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201：海上余绪 -- 本嘉明

（五）

从这个题材出发，一斑窥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上海的面貌从来是非常立体的，难以简单描述。我们不是鼓吹历史的虚无主义，不是要美化上海曾有的“一城三界（英美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半殖民地悲惨历史，而是史海钩沉，娓娓道来，给大家补充一些历史的细节，供大家自行判断。

今天提到上海的原法租界地区，今天对这些“高尚地段”的看法，最普遍的调调儿，就是继承了欧式生活的“文艺、慢生活、逼格”之类。这样看，是比较浅的。

社会主义，能从19世纪百家争鸣的欧洲思潮中脱颖而出，最后成为有效的社会实践，这过程中依靠的是德国的思想家，和法国+俄罗斯的行动家。可以说，来自法国和沙俄底层人民的反抗，比来自德语区的思辨更加重要。

1871年3-5月，爆发了“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运动”。在半年前，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向普军投降，普法战争分出胜负，随后普军向巴黎进逼，巴黎市民被组建成了30万“国民自卫军”，最后这些民兵把梯也尔政府也赶走了，试图建立“底层人民不再受压迫的一个乌托邦”。

德军归还了在色当俘虏的法军，支持梯也尔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巴黎东区（工人聚居区）的民兵非常英勇，男工和女工们拼命抵抗，但法国已经是工业化大国（当时光民兵收集的法军遗弃大炮就有400多门），巴黎的小巷大部分已经被拓宽了，有利于军队推进。战斗中双方的损失不大，不过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战场处决。事后估计，市民方面死于战斗最多3万，战败被当场集中处决人数在2万以上，5万被审判，7000被流放孤岛。记者爱德蒙·德·龚古尔在战斗失败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像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

此后，法国历史书均从“法兰西第二帝国”直接跳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巴黎公社被严令不得进入教科书。直到1960年代，官方才逐步解禁。

当我们提到1920和1930年代的上海法租界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席能们的爷爷被卷入了巴黎公社，甚至可能死于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公社社员墙下。首都聚集了最多的受过基本教育的底层市民子弟，这些人稍加培养，就是海外殖民地需要的低级官僚。

同时，法国特色的暴力反抗带来了另一个效应，就是“血酬混合”，不论是1830年代发生在里昂和巴黎的起义，还是巴黎公社运动，大量高种姓家庭的大学生们凭一腔热血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战斗，跟自己家园丁的儿子死在同一个街垒里。这种结果，使得他们年幼的弟弟们在被迫提上来接班，成为下一代殖民帝国体系内的精英官僚时，有意无意地同情左派革命者。

同时，在中国各个法租界里以及越南等殖民地，法国籍官僚的腐败和玩世不恭，也间接帮助了当地的革命党人。

法国在中国5个城市有租界，其中上海和武汉成为了革命的中心节点，不是偶然的巧合，不要忘了，“一大”就是预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的。

巴黎从来不是只有左岸；巴黎也有激情和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绝不仅仅是在精神上鼓舞了中国人民。

（六）

上海法租界的管理，同公共租界有很大的差异。

小刀会起义促成了英、美、法三国租界的合并，由于法军不足，法租界当时不得不跟着英美混。1854年7月8日，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和法国领事爱棠正式合并三租界，同时也成立了英、美、法三国租界的市政机关——工部局。

工部局的英文名称是“市政委员会”，由不拿薪水的商人们组成，成立之后便一步步挣脱约束，最后与清政府的道台和三国领事老爷左右开弓地开撕，独立于这两方的管辖之外。店小二们管理得不错------你知道大多数时候，把所有官僚都枪毙，世界反而会更美好。

但有个问题。以1852年的调查数据来说，各国商人在上海共开设洋行41家，其中英商27家，美商5家，法商只有1家。所以在工部局不论啥事一投票，法国佬总是被吃豆腐。

1862年4月29日，法国领事爱棠宣布法租界退群，自行在法租界设立与工部局类似的市政机关“公董局”。法租界始终由领事主宰，法国政府控制；反过来，公共租界则是侨民集体自治，不受任何政府管辖，自行编练商团。

接下来要解释一个重要的东西：会审公廨。

“会审公廨”是租界内的法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各有一套。这些法庭审理案件时，有代表租界国领事的外国官员参与或“陪同”中国官员进行审判工作。

