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原创】闲聊 正在形成的大逆转大家没有注意到? -- 新华声
有些改制的得益者在踏踏实实为中国做事，有些在祸害中国。所以政府慢慢来，不一刀切。好戏在后面。
别的话就扯远了，你开新贴我们可以慢慢聊
只是政府如果没自己主心骨的话,难保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而这主心骨就应该是以群众利益为标尺,而不是以自己利益为标尺.
象小顾这样的,如果不是玩过火了,还一样是典型是方向呢.
偶的意思就是,检讨得失,没有主心骨,往往会只顾摸石头而忘了过河.
就不多说了
可单就医疗而言,这小十年里,没等到今天的人有多少呀
那些有病不敢看大病看不起了群众,10年意味着什么呢?
青方大夫说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偶看能给百姓希望就已经不错了.
只希望这次保障能快点落实,以后也能找到自己发展的主心骨,让让百姓以后走的稳当点.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应该是陈云吧？
在改制中得利的集团――我们知道有相当部分早就已经出国了，或者大部资产转移了。现在的焦点不是对准他们，对准也收回不了多少钱。而顾则不同，产业大都在国内，他这样弄下去，万一哪天企业资金链断了，要走到破产的地步，首先一大笔资金没了，然后是工人的失业问题，无疑是令政府头痛的，另外，顾在郎发问后，太引人注目了，敲打敲打他，可以给其他人一个例子，不要太偏离轨道。
作者：袁剑
郎咸平教授引发的对国企改革的质疑风波日渐平静，与主流纸媒或弹或赞的大力跟进、电视媒体别具意味的沉默不同，网络上的声音显露出明显的情绪化和倾向性。
不容否认的是，郎咸平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尽管暴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却得到了普通民众更热烈的欢呼。主流“精英们”斥责舆论环境的恶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无知的“群氓”。而对郎本人，由张维迎的态度可见一斑，张对媒体称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
这是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的首次失态。至此，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巨大的尴尬中“情绪失控”。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无能。
“主流”的成长历程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
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
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
如果真以为这种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就未免可悲了。经济学并非无所不知的水晶球，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
随后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自以为是。1990年代中期，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现代化的陷阱》，其在民间激起的反响比“郎咸平现象”更为热。对此，一名“主流”经济学家不屑地评论：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本轮风波中，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名主流经济学信徒竟在网上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
长期养尊处优的主流经济学，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主流”们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对多元舆论的焦躁，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
如果网络果真具有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是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
许多主流经学家的失态，表明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主流”的伦理标杆
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的优先索取权。
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本人曾对媒体称“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成为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他们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
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市侩的。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毫不犹豫地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
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
现实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社会的信任基础。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地总结过：“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现在，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
“主流”之外的广大沉默
既然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大众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种“最小化”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感在大众中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软肋：“主流”的精英主义危机。
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地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张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中，有政府、企业、学者，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于是，这场博弈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时候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
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一名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潜台词似乎是在建议，郎咸平应该先与“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
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需要一系列条件，这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福利。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
