的军长余天云在金川跳河自杀了。
余军长原是从红三十军调到我红三十一军的，此人打仗勇敢，有股拼劲，但个人英雄主义、军阀作风严重，和谁都搞不好团结。他最大的毛病是目空一切，气量狭窄，目无组织纪律，严重脱离群众，总以为枪杆子第一，老子天下第一，在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霸道军长，可谁也不敢说他。
有一次在行军中，有个挑夫挑着东西挡了余军长的路，他骑的马受惊，将他撂下马来，他二话不说，拔枪将挑夫打成重伤。还有一次不知何故，他又开枪打死了号兵。由于他目空一切，对张国焘等人也不买账，说了一些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怎能容忍这样的人，于是撤了他的职，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
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又与红大政委何畏搞不来，他认为何畏在红九军当军长时打仗不如他，原来两人“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何畏能当政委，他却要当学员。因此，他经常胡闹，发泄心中的不满。
其实何畏算不上什么好东西，平时也是专横跋扈，对战士对人民没有感情，也是随便找个由头就枪杀人的家伙。他参加红军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个人升官，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此时，他追随张国焘，成为张的干将，最后背叛了革命，那是后话了
余天云同何畏的矛盾激化，何畏将余天云“目空一切”的表现汇报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纪律处分，下了他的枪，撤了他的警卫员。余天云对此不满，大吵大闹，同张国焘的对抗情绪也越来越大。何畏打小报告，将余天云的琐言碎语汇报到张国焘处，张得知余天云对红军南下颇有意见，对张的一些做法也有微词，这更惹怒张国焘，于是他下令保卫局逮捕了余天云。
在红四方面军中，被保卫局看押就等于是有政治问题，或许就是反革命；何畏又故意整人，让余天云去背米袋，余的自尊心极强，怎能受这种窝囊气，米袋不背，甚至不走路，别人不得不强行用抬子抬着他行军。平时面子观念极强的余天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伤面子的侮辱，余天云知道，张主席的权势越来越大，反对张已被撤职查办，平反无望，也永无宁日。余天云绝望至极，丧失了生存的信心，在大金川的丹巴附近，有一个铁索桥，当抬他的抬子走到桥心时，他大骂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栽下河去。湍急的河水卷走了余军长，没人敢去救，其实也没有办法救。”
史注：余天云溺水时才30岁，如果他过了这关，到了抗日战场，很可能人生就有一个新的境界了。但历史没有假设。。。红四在很短的时间内成长为拥兵近十万的大军，这种狂飙突进的成长方式既在短时间内涌现了很多年轻的将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会不免成就了一些短暂的流星。----因为这段时间内的红四发展的历程和环境都是太跌宕，也是太残酷了。
湖南蛮子也剽悍，可秋收起义领导人，以及红五军的彭德怀也没那么军阀
红三军团也没那么多动不动就掏枪要打下属的....
当然了，官兵平等是毛首倡的，彭德怀又是跟毛取的经.....