会审公廨仅接受涉及中国籍人士以及非条约列强的外国国民的案件（当事双方均为中国人也可），并适用中国法律，可以看作“混血的治外法权”；涉及依照条约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列强国的国民的案件（即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列强），则由该国的领事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也就是纯粹的“治外法权”。英国于1865年设立“英国在华最高法院”，美国也在20世纪初设立“上海美国法院”，就是专门给在华的本国人判案。

举例说，法租界“会审公廨”有权审理一个经济案子，双方是中国商人和挪威商人，上海道台（或其代表）每周会到领事署开庭3次，处理一批这样的案件，一位懂汉语的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任陪审官。审判时适用中国法条，但往往是法国副领事操纵主审法官来判决。

1896年，上海道撤销在法租界内的捕房，从此法租界内抓人，由租界捕房全权办理。同年，法租界会审公廨规定，民事案件准许聘请律师，案件的诉讼标的金额须1000银元以上，律师必须为操法语的法国律师（我不知道这时候还要个中国籍主审法官干什么？）。

演进到1931年1月，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改组法租界会审公廨，将纯涉华人的民事案件改为由华人法官单独审理。8月1日，法租界会审公廨撤销，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司法权。

会审公廨是由于租界国对中国各地司法机构人员以及中国法律条文不信任，而产生的折衷机制，兼顾中国对租界行使司法主权，以及租界国主张的治外法权。我个人理解，是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 privilege）的一种延申。

1921年，在华盛顿公约会议上，各条约国签署了决议，表示在中国建立合格的司法体系后愿意放弃在中国的全部治外法权。会后，由十二个国家（美、比、英、丹麦、法、意、日、荷、挪威、葡、西、瑞典）会同中国代表，组成委员会，于1926年发布了关于中国建设司法体系的观察与建议的详细报告，对中国司法建设的进程表示乐观。

上2图：委员会国别以及人员名单

在报告中，委员会引用中国海关的统计，在1925年，中国境内有25.4万自然人和6500家公司支持/接受治外法权下的判案，而有8.3万人、1270家公司不满于治外法权下的判决结果。所有治外法权的判案中，98.4%集中涉及5个国家的当事人，这5国是：日、英、美、葡、法。如果把这5国的案子算做100%，那么其中日本占87.4%（多数案件发生在满洲里），英国6%，美国3.8%，葡萄牙1.4%、法国1.2%。

随着民国各省司法机构的逐渐成熟，会审公廨在19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是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相继废止。

北伐军收复大片被北洋军阀盘踞的地区后，在武汉等地的租界陆续被列强交还中国民国政府。但这不全是西方各国畏惧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因为上海的租界就没有交还），中国内地逐步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社会管理制度，使得西方在华侨民的日常生活和安全比较有保障，西方各国，尤其是一些小国，乐得放下自己此前无所不包的领事责任。

另提一句：上一节提到的法租界“朱葆三路”，这个朱葆三是个来自宁波，发迹于上海的中国商人，而不是法国人名。

五百年前我真没有能力 威逼 徐光启，要不是 Paul Xu的努力，我就被人流放到澳门去了

现实条件不存在，他不爱国也木办法😁

不仅仅是徐光启一人。当年内阁首辅叶向高，工部主事李之藻都给《职方外纪》做过序。李之藻的儿子还给介绍西方逻辑学的《明理探》做过序。

在引入基督教方面，写职方外纪的杨廷筠起到的作用也很大。

明末是有一批是士大夫形成了学习西学的热潮的。

老徐就是个学者，别的就都别提了。

其实这裱糊匠的水平还不如李鸿章，起码北洋舰队没有投降外敌。

大明也是奇葩，老徐建议由葡萄牙几千雇佣兵亲自操炮，这想法在现在绝对是带路党，当时的朝廷对这个主意也不放心，最后只留少数葡兵当老师训练一支洋炮队，结果却很讽刺，训练出来的新军一年后就造反，反倒是葡兵们为大明死战半数伤亡。

本先生真是大陆出身的上海人？如果是的话，您的这段论述可是个反证：

武汉租界为啥能够收回？是西方列强发善心吗？那么看一下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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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工人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蓬勃开展起来。在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壮举，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后，英国调遣军舰和水兵到长沙、岳州帮助吴佩孚抵抗北伐军；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县城，制造了千余家民房店铺被毁，死伤千人的万县惨案；……英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26年12月26日，汉口各界群众20余万人，在李立三的领导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举行反英大会。会议明确提出反对干涉中国独立的英帝国主义，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立即收回租界。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全副武装的英军水兵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打伤30多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汉口召开。得知惨案后，主持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立即领导全体代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并于当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里的熊熊怒火。

