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徐州锁链女事件应由中央会同云南和四川警方进行调查 -- 龙眼

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思想水平，我都是很普通的一员。

这里有一说一，觉悟这事，我在网上可以唱唱高调，实际工作中我未必做得到。但是有很多同志，确实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很多地方我都不如他们，这不是矫情，是事实。

参差不齐是事实，有比我强的，也有比我差的，更差的还有去吃牢饭的。

丰县这件事起因不是基层工作人员拍的视频，是主播拍的“献爱心”视频。丰县当地政府的作为，我应该能猜到一二，不过还是等江苏的调查报告。

这里还是能看出群众监督的重要性。

引发舆情是因为群众发现了“献爱心”视频的疑点。

丰县发第一次报告，群众不满意。

丰县发第二次报告，群众不满意。

提级到徐州，徐州发第一次报告，群众不满意。

徐州发第二次报告，群众不满意。

提级到江苏。

推动整个调查工作向深处发展的，都有赖于群众监督。

而且能看出，政府一方对群众监督比从前要重视很多。能清楚的了解群众的工作满意度。

我这里提议的是让群众监督更加正式化，规范化，各级政府能更“主动”的引入群众监督，而不是被动的让群众“推一步走一步”。

希望公信源于公开，而不是源于级别。

有点天真了。

引入群众监督，引入"谁"？"谁"来决定引入谁？

调查过程中出现的懈怠、推诿、敷衍、渎职等问题，引入的群众有没有能力解决？

调查结果与上级意图冲突怎么办？听谁的？

回头看看当年王雪梅辞职事件，本来不过就是地铁事故处理不当，赔点钱的事。硬生生按下去，体制内顶尖专家都监督不了，何况普通群众？

我倒是觉得，现在的群众环境，可以考虑放开言论，逐步放开四大。当然，前提是造谣的必须处理。

可以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还可以包括党报记者。

当然有权力向社会公开，向上级部门反映。

还有就是除了群众直接介入调查工作，调查材料应该向社会公开，接受更广泛的群众监督。

问题是肯定存在的，出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呗。不能说出现王雪梅的事，就因噎废食吧，司法纠纷司法不公的事情更多，还要不要司法呢？

还是那句话，不能什么事都依赖上级，如果是这样，全国各地出现纠纷，全部上交到国家主席手里，行不行？

既然不行，谁值得信任？怎么才能获取信任？

我父亲上高中是民国末期，因为我爷爷在小县城里经商开染坊，家境虽不算富裕，但能供我父亲上学读书，这反而说明民国时代才是有钱人秒杀穷人。

而我母亲是生长在农村，家境中农，家里没钱更不支持女孩子读书，所以到49年以前，都长到十二岁左右了，还完全没读过书，整个就是文盲。

后来GCD在农村到处办扫盲识字班，也动员我母亲进识字班认字，而我母亲又天生聪慧，连续跳级，几年就把小学和初中的课程都读完了。然后家里人觉得女孩子读完初中就够用了，就不想让读下去了，可当时的老师看我母亲是读书的料，就多次跑到我姥爷家做动员工作，总算让我母亲上了高中，不但学了文化知识课，而且学了外语，就是俄语，因为学习优秀，发音标准，学校每天都让她在大喇叭里广播读俄语，是我母亲一生的骄傲，对我从小讲到大，让我这个理工外语盲一直觉得自愧不如。最近龙眼刚刚获得这边政府机关颁发的最佳年度奖，按要求录制了一段英语的感言，就30秒，却花了龙眼整整一天时间准备，先兴冲冲地发给母亲欣赏，结果母亲在微信那边慢悠悠地对我说 ”我虽然不懂英语，听你说的还凑合，但感觉还是不够流利，想我当年，那才叫、、、“ 我立刻就泄气了。

后来我母亲高中毕业了，家里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农村能高中毕业，简直顶个秀才了，不能再花钱上学了，就又叫回家，不让再去考大学了。又是学校的老师跑到我姥爷家做动员工作，说这么好的学习苗子，是国家的人才，不考大学实在可惜了。搞得我姥爷实在没办法，就勉强同意我母亲去考大学，结果也考上了，但因为家里不支持，心情也不好，没有考出实际水平，上了一所二流大学。

然而后来家里不断以家庭经济困难为理由，劝我母亲放弃大学，回家早点工作和找人结婚。同时另一个挫折也不断折磨我母亲，因为我母亲生长在宁静的农村，上了大学后对嘈杂的学校宿舍很不适应，经常整个晚上失眠睡不着觉，神经衰弱人都要垮掉了。最后终于在读了一年书后，我母亲不得不主动退学，离开了大学校园，最后连肄业证书都没拿到，一辈子的学历锁定在高中，加上后来其他因为学历不够而导致的工作和人生挫折，成为我母亲一生的痛苦和遗憾，她后来经常梦见又重回大学校园，继续完成学业，然而午夜梦醒，终究是一枕黄粱，只能在暗夜中哭泣。

但其实我母亲没注意或者看不上，当时中国多数的中专是不收学费，甚至还给补贴，毕业以后也是能进城当技术干部，我岳父就是这么从湖南最偏远的农村考上电力中专，再来到北京工作的。

