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钱钟书ZT -- 柴禾儿妞

　　钱钟书先生悄无声息地走了，他的骨灰已被深深埋入北京郊区的泥土中，真正做到了了无痕迹。斯人已去，对于这个在国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要“盖棺论定”似乎还早着，尽管对他的称誉和诋毁早已不绝如潮。

　　过多的诋毁如乌云障目，通常使我们看不清本人的真面目，而钱钟书先生长年来闭门谢客，专攻学问，确实让我们感到他正如他传记中的开头两句：“独来独往在人生的舞台，他的神秘一如他的风采。”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他近百万言的《管锥编》，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围城》之后，钱钟书这个兼有学者和作家双重身分的名字渐渐风行全国，为世人所知。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 杂文家舒展亦把钱钟书比作“文化昆仑”。

　　以于钱钟书先生的学术和创作，近年来一直有很多非议，比较偏激的是北大的余杰、孔庆东等人的文章。这类文章都有个特点，那就是总是用廖廖七八句话轻描淡写地否定别人的全部著作和整个一生的功绩，而且还似乎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他们不把笔锋对准社会中丑陋的一面，反而指向我国硕果仅存的大学者，抱着骂名人使自己出名的信条，真有点居心叵测。十九年的声名之累，我想甘于寂寞的钱钟书先生一定备受了折腾之苦，不然他何以有“凋疏亲故添情重， 落索身名免谤增”这样的诗句呢?

　　关于对钱钟书称生的批驳和贬损，我认为这涉及到如何为钱钟书先生定位的问题。定位不好，则现实与期望背离，自然颇多怨词。钱钟书先生是用一生的时间来作学问的人，他一生澹泊，与世无争，当然不属于“文化旗手”，“笔的斗士”，“时代先锋”一类，尽管如此，他仍是卓越的，在学术上他对中外文学进行的“打通式”的研究，开了一代风气，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文化研究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谈艺录》是壁立千仞的学术著作，并非通俗读物，有人以深奥难懂为由来指责，显然是很可笑的。 钱钟书先生虽称不上是以现实关怀为己任的大作家，但他对社会对人类也绝非漠不关心。作为他成就的另一面――文学创作，他是现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讽刺为基调的小说家，深刻揭示社会，人类阴暗面的小说家。他那枝魔杖般的笔，犀利，机智、俏皮，将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鞭挞得无所遁形。我们的作品不仅要讴歌真善美，抨击假丑恶也是同样重要的。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围城》，短篇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均是基于此而创作的，数量虽少但份量却绝不轻。另外，他对我国外语界的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他主持翻译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几近完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很多人学英语便是依据这套书来学的。我国很大一批外语教育、翻译界的巨擘都是他当年的弟子，如许国璋、李赋宁、穆旦(查良铮)等人。许国璋曾在他一本文集很短的自我介绍中特别提到钱钟书先生：“大四时问学钱钟书师，毕业后仍时往请益，小叩大鸣，五十余年矣。”由此一斑，即可见钱钟书先生对我国外语教育的莫大贡献。

　　曾有人以人格软弱为由批评过钱钟书先生，在这里我只想用两个小例子来反驳，1956年， 钱钟书选注宋诗时全然不顾当时极“左”的思潮，坚持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因为他认为此诗历来选本皆有，不必重复，且在有限的小选本中应选最有文学成就的，他为此事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终于坚持下了。这使他在文革中多了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另一件事是他曾断然拒绝了英国撒切尔夫人请他赴宴的邀请。这种狂狷耿介、特立独行的风骨在中国文人中只怕是少有的。

　　先生走了，他的生平业绩 是任何文坛屑小之徒都无法抹杀的。 我想窜改老杜的两句诗奉送“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的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钟书万古流。

　　关于《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作于抗战末期动荡不安的上海，诚如他在序中所说的“两年来忧世伤生”。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倍受几十年的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围城》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藉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 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

　　《围城》在国内受到的批判大致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围城》漠视现实，没有直接宣传抗战，没有紧密地为现实斗争服务。这方面的批判是出书后不久即遭遇到的，说得不无道理，但以此来否定《围城》的价值，显然是荒谬的。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的思想性，文学性，而不在于它的宣传性。另一方面的批评认为《围城》将人生，爱情，教育，事业讽刺得一丝不挂，太过尖刻冷峻。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反过来想，这恰是它成功的地方。惟其冷峻，才能深刻，这有点近似于俄国的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灵魂拷问者。”

