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 （ZT） -- 不羁的风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
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
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
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今天是历史的延续。述往事，思来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依然是我们从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资源。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一统”精神，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巩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的文化意识，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个崇高目标而贡献力量。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服务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必有之义和生命之源，也是每一个中国人“克绍箕裘”、再创辉煌的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
秦始皇统一文字，度量横为中华文化的形成立了大功，否则春秋战国时诸国文化很难自动统一起来，礼仪的齐鲁，纵横的三晋，慷慨的燕赵，轻悍的楚，强武重农的秦都有自成一派的实力。
本来秦灭时人们的思想还是复国愿望大于统一，比如张良投奔刘邦的目的就是复韩，文人如郦食其更是满脑子的分封思想，项羽也是分封。但到了刘邦夺权把天下当自己的产业，直到吴楚之乱平定，统一之势就不可避免了。本来也是，普通老百姓关注的是生活，没了屈原的诗没关系，平时看到的文字不一样，称标准不同才烦人。
象欧洲罗马帝国没落后法兰克帝国文化不行，大概也没这意识，查理大帝的三儿子打了一阵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互相看都看不懂，统一就太难了。
不过对小弟来说这统一也太残酷了，多少好书看不到了，兼爱非攻的墨家在死敌儒家得势后也给镇压了。
今天不同于过去，过去中国，是相对封闭，真是除了华夏，就是蛮夷，即使暂时军事失败，国土沦陷，人民还是有归属感的，连后来多个游牧民族也最终融入进来，人家也向外我中华文明。但今天呢，世界处于竞争中，主流是欧美文明，今天要全中国人包括少数民族全部认同中国，还有难度。
所以说统一与强国是一个问题，只有国家强大，使自己成为主流文明时，天下人向往之。
远人不来，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至少到二千年后的中国还是能看到庄子，老子，孟子，法家，兵书啊，儒家就不用说了，都丰富得走向了极端。
如果说真看不到的好书，倒很有可能是秦法，秦技的书看不到了。
坑儒是史有记载，可以算在始皇头上，但是真正把好书焚了的，还真不知是谁呢？
按李斯的进谏说法，秦国所谓焚书，应该是指焚掉其他各国的法令制册之类的书，好推行秦国的法律。
但从汉之后不复秦史，不复秦国技术来看，真正损失的，却是大秦王朝的技术类书呢。
墨家之所以遭到灭绝的命运，也是在于他拥有技术吧。
中国一直走到二千年后的今天，都并不太看重科学技术，一帮所谓的文化人天天叽歪，信口开河，掌握话语权，老是想把中国往倒退的方向引。
就好像公知反太祖，反太祖没什么问题，政治人物总会有人反对的。但至少那些公知，要是能用科学的态度反对太祖，不诽谤，不造谣，都会觉得至少中国人已经走向了理性和客观。
题目起的很好，所以我来跳你的坑。但本文作者和多数近代中国的半瓶子醋学者类似，极其错误地认为中华民族是很多民族汇集而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再以此错误假设为前提进行分析就更是错上加错，就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历史上实现了大一统的文化与文明，而欧洲不要说整合与中国面积相仿的无数民族国家，就是弹丸大小的相对封闭的小英岛国连爱尔兰都整合不了，而且很快就要失去苏格兰了，这是半瓶子醋的中国近代学者完全无法解释的事情，而只能把这笼统地归结为中华文化多么多么强大无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任何民族都能同化。