1月4日，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举行武汉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根据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要求和办法，提出了请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由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八项决议。　

1月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愤怒的群众登上楼顶，扯下英国旗，占领了租界。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逃往江边的英国军舰。汉口英租界被爱国群众控制。

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正义要求，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的租界交还中国。

3月1日，汉口英租界工部局解散，3月15日，中国政府成立了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

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壮举，一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割地赔款、屈膝投降的积辱，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在武汉人民的影响和支援下，九江人民也收回了九江英租界。

正如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写的那样：“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武汉浓厚的革命气氛，使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赤都武汉，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浪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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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武汉英租界，英国开头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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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相张伯伦突然宣布：英国政府决定调兵1.2万名，以“中国远征队”的名义前往上海，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远东的国际秩序”。同时照会美、法、日等国配合行动。

面对远东战云，中方指出，英方对上海的军事集结，只能是“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为”。陈友仁对欧玛利表示，只要英国不停止对华军事威胁，中方就不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协议上签字。

英国政府原本计划，一面用《备忘录》承诺修改英国在华特权，稳住国民政府，一面联合美、法统一行动，威逼中方就范。然而，陈友仁采取“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暂不刺激其他列强，减轻了外交压力。张伯伦的声明非但没能让中方让步，国际舆论反而同情中国，就连英国朝野也反对出兵。

更让张伯伦泄气的是，美、法、日等国担心中国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烈火烧到自己的租界内，特别是影响到上海的租界，因而对英国的提议并不积极。日本明确表示，其在华驻军，“只敷自保，爱莫能助”；美国也“不欲将现在反英之憎恶，移于美国身上”，反对武装干涉。

而在英国军方，英国海军司令巴顿曾在“一·三事件”后到汉口考察。他发现此时的长江汉口段正值低水位期，英国海军陆战队一旦登陆，必须经过很长的一片开阔地，直接暴露在北伐军的射界内，他可不想冒这个险，只能承认，这个季节，“海军不可能收复汉口”。

全是坏消息。2月10日，张伯伦被迫做出让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同意将租界交由工部局，仿德租界处理办法，正式交与中英市政董事会，并削减登陆上海的英军数量。19日，陈友仁做出积极回应，同意恢复谈判，但要求登陆上海的英军立即撤走。这一表态，迫使欧玛利于当天下午主动登门，承诺抵沪英军即将撤走。

同日，陈友仁与欧玛利正式签署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其中规定：解散英租界工部局，将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交由中方市政机关。3月5日，国民政府汉口第二特别区市政局成立，正式接管英租界的行政事务。至此，汉口英租界的收回，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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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好不容易通过战争得到了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哪里会轻易就交还给中国，给中国以平等待遇。

再说上海“公共租界”和撤销“会审公廨”。“五卅惨案”不知道本先生听说过没有？这个惨案引发了全上海规模更大的抗议活动，要求中国政府收回租界。

在此形势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作出重大让步：

停止当时正在大规模进行的越界筑路，并在1929年作出“以后决不再有越界筑路事情”的承诺；

废除会审公廨（1926年）；

华人入董工部局。

五卅运动的胜利也鼓舞了此后到北伐战争初期的反帝运动。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对于帝国主义，不要指望他们会发善心。中国多少先烈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被你一笔抹煞了。本先生如果不是大陆出身的，有此误解不足为奇。但看本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在解放后的上海长大，这段历史可是小学到初中的课程。

真是数典忘祖！

禁教的起因是礼仪之争。不单单是教皇自认高于清朝皇帝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的问题。天主教会粗暴的把这些统统归于偶像崇拜，下令禁止，直到1939年才松动，1965年才正式解禁。

罗马教廷这种搞法，清朝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清朝禁教可不是禁东西交流。事实上，法国派出的传教士一直在清朝宫廷受到礼遇。为何？法国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数学和科学，远比耶稣会那些半吊子强的多。例如洪若翰，在来华之前已经在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达8 年，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著述及科学实验报告。洪若翰等人还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规格之高，空前绝后。