　　把很深的悲剧意味和浓郁的喜剧色彩巧妙的融合于一体，《围城》处理得特别成功。它的艺术魅力来源于钱钟书式的讽刺和幽默，钱钟书式的绝妙好辞。《围城》通过描写怯懦浪荡， 不学无术的方鸿渐留洋回国的种种遭遇，刻画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 苏文纨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刻鞭挞了知识分子庸俗、无聊、虚荣的劣根性。如方鸿渐40美金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学愈自称自己奇丑无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国血统， 李梅亭与苏州寡妇勾搭调情，写得无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如世上任何伟大的作品一样，《围城》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在讽刺极其成功的另一面不免透露出人生的无奈，尽管是真实的，但仍将消极情绪带给了部分读者。这是《围城》主旨成功和失败的微妙之处，也是遇到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这不足以减损它的伟大，主旨的悲剧哲学意识将成为文坛上争论的永恒性话题之一。

　　持否定态度的人一定否定不了这么一个事实：《围城》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异数，一株奇葩， 是讽刺文学的典范和高峰，即使置诸世界名著间，也是卓然而独特的。它在讽刺语言上达到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全收妙喻珠联，警句泉涌，不少段落和语句堪称绝笔。

　　总言之，《围城》是一部奇特而不失伟大的小说，是独一无二的文学现象，它不代表中国文化，也不与其他流派的小说一争短长。对于读者来说，它能带给你阅读的快意和沉思；对于文学史研究者来说，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关于《写在人生边上》

　　如果说《写在人生边上》――这本薄薄的只有十篇散文的集子是本了不起的书，肯定有很多人会不同意。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却是我最喜欢的两本散文之一，还有一本是鲁迅的《野草》。《写在人生边上》包含着人生冷峻与机智的思考，《野草》则包含着一颗火热的家国情怀。一个是人生之外的观察，一个是人生之内的体味,两相参照，可以较完整地了解中国文人的两种心态。

　　我认为这种参照是互补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人生固然应该积极， 但我们有时何妨跳出人生之外去，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一下我们的人生呢? 这样视野会更开阔些，在逻辑上，关于人生的思考也就更全面。假如人生是一本大书，我们如果能“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 不也有趣的很吗?

　　《写在人生边上》题目看起来很随意，但创作态度却是严肃的。据说在出版之前，钱钟书对其中每篇文章都仔细琢磨、修改了足有一个星期。《写在人生边上》虽是散文集，但写作风格与《人兽鬼》、《围城》的创作是相似的，同样是用智者的眼光去洞察人类的种种劣根性。 手法与《管锥编》也是一贯的，“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中者少，所刺者巨”。谈的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但在嘲笑和调侃的背后有着对社会现状、人心道德的强烈的批判。 诚如人所说，钱钟书有着一种蜗角兔毛皆见乾坤的智慧。钱钟书身兼学者、作家两重身分，这个特点使他的创作风格显然与众不同。他的语言就具有机智、幽默、隽永、精致等诸多特点， 《一个偏见》开篇就是一句妙语：“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 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谈交友》的开篇：“假使恋爱是人生的必需，那末，友谊只能算是一种奢侈； 所以，上帝垂怜阿大(Adam)的孤寂，只为他造了夏娃，并未另造个阿二。” 这些风趣别致的隽语，在钱钟书的作品里俯拾皆是。在现代作家中，我认为钱钟书是揭示人类，尤其是知识分子种种病态最深刻的作家。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文中，魔鬼对作者说，“现在是新传记时代。”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在《吃饭》一文中，他说：“吃饭有时像结婚，名义上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在《论文人》一文中他说：“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好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炕， 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 改行从良。”这些不愠不火的调侃，很机智地榨出了人的灵魂中的“小”出来。 张爱玲曾有一句名言：“人生是一袭华贵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钱钟书的文章好比一只灵巧的手，掀开袍子，指着说：“你瞧! 这是虱子。”指出虱子的所在是文章的目的，至于你是不是动手去捉，那是谁也管不了的。

　　《写在人生边上》中的十篇散文都没有故作高深地大谈人生哲理，而只是从一些琐事、 小方面入手，旁敲侧击地导出严肃的主题，确是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先生学问博大精深， 岂是几篇文章能评述详尽的? 我这三篇随笔，读者朋友权且把它们当作写在钱钟书边上的几个惊叹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