可但凡出过国的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那点文化武器，别说在国外去同化别的民族，就是自己人和任何西方人结婚后生了混血后代都很难将其完全同化为中国人的自主认知，顶多就是说“我是HALF-CHINESE”，这其实很滑稽，民族的自主认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所谓HALF的概念，而等再一通婚，难道后代们就成了四分之一中国人不成？这一点与人家犹太民族、绿绿民族的同化力比我们的文化武器用来同化别人其实是太不堪一击。结论就是事实证明，我们的文化作为同化其他民族的武器其实是毫无胜算的，我们的文化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同化的就是‘同化我们自己’，根本同化不了其他的民族，除非那里有压倒性的人口优势。这不仅仅是指近代列强入侵以来的历史，也指过去我们曾经风光过的历史。不信就举个例子，西域那无数长得如‘卖切糕’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华夏民族和印欧民族混血的后代，这都是史书和基因科学已经证明了的，是历代中原王朝在西域的驻军、商人和冒险家们与当地入嫁的，借种的白人妇女婚配后的后代。但结果呢？看看我们对他们有多大的同化力？其实同化力与民族的强盛有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关系。你民族强大的时候，根本看不上自己人和别人生的‘杂种’；而你民族要是不行了，衰落了，人家‘杂种’还看不上你的民族呢。可说到底，民族的文化同化力其实就是靠文化来同化‘杂种’的能力。自己文化只能同化自己民族，这能叫同化力很强吗？
‘卖切糕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的产物，而一个汉人和一个满族，蒙族，回族，苗族，彝族，羌族等等的结合根本不能算是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结合，那和张三家与李四家的结合没有本质区别，更不能算是民族大融合的多元一体的证明。
那么话说回来，是什么造成了中国的中华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呢？现代基因科学已经证明了，造成中华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原因恰恰是我们本来就是大一统的，是‘一体散多元’，而不是‘多元汇一体’。中国在全球地理上是一个大的孤岛，东面和南面环海，北面背靠大漠，西面是高山和高原，这对于古代人来说是很难逾越的鸿沟。而一旦逾越就可以坐享安乐千万年。
两万多年前在东南亚生活的新东亚人种（黄种人)中有一个小族群成功翻越了世界屋脊进入中国西部，再后来进入中国腹地，之后就一直牢牢地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靠畜牧和农业的高级文明实现了人口的爆炸性发展，对当地原有的靠落后的狩猎为生的老东亚人群（棕种人）实现了基因覆盖，既基因淘汰。再以后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一小群人的后代们自我扩散，自我衍生，自我演绎的历史，以及他们和周边人口稀少的混杂民族的互动历史，由于这些人基因相近，相貌类似，没有语种的鸿沟，只有方言的差别，所以所谓的各个民族只不过是在大一统的中华人种板块上的各个不同的次级部落而已，因此用西方的民族观来分析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方向性的错误。
下面我会逐步展开说明。
秦国技术没比汉朝高哪去啊，虽然秦陵比汉墓规模大，那也是汉朝不象秦始皇那么热衷修墓，以汉朝的技术要做肯定做得出来，汉朝可是中国铁器时代的开始。
墨家被消灭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什么先进技术，古人不是傻子，要是说他们认识不到某些前途远大的知识的价值有可能，认识不到能明显提高生产力的技术的价值，不可能，如果墨家只是一个能富国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团体，统治者就算为绝后患把他们消灭了，也肯定要千方百计保留下他们的技术，交给自己人。墨家只是代表社会中低层劳动者的思想，所以和其他代表上层士大夫的思想比，对科学技术有一定的兴趣，要说藏着什么惊天动地的技术秘密，让统治者吓得连人带技术全消灭，这简直比丹布朗的小说还离奇。俺的观点墨家的原罪是他们否定血统论，认为天下的统治者要有德者居之，不能搞子传孙这种把戏，这种思想和家天下是格格不入，肯定是严打对象。这个百家争鸣时代的名门大派，而且是那时少有的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并采用实证，逻辑方法的学派，如果一直是中华显学的话，可能就没文艺复兴什么事了