不要把清朝的禁教和所谓的“闭关锁国”等同起来。事实上，清朝从来都没搞过类似日本的锁国政策。例如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实际上清朝以前一直是“五口通商”。到乾隆时期才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归根到底的原因是乾隆通过一口通商来垄断贸易，搜刮财富。即使“一口通商”之后，中外交流也从没有中断过。

后面康熙到乾隆向传教士们学习数学和科学也没见把自己洗脑成天主教徒的。康熙禁教也没连数学天文一并禁了。

爱国人设，现在已经图穷匕见了。

传教士学问再高，只能留寥寥几本满文书籍下来到底是有利于西学知识的传播还是妨碍了西学知识的传播呢？

按利玛窦在明朝写的信：我们和京中显贵相从过密,其中有大学士、尚书郎、侍郎和近支宗室等。给他们讲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央,日月蚀的道理。又给他们制浑天仪、地球仪、绘制界地图，答复他们无数的质问。从此,他们不能再认为西洋人愚昧无知了。”

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死前，受洗饭依的信徒已达二百余人，其中相当多的是明朝享誉甚著的名士和高官要员，如李心斋、李蛰、瞿太素等名士均与之多相往还，互赠诗文；郭应聘、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绮、冯应京、叶向高等地方与中央高级官员与之结为知交，而徐、李、杨三人甚至受洗人教。

到崇祯九年(1636年),明朝官员和士大夫中人天主教者有大员14人，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人。全国范围内入教的到明末估计可达四、五万人(5)。

介绍到中国来的科技知识主要有天文历法、火器制造、机械工艺、数学、光学、医药学、生理解剖学及世界舆地知识和地图绘制法,流人中国的西书达7000部之多。明人都说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话了。

中国学者林金水曾索隐钩沉，撰成《利玛窦交游人物表》,考证出与利玛窦交游的中国官员及各色人物达137人之多。“这些人当中有王公贵族、朝廷宰臣、六部各卿、地方名宦、学者、僧侣、商贾、直至黎民庶人，几乎包括了当时各界的知名人物。”正是通过如此密切的交往,西学不但在明末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几乎成了显学。

到礼仪之争的时候，已经是康熙45年了，这几十年里面，来华这些“高水平”的传教士们留下几本书啊？除了皇帝，传教士接触了几个人?

结果清初真正研讨西学的也只是一些无官职的在野士人如薛凤柞/黄宗羲、王锡阐、梅文鼎等寥寥数人，而所研究的仍只有天文和数学，对其它译著均不甚了了，几乎无人过问。

南怀仁是很受康熙的器重，委任他为钦天监“监正”。在他死后，康熙还遣官加祭，溢“勤敏”。方豪指出，“他在四百年来万余传教士中，独享有溢的殊荣”。但即使这样，他也很少或不能与士大夫交往。

如利玛窦和南怀仁都曾绘制过地图，但南怀仁绘制的地图既无作者的前言，也无中国学者的序文。

而利玛窦绘制所有地图的版本不但都是在士大夫王洋、吴左海、李之藻和李应试等人的帮助下刊刻发行的，而且除王伴外，均为利玛窦的地图撰写文笔优美的序跋。

林东阳先生在《南怀仁对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贡献》一文中多次论述道:“南怀仁自在钦天监供职，遵照皇帝旨意参与了其他朝廷事务，料想他曾被禁止与中国士大夫接触。”似乎南怀仁很少与中国学者讨论地理问题，因为他要全神贯注地为朝廷服务。不幸的是,由他开始的这种做法也为其继承者,特别是法国耶稣会士所承袭。”

17、18世纪之交,在华耶稣会士喜欢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各种各样事情，甚于与当地学者交流。”“尽管1669年南怀仁与其对手杨光先争论过地球为球状以及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距离长度，他忽视了与中国社会的士大夫保持接触。”

这些论述至少告诉我们三个信息：

第一是南怀仁很少和士大夫交往;

第二是清政府不许他与士大夫交往;

第三是南怀仁的这种行动也影响了其它传教士与士大夫交往。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不仅仅康熙朝，整个清朝到一鸦前翻译了几本西方书籍？有明末的零头吗？

1）我没有抹杀过中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在中国人民的反殖反租界斗争中，法租界当局的反应，通常比英美日等其他殖民分子要来得软弱迟钝，而且只要老百姓不起来闹，很多文化上的左翼宣传，法租界当局不太管-----这其中的原因，我们在此稍稍猜测分析一下，不知道怎么就疑似辱华了。当然，法租界比英美日控制的租界，官僚更加腐败，也是有的，比如上海滩真正的大亨，黄金荣、杜月笙，都起家于法租界。

