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滴滴事件，与毛文龙被杀 -- ziyun2015
都是美国用印出来的白纸和一点技术和一点组织形式（不得不说中国人创造不出来），利用中国的资源人力物力无中生有创造出来永远寄生在中国的为美国资本吸中国人血的组织。我想你所说的东林党、程朱派费派也在里面吃点残汤剩饭。 就知道是好是坏了。
李自成真的去和后金作战，可能会断了众正们的财路。众正们早年科考，博取功名，很可能多是商人们持续投资的。
而东江岛上各种难民加起来十几万总有的。尚可喜曾经说过，东江那么多年“活辽民百万”。
己巳之变以后，孙承宗重新出山，他奏疏里面已经断了两年粮的东江镇还有军民十余万。
曾经东江还缺粮缺到组织6万人去朝鲜要饭，难怪朝鲜史料里面那么不待见东江镇。
东江能活下来主要就靠各种贸易，屯田收入有限，还是靠组织辽民去后金地盘挖参来和内地贸易换粮米布匹。
袁崇焕不仅仅是改贡道，还禁海，禁止船去东江镇贸易，自然东江镇被拦喉一刀，饿死无数。
当年去东江镇的船一般都从登州出发，江南还是走大运河的多，很少有直接海运到北方的船。
儒林外史小说前几回中，周进中举就是几个商人合伙凑了上百银子进场的。后来如何报答？书里面没明说。
东江军有水军，明朝在登州、天津也有水军。印象中似乎朝廷的水军没有什么名将和出彩的部队，和尚可喜比不了。一般来说，水军能封锁也就能保证航运。如果东江军缺粮，是因为登州水军封锁商船，逻辑上登州水军应该很强或者比较强，但是历史书中似乎没有他们的什么战绩。所以，我觉得单纯靠登州水军，不能做到完全封锁住江南商人到皮岛的海贸。除非，除非是从江南就断掉粮食贸易来源。
当是时也，南中国的海贸欣欣向荣，郑一官的恩主李旦，做着自澳门到日本、自福建到东南亚的大海贸。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从明史到民国等教科书、历史书，中国北方的海贸记载，寥寥无几，像个黑洞，可能吗？
一开始是运河先运到天津，从渤海湾里面运送到登莱储存，等风向变了再运到天津，再等季风来了以后出渤海湾去辽东。
直接从江苏海运到天津以及从登莱直航去辽东还是崇祯十二年的时候由沈廷扬组织的，这时候东江镇早就彻底玩完了。
辽东的贸易圈子不大，北方可没洋人这样的大主顾，东江贸易的主要对象是朝鲜，毛文龙自己的奏疏上有提过：臣于三年间行权设法，奉旨通商，即以登饷二十万，收买客商布货，与丽易米，通融相济。
王梦尹称“海外屯田，其收入也有时，其支给也有限，而与商人及朝鲜贸易，统赖饱银，是辽人之存活全赖内地之转输也”
当然朝鲜有一堆史料吐槽东江镇强买强卖。
渤海这边往辽东航运都得看风向，航道很固定，东江镇水师实力不如登州天津等地的水师，三顺王投清以后，他们的船还给明军水师烧了不少。后金松锦大战时候运粮靠的是朝鲜船只。
明军北方水师还是挺悲惨的。满清没水师，他们海上几无用武之地。等到满清打下北方，他们只能退到长江，入了太湖以后，又被长江口遍布的浅滩，多变的风向困得动弹不得，最后全军覆没。
长江口这糟糕的通航条件，一直到有了蒸汽船才总算改善了。
定都北京，本就取背靠东北、立足华北、南下经营的态势。但近年来东北急剧滑落，华北被北京吸空，山西河南也不算好，天津都不行了，整个北方就只剩下北京一枝独秀。这种状况倒跟宋朝汴京独大的态势非常类似，在经济方面可说是藩屏尽失。庙堂之上对南方各省的政治掌控就这么有信心吗？对周边的邻国就那么放心吗？
前段时间东北养老金话题甚嚣尘上，南方各省已经在渲染对北方转移支付的不满。还有对南水北调的质疑也几乎一直未停。九大中心城市又全部是kmt所谓汉地十八行省范围内。
当北方就剩下首都一地繁荣的时候，
有两个现实：一是社会主义阵营或者说共产党阵营，基本上就是中国一家，在独抗整个资本主义阵营，特别强调的是这个资本主义阵营并不限于国外。二是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力量有数量级的优势。
有一个我的判断，其实应该不少有有类似想法，但我只能代表自己：“改开”是通过让渡一些东西来获得进入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市场。投降远远算不上，开门揖盗又不止，真要形容，找不到合适的，大约可以说除了最后一道防线，其他任搞。
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死敌。故而，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都想干死共产主义，想干死社会主义国家。反之亦然。这个是有事实证据的。说到这里，插个题外：某些人，共产党员，居然认为可以调和共产主义政权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沾沾自喜，做为改开的成绩。