后来我母亲不甘心回农村随便嫁人，就到处打听进城工作的事情，当时因为中国工业大发展，很多城市都有很多工厂和技术学校在不断兴建，到处都在招工招人，她虽然没有拿到大学学历，也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但因为有一定知识水平，往往能通过各种考试，所以几经辗转先到北京东郊酒仙桥那边（就是后来的798附近）一个新成立的电子中专当老师，后来调到新成立的北京市无线电联合厂的机关当技术干部，搞项目规划，就这么成为了北京的永久居民。

当时中国工业的发展，可以用热火朝天和欣欣向荣来形容，根本不是后来改开初期那种三来一补，小打小闹，而全是开拓型，技术性，大规模和大干快上的，所以城里到处都是机会，而你只要肯学习，积极主动，就能找到进城工作的机会。

关于当时的社会风气，本来我母亲是个爱抱怨的人，但从来没听她讲过当时有什么干部走后门，搞裙带的腐败问题。毛时代对干部的要求和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上下级和平级之间互相监督得很厉害，谁有什么错误和问题，任何人都可以向上反映，而且一经反映都会被调查，而一旦查实，必然严肃处理，现在被解读成权力斗争，互相揭发，可不这么搞怎么约束干部？光靠请客吃饭、开会学习能管好干部吗？

所以你不能拿邓时代的那些黑暗现象来想象毛时代。毛时代也许也有高层的腐败问题咱们不知道，但反正从我母亲的回忆看，从多数普通人的回忆看，毛时代除了干部管人很严很厉害以外，没看到有邓时代的那么多腐败问题。

你不说我倒是差点忘了，丰县其实是在江苏省，该省竟然还有苏州、扬州、无锡这些文明、先进和美好的城市，特别是还有六朝古都-南京作为省会。

不太明白当初清朝为什么这么搞行政区划，明明有滚滚长江拦腰隔断，居然把江南富庶发达之地与江北贫穷落后之地搞成了一个行省，这么搞增加了行政管理上的障碍，很容易在北边偏远的地方形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乌烟瘴气的土围子、黑山寨。

希望高层和民间共同努力，从上到下齐心协力，一起打掉丰县这个黑恶的土围子以及上面的保护网。

否则，等北京方面直接出手，南京方面就被动了。

但无论哪种，都需要一个中介，可以由人担任，比如开门办案。也可以平台承担，比如审判流程公开。直接参与从来都是不可能的。

问题在于提供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回应和处理？现在所谓的交流反馈，比如专项微信群和小程序平台有木有用？如何处理和公开？

这事说白了就是另起炉灶，人、事、物其实都没什么变化的，力量主要来自独立流程和上级的羊头。真想建立，以前的政策、工具改一改就能上线。问题是是否符合我们所认为的群众监督？

如果熟悉基层的办事风格，三分钟就可以拿出一套方案来，问题是没有没有人信，能不能常态化，能不能当普遍经验？

地方政府在政策治理过程中没有与社会基层互动、沟通，只会导致政府与社会民众的鸿沟越来越大。

现在装模作样搞得听证会也不少，群众也一样不认。原因就是俺说的"引入"谁"？"谁"来决定引入谁？"，也就是你说的“谁值得信任？怎么才能获取信任？”。

这种群众的信任只能从日常事务的沟通博弈中建立起来，不是上级能压下来或者选出来的。

所以俺还是觉的，在当前的框架下，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一些原则调整，那就最后还是装饰而已。

是的，这是个大问题。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群众监督？

现在也有监督啊，铁链女事件，不就是因为群众监督才发酵到这一步吗。这是我们理想中的监督吗？如果不是，还要往什么方向前进？前进到哪一步？

俺没有能力深入，只有个幼稚想法，是不是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逐步试试。

一是逐步放开言论，如果不行，能不能逐步放开不涉及政治的言论？

二是政务透明，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从信息收集到决策过程，要透明、完整、公开，包括整个过程中每一个人的态度、意见。

解决方案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监督恐怕是本末倒置，这等于卡拉赞毕业才能打卡拉赞。

独立流程是因为原来的章程不行，还有利益牵扯。上级羊头是因为地方缺乏公信力，也没有责任和动力。灰尘不扫自己不会跑掉。但是现在又不可能重塑基层，没钱也没时间，那么只能腾笼换鸟，另起炉灶，逐步替换掉原本的职能。换句话说，用技术手段实在是不得已。更多是过渡，不能希望真的能解决问题。

想要常态化，要么靠价值，要么靠利益。谁也没那么高尚，利益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重塑管理。管理上的问题上面刚说过了……所以现在只能这样了。

想未来其实没什么意义，技术上的有所不及，价值上的难以落实，最后还是看上面会不会折腾。

对不住了

中国这个权力架构下，群众监督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有没有意愿被监督，愿意被什么人监督。而监督这件事，被监督者其实不是那么愉快的，因为这意味着有人可以合法地盯着你，甚至指着鼻子批评你，你还不能把他怎么样。

毛主席、周总理那时候，他们是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以身作则。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超过了人民对他们的期望。

老邓就退步了，不接受人民的监督了。但是老邓基本愿意接受陈云、王震他们的互相监督。“一家一个副部级”，我能搞啥你们基本也都能搞啥，搞多搞少差一点，这其实也是一种监督机制。所以老邓搞计划生育，他家儿子女儿也只生一个。

@达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