本质上和军阀区别不大
想想王大将和杜中将在逃跑的路上还杀了红一的李彩云，毛主席对他们真是太仁慈了
延安时期估计是怕被秋后算账就跑了，对比原来比他官小的许世友就没跑成。何畏最后回到海南老家隐姓埋名直到60年病故。然后又联想到一方面军跋扈的罗大将，以及当初差点被灭口的红小鬼邱会作。都不容易啊。
并把他们捏合成有一定规范的力量，不容易呀。
换别人，真没这个本事。
在他的调教下，独立团换个番号就能成为国军，没有违和感。
文革复出，连叶帅也乖乖让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兵临城下》后面拿马克沁督战的）投射到苏区，就是中央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首任负责是邓发。之后的肃反以及监督起了主导作用。
他们的后果就是南下西征全军覆没，军阀嘛，谁能打得过蒋介石？红四普遍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当然，也有明白人，譬如谢富治，老李木匠，陈锡联之类。
其实前一阵子看过一本关于麻城地区械斗历史的，印象很深。所以地域偏见了一次，惭愧啊。。。谢谢胡兄
周希汉传记里说的事情
要不就凭那帮人，能摸出一条路来才见鬼了。没看见他们后来推出的矮子也只会摸着石头过河吗？
那时候要是没有毛，就是那句老话讲的，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不靠着毛，靠谁呀？张国焘？王明？
发生于1931年秋冬的肃反是鄂豫皖苏区史上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3期）、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3期）、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3期）等。关于肃反发生的原因，相关著述大致归结为两点：一，张国焘的个人野心；二、沈泽民、陈昌浩等的“左倾”教条。
笔者认为，上述两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还不够全面，遗漏了不少重要的历史内容，这等于是把丰富、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在研读相关原始材料时，笔者发现，当年的历史要复杂得多，关于肃反发生原因，至少还应补充三点：一，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二，1930年代初政治派系极为复杂，斗争残酷，真假难辨，容易诱发冤案；三，这是最重要的，红四军干部在南下行动中对抗中央分局，违反了党和红军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党指挥枪”。
文章主旨是谈白雀园肃反，关于肃反原因，其中提到了鄂豫皖红军中的纪律问题，列出了相关材料：
一、 当时鄂豫皖红军中确实存在严重纪律问题，需要大力整肃
鄂豫皖红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象中央红军那样包含有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而是几乎完全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相当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和改造成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几乎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个相当残酷的阶段。
当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旷继勋（后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学校校长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让人震惊的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于很多高级干部，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1931年7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朱[诸]佛庵要苏维埃主席把他们布置路线，也发生强奸少共青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 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同样的问题，何玉琳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
从上面材料可以看到，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象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对待妇女上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气概，有些人比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 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的纪律就更难以保证了，红四军当时还远达不到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标准。沈泽民在1931年6月扩大会议上就准备展开斗争，倒是张国焘更老练一些，大概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斗争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扩大会议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 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报告中再次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
不仅如此，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 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中》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也提到：当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第一次会合以后，由于三十二师“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发现二师的同志不辞而别了。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
1930年1月在商城又发生八名主要党领导人被迫出走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中央派来当师长的刘英等来到商城，准备整编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二徐及戴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出逃以后，在1930年2月关于商城三十二师的报告中提到：师委常委“刘殿元（一九二八年从苏联回国）同志，现在工作非常不好，英雄思想很浓厚，总想带兵。上一次交一个中队给他指挥，他又随意退却，影响整个阵线；在农村诱奸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
1930年春天红一军成立后，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在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又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同是军队的性质，末[了]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
1931年初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虽然在成立红一军和成立红四军两次整编中都曾进行混编，力图改善部队的成分和纪律。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主要干部仍是原来的干部，有些部队的风气积重难返，甚至有些党派去的干部也受影响腐化堕落了，红军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因此必须进行整肃。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沈泽民的一个报告中透露出肃反的深层意味，肃反决不仅仅是表面的“逼、供、信”，其中提到：“反对那种只知道从反动分子口中查问口供的简单的肃反方法”，“红四军中肃反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反动分子，平素引进富农，打击工人、贫农成分的积极干部，经济上浮支滥费，侮辱妇女，劫夺贫苦农民的粮食肥猪，在军事上故意违反命令”。 从沈泽民的报告中可以解读出这样的意思，他把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列为整肃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改组派、第三党，到底有没有AB团，倒未必要深究了，实际上这是凭借肃反这样一个严厉的武器来整顿革命纪律。
37年批张的材料也提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导致上海中央完全无法立足，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革命论完全失败。27年以后，国民党抓到共党分子基本都是一律枪毙，直到31年接纳顾顺章的建议，采取说服和转变的方式，让他们秘密脱党，继续潜伏在共产党内，充当白“细胞”。这招相当厉害，很多不坚定分子，包括高级干部，更多的是拖家带口的基层党员都过不了这一关。在白色恐怖岁月里，肃反是需要的，否则真会重蹈上海覆辙。
战斗力没的说，胜利了就要四分五裂抢果实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