自近代以来，秦政权统一中国的功绩被过分夸大了，因为秦统一的天下本来就是周朝的＂大一统＂天下，只是在管理模式上从分封制度转向中央极权制度。以政权来讲，秦只是当年周天下的一个封国，秦国国君与其他封国国君一样都是与周天子当年一同打天下的亲戚、部属，具体到秦国国君是当年给周天子养马的，后来护驾有功得了现在陕西的一块土地，再自己讨伐蛮夷扩充土地。这些国君从周天子手里得到封地，属于地方诸侯政权，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倒是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现在的联邦政权下的一个州类似，自己的内政、外交和军事实力本来都很有限，更同时要受制约于周天子，哪个不服从，周天子可以随时讨伐它。大家能因为美国有五十个独立的行政实体，互不隶属，就说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五十个国家吗？
只是因为上古时代交通／通信技术和管理手段都很有限，难以实施统一管理，只好分封，而分封久了，难以约束地方政权，而使其逐渐做大，吞并其他地方政权，最后以秦朝替代了周朝，这并不影响各封国所在地人民彼此对华夏民族的自主认知，只是改朝换代而已，是以一个＂华夏一统＂来替换另一个＂华夏一统＂，是以中央极权模式的＂华夏一统＂来替换分封诸侯模式＂华夏一统＂，至于到底用统一的法度、货币和度量横，还是用各州的法度、货币和度量横，这根本不影响中华民族对＂大一统＂的认识。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多数就是在周天子施行分封后才发展而来的东西，以及逐步细化与完善的东西，各国（州）完全有权利搞自己的一套，当然搞统一了也更好，怎么方便，怎么来，与所谓的各国民族整合为＂大一统＂无关，与欧洲的联合进程更是不可比。倒是周天子分封的各个中华地方政权都有着极强的＂华夷之辨＂，不管自己各国之间再怎么彼此征战，只要有外夷入侵，立刻就会结成反侵略的华族同盟，象烽火戏诸侯、齐桓公联合攘夷，都是讲的同样的历史。当年齐国和鲁国夹谷会盟，谈判讲数，齐国用莱夷做雇佣兵对付鲁国国君和孔子，就被孔子披头盖脸臭骂了一顿，说：“我们两国国君正在举行友好会盟，可是华夏之地以外的俘虏用武力捣乱，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的事情。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给我滚！”结果骂得齐君一点脾气都没有，说明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有了华夏＂大一统＂的观念，只是说法不同罢了。但华夷有别，自己民族就是自己民族，其他民族就是其他民族，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怎么到了近代、现代，很多人反而搞不明白了呢？
以秦朝替换周朝与当年周朝替代商朝其实是异曲而同功而已，只是管理手段与时俱进了，不再搞联邦制或邦联制了，改搞郡县制了，这和所谓的各个不同的民族走向＂大一统＂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以这个逻辑，那欧洲的所有联邦制国家就都不是统一的了，别说欧洲搞一统了，先把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自己内部搞一统了吧。
如果当年的欧洲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再多搞一千年，真正建立了罗马单一民族的概念，再临时分裂为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也许有可能再次＂大一统＂，但可惜欧洲的各个民族太多了，而且都往往建立在不同种族基础上，即肤色、身材、面貌、颅相、语种、文化都差异太大太大，本来就很难统一，再加上北面的日耳曼蛮夷成功入侵，推翻了罗马帝国，日耳曼蛮夷再自己分封到其他各民族的属地去做国王，成就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就更乱的没边儿了，他们要能整合到一起才怪了，其难度要比华夏民族整合＂卖切糕的＂都难一百倍，估计和华夏民族整合美利坚民族有一拼，所以照搬西方的民族观念是很误事的，很多简单的道理就搞不明白了。中国秦朝以前本就是＂华夏一统＂，其政治结构是：＂天下＂－＂封国＂－＂各级诸侯属地＂的层次，而这里的＂天下＂才是现在的民族国家的概念，而秦、赵、魏、齐这些封国根本和民族国家没一点关系，而一旦亡了国，哭天抢地投水自杀的只有国君和象屈原那样的有利益关系的贵族，而各国老百姓都是打酱油的，要看具体政策，如果新政权政策好，立刻就支持，就有了河内（河南）的老百姓刚被＂暴秦＂统治就立刻支援前线，在长平帮着侵略者打仗的怪事，因为都是华夏地方政权之间的内战，得民心者得天下（就当时而言，后面被卖也是常事）。当然，如果当时入侵的不是同为华夏地方政权的秦国，而是匈奴，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很少见到哪个华夏封国去勾结非华夏的蛮夷部落来帮忙打内战的，因为这极端不符合＇华夏一统＇的江湖规矩，谁敢这么搞就别想在华夏的江湖里混了。所以最后再让大家细细回顾一下孔子在夹谷会盟中关于华夏一统，华夷有别的江湖宏论：
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噪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