东北当年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标杆。
所以东北必须死。
证据？我肯定没有，没办法有。全靠猜，就算是吧。但是按我当年接触的事，我认为，无论当年东北怎么挣扎，实力过于悬殊。
对于东北，坦率说，我不认为人素质不行。但是，多少有点认为当年他们德不配位——被轻易的从统治阶级的地位捅下来，浪花都没个，就剩下卖惨了。《钢的琴》让人心塞，但是，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屈服，他们不敢说咱不弹钢琴，而是认同了要学钢琴。
可惜嘉定三屠的李成栋可跟东江军没半点关系。
而广州、潮州被屠杀，又是谁得罪了三顺王呢？
这个角度看，我倒开始有点同情东林党人了，维护捍卫大地主或者投资人个人利益，到死都以为自己在践行孔孟之道圣人之说“士为知己者死”，把自己感动的一塌糊涂。
老员外把10个女儿或者丫鬟许配给100个穷书生，承诺照顾100个老母亲，最后得到10位高段位死士，这盘棋这格局相当大啊。
没有这个让渡，西方不会大幅度接纳中国进入他们的经济体系。
在大事件之前，虽然中国意识形态距离西方标准相差甚远，但离标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已拉开相当大距离，尤其经济基础方面，允许小规模私人资本存在，并鼓励其大力发展，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颠覆。在思想文化上，（这是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西方经典理论，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在知识阶层广泛传播，并得到部分官方的默许甚至怂恿。
有了以上的条件，才换来八十年代大事件之前，中国与美国的蜜月期。许多精英恍然以为我们和美国必会抛弃前嫌，亲密无间，犹如五十年代苏联老大哥。中国富裕民主自由，其势不可阻挡。
蜜月期骤然结束，原因不在意识形态分歧，而在于政权的更迭，中外的西方意识形态追捧势力，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态，必欲毕其功于一役，结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建立西方意识形态，于是推翻执政党成为唯一必然的选择。
对于当时的执政党来说，意识形态的改变是可以讨论，可以慢慢来的，这方面与精英势力西方势力没有根本的矛盾，然而要更换执政党，这就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
所以蜜月期戛然而止。后面虽有南巡，虽有更大力度的意识形态转变，然而，蜜月期再难重续。中美关系总在磕磕绊绊中纠缠，尤其体现在经贸方面。发展到现在二虎相争的局面。
总的来说，长远看，国际竞争，只是利益之争，意识形态分歧从属于利益之争。当初西方寄望于中国意识形态转变，不外乎期望中国建立依附于西方的政府，盲从于西方的社会与民众。
然而中国人民正是看清了西方的本质，才逐渐意识到，意识形态才是打败西方最有利的武器。
营口就是古辽河口，但历史上的辽河口海港设在营口以北几十公里的牛庄，直到鸦片战争后英国人放弃牛庄选了营口，牛庄才开始衰落。牛庄往北水运直通沈阳辽阳。
满清既然已经占领水流平缓的辽河平原，商道何必还走全是山路的鸭绿江-浑江，这条路上一堆水电站，显然之前落差大水流急，水运就算有也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从鸭绿江流域往辽河流域走是相当困难的，鸭绿江流域水资源极为丰沛，浑江的年径流量和辽河差不多，所以辽宁对于从浑江往辽河流域调水极为感兴趣，最后从浑江往浑河的大伙房水库（萨尔浒就在该水库边上）打了一条85公里的隧道才搞定，建成时是世界第三的长隧道，可见难度之大。跨越鸭绿江-辽河分水岭的通化到沈阳的高铁修起来也不容易，这条路就是从通化出发然后到楼主说的富尔河再跨过分水岭向东到赫图阿拉（新宾）再到抚顺沈阳，桥隧比77%。这么难的山路，在古代就算能作为贸易路线，交易的也只能是贵重物品，运粮食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