2）武汉法租界能够收回，关键在于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人民这才敢于起来斗争，老百姓也不傻。但北伐军的装备只是轻步兵师，列强根本没放在眼里。请你移步查一查济南惨案，北伐军打到山东时，日军借口战乱中日侨被杀12人，直接攻击北伐军，杀害中国军民六千余人。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派遣济南的外交处处长兼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署内职员17人被日军虐待后杀死。日军占领济南，直至次年与国民政府签约后，才退出。如果英国像日本离中国这么近，英军一样也会在武汉杀害六千中国人，北伐军保护不了武汉人民。在主席开始领导中国的一部分人民之前，中国就是这么弱，你在这里表达的愤怒只是文人的无聊，廉价的、关起门来的政治正确。中国今天的事要靠你们这种人去办，办一件砸一件。

3）看来你很推崇陈友仁外长，毫无疑问陈外长比很多外长都高明得多。但我要提醒你一下，你明显不了解此人-----因为此人偶尔也辱华，偶尔也祸国殃民。

首先，陈始终是英国籍，牙买加华裔，不会说汉语读中文，只是孙中山很信任他。其实国民政府里其他大佬都很反感他，所以他出局很早，TG也从来不宣传这个革命前辈------祖国建设他不在，千里拆台跑得快。

因为陈办外交的手段，有时候太战狼，some time 太萌。1919年，陈友仁奉孙中山之命参加了凡尔赛和会，广州政府在会上毫无影响力，他只能在场外打酱油。逗留法国期间，陈与苏联搭上了线，苏方将一份“日美秘密协定”副本交给了陈友仁，这份协定的内容是美国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换取日本支持威尔逊总统创建国联的计划，也就是“蓝辛—石井秘密协定”。这个时候，凡尔赛和会上正大闹山东问题，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倾向于先签署合约，广州政府不同意，可是也没有阻止的能力。陈友仁将这份情报发电报给孙中山，孙中山翻译之后发表在了当时的进步报纸《晨报》上面，从而诱发了“五四运动”。陈友仁还将这份协定寄给了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威廉-波雷参议员，直接导致了威尔逊总统参加国联的提案被否决，威尔逊本人与共和党参议员争执中，中风昏倒。并且导致了随后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哈定猛烈击败民主党（当时小罗斯福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普选票为60%对34%。

这个行动无疑是苏联借刀杀人，孙-陈一时爽，但美国政界，尤其是民主党，长时间对中国的国民政府不谅解。这里，陈的错误是不应该寄给美国参议员，介入美国内政。

第三，陈与宋庆龄的关系，一度被别有用心的人传为绯闻，因为他们俩都更习惯说英语，很谈得来。至于是否属实，我们在这里就不考究了。

要说数典忘祖，你连典都找不着、翻不开。拿着一本中学课本，就来指摘别人，不合适吧？

非得信洋教才能普及科学？康熙编印的《数理精蕴》不算数学普及读物？《古今图书集成》没有收集各种技术知识？包括所谓被禁的《天工开物》？

归根到底的原因是科举不考科学。即使把数学学的再好，也当不了大官。那么读书的为毛要学数学？

数学在清朝当然有实用性。除了天文，最大的实用价值是弹道学。当炮兵，要造炮都得懂数学。这才是康熙以降学习数学的原动力。问题是，乾隆灭准平回之后“当世无敌”了，那么造枪造炮不是空费粮饷吗？那还研究啥呢？本来应该是研究数学和科学好好当炮兵的八旗都提笼架鸟去了，科举又不以科学取仕，又没有义务教育法规定大家必须学数学，私塾也只教四书五经。那么即使有了《数理精蕴》《古今图书集成》，除了极少数又有闲又有钱的，谁看？谁研究？

就看美国好了，冷战胜利之后技术停滞，军事退步，武器也是和清末似的中看不中用。那么美国有康熙乾隆满清政府吗？

古今多少事，无非笑谈中。

如果有人来煞风景，非要上纲上线，我觉得是很可惜的。风雅的地方，何必弄得凌乱？

别的楼，我不大管，脏一点就脏一点。这个楼，我希望大家卖我一个面子，“小处不要随便”。毕竟这只是一滴思乡而已，谁叫我们回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