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或不敢讲出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似乎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不需要公民权利，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
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地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地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显然，这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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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市公司高管频繁出事是近年来资本市场一道令人尴尬的风景。今年以来，随着健康“公司治理”理念的逐步推广，高管违反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趋势却有增无减。今天，本报记者把今年以来此类问题的主角“集合”到一起。我们发现，13名“一把手”虽则足迹各有不同，所犯问题复杂程度也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其症结却惊人地相似：外部的监管不力与内部的公司治理缺失。具体到他们的行为，都是在“一股独大”缺乏约束的情况下频繁“触线”，最后以身试法，我们深为这些商业精英失足落马而惋惜，更希望更多的人以此为戒，不再仅仅把公司治理停留在嘴边。
顾雏军刚刚被警方控制，南京又曝出了南京熊猫子公司熊猫移动董事长马志平被批捕的消息。据公开资料统计，今年以来，已逾25名上市公司高管落马，涉及上市公司17家，其中“一把手”13人。
在13名“出事”的一把手中，年龄在50岁以下的共有8人，13人平均年龄48．5岁。上市公司高管犯罪有年轻化的趋势。
长期关注资本市场的律师严义明认为，现在高管“59岁现象”已经不明显了，现在更多“年富力强，有野心，有头脑”的资本玩家介入市场，他们利欲熏心，在其位不负其责，出事是必然的。
年轻的高管们更多的是“玩”资本，利用错综复杂的资本交易，达到挪用公款、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
公开资料显示，三毛派神原董事长成为开开实业总经理后，利用3家壳公司股权交易，巧妙地控制了开开实业。在为掏空搭起股权金字塔后，张晨开始行动，以对外投资、向有关公司提供担保以及通过关联交易增加应收款等形式，卷走资产约5亿元。
顾雏军更是通过“七大手法”，只用9亿元撬动了136亿元总值的企业。到现在除了猜测，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顾雏军的问题，中国证监会的调查结果也不过是：“科龙电器所披露的财务报告与事实严重不符，所披露信息有虚假记载及有重大遗漏等多项违反《证券法》有关规定的行为”等语焉不详的词句。“气功大师”张海，除涉嫌挪用公司巨额资金，还虚假投资、虚增销售等多项罪名。被媒体称作在资本市场“一夜成名”马志平，被批捕的原因是“虚报注册资本”。
与这些年轻高管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老总们罪行更“老套”，多是受贿、违规担保等。
69岁的＊ST巨力前董事长王清华，是今年落马高管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借职工的钱炒股，在会计报表上弄虚作假骗配股资格，在个人所得税上玩猫腻，很快被发现。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益民收受贿赂，共计人民
币20．9万元、港币329万元、美元2．5万元，李益民认为，这是朋友对生病女儿的“安慰与关心”。54岁南宁百货总经理黄箭雀“晚节不保”，也是因为收取贿赂。深圳机场总经理崔绍先，栽在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屡见不鲜的“违规担保”上。
高管出事后逃匿，正成为一种趋势。涉嫌侵吞数亿元国有资产，三毛派神原董事长张晨外逃，1月7日被上海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ST达尔曼的问题逐渐暴露，涉及虚假陈述、虚构业绩和经营活动、重大违规担保等问题后，董事长许宗林卷款出逃。7月中旬，ST圣方公告称，前董事长唐李，因涉嫌提供虚假财会报告、职务侵占等犯罪行为，于2005年4月逃匿。
转载自人民网。
[扁鹊说齐桓] 于 2005-08-09 17:33:40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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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基本不成功是怎么发生的――泼掉金娃娃的必然结果
20多年来人们曾不断呼吁：改革过程中不要在泼洗澡水时把澡盆里洗澡的娃娃泼掉了。意思是说改革中不能否定抹煞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历史成就，否则将自食苦果。我这篇帖文的主题就是讲改革不成功与泼掉洗澡娃娃的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发表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研究报告的最大看点是20多年来在国家权威研究机构的文件中第一次白纸黑字地称赞计划经济时期在一个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第一次批评改革在同一领域的基本不成功。多年来，在主流精英们的语境中，对计划经济只能泼脏水，对市场经济只能唱赞歌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铁律，稍有越轨便会招来精英们的口诛笔伐，便会遭遇“保守僵化、反对改革开放”等刀子棍子的杀戮。而今由国家的权威研究机构拿出成果报告，系统地论证一个重要领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成就和经验、改革开放时期改革的基本不成功（实际就是失败）和教训，并公之于媒体，确实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虽然“两个估计”未必完全到位，总算是对新“凡是”思维（凡是计划经济都要泼脏水，凡是改革都要唱赞歌）的一次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研究报告远远超出了医疗领域的范围。
从支持上述研究报告中“两个估计”的网帖中我有一个感觉，网友们对改革不成功谈得较多，而对计划经济时期的显著成就和经验特别是对显著成就与基本不成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泼掉金娃娃与改革不成功的关系谈得较少。其实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问题。
首先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本身看，其主要篇幅就是讲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显著成就和经验与改革时期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的基本不成功和教训这样两个方面，而且是将两个方面进行对照比较来谈的；对今后医疗卫生事业改革方向的 建议也是直接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验相衔接。如 “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目标定位”的建议与“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的经验相衔接；“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的建议与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的经验相衔接；“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的建议与“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的经验相衔接等等。这表明课题组是把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领域的显著成就和重要经验作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和今后建议的依据和蓝本来对待的。也就是说这份研究报告昭示人们：医疗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是由于没有充分肯定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和基本经验造成的；要想今后的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取得成功，就必须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和经验中吸取养分。虽然课题组由于还残存着新“凡是”思维的影响不敢这样明确地表述，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能否充分肯定计划经济时期的成就和经验与改革能否成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其实这种因果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其它领域的改革中看到。
教育领域肯定了建国后前30年中的成就吗？没有。那时把教育当成全民福利事业，坚持教育平等，教育之门向工农大众洞开，国家承担教育成本，家庭教育成本仅承担低廉的书簿费等经验总结、继承了吗？没有。否定计划经济时期教育成就和经验的教育改革就是大搞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成了某些人的摇钱树、聚宝盆，成了平民百姓难以承受之痛。现在不仅大学中有贫困学生因不堪重负而自杀，甚至10几岁的小学生也因家庭贫困交不起择校费而走向绝路。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教育发展下去必将是培养新贵族的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掘墓人的教育。
再看经济领域，建国后前30年里，国有企业在解放前现代工业几乎等于零的情况下，依靠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迅速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和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等尖端武器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有效保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转，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国有企业的这些巨大成就肯定了吗？基本经验总结了吗？不仅没有，而且被主流们批得一无是处。否定国企历史成就的国企改革、改制照样走上斜路，在“产权改革”、“国退民进”的口号下，大刮贱卖、白送国企之凤，大刮管理层收购国企之风，大刮国企私有化之风，全国人民长期勒紧裤带积累的大量财富成为暴富者们的狂欢盛宴。这样的改革改制，必将从根本上动摇瓦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坍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给社会主义制度带来难以逆转的生存危机。
再看文化艺术领域，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一扫几千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文艺舞台的状况，工农兵英雄形象占领文艺阵地，谱写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强音。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使濒临没落的地方民间文艺焕发青春，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生机勃勃，民族歌剧、舞剧竞相发展，红色经典佳作迭出，充分发挥了文艺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这些成就肯定了吗？经验总结了吗？没有。统统被精英们斥之为“概念化、公式化”、“政治教条”，“文艺荒漠”。在这种情况下的文艺改革改出了什么呢？帝王将相重新取代工农大众，灰色形象取代英雄形象，民族歌剧舞剧偃旗息鼓，地方戏曲无法生存。弥漫于文艺舞台的又是古人风、洋人风，加上靡靡之音的港台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思想侵入文艺队伍的骨髓，“灵魂工程师”成了“精神污染师”，甚至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也发出了“腐朽落后文化……腐蚀未成年人的心灵”的惊呼。
无数事实证明，否定新中国的历史成就必然导致改革的失败。因为所谓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成就，就是指人们在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某些领域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能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因而取得很大的业绩和成功。否定遵循事物基本规律的历史成就的改革必然是违背事物基本规律的改革，即不成功的改革，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在指出医疗改革不成功的问题时用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 “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也正好印证了这个逻辑结论。人们关于倒洗澡水时不要把洗澡盆里的娃娃倒掉了的呼吁，针对的就是那股否认新中国建立后历史成就的思潮，现在看来这个呼吁不幸而言中。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好，但其中确有不少金娃娃也是不可否定的。
本来，政府高官们、主流精英们对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成就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他们本应是研究历史成就的高手，本应在改革中继承前人创造的历史成就和经验，使改革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目标前进。为何却在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成就问题上显得如此弱智和低能，硬是要一口否定、一笔抹杀，生生地把改革引向基本不成功的境地？直到脑袋在南墙上撞得皮破血流才又把泼出去的娃娃抱了回来，去掉变色眼睛详加察看，才发现泼出去的竞是一个光辉闪烁的金娃娃，然而改革不成功的损失却难以挽回了。
这种否定抹杀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成就，硬要泼掉金娃娃的病根究竟在那里？人们也许可以用一句“都是新‘凡是’思维惹的祸”来回答，这并不错，但还需深入剖析，以求彻底挖掉这个祸根。不过这个帖子已经写得很长，挖祸根的事就留待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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